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在夏收后，山东省泰安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用六行点种机给泰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种秋玉米。

第1版()专栏：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 ——1956年6月2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目前国际形势各位代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到现在，将近一年了。在这个期间里，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局势已经肯定地趋向和缓，冷战政策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 这一年来，各国之间通过互相的接触，在增进彼此的了解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虽然美国还不愿意放弃冷战政策，但是绝大多数的国家都相信，和平共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反对敌对性军事集团、坚持和平中立政策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由的运动有了新的高涨。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运动，已经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参加了美国领导的军事集团的国家中，也出现了要求摆脱美国控制、走上中立道路的越来越明显的迹象。 在争取国际紧张局势和缓的过程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努力。为了使和平事业更有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到，苏联和南斯拉夫通过两国领导人员之间的互相访问和会谈，恢复和加强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不仅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而且也对于和平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美国坚持冷战的僵硬立场，四国外长会议和裁军会议没有能够进一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尽管如此，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仍然本着“日内瓦精神”，积极地贯彻执行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世界和平的方针。为了打破裁军问题上的僵局，苏联接受了英、法、美三国关于分两个阶段裁军和关于武装部队的最高限额的建议；在西方国家从自己的裁军建议倒退以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又主动地裁减自己的武装部队和军费，来推动其他各国的裁军。为了改善同英、法、美三大国的关系，苏联也作了不懈的努力。最近苏英和苏法领导人员之间的会谈，不仅证明了大国在许多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有可能接近，而且显示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改善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关系的广阔前景。这些会谈的影响还正在扩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同志，为了提出苏联和美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和关于裁军问题的新倡议而给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几次信件，虽然没有从美国政府得到应有的反应，但是在美国人民中和在国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就中国来说，中国对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各国间的和平共处，也作了不断的努力。本着“万隆精神”，中国从各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国际接触，推进和改善同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的关系。中国为了继续和缓和消除印度支那、朝鲜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世界上不参加军事集团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地区的国家，积极地参加国际事务，大大地加强了国际和平力量。这些国家坚持和平中立政策，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他们希望建设自己的独立的国民经济，因此迫切地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们主张各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反对有条件的所谓经济援助，反对被拖进扩张军备的漩涡里去。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执行这种政策，和平地区不仅在亚非两洲，而且也在欧洲和其他地区日益扩大。以不排斥任何一个国家的集体和平代替敌对性的军事集团的主张，已经越来越具有现实的意义。在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扩大和平地区的影响方面，作为世界大国的印度起着特别显著的作用。1956年3月20日，印度尼赫鲁总理在印度人民院发表的外交政策声明中说过：“我们认为，而且在每一次有了新经验后我们进一步肯定了我们的信心，只有遵守和实行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叫做潘查希拉的五项原则，才有希望出现国际和平和安定的新时代。”这一正义立场得到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赞扬和支持，同时也不能不影响到参加美国领导的军事集团的一些国家。 在反对冷战和争取国际形势和缓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特别提到亚非地区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所起的伟大作用。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曾经说过，“殖民主义是危害和平事业的疾病的根源。”反殖民主义的胜利和新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实现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愿望，而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也必然发生重大的影响。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决不愿意使自己再次受到殖民主义的奴役。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在1956年5月访问美国的期间说，“我们宁愿以我们的双手在我国的土地上和丛林中从事劳动，而不愿意以我们的自由的任何部分去换取任何援助。”他并且指出殖民主义是“世界不安定的基本根源”。埃及纳赛尔总统在1956年5月19日也说，“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来计划我们的政策，或者把我们当作一个势力范围来考虑，或者是命令我们执行他们的政策。”这正是亚非地区和其他地区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他们的民族独立的坚决立场。 在万隆会议以后，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苏丹、摩洛哥、突尼斯经过长期的斗争已经获得了独立。我们庆贺这些新国家的诞生，并且愿意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热烈地祝贺埃及已经做到了使外国军队撤出自己的领土，并且认为，这种撤退对于撤兵的国家来说，也是明智的。我们坚决地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了收复西伊里安、印度人民为了收复果阿、阿拉伯各国人民为了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民族权利和一切亚非地区和其他地区各国人民为了反对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他们的斗争是一定能够得到胜利的。 现在，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人民还在被迫地进行武装抵抗。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对于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也不能不深切关怀。前不久，印度尼赫鲁总理建议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主张在充分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愿望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恢复阿尔及利亚的和平。这一建议是符合于万隆会议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决议的精神的。 就西方国家来说，多年来的冷战政策给有关各国人民带来了越来越重的军费负担。并且，美国所倡导的实力政策，首先是使它的同盟国家的民族利益受到危害。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积极地展开了维护和平和要求各国和平共处的斗争。就是参加西方军事集团的主要欧洲国家的政府，也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一味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和实力政策，对于他们自己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只是使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排挤，使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受到损害。最近，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表示：除了疯子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再打算以武力来征服世界；结束冷战、增加东西方的来往和发展人的接触以促进相互谅解的时机已经到来；西方国家不应该错过任何和缓紧张局势的机会。这些表示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也应该指出，这些参加西方军事集团的主要欧洲国家，对于和平地区的扩大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还没有采取有远见的态度。他们还徘徊在承认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利和尊重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或者是继续进行暴力镇压和继续进行经济奴役的十字路口。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很清楚，在广大亚非地区的人民已经觉醒的时代，他们只有承认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利，才能指望，在得到当地人民承认并且对双方有利的情况下，保留他们在有关地区由于长期历史联系而产生的某些正当利益；他们也只有尊重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才有可能同这些国家发展新的平等互利的政治、经济关系。 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共处，只有美国某些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坚持冷战。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美国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清醒的人也开始认识到，冷战和实力政策是没有出路的。他们不能不看到，这种政策已经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而且引起了美国的同盟国家的越来越大的不满。他们不能不承认，基于冷战和实力政策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这种新的认识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在美国统治集团中一些占据着强有力地位的人，特别是实际掌握着外交政策的人，仍在阻挠着这种变化。他们不愿意看到紧张局势的和缓，不愿意各国和平共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美国垄断资本的最高利润，他们仍旧企图通过这种战争讹诈政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国家的身上。因此，虽然美国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员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内，已经表示，在我们的时代里，战争已经成为时代错误，但是，事实上，美国还在使用各种压力，阻止它的同盟国家缩减军备，并且通过军事集团，企图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这些国家。虽然美国一部分领导人员表示，应该尊重不参加军事集团的中立国家，但是，另一部分领导人员却又把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政策说成是陈旧的、近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而且，美国在实际行动中，对于许多拒绝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还在施行各种粗暴的压力。美国的某些领导人员，在口头上也承认应该尊重其他国家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愿望，但是，在实际上却通过军事集团的组织，支持和唆使殖民国家镇压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企图从中取利。美国的某些领导人员也曾表示应该消除世界上的互相猜忌、恐惧和憎恨，但是，美国政府却不愿意支持东西方之间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人民来往，而且还故意坚持首先解决某些目前难以解决的国际争端，作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先决条件，企图以此杜绝国际接触和国际协商。美国在它的盟国的坚持之下，不得不表示正在考虑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扩大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却又不放弃以所谓经济援助，来对许多国家继续进行奴役和剥削，并且拒绝采取任何解除禁运的实际行动。美国一方面表示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政治制度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又叫嚣着要“解放”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并且像把头藏在沙土里的鸵鸟一样，不敢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美国的统治集团正处于和战两难的深刻的矛盾当中；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主张继续冷战的人仍旧占据着支配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美国还在远东用威胁的办法，制造紧张局势。在越南，美国公然支持南越吴庭艳集团，破坏日内瓦协议关于就越南全国选举进行协商的规定，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在朝鲜，美国不仅拒绝中朝两国政府关于召开有关国家会议，协商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和平统一朝鲜的建议，而且还不顾中朝方面为了维护朝鲜停战协定所作的一再努力，片面地宣布不再遵守朝鲜停战协定中关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南朝鲜行使职权的条款。美国还公开表示，要在中国的领土台湾保持实力和行使所谓自卫权利，并且拒绝对和平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但是，在国际局势肯定趋向和缓、广大人民要求各国和平共处的今天，制造紧张局势、进行战争讹诈的政策是不可能得逞的。 如果美国继续奉行冷战和实力政策，那么，它不仅将遭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谴责，而且将必然导致它的盟国的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使它自己更加陷于孤立。就以远东的情况来说，美国以为武装了南朝鲜，就可以对朝中方面进行威胁，但是，事实说明，朝中方面是吓不倒的，进行这种战争讹诈的结果，只能使美国自己受到李承晚集团的不断讹诈。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如果美国有些人竟然认为它还可以在远东发动一次突然事变，那么，可以断言，这决不会替它带来任何好处。中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战胜从任何方面来的武装干涉。我国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努力的方向，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和发展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互助，并且根据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促进和发展我国同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广泛联系。对于那些已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竭力发展和巩固同他们的友好关系。对于那些还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也不放弃机会来同他们增加接触，改善关系。几年来，我们的努力是有成果的。 我们认为，各国之间日益频繁的接触，是几年来国际紧张局势趋向和缓的标志，同时又是推动这种趋势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领导人员之间的接触，是加强各国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这在中国同许多国家的接触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都清楚地记得，中印、中缅和中国同印度尼西亚之间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双方领导人员的相互访问和联合发表的声明。亚非会议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使我国的领导人员能够广泛地同许多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员进行接触。中国和埃及两国的总理在那次会议期间的愉快接触，导致了一年以后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中国同阿富汗和尼泊尔，也通过双方领导人员在那次会议上的接触，使原来已经存在的友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总理在那次会议期间的坦率交谈，对于增加两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改善彼此的关系，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十分重视各国领导人员之间的接触，今后我们准备更广泛地进行这种接触。 国家与国家之间暂时没有外交关系，并不妨碍他们进行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接触。中国和锡兰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早在1952年，中锡两国政府就签订了贸易协定，而且到现在为止，每年都续订了贸易协定。最近，锡兰政府表示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欢迎这种表示，并且建议两国互换外交使节。在中国和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两国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员也曾经相互访问，而且两国政府还签订了文化和贸易的协定。我们同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苏丹等阿拉伯国家，也同样地进行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接触，并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最显著的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在中国所进行的访问。在他访问期间，中柬两国领导人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柬埔寨王国的和平中立的立场得到中国政府的充分谅解和支持。结果，照我们看来，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得到了加强。我们希望并且正在努力同老挝建立同样的友好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在我们采取主动，设法同有些没有建交的国家进行官方接触的时候，并不都是完全顺利的。 中国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日本政府建议，由两国政府对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进行商谈。最近，日本政府在开展中日贸易方面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但是，在总的方面，还没有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的主动。由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日本现时的处境，尽管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中国政府现在仍然主动地按照宽大政策分别处理了经过长期关押和审查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其中的绝大部分人不再起诉，并且正在分批遣送他们回国，对其中罪行严重的极少数人从轻判处，并且决定，如果他们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可以提前释放。中国政府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同我们过去对访问中国的日本朋友所表示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政府所以作出这些不断的努力，是由于我们正确地估计了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共处和友好来往、要求两国早日恢复正常关系的强烈愿望。 几年来，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互相进行访问的人越来越多，接触的范围也越来越广。1955年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共有八百多人，占去年各国访华外宾人数中的第一位。尽管有种种困难，我国各人民团体应邀访问日本的人数，也有增长，仅以去年来说，就有一百人左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人民团体已经通过协商，直接处理某些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从1952年到现在，中日两国民间团体之间总共签订了十五个协议或联合公报。这些协议和联合公报涉及贸易、渔业、侨民和在许多方面进行友好合作的问题，实施的情况是令人鼓舞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这种频繁的和有成效的接触，受到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而对于日本政府，也不能不发生日益显著的影响。 在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方面，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接触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1955年，我们接待了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四千多位外宾，比1954年多60％以上。这四千多位外宾代表了议会、党派、经济、文化、艺术、工会、青年、妇女、科学、教育、卫生、宗教、体育、新闻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国在去年也派出了三千多名代表，到三十多个国家去进行友好访问，并且加强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活动。今年，我们接待的和派出的人数还将继续增加。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各国人民的接触中，各国议会代表团或者议员之间的互相访问，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形式。我们曾经接待过日本议会代表团。在他们访问的期间，中日两国议会组织之间还发表了重要的联合公报。在我们这次会议期间，芬兰议会代表团应邀来我国访问，今天又向我们的会议致词，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他们对中国的访问，为我国同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的友好往来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不久以前，巴西的议员们也曾经来我国访问，并且出席了我们的会议，这是我国人民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友好接触的一个新开展。去年，我们还接待过法国的议员们，这对于扩大我们同西欧各国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非常希望同那些邻近我们并且同我们有历史联系的国家，像泰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等，恢复一度中断的接触。我们早就表示了这种愿望，并且为此作出了努力。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泰国的领导人员表示愿意改进中泰关系，在菲律宾，越来越多的人也主张从贸易着手，同中国恢复联系。我们也很欢迎新加坡劳工阵线主席马歇尔先生应邀访华。 中国同许多国家已经进行接触的规模和我们今后准备作的更大的努力，充分地说明，我们主张各国人民自由来往。但是，各国之间必须要能够有来有往，才能更加有助于消除疑惧，增加互相的信任。 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我们知道，一个新兴的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往往不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别人的充分了解，而且还常常引起某些疑惧。如果再加上某些方面别有用心的造谣和挑拨，这种缺乏了解和疑惧的现象还可能加深。但是，造谣和挑拨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缺乏了解和疑惧也可以经过较长时期的观察和实际的接触来消除。本着这种信念，我们一向欢迎世界各国的各界人士到中国来访问，我们也尽量满足他们在访问中的要求。我们不向他们夸张我们的成就，也不对他们隐讳我们的缺点。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国人民由落后走向进步的实际过程中，看出中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方向和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的愿望。我们所期望的，不是称赞，而是互相了解和信任。我们也诚恳地希望他们毫无保留地指出我们的缺点，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改进。原来对我们怀疑的人中，可能继续有一部分人保留他们的怀疑。这不会使我们失望。我们相信，继续的观察和接触，会逐渐使他们增加对我们的了解。原来对我们抱有成见或者敌视我们的人，如果改变态度，当然是我们欢迎的；如果继续保持他们原有的态度，对我们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中国同其他国家扩大接触，是从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包括美国在内，而不排除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出发的。我们反对把我们同某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建筑在排斥另外一些国家的基础之上。就是对于美国，我们也一样具有同它友好的愿望。我们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争端，不应该成为阻止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障碍。而且我们还深信，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终有一天会使两国人民重新通过各自的政府互相联系起来。 事实胜过雄辩。铁幕或者竹幕不在我们这里。用政治条件或者打手印等侮辱人格的办法阻碍各国人民接触的，也不是我们。我们不需要这种限制。这种种限制是不能持久的。各国人民要求自由来往、友好接触的愿望，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住的。 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推动各国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情况，还远不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按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发展着彼此的经济关系。而另一方面，以经济援助为名进行奴役和剥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树立各种人为障碍的作法，已经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 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相互之间和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时所坚持的原则，而且也是亚非会议关于经济合作的决议所确定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新型的经济关系。苏联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给予中国的友好援助，就是这种关系的伟大范例。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这一原则同许多亚非国家发展的经济合作，也表现出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特点。以中国为例，不论是像我们同亚非许多国家那样，通过贸易的途径进行经济合作，或者是像我们同柬埔寨那样，通过无偿的援助进行经济合作，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我们没有剩余的物资需要倾销。我们没有经济危机需要转嫁。我们不以经济合作为名，对别的国家进行干涉和控制，或者把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利的义务强加在别国的身上。 中国是一个刚刚解放不久的国家。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我们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独立。因此，我们的经济力量是有限的，我们主要地还是通过贸易的途径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但是，由于我们认识到，经济上的独立对于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自己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贡献我们的微薄力量，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向经济上还不大发达的国家提供援助，但是，我们不能赞同他们以取得特权为条件的所谓援助。如果西方国家也能够按照我们所遵守的原则，来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合作，那么，这不仅对于所有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于改善整个国际局势，都将会发生非常有利的影响。 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我们坚持的原则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中国同锡兰所进行的大米和橡胶的贸易就是一个新的例证。我们既反对强制切断各国之间传统经济联系的贸易禁运政策，也反对用倾销或者其他的办法进行仅仅对一方有利的贸易。 事实已经证明，受到禁运政策危害的，不是这个政策所针对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主要的是被强迫执行这一政策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力更生和互相支持，保证了经济上的共同高涨。但是，被迫执行禁运政策的国家却发现自己的市场大大缩小，国内的经济困难日益严重。最近，这些国家正在设法冲破禁运限制，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要收到冲破禁运和发展贸易的效果，就不仅需要撤除国际贸易中的各种人为障碍，而且还要有效地制止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唆使下对各国商船航行自由的危害。近几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遭到了许多外来的阻碍，还是逐年有所增加。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在1954年有47个，到1955年增加到62个。以中国同亚非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贸易额来说，1955年比1954年增加了28.2％。我们相信，一旦禁运被撤销，随着中国国内建设的蓬勃开展，中国同其他国家进一步扩大贸易，将有广阔的前途。 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使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历史上，各国人民从来就是通过互相学习和互相吸取优点来丰富和发扬自己的文化的。但是，现在某些国家的政府却反对并且阻止本国人民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人民进行文化交流。这只能被解释为对自己的制度失去信心的表现。例如我国的艺术团体已经同美国的艺术团体就他们互相访问演出一事达成了协议，这显然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这一协议至今未能执行。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也毫不怀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将会得到最迅速最广泛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用现代的水平来衡量，我国还是一个文化上落后的国家。我们要认识到，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学习他们的长处，而且还要吸取所有其他国家的长处。这只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坏处。因此，我们毫不惧怕，相反地，我们热烈欢迎同一切国家广泛地进行文化交流。事实上，进行文化交流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只需要提到我国的艺术团体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团体在进行相互访问时所受到的盛大欢迎，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作为增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方法，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就中国来说，我们不会在这方面吝惜我们的力量。 七年来，中国人民在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祖国正在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地转变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同时，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已经空前地提高。中国在推动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方面，正在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的意见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 现在，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26个国家已经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有更多的国家、更广大的人民同我国保持着贸易上和文化上的联系。显然，任何人要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日益壮大的现实，已经是不可能了。 不错，美国至今还企图抹杀中国人民选择自己国家制度的权利，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在国际事务中竭力排斥新中国。但是，正如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不论怎样的阻挠，冲破旧制度而成长的新生力量终久是要壮大起来的。反对殖民统治的美国独立革命是如此，推翻封建主义统治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如此，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根除资本主义统治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那些目前不承认新中国的人，最好重温一下这些历史事实。 其实，尽管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的代表还是在日内瓦同中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会谈。人们不难从这种表面上矛盾的现象看出，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为了利用蒋介石集团同中国讨价还价，并且通过蒋介石集团制造紧张局势，以便从中渔利。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竭力排斥新中国，并没有使中国遭到什么损失。相反的，美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却使联合国丧失了威信，不能按照宪章有效地发挥作用。美国胁迫许多国家不同中国建交，也已经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不满，加强了他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就中国来说，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中国都将会日益强大地存在和发展下去，中国同其他国家的接触还会扩大，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会继续提高。 在这种无可否认和无法阻挡的现实面前，有些人又在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们妄想把台湾说成是另外一个中国或者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国家。但是，这种妄想只能被认为是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丧失了理智的表现。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庄严的国际协议也早已承认台湾属于中国。而且，连蒋介石集团也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切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容许把台湾从自己的祖国分割出去。 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人认识到，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继续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越来越困难。因此，他们又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预先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中国人民早就看穿了这种阴谋。希望中国陷入这种圈套是徒然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只是在国际上进行来往和接触的一种形式。中国为了扩大同其他国家的接触和联系，不会因为被排斥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之外而感到困难。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们相信，这个现实终有一天会得到世界上普遍的承认。这一天越早到来，国际间的正常关系就能够越早恢复。 现在，我向大会报告一下中美会谈的情况。 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自从在1955年9月10日对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以后，就进入了关于放弃使用武力问题的讨论，到现在已经快十个月了，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中国方面并不反对同美国发表一个在中美关系中互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声明。事实上，早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就已经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于美国使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而造成的。因此，任何关于中美之间互不使用武力的声明，都必须能够导致这种紧张局势的和缓和消除，而不应该使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得到承认。同时，中国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不容外人过问，因此，中美两国的声明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涉这个问题。 根据这些原则，中国方面曾经建议两种不同形式的声明。如果中美两国在声明中具体提到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那么，就必须同时明确规定举行中美外长会议，使这一声明得以实现。这就是中国方面在1955年10月27日提出的方案。否则，中美两国可以先发表一个和平解决两国争端而不诉诸武力的原则性的声明，然后由两国大使继续会谈，寻求实现双方这一共同愿望的具体途径。这就是中国方面在1955年12月1日提出的方案。最近，为了照顾美国的意见，中国方面又在今年5月11日建议，中美两国在声明中宣布和平解决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的同时，规定在声明发表后的一定期限内寻求并确定实现这一愿望的途径，包括中美外长会议在内。但是，尽管有了这些建议，美国方面还是不愿意达成协议。 美国虽然表示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应该具体地应用到台湾地区，但是却反对确定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来实现这一原则，甚至也不同意在一定的限期之内，寻求和确定和平解决中美两国争端的途径。不仅如此，美国还坚持它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这一切表明，美国的企图是要取得一个对它片面有利的声明，一方面保持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另一方面继续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在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声明的情况下，美国就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中美大使级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目的。 美国的这种企图正是中美会谈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中国不能同意发表一个仅仅对一方有利的声明，也不能容许中美会谈被一方利用为达到片面目的的工具。中国认为，任何共同声明都必须是对双方有利的；同时，中美会谈的继续，也只有在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才有可能。解放台湾问题 最后，我还要讲一讲大家所关心的解放台湾的问题。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国六万万人民不可动摇的共同意志。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 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国际形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美国使用武力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从国内形势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更加壮大和巩固了，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感到自豪。现在，不但具有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已经不愿意继续过那痛苦的奴隶生活，而希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是在那些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自从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我们相信，愿意促成台湾和平解放和祖国完全统一的人，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这将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大势非常清楚，台湾当局追随美国苟延残喘的局面是决不能持久的。他们所追随的外国势力，决不是什么可以指靠的力量；相反地，引狼入室的结果，不但会使他们失掉自己所有的一切，并且随时有被人暗算和遗弃的可能。人们可以从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的不同态度中，得出重要的教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只有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才能由中美两国讨论和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可是，美国在谈判中却完全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它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殖民地，同中国讨价还价。人们还可以看到，现在美国不但侵占了台湾，把它的势力渗透到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并且还在施展它所惯用的分裂阴谋，在台湾内部制造猜疑倾轧，企图加强控制，从中渔利。但是，美国侵略势力的这种愚弄中国人民、干涉中国内政和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愈来愈强烈的不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经表示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寄人篱下、随人俯仰的生活；他们要求提高民族自尊心，维护民族尊严，摆脱美国控制，并且要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爱国主张。 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中国人民即使在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国内解放战争期间，甚至在大陆解放以后，也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台湾的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不但时时刻刻关怀着他们，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享我们民族的荣誉。 我们了解一切家在大陆、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实现同家人团聚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大陆上的亲友通讯，他们也可以回到大陆来作短期的省亲会友，我们准备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将来的地位就会得到肯定的保证。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查，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人员积极地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信赖和照顾。过去在大陆上和平起义的将士所得到的待遇，可以作为先例。 我们也同样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 我们重视海外广大的爱国侨胞在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曾经或者还在对祖国采取对立态度的少数海外华侨，认清是非，省察大势，跟广大的爱国侨胞站在一起，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作出贡献。 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依靠全民族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台湾的解放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继续举行全体会议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作了重要发言 周总理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据新华社28日讯　十二位人民代表，二十八日上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发言（发言全文另发）。 今天上午发言的代表是：甘泗淇，邓宝珊，刘德珍，陈其瑗，曾泽生，张轸，乔传珏，罗世发，杜者蘅，储安平，伊敏·马合苏木，郑立斋。 主持今天上午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李济深、程潜、吴玉章、孟泰、赵毛臣、尧西·泽仁卓玛、胡子昂。 据新华社2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二十八日下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 周总理在他的发言中就国际紧张局势的肯定趋向和缓、亚非地区和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成就、美国实力政策的失败、美国的同盟国家的变化、中国政府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中日关系、发展东西方接触、发展国际间的经济合作、自由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中国人民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努力等问题作了论述。 他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当周总理谈到和平解放台湾的时候，他的每一段话都受到热烈的鼓掌。 周总理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周总理的这番话特别引起全体代表和中外记者的极大兴趣和注意。 以苏克舍拉宁先生为首的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应邀出席了今天下午的会议。当贵宾们登上主席台的时候，全场热烈鼓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在热烈的掌声中同客人们一一握手。 代表团团长苏克舍拉宁先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见今天本报第五版）。他那充满着对中国人民友谊的演说，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 在今天下午会议发言的人民代表是：沙千里，梅汝璈，陈垣，荣毅仁，韩兆鹗，高树勋，陈斯德，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郭孟和（他们的发言全文另发）。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外交官员和商务代表，以及在北京的一部分外宾，出席今天下午的会议旁听。 主持今天下午会议的执行主席是：彭真、蔡廷锴、马寅初、刘宁一、盛丕华、林巧稚、朱顺余、桑吉悦希、奎璧。

