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祝贺中锡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 锡兰政府代表团和我国政府代表团，在我国首都北京经过友好和融洽的会谈，决定双方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一经作好必要的安排，两国就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两国政府代表团还就发展两国经济合作、贸易关系和加强文化交流达成了广泛的协议。从此，中锡两国人民的友谊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两国的友好合作将有着更广阔的前途。中国人民怀着喜悦的心情，祝贺中锡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 中国人民和锡兰人民，一向有着传统的融洽的友好关系。中国和锡兰都是亚洲的文明古国，两国的国土之间虽然隔着高山和大海，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从来不曾因此被隔断过。还在将近两千年以前，中国和锡兰在佛教、文化和贸易等方面就有了很密切的联系。在我国的史籍中，对中锡两国的友好关系有很多丰富而生动的记载。中锡两国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敌视和战争，只有互相信任和尊重。就是在近代，中国和锡兰虽然都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但是，两国人民在长期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也始终是互相同情和互相支持的。 在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束缚以后，我国和锡兰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就迅速增长。在过去几年中，锡兰和我国虽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接触和交往。早在1951年，我国和锡兰就开始有了贸易往来。在1952年，锡兰政府和我国政府就正式签订了以橡胶换大米的贸易协定。直到现在，两国政府每年都继续签订贸易协定，而且贸易额一年比一年增大。事实已经证明，我国和锡兰这种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给两国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在这一友好合作的基础上，我国和锡兰在不久以后互派外交使节并正式建立邦交，这无疑将促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广泛的发展。 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和锡兰对许多问题有着相同的见解。我们两国都为维护和平，发展国际友好合作，反对殖民主义作了不少努力。锡兰作为科伦坡会议国家，对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召开亚非国家会议，都曾作了有益的贡献。特别是锡兰在今年大选以后，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领导的人民联合阵线得到人民支持，明确地提出实行独立的和平中立政策，不参加军事集团，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这使锡兰在国际上的威望迅速增长。最近，锡兰同印度、苏联、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国家一道，在讨论苏彝士运河问题的伦敦会议上，有力地支持了埃及政府和人民把苏彝士运河国有化的正义行动，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同情和赞扬。 在过去短短的时期中，锡兰同各国的贸易和友好关系有了广泛的发展。锡兰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都先后签订了贸易协定，并从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不附任何政治条件的物资和技术援助。锡兰政府代表团来我国以前已经访问了苏联，在同苏联谈判建交的同时，同苏联就扩大两国的贸易达成了协议。锡兰政府实行的这种具有远见的对外政策，大大地促进了锡兰经济的独立发展和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锡两国关系的新发展的意义，决不限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表明了亚洲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在继续扩大，各国之间的友谊在继续加强，这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独立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1版()专栏：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开会 邓小平作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周恩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下午二时继续开会。 今天大会的议程是邓小平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同志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今天的大会执行主席是：李先念、吴玉章、陈毅、陈郁、柯庆施、欧阳钦、马明方、张鼎丞、蔡畅。 邓小平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首先指出，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性。 他说，这次党的章程草案，同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的章程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 邓小平接着分析了这次修改党的章程所根据的条件，着重地说明了党的章程草案中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关于提高党员的标准和保障党员的权利、党的组织机构等方面的问题。他说，党的章程草案由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以后，将成为进一步提高党的质量、扩大党内民主、发扬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邓小平的报告长两万九千多字，共历时两小时又十五分钟。他的报告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代表们带着极大的兴趣听了周恩来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周恩来号召全党，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应该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加倍努力，同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起，同全国各民族、各党派、一切爱国人士一起，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周恩来在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前，谈到了关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情况，并就近年来在领导经济工作中间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并扼要地说明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是：合理地积累和分配资金、正确地安排基本建设计划、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加强商业工作、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企业改组和人员安排、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培养建设人材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和继续厉行节约和争取国际支援，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合作和联系。 周恩来的报告约有三万二千字。在他作报告的时候，全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今天的会议在七点四十分结束。明天下午将继续开会。

第1版()专栏： 中锡两国政府代表团发表联合公报 双方就两国建交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新华社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锡兰政府代表团联合公报锡兰政府代表团在1956年9月8日到达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两国在互惠基础上设立外交代表、扩大两国贸易关系、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和加强两国文化联系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商谈。锡兰政府代表团由为了达到本代表团的目的而派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团长）克劳德·科里亚爵士阁下，苏森塔·德·方席卡爵士阁下，国防和外交部长驻议会秘书、议员特·布·苏巴辛格先生和财政部高级助理秘书勒·库马拉斯瓦米先生组成。锡兰政府代表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由下列人员组成：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陈叔亮和亚洲司专员毕朔望。 会谈是在诚恳和友好合作的精神下举行的。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两国政府代表团为了在互利的情况下促进两国的良好关系，同意：（一）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一经作好必要的安排双方就互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二）应该在互利的情况下扩大两国的贸易关系，为了这个目的，两国政府应该尽快开始商谈，以便缔结一项贸易和支付协定。（三）应该在互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为了这个目的，两国政府应该尽快开始商谈，以便缔结一项技术合作协定。（四）两国政府代表团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建议，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团应锡兰政府邀请即将前往锡兰访问的机会，双方开始进行商谈，以便实现上述第二条和第三条的协议。（五）为了促进两国人民之间更为密切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应该加强两国的文化联系。 　　　　1956年9月14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　章汉夫（签字）　　　　 　锡兰政府代表团团长　克劳德·科里亚（签字）

