第1版()专栏：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邓小平同志们！ 从我们党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十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团结了全国人民，在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在不过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的任务；从一九五三年起，党和人民政府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有这些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政治领导的正确性；同时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组织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的正确性。关于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党在目前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已经作了详细的报告。现在，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这个报告里所要讲的，是关于我们党的章程由于党的情况的变化所需要作的修改。 （一） 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是经过各地党的组织的讨论和多次修改而成的。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 在第七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国的人民革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得到胜利。那时候，日本侵略者还占领着我国大部分城市和交通线，蒋介石政府还统治着大部分的后方地区。党所领导的各个解放区，还受着敌人的分割。当时党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这些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解放区的农村里；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在敌占区的党员，都处在秘密状态。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一九四九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党员的数目，比第七次大会的时候增加了八倍，比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的时候，也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而且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了一定的工作。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进步是很显著的，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很显然的，上面所说这些国家和党的状况的巨大变化，对于我们党的要求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对于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我们向大会提出的党章草案，就是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而对原有党章作了适当的修改。 此外，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我们党无论在联系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和团结党外民主力量方面，在领导国家工作和经济工作方面，在发展和巩固党自身、领导一切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一致、积极工作方面，都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这些经验，也适当地反映到党章草案中去了。 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 （二） 党章草案的总纲，同原有的总纲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修改，特别是在政治方面。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党章的总纲，是我们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我国的政治情况既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在目前时期的政治纲领，当然也要有根本的改变。关于总纲的政治部分，在大家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以后，我以为可以不再作什么说明了。对于党章草案的总纲，需要首先着重说明的，是其中说到的我们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群众路线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并不是新的问题。在第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特别是党章的总纲中，就是贯串着群众路线的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作风的部分，刘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党章的总纲部分，对于群众路线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解释。现在所以仍然需要加以着重说明，是因为：第一，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虽然第七次大会已经对于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是，现在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是在第七次大会以后入党的，而且实践证明，有许多同志并没有贯彻执行这一路线，这说明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教育，还决不能认为是充分的。第二，从第七次大会到现在的十一年间，党的实际斗争的经验，给了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在党章草案中，这一路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因此，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主观主义者给我们党的损失，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胜数的。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得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因此，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 回顾一下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例如说，几千年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呢？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党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派的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起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的结果吗？他们这样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结果吗？例如说，我们国家的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又能够少犯错误，难道不是我们采取了专门机关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几万万只眼睛的透视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吗？例如说，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吗？试问，我们在大规模的消灭鸦片烟毒的运动中的胜利，在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生产建设和其他各种工作中的胜利，那一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或者这件工作的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呢？ 在说到我们党由于实行群众路线而得到巨大的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决不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在这一方面都是光明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全党记住：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么，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像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他们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他们往往满足于表面上的成绩，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或者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或者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心中无数，常常左右摇摆，有时表现为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实际，有时又表现为急躁冒进，贪多求快，超过实际的可能。 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不能使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决议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贯彻下去，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中的冷淡态度。 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诚然，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危害却很大。 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犯这种错误的同志，他们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实际上却是把工作做得很坏。这种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是，下面的命令主义错误，往往是同上级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分不开的。 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我们党内得到完全贯彻地执行。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 党章草案在总纲部分和有关的条文中，都提出了这个任务。当然，仅仅依靠这些规定，并不能自动地解决问题。我们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第二，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 第三，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 第五，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才能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地实行。必须使这些同志了解，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同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逐渐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主义方面变化了，并且将继续向这个方面变化。当然，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 关于我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意义，关于我们党在工作中继续贯彻群众路线方面的任务，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 （三）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在党章草案的总纲和第二章中，对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充分的规定。这些规定，是我们党组织生活的多年来经验积累的结果。 党是依靠全体党员和全党的各个组织，来联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为了从人民群众中收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为了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一般地都必须经过党员的努力，经过党的下级组织的努力。因此，正确地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是曾经出现过偏向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上下级关系中的偏向是过度集中。在那个时期，下级组织对于上级领导机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当时的上级领导者不但没有兴趣听取下级的情况和意见，而且要给那些根据实际情况向他们提出合理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以种种打击。这种错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以后，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 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同志们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讨论。大家知道，中央有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先用草案的形式发给地方，要求各地在讨论和试行中加以修正，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后，才根据各地的意见修正发布的。对于中央已经发布的指示，如果地方组织由于具体情况确实不能照样执行，中央也同意地方组织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变通。不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中央都给予地方独立处理问题的广泛权力，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各地方和各部门，上下级关系一般也是执行了同样的原则。地方和下级对于中央和上级的领导，一般是尊重的，因此，党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能够得到贯彻地实行。 但是，在这个时期，党内也曾经存在过另一种偏向，就是分散主义的偏向。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一种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甚至在他们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的时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请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报告，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危害党的统一。党中央对于这种偏向，进行了不断的坚决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主要是针对着克服这种分散主义倾向而发出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更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地摧毁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错误。从那时以来，分散主义的偏向，就只在个别的范围内还有它的残余了。 在目前，党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缺点，从总的方面说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上级机关所作的硬性的规定太多，而不少的规定，并不是对于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经验作了充分研究的结果，以至往往使下级组织在执行的时候发生困难。许多上级组织还不善于深入下层，倾听下级组织和群众的意见，同下级组织经过互相商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还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或者到下面去包办代替。此外，有些上级的领导人员还喜欢摆架子，耍威风，只是教训人，批评人，而不能向下级请教，不能听下级的批评，不能对下级作自我批评。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也不是个别的。如果不注意并且改变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些地方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根据以上所说的多方面经验，党章草案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级关系问题，增加了下列的规定： 第一，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增加了下列的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 第二，关于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问题，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应当有适当的划分。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上级地方组织和下级地方组织的职权，也应当根据同一原则作适当的划分。” 第三，关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执行，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但是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我认为，把这个决定在这里重新介绍一下，对于全党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个决定写道：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之事亦无法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均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之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之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必须分划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必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 当然，集体领导的制度在这个决定之前早就存在了。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像这个决定所说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长期以来就实行着党委的集体领导制，或者说得完全些，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经验，证明这个制度对于部队工作是有利的，它并没有妨碍部队的军事指挥。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央已经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同样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等等。 但是，党的集体领导的制度，在实践中还是有许多缺点。有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有个人包办的行为。这些负责人，或者很少召集必要的正式的会议，或者往往也召集党组织的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只是形式主义的。他们既没有使会议的参加者对于所要决定的问题，在会议以前具有思想上的准备，在会议上，又没有造成便于展开讨论的气氛，实际上形成强迫通过。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必须坚决加以反对。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允许提出异议。如果在讨论中发现重大的意见分歧，而这种分歧并不属于需要立即解决的紧急问题，就应该适当地延长讨论，并且进行个人商谈，以便求得大多数的真正同意，而不应该仓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作出结论。同样，在党组织进行选举的时候，候选人的名单也应该在选举人中间进行必要的酝酿和讨论。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获得真实的保证。 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另一方面的缺点，现在在许多组织中也还存在，这就是会议次数过多，时间过长。过多过长的会议，不但使党的专职工作人员缺少深入群众和进行具体领导的时间，助长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而且妨碍许多党员和群众的劳动和休息。这种缺点的产生，是由于缺乏对会议的规划、准备和领导，同时也由于滥用会议的方式，把许多不需要提到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提到会议上来了。这种缺点也必须坚决地克服。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第八次大会同第七次大会隔了十一年多，当然是迟了。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除了一部分单位已经严格执行了党章的规定以外，多数的单位还是比党章规定的开得少。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 党内民主没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第七次大会以来的这些年份里，无论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按照充分民主的精神，讨论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例如，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召集过多次全国范围的会议，这就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的扩大的七届二中全会；一九五○年六月六日至九日的扩大的七届三中全会；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一日的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至十二日的全国粮食统购统销会议；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的扩大的七届四中全会；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全国代表会议；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一般都有百多人、几百人到一千多人。这些会议，实际上都起了全国代表会议的作用，都在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基础上，解决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当然，无论如何，召集这些会议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会，不能弥补不经常召集代表大会的缺憾。 为了彻底克服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党章草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因此，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就不需要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大大减少了代表选举工作的负担，代表大会在任期届满以前，可以随时召集。由于每年开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就可以开得简便一些。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从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必须着重地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这是我们大家都充分明了的。我们主张改进各级代表大会的制度，是为了使各级党的委员会更便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工作作得更正确有效。我们主张改进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是为了使中央和上级的领导更符合于实际，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必须集中的工作，对于地方和下级更可以加强检查和指导。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没有个人分工负责，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将陷入无人负责的灾难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没有小组长，一个小组也不能行动，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吗？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领袖对于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 （四） 在党章草案的总纲中有一部分是说明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正如党章草案的总纲所说：“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 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够得到胜利呢？首先，当然由于我们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是，仅仅有正确的主张还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取得胜利。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结了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党自身不是团结的，我们怎样能去团结人民呢？ 在我国的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又依靠什么战胜巨大的困难和重重的障碍，迅速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迅速地恢复了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迅速地进行了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呢？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党不是团结的，我们就决不可能领导人民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 我们党已经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很明显，我们党的状况对于国家的生活，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具有更广泛更直接的影响。巩固我们党的团结，维护我们党的统一，这不但是我们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 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指出这一点，在今天党已经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特别重要。这当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这是说，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所组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第二，党必须经常讨论和决定在国家工作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完满合作的条件下，实现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第三，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对于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实的和具体的主张，或者根据实践及时地修正自己的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有某些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同志，借口自己工作的特殊性而不尊重党的领导，企图把自己工作的部门造成一个独立国，这是必须克服的一种危险倾向。同时，也有些党的机关，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作不正确的干涉，或者并不调查研究，满足于笼统的一般化的领导或者感想式的领导，这种倾向也必须加以纠正。 这里所说的党同国家机关工作的关系，一般地也适用于党同各种人民团体的关系。但是，人民团体内部的民主生活，要比国家机关广泛得多，党在领导人民团体内的党组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种特点。 党为了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和统一，为了正确地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曾经同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错误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曾经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社会上还保有强大的影响，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时期中深刻化，这些情况，不会不在党的生活中有相当的反映。因此，党的团结和统一，也不能离开不同程度的党内斗争。 像大家所知道的，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期间，最严重的党内斗争就是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关于这一斗争，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集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曾经作过详细的报告和讨论。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进行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联盟企图把持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作部门，作为反对中央和进行篡夺活动的“资本”，并且为着同一目的，在各个地区中和人民解放军中，进行反对中央的煽动。他们的阴谋活动，完全违反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以后所采取的有关措施，表示了完全一致的同意。 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大大地加强了，全党同志的觉悟和党的组织的战斗力，是大大地提高了。党的和人民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什么也没有得着。 党中央决定开除高岗和饶漱石的党籍，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有极端严重的危害，并且他们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的长时期中，在党再三向他们敲了警钟以后，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示。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集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九十月间召集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都着重地要求全党加强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行为，但是，这些醉心于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家完全置若罔闻。 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予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但是，这只是党对于犯错误的党员的方针的一个方面。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误，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接着，这一决议说：“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在对待党内错误问题上的上述方针，已经写到党章草案的总纲里了。 大家知道，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以来，对于党内犯错误的党员，就一直采取着这种分别对待的方针，而实践证明，采取这种方针是正确的，有利于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党中央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纠正同志的错误是为了取得教训，改进工作，教育同志，也就是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把犯错误的同志“整死”，整得他实际上不能在党内继续工作。因此，对待这些同志，应该着重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实质和根源，应该着重使这些同志提高思想上的觉悟，并且也使其他同志以至全党都得到必要的教训，而不应该着重组织上的处分，不应该依靠简单地“扣帽子”和简单地实行惩办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尤其不应该加重惩办的程度，扩大惩办的范围，造成党内的紧张状态和恐惧情绪，使党的力量受到损失。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统治党的时期，就曾经犯过这种把党内斗争绝对化的错误。他们在党内实行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所谓“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结果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团结、党的民主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严重地妨碍了党的事业的发展。现在，这种错误地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的情况，虽然在党的生活中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在一部分组织中还是存在的，还必须注意加以纠正。 在另一方面，目前党内也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包庇姑息态度，不给以应有的处分，而且也不进行思想斗争。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这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对于发展批评有决定的意义。在过去几年中，党中央曾经多次组织全党范围的“整风”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中央领导同志在召集下级同志开会或者同他们谈话的时候，主动地要求他们对于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评，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批评，并且对于批评中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迅速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使党内的由下而上的批评，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对于压制批评的现象，党中央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处分了一些专横地压制下级批评的领导人员。但是，必须承认，至今还是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不少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这个事实，也是官僚主义病菌正在侵袭我们党的严重信号之一。每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为消灭这种恶劣的现象而斗争。 （五） 现在，我想对于党章草案中关于党员的规定作一些说明。关于党员的规定，党章草案，同第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有不少重要的修改。这是因为，党的情况和党员的情况，同第七次大会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修改，提高了对于党员的要求，同时，也扩大了党员的权利。 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已经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内实现，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也已经得到了基本上的胜利，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党的组织，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党员成分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根据党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截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底止，全党共有党员一○、七三四、三八四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七四。其中，工人党员一、五○二、八一四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七、四一七、四五九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一；知识分子党员一、二五五、九二三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一·七；其他成分党员五五八、一八八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二。妇女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 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为了这个目的，党章草案，对于党员的条件作了一些新的规定。 党章草案首先要求，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切光荣都是劳动的产物，不劳动而剥削他人的劳动，对于人民群众说来，乃是最大的耻辱。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依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的现象，在我国正在走向消灭。但是，剥削分子、剥削行为、变相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还是存在着的。我们必须不让这种分子，这种行为和这种思想，侵入到党的队伍里来，并且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 党章草案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比原有条文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党章草案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这个规定的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不能设想党需要一个不爱护党的生命的党员。 党章草案规定，党员必须积极地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因为这是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具体保证。 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党决不能姑息这样的人，而脱离广大的群众。 党章草案规定，每一个党员有义务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有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章草案的这个规定，无疑地将要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积极性，帮助党内批评的开展，促进党的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揭露和消除。 党章草案规定，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这对于党的生活有重大的原则意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任何对党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行为，都只能对党造成损害。而归根结底，对于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的人自己，也只能造成损害。 党章草案还规定，党员必须时刻警惕敌人的阴谋活动，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关于党员义务的这些新规定，表示党对于党员的要求是更为严格了。 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需要在党员中和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如果党员不遵守党员所应尽的义务，党的组织必须迅速地给予批评和教育。许多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违背了他们的义务，确是由于不了解什么是他们所应尽的义务，或者虽然看过党章的条文，实际上却没有懂得它们的意义。因此，当党员初次违背自己的义务的时候，及时地给予批评和教育，常常可以帮助他们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或者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给予纪律处分，是不正确的。 但是，为了使党员严格地遵守自己的义务，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党章草案规定：如果党员严重地违背这些义务，破坏党的统一，违犯国家法律，违背党的决议，危害党的利益和欺骗党，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所有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党章草案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支部大会的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并且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党章草案用“预备期”来代替沿用已久的“候补期”，用“预备党员”来代替“候补党员”，是因为“预备”的含义比“候补”更为确切。这是一位党外人士的建议，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讨论草案的过程中，有不少同志问：既然要提高党员的标准，为什么把原来的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的办法改变了呢？现在取消了这些分别的规定，是不是会妨碍党的纯洁性呢？ 取消原有的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因为原有的社会成分的区别已经或正在失去原有的意义了。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起了良好作用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苦力和雇农已经不存在了；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革命士兵由于征兵制度的实行，已经不成为单一社会成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城市贫民和自由职业者差不多已经失掉成为社会阶层的条件。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分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 至于其他社会成分，那么，前面已经说过，只有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才能入党，只有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人才能入党，因此，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实践证明：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加强对于吸收新党员工作的管理，是要求支部大会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对于申请入党的人和预备期满的预备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是使预备党员在预备期真正受到考察和教育，是对于还不完全合乎条件的党员及时地进行教育，并且对于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加以清洗，而不是在规定某些人的入党介绍人的多少，介绍人党龄的长短，和作预备党员时间的长短。 我们党现有的党员数目，比在第七次大会时期，已经增加了八倍。这些党员是怎样被接收入党的呢？他们是不是合乎党员的条件呢？根据几次整党的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是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手续入党的，而且是合于党员条件的。党的组织基本上是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经过斗争考验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接收入党，这就是党员的质量的主要保证。但是，在接收党员的工作中，仍然发生过多次的错误。在解放战争期间，某些解放区在农村中曾经组织所谓“参党运动”，或者采取所谓“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办法来接收党员。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的发展过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区，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甚至有些地区，在群众还没有发动的条件下，就忙于大量征收党员，建立支部，因而使党的组织一度产生了严重不纯的现象。在另一方面，在接收党员的工作中，也有过关门主义的错误，例如，某一个时期曾经没有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另一个时期又曾经忽视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在某些农村中曾经不注意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和妇女积极分子入党，等等。 无论如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目前我们党的一千○七十三万党员中，十分之九是在第七次大会以后入党的。过去无数的经验证明，不少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加强对于广大的新党员的教育，切实地组织和指导他们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学习，对于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的学习，并且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在思想上也具备着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条件。 党的队伍是迅速扩大了。但是，在有一部分群众中，在有些企业、机关和学校中，有些农村中，有些民族中，党员的数量还是很小的。而新的积极分子总是在不断地生长，不断地要求参加我们的战斗的行列。因此，党在今后时期，除了要努力提高党员的质量以外，还需要继续有计划地接受要求入党而又完全合于党员条件的人入党。党还应当特别加强妇女群众的工作，注意吸收妇女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党在努力提高党员标准的时候，还必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党章草案在党员权利方面，也增加了一些主要的新的内容。 草案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一项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这个规定，不但可以大大激发广大党员在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工作中充分集中群众智慧，运用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且可以使许多惯于墨守成规、惯于不尊重党员群众创造性的领导人员，学会改变自己的作风，从而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 草案规定，在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党员有权要求亲自参加。这样，可以使得党组织有机会听到党员本人的陈述，避免根据一种不确实的或者不全面的反映来作出决定。这种办法，在党内一般是采用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党组织没有这样作，这些党组织常常毫无理由地在对党员作出处分的决定以后才通知党员。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形下面，党组织作决定的时候，不可能让党员亲自参加，但是，这应该看作一种例外。而且就是这样，党员仍然有权在事先提出亲自参加的要求，并且在事后，如果他不同意党组织的决定，仍然有权提出自己的申诉。 草案规定，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有权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大家知道，党是思想一致的组织，党员的思想一致是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切党员对于党组织的一切决议的认识都不能有任何出入。不，这是不可能的。党所要求的一致，是在党的一切基本原则问题上的思想一致和一切实际问题上的行动一致。在各种日常工作问题上，党员们的意见有某些不一致，不但是许可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党必须按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的各个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去行动。在这里，党要求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在实际行动中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党员也仍然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仍然有权向所属的党组织和高级的党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党组织不应该用纪律迫使他们放弃这些意见。这对于党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可以有某种益处。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真理最后被证明是在少数方面，那么，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 草案对于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对于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党员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都比原有的条文规定得更为完满了。 草案特别规定：侵害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对于党员权利的有力的保障。 关于党内的奖励和处分，党章草案作了以下的重要的修改：第一，取消了关于奖励的规定。第二，取消了关于对组织的处分的规定。第三，简化了关于对党员的处分的规定。 实际生活证明：把劝告作为一种处分是不适宜的，把警告分作当面和当众两种也有许多不便。对于党组织的处分，实际上完全可以用对于党员的处分来代替。 有一部分同志问道：为什么要取消党内的奖励呢？这同样是实际生活教给我们的。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虽然规定了奖励的条文，但是，在过去十一年的执行过程中，证明并不是必要的。这当然不是说，党没有注意到许多优秀的党员在工作中的出色的成就。党介绍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党按照他们的品格和能力，选拔他们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这些都是党对 于他们的奖励。但是，取消奖励的规定，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为奖励而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当我们的工作是正确的努力的，因而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的时候，这对于共产党员说来，就是最高的奖励。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党的干部问题。的确，如果我们向每一个普通的党员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么，我们就需要向党的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中的骨干，受到了党和人民更多的信任，因此，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显然也比普通党员负有更高的责任。根据粗略的统计，全党有相当于县委委员一级以上的干部三十多万人，这三十多万人的工作的好坏，对于党的事业有决定的影响。他们应当首先学会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不自满和不害怕困难，勇于接受自下而上的批评，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并且用自己的榜样去耐心地教育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人员。 党的干部的力量，从第七次大会以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有了巨大的增长，这是用不着解释的。但是，今天到处都还是感觉到干部的不足。这个事实，说明了党的提拔干部的工作，仍然有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同志用“资格”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有丰富经验的老党员——这无疑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一部分财富，那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为，革命的事业总是不断发展的，需要的干部总是不断增加的，而老党员的数目又总会是不断减少的，既然这样，如果我们不坚决地放手地使用经过选择的新干部，除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为了适应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工作，帮助他们同老干部建立团结一致、互相学习的同志关系。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党必须在各个地方注意培养熟悉当地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党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因为她们是党的干部的最大的来源之一。 党的干部的管理工作，在近几年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开始实行了分级分部的管理，使干部的管理工作同政治和业务的检查监督工作，互相结合了起来。党应当沿着这个方向，把干部管理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全党任何部门、任何职位的干部都受着党的认真的监督和具体的帮助，使党的干部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而这也就是全体党员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的主要条件。（六） 党章草案对于党的组织机构，除了把县一级以上的各级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取消了原有的各级代表会议以外，还作了若干新的规定，就是关于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监察机关、党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的规定。这些规定，只需要比较简单的说明。 在党的中央组织中，草案规定，中央委员会除选举中央政治局以外，还选举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由它继续担任原有的在党的多年经验中证明为必要和适当的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同时，选举中央书记处，使它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的繁重，原有的中央机构已经不够适应需要了，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增设中央机构的必要。此外，中央委员会还认为需要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副主席。 在党的地方组织中，草案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党组织的制度。鉴于地方组织领导机关的工作日趋繁复，规定在这些组织的党委员会下面，都设立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为了减少上下级的层次，规定地方委员会作为省、自治区委员会的代表机关，区委员会作为直辖市、市、县、自治县委员会的代表机关。事实上，有些省已经撤消了一些地方委员会和农村中的区委员会的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最小的可以只有三个党员，而最大的却可以有上万个党员，因此，它的组织形式，需要有很大的伸缩性。党章草案把党的基层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员超过一百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基层党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总支部或者支部。第二类是党员超过五十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总支部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支部。第三类是党员不足五十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支部委员会。此外，草案中还规定了某些必要的变通办法。今后，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还可能有个别单位不能完全适用上述三类形式，这可以由相当的党委作为特殊问题，变通地加以处理。 对于基层组织的任务，草案也根据目前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草案规定，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草案指出：机关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对于机关中的每一个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地把机关工作的缺点，通知本机关的行政负责人和报告党的上级组织。这些任务，是目前很多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作到的。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的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任务。但是，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中，许多领导机关，往往只忙于指使基层组织执行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却很少去检查一下究竟这些基层组织是在怎样地在那里工作着，很少给基层组织中的党员以具体的教育和帮助。一切直接领导基层组织的党委员会，应当根据党章，在基层组织中普遍地进行教育，并且得出改进对于基层组织的领导的必要的结论。 党的各级监察机关的建立和健全，对于反对党内不良倾向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虽然还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才在原有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础上陆续成立，但是已经证明了它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党章草案规定了党的监察机关的任务和监察委员会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当不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积极地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状况。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保证各级监察机关有足够的干部力量，并且经常对于它的工作给以坚强的支持。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整个历史表明，它是党的可靠的后备军和有力的助手。当青年团在一九四九年恢复它的组织的时候，它的名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那时以来，青年团的团员已经发展到两千万人，在各个战线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积极活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青年群众中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进展，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向即将召开的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建议，把它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党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党章草案指明了党同青年团的关系，要求各级党组织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领导青年团用共产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全体团员，注意保持青年团同广大青年群众的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常注意青年团领导骨干的选拔。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事业的继承者。因此，我们相信，各级党组织一定不会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吝惜自己的精力。 ×　×　× 我在上面，已经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章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章草案对于我们党目前的状况和任务，是适合的。 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章草案在由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后，将成为进一步提高党的质量、扩大党内民主、发扬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像我在前面所已经说过的，党章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而且应当说，草案的基本精神，正是第七次大会所规定的关于党的工作的各项原理的逻辑发展。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关于提高党员的标准和保障党员的权利，所有这些，在党的第七次大会上都曾经进行深刻的讨论，作出正确的指示。由于这样，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在组织工作上同在政治斗争上一样，是生气勃勃的，是蒸蒸日上的。党的组织工作，保证了党的政治任务的胜利的完成。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的十一年岁月中，我们党的组织力量是迅速地壮大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大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党内的生活日见活跃，党的队伍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加团结一致，因而党的事业也就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得到更伟大的成就。 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过错误，也遭遇过危险，也存在着缺点和困难。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也不能使我们的党有什么惊慌。相反，我们党始终具有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去纠正错误，战胜危险，克服缺点和困难，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们党的胜利，首先和最主要地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我们要永远纪念和感谢为党的事业而牺牲了生命的先烈。 我们党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者，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现在，我们党正面临着新的、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彻底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积极准备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使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实现巨大的高涨，使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和人民生活状况达到新的水平。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为维护世界和平积极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了迎接这些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更加巩固我们党，更加巩固我们党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联系。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断地加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第1版()专栏：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讨论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致祝词 苏、波、德、罗等国兄弟党的代表向大会致词 据新华社17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7日下午2时继续举行。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邓颖超、李富春、林枫、林铁、徐特立、徐向前、贾拓夫、黄克诚、杨秀峰。 代表大会从今天起开始讨论刘少奇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他说，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全国选出的一、○二六名代表资格逐个地进行审查的结果，认为所有代表的选举都符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 大会一致通过了董必武的报告。 今天在大会讨论时首先发言的是朱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发言的有：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员会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共湖北省委员会第一书记）、白志明（中共陕西省延安地方委员会书记）、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书记）、赵成满（大连四○一厂检查科副科长、工业劳动模范）、孙汉章（中共贵州省贵定地方委员会书记）。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拥护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所作的三个报告，并对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十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他们以工作中的实例证明了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 朱德指出，我们具备着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需的一切有利的条件。我国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我们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去开发我国的丰富资源。朱德说，我们正处在创立社会主义的家业的时期。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家业创立起来呢？要靠勤劳，还要靠节俭。勤俭是我国劳动人民固有的美德。“克勤克俭，成家立业”的格言，现在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必须时刻牢记和贯彻执行的原则。 朱德在发言中谈到我们面前还有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的任务。他说，我们将争取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尽可能地争取不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希望台湾的军政人员勇敢地站到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来，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只要这样，他们的前途就是光明的。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台湾是一定要解放的。 朱德接着说，只要我们党能够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而不犯重大的错误，只要我们党能够保持自己队伍本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巩固的统一和团结，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团结六亿人民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他号召大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团结，并且向一切不利于党的统一和团结的因素作斗争。 李井泉在发言中说，几年来，我们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是按照党中央历来主张的“双方兼顾、公私两利”的分配原则执行的。这既使个人的收益逐年有所增加，也能够使国家的积累得以不断增长，而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他说，1955年四川全省农民的实际总收入，按全国不变价格估算，比1952年约增加12％左右。1956年，除因灾减产和增产较少的农业合作社以外，预计90％左右的合作社可以争取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但是李井泉说，目前四川省农村中有些问题还需要解决，如若干必须加以保持和发展的副业生产减少了；有些产品的价格不合理，打击了农民的生产情绪等等。他在发言中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王任重的发言，着重就党在工业企业中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在湖北省的党组织中，曾经有一些同志主张和片面强调在工业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王任重指出，这种主张，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是同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不相符合的。湖北地区有些企业，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曾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王任重进一步举出许多企业的事实说明，在工业企业中，无论是政治工作或经济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把企业办好。 白志明在发言中介绍了延安和陕北人民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的状况。他说今年粮食亩产量比国民党军进攻之前的1946年增加了一倍以上。白志明说，延安和陕北的党员和人民，决心搞好农业生产，支援工业建设，来庆祝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陈丕显说，几年来，上海的党组织执行中央规定的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方针，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他介绍了上海党组织执行这个方针的经验。 接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向大会致祝词。这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李济深说，包含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事业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说，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长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督促，各尽所能，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李济深在致词结束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马叙伦、章伯钧、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等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主席台前，向大会献礼品。 李济深在献礼时说，我们献的是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雕刻的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英雄胜利渡过大渡河。他又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今天的执行主席邓颖超、李富春接受了礼品。邓颖超代表大会感谢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祝贺和赠礼。 在献礼的时候，代表们全体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休息三十分钟后，米高扬（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奥哈布（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乌布利希（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相继向代表大会致词。 （全文见第四、五、六版） 到会代表在他们致词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起立鼓掌表示欢迎。 接着发言的有曾希圣（中共安徽省委员会第一书记）、李铣（中共云南省文山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长）、伍精华（中共四川省普格县委员会副书记）。 曾希圣在发言中说，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安徽省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取得了农业增产的重大胜利。在解放后的七年中，粮食作物平均每年递增16.7％，比1949年增产一倍以上。今年在先旱后涝、麦子遭受病害和受台风袭击的严重灾害情况下，粮食作物仍可比去年的丰收年成增产约9％左右。为了今后更好地制服灾害和发展生产，他在发言中提出了加强治涝工作、大力支持农业生产改革、多方面关照灾区的特点等的意见。 李铣谈到了云南文山县民族杂居的一个乡的各民族联合办合作社的经验。伍精华谈到了四川省凉山地区彝族在废除奴隶制度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今天的大会在下午7时结束，明日继续开会。