第1版()专栏： 中印、中缅友协分别致电印中、缅中友协 庆贺五项原则发挥的巨大作用 据新华社28日讯　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副会长陈翰笙今天致电印中友好协会主席森德拉尔，祝贺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发表两周年。 丁西林和陈翰笙的电报说：“两年来的事实证明：联合声明中所揭示的五项原则，不仅加强了中印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巩固了亚洲地区的和平，而且受到了世界范围内愈来愈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根据五项原则的精神而建立起来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文化联系也正在迅速地发展。我们深信在中印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继续努力下，这些原则今后将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地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新华社28日讯　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副会长钱伟长今天致电缅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德钦哥都迈博士，主席信波博士，祝贺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发表两周年。郑振铎和钱伟长的电报说：“欣逢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二周年纪念，谨向你们和缅甸全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他们热烈祝贺中缅两国友好合作日益巩固和发展。

第1版()专栏： 罗马尼亚新任大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28日讯　罗马尼亚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尼古拉·乔洛尤在二十八日下午偕大使馆参赞孟天努等外交官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在场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刘靖宇、礼宾司副司长王雨田。 尼古拉·乔洛尤大使在递交国书时致颂词说： 罗马尼亚政府满意地确认，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合作和友谊的关系一直是在发展着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成长着，并且满怀信心地相信，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这些关系今后仍将继续发展。我们之所以深信这一点，乃是因为我们理解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遵循着不朽的列宁学说的原则的。 毫无疑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全面关系的发展是有助于在我们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有助于保卫和平和国际安全的。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国家。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罗马尼亚人民得以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解放以来，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相信，罗马尼亚人民今后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几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合作和兄弟友谊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利益。

第1版()专栏： 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三团体会谈结束 议定关于移交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等事项 新华社天津28日电　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的会谈已经圆满结束。今天上午，双方代表在天津发表了联合公报并举行了签字仪式。 在公报上签字的，中国方面是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赵安博、彭炎、倪斐君、纪锋；日本方面是日本红十字会代表井上益太郎、日中友好协会代表长野重右卫门、日本和平联络会代表阿部行藏。 公报全文如下：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和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的代表于1956年6月24日到6月28日在天津举行会议，议定如下： 一、中国红十字会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三百三十五名、遗骨七具和遗物交给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的代表。 关于移交今后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问题，每次都将随时通知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其中第二批将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预定在七月下旬移交，届时将派遣“兴安丸”来天津。 二、中国红十字会对于前往中国探望亲人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家属，将给予以必要的便利和协助。 首批来华家属可乘七月下旬接运将被释放的第二批免予起诉的战争犯罪分子的“兴安丸”前来中国。 三、中国红十字会和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约定为开辟日本和中国的侨民相互自由往来的道路而努力。 日本红十字会对此问题保留意见。 四、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根据人道的立场认为：在中国和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如果愿意，可以经过正式手续去日本访问亲属，然后再回到中国。她们在日本的家属如果愿意，也可以经过正式手续到中国访问和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然后再回日本。 五、关于送回在日华侨的问题照以前同样办理。六、关于送回在日本的中国烈士遗骨问题，继续按适当方式进行。 七、在中国的日本人的遗骨，只要日本方面能够提供材料而中国红十字会能够发现的，中国红十字会可以协助送回日本。 八、中国红十字会继续帮助申请回国的日本侨民回国。 九、中国红十字会已将经调查后查明的日本人死亡者名单和资料交给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代表。

第1版()专栏： 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举行 新华社日内瓦28日电　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在国联大厦举行第五十二次会议，会议在十二时三十五分休会。下次会议定于七月十日（星期二）举行。