第1版()专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刘少奇同志们！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在这十一年内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由于这两次胜利，我们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 除开台湾还被美国侵略者侵占以外，近百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中国已经成为伟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封建地主阶级，除开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也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我们的国家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争取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人民在胜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制止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焰。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 所有这些变化，不但唤起了中国六亿人民的空前未有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在世界生活中，在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一切被剥削的人民中，不能不发生伟大的吸引力。 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我们应当正确地总结我们在过去时期的斗争经验，继续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健全我国的政治生活，正确地处理国际事务，进一步巩固我们党。我们的大会对于这一切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将促进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十一年前，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全党提出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个任务，已经在一九四九年实现了。 反动派常常自己选择走向灭亡的道路。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是要求国民党同全国民主力量成立联合政府。还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曾经同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在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又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和几个民主党派曾经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但是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代表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进步民主力量。他们想错了。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有利于人民的，是我们所力争的。但是我们知道，和平的愿望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那么，我们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击败他们，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历史所作的结论正是这样。想要消灭人民力量的人们，自己被人民的力量消灭了。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即使在战争期间，凡能和平解放的地方，例如北京、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我们都做了争取、接洽和谈判的工作，实现了和平解放。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同几亿农民建立了坚固同盟的条件下取得了全国范围的统治权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使我们的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 第二，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不但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为了改造旧经济，不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这就需要逐步进行，需要时间。 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这个总路线是在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终结的时候提出的，在一九五四年已经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在过去几年中，从右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仅仅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既得成就，要求把革命停顿下来，不承认我们的革命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不愿意对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采取适当的限制政策，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从“左”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要求在“一个早上”就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在我国用没收的方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用排挤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破产，不承认过渡到社会主义应当采取逐步前进的步骤，不相信我们可以经过和平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我们党坚决地拒绝和批判了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很明显，如果我们党接受这些意见的任何一种，我们就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不能如同今天这样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国已经在一九五三年开始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委员会原来预计，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将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证明，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必要的，或者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基本上完成，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开个别地区以外，就可以全部完成。 （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根据今年六月的统计，全国一亿二千万农户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已经有一亿一千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其中，有三千五百万户加入了初级合作社；有七千五百万户，即大多数，加入了高级合作社。畜牧业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也已经有了发展。 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加入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或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已经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个体渔民、个体盐民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现在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代购的业务。 这些成就，主要地是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中达到的。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我国各种社会条件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没收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全部官僚资本的企业，包括由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接收的日、德、意各国在中国的企业，把它们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使国家掌握了最大的银行，几乎全部的铁路，绝大多数的钢铁工业，其他重工业的主要部分，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重要部分。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 人民政府接着用极大的努力发展了国营工业、国营运输业和其他国营企业。国营工业产值在一九四九年还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到一九五二年就已经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而到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三了。 人民政府把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改造为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集中经营银行信贷、保险业务和黄金、白银、外国货币的交易。人民政府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管制，实行了外汇的管理。人民政府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强大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主要的工业原料和主要的货源，逐步地实现了批发商业的国有化，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在全国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我们取得了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但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必须采取适合我国情况的政策和步骤，才能使我国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乐于参加集体经济，使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采取了那些政策和步骤呢？现在，我们就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分别地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花了这样多的时间是否需要呢？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需要的。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广大的觉悟的农民认为，无论是地主或者富农的剥削行为都是可耻的。这就为后来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地缩短了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时间。 在旧中国的农村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雇农群众，他们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容易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不只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很大的积极性，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有很大的积极性。在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地位是改善了，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全国农民平均每人只有三亩耕地（约等于五分之一公顷），南方许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者只有几分田，所以在农村中仍然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在继续个体经营的条件下，他们要想过富裕的生活是毫无把握的。这就使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不富裕的农民积极地响应我们党的号召，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 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随即在农民中广泛地建立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这是农民的一种集体劳动组织。由于互助比“单干”优越，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互助组织的农户已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在一九五四年又增加到将近百分之五十八。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党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但仍然保持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私有的一种初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一九五一年底还只有三百多个；由于它又比互助组织优越得多，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参加的农户约一千七百万户。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后，像大家所知道的，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党内抑制农民的合作化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了特别迅速的发展。随后，初级合作社又开始大批地改组成能够更有效地组织生产的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在这种合作社里，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都由私有变成了集体所有。事实证明，我们党采取这种逐步前进的办法是适当的。因为这使得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不断地得到好处，逐渐地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可以比较自然地、比较顺利地脱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从而避免了或者大大减少了由于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种种损。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阶级政策是，树立贫农和土地改革以后由贫农上升的下中农在合作社内部的领导优势，同时巩固地联合中农。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在农村中虽然居于少数，但是他们对于下中农以至贫农仍然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富裕中农一般地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是在土地改革中“翻身”的，但是他们对于走合作化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为了巩固同中农的联合，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在合作化运动中坚持自愿和互利的政策。自愿和互利的政策是适用于一切人的，对于中农更有重要的意义。党不但禁止勉强中农加入合作社，而且规定在合作化初发展的时候，首先吸收贫农和下中农入社，一般地不吸收比较富裕的中农入社。党又规定，在中农入社以前和以后，特别是在处理入社的生产资料的时候，都不允许损害他们的利益，占他们的便宜；当然也不让中农损害贫农的利益，占贫农的便宜。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正确政策，也对于中农发生了有益的影响。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国家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并且在统购统销中规定了合理的价格，这就基本上消灭了市场上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资本主义投机活动。在一九五五年，国家又规定把购粮数量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改正了前一年不适当地多购七十亿斤粮食的错误，这就消除了农民担心政府收购过多的疑虑。由于党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联合中农的方针，由于中农看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无望，看到了合作社生产的日益显著的优越性，广大的中农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终于停止了动摇，积极地要求入社了。 对于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党在过去几年中一贯地注意了领导农民防止和反对他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破坏活动，在合作化初期禁止他们加入合作社。只是在合作化运动取得胜利以后，党才决定分别地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允许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到合作社里进行同工同酬的劳动，以便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由于实行了以上的政策，我们就能在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全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成为一百万个左右大小不等的、高级的和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是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广大的手工业个体劳动者除开在极小范围内能够自产自销以外，都要依靠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资本主义企业供给原料、推销成品和借给资金。他们中间的多数人生活困难，疾病伤亡没有保险。他们的生产技术多数是落后的，有被现代机器生产淘汰的可能。因此，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克服这些困难。而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来说，很多的手工业生产是必须继续保存和发展的，这不但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广大需要，而且部分地是为了供应出口贸易的需要。中国的个体渔民、盐民、小商小贩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也有很大的数量，他们的情况同手工业者大体相近。 对于手工业、渔业、盐业和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地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这些方面的合作化运动，在过去几年内陆续有所发展。到一九五五年，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数占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合作化的大发展，是在今年上半年。新成立的合作社，有些是经过生产小组的过渡形式发展起来的，大部分是在今年的合作化高潮中直接组织的。此外，有一小部分手工业和一小部分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木帆船、兽力车，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了公私合营。 小商小贩是个体的商业劳动者。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除了一部分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外，一般地也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组成合作商店或者合作小组。小商小贩所组织的合作小组，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销代购，而照旧采取便利消费者的分散流动的经营方式，照旧保存它们原有的符合社会需要的经营特点。 最后，我们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我国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如前面所说，早已被革命消灭了。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有矛盾的。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在斗争中又常常表现有一种动摇性和妥协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表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但是，他们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同过去一样，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这就是说，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人阶级还保持着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联盟。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因此，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按照这样的政策，工人阶级又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盟，并且在这种联盟中实现了国营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必须采取利用的政策，不仅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接受这个政策的可能性，而且还由于在过渡时期我们在经济上有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性。全国解放初期，国民经济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我们面对着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同时又由于我国经济很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我们有必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建设工作。几年来，我们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原料分配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对于私营经济基本上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就使得私营工厂工人免于失业，同时也使得资本家有一定的利润可得。由于这个政策，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能维持下来，并且有一些发展。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和建设时期，对于国营经济在许多方面都起了辅助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政策，使国家能够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换取农民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使国家能够在市场上经常有相当充足的物资，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当然，这种利用政策绝不是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国家必须实行限制的政策，这种限制政策是和利用政策分不开的。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是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冲突的，因此资产阶级中总是有许多人表示反对，或者违反这种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市场价格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条件方面，在工人的劳动条件方面，经常地反复地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一九五○年春天为了稳定物价而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和一九五二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进行这些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在进行这些斗争中，我们注意防止和纠正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过多过死的错误。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这些斗争使那些坚持不法行为的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同时也在资产阶级队伍内陷于完全的孤立，而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 国家实行利用政策和限制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种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呢？正如列宁所说的：“这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我们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形式，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一个必要的时间来逐步地接受改造。在工业方面，由于国家掌握了大部分工业原料，从一九五○年开始对于私营工业采取了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从而初步地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了一九五四年，又进一步地有计划地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由于国家经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掌握了一切重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货源，就有可能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把货品批发给私营商业，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的业务。在一九五四年，这种经销代销的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已经大量地发展起来。有了这些准备以后，到一九五五年秋冬之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最后地断绝了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采取了逐步赎买的政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赎买的形式采取分配利润的制度，即按企业盈余多少，分配一定利润（例如四分之一）给资本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赎买的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经过专业公司支付资本家以一定的利息。此外，资方人员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济，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赎买的办法。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采取购买政策是允许的，并且是有利的。这已经在我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这就是在企业改造的同时，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方法，逐步地改造资本家，使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主要是教育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对于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几次调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这又是一种重要的实际的教育。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积极态度的，我们表示欢迎；采取怀疑态度的，我们进行教育并且表示等待；采取反抗态度的，我们进行必要的斗争，而目的还是为了改造他们。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也都是重要的实际的教育。此外，我们还采取演讲、座谈会、学习班、组织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进行学习、以及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们这些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他们原来的进步分子，即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使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逐步地改变态度向进步分子看齐，分化顽固分子。一句话，团结多数，削弱反抗，以利于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及根据这个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并不是凭主观愿望任意决定的，而是研究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而确定的。这个政策和这些步骤，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者反对。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除开个别的顽固分子还想反抗以外，在经济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能够作到的。 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的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在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现过局部的偏差。但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这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在我们的面前还摆着许多迫切的重大的问题。什么是我们今后的任务呢？ 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我们还需要继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政策，争取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少数农户入社，并且领导那些初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但是我们要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而不允许有任何的强迫命令。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必须保证现有的一百万个左右合作社尽可能增加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有一部分合作社的成立是比较急促的，还需要迅速处理许多遗留问题，或者还需要调整现有的组织形式。多数合作社还缺少领导几十户、几百户农民进行集体生产的经验，党必须帮助合作社的干部尽可能迅速地取得这种经验。许多合作社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错误地忽视了社员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地纠正。为了有效地发扬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合作社的组织，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并且不断地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不久以前的个体农民，现在变成了合作社的社员，这是几亿农民生活史上的一个绝大的变化。合作社的干部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变化，谨慎地担负起社员群众所委托给他们的重大领导职务，全心全意地为社员的利益服务。他们应当了解：只有使社员感觉到自己确实是合作社的主人翁，而且使社员的收入能够每年有所增加，这样的合作社才能够巩固。 在手工业和其他原来的个体经济的改造工作方面，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分别地解决各种合作组织在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在这里，不顾具体情况，采取千篇一律的形式，是错误的。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在适当的条件下，将要发展成为国营企业或者并入国营企业；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将在长时期内保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另一部分的合作组织，则将在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下保持各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各种合作组织都必须注意保持和发展原来的个体经济在生产上和经营上的优良传统。合作化以后，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必须不降低而要提高，品种必须不减少而要增多。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方面，同样地应当按照各行各业的特点和社会经济的多方面的需要，分别地解决它们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不要轻率地作千篇一律的处理，以免造成损失。对于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继续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使他们充分了解并执行自己在企业改造方面、生产方面和团结教育资方人员方面的任务，并且选拔职工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对于资方人员，应当进行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安排，建立公私双方人员共同工作的良好关系，并且继续加强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属的政治教育。资方人员很多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他们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场情况，善于精打细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除开向他们进行教育以外，还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当作一份社会遗产继承下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目前还只达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我们必须准备在将来的适当时机，把这些企业变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只有在完成以上所说的各方面的任务以后，我们才彻底地解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党一定能够继续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不长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最有利的发展条件。（三）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实行了三年又八个半月。到明年，我国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编制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这种成就了。 我们大力发展了工业的基本建设工作。在过去几年内，我们已经扩建了东北钢铁工业基地，开始了内蒙古、华中两个新的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新建和扩建了一系列的电站、煤矿、油井，一系列的有色金属厂矿、化学工厂、建筑材料工厂，一系列的机器制造厂，一系列的轻工业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项目，施工六百九十四个，完工四百五十五个。实际上，施工的项目将达到八百个左右，而可以完工的项目则将接近五百个。在计划规定的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四百二十七亿元中，前三年所完成的和今年计划完成的已经达到三百五十五亿元，占计划数百分之八十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在五年内增长百分之九十点三，这个规定将超额完成。今年年度计划中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原计划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而钢、钢材、金属切削机床、水泥、汽车轮胎、棉纱、棉布、纸张等项，今年的计划产量，都已经超过了原计划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由于重工业的发展，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制造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六千瓩至一万二千瓩的发电设备等等。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到一九五七年将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可以自给。 我国的农业，在总产值方面和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方面，也有可能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计划规定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在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两年都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增长很少，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八。今年我国虽然又有比较严重的水灾、旱灾和风灾，但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粮食产量还是可能达到原计划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在水利方面，我国过去三年内，在淮河流域、长江中游和其他许多河流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黄河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进行了施工前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此外，各地农村还兴修了大量的小型水利工程。 在运输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建设铁路新线四千余公里，今年将超额完成。计划规定新建公路干线一万公里，今年也可以超额完成。 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也都有迅速的发展。 职工的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预计今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国家和企业每年实际开支的劳动保险费、职工医疗费、职工文教费和职工福利费，共约占每年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三左右，四年总计约四十四亿元。国家在过去三年中修建的和今年计划修建的职工宿舍共达五千几百万平方公尺。 应当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个别的指标，例如石油原油、食用植物油、卷烟的产量，由于客观情况的限制，将不能完成计划。但是整个说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超额完成。 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和工程项目，虽然有可能超额完成，但是某些重大建设单位的部分工程，要完成预定的任务，却还必须适当地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作紧张的努力。对于其他限额以上的工程也要争取尽量地完成预定计划。 各个重工业部门虽然已经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但是为了保证基本建设计划能够更好地完成，我们必须努力生产更多的钢铁、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必须相应地增多煤、电、石油、有色金属和化学制品等等的生产。同时，还应当相应地解决运输和城市建设等问题。 在农业方面，必须进行严重的努力。粮食、棉花必须力求继续增产。油料作物、猪和其他牲畜、有些副业产品在过去几年中增产不快，有的甚至一度下降，必须由农业和商业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它们的尽速增产。 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将紧接着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因此，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要讨论和通过我们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关于这个建议，周恩来同志将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专门的报告。 什么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呢？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国际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条件，我们应当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这个方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简单地说来，就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一般地还不能够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因而自己不能供给很多重点工程的主要设备。我国生产的钢材在数量上和品种上也不能满足需要，许多种高级合金钢还不能制造，有色金属工业的产品种类很少，无线电工业还很薄弱，有机合成化学工业还几乎没有。在第二个五年内，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上述薄弱的和缺少的项目，争取在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可以有百分之七十左右能够自给，其中将有部分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在燃料方面，石油的产量特别落后于需要，我们必须逐步改善这种情况。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地质勘探工作，来发现种类更多和数量更多的地下资源，并且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基本建设工作。在第二个五年内，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将比第一个五年增加一倍左右。除开继续建设东北、华中、内蒙古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外，将在三门峡周围地区、甘肃青海地区、新疆地区、西南地区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在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以后，全国很多的机器制造工厂、冶金工厂、电站、煤矿、石油企业、化学工厂、建筑材料工厂，将拥有现代先进技术的装备。 重工业各部门的生产需要大大提高。在一九六二年，需要把钢的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原定计划数四百一十二万吨增加到一千零五十万至一千二百万吨，煤的产量由一亿一千三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九千万至二亿一千万吨，电的产量由一百五十九亿度增加到四百至四百三十亿度。 轻工业也需要有比较快的发展。在一九六二年，要求棉纱由一九五七年的原定计划数五百万件增加到八百至九百万件，食用植物油由一百七十九万吨增加到三百一十至三百二十万吨，糖由一百一十万吨增加到二百四十至二百五十万吨，机制纸由六十五万吨增加到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万吨。 为了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按照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指出的方向，把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在一九六二年，要求生产粮食五千亿斤左右，棉花四千八百万担左右，并且应当力争超过这两个指标。养猪要求达到二亿五千万只左右。大豆、油料、糖料、其他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品，也必须积极发展。 铁路、公路、水运等项运输事业以及电讯事业都需要继续发展。对于原有线路应当逐步地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继续合理地组织运输，充分发挥现有运输设备的潜力。现在的铁路运输已经在某些地方呈现紧张情况，必须积极改善。在第二个五年内，要求新建铁路八千至九千公里，把兰新铁路修到中苏边境，把西北、西南各省用铁路干线联接起来。 为了增加材料和设备的新品种，应当充分动员我国的技术力量，努力加强产品的设计和研究的工作，进行新产品的生产。轻视自己的技术力量，不去积极使用它和培养它，是不对的。 按照初步的计算，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国民收入要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除了增加国家的积累以外，人民的生活将得到相当的改善。五年内，职工人数将增加六百万人至七百万人左右；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农民的全部收入也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粮食、棉布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如食油、食糖、煤油、煤炭等的供应，都将有所增长。 从以上所说的简单轮廓可以看出，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预示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而迅速的进展。按照这个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徒然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很明显，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更大的投资。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了，我国的财政状况也随着有了改进。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资金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最有效、最节约地使用资金。增加建设费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进一步节减军政费用。党中央在一九五○年已经确定了这个方针，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这个方针没有能够早日实现。虽然近年我国已经努力节减军政费用，但是，在第一个五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共约占百分之五十六。在第二个五年中，必须使军政费用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使经济文化建设支出的比重提高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在经济文化建设中，也必须适当地集中使用资金。因此，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第二个五年内必须首先集中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方面。同时，在一切企业中，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继续提倡节约，克服浪费。浪费在任何时候都是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的。我们的建设还在开始，我们更应当为积累每一元的建设资金并且加以最有效的使用而奋斗。我们的一部分消费物资必须出口，以便换来工业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装备。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忍受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这也是拟定和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所必须遵循的方针。 以下，我们将就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概括地讨论一下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所取得的一些经验。 工　业 在工业方面，这里只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工业的布局问题，产品和工程的质量问题，职工生活问题，企业领导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事业是以发展重工业的生产，即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为基础的。在旧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一九四九年，只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这是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标志。我们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要求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保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在一九五二年，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约占我国全部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而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这个比例有可能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在今后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有些同志想把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试问：如果我们不很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必要的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以及其他有关的重工业，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装备轻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农业呢？我们就将得不到必要的各种机器，得不到必要的钢材和水泥，得不到必要的电力和燃料，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将长时期陷于落后的境地。很明显，我们决不能那样办。 但是也有这样的同志，他们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意义，他们想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第一，人民对于消费品的需要既然日益增长，如果不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就可能出现商品不足的情况，就将影响物价和市场的稳定。特别是在农村中，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业产品以稳定的合理的价格去交换农产品，就可能妨碍工农联盟的巩固，并且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轻工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企业建设的时间比较短，资金的周转比较快，所以资金的积累也比较快，而轻工业所积累起来的资金也正可以用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在资金、原料、市场所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注意发展轻工业，对于建设重工业不但无害，而且有利。 在工业的布局问题上，目前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配合，中央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配合。 为了合理地布置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自然资源，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平衡的发展，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把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内地，正在改变着解放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各省的畸形现象。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否认或者忽视沿海各省工业的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辽宁、上海、天津等工业区已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第二个五年内，除开充分利用东北和华东的工业基地以外，还必须合理地发挥河北、山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发展工业上的作用。 在第二个五年内，为了配合大型企业的建设和生产，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加强工业的协作，增加产品的品种，为了便于充分利用资源，充分利用原有企业，特别是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中小型企业。 必须注意把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和地方经济组织的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过去，一方面，有些中央部门对于地方工业的发展和统一安排注意得不够，以致地方工业不能够合理地发挥潜在力量；另一方面，有些地方领导机关也曾经不顾全国生产设备是否有余，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和其他经济条件，盲目地新建和扩建一些工业，因而也造成了国家的损失。这两种偏向都必须纠正。 为了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无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无论地方国营企业或者中央国营企业，都必须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同样，为了完成国家的建设计划，工业、运输业以及其他一切部门的基本建设单位，都必须努力提高工程的质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我们的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我们已经生产了许多质量优良的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建成了许多质量优良的工程。但是由于一部分企业的设备落后和技术水平不高，一部分企业缺乏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部分企业没有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制度，特别是一部分企业的领导机关没有充分地重视保证产品和工程的质量，只是片面地重视保证数量和进度，所以有许多产品和工程的质量是不好的，某些产品不合规格，成为次货。商业方面统购包销制度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执行这个制度所发生的缺点，以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中曾经一度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也降低了许多轻工业企业对于产品质量的责任心，甚至造成了许多产品质量下降的严重情况。这些情况已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必须迅速地加以扭转。一切技术水平不高和设备落后的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短期内熟练地掌握有关的技术，并且逐步地改善设备落后的状况。一切企业都要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切检查制度不严的厂矿和工地，必须迅速建立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对于不合标准的产品和不合规格的工程应当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应当积极地改善原料、材料的质量和原料、材料的供应工作。对于轻工业产品，应当严格地执行按质分等论价的政策，并且在一部分产品中逐步地推行选购制度。尤其重要的，必须在一切有关的工人和职员中进行关于保证质量、提高质量的思想教育，彻底地纠正那些对于质量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作用。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需要解决那些问题呢？首先，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二，应当切实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第三，应当努力保证和改善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第四，应当逐步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第五，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 职工群众有许多困难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更大的发展以后才能解决。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不应当只管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而忽视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这一点必须向职工群众说明。但是，在另一方面，片面地强调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忽视职工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也是不对的。目前职工生活中的有些问题是必须解决而且是可能解决的，其所以没有解决，只是因为企业的领导者、工会组织和有关主管部门没有积极努力。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态度。 处理职工生活问题的上述原则，适用于一切企业的职工和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 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能不能发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工作是不是健全。企业的健全的领导应当是怎样的呢？ 在企业中，应当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凡是重大的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企业的领导者，企业中的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都应当善于把企业的当前任务向群众解释清楚，善于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提出合理化建议，不断地改进工作。企业中各方面的领导骨干，都应当善于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企业领导工作的改进，不仅需要企业本身的努力，而且需要上级国家机关的努力。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这并不是说，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需要减弱。恰恰相反，许多上级机关并没有真正深入企业，它们对于企业的领导往往是不及时和不具体的。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只有上级国家机关的强有力的领导同企业本身的积极性互相结合，才能把我们的事业迅速地推向前进。 农　业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方面提出了巨大的任务。应当怎样完成这些任务呢？ 我们是在没有农业机器的条件下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我国的农业，只能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耕作条件，适当地逐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机耕面积，预计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计划增加的耕地面积，同第一个五年一样，只能达到几千万亩，即近于全国原有耕地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化学肥料的产量，到一九六二年，每亩播种面积平均还摊不到三斤。因此，在第二个五年内，农业增产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依靠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群众采用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应当看到，依靠这些措施，实现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巨大的。例如在水利方面，现有的灌溉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三分之一，在其余三分之二的耕地中，有许多是可以找到水源灌溉的。在肥料方面，人畜粪尿和绿肥等自然肥料，来源很丰富，肥效也高，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是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肥源的。我国农村有丰富的人力，而且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只要正确地坚持不懈地推行上述措施，完成建议中的第二个五年的增产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在第二个五年内，保证粮食和棉花的增产，仍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同时，保证其他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产品的增产，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根据统计，除去自给性的副业不计外，各种经济作物、畜产品和副业产品的产值，在全国农业产值中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接近甚至超过粮食所占的比重，因而对于农民收入有极大的重要性。而这些经济作物、畜产品和副业产品，对于轻工业、人民副食品和出口贸易的供应，又有极大的意义。拿养猪来说，我们在第二个五年内要求把养猪的数字从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数一亿三千八百万只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二亿五千万只左右，就是因为养猪关系到全国城乡的肉食、农作物的肥料、猪肉猪鬃的出口，非大力发展不可。因此，各个地方的党组织、政府和它的农业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于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领导。应当按照本地方和国家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指导之下，帮助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适合于自己情况的发展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副业生产的全面计划。在发展副业生产的问题上，应当照顾到合作社集体经营和社员家庭经营的必要的分工，使两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合理的发挥。目前，有许多合作社比较忽视甚至不合理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种偏向应当纠正。 为了促进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发展，必须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价格政策，一般地是适当的，是照顾到农民的利益的，但是，在执行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几年来，某些经济作物、养猪业和其他副业的发展不快或者减产，部分地就是由于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有些偏低。这些偏低的收购价格，应当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及时地加以适当的调整。 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必须保证农民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能够增加收入。党中央要求全国的合作社，在初办的几年内，在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而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一般社员都可以逐年增加收入。为此，不但需要国家有正确的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而且需要合作社正确地规定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的比例。合作社不应当任意增加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的数量；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我们应当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 商　业 同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适应，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显著的成就。在国内贸易方面，社会商品零售额按今年的计划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保持了物价的稳定，发展了城乡的物资交流，供应了人民的需要。在对外贸易方面，今年的进出口总值将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五。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国的进口商品是以生活资料为主的；一九五○年以来，在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国的对外贸易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对设备和器材的需要，并且发展了我国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关系。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按照初步的估算，国内社会商品零售额一九六二年将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也将有很大的增长。 由于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基本上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商业现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工业产品中的消费品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农业产品中的商品部分，都要经过社会主义商业分配给工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广大的消费群众。由于人民购买力的增长，由于人民对消费品特别是副食品的需要的增长，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由于对外贸易对于出口物资的要求愈来愈多，今后我国商业工作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商业部门必须根据人民群众和对外出口的需要，通过价格政策和采购措施来推动工业和农业增加产量，改善质量；必须进一步发展商业网，扩大商品流通，加强对于工业品、农产品的采购和供应，并且使商业网的安排，适应于商品采购的需要和群众购买的方便。 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要求在目前认真地改进购销关系，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和适当地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 在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时期所采取的许多关于购销关系的措施，现在必须改变，代之以适合于目前经济情况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我们的国营商业曾经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对于农产品，除开粮食、棉花、油料由国家实行统购以外，其余的大部分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或者由国营商业直接收购；对于城市和集镇的市场，实行了严格的管理，统一议定商品价格，并且限制了某些私商贩运活动的范围。