第1版()专栏： 埃及大使拉加卜向毛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17日讯　埃及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哈桑·拉加卜在17日偕商务代表法尔和副代表孟大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 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礼宾司司长王倬如。 递交国书时，拉加卜大使致颂词，毛泽东主席致答词。 拉加卜大使并代表纳赛尔总统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了精美的礼品。 拉加卜大使的颂词全文如下：毛泽东主席阁下： 当我递交国书的时候，我奉命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转达正在斗争中的埃及人民的最良好的敬意。我愿意向阁下表示埃及的谢意，感谢中国在埃及恢复它在苏彝士运河的全部权利和主权时所采取的崇高立场和所给予的坚决支持。 我们两国间在历史上的联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从历史的黎明时起，当世界其他部分尚处在蒙昧状态中，亚洲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和非洲最古老的国家——埃及就举起了曾经辉煌地照亮了它们两国的文明的火炬。这个火炬的光芒启发了现代文明的全部规律和传统。令人遗憾的是帝国主义利用了这种文明和它所包含的艺术和科学以在中国和埃及的领土上获得特权的手段，来剥削它们的人民，由于这些特权，两国人民劳动的绝大部分果实都被用来为帝国主义服务。它们在两国的各阶级和各民族间散布仇恨和分裂的种子来达到这个目的的。 不甘于这种处境的中国人民，在阁下干练的领导下，已经起来摆脱了帝国主义形形式式的枷锁，从而，能够恢复它的权利和重新建立它的主权。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巧合——在中国人民斗争榜样的鼓舞下，埃及人民在他们可以信赖的领袖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领导下，起来摆脱了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束缚。 东方已经从它漫长的熟睡中醒来了。不久，我们将看到文明的火炬已经回到那些曾经首先点亮了它的人们的手中。 通过两国共同的努力和在两国人民间建立亲密的合作，中国和埃及能够在这方面完成很多的工作。由此获得的东方新的文明将不会被用来剥削不发达的国家，而将用之于全人类的幸福和维护世界所迫切需要的安全与和平。 我能够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来到中国，并且能够就近亲眼看到你们为完成你们政府制定的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感到十分荣幸。 毫无疑问地，中国的经验将大大地有助于正经历着与中国目前情况相似的埃及。 如蒙阁下允许，我愿意说一句关于我个人的话：我认为被任命为驻伟大的中国的第一任埃及大使，是我个人最大的光荣。请允许我向阁下保证，我将尽力来促使我们两国更亲密并且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服务。 毛泽东主席的答词全文如下：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被任命为第一任埃及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感谢阁下对我本人的友好祝贺。我愿意趁此机会通过贵大使向纳赛尔总统表达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的敬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彝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埃两国都是世界上文化最古老的国家。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诚如阁下所指出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殖民主义者曾经阻碍过中埃传统关系的发展，但是赢得了各自的民族独立的中埃人民，又建立起了新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人民珍贵同埃及人民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相信，这种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作为亚非两个爱好和平国家的中国和埃及间的友好合作，无疑地将对维护和巩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 大使先生，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埃及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贵大使为发展中埃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将会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充分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纳赛尔总统阁下健康！