第3版()专栏： 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 ——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的发言 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 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政协委员在旧年冬季曾经联合视察过知识分子的情况，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并且总共写了将近六十万字的书面报告。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的工作岗位上同十几位委员和教授担负了研究全部书面报告的工作。各位代表当然还记得，在旧年视察的时候，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牵涉的方面是很广的。我们从书面报告中，就整理出来了390多个项目。一个项目可能只是一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有关问题，可能是几个学术单位的问题，亦可能是某个区域甚至全国所有高级学术机关，所有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共同的问题。现在政协常委会已把经过整理的材料分别转送给大约三十个与问题有关的中央主管部门，协商处理办法。我们希望对每个项目都能够了解真象，并且能够逐步得到适当的解决。我们相信，只要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认真地切实地执行党和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解决的。 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 问题上的成绩 什么是党和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周恩来总理今年一月间曾经发表过两篇重要的报告，一篇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篇是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的“政治报告”，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周总理在两篇报告中都提出了这样三项原则：（一）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二）对知识分子给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三）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待遇。同时周总理对知识分子亦指示“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是切合实际的，亦是全国知识分子所热烈拥护的。 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贯彻这个政策的实际情况。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四个多月来，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有了很显著的成绩。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旧年高级知识分子普遍叫喊的，而且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时间不够的问题，是时间上太忙太乱的问题。自从政府提出了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日以后，依据我个人了解，北京的教授和科学家们大约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数已经初步地解决了时间问题。一般地说来，北京的大学和高等学校，大都采取了或正在设法采用有效的措施，减少教授和科学家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为了解决图书资料缺乏问题，许多单位对原有图书正在进行整理，并且在可能和必要的范围内正在订购新的图书资料。在配备助手方面，有些单位已经解决了人员编制上的一些问题，力求增补一些人员。许多单位在可能的条件下正在进行合理的调整工资。我想在座的各位代表都已经知道，最近国务院改革工资的决定实施以后，对知识分子，特别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的工资都将有较多的提高。四个多月来，领导党已经吸收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旧知识分子最光荣的前途。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信心，对工作的积极性。 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 照这样说来，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是不是已经全部解决了呢？我们今天还不能过早地做这样的结论。拿代表委员们最近一次视察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同旧年第二次视察的材料比照起来，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些问题还是依然存在着。当然，有些问题因为客观条件的困难，还不是立时可以解决的。我今天不谈这一类的问题。但亦有些问题，因为高级知识分子和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双方的主观努力不够，而没有得到解决。今天我要特别提出来谈的是团结问题，主要的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是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指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同党员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敞开来谈，是有好处的。 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诚心诚意接受党的领导，诚心诚意拥护政府，这点是必须肯定的。但这不等于说某些知识分子同党员之间都完全没有了隔膜。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但有些知识分子和少数党员对政策体会得不够，执行得不好，亦是不可隐讳的事实。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依据最近一次视察的一小部分材料，党和政府政策的贯彻程度，似乎有些地区因距离首都北京比较远些，对政策的了解比较少些，而贯彻的程度亦比较差些。最近视察某个地区的材料中有这样突出的一个例子：有个别的人认为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是“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这尽管是个别人的错误见解，但说明仍有人对周总理的两篇报告还没有好好学习过，对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党的统战政策还缺乏认识。这种错误见解，不止不能消除这种隔膜，必定会加强隔膜。第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与党员间的隔膜，责任是在双方，但周总理指示党员“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以为这是高明的指示。根据最近视察报告的材料，有些党员在这方面的主动努力还有不够的地方。就拿“有职有权”这个问题来说，由于个别党员一方面勇于任事，敢于负责的过分热情，他却忽视了职权的界线，这就引起了他方面“有职无权”尸位素餐的敏感。有了这种敏感的人，又不以主人翁态度，展开批评，争取合作，共同完成职责，这亦是错误的。这类事情还在继续造成不必要的隔膜。第三，几年来，三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毫无疑问，基本上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但过去运动中偶尔发生了某些偏差亦增加了一部分旧知识分子的戒慎恐惧。甚至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对党的政策认识不清，体会不够，竟把党员个人的偏差，当成党的政策，他于是顾虑种种，忧闷重重，对人、对事，少说话，不说话，怕说话，一方面既然是“三缄其口”，他方面就敬而远之，这又不可避免地保存了隔膜。由于这种种隔膜的存在，今天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潜力就还没有充分地发挥，这亦是个事实。 充分发挥高级知识分子的 潜力 怎样来消除隔膜，进一步地加强团结，充分地发挥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潜力，这是国家目前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主席“百家争鸣”的号召是扫除党与非党间的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 “百家争鸣”可以发生这样两个好的作用：一方面教育一些党员和我们党派、团体、机关的负责人，让别人说话，听别人说话，容忍别人说话，尊重别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鼓励另外一些消极沉默的高级知识分子，肯说话，多说话，大胆说话，珍视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 中国现有的十万个高级知识分子，极大部分是旧社会中长成的知识分子，他学术上的造诣越高，他的旧知识的根底就越深。在这样天翻地复的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潮流中，某一些旧的高级知识分子发生了某些顾虑，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他们有政治上的顾虑，怕戴帽子，怕犯政治错误，怕受批评打击。他们有业务上的顾虑，旧知识不合时宜；新理论没有头绪。脑中空虚；心里徬徨。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健康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这种事实的改善，当然一方面要靠知识分子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我们各方面负责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国家工作人员亦要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帮助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解决这些问题。 实现“百家争鸣”，消除顾虑 在我个人看来，我以为毛泽东主席号召的“百家争鸣”真正展开以后，就必然会解除旧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顾虑和业务顾虑。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这样说过：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今天有了这些自由的保证，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什么顾虑吗？全国一切高级知识分子就应该把所有的知识尽量地贡献出来。中国有句老话：“知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得之愚，一点一滴的知识，就是贡献。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几年来经过党的教育培养，一般是提高了的，在批判和整理旧学术方面，今天是可以有贡献的。就科学来说，批判唯心主义者的学术并没有必要根本否定牛顿的“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一条规律，亦没有必要全部抹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这里，旧科学家就可能作出许多有益的贡献。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固然不应该低估今天知识分子的进步，同时，旧知识分子亦不必过分低估自己以往的工作和成绩， “妄自菲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要知识分子们把所有的思想货物，全盘托出，通过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自由批评、自由竞争比赛，就得出了高低、好坏、取舍的结果了。旧知识分子通过这样实际的竞争比赛，就得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就进一步地提高了自己，改造了自己了！这样，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八股文章，当然亦就会被淘汰被清除了！ 关于“百家争鸣”实现方法 的问题 从最近一次视察反映中，我们知道全国高级知识分子是热烈拥护“百家争鸣”这个号召的，都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特别对高级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个极大的鼓舞。不过对“百家争鸣”实现的方法对怎样能够开展“百家争鸣”还有某些怀疑。 有人认为一定要经过长期钻研、真正成“家”，是“百家争鸣”的起码应该具备的认识。我以为这种条件未免求之过严，提之太早。今天国家迫切的问题是怎样鼓励和推动知识分子起来“鸣”，起来“争鸣”不是怎样防止知识分子的“肯鸣”、“多鸣”、甚至一些“乱鸣”。谁人是“家”？谁人非“家”？我们固不能承认“鸣”就是“家”，倘真要“鸣者必家，非家莫鸣”，倘真要首先确定这样“家”的标准，这必定造成百鸣争“家”，而不是“百家争鸣”。结果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上可能又要使现在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垄断把持，使原来畏缩不前的旧知识分子丧气；使青年的新生力量受到排挤和压迫。 有人认为“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动乱时代的产物，在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开展“百家争鸣”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看法。春秋战国动乱时期的“百家争鸣”同社会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个人主义时代的 “百家争鸣”同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动乱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各为其主，各自成家，正如汉书上所说的“各引一端、崇其所好、以此驰说、取合诸侯”的争鸣。儒家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样你骂我是畜生，我骂你是禽兽的争鸣，这样彼此敌视，彼此仇恨的争鸣，在当时固然起过各放光彩的作用，但毕竟是水火不容，得到相灭而不相生的后果。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 “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争鸣，是大家有共同目标，有共同方向，有共同前途的争鸣，是彼此互助合作的争鸣。拿音乐来作譬喻，在散漫动乱的时代，在个人主义时代，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锣鼓喧天，音调杂乱，这样的“百家争鸣”，人民得不到音乐很大的好处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乐队的艺术水准是同各个队员的艺术发展相结合的。它鼓励队员各就所长精研艺术，它绝对不会埋没任何队员的音乐天才。乐队表演方式，有单人的独奏，有双人的二重奏，有四人的四重奏，也有整体的交响曲的演奏。它要演奏人民要听的，人民喜欢听的各种各样的乐谱，而音乐家自己亦可以编制各种各样的乐谱，使音乐家各尽所能，各展其才。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样的“百家争鸣”才是今天人民需要的，才是适合今天的时代的。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 在视察材料中，有人认为“百家争鸣”以宪法为范围，这又约束限制了言论。我以为倘有人希望在“百家争鸣”中，可以违反宪法，可以违反爱国主义立场，可以敌我不分，这是荒谬的思想。我们必须认识，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是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每个人都有遵守的义务。宪法是人民自卫的武器，不是政府压迫人民的工具。我们必须记到，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宪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就是“百家争鸣”的法律根据。毛泽东主席“百家争鸣”的号召正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履行宪法上的职责。同时有了这样的宪法，“百家争鸣”就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这样，全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能各凭本事，各显神通，欢欣鼓舞，踊跃争先，大胆地“鸣”起来，大胆地“争”起来了！ 加倍努力，在“百家争鸣” 中起带头作用 最后，我要谈一点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在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中的任务。高级知识分子中某些问题没有能够及时地得到解决，特别高级知识分子还没有充分地发挥潜力，这说明我们民盟几年来没有做好工作，没有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民盟的一切负责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应该深自检讨的。今天我愿意代表我们民盟的负责同志，号召民盟的全体盟员，特别是盟员中全体高级知识分子，加倍努力，在“百家争鸣”的伟大号召中，起带头作用，全心全意地协助党和政府，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荣任务！

第3版()专栏： 四川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 ——李大章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与1956年国家预决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以及彭真副委员长的工作报告。现在我想根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精神，就我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以及副业生产等问题，汇报一些情况。 农业合作化发展的简况 四川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年以来发展得特别迅速，从去冬到今春，仅仅半年的时间，全省的农业合作社即由原来的5万多个，发展到20多万个，入社农户由原来只占总农户17.4％的225万多户，发展到现在1，003万多户，占全省总农户的77.8％。其中高级社1，861个，占总农户的4％。以上数字，如与全国各地比较，我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显得是落后的，特别是高级社发展得更差。但从我省的具体情况看，从我们对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整个规划看，合作化运动在我省的进展速度，还是比较适当的。其所以适当，除了我省由于过去工作基础较为薄弱外，我们还考虑到以下一些情况： 1．现在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方面是建社迟，骨干弱，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另一方面是某些社有急躁冒进情绪，想办大社以及产量订的偏高等等，必须有一定时间给以大力整顿和巩固。 2．三、四月份农村工作的中心是春耕生产，而合作社的优越性又具体的体现在增加生产上面，因此就必须抓紧时间，腾出手来大力领导生产。 3．农村工作繁忙拥挤，各项工作不能不有计划有步骤地作统一的安排和互相结合起来进行。 4．经验证明，准备工作越充分，整社工作越彻底，就为将来转入高级社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根据以上情况，在保证增加生产，保证90％的社员增加收入的前提下，能又多、又好的完成建社任务，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主要措施： 首先，对已建立的农业社进行了巩固整顿工作，制定了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劳力调配、财务收支等四个计划，制定了工作定额，实行了包工包产和超产奖励制度，进行了短期作业安排，把经营管理制度初步的建立起来。要作好以上这些工作，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而作好以上工作的目的，是为转入高级社创造条件打实基础。 其次，大力领导了农业生产，提出了 “搞好生产，迎接建社”的口号。在建社期间，采取了架子一搭起来，就立刻组织力量进行生产安排，使合作化运动，自始至终都与农业生产密切地结合进行。 经过上述措施，合作社的质量，就大大提高了。现在第一类社占总社数的50％，第二类社占总社数40％，第三类社仅占总社数10％。广大社员群众在今年春耕生产中，表现了高度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劳动出勤率一般比去年提高20％左右。在现有初级社中，除了约占10％左右的社员对于转升高级社还有一些顾虑外，绝大多数社员都有办高级社的要求。不少合作社现在已建立了联社委员会或建社筹备委员会，积极地在创造转升高级社的条件。 从现在的情况看，把现有的19万多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年前转升为高级社的条件已经逐渐的成熟了。我们计划在6月至8月进行扩社工作，要求入社总农户共达到95％左右。秋收以前把约占25％的初级社的转社准备工作作好，待秋收基本完毕，即立刻转为高级社。同时并进一步地准备在秋后与年前，把其余的绝大部分的初级社转升为高级社。争取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能够达到85％左右。 总的说来，目前在整顿、巩固合作社中，以及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些社的生产计划和经营管理制度等还未认真的建立起来，或计划订的偏高不切合实际，因而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社的巩固与提高，或有些社虽急于想转到高级社，但不积极地作准备工作，或在转社时不愿意搞一、二百户的社，而急于想搞千多户或几千户的大社，这些都是带有急躁和盲目的思想情绪，是值得我们在今后工作中注意的。 今年农业生产的情况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本身就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5年全省粮食产量为404亿斤，比1949年高38％，比解放前（1932年）最高年产量高25.8％，今年小春生产中，广大农民生产劲头很大，小春作物的产量超额完成了原订计划，大多数合作社都获得增产，全省原计划播种小麦1，828万多亩，实际播种面积超过了7.16％，今年全省小麦总产量比去年增产10％以上，现在全省的稻田大体已栽插完毕，共栽种双季稻的早稻700多万亩，超过原计划的两倍半，秧苗生长良好，早的已经含苞。中稻栽插工作，至5月底除少数季节较迟的丘陵和山区以外，已经基本结束。栽插面积一般比往年扩大，如果搞好田间管理工作，今年的粮食产量预计将能达到445.2亿斤，比1955年增产10％，为五年计划的106.6％，即提前一年完成五年计划。但据最近五天所了解的情况，近几日来川西北连日大雨，如昭化县等降雨量竟达510公厘，是六、七十年来所未有，因之各河河水暴涨，中下游已泛滥成灾，如根据绵阳、达县、乐山等三个专区二十八个县初步统计，受害田亩已达23万多亩，死了108人，损失粮食565万斤，现在人民委员会已召开紧急会议，正在采取措施抢救中。 根据目前生产发展情况来看，要在全省7年内完成每亩粮食年产量达到800斤，12年内达到900斤以上的计划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大面积的高额产量，如成都市郊区即有1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亩产量达到1，000斤以上，另在丘陵与山区也都有类似丰产的事例。因此，我们认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所规定的增产粮食的要求，我们是有把握完成的。 目前在发展农业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般生产计划订的偏高，带有不切合实际的盲目情况，如宜宾、涪陵专署等原订今年的增产计划都是偏高的，后来经调查算账后才压下来了。其次是肥料不足，耕作技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而且肥料的价格订的偏高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是值得我们今后很好注意和继续设法解决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 是否作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工作，它关系于90％的社员能否增加收入的问题，同时更是联系到合作社能否发展与巩固的问题，联系到所有社员能否更积极自动搞好生产的问题。如果合作社在增加生产后，确能保证90％的社员都能获得增产的收益，那就解决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特别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将合作社的新的生产关系巩固起来。因此，正确的处理合作社的收益分配问题，是现阶段能否搞好合作社工作的极其重大的一项政策问题，必须引起我们十分重视，并大力作好这一工作。 目前在我省影响社员增加收入的问题是农村副业已比过去有所减少，部分社好大喜功，急于兴办福利事业，不少地方过早的动员农业社搞小型水电站，修建办公室，社员住宅，修公路，架电线，安喇叭，修运动场等等，使合作社负担过重，浪费了人力、物力。为了保证90％的社员能够增加收入，我们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1．除保证完成今年粮食增产10％外，还必须大力发展副业，使农民能增加各项副业收入。 2．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1）合作社的基本建设，要建立一定的审批制度，规定动用劳动力和开支现金的限额，超过限额的要报请上级机关批准。（2）社的生产管理费用的开支以及社干管理社务的补助工分，均应有所控制。（3）必须建立与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凡是不合制度的开支，会计有权拒绝上报，出纳有权拒绝支付。（4）合作社举办一切文化福利事业，必须控制在社内的公益金能负担的范围以内。 3．正确贯彻执行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政策。除必须保证完成缴纳农业税和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任务外，对于合作社的生产费用、公积金和公益金提留的数量还必须制定适当的比例，不能提留过多。 4．为了保证90％的社员增加收入，在分配中还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1）遇到不可抗拒的灾害，使合作社严重减产，国家必须从公粮附加粮和贷款中，给以适当的减免或推迟和照顾。 （2）对于“五保”户和约占社员总数15％左右的贫困户，必须设法保证他们的收入有所增加。 （3）对于因老社扩大或和新社合并影响到老社员减少收入时，分配中可考虑采用少扣公积金，和多奖励生产劳动好的老社员或生产队的办法加以弥补。或采用在总收入中提留部分机动数加以照顾。但不论采用那种办法，都必须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 （4）认真作好生产费股份基金收集工作，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社员，应制定分期分批的收缴计划。 目前合作社收益分配中的主要倾向，是注意集体利益的方面过多，而对于个人利益方面照顾不足，在增加农业社收入方面，注意于粮食和经济作物方面的增产多，对多搞副业生产以增加社员收入则注意不够，现虽强调了这一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未全面转过来。 多搞副业生产 四川省副业生产的种类是比较繁多的，而且由于天时与土质等有利条件也易于搞起来。单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收购的土特产品就有800多种，其中中药材就有300多种，农民的副业收入，一般平均占农副业总收入的20—25％，而山区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就更大，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历年来农村副业的生产虽逐年有所增加，但如以几宗主要的土特产品，蚕茧、茶叶、五棓子、白蜡等也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的年产量，特别是1955年全省的副业收入比1954年又减少了15％。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合作社在去年大发展后，新旧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过程，特别从领导上来讲，我们对于发展副业生产强调不够，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农村副业减少比例较大，而且对于农业增产有重大关系的是生猪减少，据统计1955年比1954年减少了10％左右。今年2月同去年2月比较，又减少了5％左右，这是必须引起我们十分注意的问题。由于生猪的减少，不仅影响到城乡人民的肉食供应，而且也影响了肉食的出口，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影响了农作物肥料的来源。养猪减少的原因，据了解有如下几点： 1．由个体到集体，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影响。即以往是农民自己喂猪，自己积肥，农业增产完全为自己所有。合作化后，农民所养的猪，所积的肥，有时由于收归社有而所定价不够合理，以及在粮食增产之后，粮食又为全社集体所有，自己也不能多得，这是影响农民自己养猪的原因之一。 2．从1953年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我们没有足够的注意妥善解决饲料问题，加以富裕的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制造紧张空气，因而曾经发生过阉割母猪、丢弃小猪的现象。以上现象虽早已停止，但全部恢复并有新的发展，还须得今冬以前继续努力推动这一工作。 3．近几年来各地强调了增加粮食产量，因而相对地缩小了杂粮和饲料作物的面积，社员自留土地，一般又都种了蔬菜，没有地方再种饲料作物了。再加上饲料代用品尚未得到普遍推广，因为饲料不足，也就影响了养猪数量的增加。 4．在肥猪收购价格上，商业利润偏高，这种不太合理的价格也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纠正这些缺点，并大量发展生猪，我们已作了以下一些部署： （1）积极而又稳慎的发展农业社的公有猪。当前的主要办法是自繁自养。并大力恢复和保持原有私猪头数，以期恢复和保持到1955年全省2，000万头的数目。 （2）建立饲料基地，增种一季作物或多种某些高产作物，以扩大和开辟其他新的饲料来源，并推广饲料代用品和饲料青贮等等办法。 （3）合理调整肥猪收购价格。现省人民委员会正在研究处理中，原则是适当压低商业利润，使农民养猪有利可图，乐于多养。 自我们在三、四月份抓紧了这个问题后，最近据各地反映，养猪头数已开始增加，我们相信今年生猪发展到2，300万头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对于其他副业生产，如收购中药材等，我们也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措施。如以加强领导讲，我们已决定各级人民委员会建立副业生产办公室或副业生产委员会，以加强对副业生产的领导。在副业与农业生产的计划上，都重新作了统一的安排。在社员个人搞副业生产和全社集体搞副业生产的关系上，以及加强各种副业生产技术指导，举办各种副业专业的短期训练等等，都作了必要的动员与部署。 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不断获得提高与增产，和农民不断增加生产和增加收入，这不仅仅显示了农业合作社本身的优越性，而且推动了我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革高潮的迅速到来，推动了我省的工业、商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事业等的全面发展。过去许多旧的生产定额被突破了。完成与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已成为广大职工的行动口号。人民的生活和人民购买力也不断获得改善和提高。以上这种种繁荣的景象，就是我们国家日益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