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的执行，也产生了某些副作用，这就是前面说的，一部分工业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一部分农产品和副业产品减产，一部分物资交流受到了妨碍。现在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全国解放以前，我国经过了十二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经常波动。解放以后，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基本方针是稳定物价。这就是说，不管当时某些物价是否合理，首先使各种物价在当时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而在稳定以后，再对某些十分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若干调整。党的这个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执行这个方针的结果是成功的，它对我国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在物价政策的执行方面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商业部门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在继续执行稳定物价的方针下，拟出一套适合于目前具体情况而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比较完整的价格政策和价格方案。收购价格的规定，必须达到有利于增产的目的，这是我们物价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为了提高工农业产品的质量，在收购和销售两方面，都必须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的政策。对于当地收购、当地销售的商品，收销差价过大的，应当适当地缩小；而对于低值的小商品的批零差价，应当适当地扩大。此外，还必须严格禁止违反国家的物价政策而寻求不应有的商业利润的行为。 商业工作的巨大的任务，要求全国的商业工作人员进一步学会做生意。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我国商业所积累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必须有计划地培养商业工作的干部和专家，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拿一九四九年同今年计划相比，高等学校的学生数从十一万六千人增加到三十八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从一百二十六万八千人增加到五百八十六万人，小学生数从二千四百三十九万人增加到五千七百七十几万人。图书出版数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一亿多册增加到今年的十六亿册。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已经从解放初期的十万○六千张增加到今年的三十三万九千张。 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一倍左右，中等专业学校、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学生也有相应的增加。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特别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一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要求我国的一些对国民经济关系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在十二年左右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我们应当坚决支持各个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同心协力地实现这个愿望。 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十二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同时，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造文字。 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 要完成文化教育工作各方面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大量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让他们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我们党做了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在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更有效地为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 （四）国家的政治生活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仅仅七年的时间内根本改变我们祖国的面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的原故吗？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一种完全新式的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原故吗？ 为了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改进国家工作。 我们所建立的国家，同一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有效率、最巩固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几亿被侮辱被损害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升到了主人翁的地位，使他们的生活和自由得到保障，使劳动得到光荣，使妇女得到平等的地位。大批优秀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参加了国家管理工作，把我们的国家机关建设成为勤勉的、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由于民主改革的彻底完成和镇压反革命的胜利，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还由于人民政府的其他一系列的措施，在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安定。 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实质都是阶级的专政，问题只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专政。一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者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就是它首先把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使国家成为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劳动人民统治剥削者的工具。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的专政。我们的民主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是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人民的。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在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专政是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因为它只是实行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毫无阻碍地运用政权这个武器，把全体劳动人民和其他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同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策路线，一方面，组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镇压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反抗，防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够实现这样严重复杂的任务。 事情很明显：如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国的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且不能够取得胜利，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除开无产阶级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力量能够负起这种领导责任呢？要是没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的、有远见的和大公无私的领导，就是贫苦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更不必说本性同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资产阶级了。我国资产阶级能够锣鼓喧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奇迹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的伟大力量，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 人们会问：既然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那么，为什么又有其他阶级、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呢？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还要继续存在呢？ 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异常清楚的道理吗？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即劳动者先锋队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者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界等等），或与大多数劳动者建立的特式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列宁所说的阶级联盟的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不一样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工农联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离开了同农民的联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同农民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中，在税收政策、粮食政策、物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我们都注意了继续加强这种联系。农民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着应有的重要地位。在全国广大农村的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几乎全部是农民。但是应当说，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于农民的具体利益重视不够的缺点还是不少的。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工农联盟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但是在同时，许多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由于过高地估计目前农业合作社的经济能力和滥用合作化所产生的“便利”，在农村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倾向又有了新的发展。为了继续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必须坚决克服这些缺点。 对于农民的政策，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新近参加了各种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其他个体劳动者。他们在我国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由于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比较分散，我们过去在他们中间的工作也比较薄弱。现在他们组织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许多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抗日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已经吸收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参加。但是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因而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党派有更多的代表人物参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机关，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保持政治上的联盟。这是为什么呢？这种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负担吗？ 诚然，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中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内，是我国社会上除了官僚资产阶级以外人数最少的一个阶级，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软弱性。但是不论在过去和现在，这个阶级在我国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发展了近代工业，领导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具体条件下，表示愿意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又逐步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因为他们比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我国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一个阶级。在过去几年内，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了或者支持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斗争，从而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并且增强了革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联盟对他们继续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此可见，把这种联盟看作一种徒然的负担，是错误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近年来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化。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同过去一样，这种合作仍然是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 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们党早就发生了合作的关系。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人民政府，随后又逐步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同时，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我们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 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还有广大的党外工作人员。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必须同党外工作人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出，是因为至今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抱着一种“清一色”的观点，他们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有事不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这种观点是一种宗派主义观点。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在人民中都是少数，因此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同党外的人合作。党必须教育那些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合作的党员迅速地克服自己的缺点，这是目前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范围将愈来愈广泛。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我们都应当继续坚持同他们的团结。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也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他们。总之，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员起来，使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都能贡献一份力量。 由此可见，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不但没有损害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这个制度已经在我国过去几年的历史中表现了它的优越性。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工作就是完全健全的了。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常常脱离我们的国家制度的正确原则，不是发挥了而是妨碍了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生动力量。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制度已经一切都已完备了。它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使自己逐步地成熟和完善起来。 什么是我们目前改进国家工作的主要任务呢？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我们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它们的组织机构，明确规定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帮助他们改变那种只是忙于开会、签公文而不接近群众、不研究情况和政策的作风，定出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下层、了解下情、检查工作、倾听意见的具体办法，督促他们严格地加以执行。 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可以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因为我们的国家同那些少数人压迫绝大多数人的剥削阶级的国家相反，我们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除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经常检查各级政府中党组织的工作以外，党委的各个工作部门应当负责建立起对于有关的政府工作部门中党组织和党员的经常的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为了这个目的，应当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以便广泛地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政府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讨论。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国家的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地发挥它的应有作用。第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的处分。 目前国家工作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也是符合于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我们反对了分散主义，把许多应当由中央管理的事务集中到中央手里，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近几年来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有些部门还发出许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给地方压力很大。这样，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发展了官僚主义。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国家的很多工作，例如农业、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地方的运输事业、地方的商业、中小学教育、地方的卫生事业和地方的财政等等，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省、市、县、乡都应当有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职权。根据这样的方针，现在中央正在同地方共同研究和拟定具体方案，准备逐步地加以实行。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性，同时又能够实行互相监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的状况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中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大多数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国内三千五百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已经有二千八百万人口的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另有二百二十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近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只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些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仍然必须采取我们所一贯采取的慎重方针，这就是说，必须由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愿办事。在改革中应当坚持和平的方式，而不要采取强力斗争的方式。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在他们放弃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后，国家要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并且说服人民群众同他们长期合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问题，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决不可以在社会改革中加以干涉；对于宗教职业者的生活困难，应当帮助他们得到适当的解决。 各少数民族要发展成为现代民族，除开要进行社会改革以外，最根本的关键是要在他们的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基地，举办了一些大型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将继续这样做。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都应当为完满地实现国家的这个计划而共同奋斗。同时，为了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特殊需要，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政府，还应当根据客观上可能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举办一些地方工业。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无论是中央国营工业或者是地方工业，都必须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只有这样，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才能比较快地达到现代的水平。 由于历史形成的现实条件，少数民族中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汉族人民的大力援助，所以，继续改进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为了改进这种关系，主要的问题是要克服大汉族主义。 几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汉族干部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们的大多数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完成了党给他们的任务，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欢迎。但是也有一部分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和意见，不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而是由自己在那里包办代替。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某些同志的思想中存在着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是有关的。 中国各民族共同地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后各民族也一定要共同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绝对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在所有的方面都是落后的。有一些民族的发展水平同汉族一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民族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比汉族高，值得汉族人民向他们学习。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认为少数民族一无长处、样样不如汉族的观点，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观点。 忽视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大汉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他们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中许多地方富有各种工业资源。如果认为不要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加，单凭汉族人民的努力，就可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所有上述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观点，都必须切实改正。只有坚决地克服了大汉族主义的任何一种细小的表现，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才能顺利地克服，而国内各兄弟民族才能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大家庭里面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 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那些纲领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建设、危害人民的安全的，因此我们的国家机关必须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我们在一九五○年领导了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给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以严重的打击。在一九五五年，我们又在社会上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全国的机关中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查。这些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大地巩固了社会的秩序，加强了国家的安全。 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凡是坦白的、悔过的、立功的，一律给以宽大的处置。大家知道，这个政策已经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由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愈来愈感到困难，因而在反革命分子中发生了激烈的分化，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这个事实说明，一方面，反革命分子确是存在着，认为可以放松警惕性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肃清的，认为反革命活动会愈来愈严重的想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在今后，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仍然必须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斗争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并且应当根据目前的新情况，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除了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因而不能不处死刑的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并且应当在他们服徒刑的期间给以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凡属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而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军——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军队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警惕地守卫我们的边境和海岸线，保卫我国领土的完整。 我们祖国的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所霸占，这是对于我国安全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我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五）国际关系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但要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而且要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我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呢？ 总的说来，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情况就已经根本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但苏联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在欧亚两洲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拥有占人类总数三分之一的九亿多人口，并且在地理上连成一片，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的大家庭。我们之间的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和互助合作的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已经恢复了友好的关系。我国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友好的来往。 现在，社会主义各国正动员国内人民的一切力量，从事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工农业生产以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我们在对外关系中一贯执行着坚定的和平政策，主张一切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我们的政策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一切爱好和平、要求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的力量都会得到我们的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声望日益增长，对于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日益扩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强堡垒。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团结一致，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有利的国际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胜利。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外，在亚洲和非洲，摆脱了殖民主义束缚的，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包括我们的伟大邻邦印度在内，共有六亿几千万人口，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都在执行着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它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成功，许多亚非国家独立运动的新发展，特别是最近埃及把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震动世界的事件，证明了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形成为一种巨大的世界力量。在过去，亚非大多数国家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他们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后方，但是现在却变成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和支持和平共处的力量了。同时，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在发展。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阻挡民族独立运动的潮流，但是这个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它最后必将席卷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而永远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大大地便利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和胜利。同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又削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因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友好合作，既符合于彼此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于世界和平的利益。 这一些伟大的历史变化，是同帝国主义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美国垄断资本利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的有利地位，在战后进行疯狂的扩张活动，首先是控制德日等战败国，夺取英法等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势力范围，力图树立世界霸权。它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制造紧张局势，准备新的战争。美帝国主义把它的这一切活动说成是为了“防御共产主义侵略”。但是，谎话究竟不能掩盖事实。社会主义同侵略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既然消灭了依靠侵略发财、依靠殖民地和国外市场发财的阶级，也就消灭了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而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依靠侵略发财的集团是永远不会自愿地停止侵略的。世界人民看得很清楚：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主张和平共处，发展东西方的经济文化关系，并且带头裁减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削减了自己的军费。相反，美帝国主义却仍然在扩张军备，反对发展东西方的关系，害怕和平共处好像害怕世界末日一样；它的武装力量至今还在远离自己的国界几千公里以外霸占着我国的台湾，在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和西欧各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 把“防共”和“反共”的口号当作烟幕来掩盖一个国家统治世界的企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早已流行过了。帝国主义者当然十分仇恨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也知道，强大和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碰不倒的。因此，美帝国主义目前的主要活动，实际上是假借“反共”之名，以便压制本国的人民，尽可能地控制和干涉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 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活动日益引起各方面的反抗，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固有的矛盾。现在，受过和正在受着殖民主义灾害的国家和人民已经愈来愈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当前最大、最贪婪的殖民主义者。在亚非地区，愈来愈多的民族独立国家采取了和平中立政策，拒绝参加美国的侵略性军事集团，有力地限制了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在西方国家中，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逐渐识破了美国扩张政策对它们危害的真象，而拒绝把自己套在美国的战车上、赞成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中立趋势，也已经日益发展。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两国，曾经企图凭借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事实上，追随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只是为美国势力的入侵开辟了道路，而沉重的军费负担日益严重地妨碍着它们国家经济的发展。这就加强了美国的主要盟国对于美国的垄断和控制的不满和反抗，特别是加深了英美之间的矛盾。同时，西方各国的人民群众正在日益展开广泛的和平民主运动，反对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美国人民也已经逐渐地体会到这种政策为他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战争的危险。就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逐渐认识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 英法统治集团的外交政策正处在矛盾和混乱之中。英法两国在目前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下，虽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的愿望，但是它们由于企图保持殖民主义的特权，对于民族独立运动却不愿意放弃武力威胁的政策。这种状况，在埃及政府收回苏彝士运河公司以后的发展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英法政府想用武力干涉的方法，破坏埃及的神圣主权，重新夺取苏彝士运河。美国一方面支持英法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企图乘机夺取它们在中东的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反侵略运动之间的斗争，在中东正在尖锐化。全世界的最广泛的同情是在埃及方面，全世界最广泛的舆论都主张和平解决苏彝士运河的争端。英法如果不遵循和平解决的途径，而实行武力干涉，那就不但会受到埃及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英勇抗击，而且必将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亚非两洲、拉丁美洲以及西方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也将引起英法两国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世界是要走向和平的；在苏彝士运河问题上和其他民族独立运动的问题上，采取武力干涉政策只能招致彻底的失败。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犯错误。人类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斗争必然还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的过程。但是，世界的总的趋势是光明的。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就终将取得胜利。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努力。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以后不久，就同伟大的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伟大的中苏同盟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给了巨大的援助；欧洲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也给了种种的援助。兄弟国家的这种同志式的援助，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这种援助，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中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目标和相互援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继续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和友谊，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中国身受过殖民主义的灾害，而且中国的领土台湾到现在还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中国人民深切地同情并且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每一个胜利，不论它出现在亚洲、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都将会进一步加强和平的力量。 中国同刚刚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其他亚非国家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处境和愿望。我们在一般的国际关系中，首先在相互关系中，都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要求。中国同印度首先倡议的五项原则，体现了这些共同要求。我们已经根据这些原则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和平。 我们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同我们的所有邻国建立睦邻关系。我们同这些国家有深厚的传统友谊，而没有不可解决的争端。在我们同某些邻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帝国主义者力图利用这种情况来破坏和阻挠我们同邻国发展和建立友好关系。但是，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同邻国之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解决。我们同邻国发展和建立友好关系，既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我们邻国的利益。 我国同欧洲的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正常关系。 我国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建立这种关系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的。 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但是，美国一贯地敌视我国，侵占我国的台湾，派遣特务对我国进行颠复活动，对我国实行禁运，并且竭力在国际事务中排斥我国，蛮横地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虽然如此，我国政府仍然努力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同美国的争端。我们曾经一再建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来解决和缓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我国的这种努力，只是为了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承认侵略。全世界都知道，我国人民对于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是不怕付出代价的。但是美国政府对于我国的态度至今还远不是现实的和合理的。结果怎样呢？尽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一切罪恶的手段来破坏我国，企图孤立我国，但是，伟大的新中国在世界上屹立着。正义是在我们方面，世界的广大的同情是在我们方面。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并不是我国，而恰恰是美帝国主义。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愿继续失败下去，它的出路，只能是对于我国采取现实的合理的态度。这种情况，对于美国人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来往。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中积极地参加了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际活动，并且积极地发展了同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了同各国人民团体和各方面社会人士的交往。虽然我们在这些方面遇到了许多人为的障碍，我们的国际友人还是愈来愈多。事实证明，铁幕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我们今后仍将继续贯彻执行这些政策。 （六）党的领导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党的组织壮大了。现在党已经有一千○七十三万党员，其中工人党员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党员占百分之十二。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受了伟大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就是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新党员，基本上也都是过去几年的群众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劳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积极分子。整个说来，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更加密切了，党的工作经验是更加丰富和全面了，党的团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 我们已经说过，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力量，在于它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后，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处理国内和国际的复杂事务，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党的领导。这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根据实际生活所共同承认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也有极少数同志曾经企图削弱党的领导作用。他们把党对于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政策方针的领导问题同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他们认为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技术业务还是外行，因而就不应当领导这些工作，而他们则可以独断专行。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也不是说，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可以安于做外行。党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我们学习得愈多，就会领导得愈好。 像我们在前面所说，党从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是事实所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应当承认，我们党在担负目前的日益繁重的任务方面，并不是没有困难了，并不是不会犯错误了。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国家政治生活方面，都犯过暂时的、局部的错误。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也不是毫无缺点和错误的。因此，党的领导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和分析过去所犯的错误，取得教训，从而求得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尽量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并且尽量不使小错误变为大错误。 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在我们党内有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反映。我国原来是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这个阶级的情绪经常影响我们，不断地给我们压力，资产阶级也经常从各方面来影响我们。党必须经常进行党内教育，不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损害我们党在政治上的纯洁。但是我们的错误不但有社会的根源，而且有认识上的根源。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正确的意见只能是对于实际事物的客观的全面的反映，而坚持要按自己的主观的片面的想法去办事，那末，即使他有一切善良的动机，也还是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因此，为了避免犯错误，必须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正确地辨明是非。 鉴于目前我们的党员十分之九都是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入党的，在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在党的历史上正确的路线怎样有效地克服错误路线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并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党在三十五年的历史中，曾经犯过四次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就是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后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议以来的二十一年中，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个历史的变化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很明显，这不能仅仅用党的历史长短、经验多少去解释，因为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所犯的错误反而比以前两次的“左”倾错误更为严重；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党的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因为大多数犯过错误的领导者在后来也为党作了很好的工作。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愈高，他们识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识别好的领导者和坏的领导者的能力也就愈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也就愈高。 党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给以认真的研究；虽然否定过几次错误路线，但是实际上只是处分了犯错误的领导者，并没有正确地分析那些错误和那些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因而就不可能帮助党的干部提高觉悟水平。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间统治全党的以王明、博古等同志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没有接受过去几次错误路线的教训，而且由于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横蛮武断的作风，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们完全不顾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形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采取了极端冒险的政策，在党内生活上也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发展了过火的党内斗争。他们的错误领导，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但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就不同了。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在这以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有了重大的改进，党的事业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帮助全党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认真地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求减少在工作中的错误，党中央曾经在遵义会议的七年以后，在全党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著名的“整风运动”，组织全党干部在这个运动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展开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 以上所说的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地说明了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 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目前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同时，涌入我们党的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也很容易成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市场。 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自己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辨明是非的能力，并且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找出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第二，必须加强在广大的新党员中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育，使他们逐步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获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党的历史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现状的基本知识，认识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而在知识分子新党员中，则要特别着重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第三，必须加强党的理论工作。我们应当迅速地集中必要的党内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工作力量，从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和基本经验的研究，从事当前国际问题的研究，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部门的研究，使这一系列研究适合于当前党的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适合于向广大党员和广大青年进行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迫切需要。 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过去几年的党的工作中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的结果。不少党的工作人员，也同前面说过的某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开始表现出骄傲自满的情绪，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层，倾听下情，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从实践中检验党的决议是否正确，刻苦地研究新鲜事物并且正确地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党必须教育他们深刻地认识他们的这种主观主义在工作中造成的损害，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且使他们懂得，这是他们能够继续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 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更加兴旺。 关于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在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中受到了充分的注意。对于这个草案，邓小平同志将作详细的说明，因此我不需要在这里多说了。党章草案关于党员的权利和党的下级组织的权利作了一些新的规定。草案规定，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并且在对于党的决议不同意的时候，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权利。草案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又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党章草案还规定，县一级以上各级的党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所有这些，必将促进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的高涨。 当然，我们党的民主生活的扩大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我们党的党员的创造性的发扬决不是减弱了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纪律性。同样，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者能够充分正确地和最有效地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态度，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给以严厉的处罚，以至把他们驱逐出党，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没有解决为什么造成错误的思想问题，那末，严厉的处罚不但不能保证党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还会造成更大的错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期，在党内斗争中所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只是造成了党内是非不明、死气沉沉的状况，使党内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摧残，使党的事业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纠正了王明、博古等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以后，也彻底地改变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式。 在党内斗争中，党首先严格地区别了党内的是非问题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问题的界限。 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坚持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党采取了坚决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在我们的队伍中确是混入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我们已经清洗了一些，以后也还要继续注意防范和清洗。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过去我们进行了反对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的群众斗争，以后又粉碎了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高饶反党联盟。在今后，我们还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 但是，对于任何由于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坚决地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对于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并且具体地分析错误的根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继续团结他们在一起工作。对于在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虽然需要给以恰当的纪律处分，或者适当地调动工作，但是仍然必须用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团结的目的。总之，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所犯的错误可以在党内改正，并且本人愿意改正，就必须让他留在党内改正，并且不应当滥用组织权力，给以不适当的处分。反之，如果用简单的粗暴的方法去纠正思想性质的错误，那末，不但思想问题不会解决，错误还会重犯，而且必然伤害党内应有的和睦，甚至会把普通的意见分歧发展成为组织的分裂。 党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加强了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扩大了党内民主，并且对于工作中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方针，这样，党的团结和统一就必然日益巩固。而党的团结和统一，当然不但是我们党本身的利益，而且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因为党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 我们要巩固地团结全党，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地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群众。我们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们能够密切地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继续加强党和群众的团结。 我国最广大的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必要的纽带。除开前面已经说过的农民所组织的合作社以外，最重要的群众组织就是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和妇女组织。 我国工会组织现在已经拥有一千二百万会员，它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党应当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通过工会工作把我国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觉悟的、有文化技术的阶级，使广大的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方面，应当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吸引工人群众，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斗争；另一方面，还应当密切关心群众的生活，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向一切企业中违法乱纪、侵害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勇敢的斗争。忽视这两种任务的任何一方面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应当纠正。 已经拥有二千万团员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最近即将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青年团在过去几年中的有成效的努力，在我国生气勃勃的青年职工、青年农民、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中，正在源源不绝地生长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击力量，并且向党输送着大批的新党员。青年团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在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开展更加生动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克服某些团组织不注意采取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式，不用说服教育方法去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缺点。 我们党一贯地关怀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的彻底解放看做我们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我国妇女群众现在在工农业劳动中和其他许多社会职业部门中，正在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女干部正在迅速地成长。党应当继续鼓舞妇女群众的上进心，帮助她们克服参加工作的某些特有的困难，帮助她们提高工作的熟练程度，纠正党内外一切歧视妇女的错误思想，并且注意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树立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的新的道德风尚。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组织的民主妇女联合会是广大妇女的群众组织，党应当关心和帮助它的工作，通过它来加强党和妇女群众的联系。 为了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而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如同我们党在国内依靠着我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样，在国际上，我们依靠着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依靠着各国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兄弟团结，必须继续向苏联共产党和其他一切国家的共产党学习他们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对待任何兄弟党，都必须采取热情的和谦虚的态度，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大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危险倾向。 中国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成就里面，包含着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奋斗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此谨向各国兄弟党，并且经过他们向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并且保证同他们永远团结一致。 让我们全党同志永远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永远同全国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永远同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的胜利！