第1版()专栏：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 我受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托，现在将代表资格的审查结果，向大会作如下报告： 根据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按照一九五五年六月底全国党员的统计数字，在全国八、五四五、九一六名共产党员中，共选出了代表一、○二六名，候补代表一○七名。上述代表的选举，是在三十一个选举单位按照不同情况进行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代表，都由这些单位的党的代表大会选出；西藏地区的代表，由西藏地区党的代表会议选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除西藏军区的代表由西藏军区党的代表会议选出外，都分别由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以及总直属队党的代表大会选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党的代表大会选出。 在一、○二六名代表中，因病因事不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十七名，已经由原选举单位的候补代表如数递补，其中有西藏工委代表一名，因交通阻塞尚未赶到，所以现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实有一、○二五名。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有关材料，对一、○二六名的代表资格逐个地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果，认为所有代表的选举都符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都是有效的。 以上报告，请大会审议通过。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第4版()专栏：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同志致词亲爱的同志们： 请允许我执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代表苏联共产党，向你们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们，致以衷心的兄弟的祝贺，并祝大会成功。 我们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参加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你们将总结你们党在过去一个时期内的生活和工作，这个时期充满了伟大的事件，这些事件根本改变了你们伟大国家和全中国六亿人民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它不仅是党的生活的一个极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实质上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总结。 中国已经挣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正在作为一个完全独立和统一的国家，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像你们从前所说的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些沙子被帝国主义者一粒一粒偷去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拿这一个结果来说，便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可是主要的成就还在于实现了劳动者的社会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并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完全符合人民的千百年来的愿望，因此中国人民在这个新的国家中，精神奋发、万众一心地团结在自己的政府的周围，团结在领导你们伟大国家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强大运动的共产党的周围。 同志们！英勇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三十五年的顽强斗争，争取新社会制度在中国的胜利。中国的历史环境，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多年来不能不拿起武器，来为人民美好的未来奋身作战。无论恐怖和迫害，无论战争时期的巨大牺牲和艰苦，无论和平建设时代的困难，都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人吓倒。 我们党、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的劳动者，一向而且永远都很钦佩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勇敢和坚定的精神。我们谨向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许多中国共产党员默哀致敬。 同志们！ 为我们共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进行的斗争，早就开始了。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奠定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形成和锻炼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七十五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过，“俄国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他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推动力”最可能是从俄国来，并且说“这将是世界历史的最近的转折点。” 列宁在他的名著“做什么？”里说，现在历史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最迫切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任何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一切迫切的任务中的一个最革命的任务，这就是不仅要摧毁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要摧毁亚洲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从而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五十四年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给列宁的“火星报”投寄了一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写道：“新的世纪是从这样一些事件开始的，这些事件使我们想到，我们正面临着革命中心继续转移的现象，就是说，革命中心向俄国转移”。 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论断，竟然成了正确的预言。 一九○五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深深地震动了俄国的整个社会生活，大大地影响了其他各国包括东方各国在内的革命运动的发展。 一九一三年，列宁在总结马克思逝世后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时写道：“在亚洲开辟了一个极伟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来源。继俄国革命之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的革命也起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和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四六页）。 俄国共产党人当时就以兄弟般的同情心，关切中国革命人民的成就，懂得中国人民斗争的世界意义，祝贺中国人民的初步胜利，并对他们表示支持。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会议，曾经在列宁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这个专门决议中表达了这种感情。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爆发了第二次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扫清了道路。 一九一七年取得胜利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奠定了新的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基础，使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力量。 十月革命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表明，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实际上能够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结束劳动人民受到的一切阶级压迫。十月革命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经验、智慧和信心武装了人民群众，不仅使我国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而且激起了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争取自己的解放。中国革命也在这个时期经历了新的高潮。中国工人阶级担负起了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它领导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使这个运动具有了新的性质。 毛泽东同志在估计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意义时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请看吧，在不到四十年的短短历史时期内，不仅社会主义在苏联作为一种强大力量已经巩固起来，而且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也已经诞生和壮大起来了。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并取得了胜利的，有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中国这样伟大的人民，它人口众多，文化悠久，而且具有现代光荣的革命传统。无怪乎我们共同的导师列宁说中国人民“是真正伟大的人民”，说他们“不仅善于梦想自由和平等，而且善于同中国历代的压迫者作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四四页）。 现在，科学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已经在苏联、许多欧洲国家和中国这样的伟大国家中稳固地体现了。 在希特勒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被粉碎以后的新的历史环境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南，巧妙地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同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保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一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力量的日益强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造成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使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不能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感到特别高兴。中国在人民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便完成了民主改革，严格说来，这些改革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可是中国资产阶级今天没有能力去实现，于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担负了和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但是最出色的地方是中国人民在久经考验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短短的时期内，在民主改革胜利的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革命激发了天才的、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的创造精神和力量。由于中国全体人民即工人、农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忘我劳动，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在短短时期内便克服了经济破坏状态，在一九五二年基本上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 土地改革是数万万中国人民生活中的最伟大的革命转变。土地改革结束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把土地分给了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为指南，根据苏联的经验，并估计到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的中心环节是国家工业化，把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改造中国的宏伟纲领，鼓舞了中国人民去建立新的功勋，更加把中国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在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刘少奇同志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和邓小平同志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报告中，在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上提出了和阐明了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了和阐明了党的活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和平的斗争等问题。 使我们大家兴奋的是，正如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所说的，在中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你们的代表大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决定性的领域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胜利的完成着，并且基本上可能提前完成。 在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解决当前的任务时，还注视到遥远的未来，在自己的计划中，指出了祖国发展的壮丽的远景。 苏联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热烈祝贺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胜利，并祝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在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时，中国共产党、它的中央委员会、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在中国确立起来，并且成了受到中国亿万劳动人民拥护的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这样一来，实际生活就彻底推翻和粉碎了我们事业的敌人、机会主义者的诽谤，他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而不适用于别的国家，或者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亚洲。 正因为俄国的基本力量和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一样，所以苏联这个第一个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经验，就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 毫无疑问，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特点，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可是如列宁指示的，“这些特点只能牵涉到非最主要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八十八页）。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活的学说，它的各个部分，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受考验，并不断地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经验所补充、丰富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大小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在努力发展这种理论，都在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尽量作出自己的贡献。苏联共产党认为，它的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不仅要把自己的经验给予别人，而且要吸取各兄弟党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我们的目标的一致，要求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互相学习，加强彼此的联系，更多地交流经验。 中国共产党以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尊重国际革命运动经验的精神，教育自己的党员，同时以具有深刻的创造性的态度，来解决过去和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切任务。 中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出发，创造性地在中国具体条件下运用这种理论，善于寻求最适合于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其中有些形式和方法，在别的国家虽然还没有试验过，但是在中国土壤上已经获得了丰收。 列宁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就着重指出了这种现象是合乎规律的，他说，今后的革命，在人口极其众多、社会条件极其繁杂的东方各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具有更多的特殊性。 中国的经验，实际上也证实了列宁的这种远见。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来把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逐渐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形式和方法的经验。 伟大的列宁在指出俄国在过渡时期具有的五种经济成份时，就讲到了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当时就估计到，除了社会主义企业以外，还会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同时他认为这种经济成份具有很大的意义，他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提起了和钻研了这些问题。 可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什么显著的发展，而且在我们过渡时期的经济里，没有起过什么巨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俄国资产阶级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康采恩和托拉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西欧资产阶级联结成了一片，使它不愿意容忍革命这件事实，宁愿充当外国武装干涉的支柱，拿起武器来反对革命，妄想俄国革命垮台。俄国资本家当时以为工人阶级不会胜利，不能维持政权，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中国由于不同的、新的历史条件，形成了比较有利的环境。同外国帝国主义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占中国整个资产阶级一小部分的买办资产阶级投入了反革命阵营，他们的财产被收归国有，成了社会主义关系的经济基础。 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支持了中国的革命，在同帝国主义统治进行斗争的时期具有爱国主义的情绪。这是和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有关的。帝国主义伤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促进了帝国主义的失败，其中某些人则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而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要比俄国资产阶级薄弱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估计到俄国革命给予资产阶级的痛苦教训，也不能不估计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在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时期内，已经不是抛弃了旧制度的唯一的国家。所有这些也就说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动，他们深信绝大多数人民都坚决拥护新的政权，他们认为最好是不要同人民的国家发生冲突，而要在它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样，远在革命胜利以前就形成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在过渡时期内，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的范围内保持和巩固了下来。 在中国所采取的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特殊办法，在工业的社会主义成份日益壮大的条件下，已使城市里的阶级斗争具有了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新形式，大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建设。中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宝贵经验，证明了列宁的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那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也是可能的”；“多向国家资本主义交纳贡税不仅不能毁灭我们，反而是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可靠的途径！” 在工业不发达、农业生产落后的情况下，在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农业人口过剩的条件下，对数亿人口的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工作和已取得的成就，是有历史意义的。拥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城市，正引导农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的党是用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即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武装起来的。我们在实现这个计划时，克服了不少的困难，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一再改变工作方式，一边作一边改正错误，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新办法。 不用说，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是更加复杂的。但是，中国同志们可以利用苏联的好经验，避免我们犯过的一些错误，比较容易地克服某些困难。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卓越的智慧、勇敢和组织能力，引导着千百万农民走向社会主义，把农民经济联合到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中去。中国的经验又一次证明，把农民小商品生产纳入社会主义轨道的列宁合作化计划，不仅适用于苏联，而且适用于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根本改变农村社会关系这一目的的时候，也是由于对本国情况有深刻的研究，采取了自己的策略，采取了自 己的办法，同时表现了灵活性，根据富农和地主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实行了分别对待的政策。这是好还是不好呢？这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这是非常好的。应该说，列宁在他的土地问题提纲中，就已预见到在一定条件下的这种可能性。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在同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进行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极其巧妙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中国的伟大人民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无论在国外，或者在暂时被占领的中国领土——台湾，中国人民还有许多敌人。大陆上也还残留着新制度的敌人，他们的基地是台湾，他们大部分已改头换面，隐蔽起来了。在你们中国，人们把他们恰如其分地称为红萝卜（外红内白）。因此，你们的代表大会也正确地要党和人民提高警惕，警觉地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同时应该指出，使我们感到很满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城市和农村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社会阶层团结到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周围方面取得了成就，进行了争取和改造这些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的工作，吸收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执行了同民主党派联盟的政策；这一切就使中国共产党在现代的条件下，以最少的困难在革命中取得了新的成就。 同志们！苏联人民异常兴奋地注视着中国人民的卓越成就。我国人民了解，这些成就是不会自己来到的，取得这些成就必须通过尖锐的阶级斗争，必须克服种种困难和缺点。在克服困难、消灭缺点和改正错误方面，我们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广泛而勇敢地利用了久经考验的列宁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同时，尽量发挥了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这是党内生活健全、党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标志。 苏联共产党人最先实现了革命，建成了拥有不亚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科学和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能够对中国人民给以兄弟般的帮助，把我们经过重大的困难和牺牲取得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交给中国人民，而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如此迫切和如此巧妙地接受了它们，所有这一切，自然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中苏两国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兄弟联盟和友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典范。我们听说中国有句俗话：衣服新的好，朋友老的好。我们和你们就是老朋友了。 中国出色的革命家孙中山谈到我们两国的友谊的话，我们大家是不会忘记的，他欢迎俄国革命，把俄国革命看成是“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他在三十二年前，在从沙面拍给我们的电报中，对俄国人民热烈地同情中国人民的斗争表示感谢。孙中山在这封电报中说，“中俄两国人民行将共同提挈，以进于自由和正义之途”。 我们苏联当时是在敌对的孤立环境中间进行工作，非但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援助，反而遇到许多惊人的障碍，即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人民也不得不作出许多的牺牲。而现在，你们是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般的合作情况下进行建设的。 技术、科学、文化方面的兄弟般的合作，使得中国人民不必经过一切预备阶段，而能够实行跃进，实行革命的过渡，从技术落后的状况过渡到现代最高的技术水平，达到现代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的高峰。 中国已经有的或者正在建设的一些大的工业企业，按其技术水平和设备来说，是和欧美老牌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不相上下。 因此，你们可以取笑那些狂妄的帝国主义头子，他们力图对中国人民革命采取各种制裁手段，实行禁运等等办法迫使你们屈服，阻碍你们的发展。美国资产阶级没有惩罚了你们，反而惩罚了自己，使自己的工业丧失了中国的市场。现在美国已经有许多人了解这一点，并且很快所有的人都会了解这一点。 亲爱的朋友们和兄弟们！现在大家都已看到，自由的苏联人民、中国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业。 在这里，应当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天才预见。他在他一九二三年所写的著名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说道：“归根到底，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这个事实，即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正是这个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对于世界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五八页）。 同志们，我们大家生活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在世界社会生活中还有一种新的极其重要的现象，这种现象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 东方是人类文化的摇篮，是一个拥有全球二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地区，现在它正在经历着自己历史上的转折时期。近十年来，东方国家十五亿人民挣脱了殖民主义的可耻的枷锁。毫无疑问，现在还处于殖民主义束缚下的人民，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挣脱这种束缚。 应该承认，有些人有时把不包括在社会主义体系以内的所有国家都一样看待，并且机械地把它们列入资本主义阵营，这是有害的。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系在所有这些国家里的确占着统治的地位或者占着优势，但是，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在实质上远非是清一色的。 一方面，是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拥有发达的经济，靠剥削他国人民，特别是殖民地人民而发财致富，但是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站不住脚。另一方面，是一些通称为经济上落后或不够发达的国家，其中许多国家不久前才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压迫，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 争取到了独立、摆脱了资本主义大国统治的亚非国家，正在寻找着符合它们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特点的新的独立的道路。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在二十世纪再重走几百年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走过的道路，不愿意再重走这条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和引起贫穷、饥饿、战争的道路，因为他们根据切身的惨痛的殖民地经验，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 这些国家里拥护进步的人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国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痛苦阶段，不愿意使本国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有活动场所，不愿意让私人资本发展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就是说，不愿意让人民被扼杀和被掠夺。 应该认为，这些国家也不应该重走资本主义的整个痛苦的道路来达到社会主义。 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从数百年的沉睡中觉醒过来并摆脱了殖民主 义压迫的亚洲人民，定会找到新的过渡形式和方法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痛苦。 列宁思想的这道光芒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亚非各国人民发展的道路。 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对许多亚非国家例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以及等等国家的政府建立国营企业首先是重工业企业的政策，采取肯定的态度。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例如印度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它们的社会意义和作用是同美国的 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有区别的。 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其他一些获得独立的国家正在走的和开辟着的道路，也具有共同的国际意义。如果有人问，这些国家的政策，它们对和平的渴望，它们反对战争、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殖民主义的行动，是在帮助帝国主义呢，还是在促使帝国主义崩溃呢？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它们的政策会削弱帝国主义，加深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粉碎这个制度的一个支柱——殖民主义，使资本主义更加接近末日。 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口号在这些国家里受到越来越大的同情和欢迎，这些国家的进步人士都把 目光朝向苏联，朝向人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决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方法，农业改造的方法，文化建设的经验，对于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这也不是偶然的。它们走着另外的道路，从中吸取对它们有用的经验，因为这只会帮助它们前进，只会使它们在争取完全独立，争取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的艰巨斗争中，更加强大起来。 人类今后的命运不仅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状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是资本主义的后方而现在已经得到自由的亚非国家今后的发展以及它们今后实行的政策。帝 国主义均已经失去这个后备力量，但是他们不会放弃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再度控制这些国家的企图。然而亚非各国人民正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这种企图，积极地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同志们！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国家，采取了坚定不移的立场，来保卫世界和平，反击现代的侵略势力，这种立场，对于缓和国际局势和巩固和平，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强大的和平因素，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据应得的地位。 伟大的列宁给我们提出了国际关系基础的基础——和平共处的政策。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提出了保障所有国家和人民和平共处的著名“五项原则”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所作的努力，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五项原则”现在在国际生活的实践中已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虽然，最近三年来，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良好结果，但是不应当忘记，以美国和其他某些国家大的垄断资本家为首的反动势力，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侵略计划，并不愿意放弃把历史车轮扭向后退的狂妄念头。 他们制造种种障碍来阻挠中国在联合国中取得合法的地位，他们继续在经济方面实行歧视政策，并且力图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地区内保持紧张局势。不久以前，全世界都看到他们在努力把这种危险的政策扩展到埃及去，并且把埃及政府在恢复埃及对苏彝士运河的主权和当然权利方面所采取的完全合法的步骤作为借口。 某些国家甚至力图用武器进行威胁，以便迫使埃及让步，它们的这些努力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下述结论：不经过战斗，即使那些早已被历史明显地注定要让出的阵地，帝国主义也是不会让出的。帝国主义企图死守这些阵地，只有在对这些阵地具有神圣权利的人民的攻击下，并且在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都支持这种攻击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被迫放弃。帝国主义不得不步步退却，它的殖民体系在土崩瓦解了。在亚洲，已经可以说只剩下一些殖民地的小岛了。非洲的强大的解放运动已经开始了，虽然这个具有伟大的过去和伟大的未来的大陆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还处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之下。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也正进行着反对外国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这个斗争虽然不大明显，但是却很顽强。受帝国主义压制的欧美小国家的反帝国主义倾向，正在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 美国垄断集团在阻止这一历史进程方面所起的作用决不比别人小。他们自己没有“典型”形式的殖民地，因此他们喜欢把自己描写成仿佛是解放被压迫人民的解放的拥护者，但是一接触到事实，他们便立即暴露出自己的面目，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勾搭在一起。由于情况的不同，美帝国主义采用美国发明的新的殖民主义方法，但也采用一些殖民主义者的旧方法。同时，美帝国主义为了获得过去的部分特权，同过去的宗主国一起或代替它们渗入已经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这里就表现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一个深刻的矛盾，它们为了争得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统治而进行斗争，这样也就必然会削弱整个帝国主义的力量。 同志们！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全体人民正在为完成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进行着紧张的劳动，代表大会向党和苏联人民，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巨大的任务，这些任务首先是为了完成基本的经济任务，即按人口计算，在产品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在和平经济竞赛中获得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胜利。 要解决这个任务，首先必须在发展生产力方面造成新的飞跃。因此，代表大会强调了这样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加快技术进步，建设具有最先进的设备的新工厂，在新的技术水平上改装现有的许多企业，和平利用原子能，广泛采用自动化和流水作业法，实行繁重劳动和辅助工作的机械化。 二十次代表大会指责了我们一部分经济领导者的骄傲情绪和保守主义，要求经济工作者、科学家和工程师必须认真研究并在生产中运用苏联和世界的先进技术经验。 我国工人阶级和苏维埃劳动知识分子以空前未有的热情和忘我的劳动精神响应了党的号召，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并更加相信代表大会提到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方面的艰巨任务定能完成。 根据今年农业生产的成绩，现在已经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今年我们定能消灭农业的落后状态。 苏联是集体化的祖国，因此，我们走过的道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功和失败，以及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获得的巨大发展，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我们得到这种发展，是由于我们最近两三年来实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其中主要的措施如下： 大大提高农业工作者的物质利益，是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最重要的办法之一，集体农庄摆脱了不正确的计划工作的官僚主义束缚；集体农庄的群众已经开始由自己来决定农庄经济的重要问题，这就发掘了集体农庄庄员广大的创造潜力，发挥了他们在劳动方面的自动性，这不仅对集体农庄有利，而且对国家也有利。用最现代化的强大技术装备农业的工作无比地加强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补充了优秀的工程师和农业技术干部，从而保证了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三年来，从城市中派到农村去的受过工程和农艺教育的专门人材，有二十万人之多。 在消灭农产品的不足方面，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重大措施也起了决定的作用，这一措施的成效起初并不是大家都相信的，而现在，这一措施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大家知道，我们原来是计划开垦两千八百万到三千万公顷土地，但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以至在不到三年的短短时间中，就开垦了三千五百五十万公顷土地，这个面积甚至在你们和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也是很大的。今年，生荒地的收成很好，大大增加了国家谷物的总储备。就拿哈萨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不久以前，它一年给国家缴纳的粮食总共只有五千万到七千万普特，在好的年头也不过一亿多普特，而今年它要缴纳的粮食将有十亿普特之多。 我国的农业在迅速向前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在日臻完善和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已经变得更加牢固了。我们完全可以希望，第六个五年计划在粮食、肉类、牛奶等产品和技术作物方面的生产任务一定会很快地提前完成。我们党把农业的进一步高涨看作是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一任务的解决将直接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志们！除了你们党十分熟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其他重要问题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还对有关现代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问题，给予了重大的注意。二十次代表大会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结论，不仅在你们的党、所有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而且在世界各国的广大劳动群众和进步人士中间，也得到了广泛的良好的反应。 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特别强调了所有反对新战争威胁的力量的更加团结，以及行动的更加一致，具有很大的意义。在保卫和平的事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因此，在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工人政党之间建立事务上的接触，克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分裂现象，已成为现时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党已采取了某些实际步骤，来同西欧国家的一些社会党建立接触。当然我们知道，解决这个任务，要克服相当多的困难，要有耐心，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做许多的努力。但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建立这种接触的初步尝试已经带来一定的良好的结果。我们认为，只要有关的政党坚持不懈，具有这方面的愿望，有谅解精神，这种努力是完全不会落空的。 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打乱了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全盘计划。 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深入地讨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从思想上加强了自己的干部，把党的思想工作提到了更高的水平，并根据本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任务，钻研各种理论问题。 个别国家的一些思想上不坚定的分子，在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下，表现了某种动摇，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可是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 敌人极力想利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展开的自我批评，首先是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自我批评，来瓦解国际工人的团结，破坏各国共产党的友谊和兄弟联系。但是，同过去一样，他们是徒劳无益的。 苏联共产党克服了个人崇拜，消除了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从而更加团结和巩固了。在这方面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过去被个人崇拜束缚的理论工作，在我们党内开始活跃起来了。 然而，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不止是对我们党有意义。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一致地斥责了个人崇拜，都一致地认为，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是必须遵守的。如果说在各国党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有一定的差异，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不同程度的责备，对个别细节的估计有某些不同的地方，那末，在对待问题的原则态度上的完全一致，则具有重大得多的意义，这就使得所有共产党彼此更加接近，使得它们的友谊更加巩固。 最近以来各国共产党之间同志般的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不久以前举行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表明了这一点。你们的共产党、你们党的地方代表会议和这次代表大会，极其生动地说明了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团结。 我们感到很幸福，苏共中央所采取的措施得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完全的谅解和支持。那些大叫共产党队伍发生“混乱”的人们，又一次地感到失望了。共产党人的团结一致、思想上的接近和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动摇不了的！ 我们共同事业的国际主义本质，要求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加强兄弟友谊，互相谅解，保持联系和接触。各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其活动基础的政党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自然应当更加密切。为同一个伟大的理想所鼓舞的、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的工人政党能够交流经验和互相帮助，这是极其可贵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联系和接触的形式不是预先规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由各个政党自己决定的，它们在决定联系的形式时，当然不是为了取悦于任何人，而是为了争取共同事业的胜利。 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联系、接触的性质和形式可以不是相同的。例如，不能否认各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交流经验和日益发展的合作，使得它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各国受过实际生活考验的经验，并帮助它们在估计到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经验、估计到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及估计到本国的特点的条件下，来制定最好的建设的形式和方法。 各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你们这次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乃是接触、联系、友谊、互相交流经验、交换意见的重要形式之一。 至于说到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那么，我们之间的密切的合作，我们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是在伟大的历史性的战斗烘炉里锻炼出来的。 敌人很想在我们的关系中制造裂痕，在我们的友谊中打开一个缺口，那怕是极小的裂痕、极小的缺口也好。但是只有那些被历史注定要失败的帝国主义思想家才会这样梦想，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关系来看友谊，他们的特点是今天在一起，明天又分开，彼此互相残害。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友谊，可以同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我们两个强大的党之间的友谊相比拟。 让我们贡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拿出我们的全付精力，来使这种友谊和合作一年比一年更坚强，从而使和平和进步的事业、使全人类光明的未来更有保障！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来宣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你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贺词：亲爱的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 表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我们党和全苏联人民向你们，向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的祝贺，并祝大会获得成功！ 你们的代表大会是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召开的。现在，亿万中国人民正热情奔放地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这种改造对于中国和全人类都有着巨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英勇革命斗争的伟大而光荣的道路，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伟大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的人民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它对东方国家解放斗争的发展，对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短时期内，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各种重大的民主改革，恢复了国民经济，现在正满怀信心地进行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克服着建设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人民群众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进行了忘我的英勇的劳动，这为解决党所提出的把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任务，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人民中国的光辉成就，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说明胜利了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全中国人民具有极高的劳动热情，同时，这种成就也光辉地证实了伟大的列宁的天才预见，列宁坚信中国和东方各国人民具有丰富的创造才能，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党的中央委员会，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根据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利用苏联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解决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特有的条件，从理论上制定了把千百万小农引上合作化道路的形式、制定了把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业的方法，解决了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的其他重要问题，并且正在实际上进行这些巨大的社会改造工作。 对本国的历史特点和传统的深刻了解和巧妙利用，对人民福利的经常关怀，对本国悠久的文化遗产所持的慎重态度，这一切，加深了中国广大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热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正在不断地提高。中国加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标志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大大地加强了国际的和平民主和进步的阵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和远东的巩固的和平堡垒，是一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的战士，是各国人民友好与和平共处的热烈的拥护者，帝国主义集团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决不能阻碍它的这种国际地位的 日益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使苏联劳动人民非常兴奋，使他们因为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这样一个朋友和兄弟而感到骄傲。我们认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是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威力的保证，是巩固世界持久和平的保证。 你们的代表大会要讨论摆在你们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而复杂的任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信：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光荣地完成这些任务，克服一切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新的光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强大的队伍。根据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共同的目的而进行紧密的兄弟合作、相互帮助和支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活和活动的规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极为满意地指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始终是携手并进的，它们对当前重大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观点和行动的一致，是我们共同事业取得胜利的牢固的保证。这种一致，对于进一步巩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衷心地希望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在争取社会主义、争取国际和平和友好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愿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永远发展和巩固！ 百战百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4版()专栏：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祝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周年的前夕，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辉煌胜利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各民主党派谨向大会表示衷心的热烈的庆贺。 大会将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进行着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将衡量建国七年来的建设成就，为今后社会主义建设拟订进一步的全面规划，并将加强党的组织，更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 我们相信大会的胜利完成，不仅可以保证中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并对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人类幸福生活的增进，都将有巨大的贡献。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疑问，也必将获得丰富多采的内容，更加充实与发展。 包含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事业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运用与发展，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我们将要加倍重视这个经验，不断地加以发扬。 我们的领土台湾仍然被美帝国主义霸占，我们更将不断地提高警惕，争取台湾同胞早日脱离水深火热的生活，回到祖国的怀抱。 国家建设事业今后将日益发展，中国人民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大了。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长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督促，各尽所能，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谨祝大会成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　国　民　主　同　盟 中　国　民　主　建　国　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无党派民主人士 中　国　民　主　促　进　会 中　国　农　工　民　主　党 中　国　致　公　党 九　三　学　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于北京