第3版()专栏：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 ——张德馨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和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在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里曾经提到： “从整个工业生产计算，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也将达到五年计划原定1957年的生产水平。”又说1956年的粮食产量将比五年计划原定1957年的水平超过133亿斤，1956年的棉花产量将比五年计划原定1957年的水平超过286万担。这些提前和超额完成的数字是令人兴奋的。 五年计划内规定1957年初小和高小的在校学生数共达6，023万人左右；李副总理在报告中曾经告诉我们，1956年的小学在校学生数将达到6，200万人以上。五年计划内规定1957年高中和初中的在校学生数共达470.7万人；李副总理曾经提到，1956年的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将达到506万人。五年计划内又规定1957年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共达67.18万人；李副总理的报告指出1956年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将达到80.1万人。这又是一些令人欢欣鼓舞的提前和超额完成的数字。 五年计划内规定1957年高等学校学生数共达43.46万人；而在报告中曾提到，1956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将达38万人。这个数字虽然没达到1957年的标准，但已达到了1952年的在校学生数的两倍了。没能达到的原因是，以往几年内每年的高中毕业生都不够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所以这是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困难。张奚若部长在发言中谈到，这个困难到1959年就可克服掉。 1956年的预算规定了文教事业支出占本年预算支出的12.74％。这个比例数是相当大的，在旧社会里决不会有这么大的文教费。 我是一个文教工作者。当我由预算中看到国家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情况，尤其是文教事业的飞跃发展，我深深地感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提前实现。 文教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缺点 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但在前进的过程中，当然也免不了有困难和缺点。 目前无论在经济建设中或在文教建设中，都感到人才的缺乏。作为一个文教工作者，我感到责任是重大和光荣的。我恨不能一个人作两个人的工作，来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 以往几年小学教员待遇太低。有的女教员抱着一个小孩，背着一个小孩，领着两个小孩去上课。到校后把两个小的交到临时托儿所，两个大的只好在走廊或院内街上随便游逛了。因此形成教育工作者的孩子没人教育。有的男教员每月收入不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这怎么能使这些为人师的安心工作、提高教学呢？李副总理说，全国职工的工资都将提高，乡村小学教师的工资也将同时加以提高。张奚若部长说，调整后小学教员的平均工资将提高32.88％，这太好了。 现在中学生的健康情况不好。有些地区的中学生患肺结核、高血压、头痛和神经衰弱等症者超过10％；患夜盲症者尚不止此数。原因的一方面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星期天都不能休息或不肯休息；另一方面营养不良也是一个原因。因此，高中毕业后，常因健康情况不好而不能考进大学。有的进入大学后，又因健康情况不好而中途休学或退学。所以改进中学课程和改善中学生营养，以提高正在发育的青年的健康水平，是当前中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中学教师的负担也有些重。每周任课20小时左右，每天忙于上课、辅导、改本子。若再担任班主任或参加些社会活动，就连备课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怎么能提高教学效果呢？这也是造成学生学习负担重的原因之一。现在的中学教师，绝大多数是没上过大学或没读完大学的。他们的水平低，而又没有条件提高，这对于教学质量是有影响的。 在高等教育中，现在多数的大学教师忙于写讲义，因此无暇进行科学研究。所以怎样组织人力编写大学的教材，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高等学校里也应该注意改进教学方法。还有这样的教师，他在讲堂上只是念讲稿，不能生动地发挥；学生就只忙着写笔记，根本顾不上去理解、体会。因此，形成了学生上课抄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前背笔记的现象。这种教学方法是得不到应有的效果的。 有个高等学校曾经把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编排得死板板的。在自习物理的时间，大家在教室里都必须在面前摆着物理课的教材或笔记。若早自习完了这门课，在这个时间内想看别的课，或到图书馆阅读，那就叫无组织无纪律。这种机械的学习方法是有损无益的。这个高等学校现已停止了这个学习方法，可是是否还有其它的高等学校在实行这样类似的方法呢？大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应该完全由学生个人自由支配。 党和政府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政策是正确的。可是前些日子看到中国青年报载有某个高等学校，还要求教师平时坐班、星期天值班、并且还得分片、分段打扫院子和厕所。师生一提到科学研究工作，学校领导同志就要冒火。这样的领导方式，也不知是否就是这一所高等学校。 党和政府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是双手赞成的。我是个兼职相当多的人。可是由于实施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结果，在以往的五个多月内，我集中精力地写了一本大学数学系用的教本“整数论”和两篇数学论文。这两篇论文，已经寄到中国数学学报编辑部去了。我能够有这么一点科学研究成果，首先应该感谢党和政府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我今后应该继续努力，并应带动更多的人共同努力。可是是否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呢？他们的专长是否都得到了发挥呢？由于前边冒火的例子可知，这确实是个值得考察研究的问题。 在开展科学研究方面，除应增添实验设备外，还应添设图书和成套的杂志，尤其是成套的旧杂志。我建议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应该有计划地把少数单位仅有的好的图书和成套的旧杂志都影印出来、分送给所有的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我们要赶上世界水平。如果在世界水平线上或线下，已有的东西我们都无法查考，这怎么能行呢。 在视察中看到的两个问题 其次，我要谈谈我在视察工作中看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低。我曾视察了一个度量衡工厂。这个工厂出产的衡具，一直到最近不久才有规格。往年这个产品的零件不能配到另一个产品上，人们叫这些配件为“对号入座”的配件。想衡具乃是衡量其它物品的标准，而衡具本身反倒没有一定的标准。推其原因都是职工文化技术水平低的缘故。有的工人还是文盲，有的技术员不会看图。产品配件的大小、粗细、长短、厚薄都是靠估量。这怎么能准确呢？由于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低，也使得他们很难提出更好的合理化建议。所以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确实应大力提高。 其次，在视察过程中我听到，到处都在叫喊缺少住房。这确实是急需解决的问题。除去正常的解决办法外，我建议在地皮不成问题的城市或厂矿里，多建造比较简易的住宅，不用钢筋水泥，只用砖瓦土木。可鼓励有条件的职工自费盖房，也可用工会福利费协助职工盖房，分期由职工的工资中扣还。几年后，该房就可归职工所有。利用扣还的房费又可逐年建造新住房。可否动用职工福利费为职工盖房我不清楚。但在视察工作中，我听到有些单位到了年终剩下了很多福利费，上交国家了。我想有困难不解决，省钱不办事，这不是党和政府的意图。 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可动用奖励金为职工盖房，我是非常地赞成的。

第4版()专栏：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 ——陈见真代表的发言 1955年的国家决算，表明我国人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里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1956年的国家预算又标志着我国人民以更大的热情在各项事业中努力迈进，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预算是发展社会主义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预算，是和平建设的预算。我完全拥护李先念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提出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并建议这次会议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并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们全国基督徒为亿万同胞将永远摆脱贫困，走上幸福的大道而欢欣鼓舞，我们必将和全国人民在一起，为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我是基督教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要向大家简单地谈一谈最近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我个人的看法。（一） 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到现在将近一年了，在这个期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全国基督教的工作人员和信徒的爱国主义觉悟也普遍地有了提高，教会许多方面的事工呈现了蓬勃的气象。尤其是半年前当个别借口“信仰问题”蓄意破坏基督徒反帝爱国大团结的反革命分子被揭发后，中国基督教的大团结更加巩固和扩大。在这一年来全国二十个省内有许多基督教工作人员都进行了经常性的学习，北京、天津、苏州、南京还推动了信徒学习。通过学习，信徒的爱国觉悟大大提高。当爱国与爱教的热情结合起来的时候，从他们身上发出了巨大的力量。他们踊跃地投入防汛、抗旱、医务、修路、扫盲、爱国卫生、劳动生产等各项中心工作，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不少先进模范人物。今年有好几位基督徒出席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大会。去年当我与吴耀宗、邓裕志两位代表去山东视察时，我们和聊城翟楼村的几位信徒谈了话，该村的村长兼合作社社长是个基督徒，他从1952年到1954年连续被选为县的劳动模范，他告诉我们全村的信徒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这过去的一年内，国际紧张局势有了一定的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伟大的成就，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广大的中国基督徒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中受到了极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不但看见了祖国和自己的光明远景，也看见了中国基督教的光明前途。在今年三月举行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全体委员一致表示决心，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会后，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传达，许多信徒在会场中止不住地发着感谢赞美的声音，更多的信徒则用爱国爱教的具体行动来响应会议所提出的工作号召。（二） 通过解放后六年多的切身体验，今天广大的中国信徒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例如： 1、我们亲身体验了享受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快乐和与全国人民在一起建设祖国的权利。我们看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社会道德的日益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废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仇视人的道路；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友爱平等、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是符合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教训的。 2、我们看见了共产党一贯忠诚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见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诚实爱人的高贵品格，就不能不消除对信仰不同的人们的成见或偏见。 3、我们看见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体验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也正是要努力为基督的和平福音做美好的见证。因此，我们要和全世界的善良人民在一起，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由于国际形势的改变，由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在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中，可以起更积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外国基督教人士要求访问我国和我国教会。已经来访问的对我国人民的和平意愿，在不同的程度上，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三）中国基督教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建设的阶段。几年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广大的中国基督徒是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但是，今天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仍然落后于整个国家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过去外国教会差会制度在中国教会里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仍待消除；帝国主义残余影响仍须继续肃清；我们还要积极地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这里也必须指出，有些一向敌视新中国，敌视三自爱国运动的人们仍未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们不是造谣诬蔑，说新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企图挑拨离间，说不同的信仰不能和平共处。因此，全国基督徒必须时刻加强警惕，更加紧密地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使这些造谣挑拨的人们无所施其技。去年我们在山东视察的时候，有一位文教部的同志告诉我说：他发现了基督徒们在宗教上得到正常生活和满足时，就能更积极地发挥劳动的效力。但是，我也体验到基督徒们在爱国爱人类的生活上得到正常发展时，也就更能体现宗教的精神。因此我完全相信依赖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中国基督徒一定能在前进中克服一切困难，并在我们爱国爱教爱和平的正义事业上，做好我们应做的工作。

第4版()专栏： 更好地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 ——叶熙春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衷心拥护李先念副总理所作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所作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并各位首长与各代表的发言，使我获得了许多认识，显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全国人民物质生活日益宽裕和提高。我们卫生医务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做好保健工作，为彻底实现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共同努力。 浙江省的中医中药工作 现在就我省中医中药工作情况作如下的介绍： 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特别是贯彻了贤明的毛主席对中医中药工作的指示，以及通过中医政策学习以后，加强了对中医的组织领导，鼓舞了全国中医的积极性，使中医明确了服务目标，打破了保守思想，公开了家传秘方与验方，将这些宝贵经验广泛地为人民保健而服务。在学术方面，由于认识到客观形势的需要，一般都主动地要求进步，积极提高中医学术水平。浙江省在1952年成立了中医广兴医院，这是华东五省第一个中医院。在1954年成立了中医进修学校，在本年度，杭州市成立了中医进修班、校，增设了师资进修班，培养中医师资人才。1954年冬，杭州成立了中医门诊部、中心门诊部。其他宁波、温州、金华、绍兴、嘉兴、湖州等七市，也陆续成立中医门诊部，成立了中医学术核心小组，开展中医学术研究工作。本省综合性医院，也加添了中医科。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措施，使广大的中医界在业务技术、科学知识和思想觉悟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在中西医学术交流方面，根据中央卫生部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指示，省卫生厅贯彻上项指示的精神，遵照先系统学习，全面接受，加以整理的方针，已成立了西医学习中医委员会，其他市、县成立了西医学习中医教研小组，均初步开展学习中医经典文献、理论学说，并举行中西医交流学术经验座谈会，一月数次。并学习苏联先进医学，通过这些学习，中医亦得到了一些科学知识。西医方面亦重视了祖国丰富和宝贵的医学遗产。例如中医不分南北，多能治疗乙型脑炎；对危害劳动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杭州市中医门诊部用中药治疗，研究出了复方杀虫丸、金黄丸、杀虫消积汤，复方杀虫治疗血吸虫病的疗效已达到53.8％。有腹水者用新方十枣丸。外科治皮肤发炎肿烂等症，有清凉膏，均与省卫生实验院、市第三医院，在中西医合作下，通过科学分析、临床实践，获得显著的疗效。本省加强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组织中西医下乡深入农村，设巡回治疗站；用科学检验，用中药治疗，做到边生产、边治疗，治疗生产两不妨，获得多数农民的欢迎。以上工作虽得了一些成就，但在目前社会主义形势发展下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情况，还是落在群众之后。如西医学习中医，未能全面展开，对私人开业中医未能帮助积极组织其共同走上工作岗位，对中药管理缺乏具体领导，严重地阻碍了中医潜在力量的发挥。这些缺点主要是我们对方针政策领会得不够，社会主义觉悟还不够高，群众观点甚为薄弱，存在着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必须经过大力批判和彻底纠正而后方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密切配合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更好的发挥中医中药的力量，为人民服务。现提出如下几点意见：发展联合医疗机构为农业生产服务 一、继续发展联合医疗机构，并加强领导。因联合机构是合作社性质的，是社会卫生福利事业，亦是国家医疗机构的有力助手。在目前为农业合作社服务的卫生医疗组的主要任务：中西医合作，合理安排，发扬互助精神，根据农村实际需要，重点发展农村联合诊所，围绕农村生产服务，逐步的设立防治保健站、托儿所、助产士等等，按照实际情况，整顿而使巩固。加强中药管理——鼓励农民种药采药 二、因为看到每年药荒，应当加强中药管理。几年来对中药管理工作，缺乏统一领导，没有纳入计划轨道，因而造成了产、供、销经常脱节，其中有很多外销药材，如白术、白芍、玄胡索、远志、象贝、荆芥等等，均未计划增量生产。现在我省统计断货缺货已有一百二十余种，他省亦复如此。浙江全省亦是产药之处，人工种植的八十余种，高山、荒地、田塍、野生药物占有二百多种。家种药的缺少原因：种药的出息不及种杂粮又多又快，种药往往经过一年半载，有的要两年三年，方能成熟，因此，药农感到种药还不如种粮食作物收益多。野出的药材，受到山上的育林封禁的影响而使入山采药困难。出于荒地的，因普遍的劳动生产加强，把荒地变成熟地，野生药逐渐消灭，在田塍上产生的亦有三十余种，如最需用的白头翁、蒲公英、紫地丁、板蓝根、牛蒡子、茺蔚子、决明子、青箱子、薤白、佩兰等，在农业合作化后成了集体农场。因此减少了田塍，同时亦减少野生药的出处。外来的药品，如乳香、没药、砂壳、广木香等（广木香实出在东印度，并非广东所产）；贵重药品如西牛黄，产量年减，打箭炉之西、昌都康藏等处所出的麝香，去今两年锐减，此两种在中药的存药上，极端需要，如治乙型脑炎、伤寒、瘟热等症的十余种内科用药牛黄至宝丹、紫雪丹、清心丸、六神丸等多含有西黄麝香，因功能入脑清心退热。小儿科用者，牛黄抱龙丸、琥珀抱龙丸、小儿回春丹、一厘丹、牛黄镇惊锭等；在中医外科上用者，如梅花点舌丹、神塞丸、蟾酥丸、立马回疔丹、小金丹等类，共计存药所需用西黄、麝香者计三十余种。人只知暂时断挡何妨，而不知家种与野出，由少而断绝了种子。不是我过甚其词，亦有例可援。如湖广所出野生湖广术（亦名湖广子），从1915年至今，断绝了三十余年；江西所产的江西术（亦名江西子）亦断了二十年出产。似浙江本省仙居县所产仙居术，于潜县产于术，亦断了五年。本草上所载，术产于潜者最良，是浙江著名的名产品。凡术类皆治肠胃病，治老年脾虚、久痢、补中益气之要药，在1954年中卫生局曾嘱于潜县名产品不可使其断绝，速即补种，那知于术原种子已断绝，改用冬术种子出产后其性与味及效用与原来的于术大大不同。另外，有些药材在原产地很多，但又不肯供应外省。如河南怀庆的生地黄存货一千余担，浙江派人用证明文件以现款购货数十担，而不肯出售；又如治血吸虫必要药雷丸，北方有货，南方缺货。诸如此类情况不一，照此目前药荒情况来看，严重地影响了中医疗效，妨碍了人民的健康。为了解决中药药荒与货源供应，首先应该加强对中药公司和各省、市合作社的领导，迅速调查市上缺货原因，合理调整收货价格，及时派员下乡收购，收来了急须应晒应焙，勿使霉烂虫蛀，损耗了国家资金。其次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要劝导农民把种药作为副业，以得到相当的收入、关于山区采药，当地卫生局、所、科联系农林管理局。应准许药农入山采药，但不得损害树木幼苗，不得随带引火之物，并限人数、限日期、凭证明文件入山。若能如此而行，俾野出药材得以应市，同时救济了药农生计。以上一管之见，不够具体，务请大家尽量批评，加以补充，是所切祷。