第6版()专栏：社论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今天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首先指出，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政治领导的正确性；同时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组织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的正确性。 他说，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是经过各地党的组织的讨论和多次修改而成的。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 邓小平接着分析了这次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他说，同第七次大会的时候比较起来，现在我们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党员的数目增加了八倍。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他说，很显然的，国家和党的状况的巨大变化，对于我们党的要求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对于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党章草案就是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而对原有党章作了适当的修改。此外，党章草案同时也适当地反映了从第七次大会以来党在各方面积累的许多新的经验。 在分析了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以后，邓小平分别就党章草案中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关于提高党员的标准和保障党员的权利等方面的问题，着重地作了说明。 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说，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邓小平概括地说明了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所具有的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并且回顾了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由于实行群众路线而得到的巨大胜利。邓小平说，我们要让全党记住：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么，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他指出，目前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党内得到完全贯彻地执行。为了继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这就是：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同时他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报告中讲了党的上下级关系和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等问题。他指出，目前党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缺点，从总的方面说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在这方面，党章草案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关于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问题，关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执行，都增加了规定。邓小平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他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党中央在1948年9月作出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党的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并且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邓小平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央已经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同样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等等。邓小平接着强调指出，在党的民主生活方面，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每年开会一次的代表大会讨论。他说，这种改革，必将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邓小平着重地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邓小平在这里还谈到了领袖对于党的作用。 邓小平强调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他说，党为了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和统一，为了正确地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曾经同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关系问题上的各种错误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邓小平说，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期间，最严重的党内斗争就是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他指出，经过这一斗争以后，党的团结和统一大大加强了，全党同志的觉悟和党的组织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党的和人民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什么也没有得到。他说，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对待党员的缺点和错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已经写到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实践证明，采取这种方针是有利于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的。邓小平说，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指出，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对于发展批评有决定的意义。 邓小平在讲到党章草案中关于党员的规定时指出，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邓小平接着分别就党章草案关于党员的条件和党员义务的一些新的规定作了说明。他说，关于党员义务的新规定，表示党对于党员的要求是更为严格了。这些规定，需要在党员中和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邓小平说，党在努力提高党员标准的时候，还必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他指出，党章草案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一项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这个规定，不但可以大大激发广大党员在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工作中充分集中群众智慧，运用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且可以使许多惯于墨守成规，惯于不尊重党员群众创造性的领导人员，学会改变自己的作风，从而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他说，草案还特别规定：侵害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对于党员权利的有力的保障。邓小平在报告的这一部分还说明了党章草案关于党内的奖励和处分所作的重要修改，并且谈到了党的干部问题。 邓小平接着扼要地说明了党章草案关于党的组织机构的若干新的规定。 邓小平在报告中最后说，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章草案对于我们党目前的状况和任务是适合的。党章草案由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后，将成为进一步提高党的质量、扩大党内民主、发扬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附图片）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高　粮摄