第6版()专栏：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同志致词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兄弟姊妹们！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波兰一百四十万党员向英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祝你们的大会圆满成功，祝你们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巩固和平和发展社会制度不同的各个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而从事的劳动，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从华沙到北京，要飞行几千公里，但是用不了几句话就能说明今天波兰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如何的亲密。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争取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共同斗争，是同伟大苏维埃国家的友好同盟，是维斯杜拉河畔和黄河河畔的人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愿望，是共同的思想，是不朽的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波兰的革命工人运动有着自己长久的和光荣的历史。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内，波兰革命者曾经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凯撒的暴力、反对波兰和德国法西斯分子恐怖的斗争。因此，波兰革命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可以体会到并珍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为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残暴统治和罪恶的国民党卖国政府，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立工农政权而进行的多年的坚决的革命斗争，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扬。 你们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也在波兰引起了普遍的欢欣。你们在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每一个新的成就，也受到对伟大中国人民有着兄弟般友谊的波兰工人和农民的衷心的欢呼。 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从战后的废墟中重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建立了工业，工业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较一九三八年已经增长了五倍。我们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和采矿机器等新的工业部门。我们建立了新的规模巨大的钢铁和有色金属的冶金工厂。今年我国将产钢约五百万吨，煤九千六百万吨。 我们新的五年计划规定：工业产量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农产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收入增长百分之三十。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要求我国劳动人民作极大的努力，艰苦奋斗。要求我们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付出大量劳动和智慧。 完成我国五年计划的光荣任务的基本条件是维护和巩固国际和平。 波兰像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一样，特别关心保卫和平。 只要记起下面一个事实就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强盗仅仅在我国首都华沙一个城市里就屠杀了七十万左右手无保护的居民。这比美国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美国建国两百年来所进行的各次战争中死去的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波兰人民很清楚地记得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可怕的情景，因此愿意尽一切努力来保卫和平，并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人民中国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政策。社会主义阵营正在为取得打破殖民主义强盗们为了美英垄断资本家和亿万富翁们的利益，企图挑起新的流血战争的计划而斗争。 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我们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和你们一样，需要和平。 如果我们能够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兄弟国家的经济合作，如果我们更广泛地利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我们就能更快地和更好地完成新的五年计划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波兰统一工人党密切注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的活动和你们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估计到你们伟大的国家的具体的特殊条件而采取的各项勇敢的决定。 你们的代表大会将要总结过去一个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规定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我们相信，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积极分子将研究你们的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 波兰代表团请大会的全体代表向中国黄河、珠江和长江流域以及沿海各省的全体工人和农民，向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以及富有革命传统的江西、湖南、陕西、四川的工人和农民，向工业发达的东北和边远的畜牧区西藏的工人和农民，转达波兰维斯杜拉河和奥德河两岸、喀尔巴阡山和波罗的海的工人和农民、华沙的冶金工人、罗兹的纺织工人、西里西亚的矿工和冶金工人、革但斯坦的造船工人和海员、克拉科夫的大学生、波兰士兵和全体波兰人民的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我们衷心地祝你们统一全国的领土，迅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祝你们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繁荣科学和文化、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你们的成就也就是我们的成就。你们的欢乐也就是我们的欢乐。 愿人民波兰和伟大的解放了的中国之间的友谊不断巩固！ 社会主义在中国、波兰和全世界胜利万岁！