第4版()专栏： 一年来的粮食工作 ——粮食部长章乃器的发言 粮食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 上次大会以后将近一年中间的粮食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1955年的粮食生产得到了空前的丰收，同时，中共中央适时而又正确地指示我们减少了征购指标；农村统购统销计划执行的结果，平均每一个农业人口比上年度大致可以多留40斤的原粮。在具体工作中，各地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将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贯彻到户，并且宣告定产、定购数字三年不变，定销数字一年一评。凡是正确执行这个办法的地方，农民是满意的。 但是，这是一件面对一亿以上个体农户的工作，而且是一件很复杂而又经验不够的工作，很难设想不会有缺点。据估计，全国大约有15％的乡，当时“三定”工作没有完全做好。此外，有些地方对饲料用粮留得偏紧；许多地方还没有对计划增产的生猪留给饲料。有些地方在“三定”后发生小片灾荒，没有在统购时实行减免。在广东、福建等省侨眷集中地区，没有根据侨眷的特殊情况，按照国务院的指示给以足够的照顾。但比较普遍的，是农业增产高潮中农民劳动量增大，需要多吃，牲口也需要多喂，耕种面积的扩大和密植的推广，籽种的需要量也增加，因此，有些原来不缺粮食的变成缺粮了，缺少的变成缺多了。对于这种新的情况，有些地方没有给以及时的妥善的解决。各地从3月份开始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对农村统销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整顿，这些缺点大体上都已经得到了纠正。据统计，农村5月份的统销量比较去年同月还超过了6亿多斤；预计6月份还要超过更多。这些数字说明了，目下农村粮食情况一般是不会紧的。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的工作人员仍然有“愈紧愈好”的偏向。他们不愿意将增加统销的购粮证发给农户，这些地方仍然有些紧张的情况。 从去年9月份开始，全国市、镇陆续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实行定量供应。实行的结果基本上是好的：浪费粮食的情况消除了，粮食倒流农村的趋势制止了。从1955年7月到今年5月的11个月中，市、镇粮食销售量较之上年度同期减少了56亿斤。市、镇定量供应的标准大体上符合需要 市、镇定量供应的标准，大体上是符合需要的；但具体到每个市、镇和每个人，则发生了有余或不足的情况。发生有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对副食品消费的多或少。在全国市、镇中，凡是副食品比较充沛的，一般定量足够或有余；副食品缺乏的，有些等别的定量反映不足。在同一个市、镇中，同一定量等别的居民，一般生活水平高的由于可以多吃一些副食品，定量够用或有余；少数生活水平低的由于少吃副食品，定量会感到不足。其次，在同一定量等别中，各人的劳动强度是不相同的，这也要影响到定量的有余或不足。此外，还有划定等级不恰当、伙食管理制度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气候冷暖不同等等复杂的因素。不能忽视，心理上的紧张也会使人们由够吃变成不够吃。 为着解决这些问题，各地从今年三月起对市、镇供应也进行了检查和整顿，对一部分的机关团体职工、大中学生、儿童和家庭劳动妇女，分别给以补助；其他感到定量不足的居民也可以申请补助。经过这一系列繁重复杂的工作，我们相信可以做到保证所有的市、镇居民在节约的原则之下够吃。全国粮食局势是很稳的。我们可以抗得住任何天灾 到目前为止，全国粮食的局势是很稳的。国家的粮食征购指标已经超额完成；粮食销售指标有余。全国大部分国家粮食市场上市的粮食都比去年同期增加；这也可以证明农村粮食情况一般是和缓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件事实：195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3，680亿斤原粮，全国人口估计为60，323万人（在大陆的），每人平均占有量为610斤。这每人平均610斤的原粮，除了要保证人够吃之外，还要保证牲口喂饱，猪养肥，籽种够用，此外，还需要供应榨油、浆纱，酿造酒、醋、酱、酱油，制造味精、粉条、粉皮、豆腐、豆浆、豆芽、浆糊等等工业、手工业和副业的原料。可以看到，这并不是怎样宽裕的。当然，以前各年的每人平均占有量还要更少一些。依靠我们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无比优越，依靠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依靠地方各级党政人员的艰巨工作和全体粮食工作人员的努力，做到了点滴节约、合理分配，我们才能在七年当中战胜了三次相当大的灾荒，每年输出了三、四十亿斤的粮食，而且积累了一些国家储备和增长了一些库存粮食。这的确是一场艰巨、复杂的斗争。因此，我们的某些工作人员“愈紧愈好”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是必须加以纠正的。批判了“愈紧愈好”的偏向以后，也要防止又来一个“愈松愈好”的偏向。正确的做法是依靠群众，深入钻研，说清道理，实事求是地按制度、按计划解决问题。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带来了粮食局势的根本变化——当然还远不是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凡是视察了农业合作社的代表，都会告诉我们：“人定胜天”的理想已经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了；我们可以战胜任何的天灾，我们今后可以年年增产。是的，根据七年来粮食工作的经验，从全国范围来说，我们是可以战胜任何的天灾的。我们能够在没有准备和储粮、运输等条件十分不够的情况下救济得了1949年洪水所造成的灾荒，今天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可以救济得了任何的灾荒。我们能够抗得住1954年那样百年未有的洪水，今天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可以抗得住任何的天灾。大家知道，1954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是有少量增加的。今年夏收时节江淮流域洪水为害，但是全国小麦估计仍然可以增产。的确，五亿多农民的集体力量，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运用起来我们祖国极其优越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天时、地理条件，我们是可以不害怕任何的天灾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完全不是的。在满怀信心地积极前进的道路中，经常对可能发生的不幸事故保持足够的警惕：这正是共产党领导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麻痹。通过合作社做好粮食工作 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由过去面对一亿多个体农户缩减到面对101万个社，将使我们的工作质量提高一大步。我们希望合作社充分发扬民主，在做好社内分配的同时做好粮食的统一计算工作。我们全体粮食工作人员要用同去年一样多的精力，帮助合作社做好统一计算工作；要认识到这是做好粮食工作最基本的一步。我们应该相信：通过集体较之通过个体，会对国家、对合作社、对社员都更加有利；但决不应该机械地要求事事通过集体。那些目前还不可能完全通过集体来解决的问题，如粮食统销，就可以在集体购粮之外也允许单独购粮。我们还希望合作社的领导随时向粮食部门提供意见，帮助我们做好工作。 通过合作社正确地掌握粮食的余缺情况，接收入库的计划性就可以大大地加强，就可以做到粮食的合理摆布，贯彻基层合理运输，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费用。在1955年，湖北、广西、河南、江西、黑龙江、云南、安徽等省，在这一工作上都做出了成绩。其中湖北省，比1954年节省费用达61％；山东省阳谷县，比1954年减少运输量达94.14％。今年的条件比去年更加有利了，已经取得成绩的还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没有取得成绩的只要努力，也一定是可以取得成绩的。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对于入库粮食质量合乎标准的要求也将起着保证的作用。粮库人员应该通过合作社，向社员说明入库粮食的晒干扬净对国家的好处和坏粮入库对国家和消费群众的害处；同时按照优粮优价、次粮次价的政策，向社员说明交售好粮对于自己也有利益。粮库的验质人员应该到合作社里去进行检验工作，发现不合标准的粮食就要求加以整理、翻晒，达到标准以后再运送入库。必须注意，由于农民现在忙了，入库以后再动员民工整理、翻晒，不但国家要遭受损失，对农业生产也是不利的。粮食仓储保管工作的成绩 粮食部门的仓储保管工作继续取得显著的成绩。从这次视察上海、浙江所见到的，无虫仓，无霉仓，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的四无仓，已经到处可以见到了。浙江嘉兴专区粮食局的做法是值得各地注意的：省粮食厅指示水份在16.1％以上的稻谷须即速进行翻晒；专区粮食局体会了上级既要保管好粮食、又要节约费用的目的和要求，掌握了历年晚稻水份对于储存安全的规律，取得了省厅的同意，决定水份16.1％至17％的晚稻，只要有随时加以处理的条件，可以暂时不翻晒，以节约翻晒费用。我认为，省厅按照一般情况作出指示是对的，而专局掌握特殊情况挖掘节约潜力，不照例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则是一个反对保守思想、官僚主义的良好榜样。各地在开展四无粮仓运动中，还有一些不惜浪费开支的偏向；这同嘉兴专局相比，是一个尖锐的对照。 粮食部门仓库容量不足的情况是严重的。在南方多雨地区在露天用围囤储存粮食，可能是史无先例的，但上海就有42％的粮食存在露天。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批判我部几年来在建仓工作中领导思想的错误。 应该肯定，粮食部成立以后，由于适当降低建仓标准，对基本建设费用的节约是有成绩的。1953年又指示各地建造每平方米造价在20元左右的简易仓，方向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标准仓不合于提高的标准，简易仓又不合于普及的要求。标准仓是平房，不适宜于必须珍惜用地的城市，也不适宜于向机械化发展；简易仓造价仍然太高，不能用以代替围囤。 我们现在初步认为：城市必须逐步建筑向天空发展的、单位面积储量可以提高8—10倍的立筒仓；否则基地问题就很难解决。立筒仓是提高的一种标准。普及的一种标准可以考虑采用浙江省粮食厅建议的木架、瓦顶、土墙或竹笆墙的式子；据金华专区粮局计算，每万斤仓容只需造价24元，每平方米不到10元，不及储粮（原粮计）价值的4％，不比围囤贵，但可以用十年以上。我们认为这种简易仓够好了；在木料不太缺的地方一定可以推广，以代替费用很高而又不安全的围囤和草仓。那些善于就地取材，善于发扬当地建筑工程的优良传统的地方，可能还已经创造了更经济、更安全的仓型，我们应该继续调查研究。统一对粮食加工工作的领导 半年来，各地粮食部门陆续统一了对粮食加工厂的领导，使我们有可能掌握全面的加工情况。我们了解到：近年的粮食加工是有成绩的。以成品率来说，1955年全国大米出米率，稻出白是72.12％（合糙出白超过92％），糙出白是93.11％，小麦出粉率是85.39％。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胜利地执行了1950年前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改变粮食加工标准，增加食用粮食的决定”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估计成品率提高的结果，每年可以增产成品粮20亿斤左右。目前标准米、标准粉的质量，比较1950年的九二米，八一粉，一般已有很大的改进。但成绩是不平衡的，不顾质量片面追求成品率的偏向，在不少地方是存在的。从本部接到的人民来信了解到，目下群众对于吃糙一些已经没有意见了，对于面粉和杂粮米中的杂质，则仍然有不少的意见。对于大米，相反地，到有过于精白的意见。最近视察中所见到的情况，正是如此。上海大米的精白度显然高了一些。浙江的上白米，价格比标准米只高3％左右，但是，销路最大的，仍然是标准米。这一事实说明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凡是有科学根据的东西，只要坚持到底，坚决相信党和政府的决定，充分动员职工群众的集体智慧，充分利用科学技术，而又不懈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最后是一定可以胜利的。那些过去认为九二米和八一粉推广不开的人们，现在应该发现自己的思想是太保守了。 我们曾经要求粮食加工“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提高成品率”，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号召。单凭抽象的号召，到下面去就很难正确执行，上级也很难通过统计以进行检查和监督。为此，我们已经颁发了加工粮检验标准，要求在不影响全国已经获得的成品率成绩的条件下逐步达到标准。有人认为，这个要求太高了，冒进了，难以实现。这次在视察中所掌握的情况，证明这样的要求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浙江省杭州市和嘉兴、金华、温州等专区的几个县里我们所见到的碾米厂，有许多设备很差，一般依靠人力过风过筛清除杂质，但出米率稻出白超过了73％，而质量够标准，杂质很少。浙江的稻谷主要的是出米率不高的秈稻。浙江能做到稻出白超过73％，我们要求全国保持72.12％的出米率，难道还能说是冒进？使人民吃到清洁、新鲜、富于营养的粮食 今后粮食供应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要使人民能够吃到清洁、新鲜、富于营养的粮食，做到大米可以不淘洗下锅。因此，加工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清除杂质、提高纯洁度和保存尽可能多的胚芽。为要保证新鲜，调入城市的粮食必须正确安排时间；而且，城市也必须加工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自用的粮食。 我们已经肯定蒸谷米是出米率高、出饭率也高，富于营养、易于消化、又可以长期保管的理想的粮食。今后国家库存逐年加大，农业社储粮也将逐年加大，推陈储新的工作除了花钱很多以外，更严重是会有推不出去的危险。大量生产蒸谷米，大量储存蒸谷米，已经成为当前迫切的需要。但是，我们粮食部对于蒸谷米的试制工作的态度是不积极的。浙江省在金华试行推广蒸谷米，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太湖周围原来习惯于食用蒸谷米的广大地区，供应仍然不足。今后的方针是把民间土法蒸谷米作坊重新繁荣起来，同时在上海试制机制蒸谷米。蒸谷米又是一件有科学根据的东西；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定也是可以胜利地推广的。 视察中还了解到太湖周围的冬霜米的品类是很复杂的。过去冬霜米营养价值很低的说法，可能只是对某些粗制滥造的冬霜米化验的结果。现在我们要求嘉兴专区粮食局重作研究，确定冬霜米的营养价值。这又是一种适宜于长期保存的粮食。适当满足群众对于粮食多样化的要求 粮食供应工作的另一任务，是适当满足群众对于粮食多样化的要求。我们现在已经成立粮食杂品公司，供应精白度较高的特制大米和面粉、名贵品种的粮食、小杂粮和一些粮食复制品。因为这些商品的数量有限，我们只能适当地提高一些价格来限制购买。顺便指出：有些省、市的特制大米的价格，比标准米只高3％左右，那就会失去了限制的作用，是不相宜的。 粮食杂品公司业务上的问题，是在各地单纯追求高产量作物的情况下，许多人民喜爱的小杂粮和名贵品种有可能被挤掉。例如，在目前，绿豆、蚕豆、红白小豆、芝麻等的来源就已经感到不足了。使人民群众在计划限制下能有调剂的自由 粮食供应工作的又一任务，是使人民群众在计划的限制下能有调剂的自由。这在城市，主要依靠熟食业；而在农村，除了熟食业之外，还有国家粮食市场。对熟食业粮食的供应，今后还要再放宽一些；对于名产的熟食品，还将尽可能供应特种的粮食，以维持它的优点。关于国家粮食市场，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已经实行了以资金和粮食支援市场的办法，取得了成绩。要使粮食市场正常和活跃，这可能是需要的。我们应该赶快研究这一经验，考虑加以推广。推广米糠榨油和混合饲料的加工 油脂业务是今年才拨给粮食部门领导的。目前油脂供应的情况是稳定的，但是，油脂生产不足的情况仍然是严重的。我们认为，米糠榨油每年可以增产10万吨以上的油脂，应该大力推广。榨了油以后的米糠饼，脂肪含量仍然不下于麸皮，仍然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比起米糠来，还有在较长时间内不会腐烂和易于运输的优点。当然，榨油后，米糠作为饲料的数量是要减少了，但这是比较容易从次粮中调剂出来抵补的。 饲料业务也是今年新增加的。混合饲料的加工，是我们的一个新课题。将稻壳研磨配合米糠制成统糠供应架子猪饲料的办法，在上海、浙江、广东、四川等省、市，都已经推行有效。苏联和民主德国也都有同样的经验。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制造混合饲料的起点，积极地加以推广。改善职工生活，培养技术人才 从历次视察中所见到的，粮食部门的基层职工是可爱的。尽管仓库、粮店和加工厂的设备一般都很差，但是，依靠他们的高度责任感和创造性的劳动，许多基层单位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粮店的清洁卫生条件还不够水平；许多加工厂的劳动条件也很坏；许多基层工作人员通年没有休息日；福利和教育培训设施的贫乏，更是普遍而且严重（关于临时雇员转正，职工升级和少数职工实际收入减低等问题，在即将进行的工资改革中可以获得解决）。全国粮食部门有60多万的职工，但还没有一所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也只有两所，更谈不到医疗、休养的处所了。这些缺点的存在，首先应该检讨我们粮食部领导上严重的保守思想。在粮食部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连对系统人事的调查统计、建立重要制度等工作都没有做，完全放弃了领导。就在当时，许多地方的领导同志也已经责备我们不善于为地方解决问题了。 不重视科学知识的情况在粮食部的领导中曾经相当长期存在着。偏重政治条件，把政治条件提到不合理的高度，对于科学技术人材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吸收、使用和培养，也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全国现在有6，000多所大米加工厂，但是没有一个工程师。现在，加工厂要求改进设备，仓库要求机械化，但全国还没有一个专业制造粮食加工和仓库机械的工厂。国家和人民对粮食工作的要求是一天一天地提高，时代逼迫着我们要从各个工作方面现代化起来。那就必须请求教育部门帮助我们以更大的速度培养科学技术人材；还要请求机械制造部门指定专门的机构、工厂，研究、试制现代化的技术设备。粮食部门财务情况根本好转 在近一年间，粮食部门的财务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自从去年春天粮食部的领导思想取得一致，肯定了经济核算制、批判了供给制思想，共同向各省、市粮食厅、局布置财务盈亏指标以后，结合着客观条件的好转，去年下半年就由亏损转为盈余。分省、市来看，最突出的是浙江省，1954年亏损2，493万元，去年转为盈余656万元，费用水平比1954年降低了30.69％，仅为卖钱额的9.58％。此外，也还有一些成绩很差的单位。这说明了粮食部门的节约潜力是很大的。活生生的事实批判了过去那些认为粮食工作注定要赔钱和赔钱才能稳定粮食市场的保守思想。现在看来，尽管当时有许多不利的客观因素，只要有足够的主观努力，做到少赔以至不赔仍然是可能的。目前的一般规律是：只要那个地方的领导上重视了财务工作，就往往可以做到既能稳定粮食市场，又能为国家积累资金；只有很少数情况特殊的地区是例外。从今年开始，粮食部门将能够经常每年上缴为数不多的利润。 粮食部门盈余的获得，主要依靠点滴的节约。分区产销平衡合理运输制度的实行，使得我们可以减少省间运输量100多万吨；再加上上文所说的基层合理运输的贯彻，全年可以节约运费1亿多元。这是一个最大的节约项目，但也是由各地区、各基层点逐批逐笔地精打细算，点滴积累起来的。点滴节约的最生动的例子是旧面粉袋给价收回再用，看来是最微小不过的事情了，但全国全年就可以为国家节约2，800多万元，那就不是一件小事情了。改进领导工作，发扬民主 如上所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粮食部过去的保守思想是严重的。批判了保守思想之后，是否又会来一个冒进？这还没有检查出来。即使有，可能也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目前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主要的还是保守思想的复发。保证领导思想的正确，根本的条件将是民主制度的贯彻和业务钻研的深透。只要真正发扬民主，干部和群众就不会允许我们保守，也不会允许我们冒进；只要业务钻研深透，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大家可以根据事实讲道理，保守和冒进也都不可能得势。业务是愈到下面愈细致、愈具体，我们做上级的是很难完全掌握的。因此，必须把这些具体的业务问题下放到下级的主管机构，责成它研究，鼓励它作出初步的决定，而上级只须作最后的核定；有许多事情甚至可以直接帮助、鼓励下级去负责执行，而上级只须及时进行检查。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在工作中培养出来千千万万的大大小小的专门家。这也是发扬民主的一个方面。有了民主制度，有了专门家，还必须通过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和计划，来体现既要反对保守思想，又要防止急躁冒进的方针，这才不会使下面感觉到今天一阵风，明天另外一阵风，有些无所适从。尽管这一切都具备了，我们还得学习共产党许多领导同志们的耐性。因为，批判了保守主义、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事情是很繁多而又很复杂的，民主的发扬也是如此。只要稍微不耐烦地简单化地去对待，就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和民主精神。 我感觉到十分高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正确而又及时地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示。我们大家必须下重大决心，用最积极的态度把这个指示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保证我们由已经获得的辉煌的胜利走向更伟大的胜利。 以上意见，提请各位代表批评、指正。还请求各位代表多多地检查各级的粮食工作，及时纠正我们的缺点。