第7版()专栏：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周恩来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今天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周恩来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要胜利地完成了。为了使我们能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立即顺利地开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就有必要及早着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经过这次党代表大会讨论并且通过以后，将提交国务院讨论。 在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前，周恩来首先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介绍了关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情况。他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都取得了比预想还快还大的胜利。他说，在基本建设方面，预计到1957年底，全国基本建设的投资额，有可能比原计划超额完成10％以上；预计有近五百个新建和改建的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建设完工，从而开始改变我国工业原来极端落后的面貌。在工业生产方面，预计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将有可能比原计划超额完成15％左右，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都将超过原定的计划指标。在农业生产方面，1956年，虽然许多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一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仍然有可能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只要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1957年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某些经济作物的产量，就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 周恩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它的超额完成，已经使并且将要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的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预计到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比1952年增加60％以上。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到50％左右，而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的比重将达到40％以上，这就加强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都已经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有了上述这些变化，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事业，也正在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因而也就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指出，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努力的结果，也是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给予我国巨大援助的结果。他说，我们愿意乘这个机会，对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这种真诚的兄弟般的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周恩来接着提出了近年来在领导经济工作中间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周恩来对以上问题，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些意见。 接着，周恩来说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周恩来说，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编制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能达到的成就作为出发点，联系到大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国要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个基本要求，并且实事求是地估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外的各种条件，进行全面的规划。这样的计划，才有可能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计划。 周恩来说，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周恩来指出，为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扩大冶金工业的建设，大力推进机器制造工业的建设，加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进行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是进行重工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他并且指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他说，为了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按比例地、互相协调地发展，我们又应该妥善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商品流转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地安排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以便把一切积极的因素和有用的力量都组织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 周恩来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将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从第一个五年的35％左右增加到40％左右，因而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就将比第一个五年增长一倍左右。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初步计算，1962年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将增长35％左右。到196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数字增长75％左右。周恩来说，上述关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是合理的，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我们可以预期，在将来，只要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件，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第二个五年计划也会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有可能超额地完成。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周恩来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主要问题扼要地作了说明。其中包括合理地积累和分配资金，正确地安排基本建设计划，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加强商业工作，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企业改组和人员安排，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培养建设人才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厉行节约，争取国际支援、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合作和联系等十二个问题。 周恩来指出，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将有可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50％左右。积累部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稍高于第一个五年已经达到的水平。 在谈到正确地安排基本建设计划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强调指出：必须加强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建设，注意生产力的合理分布，使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相结合。 周恩来说，党中央委员会建议，1962年比1957年原计划，工业总产值应该增长一倍左右。他详细地说明了发展工业生产的几个重要问题，即发挥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问题，推进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问题，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种类问题。 周恩来谈到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有关问题。他说，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粮食产量五年合计达到二万二千亿斤，1962年达到五千亿斤左右；1962年比1957年原计划，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这些指标是根据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农业的具体情况提出的，因而是适当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周恩来指出，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应该特别注意两个问题，即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问题和发展多种农业经济问题。 周恩来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需要大大地增加运输和通讯的能力，这就必须以铁路建设为重点，相应地进行全国运输网和通讯网的建设。因此，运输和邮电部门应该分别轻重缓急，进行全面规划，以保证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所提出的关于运输、邮电方面的各项任务。 在谈到加强商业工作的时候，周恩来说，根据大体计算，1962年供应城乡人民的各种日常生活消费品和一部分生产资料的数量，即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比1957年原计划增长50％左右。商业部门必须继续加强收购工作和销售工作，合理地安排各级商业机构，并且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他又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市场的物价一般是稳定的，工业品和农业品之间的比价大体是适当的，这表明，我们的物价政策是正确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物价方面将继续采取稳定的政策，同时，对某些不合理的物价进行适当的调整。 周恩来接着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企业改组和人员安排的问题。他指出，小型工厂、手工业和小商业的合作组织，他们的生产经营都比较机动灵活，容易适应于人民多样的、经常变化的需要，因此，在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应该使他们保持分散的特点，避免过分集中的偏向。对于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在他们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应该加以适当的安排，并且利用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周恩来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的许多建设事业将要更多地由地方负责兴办或者要依靠地方的努力配合来完成，因此，需要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各项原则，他说，中心的问题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他特别指出，在这方面要按照建议的规定，更加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 在讲到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周恩来说，最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集合了全国几百名优秀的科学家，草拟了今后十二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他指出，这是保证我国许多重要的科学方面在今后十二年内能够接近世界上先进水平的极重要的措施，应该早日完成这两个规划，并且组织全国科学研究的力量，有步骤地和有重点地实现这两个规划所提出的任务。 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他说，在第二个五年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25％到30％。此外，还应该采取实际措施，逐步地改善职工居住、安全、医药卫生等方面的条件和适当地增加其他的福利设施；应该继续反对对职工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为了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我们应该正确地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和合作社收益的分配问题。这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能够完成农业的增产计划，就有可能使农民的全部收入在五年内增长25％到30％。 周恩来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我们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他指出，一切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合作社，都应该厉行节约，使人力、物力、财力都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周恩来接着指出，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外，还必须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正因为这样，我们一贯努力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协作，并且互相支援。我们也为了同样的理由，努力发展同那些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特别是同亚非各国的经济合作、贸易来往、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他说，我们主张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合作和联系，不仅是为了加速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还因为这将为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奠定可靠的基础。 周恩来在结束他的报告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号召全党同志，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应该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加倍努力，同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起，同全国各民族、各党派、一切爱国人士一起，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他说，只要我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克服各种困难，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奋斗中，胜利前进！