第6版()专栏：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团长乌布利希同志致词亲爱的同志们！ 请允许我代表德国统一社会党向你们和英雄的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和全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和兄弟般的战斗敬礼。 德国工人阶级十分关心你们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讨论，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解放斗争一直表示同情。 中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为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德意志的一切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力量感谢中国人民，因为你们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增强了民主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地位，并使力量对比继续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生变化。 你们的人民共和国和伟大的苏联站在一起，在巩固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光明的将来的斗争中已经成为一支伟大的力量。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全体党员和德国人民的一切进步力量对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共产党在加强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敬佩。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懂得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 在用新的理论知识和经验丰富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你们的党代表大会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作出一个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你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尤其是关于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的提法对于一切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十分感到兴趣的。 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把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统一战线之中，会完成过渡时期的复杂任务和给亚非各国人民以活生生的榜样，使他们看到人民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 今天，我们两国构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坚强部分。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我们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特别是我们同苏联共产党和它的列宁式的中央委员会的巩固的团结，都是牢不可破的。 亲爱的同志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西线。在西欧，我们紧邻着工业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事实使我们有着特别重大的责任。德国和平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农政权的巩固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士的历史性的任务是在和平竞赛中证明社会主义体系比西德的资本主义优越。这个任务的完成将有助于西德爱好和平的和进步的力量的加强。 我们的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和关于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决议的根据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国和平的堡垒，民主的和社会的成就应该照耀着西德。 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至少提高到一九五五年水平的百分之一五五，其中社会主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 农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现在已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三十。今天，过去是小农和中农的合作社农民正在使用现代化技术进行劳动。我们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供给机器拖拉机站许多机器，其中有： 二五、八七八台拖拉机（三十匹马力） 一五、○○○台联合收割拖拉机 二八、○○○台拖犁拖拉机 二、○○○台打谷机。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各种拖拉机的数量将提高到百分之一四○，锄草机和复式机器百分之二二七，播种机百分之一九五，打谷机百分之三六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农业劳动将有百分之八十一机械化。 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必须同由于德国的分裂而产生的巨大困难作斗争。过去德国东部的工业发展比西部要弱得多，基本原料工业主要在西德，西德垄断资本集团和其他反动派多年以来就希望能从经济上扼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由于我们共和国劳动人民的劳动热情和苏联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帮助，事实表明，这是一种妄想。 亲爱的同志们！虽然欧洲有一半人口的人民已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创造了新的生活，但是西德帝国主义者仍想扭转历史的车轮。他们想通过重建德国军国主义把德国垄断资本和大地主的势力扩展到整个德国。他们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法西斯的“大德意志”，并统治西欧，他们想把同他们联合的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拖进他们的战争冒险中去，阿登纳重新提出希特勒的“解放东方”的口号。我们要再三指明：德国军国主义威胁着和平。 禁止德国共产党正说明波恩政府已开始走上希特勒的道路。波恩政府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法西斯手段反对争取和平的最坚决的战斗者——德国共产党，反对劳动人民。在对外政策上支持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帝国主义计划，这显然说明阿登纳政府是赞同杜勒斯的有关苏彝士运河的计划的。波恩政府在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意下曾向埃及政府建议放弃一部分主权，德国的和平力量，反对这种政策，他们认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最初奠定的五项原则，是巩固和平和建立各国人民之间正常的充满信任的关系的现实途径。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奉行巩固和平的政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这些都不能不对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两个德国政府的关系发生作用。从和平的利益来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充满信任的关系是必要的。它会有助于德国的和平力量，并也有助于德国的重新统一。 我们的人民希望他们的祖国重新统一。然而，德国军国主义在大垄断资本家和希特勒的将军的统率下重新抬头以后，首先就必须在西德摧毁军国主义的势力和巩固和平民主。只有这样，德意志人民才能真正自由地决定一个重新统一了的爱好和平的和民主的德国的面貌，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的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把重新统一德意志祖国成为一个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国家视为他们的民族任务。 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人民的爱好和平的力量在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反对西德执政者的罪恶的计划和争取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和民主的德国的斗争中不是孤立的。和德国的和平力量站在一起的有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有像同我们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大国。因此我们可以坚决相信地说，西德帝国主义者绝不可能实现他们的可耻的计划。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两国在地理上相隔万里。虽然我们相隔甚远，但维护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斗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有一个把我们兄弟般地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世界观：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去年十二月份我国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签订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这条约是发展平等国家之间各方面的友好关系的范例，这条约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国家之间与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友谊的一个新的证明，我们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科学技术的合作应进一步的扩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准备根据中国朋友的愿望，提供科学技术干部。为了和平，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为了全人类，我们的友谊将日益发展。亲爱的同志们！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我们的代表团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转致贺词如下： 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向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祝贺的时候保证竭尽全力在已签订的两国友好合作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德中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预祝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成功，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在他们祖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万岁！ 德中人民之间巩固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紧密的、战斗的团结万岁！ 同苏联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第6版()专栏：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同志致词同志们： 我代表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向伟大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我们感到很兴奋，能够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光辉成果，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各种巨大的改革的年代里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未来的任务。 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对全人类的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中国人民正以很高的爱国主义热情，忘我地劳动着。 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英勇的共产党的周围，团结在以劳动人民敬爱的久经考验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中国共产党是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群众的榜样。群众完全信任中国共产党，坚决地跟着它走，去克服一切困难，为保卫和发展人民的革命成果而斗争。 中国人民所以能够获得伟大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时，始终忠实于百战百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来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对农业和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国家建设，普及文化，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各个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切方面进行的工作，对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说，是根据本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榜样。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已经赢得了巨大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威信。这是由于它同苏联一起，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巩固国际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促使所有国家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和民族利益。罗马尼亚人民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关系中执行的政治路线，看做是巩固国际和平的强大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的历史的事实，谁也不能忽视人民中国代表六亿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发表出来的言论。要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理要求和它对外政策的崇高目的，得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全力支持，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赞助。 同志们，罗马尼亚人民也和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把天才勤劳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为这些成就而衷心地感到高兴。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合作、互助、交流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经验的密切的友好关系。这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罗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基础，是我们两党具有一致的愿望和目的，具有共同的社会制度，都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团结和巩固国际和平。这样的友谊是真正牢不可破的！ 人民中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每年都在加强，而且有着继续向前发展的光辉远景。在各种工业技术方面交流经验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而且在日益扩大。文化、艺术、科学方面的联系也在加强。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访问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以及罗马尼亚文化工作者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了彼此的了解，有力地显示了我们两国兄弟人民之间的友谊。 亲爱的同志们，我国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热烈紧张的劳动，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发展工业、农业、文化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在1955年结束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增加了一倍多。机器制造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电器工业、电力工业都在发展。农业产量也年年增加。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日益发展，目前它已占我国农业面积的三分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了将近一倍。罗马尼亚人民现在正集中精力来实现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的决议。 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苏联、人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帮助。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人民正在克服他们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满怀信心地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同志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已经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取得了胜利，现在这种思想也在中国、罗马尼亚和所有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取得胜利。这种思想给资本主义国家、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指出了斗争的道路。 祝中国共产党和兄弟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为和平和进步的斗争中，不断获得新的成就。 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万岁！ 罗马尼亚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永恒的兄弟友谊万岁！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合作和团结万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事业万岁！