第4版()专栏： 肇源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巴彦胡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次大会的各项工作报告，建议大会予以通过。并愿在大会决议后，认真贯彻执行。 这次大会将要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是具有重要政治、经济意义的历史文件，按照这个章程把合作社办好，它将对巩固提高合作社和发展农业生产起着重大的作用。我仅就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业生产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黑龙江省肇源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于大面积的机耕作业，现在已经开发耕种的210万亩土地，全部沿着松花江和嫩江的右岸，有着充足的水源可以利用灌溉土地，也有大片适宜于放牧的草原牧养着牲畜，还有100多万亩荒地可以开垦耕种。 全县在1955年底，就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9.8％，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也是迅速的、健康的。在完成高级合作化前，村村都试办或办了不少初级社，绝大多数的初级社都增加了收入，显示了初级社的优越性，给广大农民以良好的影响，而且办初级社有近四年的历史，参加初级社的农户达到8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感到初级社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于生产的发展，再加高级社试办的成功与全省全国各地合作化运动的影响推动，强烈的吸引着农民办高级社的愿望。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公布不久，又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更加促进了农民办高级社的要求，所以全县很快又出现了高级合作化运动的高潮，运动的声势浩大，进展迅速，多而不乱，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的上升到99％以上。开始在县的领导上因为缺乏全面的调查分析，总习惯于用办初级社的经验处理办高级社的问题，低估了村村试办四年初级社的基础酿成农民办高级社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因此虽然多次反复的修改原订的计划，但总是领导落后于实际，被运动迫使着转变，才完成了高级合作化的任务。随着高级合作化的发展，更加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因而在高级合作化的浪潮中，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新的生产高潮。高级合作化的实现，使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农民向往的“人人劳动，消灭剥削，拔掉穷根，扎下富根”的形势到来，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增长。青年农民把自己的美好理想同入社连结在一起，老弱孤寡在讨论“五保”中，感动的流下热泪，说他们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下享受这样幸福的晚年。因而农村中普遍地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气象，到处洋溢着更加热爱祖国和为美好生活的前景而努力生产的热情。所以在今年的生产上，无论是备耕春耕，发展农副业生产，兴修水利等，都比往年突出。制定了具体的先进可行的增产措施。提高了生产技术，把历年“冬闲”变为冬忙。从去年的严寒冬季开始，农民就在冰天雪地里开渠打井，修筑渔塘，整地送粪，开展副业生产等，全县今年所打的2，000多个水井中，有700多个是冬季施工的，打破了“冬天不打井，夏天不盖房”的陈规，给今后大量开展打井，更多地利用地下水增加粮食产量上，打开了新的门路。水稻面积由去年的300余亩增加到3万余亩，增长100倍。发挥了新式畜力农具的效能，全县平均提高三倍（由每套平均发挥225亩，增加到900亩），兴修了水利工程，完成了排除内涝工程达7万余亩，开荒10万亩（另有移民垦荒10万亩不在内），增加了粪肥数量，提高了粪肥质量，并大量的自制了颗粒肥料。妇女参加劳动的人数与出勤率也大大的超过了往年。在副业生产上，除家畜、家禽、牧畜业、渔业、林业、农村手工业等固有副业生产外，还发展了养鱼、养鸭、养蜂、经营果树等副业生产，以增加社的收入，和解决了老弱半劳力生产、生活的安排问题。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各项技术措施与田间作业质量都比往年大大提高，今年预计将出现更多的高产社与高额产量地（高产地每亩旱田产量将达700斤）。 这些都表明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经营，对于“人尽其材，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上，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高涨中所表现的这些生动事例，确实可贵和令人感动。现在农村正以全力为增加生产而奋斗中，社员通过劳动竞赛，纷纷争取多出勤，想出各种有效措施，为给全年增产打下基础。 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必须保证90％的合作社增产，争取90％的社员增加个人收入问题，这也正是广大农民所迫切关心的事情，尤其像高级合作化的头一年，更有其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我们全县农民，经过一冬一春的积极努力和高级社生产优越性的发挥，加之春雨适宜，青苗茁壮，各项增产措施继续在执行中，如能基本实现，不遇严重的自然灾害，预计今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将有可能从去年的13万吨增加到19万吨，（增长46％），副业收入也将有相应的增加，加之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保证90％的社与社员增加收入的可能，已经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但是顺利地实现这一计划，尚须作许多艰苦的努力。虽然今年高产作物多，旱田改水田多，混种面积多，施肥开荒多，但是雨、旱、风、霜、虫、雹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仍然存在，生产组织也正处在刚刚由初级合作化转到高级合作化的历史阶段，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规模和经营管理等对农民都是头一年，不论在社员的思想上或合作社的生产领导上，还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因此经常不懈的组织和提高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通过贯彻执行生产措施，改进经营管理，在下半年的生产中争取更大的成绩，是十分重要的。 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勤俭办社的指示上，基本上扭转了盲目购置大量过多过早的生产资料与文化娱乐用品，和图阔气、讲排场、摆摊子的现象，财务管理与财务制度正在建立和改进，牲畜的饲养管理与繁殖保护也在改善，合作社的民主管理也在提高，计划不周、窝工浪费的现象也在减少，骨干也在不断生长。所有的乡、社，都有妇女被选为乡长、副乡长、社长、副社长，社的管理委员会中也都有女社员和少数民族社员的一定名额，少数民族社员（如蒙族）也都按自愿和习惯留用着自己的乳牛、猎马，这些也都是符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所规定的精神，但是正如示范章程中所指出的，有的合作社在处理社员个人同集体的关系时，没有把社员个人利益同合作社的集体利益正确的结合起来，片面的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倾向仍然存在，如牲畜作价时有的社偏低，影响对牲畜的繁殖保护，有的社，男女社员作了同质同量的劳动，而少给妇女记工分（如男十女八），妨碍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在积肥中，粗细不评，优劣不分，而不能刺激攒好肥，并缺乏对社员个人积肥的合理报酬，在满勤奖励中，对女社员的要求过高，影响她们在家庭的必要劳动。也有的社员只顾多挣劳动日，不顾劳动质量，或对公共财产爱护不够，农具管理得不好，牲畜饲养不良造成瘦弱和死亡等问题，仍不同程度的存在。解决好这些问题也是当前进一步巩固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发展生产的重要问题。在农业生产方面，亦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所有合作社均制定了生产计划，增产措施一般切合实际，但是有的社，增产指标订的过高，脱离实际。有的社对各种长年与季节性的副业生产紧密的与农业生产结合不够，这些都是生产上的薄弱环节。今后要更好的组织领导高级社，认真的学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妥善的解决合作社中的各种问题，切实的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与提高，从而达到增加生产、增加社员收入的目的。 尤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二十六条中所规定的各项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县解决最不够的是“水”的问题。我们县每年平均降雨量只400—450公厘，农作物的需要量大约为600公厘以上，如果遇到旱年，水缺得更多，这是严重影响农作物生长与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后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方面，要尽量合理的利用天上的水（雨）、地上的水（江、河）、地下的水（打井），来弥补缺水，从而促进作物生长与粮食增产上，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工作是一项科学技术性的工作，必须有相应的领导机构，经常的去领导这个工作与通盘合理的规划，以避免好事办坏，劳民伤财，结果“事倍功半”。我们县在今年打井修渠上，就遇到这样问题，脑子一热就干，由于缺乏技术指导与合理规划，“渠道挖在高处，井打在洼处”，结果有的井成了废品。根据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今后粮食增产上的来路，一个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个是开荒扩大耕地面积，而最复杂的还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问题。现在虽然没达到机械化和电气化，但是在高级合作化以后，机械化以前的这个阶段里，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与生产力的提高，增产的有利条件也增多了，因而单位面积产量是应该再向上升格。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土地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从我们县近几年来所出现的高额产量地来看，也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大面积的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上所以如此困难的原因，据考查，除过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相适应，与经常有自然灾害的侵袭外，最大问题是农民缺乏管理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在田间作业质量管理上不能经常提高；今后应结合农民固有经验，因地制宜地，大力提倡与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有计划的培养农村技术力量，在合作社的农民技术人员中亦应建立适当的升级与奖励制度，以鼓励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民现在对提高管理农业生产技术的要求也是非常殷切的。 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使大量的荒地变成肥沃的良田的工作，国家已采取了措施，我们县根据分配给我们的任务，今年安置了2，000余户移民，建设了7个新村。这样大量的移民垦荒工作，对我们还是新的工作，据我所知，黑龙江省尚有1亿亩荒地适于大量的移民垦荒，我们正在积极的准备迎接这一光荣任务。但是从今年的移民垦荒工作看，因为头一年没经验，也发生过不少问题，如在物资准备上不足，一下子来的太多，关内的生活习惯和气候与东北也有些不同，我们体贴的也不够，加之动员工作中说好的多，对克服困难自力更生的教育不够，因而移民对长期安家立业和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不足，情绪波动不安，经过艰巨耐心的工作，现已基本得到解决，生产秩序走向正常，但是这样大批移民加强组织生产，准备明年生产仍须要极大的努力，今后应记取这一教训，共同把这项重要工作作好。

第5版()专栏： 更多的相互了解才能促进和平事业 ——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团长苏克舍拉宁的演说词主席先生，尊敬的中国人民代表们！ 我愉快地以芬兰议会的名义向你们致意，并感谢你们友好地邀请芬兰议会代表团来此访问。 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接受了邀请，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性质的访问将会扩大议员们的眼界，从而有助于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贵我两国相距很远，直到今天，只有很少的芬兰人亲眼看到过中国人民怎样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展自己的社会。 一星期以来，我们，代表团的成员，曾经有机会在中国的国土上参观访问和了解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虽然一个星期的时间是短促的，但是我们应当说中国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一切的想像，因为它的国土比欧洲还大，它的人民占人类的很大部分。 我所指的不仅是我们所受到的盛意和款待，而且是指着贯串在这里的各种活动中的进步的愿望。我们看到勤劳爱国的中国人民如何进行着自己国家的建设，如何为更好地利用现代技术所提供的可能而努力。在你们的大学里，我们看到了青年们为了准备走上为社会服务的岗位多么热情地在专心学习。我们这些芬兰人自己是一个小国的成员，对于伟大的中国愿意帮助国内少数民族发展它们民族文化的做法，感到特别温暖。 各国的情况和需要是不相同的，因此一个不远万里而来的短期访客很难谈得细致。每个国家应该根据国家历史的发展情况和人民的实际需要来决定社会的形式和具体措施。客人的眼睛只能看大的方面。 我们这些芬兰人已经看到了这些大的方面，那就是这里正在全民族的基础上为建设而进行着辛勤顽强的努力，正在为利用一切科学成就来消除社会上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而努力。这些大的方面对我们也是熟悉亲切的，我们自己也正在国内根据现实情况为社会的发展而努力。 请允许我衷心地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了参观访问你们的有趣的国家的机会。如果我们也有机会让你们的代表看看我们的情况，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愉快。我们相信只有两国人民间更多的相互了解，才能促进对我们两国和全人类都有重大意义的和平事业。