第7版()专栏： 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民进作出决定 学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新华社15日讯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分别作出了关于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为迎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座谈会决定民革自中央到地方组织都要对大会的文件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学习。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十四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决定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在我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也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下，我们盟和全国人民一道，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决定号召全盟以实际行动来向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真诚的祝贺，盟的同志和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要更加倍地努力，发挥潜力、提高觉悟、加强团结、联系群众，更积极地做好岗位工作，特别是参加文教建设，培养新生力量，向科学进军，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最近时期内，全盟同志应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以提高思想认识，发挥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决定组织在京中央委员、部处级领导干部学习大会文件，并组织座谈会进行讨论。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会的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暂停，专门学习“八大”文件。并决定通知全党地方组织重视大会文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 中国民主促进会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14日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了决议。决议号召全体会员用提高觉悟，贡献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际行动来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决议说，本会各级组织必须加强工作，大力贯彻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密切联系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决议并号召全体会员及时认真学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以加深政治认识，提高思想水平。中央常务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要举行几次座谈会，学习、讨论大会的文件。

第7版()专栏： 苏联报纸刊登毛泽东的开幕词 本报莫斯科16日电　16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共青真理报”、“劳动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等中央与莫斯科市的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全文刊载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开幕词。各报并刊出了塔斯社记者或各报驻北京记者的长篇报道。 “真理报”在一版报头地位用中俄文醒目地刊出了“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以兄弟的敬礼！”的标语，并在一版登载了毛泽东同志的大幅相片。同时刊出驻北京记者科仁、欧福钦、多玛茄茨基合写的大会通讯：“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大事件”。文章仔细地介绍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天开幕情况。 “消息报”、“共青真理报”、“劳动报”刊载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摘要。