第6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到达北京 受到我国文艺界一千多人的盛大欢迎 新华社17日讯　印度尼西亚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一行八十人，今天上午乘专车来到北京。 应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中国的这个艺术团，是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的指示下选拔和组成的。它将在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演出。 这些远涉重洋，不远数千里而来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友谊的使者们，今天在北京车站上受到中国文艺界人士一千多人的盛大欢迎。贵宾们在欢迎乐曲声中走下专车，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副会长胡愈之，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理事王任叔等先后同艺术团团长、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第三副主席、国会议员萨勒·乌玛尔以及团员们握手。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人员也来欢迎艺术团。 胡愈之在欢迎仪式上讲话。他代表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欢迎艺术团的到来，并且预祝艺术团在中国的演出成功。他说，中国人民对于峇厘的卓越舞蹈闻名已久，今天能够在这里同峇厘的艺术家们见面，真像见到从远方来的亲戚一样。 萨勒·乌玛尔在讲话的时候，转达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亲切、友好的感情。他说：我们的信念是共同努力来培育这种高尚的友谊。在参与建筑这座可贵的和幸福的友谊大厦时，即使我们能放进最小一块砖石，也感到很荣幸。（附图片） 印度尼西亚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团长萨勒·乌玛尔在北京车站上举行的欢迎会上讲话。　　本报王志渊摄

第6版()专栏： 鲍尔汉举行宴会 招待峇厘艺术家 据新华社17日讯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会长鲍尔汉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印度尼西亚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全体人员。 鲍尔汉和峇厘艺术友好访问团团长、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第三副主席、国会议员萨勒·乌玛尔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第6版()专栏： 诗之岛——峇厘 吴世璜 峇厘是爪哇东部一个美丽的岛屿，四周被蔚蓝色的海洋环抱着，岛上有高矗入云的圆椎形火山，山峰经常被白云笼罩着，风景异常优美，素有“诗之岛”之称。岛上居民大部分信仰印度教，这是与其他岛屿大部分居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情况完全不同的，他们在岛上建造了许多有着美丽的雕刻的塔和庙宇，故又有“千庙之岛”之称。印度教徒死后举行火葬，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先将尸首放在竹塔上，抬往火葬场，然后将尸首取下，移至牛形的棺材内焚化，将骸灰散在大海或湍流中让波涛卷走。 峇厘居民是勤劳和智慧的，在许久以前他们就有了相当完善的灌溉制度，每年出产的大米，大量供给其他岛屿之需。 远在一千四百年前，峇厘就和中国发生了联系。据梁书婆利国（?矗览澹┐????517年遣使来中国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到了隋朝（616年）和唐朝（630年）又派使者来中国，从而可知中国人和峇厘人之间是有着悠久的友谊的。 峇厘人非常喜爱艺术，音乐、舞蹈和雕刻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峇厘雕刻，艺术水平很高，遐迩闻名，到印度尼西亚旅行的，大都购作纪念，峇厘音乐和爪哇的一样，都是“佳美兰”，所谓“佳美兰”是以锣、鼓和“甘梆”为主而组成的敲击乐队，音色铿锵，节拍显明。峇厘的“佳美兰”比较轻松活泼，清新悦耳，爪哇的“佳美兰”，则以沉郁含蓄著称。峇厘舞蹈在印度尼西亚各种舞蹈中最负盛名，经常出国表演，艺术水平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它比爪哇的古典舞“斯林比”，更受一般观众欢迎。峇厘舞蹈多种多样，有古典舞、战舞、民间舞和歌舞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勒冈舞”，这是峇厘的古典舞，舞女头戴艳丽的花冠，耳挂巨大的耳环，身穿华丽的服装，胸前一片长布直垂膝前，手执纸扇，手臂平伸，纤指颤动，宛似花朵一样美丽。故事叙述一位峇厘公主被爪哇拉森王掳去，王逼她下嫁，她拒绝，王恫吓她若不答应将杀她父，她仍不屈服，王乃率兵进攻峇厘，发生激烈的战斗，结果这横蛮的国王在战斗中被消灭了。“巴力斯舞”是一种战舞，舞者手执长矛，头部挺直，两臂张开，表现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英勇气概。“格比阿尔舞”是单人舞，舞者坐在地上，全靠腰部、手臂和头颈的动作来表达内心的感情。这种舞是峇厘著名演员马里禾首创的，具有勒冈舞的婀娜姿态和巴力斯舞的豪迈雄劲。“舞狮”和中国的舞狮相似，描写狮子和女巫朗达的斗争，狮子象征光明、正义，女巫象征黑暗、邪恶。当狮子率领一群手执短剑的战士前去和女巫战斗时，女巫施展魔术，使战士神志昏迷将短剑向自己的胸部猛刺，狮子亦使出法术使其不致受伤，这时剧情达到了最高峰；不久战士苏醒过来，歼灭了女巫，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赢得了和平。这些舞蹈充分表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坚决反对压迫者和热爱和平。 现在，印度尼西亚峇厘歌舞团已来我国访问，让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并祝演出成功。

第7版()专栏： 我国政府复照埃及政府 全力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 坚决反对英法美强行接管苏彝士运河的战争计划 新华社1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埃及共和国政府1956年9月10日关于苏彝士运河问题照会的复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到了埃及政府1956年9月10日关于苏彝士运河问题的照会，现在荣幸地答复如下： 一、埃及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在1956年7月26日采取了把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正义行动。这一正义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苏彝士运河问题的立场，已在195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彝士运河问题的声明中得到充分的阐明。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日益广泛使用苏彝士运河的国家，一贯赞同在不损害埃及的主权和尊严的情况下，召开由使用运河的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来寻求和平解决关于苏彝士运河通航自由问题的合理途径。中国政府在8月15日的声明中曾经对埃及政府8月12日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表示热烈的支持。令人遗憾的是，埃及政府的这一合理建议并没有得到英、法、美三国的赞同，而英、法、美三国竟然没有同埃及协商就片面地召开了二十二国的伦敦会议。在埃及完全有道理地拒绝参加以后，这样一个会议，显然是不能够对苏彝士运河问题求得能为有关各国所一致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即使这样的会议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如果没有埃及的同意，也是不可能有效的。在伦敦会议上，印度提出了尊重埃及主权和尊严的建议，并且得到了参加会议的苏联、印度尼西亚、锡兰等国代表的支持。但是印度的这个足以导致和平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的合理的建议，却没有得到英、法、美三国应有的有利反应。西方国家提出了一个实质上是干涉埃及内政和侵犯埃及主权的所谓杜勒斯方案。埃及政府在耐心地听取了五国委员会对这一方案的解释以后，拒绝了这一方案，这是完全合理的。 三、埃及政府在拒绝了杜勒斯方案以后，在9月10日照会中又建议组织一个足以代表使用苏彝士运河各国的不同意见的谈判机构，表现了埃及政府坚持不渝的和平愿望。中国政府热烈地支持这一建议，并且愿意作出任何有助于实现这一建议的努力。 四、同埃及政府一贯主张进行和平谈判的态度相反，英、法两国政府却一开始就对埃及施加横暴的压力，采取种种武力威胁和挑衅，并且强迫苏彝士运河外籍技术人员离职，阴谋阻塞运河的航运，制造危害和平的借口，而美国的态度正在利用和加强英法这一武力威胁的行动。9月12日英国政府竟然宣布英、法、美三国将组成一个所谓“运河使用国协会”，企图公然剥夺埃及的神圣主权，强行接管苏彝士运河。英、法、美三国政府并且已经宣布即将召开会议，就这一冒险计划进行具体商谈。这一冒险计划意味着使用武力的危险。这就不能不使苏彝士运河的局势更加复杂化和严重化。 五、英、法、美三国强行接管苏彝士运河的计划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反，这不仅是对于埃及人民的严重挑衅，而且是对于所有阿拉伯国家、亚非国家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挑衅。如果英、法、美三国不悬崖勒马，放弃这个战争挑衅的计划，他们必将遭到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包含英、法、美三国自己人民的反对。埃及绝不会是孤立的。中国将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坚决地站在埃及这一边，全力支持埃及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六、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英、法、美三国强行接管苏彝士运河的战争计划，坚决支持埃及政府坚持和平协商的立场，并且相信，根据埃及政府建议的方针，在尊重埃及主权和尊严的原则下，经过有关国家的和平协商，就苏彝士运河通航自由有关的各项问题取得协议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对一切国家有利的。 1956年9月17日

第7版()专栏： 埃及共和国政府关于苏彝士运河问题的照会 1、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对苏彝士运河航运公司实行了国有化。埃及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是行使它的主权，而没有否认或侵害任何别国的权利。 埃及政府在宣布国有化的同时，也宣布它决心继续保证运河的通航自由，并表示愿意偿还公司股票持有者的全部股金。 2、尽管如此，国有化的行动还是遇到了英法两国政府进行武力威胁的声明和它们动员和调动军队的措施。敌视的经济措施也被采用来反对埃及。 3、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接着在伦敦举行了会议，并且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声明中说应该采取步骤，建立在国际制度下的一种经营安排，为此，对包括埃及政府在内的，另外二十一个国家的政府发出邀请，请它们参加8月16日在伦敦举行的会议。 埃及政府对为什么企图讨论埃及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的前途，而在召开之前，既没有通知埃及，也没有同埃及商量过的会议是不正常的，以及为什么埃及不能接受这种邀请作了解释。 4、这个于1956年8月16日到8月23日在伦敦举行的会议的记录曾被提交给了埃及政府。 5、于1956年8月24日印度政府在会上提出的建议由印度驻开罗大使馆交给埃及政府。 这些建议强调应该有埃及参加的协商，并且认为这是必要的。 后来，锡兰、印度尼西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政府通知埃及政府，它们支持印度的建议。建议本身曾由印度政府的部长梅农先生阁下代表印度政府作了解释。 6、在伦敦会议上，美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和埃塞俄比亚提出的，并得到其他十三国政府支持的建议已于1956年9月3日由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阁下为首的五国委员会交给了埃及政府。孟席斯总理并对支持这些建议的各政府的观点作了解释。 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在于对苏彝士运河建立一种国际的、而非埃及的管理并且规定了制裁办法。 西班牙政府在会议上的建议也已在1956年9月8日送交给埃及政府。 7、除了以上所述的建议和说明外，埃及政府也注意到了在伦敦会议以外随时表示的其他各种意见。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同埃及的直接谈判。 8、埃及政府认为有必要提起在1956年8月12日它表示愿意同签订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的其他国家的政府一道召开一个会议来审查公约和考虑缔结一项协定来重申和保证航行自由。 9、它现在愿意宣布它认为，可以在不损害埃及的主权和尊严的情况下，找到办法来解决下列问题： 甲、运河的航行自由和安全； 乙、发展运河以满足将来航行的需要； 丙、规定合理和公平的通行税和费用。 大家公认这些问题是所有使用苏彝士运河的国家都关心的，埃及作为有关的主权国家，自然，至少同样的关心这些问题。 埃及政府认为可以而且应该设法用和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10、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埃及政府建议立即采取步骤组织一个是以代表使用苏彝士运河的各国的不同意见的谈判机构，而且，应该立即进行讨论来解决这种机构会议的成员、地点和日期问题。这个组织还可以负起修订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的任务。 11、埃及政府感到遗憾的是某些国家竟举行军事演习来对付埃及，并且力图诱使运河的技术人员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以图阻挠苏彝士运河的通航。 尽管如此，埃及政府和人民还是保持了耐心和镇定，并且决心使运河畅通无阻。 12、埃及政府在说明它认为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信念，并且建议商谈这些解决办法之时，希望说明：它并不寻求领土，并不侵犯别国的主权，并不进行歧视，并且指出它并没有从事任何有着侵略意图或违反条约的行动，也没有采取这方面的姿态。 埃及政府希望说明它决心要在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的范围内来继续努力，以便用谈判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956年9月10日