第5版()专栏： 少数民族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境地 ——官保加代表的发言 听了李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及彭副委员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衷心的拥护和同意这些报告。 青海省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上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农、牧业生产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如小块农业区的农业生产1951年播种面积只有21，875亩，到1955年扩大为45，343亩，每亩产量为320斤；1956年比1955年播种面积又增加13.5％。此外，在德令哈、香日德、察汉乌苏等地建立了12个国营农场和1个青年集体农庄（河南省青年志愿开荒队建立的），播种面积共约有20万亩左右。畜牧业生产，由于人民政府采取了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等政策和对草原加强管理、划片轮牧、打圈、储草、防狼、防火及对牲畜加强饲放管理、疫病的预防治疗等措施，各种牲畜获得很大的发展。如1951年牧业区各种牲畜仅有453，966头（只），到1955年发展到1，029，746头（只）。 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的也富裕起来了。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更高了，更乐观了。 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资源蕴藏很多，各族人民逐渐认识到，对这些资源的勘测与开发，将对青海省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重大意义，所以他们对勘测人员的食宿及所需要的交通工具、翻译、向导等均积极的进行了支援，使勘测人员得以安心工作，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任务。但是，我们对支援资源勘测工作还作的很不够，今后任务一天比一天又增大起来，我们除去一定要继续尽一切努力作好这一工作外，还希望上级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多予以援助。 海西小块农业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已达到78.8％。农业合作社在农业技术上也开始有了某些改革。如一般的农户已将旧犁改用为双轮双铧犁，大部分田地进行了施肥（海西因地广人稀，以往多数土地是不施肥的），选种。牧业区和半农半牧区试办了四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一个农牧业联合社。建立起来的牧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初步的显示了一些优越性。譬如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风雪较大，组织起来的一般死的牛羊就少，单干户死的牛羊就多。柯鲁构两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今年绵羔羊成活率为93.6％，单干户为88.8％，合作社山羔羊成活率89.4％，单干户79.9％，以上实际事例对牧民是个很好的教育，加上牧民逐渐认识到组织起来后，人多力量大，牧畜能分群放牧，不易遭受狼吃、水淹及遗失等损失。因此，要求入社的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对牧业合作化的宣传工作作的还很不够，有些人尚未把政策彻底了解，少数人仍存在着认为牲畜入了社不由自己及宗教信仰不自由等顾虑。为此，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牧民对合作社的认识，消除顾虑，以达逐步的完成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今后还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逐步发展牧业互助组和牧业生产合作社。畜牧业合作化同样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必经的道路，畜牧业合作化了，牧业经济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海西试办的几个牧业合作社，对入社牧民采取了按劳取酬、按股分红的办法。即就是谁的牲畜多，劳动的好，分得的红利就多；谁的牲畜少，劳动的也不好，分得的红利也就少。我们在入社问题上，还采取了入社自愿和退社自由的原则。就是说，如果入了社的人，过了一个时期，要退社时还可以退社，退社后，自有的牲畜仍旧照样归自己所有。所以，有些人怀疑入社牲畜不自由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对现在已经入了社的人，我们希望他总是合作到底为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试办牧业合作社的同时，仍然继续贯彻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这一政策，共产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有些人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变了，也是没有根据的。有些人怀疑牧业合作社办起来后，宗教信仰是否还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既定的政策，同时，也是个人的信仰问题，布施多少是由个人的信仰和自愿去决定的。只要合作社办好了，社员收入增多了，寺院的布施当然是不会减少的。至于死了人，死者的家属是否可以动用死者的财产进行念经化布施问题，我们认为也可以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去研究解决。当然有些人要借此大肆挥霍浪费，也是不对的。还有极少数人担心入社后，别的社员不爱护自己的牲畜。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明了，分散的个体的畜牧业经济发展得很慢，只有组织起来后，才能有更大更快的发展。办合作社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畜牧业经济，合作社对社内牲畜只有想尽一切方法进行保护和发展，没有人愿意让牲畜受到损失或不爱护的。我们牧民们，应当把这些顾虑早点消除，才能使畜牧业经济蒸蒸向上的发展。 （二）加强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团结，巩固地方治安，防止反革命分子的造谣破坏，继续支援柴达木资源的勘测与开发工作，并且帮助移民继续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安心生产和重建家务，为国家和青海的建设事业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三）加强草原饲放管理，合理地利用现有草场，并且有条件的用钻井机打井，引水灌溉草原，以满足人畜的饮水，扩大草原载畜量，达到牲畜的大量增殖，从而不断的改善牧业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最后，我还有一点感想，想在这里叙述叙述。回忆到我们少数民族，过去在封建官僚和资本主义黑暗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把我们当做一家人看待。如在文教卫生和生产等方面，予以大量和不断的扶助，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使本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事务，从而使我们摆脱了贫困和愚昧，开始进入了幸福欣欣向荣的极乐境地。因此，我感觉到今后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才是正确的道路，才能逐步进入先进民族的行列，才能消除少数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

第5版()专栏： 怎样帮助公私合营企业中私股股东进行改造 ——周叔?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廖鲁言部长、彭真秘书长的报告。 天津市的工商业者在去年十一月听到传达毛主席对工商界的亲切教导后，一般的思想认识都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初步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认清了前途，懂得了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通过全业合营方式，不论大小工商企业都可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给予工商业者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对国家所采取的和平改造政策能够使个人随着企业的进一步改造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最后走进工人阶级队伍中去，更感到无比的兴奋。由于这一个伟大的感召，大大地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和客观形势的推动，大家一致提出申请全业合营，要求进一步接受改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市工商行业就都实现了公私合营。 在改造高潮中，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了合营工作，认真贯彻了中央的政策和方针。依靠职工并充分鼓励和发挥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在很短时期内就完成了清产核资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也贯彻了从宽处理，尽速了结的精神。在人事安排方面，也贯彻了“包下来，给以适当工作”的方针，和“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截至今年五月底，被陆续安排在各级领导职务上的私方从业人员已有2，000多人，其余亦均原职未动。在生活待遇方面，由于掌握了原薪不动的原则，使大部分私方人员保持了原来生活水平，生活得到安定。对私方人员的福利待遇，也由政府制定了有效措施。在全业合营批准的同时，政府迅速按行业建立了专业公司，计工业上有35个专业公司，商业上有17个专业公司和180个总店，及时领导合营企业的职工和私方人员，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并领导着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因此，半年来，天津市的合营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对这一艰巨繁重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缺点还是存在的。在部分基层单位中对政策的贯彻也不够平衡，有松有紧，因而不可避免地仍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过在检查发现后，都积极加以处理，或正在研究解决。当然，在今后执行政策方面，还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单位切实深入贯彻，正确掌握；对于私方人员，更迫切要求他们在思想改造方面努力赶上前去。这样，才会使问题解决得更好、更快。 在改造高潮中，私方从业人员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一般都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在全业合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措施和关怀照顾，更进一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并迫切要求学习，积极争取进步，地方党政有关部门加强了对工商界学习的领导。根据群众的要求，在政协天津市委员会统一领导，市工商联、民建会具体组织下，目前绝大多数工商业者都已分别参加了各种理论、政策、时事和文化学习。不少人在从事社会活动和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也都有着积极的表现。在第一季度竞赛评比中，有256人和职工一道获得了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还有280多人得到了表扬和物质奖励，因而更加鼓舞了私方从业人员接受改造的积极热情。总之天津市工商界正在随着改造的深入进展而积极的前进着。 但是在私营工商业者开始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机会得到系统的深刻的改造，那就是合营企业中不在职的私股股东，他们一般是靠股息收入维持生活，平常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很少有机会参加学习，因而在思想认识上更是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根据天津市几个企业最近召开的股东会了解到的情况分析，他们中间有的是干部、有的另有职业、也有青年、也有家庭妇女，其中有一部分是老弱妇孺，有的是孤独无依，经济情况和文化水平极不一致，一般关心的是今后的生活问题、工作安排问题和学习问题。有好多人迫切要求参加学习、参加工作，要求进步，为今后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好准备。事实说明，在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政策的全面贯彻中，今后也应该对他们加强领导，与在职私方的教育改造同时重视起来。不过这是一件比较繁重复杂的工作，必须动员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共同协助政府统筹规划，把这一个工作做好。因此，我愿意对这一个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各位指正： 一、对合营企业不在职私股股东进行教育改造，应充分运用工商联、同业公会、民建会、妇联以及合营企业的董事会等各种组织力量。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这项工作，又必须事先做好调查研究，对这些人的思想、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进行普遍深入的了解。调查工作可运用上述组织进行。在新合营企业内还没有成立董事会组织的，应由原企业负责人或代理人负责进行。当然，政府及各有关部门要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二、合营企业的董事会组织，担负着协助政府教育改造私股股东的任务。在全业合营后，有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认为它的作用只是代表私股股东按期领发定息，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忽略了它对私股股东应起的团结教育和协助改造的作用，现在认识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此，要求已经设有董事会的合营企业把这一工作重视起来，还没有设立董事会的合营企业，亦应按专业公司系统尽速建立。 三、对合营企业私股股东的教育改造，我认为最主要的应该是组织他们参加学习。在目前的条件下，可考虑根据私股股东不同程度的政治和文化水平，适当地组织一部分人参加到工商联和民建组织的理论政策时事文化各类学习中去，其中的一般家庭妇女，也可以考虑由妇联组织起来进行学习，个别情况的人，则由董事会负起责任来组织他们学习。 四、为了使这些私股股东认清前途，在组织他们进行学习的同时，对其中有就业要求又有就业条件的人，也可以考虑逐步地进行适当的工作安排，使他们通过学习和工作的锻炼以及社会生活的体验，尽早地得到改造。

第5版()专栏： 努力提高我国水生生物学的水平 ——王家楫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国家预决算的报告，完全同意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完全同意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全中国大陆解放后六、七年来，拨给科学的经费，诚如郭沫若副委员长在发言中曾指出，每年都是用不完的。1955年度的科学支出的决算数，仅占预算数的85.69％；但1956年度的科学支出预算又大量地增加了，就全国来说，竟增加到253.27％。所有科学工作者，都深切地感觉到只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掌握了政权，才能给科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充裕的物质条件，才能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向科学进军极其广阔的道路。 我是一个水生生物学工作者。水生生物学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解放以前在旧中国是根本没有这门学科的。1950年中国科学院才建立了一个水生生物研究所，真正有关我国水生生物学的研究，也就从此开始。目前这个所的研究工作，是以推动祖国淡水渔业的发展为主要目标。 我国淡水水域是非常辽阔的。主要河流除了黄河、长江而外，还有黑龙江和珠江。以湖泊而论，湖北一省就有1，200多个；青海是一个大型的咸水湖；在西藏世界最高的屋脊上还有很多的高山湖泊。此外，大大小小的池塘，长长短短的河道，到处都有。所有这些天然水域，都蕴藏着宝贵的水产资源。在旧中国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加以过问的，现在都有办法把它们纳入研究计划之中，逐步通过调查研究，都可加以开发和利用。几年来，随着水利工程建设的迅速发展，许多大型、小型的水库，已经而且还要不断地建立起来。这些人工的淡水水域，通过调查研究，也同样地可以利用。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五、六年来，对湖北省、苏北及安徽中部的浅水湖泊调查；对淮河上游板桥、石漫滩、白沙等水库的调查；对江浙一带池养鱼鱼病的防治研究；对处理鱼苗问题以及人工受精，催青试验等工作，都已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还远赶不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急剧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缺点，现在把主要的来说一说： 第一，高级研究人员不能集中心力，亲自钻研问题，研究工作的质量，就不容易提高。我们的所还没有行政副所长，中级的研究技术干部又很少，不但两位所长时常要被行政工作所分心，就是各个业务组的领导同志，对编制预算、订购仪器、回复人民来信、和产业部门联系等事情，还要亲自动手、亲自出马。此外临时突击的任务，当然还不可能避免。最近虽有所改进，但大家对今后能不能每星期真正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学术工作，仍然有所怀疑。 第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好研究工作，仪器设备是万分重要的。关于器材供应，最近一、二年虽有所改进，但仍有不能及时买到、办到的现象；或者买到、办到了，质量很差，不合规格，都大大地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今年一月起我们在武昌东湖进行了“天然食料和鱼类生长关系”的一个研究题目，每月需要在东湖几个工作站工作两次。一只小汽艇买来后机件即坏，坏了在武汉又无法修好。每次如用汽艇出去，在四、五个钟点内用较少的人力，就可完成工作；现在需要较多的人数，用几只木船分批出去，清晨动身，日落归来。以工作的效率来讲，多么低而不经济呢？ 第三，过去我们所的工作，在结合淡水鱼的生产方面，虽然作出了一些成绩；但对水生生物学本门学科理论方面的提高，做得很不够。今后水产业务部门应该在各个主要的养殖地区，充实或增加试验、研究机构，把目前与生产直接有关的技术问题的研究，担负起来，使我们的研究，能够集中力量到解决基本的、长远的、更重要的综合工作中去。否则，将来水产业务部门遇到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要我们来解决，也就来不及了；要把我国的淡水生物学在十二年中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也就不容易了。 以上所说由于客观因素所形成的困难和缺点，是否有当，请各位代表指正。 无疑地我们在主观上也有不少缺点。以我个人来讲，过去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不够严肃认真，自己在思想领域中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因此就很难找出改进工作方法的线索，于是把工作做得不够好的原因，都推在事情多、工作忙、时间少的身上。今后，我必须努力学习、顽强地工作，彻底消除阻碍充分发挥自己力量的主观因素。 我相信，新中国的水生生物学工作者，都有信心和决心，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能够克服任何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为着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争鸣”奋斗，把我国的水生生物学于十二年内提高到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第6版()专栏： 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反映意见 ——王少岩代表的发言 我对李先念副总理所作关于1955年决算和1956年预算的报告、及各位首长的报告都完全拥护。又听了陈云副总理关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发言，了解到全国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步骤，感觉十分兴奋。 我省也和全国一道，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的同时，于今年一月接着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合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像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极其广泛和迅速的改革运动，在工作中绝对不可能没有缺点，要纠正这些缺点固然要靠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但也要靠我们工商业者把具体情况随时向有关机关反映，才可以使政府把问题解决得更快更好。 陈云副总理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存在问题较多的是小商小贩中的代购代销户。最近我们曾对昆明的百货公司系统和贸易公司系统的经销代销户进行了一些了解，发现他们当中目前存在有以下的问题。 一、根据我所了解的几十户来看，他们的情况和陈云副总理在发言中所指出的情况基本相同，这几十户的营业情况是：能够达到收支平衡的约占40％左右，不能平衡的约占60％，不能平衡的原因主要是家庭人口过多，负担重，营业额不能增加。营业额不能增加的原因是由于代销额限制过严，如贸易公司系统的代销额规定在100元以内，百货公司系统的代销额规定在400元以内，数目似嫌小了一些，假使碰到的代销货品不是畅销的货物时，周转就比较慢，营业额降低，就自然要影响到收益，他们都要求能够放宽代销限额，并多配些畅销货物。 二、收支不能平衡的户头，目前解决困难的办法：有些是女的看门，男的出去挑东西补助家用；有些子女有工作的可以补助一点，也有的靠出卖生活资料维持。由于生活有困难，他们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并入公私合营。 至于已经合营的企业，在有些资方中根据最近了解，仍然存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营业时间过长，且有劳逸不均的情况，很多基层门市店的营业人员，每天工作时间一般都在十四、五个钟头，感觉身体支持不了。但另一方面，有的私方调在公司及中心店工作的，每天按照上下班制度，就有一定的工作时间。大家感到调到门市部的和调在公司的，在工作上有些劳逸不均，在门市部的人就要求实行八小时制度。 二、在人事安排方面，现在昆明地区的人事安排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有些对工作尚未得到安排的，思想上还不能安定，同时由于职务未定，在工作的贯彻上也有一些困难，常常一桩事形成你推我，我推你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在其他地方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希望尽速地加以解决。 此外，在昆明方面，有些企业还存在有货源和材料缺乏的情况。比如机器业需要的各种钢材就感觉缺乏，但任务却十分紧迫；烟茶业的川烟也已经缺了几个月；有些纸张在供应上也发生困难。 以上所谈，是昆明一个地方的，旁的地方也可能有。我深信这些问题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地方的积极努力下，一定会很快地得到解决。 从上述情况，我深感我们私营工商业者过去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够；优其是作为一个人民代表做的工作更不够。今年年初在各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政府为满足工商业者当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采取一次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方式。但国务院看到一次批准合营后有许多问题需要分批、分期地逐个加以解决，在二月初就作出决定，要所有私营企业和手工业在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以后，一律照旧经营，半年不动。在这半年的时期内，我们工商业者如果都能采取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大公无私的、而不是为个人打算的，反映意见，提出办法，在当地党的领导下，共同解决私营工商业在合营后的一切问题，那么，问题就可能少些，也可能解决得更快一些和更好一些。 本着这种精神，我完全拥护陈云副总理所提出的解决工商业中目前存在问题的各种办法，并在今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更进一步地密切联系群众，反映意见，协助政府坚决地、妥善地贯彻这些指示，为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奋斗。