第7版()专栏：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报纸发表社论 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波兰“人民论坛报” 波兰“人民论坛报”9月15日发表社论说，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将使得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重大的政治事件。 这家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源泉，同它的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思想理论，在于党通过自己的总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中国共产党这种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首先表现在党的一切措施都适合于自己特有的社会情况、传统和具体条件。 社论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建设和农业改造及私营工商业改造等方面的成就。社论说，中国党的民主主义的表现是党力图加强同党外人士的紧密团结，党正在加强民主统一战线并且表示同其它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和合作。中国共产党表示它主张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方面自由思想，主张自由讨论和创造性的劳动，主张在争论问题时自由发表意见和维护自己的观点。 社论最后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壮大，党的思想更加丰富，并将使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罗马尼亚“火花报” 罗马尼亚工人党机关报“火花报”写道，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引导伟大的人民中国迅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领导力量。它对巩固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和巩固世界和平和进步力量有极大的重要性。 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祝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在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武装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团结报” 阿尔巴尼亚“团结报”9月15日发表社论，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 社论说：英勇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的鼓舞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已经建立了真诚的和兄弟般的关系。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壮大和巩固。 报纸最后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向兄弟般的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人民报” 越南“人民报”16日以“热烈祝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题发表社论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奋斗的道路是长期的和艰苦的，但也是无比光荣的奋斗道路。正在蓬勃高涨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使得全体越南人民无比兴奋，并且更加鼓舞了他们为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慷慨无私的援助是我们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我们两党之间的深厚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崇高的表现。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事业一定会起巨大的作用。 社论最后祝贺大会获得成功。 朝鲜“劳动新闻” 朝鲜“劳动新闻”15日发表社论，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社论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人民生活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胜利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显示了中国人民在强有力的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发挥的伟大的创造力。这又一次地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胜不败的威力。 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作出了优秀的榜样。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发展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具有巨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社论说，朝鲜劳动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经常地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作为借镜，朝鲜人民认为，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永恒的友谊团结是在自己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之一。

第7版()专栏： 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 甘肃省各级党组织改进领导作风 中共佳木斯市委改进工作作风带动各企业提高领导水平 新华社兰州15日电　甘肃省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正逐渐树立起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从今年6月底举行的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都根据党代会的决议精神把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作为改进领导作风的主要措施。中共甘肃省委员会及所属各部已经先后派出数十个有关工业、交通、建筑、农业、商业、手工业、民族等方面的专业工作组，分别深入到各重点地区进行专题调查研究，着手全面安排工作。各地委会都组织了十几个有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各种专业工作组，深入到区、乡或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调查研究，解决目前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各县委会在认真检查了县委会的领导作风以后，规定县委会的委员要以大部分时间深入到群众中去。中共漳县县委会十五个委员中有十四人在最近两个月内采取了“到现场办公”的办法，深入到乡和农业社去，大大改变了以往忙于在县里坐办公室、开会、发指示的不深入的工作作风。 为了改变以往党的领导机关缺乏调查研究便召开会议和发公文指示的缺点，最近甘肃省的各级党组织一般在召开会议和发公文指示时，事先都进行了调查研究。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最近发现有些地区在推广农业增产经验中发生了不根据当地具体条件盲目搬用别地先进经验的偏向以后，便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调查了?兰县麻家寺乡在把夏田改种秋田和涝灌春水 中盲目搬用别地经验而造成粮食减产的严重情况，从而正确地指导各地纠正和防止盲目搬用先进经验的偏向。有些山区的党组织，过去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因为心中无数，往往不能根据山区的特点提出要求，最近这些地区也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干部深入山区重点调查，听取山区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中共平凉地委会最近根据对山区经济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要求各县成立山区生产规划办公室，通过对山区乡的重点调查研究，提出目前改善山区人民生活的具体措施和长远规划。永宁县的干部和群众最近为明年的肥料没有来源发愁，中共永宁县委会就派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肥源和积肥情况，发现农村中肥源仍然很多，随后根据这一调查，在乡支书、乡长会议上研究了全县积肥问题，及时找出了解决明年全县所需肥料的办法。 新华社佳木斯16日电　中共佳木斯市委员会带头转变领导作风，推动了全市主要工厂、工地的领导干部深入实际，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 过去，中共佳木斯市委的负责干部亲自下工厂、工地了解研究情况少，而在上边开会听汇报，兜情况、作决议多。因此对全市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和主要工厂、工地的情况都了解得不够深透。负责联系重点工程——佳木斯综合造纸厂的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由于日常会议和事务繁多，平均每月只到工地去一次。 9月初，市委召开了扩大会议， 认真检查和作出了转变领导作风的决议，除市委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外，分工负责工业、基建、财贸等部门的市委书记和市委委员都抽出一半的工作时间深入主要工厂、工地进行研究和检查，及时帮助企业提高领导水平。 各主要工厂、工地的领导干部在市委的督促和检查下，迅速地转变了他们的领导作风。佳木斯纺织厂一月到六月份月月超过国家规定的原棉消耗指标，车间干部向工厂反映是原棉质量不好而造成的，工厂的领导不深入检查也随声附和。现在进行深入检查，发现并不是原棉质量低，却是由于生产管理不善，纺出的线粗细不一，好次棉又搭配不匀。这个厂的领导干部最近亲自组织推广了回捻结头法等先进经验，使全厂纱的一级品数量从56.6％提高到90.86％。佳木斯糖厂的领导干部过去惯于用会议解决问题，会议很多，效果不大，领导干部疲于开会，放松了工厂的具体领导。9月份以来，这个厂减去了三分之二的会议，必须召开的会，都在事先做好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厂的领导干部有时间学习研究上级的指示文件，并深入现场及时发现和解决了一百多项有关工厂生产、扩建和工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受到了职工们的赞扬。如这个厂机修车间的铸件废品率达到50％，车间干部认为是不可克服的问题，工厂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具体组织职工学习佳木斯电机厂铸工方面的经验，使铸件的废品率比过去降低了一半。

第7版()专栏： 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拜会周外长 新华社16日讯　埃及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哈桑·拉加卜在16日拜会我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拜会时在座的有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礼宾司司长王倬如。

第7版()专栏： 锡兰政府代表团离北京 新华社16日讯　以克劳德·科里亚为首的锡兰政府代表团，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他们将在上海参观后经广州回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夫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陈叔亮、专员毕朔望等。 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和夫人，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也到机场欢送。 在京期间，团长克劳德·科里亚和团员特·布·苏巴辛格、蒂·格·阿比亚辛格，曾去东北参观了沈阳、鞍山的工厂，游览了沈阳的名胜古迹。部分团员分别参观了北京的工厂、学校、医院和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游览了长城、十三陵等。他们还观看了中国著名的京剧，欣赏了中国的民间音乐歌舞。

第7版()专栏： 我国和瑞典、丹麦 开放国际电话业务 新华社16日讯　为了进一步便利我国和瑞典、丹麦之间的通信联络，我国电信主管机关已经同各有关国家的电信机关商妥，分别从8月16日和9月16日起，开放北京、上海等地与瑞典、丹麦各地往来的国际电话业务。

第7版()专栏： 上海市成立 归国华侨联合会 新华社上海16日电　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已在15日成立。来自欧洲、美洲、非洲、澳洲、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归侨一百五十多人出席了15日的成立大会。郭隶活、吴桓兴、黄钦书等四十五人在会上当选为委员。 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政协上海市委副主席沈志远曾到会表示祝贺。 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的任务是动员和团结上海市的归国华侨、侨眷及国外华侨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了解归侨和侨眷的要求、意见，举办或协助举办有关福利事业。 现在居住在上海的归国华侨有三千多名，侨眷有一万多户。归侨大部都在工厂、银行、科学院、医院等单位工作，其中有的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胜工作者。

第8版()专栏： 纳赛尔警告帝国主义不要黩武 埃及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国家主权 “使用国协会”计划是个会导向战争的方案 新华社16日讯　开罗消息：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9月15日谴责西方国家的所谓“运河使用国协会”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为了宣战而建立的组织。 埃及总统说，我们一定抵抗任何侵略，并且对那些企图侵犯我们的主权的人进行战斗。如果受到进攻，埃及将进行有组织的战争、全面的战争和游击战争。那些进攻埃及的将会很快认识到，他们将因此给自己带来灾难。谁进攻埃及，谁就是进攻整个阿拉伯世界。他还警告说：任何进攻埃及的人都应当知道，他们在中东的利益和资源将永远完蛋——“我重复一遍，是永远完蛋。” 纳赛尔是在埃及空军学校的一个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他强调说，埃及将向世界显示，当弱小国家有充分的决心来保卫它们的权利和维护它们的尊严的时候，它们无疑地是能够达到它们的目的的。 在埃及总统讲话的时候，到会者一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和欢笑声。 纳赛尔说，我们听到英国和法国正在挥舞它们的刀剑的声音，这些大国的目的在于侵犯我们的主权。他说，我以在过去成功地战胜了外国统治、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埃及人民的名义宣布，我们打算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我们的主权。 纳赛尔指责美国的态度说，“美国总统曾说过他希望和平。接着，国务卿提出了最后将会导向战争的方案。” 埃及总统说，西方国家宣布要成立“使用国协会”，它的目的是要从埃及抢夺运河并剥夺埃及收通行费的权利，这种行动违反了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由两个机构来组织运河的航行是不可行的。 他说，同样地在埃及国外设立一个机构来继续收运河通行费也是不能容许的。 纳赛尔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容许的话，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伦敦港使用者协会，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引起国际上的混乱和使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完结的局面。 纳赛尔斥责了英、法、美三国最近一系列企图以金钱收买或者用武力威胁来侵害埃及主权的阴谋。他还揭露了西方国家有一个四十八小时之内占领埃及的狂妄计划。 他指责英国和法国对苏彝士运河公司的外籍雇员施加压力要他们离开工作。 他接着说，但是，我宣布，运河将会像过去那样继续畅行无阻。有七十个埃及领航员和希腊领航员拒绝对威逼利诱屈服。 纳赛尔接着以埃及人民的名义宣布，奖给这些领航员勋章，表扬他们的忠诚和贡献。 他说，你们知道西方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吗？昨天，大量的船只开到了塞得港和苏彝士要求通过运河。按照一个预先策划好的破坏运河航运的阴谋，有五十条船——这是许多年数量最大的一次——被集结到这两个港口。但是，靠了七十个拒绝接受贿赂、宁愿继续工作下去的埃及和希腊籍领航员的帮助，我们安全地把这些船只引导过去了。