第7版()专栏： 纳赛尔说埃及有足够力量对付外国侵略 不容许“使用国协会”在苏彝士活动 新华社新德里17日电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纳赛尔9月16日晚在开罗对印度报业托辣斯的记者说：“我们决不容许西方建议的运河使用国协会在苏彝士运河行使职务”。 纳赛尔在回答印度报业托辣斯驻开罗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还说：“很难说下一步发展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苏彝士运河是埃及的，我们决不放弃埃及领土的任何部分”。 埃及总统说：“我们埃及人将顺利地和有效地管理运河，如果不顾这种情况，运河使用国协会还是要强行通过苏彝士运河，那么这就将意味着侵略，并且将被当作侵略对待”。 纳赛尔说：埃及今天已经有充分准备并且能够应付不论来自何方的侵略。 他又说：埃及没有侵略意图，但是，如果任何国家对它进行侵略，埃及将表明它有足够的拥有武装和重型装备的军队来对付这种侵略。 记者问，他是否认为苏彝士危机可能导致战争。纳赛尔回答说：“我不知道。作为负责人，我必须有所准备，我不能把西方的侵略性的声明仅仅当作是威胁来看待”。 埃及总统还说：他认为孟席斯代表团是抱着“固定的想法”来到开罗的。这个代表团“根本不打算达成通过谈判产生的解决办法”，而是要埃及“盲目接受杜勒斯计划”。 纳赛尔指出，西方最担心的是，如果它在苏彝士问题上失败，它就会被赶出阿拉伯世界。他说正是目前的苏彝士问题的纠纷使得阿拉伯世界空前地团结起来。 在被要求对巴格达条约发表意见的时候，纳赛尔说，“我认为它还没有生下来就死了，西方打算把阿拉伯世界束缚在巴格达条约上的企图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纳赛尔在谈话中还对美国在苏彝士问题上的态度表示迷惑不解。

第7版()专栏： 苏丹政府声明完全支持埃及 阿富汗副首相说“使用国协会”计划是帝国主义手段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开罗17日讯：据中东通讯社报道，苏丹政府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声明说：“苏丹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埃及，同情它维护本国全部领土的主权的决心，并且赞同埃及关于愿意保障苏彝士运河通航自由的声明”。 声明说，苏丹谴责使用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办法，并且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新华社17日讯　塔斯社喀布尔16日讯：据阿富汗东方通讯社引证阿富汗外交部的声明说，阿富汗政府对埃及政府提出的关于解决苏彝士问题的建议表示同意。阿富汗政府支持埃及政府提出召开一个使用苏彝士运河各国的代表会议的建议。 新华社17日讯　喀布尔消息：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阿里·穆罕默德·纳伊姆汗16日对记者说，西方国家关于“苏彝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计划完全违反了埃及的民族利益。 这位外交大臣宣称，这个计划是对埃及主权的一种打击。他又说，苏彝士运河问题不能够用这样的“帝国主义手段”来加以解决。

第7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外长发表声明 苏彝士问题必须用谈判解决 新华社17日讯　贝尔格莱德消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加尼9月16日发表声明说：“苏彝士争端不是用武力就是用谈判来解决。武力既无用处也不值得推荐，但是谈判却必须进行。” 正伴随苏加诺总统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外长强调说：“印度尼西亚反对以武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企图。” 他说：讨论苏彝士问题的伦敦会议未能作出任何决议，而十八国的建议对埃及说来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侵犯了埃及的主权。 阿卜杜加尼说：印度尼西亚承认埃及有权把作为它的领土一部分的苏彝士运河收归国有。他相信埃及能够保证运河的自由通航。

第7版()专栏： 喀喇蚩人民联盟 谴责西方对埃及侵略行动 新华社喀喇蚩17日电　喀喇蚩人民联盟工作委员会9月16日通过决议，谴责西方国家策划成立“运河使用国协会”是干涉埃及内政的侵略行动。 工作委员会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在埃及一旦受到西方国家进攻的时候支持埃及。 工作委员会的决议还希望政府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并且支持亚非国家的民族运动。

第7版()专栏： 粉碎英法破坏航运阴谋 埃及领航员顺利执行任务 据新华社17日讯　开罗消息：埃及苏彝士运河管理委员会主席巴达韦16日晚上说，从9月15日以来由埃及领航员负责的苏彝士运河领航工作是“十分成功的”。 9月16日是在英、法等大批外国领航员集体辞职后由埃及领航员负责领航的第二天。这一天继续按照埃及政府颁布的新办法，共领航两次，即北行和南行各一次，领航员负责从运河的一端引到另一端。过去是每天领航四次，领航员在把船只引到运河的中途站伊士美利亚时即由另一班领航员接替。同9月15日一样，虽然领航员和领航次数已经减少，埃及领航员和支持埃及的一些希腊领航员在这一天还是把同过去一样多的船只顺利地引过了苏彝士运河。

第7版()专栏： 增加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以后 埃及贸易状况有了改善 新华社17日讯　开罗消息：埃及商业部在1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埃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棉花出口的增加，在1956年上半年帮助埃及减少了它在对外贸易中的逆差。 商业部的“对外贸易周刊”刊载的这份报告说，由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棉花出口增加，埃及1956年上半年的出口收入比1955年同时期增加了35.6％。 同时，埃及“不平常地”输入了大量机器和其他资本货物，因而使它在进口方面的支出增加了23.4％。由于出口的增加多于进口的增加，埃及的贸易差额减少了五分之一。 报告指出，从1955年开始，埃及对美国的棉花出口大大减少了。这使得埃及1956年上半年对美国出口的总额比去年同时期下降了43.3％。而在同一个时期，埃及购买美国货物的数量增加了62.2％。 报告说，今年第二季度工业活动继续保持了很高的速度。建设继续在扩大，新工业扩充计划在加速进行。

第7版()专栏： 世界工联主张声援埃及人民 决定最近研究全世界工人采取行动问题 据新华社布拉格17日电　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9月15日在给埃及工会大会总书记卡迈尔的一封电报中说：世界工联支持埃及工会在面临英法政府阻挠苏彝士运河正常通航的威胁日益加剧时向全世界工会组织发出的呼吁。它坚决主张声援埃及人民，以便抗击帝国主义的威胁。 赛扬的复电说，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提出强有力的抗议是能够制止就苏彝士运河通航问题而发动的可怕的冲突的，这样他们还可以迫使英法政府尊重它们在联合国宪章下所负的义务。 世界工联在同一天还打电报给所有国家的工会组织，请它们注意这件事。它要求它们促请工人们注意战争威胁的加剧，并且要求它们各自的政府以尊重埃及主权的和平办法来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 世界工联秘书处已经决定在执行委员会的第十二次会议期间，和在9月底由六十个国家的工会代表组成的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八次会议上研究全世界工人声援埃及的工会和工人的问题。

第7版()专栏： 反对“使用国协会”计划 伦敦七千人游行示威 据新华社伦敦17日电　伦敦七千人9月16日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把英国拖向战争边缘的“运河使用国协会”计划。示威者从各方汇集到特拉法加广场。他们带着标语，并且高呼口号：“不要在苏彝士问题上进行战争！”“不为保守党的利润作战！”“要谈判不要战争！”以及“通过联合国解决问题！” 示威是由“苏彝士运河紧急委员会”、“争取殖民地自由运动”和工党“争取社会主义胜利集团”组织的，它得到英国共产党和工会方面的支持。 参加示威游行的有许多妇女和小孩。游行者的一个动人的标语是：“我们的孩子希望没有战争的未来。”

第7版()专栏： 巴基斯坦等国准备出席伦敦会议 但表示不意味参加“使用国协会” 新华社喀喇蚩17日电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马利克·菲罗兹汗·努恩16日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参加西方召开的“运河使用国协会”伦敦会议绝不意味着参加这个协会。 这位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参加使用武力的行动，或者支持违反埃及愿望而强加在它身上的任何解决的办法”。 努恩的声明还说，巴基斯坦同时也已经同意出席埃及建议召开的成立谈判机构的各运河使用国的国际会议，“倘若大多数得到同样邀请的国家表示同意参加的话”。 据新华社17日讯　德黑兰消息：伊朗外交大臣阿里·阿达兰9月16日说，伊朗接受英国的邀请，决定参加9月19日在伦敦举行的所谓苏彝士运河使用国协会会议。但是，伊朗将要反对在伦敦会议上所提出的任何使用武力的建议。 阿达兰说，伊朗相信苏彝士运河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伊朗接受关于参加伦敦会议的邀请，“无论如何并不意味着伊朗完全采取西方三国的观点，也不意味着伊朗同对它们的任何义务有关”。 据新华社17日讯　斯德哥尔摩消息：瑞典、挪威、丹麦三国外交大臣16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后，发表联合公报说：三国政府“不准备事先就它们对建议中成立‘运河使用国协会’计划的态度作出任何决定。但是，由于他们愿意对研究一切达成和平解决纠纷的可能性作出贡献，大臣们准备建议政府接受出席（19日在伦敦举行的关于成立‘运河使用国协会’的）会议的邀请”。　　　 公报还说：“大臣们一致同意，苏彝士问题在目前已经到了最好是把它提交联合国的阶段”。

第7版()专栏：观察家评论 必须走和平谈判的道路 九月十五日，埃及总统纳赛尔义正辞严地驳斥了美、英、法三国的所谓“运河使用国协会”计划，表示了埃及人民保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决心。纳赛尔总统警告说，“使用国协会”计划的执行就意味着对埃及的宣战，埃及将不惜任何代价给予任何进攻埃及的侵略者以有力的反击。 美、英、法三国制造的“使用国协会”计划，是为了达到强占苏彝士运河的目的。因此，这个计划的执行就必不可免地导致战争。目前，英、法两国正在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向战争迫近。伦敦和巴黎方面已经唆使数百个非埃及籍领航员和职员于九月十四日集体辞职。它们的目的是要使运河航行一下子陷于瘫痪，以为它们的武装干涉行动提供借口。而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正在忙于策动支持所谓“杜勒斯计划”的十八个国家开会，企图不顾世界舆论的指责，片面执行所谓“使用国协会”计划。十分明显，所谓“使用国协会”计划就是一个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提出，已经加深了中东的战争危机。 但是，美、英、法三国的统治者们企图用战争来吓倒埃及人民，用武力来强占苏彝士运河，这肯定是办不到的。正如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九月十五日的演说中所指出，在今天的形势下，“当弱小国家有充分的决心来保卫它们的权利和维护它们的尊严的时候，它们无疑是能够达到它们的目的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朝鲜人民胜利地抗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十六个国家的侵略军，保卫了他们祖国的自由；越南人民同样胜利地抗击了在美国支持下的法国侵略军，保卫了他们的民族权利，就是很好的说明。今天埃及人民当然更加有理由怀着充沛的信心去迎接他们保卫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 如果英国和法国胆敢不顾一切地对埃及发动了侵略战争，它们就会陷于比侵朝战争中的美国和侵越战争中的法国更加不利的处境。虽然“使用国协会”的这个战争计划是美国创议的，可是事实上伦敦和巴黎不能指望五角大楼出兵，为它的小伙计的利益去火中取栗。美国感到兴趣的是，如何通过战争来削弱英法在中东的势力，甚至把英法踢出中东而让美国坐收渔利，以便进一步扩展它在中东的殖民势力。另一方面，如果英、法发动对埃及的进攻，它们将不仅要面临英勇顽强的埃及人民的坚决抵抗，而且它们还将面临整个阿拉伯东方人民的坚决抵抗。同时，埃及人民在外国的武装进攻的情况下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正义的抗战，他们是肯定地可以指望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 目前，美、英、法三国的劫夺苏彝士运河的计划，已经遭到了许多国家的广泛的谴责。印度、印度尼西亚、锡兰等国家都已明白表示反对这个计划，并主张在尊重埃及主权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阿拉伯各国向美、英、法三国提出了严重的警告。甚至连曾经在伦敦会议上“支持”“杜勒斯计划”的巴基斯坦，也发表声明指出在苏彝士运河问题上使用武力的危险性，并表示反对对埃及主权的武装干涉。 作为一贯主持国际正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特别关怀中东的和平利益，关怀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利益。苏联政府在9月15日发表声明指出，苏联不能对苏彝士运河问题袖手旁观，不能不关心现在由于西方国家的行动而造成的局势。苏联的声明对于清醒西方黩武主义者的狂热的头脑，应该是非常有益的。为了和平的利益，苏联促请英法两国不要忘记，今天是东方人民走上了独立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的时代，殖民主义者要想用威胁和炫耀武力的手段达到侵略目的，这是行不通的。 和印度及一切正视和平利益的国家一样，苏联坚决主张通过协商公正地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积极支持埃及关于建立国际谈判机构的合理建议，以寻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的基础。 现在，美、英、法三国的统治集团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立即放弃对埃及主权进行武装干涉的狂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将为它们自己带来无法估计的严重后果。全世界公众舆论的一致呼声是：为了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必须走和平谈判的道路。而无数的历史事实和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许多事实证明，敌视世界公众的和平愿望的一小撮人，将会受到人类正义法庭的严厉的制裁。