第8版()专栏：观察家评论 美国干涉者的用心何在？ 美国政府对于日本首相鸠山准备访问苏联和苏日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问题，最近又接二连三地采取了新的干涉措施。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在10日访问日本外务相重光葵施加压力之后，美国国务院在13日又公布了它给日本政府的一个所谓备忘录，进一步对日本行使压力。美国这种粗暴的干涉行动，是任何一个尊重自己主权的国家所无法容忍的。 从已经透露出来的一些情况看来，美国这些干涉措施显然包括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仍然是想要使苏日谈判达不成任何协议，甚至阻挠鸠山访问苏联之行。另一个目的是一旦苏日谈判达成了协议，美国也要在苏日两国中间打进一个楔子，埋下纠纷的种子，以便破坏苏日关系的真正正常化。 美国政府十分仇视苏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重光葵在和艾利逊会谈后也承认说，美国显然不欢迎日本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为了达到破坏苏日恢复正常关系的这个目的，艾利逊抛弃了起码的外交礼貌，公开地“警告”日本，要它在苏日谈判中“小心”，并且“应该多费些时间”。同时，华盛顿又放出空气威胁日本说：如果“日本和苏联依照阿登纳方案迅速地解决了它们的和谈的话”，美日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明确的冷淡的感情”。除了在外交上公开使用压力以外，美国政府正在策划一个可鄙的政治阴谋。据共同社报道，“美国政府人士正在暗中支持”日本国内某些势力“要求鸠山首相下台的意见”，企图把现在的日本政府搞垮，以达到使日苏谈判“拖延下去”的目的。美国充当了苏日关系正常化的破坏者的角色，现在任何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了。 但是，日本广大人民都迫切地期望着苏日正常关系的迅速恢复，即使在日本政府中也有愈来愈多的人士，看到了日本有和苏联迅速恢复正常关系的必要，美国想要阻挠鸠山访苏和破坏日苏谈判是越来越困难了。因此，它现在又匆忙地打出了另一张牌，企图以美国国务院的一纸备忘录，来推翻美国政府自己签了字的雅尔塔协定，并且搬出旧金山对日和约来作为苏日关系正常化的绊脚石。美国政府给日本的备忘录内的说法，是半点道理也没有的，因为美国既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否认雅尔塔协定的法律效果，旧金山和约也根本无权过问有关苏联的领土问题。美国明知自己的无理而偏要这样胡闹，真正的用意不过是企图使日苏谈判横生枝节，并且为便利它以后继续干涉日本的外交活动、破坏苏日两国的友好关系留下一个借口。在华盛顿看来，即使它已无力阻挠日苏谈判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能够使苏日两国仍然在领土问题上长期拖延不决，就可以不断地引起争执，这对于美国的继续保持远东紧张局势和继续控制日本使它成为“亚洲的孤儿”的政策，仍然是很有作用的。 十分明显，美国的这些干涉措施以及它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对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声誉和它的实际利益，对于远东的和平，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任何国家在应当自己作主的事务中只要容忍美国的干涉，屈从美国的压力或听从美国的唆使，那么，美国的干涉借口也就会层出不穷，这个国家就等于作茧自缚。相反的，任何国家如果勇于抗拒外力的干涉，独立自主地执行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尊严和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政策，不仅美国对它无可奈何，而它在国际上的声誉也就会因此提高。日本是亚洲的重要国家之一，九千万日本人民具有数千年的独立自主的传统，目前这种受人摆布、听人指挥的屈辱情况，究竟还要忍受到什么时候呢？

第8版()专栏： 外籍领航员辞职难不倒埃及 苏彝士运河航运正常 新华社16日讯　伊士美利亚消息：尽管四百九十三个非埃及籍领航员和职员停止了工作，仍然有四十一只船在9月15日通过了苏彝士运河，这是这条水道每日平均通行的正常数量。 新华社16日讯　伊士美利亚消息：有十五名苏联领航员已经在9月15日到达伊士美利亚。他们都是波罗的海和黑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领航员。和他们一起到达伊士美利亚的还有四个南斯拉夫的领航员。 新华社16日讯　华盛顿消息：埃及驻美大使馆9月15日发表声明，指责英法两国控制的前苏彝士运河公司“拿出巨额贿赂”诱使苏彝士运河非埃及籍引水员和技术人员离职，企图这样来阻碍运河航行。声明指出，据非埃及籍引水员说，前苏彝士运河公司答应给予离职的每一个引水员和技术人员一万到两万英镑。 埃及驻伦敦大使馆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第8版()专栏： 英法公众反对对埃及使用武力 要求通过谈判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 据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15日讯：英国公众继续坚决要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 六万名苏格兰矿工的代表在爱丁堡举行的会议通过一项特别决议，支持工党议员反对政府所采取的方针。 拥有七万会员的纺织工会也反对对埃及采取“武力政策”。南威尔士五十七个矿井的一万八千个矿工的代表15日在南威尔士的斯温西城举行会议。他们一致通过决议，支持英国职工大会、工党议会党团和全国矿工联盟争取通过协商解决苏彝士问题的行动。 据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15日讯：西方国家右翼集团在苏彝士运河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遭到法国社会人士愈来愈尖锐的批评。 “新左翼联盟”发表了致政府的呼吁书，要求在承认埃及对运河的主权的基础上，协商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 罗尼河口省具有各种倾向的许多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联名发表了一项声明，坚决指责对埃及使用武力的计划。

第8版()专栏： 意共议员要求政府 不参加“使用国协会” 据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15日讯：意大利共产党议员阿门多拉、英格拉奥和纳托利向众议院提出一件由共产党议员签名的提案，要求意大利政府不要参加“苏彝士运河使用国协会”，并且采取必要的步骤通过协商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上的争端。提案还要求政府声明：“意大利谴责任何企图以武力强迫对方接受大国单方面提出的解决办法的行动。” “国家晚报”刊载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声明，要求正在休会的众议院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党议员的提案。

第8版()专栏： 苏联政府发表声明 苏联不能对苏彝士问题袖手旁观将继续努力促进和平解决运河问题 据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政府9月15日发表了关于必须和平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的声明。 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再次声明，苏彝士运河的航行自由对各国都应当有保证，这种情况的保证可以而且只应当通过和平的办法来实现，并且应当考虑到埃及的不可剥夺的主权和使用苏彝士运河的各国的利益。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声明说，世界各界人士公正地把西方国家策划建立“苏彝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计划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挑衅，它会进一步加剧苏彝士运河的局势，人为地制造事件以作为采取武力反对埃及的借口。 这个计划彻头彻尾是想把运河的管理权从埃及手里夺走，转给外国的管理机构。不能不看到，要实现这一计划，就得采用武力反对埃及。如果不是想故意加剧局势和制造事件，便没有理由需要建立一个外国的协会来管理属于埃及国家和人民所有的埃及的运河。 英国政府想用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备战活动：埃及把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似乎就是动了武。但是这种说法显然只能哄那些过于天真的人。不是埃及派兵反对英、法，而相反，是这两个国家的军队在向埃及附近集结。 法国政府采取对付埃及的军事措施的时候声明说，法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旅居埃及的法国公民。但是，大家清楚地知道过去和现在没有一个人威胁旅居埃及的法国公民。 在美国，虽然也有人一再高谈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美国并不反对集结军队和使用武力的威胁，这不能不助长英法两国主张对埃及使用武力的人的气焰。 英法两国对埃及所采取的军事准备工作，只能被认为是英法两国打算霸占流过埃及国土并且处在埃及主权之下的苏彝士运河。这种举动，不论他们怎样辩解，只能被认作是对埃及的侵略行为。但是，他们忘记了，在走上了独立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的东方人民蓬勃发展的今天，在有了像原子武器、氢武器这类破坏性武器的现时代，威胁和炫耀武力是不行的，不能再像殖民主义得势时期那样干了。 苏联政府认为，英国和法国为了在苏彝士问题上对埃及施加压力而在美国的支持下采取的军事准备，粗暴地违反了联合国的原则。联合国对当前的局势不能不有所反应。 苏联政府本着促进苏彝士运河问题和平解决的愿望，满意地接受了埃及政府9月10日发出的建议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的照会，并且表示愿意参加上述会议。同时，苏联政府赞成参加会议的应有1888年公约各缔约国的代表（包括上述公约缔约国的法律继承者）、领土直接靠近运河的、对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代表、和使用苏彝士运河的其他国家代表。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参加埃及政府提出的主持谈判的机构，这个机构应有使用运河的、观点不同的各国代表参加，它的目的是寻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的基础。 苏联政府宣布，作为一个大国，苏联不能对苏彝士问题袖手旁观，不能不关心现在由于西方国家的行动而造成的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破坏中近东地区和平的行动都不能不涉及到苏维埃国家安全的利益。 苏联将继续努力采取措施，来促进通过协商公正地解决苏彝士问题。 苏联政府希望，一切珍视和平利益的人，一切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愿意根据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同别国建立关系的人，都能采取措施来使苏彝士运河问题得以按照埃及的民族利益和权利、按照巩固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利益和平解决。

第8版()专栏： 匈南两国外交部分别发表声明 反对运河“使用国协会”计划 新华社布拉格16日电　布达佩斯消息：匈牙利外交部9月15日就西方国家关于建立“苏彝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计划发表声明说，建立“使用国协会”的计划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并且严重地损害埃及的主权。建立这一协会的计划是和平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的新障碍，它的实施将严重威胁普遍的和平事业。 匈牙利政府认为，埃及政府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国际会议以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的建设性建议，有助于苏彝士运河问题的和平解决。 新华社16日讯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处发言人德拉什科维奇9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的一项声明说：南斯拉夫政府认为，英国首相艾登提出的“苏彝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计划，并不能对和平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作出贡献。 南斯拉夫政府仍然认为，苏彝士运河问题的争端，应当在考虑到埃及的主权和保证运河航行自由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来求得解决，而不能用强迫接受某种片面的解决办法。 计划成立的“苏彝士运河使用国协会”，一开始工作就会是违反埃及和其他运河使用国的意志的。这样一个计划，实际上意味着苏彝士问题的危机更加尖锐化。同时，这个计划是同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相抵触的。 南斯拉夫政府认为，使用苏彝士运河和持有不同立场的有关各国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应当举行新的谈判，以保证和平解决这个重大的国际问题。

第8版()专栏： 巴外交部发言人说 巴基斯坦没有义务参加“使用国协会” 一向反对用武力强迫埃及接受任何解决办法 新华社喀喇蚩16日电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9月15日说，巴基斯坦“没有任何义务”仅仅因为它曾经同意杜勒斯方案就“必须接受这个关于（运河）使用国协会的建议”。 他在回答新闻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说：“如果组织使用国协会的主张是要用枪炮强行通过苏彝士运河的话，那么这一主张肯定是充满着危险的，我们当然不能参加使用武力。” 他说，在得到关于这次使用国的十八国会议的更加确切的详细材料之前，巴基斯坦不可能决定是否参加这次会议。 这位发言人说，巴基斯坦已经接到请它参加埃及召集的会议的邀请。他说，“巴基斯坦对于埃及政府愿意通过和平方法经过协商求得纠纷的解决这种愿望表示赞同”。他又说，如果大多数被邀请国都同意参加，“那么巴基斯坦也愿意并且将欣然参加这次会议。” 发言人声明：“我们一直反对用武力把任何解决办法强加到埃及身上的任何企图。我们认为问题仍旧可以通过谈判的手段取得解决。决不能因为埃及政府拒绝接受十八国通过的决议作为讨论的基础就放弃求得和平解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