第8版()专栏： 要不得的“家谱论” 泽群 鲁迅在“理水”这篇小说中嘲笑了躲在“文化山”上的一群“学者”。其中一个叫做鸟头先生的“考古学家”被“愚民”驳得无话可说时，另一个“拿拄杖的学者”便愤愤然来申斥“愚民”，并且要查考“愚民”的家谱，借以证明“愚民”是“遗传”的结果；可惜“愚民”没有“家谱”，鸟头先生们的研究落了空，扫兴得很。 这篇小说写于过去了的时代，而且仅是“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故事’。在“愚民”翻了身的今天，“鸟头先生”和“拿拄杖的学者”一类的脚色是看不见了；可是对某些同志说来，这篇小说仍有实际的教育意义。 据我所知，三年前一位老工程师提出一个消灭铸铁砂眼和缩孔的建议，层层的审查者对这项建议本身是否合理不感兴趣，一听到这位工程师是“吃洋面包长大，又参加过国民党”，就断定他提不出什么好建议。这份建议就被打入了冷宫。但两年后一位苏联专家到工厂去，提出消灭铸铁砂眼和缩孔的意见，竟然和老工程师过去所提过的一样，实行了，效果很好。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刚由专业学校毕业的青年统计员，为了一个统计程序问题，和老资格的科长争论起来。这个统计员虽然坚持得有理，但遭到第三者的严厉训斥：“你才参加工作几天，就这样目无领导！”“你这种坏思想、坏作风要好好检查，联系你地主家庭出身的历史根源来检查！” 这位“家谱论”者的信条是：“不割断历史去孤立地考察一个人的积极性”。他又无师自通地引用了数学上“零乘任何数等于零”的公式作为他看人看事的根据，仿佛任何人只要出身不好或者过去犯过错误，也就是说“家谱”不好，就如同在这个人各方面条件的连乘式中乘入了一个“零”的因数，这个工作人员的一切好表现都不足挂齿了，谈不到培养、提拔、入党等问题了。 这种作法，往往使得出身不好或者曾犯过错误的人在工作中畏首畏尾，束手束脚，害怕出事故，而万一出了事故，更加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 毫无问题，任何工作人员的历史情况都应该弄得一清二楚，于公于私，都有好处，但弄清楚之后，就得给以足够的信任，让他们在工作战线上大胆地奔驰。如果仅仅根据“家谱”来简单地判定一个工作人员的好坏，如果用“家谱论”的铁尺来限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那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犯罪，要不得的。

第8版()专栏： 看了“为了和平” 柱父 我们拥抱今天，向往明天，但是对于昨天究竟该怎么样呢？让它挡住我们的视线固然不对，忘掉它吗？那是不该，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事。“为了和平”这部影片是站在现实的尖峰上来回顾昨天，这样的回忆丝毫也不叫我们感伤。正像一幅层次分明的绘画，它增加我们生活的深度，使现实在昨天的衬托下，更凸出，轮廓更加醒目了。 这里，有十年前热火朝天的反饥饿、争自由的斗争中年青一代豪迈的歌声，也有年老一代在那苦难日子里吃的苦、着的急，怀的幻想。通过江浩这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他一家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的一段经历，影片显示出那些幻想怎样在奴才的枭鸟般的笑声中和帝国主义狰狞的面孔下破灭了，两代人终于携起手来，共同为了争取明天——那也就是咱们的今天——而流血奋斗。 同样是上海外滩，银幕开始的时候（1956年），那是文明国家一条幽美的临江大道，马路上秩序井然地行驶着各种车辆。远处，天真的孩子和海军战士倚着栏干，安详地眺望着江景，红领巾和水兵帽上的丝带在风里飘荡着。然而十年前，这条临江大道却是洋灰砌成的一座原始森林，反动骑警挥着警棒和刺刀，囚车像黑色的野兽般咆哮着、狂奔着。影片里这种鲜明对照引导年轻的观众追溯今天幸福的源本，叫年老一代重温一下旧日的噩梦，同时，每个人看到当日青年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气魄万千的果敢热情，都不能不受感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起码也要拿出同样的果敢热情。 “为了和平”是一部有益的影片。也许由于这部片子的主要演员大部分都曾身临其境地度过那段黎明以前的昏暗日子，有时候片子达到了叫人忘记是在看电影的境界——譬如当金校长拒绝驱逐学生代表，气抖抖地宣布向教会辞职的时候。然而也有个别对话听起来不像是从人物嘴里说出来的，而像是贴上去的。遇到这种地方，它叫人感到编剧人对观众的理解力还是不大放心，一定要重描它一笔。结果，清楚是清楚了，可是反而在片子与观众之间造成了距离。另外一个印象是编剧不大肯让生活自己出来说话，片子里演讲太多，大演讲里又套了若干小演讲。这中间，丁孟辉在反动法院里那番演讲本身讲得的确慷慨激昂，很感动人，但是观众一面受感动，一面难免又担着心问：那些锯齿獠牙的家伙们哪里去了？ 我们需要反映今天、预示明天的影片，但是今天正是昨天的继续。对于像“为了和平”这样回忆昨天的影片，我们同样需要，同样欢迎。江浩出狱后，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看过去的照片。

第8版()专栏： 闲话月饼 　魏金枝 我吃过北京的老式月饼，老实说，北京的老式月饼是要不得的。尽管北京月饼的名目很文雅，连我这个不大喜欢吃小食的人，也曾经为它们所吸引，每种都买了一个。但吃了一种又一种，名目尽管不同，内容还是一样，馅子是糊稀稀的，淡绰绰的，远不如广式的、宁式的、苏式的，甚至比我们乡下的月饼也差得远。我对北京很有兴趣，但对北京的老式月饼，却无论如何也生不出兴趣来，因此再也不敢请教了。 今年上海的暑天实在太热，整个暑期的夜间，简直没有看过一本书，写过几个字。幸得暑天过去了，我就马上恢复夜间工作。搞了几天之后，常常觉得夜半肚饿，于是想预备一点吃的。正在这时，在报上看到月饼上市的消息，说有火腿的，枣泥的，细沙的，似乎是“色色俱有”，“无美不备”，我就想去买几个。说来也巧，星期天正好上南京路去，我就闯进上海食品公司去买月饼。看看外貌，黄喷喷的，胖鼓鼓的，倒也不错，就随便买了几个。可是上口一吃，枣泥的原来只是象征性的一点儿细沙，主要的是饧糖和了面粉，糊稀稀的，淡绰绰的，完全和北京的老式月饼一样。 我的记忆力并不好，但也不太健忘。我记得，去年上海杏花楼出产的月饼，也是枣泥的一角一只，火腿的一角半一只，分量怎样，无从说起了，但内容似乎还要好一些，至少馅子不是这么糊稀稀的，淡绰绰的。论形式，也似乎要实在得多，不像现在这个样子——被打肿面孔而充胖子那么饱鼓鼓的而又虚海海的。于是，我只得慨叹了。 听了我的慨叹，就有人问我：你这么摇头叹气，到底是为了老式的北京月饼呢？还是为了上海月饼的偷工减料呢？我可以老实说，问题就在于不偷工而减料。照现在的月饼看来，形式上并没有丝毫和北京月饼相似之处，而且是蛮漂亮的，可见决没有向北京看齐的意思；但是内容呢，却是糊稀稀的，淡绰绰的，完全和北京的老式月饼相同。这为什么？无非想挂宁式的苏式的招牌，而出卖实实在在的老式的北京月饼！ 然而又有人说了：“现在北方在闹水灾，南方则有风灾，别人生活还成问题，你倒嫌精论肥地谈起月饼来了。告诉你，给国家多一些上缴，也就可以多拨一些救济费，这不是又吃月饼又赈了灾么？”这个道理好像不错，但是我却并不同意这样的意见。我主张我们应该救济遭灾的同胞，而且做到“人饥如己饥，人溺如己溺”，这就值得我们节衣缩食，以备不时之患，以应国家的需要。但决不须要在月饼里少一钱糖，在汗衫上少几根纱，在皮鞋上少一块皮，在粮食上又是又霉又红的烂米。因为这里有国家给我们规定的标准，是又快又好又多又省，国家决不要在这以外多赚几个钱，更说不上多给人民吃一些亏。 于此以外，这几年以来，我们的国家是有进步的，精神上如此，物质上更加如此。但是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老喜欢在月饼上少一钱糖，在汗衫上少几根纱，在皮鞋上少一块皮，而且还要给人民吃霉烂的米，一有不满，便扣他一顶大帽子，叫做“社会主义热情不高”，甚至于连国也不爱。仿佛只有我们这些喜欢把粗制滥造的货色推销给人民的人，才是社会主义热情很高，也很爱国似的。 论动机，我决不怀疑这些同志的动机，无论如何，钱总不会是落到他们自己的腰包里去的。然而我们必得说，这么做，必然会损害国营企业的威信。老实说，只要每个人在吃月饼时皱一皱眉毛，就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要把国家的威信，随便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吧！

第8版()专栏： 夜走腊子口 　萧英俊 古松复盖着石道， 悬崖遮住了夜空。 松枝里闪烁着星点， 夜雾在山腰一片朦胧。 我拥抱这苍郁的古松， 它曾拴过红军的战马。 我抚摸这嶙峋的怪石， 它曾掩蔽过红军冲锋。 前辈用坚韧的步伐， 走过了血火的道路。 我踏着前辈的脚印， 用战士的步伐跟在后头。 夜风猛吹松梢， 仿佛万马奔腾。 远处高高山上， 亮着勘探队的红灯。 1955、11，于甘南罗达

第8版()专栏： 三部关于妇女问题的戏剧杰作 李健吾 男女之间的冤仇，只是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必然产物。古希腊悲剧家用一个浪漫传说，说明了这个在旧社会经常见到的事实。他以移山倒海的力量，把一个弃妇放在无路可走的境地，然后再把惊心动魄的恶果给观众看。他把矛盾带到最高峰，形成绝大的悲剧形势。易卜生用的是日常生活，以最坚定的结构和最美妙的手法，逐步把问题提到娜拉（一个可爱的糊涂少妇）面前来考验她，通过她受到的考验，又来考验她的丈夫海尔茂：戏在开始充满了欢度佳节的愉快情绪，直到第三幕，楼上还在举行舞会，而在最后出走之前，娜拉方才脱下她的跳舞衣服！就像海尔茂口口声声叫她“小鸟”，实际却一脑门子自私的荣誉观念一样，戏在表面上是欢度佳节的气氛。剧作家在最日常的生活中找到最严肃的戏剧主题。 一出是悲剧，一出是正剧，而莫里哀在1662年，用同一主题，又写成喜剧。前两出戏拿“妻”做中心人物。到了莫里哀的“夫人学堂”里面，想娶“妻”的男子成了中心人物。他是一个阔商人，买了一个四岁小姑娘，送到偏僻的小修道院，因为他说的好：“我要她一无所知。对你实说了罢，懂得祷告上帝，爱我，缝缝纺纺，在她也就够了。”这样的“妻”，其实只是在他也就够了。他是一个男权中心论者，他这样教训他的十七岁的未婚妻：“大权都在胡子这面。社会虽然男女各半，可是各半不就等于两下相等：一半高高在上，一半低低在下；一半管理，一半但凭吩咐；好比兵士遵守纪律，服从上级长官，听差服从主人，孩子服从父亲，品级最低的小修士服从道长，都还跟不上太太伺候丈夫那样应当柔和、依顺、低声下气、必恭必敬，因为丈夫就是她的长官、她的领主和她的主人。”说这种话也信这种话的男子，莫里哀把他贬成戏里的“滑稽人”。他有封建制度和钱财做他的后盾，他有一切优势，剧作者连喜剧技巧似乎也送给他受用：女孩子和男孩子不懂事，轮流向他报告他们的恋爱经过。但是他失败了，因为女孩子终于觉醒了，不但暗里做，而且明目张胆和他斗嘴。 “把你从小带大，好说不算什么？” “你在这上头，可真辛苦啦，我各方面受的教育，也真漂亮啦！你以为我真就得意洋洋，看不出自己是一个傻瓜吗？想到这上头，连我自己都脸红；我要是有能耐的话，在我这年龄，我怎么也不要人把我当糊涂虫看。” 她不等做“贤妻良母”，就揭穿了男子的自私打算。这是第一部正面提出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问题的近代戏剧。易卜生继承这尖锐批评夫权思想的战斗传统，然而放下喜剧特殊性格，用严格的生活形式，写成亲切易感的正剧——一个现代剧种。 时至今日，这类社会问题已经接近解决了。民主国家已经把男女平等订在自己的宪法里面。妇女权利有了明确的保障。三位剧作家如果还活着的话，我相信会以一种胜利心情，欢迎民主国家这种具有革命性的英明作为的。（续完）

第8版()专栏： 野花束（木刻）（第二届全国版画展览作品）　刘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