第6版()专栏： 使我们的气象业务在十二年内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 ——涂长望代表的发言 坐过飞机的代表们，都有这样一种经验，上了飞机以后有二种顾虑：第一，怕机器发生故障；第二，怕遇到恶劣的天气。气象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给飞行员以准确的航行预报和危险天气警报，从气象上来保证飞机的安全。水、旱、寒潮、台风、霜冻、冰雹、雪暴、狂风、暴雨等是广大农民、渔民、牧民、盐民和交通运输部门最可怕的自然敌人。气象工作者的任务就是随时监视天气的变化，事先做出准确的预报、警报，通过电台、报纸予以发布，以便广大的农民、渔民、牧民、盐民和交通运输部门事先进行预防，从而避免或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大型的基本建设，例如三门峡工程，设计前需要各种气候资料作设计的依据，施工时需要每天的天气预报作施工安排的参考。气象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供给各种重大的基本建设和流域规划充分的、准确的气候资料和施工所需要的每天天气预报。 几年来，在党和中央政府以及各级政府的帮助下，气象工作者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目前天气预报、警报的准确率虽然还不高，仅在75—80％左右（苏联及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也只80—90％左右），但是因为党和政府的重视，领导人民大力组织预防工作，在保证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效果，而且对于破除迷信，灌输科学知识，也发挥了它的作用。在反动统治时期，沿海的台风每年都要给沿海的盐民、渔民和海员带来重大的灾难。1922年8月2日的汕头台风，死亡人数达到6万余人，财产损失达7，000万元，而解放以后，由于各地气象台事先发出警报，党和政府大力组织预防，沿海台风的灾害已大大地减轻了。1954年8月29日湛江台风和1955年9月2日的海南台风，风雨的强度都很大，袭击的范围也很广，但是人民的伤亡和损失并不大，海上的船只基本上未受损失。辽东水产部门统计过去平均每生产1，000吨鱼就要死一个人，渔民生产情绪低落，年青男人都不愿意下海。现在情形却完全改变了。渔船的海事损失基本上消灭，生产情绪高涨，连年青女人也参加下海生产，渔民们都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在内蒙草原上，以往一场白毛风（大风雪）经常刮走成千成万头牛羊，在寒潮的袭击下，成万头牛羊往往被冻死。自从有了天气警报的保证以后，牲畜的损失减少了60—70％，牧民们普遍反映，党和政府说的话真灵验，几辈子上喇嘛庙烧香叩头都不如现在的气象台顶事。在广大的农村里，水、旱、风、冻四大自然灾害过去年年给农民们带来严重威胁。解放以后，虽然由于警报传递条件不够，常常传不下去，然而传到的地方在预防方面效果还是显著的。例如贵州就有些地方群众自动拆毁龙王庙，他们说：“烧了几十年香，龙王都不开口，还是气象台有办法”。显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下，农业发展纲要贯彻实施，绝大部分农民们已经组织起来了，今后天气预报、警报通过广大的农村广播网迅速、及时地传播下乡，将要在农业增产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气象学是一门年青的自然科学，第一阶段的任务是以大气为对象，利用稠密而分布均匀广大的地面和高空测报网，分析和掌握大气演变的规律，对国防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提供天气预报和气候资料，以防止自然灾害，并有效地运用有利的气象条件，从而保证军事以及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长远的任务是通过掌握大气变化的规律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来逐步控制局部的天气变化，为改造大自然创造条件。例如人工排云、消雾、局部的人工造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可逐步实现。在方法上，一方面采用各种精密仪器做地面及高空的各种观测工作，例如我们需要雷达探测雷雨，阴极管探测六、七千公里以外的雷电活动，要用无线电气象仪探测从地面到20公里高空的气压、温度、湿度、风等要素的变化，需要火箭探测50公里以上的高空的各种气象要素变化；另一方面要用精密仪器深入海底测定海水温度、海流速度、盐份等。只有我们正确地掌握了海底、地面和高空的温度、气压、风、湿度等要素的变化后，才可以经过数理的分析方法做出正确的天气预报来。由于气象学是一种大气物理的科学，因此它必须用物理的、数学的理论处理后才能做出比较准确可靠的天气预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准备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数值预报，这样才可根本改变我们现在所用的半理论、半经验的预报方法，从而可知气象是一门相当复杂的科学，要求的技术和科学理论是相当高的。 为了使我们的气象业务水平在十二年内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必须作如下的努力： 1、增设地面的、高空的更多的台站，特别是在天气通道西南、西北和沿海岛屿上。在台站密度方面，无论高空或地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可超过美国，我们的台站网完成后，每200公里左右就有一高空站，100公里左右就有一天气站，50公里左右就有一气候站，20公里左右就有一雨量站。我们的台站网完成后，一方面可提高预报准确率，另一方面可提供农业及其他经建部门所需要的各种气象资料。 2、以提高短期天期预报准确率，建立和发展长期天气预报与各种专业气象预报为中心，迅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使三天以内的天气预报从半经验性的天气学方法走向客观的数值预报方法，着手制订适合中国情况的三天以上的天气预报方法以及农业、航空、海洋等方面的专业气象预报方法，扩大服务网并建立专业服务工作，进一步从气象上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完成。 3、为了发展气象业务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的初级和中级技术干部，而且需要很多高级的技术干部和研究干部；我们不仅需要气象、气候、高空气象、农业气象、大气物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需要有物理、数学、无线电、农学、林学、地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来共同参加工作。上述人才，除初级和中级气象技术干部而外，都需要高等教育部门和有关科学研究部门逐年培养，予以满足。 4、广泛和精密地测定各种大气物理现象和它们的演变过程是气象工作的基础。为此，就需要扩大气象仪器的生产，加强气象仪器的鉴定工作，还要应用现代电子学、半导体等方面科学技术上的新成就，来设计和改进气象仪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各有关工业部门大力协助，还要和应用物理、无线电、计算标准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单位充分合作。 目前我们存在的主要困难是： 1、高级技术干部极端缺乏，全国气象业务系统中只104个大学毕业生。由于有些部门对我们的工作不太了解，过去要求分配的农业、物理、数学、无线电等方面的大学毕业人才几年来得不到解决。气象业务是带有研究性的科学业务，希望有关部门多分配我们一些这方面的大学生，以便我们能迅速提高业务水平；同时希望高教部扩大气象系的招生名额或成立气象学院。 2、比较精密的气象仪器现在主要还是靠国外进口。向外采购有很大的困难，不但消耗外汇而且每年买不到多少。国内工业部门认为我们的气象仪器要求复杂，标准高而数量不多，所以也不愿设专门仪器工厂为我们制造。我们要求工业部门指定专门工厂或专门设厂为我们制造气象上所需要的仪器。 各位代表，你们经常很关心报上或电台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和警报，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同时也可督促我们改进我们的预报服务工作。我们相信，有了你们经常的关心与督促，“天有不测风云”将很快地变为测得很准；目前我们虽然不能“呼风唤雨”，但在不久的将来，局部的人工降雨即可实现；由于防风林、防砂林的大规模建设，可以使风转向；由于全国的绿化、大水库的兴建，全国的气候将有所改善。我们全体气象工作者将与林业工作者、水利工作者一起在党中央与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做到改变气候，征服自然，正如梁希部长所说的“做到全国山青水秀、风调雨顺。”

第6版()专栏： 地质部执行五年计划的情况和问题 ——地质部长李四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国家预决算的报告。现在，我就地质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和有关的问题向各位代表简单的陈述一下。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地质工作落后状况，几年来有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在执行五年计划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地质部是适应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在1952年下半年成立的，这是我国地质工作正式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开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地质部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主要建设项目的矿物原料储量和其他地质资料的需要，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对地质勘探的要求，作好必要的准备。几年来，我们围绕这一任务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工作量每年都是成倍的增加，过去四年间所进行的工作总量，大大地超过了旧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矿产资源勘探工作的总量。在工作猛烈扩展的同时，我们不断采用了新技术，改善了技术装备，壮大了技术力量。现在，地质勘探人员已分布在全国各省，担任着数十种矿物原料的勘探任务。地球物理探矿、地球化学探矿等新的工种，在最近四年内有了一些发展，航空探测、放射性探测等新技术已开始被采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已从仅仅担任矿山水文地质勘测扩大到担任黄河、长江等大河流域规划和巨大水力枢纽勘测工作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地质工作落后的状况，已在短短数年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几年来，由于我们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怀与支持以及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技术援助，使我们在执行五年计划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截至目前为止，已探明了几个大的铁矿、锰矿、煤矿，基本上满足了武汉、包头、华北等几个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需要，在有色金属方面，建立了西北、华北、华东、湖南等地的铜、铅锌矿物原料基地。此外在甘肃和四川又找到了规模较大的铁矿，在青海找到了很大的铅矿，在陕西找到相当规模的钼矿，对于我国腹地的工业建设有重大的意义。从1955年起，地质部担任了石油普查的任务，与石油工业部协同工作，寻找天然石油，一年多以来在新疆、青海、四川、华北、鄂尔多斯等地区布置了大量的工作，在上述等地区发现了近两百个大小不等的可能储油构造和广泛分布的油苗或油踪。最近并且在柴达木盆地从正在进行打钻的一系列探井中陆续冒出或喷出了原油和天然气，在这些事实面前，假如还要固执以前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方面传来的成见，武断地硬说中国是个贫油国家，那是没有道理的，那也是对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不利的。此外，我们和水利、城市建设等部门协作进行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为了适应农业发展对于矿物肥料的需要，我们在西南、华东探明了相当储量的磷矿。 这些成就，大大地改变了对于我国的资源远景的认识，增强了我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鼓舞了我们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信心。特别是去年全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掀起之后，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先进生产者和先进生产记录不断出现，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我们在计划1956年工作时，来了一个跃进，例如1956年的钻探工作量，就比1955年增加了2.7倍，普查勘探项目增加了2.6倍，并从1956年起，开始在几个地区进行正规的1∶200，000比例尺的地质测量，同时对几百个已知矿化地点进行普查检查，来加强找矿工作，扩大后备产地。经过今年一年紧张工作之后，预计铁矿储量可以累积完成五年计划的144％，锰为125％，铜为102％，铅141％，钼355％，黄铁矿407％，磷316％，煤106％，锡95％，此外，还可交出五年计划未规定任务的镁、镍、铬、石棉、压电石英、金刚石、云母、硼砂……等十九种矿物的一定储量。这就是说，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地质部的矿产储量任务，除个别矿种以外，均可提前一年完成。当然，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只是国家从目前的生产水平出发所定的起码要求，而且完成计划任务也是与兄弟部门和地方党、政机关所给予我们的支持协助分不开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骄傲自满，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克服由于右倾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工作上的许多缺点。在工作中仍然有由于右倾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许多缺点，需要我们去努力克服 这些缺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普查工作的部署没有适应远景计划的要求。普查工作是一项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复杂而又细致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普查工作的过程，也就是对一定广泛地区的一般地质情况（包括有用矿床的分布），利用地质测量、地球物理勘测、地球化学勘测、钻探和轻型山地工作等方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过程。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于阐明这些地区的地质历史发展规律，找到工业上所要求的矿产地，并为进一步的勘探工作打下基础。很显然，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工作。但是，这项基本工作，我们做得很不够，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质量很不一致；在地区分布上也很不平衡，例如许多辽阔的山区，也正是某些种类的矿床很可能是丰富的地区，在我们的地质图上，多半是空白点。解放以来，由于我们片面地强调了力量有限，几乎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重点勘探工作，来完成逐年勘探任务，对于那些空白点地质填图，对于已经出版的地质图上，重大错误的纠正，都没有来得及做。 现在，把解放前几十年间发现的和调查过的比较有希望的矿区，在几年的时间内，已经大都勘探完了，今后新矿区的发现，就要全靠在完成普查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详细勘探，才能获得具体的结果。过去，已经勘探出来的矿种和数目有限，某些在工业上具有重大价值的稀有矿种，尤其勘探得太少。若干项矿物原料已经勘探的储量在地区上分布还不够平衡；其他大河流的开发利用，以及农田、水利、交通运输等方面所需要的地质资料，也还大大地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有关这许多方面的地质问题，也必须依靠大量普查工作才能加以解决。 自1954年以来，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整体工作，由于这一方面的弱点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才开始罗掘力量，加强普查，从新部署了勘探和普查的技术力量，增加了普查队，扩大了普查地区，收到了一定效果，如甘肃和四川的大型铁矿，青海、甘肃、贵州等地的大铅矿，陕西、山西的钼矿等都是在加强普查工作后发现和证实的。但是我们直到今天能用到普查的力量，依然是太少，1956年我们增加了一批力量，并得到苏联、匈牙利政府派遣了大批专家来我国进行技术援助，选定了几个地区，进行正规的1∶200，000比例尺的地质测量，并将在数百个矿化点上进行普查检查，我们相信今后的普查工作会取得更好的成果的。但是，很清楚，即使把我们现在所有力量投入普查，那还是严重地落后于当前迫切的要求。 普查工作和群众报矿是应该密切联系的，但过去由于普查力量的不够，对于许多群众报矿的情报地点，不能及时地加以检查，这对于群众报矿的积极性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也有可能使某些具有工业价值的矿产地延迟了发现的年月。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普查工作的力量，还须大大地加强起来。同时群众报矿工作也还需要进一步开展。 第二、技术力量的培养，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赶不上工作发展的需要。几年来，随着工作的发展，技术力量有了一定的增长，据统计几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地质勘探队伍，逐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壮大，截至1955年底为止，地质部、前重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及石油工业部四个部在野外工作的大学专科以上程度的地质人员（不包括工程及水文地质）共为2，625人，其中地质部有944人占总数的36％，前重工业部有668人占总数25.4％，煤炭工业部有469人（包括管理机构）占总数17．14％，石油工业部有544人占总数21.46％，但是无论那个部的地质技术人员都感到缺乏，许多必须开展的工作因技术人员不够而不得不推迟。 就现有技术人员的质量而言，除少数成熟的干部以外，一般都感到缺少经验，技术水平也很不一致。因此，不是每个地质队都配备有经验的高级技术干部。当那些缺少经验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在野外摸索前进的时候，往往反映许多不可预测的实际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他们才能在工作中前进。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我们就不得不把有限的高级技术人员的力量，作为机动部队，灵活使用，以免实地工作停滞，或在技术方面犯严重错误。这就说明，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的野外队，不是每一个队都具有充实的力量单独作战，而是随时随地需要获得高级技术干部的指导，来进行工作。这样一来，不独为数不多的高级干部，疲于奔命，并且在时间上他们也往往来不及进行必要的检查工作，因为他们管得太多，他们自己在专业方面，也就很难得机会作必要的进修，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而就各个专业方面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正是全面地提高我们地质工作的科学技术水平的中心环节。这样一种情况，是不应该长期允许存在的。我们必须用一切的方法培养足够数量的高级技术干部，来保证每一个野外队的工作质量。 在这里应该指出，由于已经发现和易于发现的矿床，今后将越来越少，这就要求地质人员除执行一般的勘探任务外，还要努力从事科学研究，提高技术水平，才能解决今后必然遇到的许多困难问题。但是，几年来，我们一般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与新的形势的要求不相适应的。 形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增长技术力量方面，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对国家在地质干部方面的大量需要认识不足，表现在地质部没有从发展的观点对地质院校的招生计划，及时的提出适当的要求，因此，学校办得不够多，学生招得太少。本来可以早办的成都地质学院和四个中等专业学校，以及某些短期训练班和若干业余学校，到今年才开始举办，有的地质院校本来可以早些扩建，也往往没有及时帮助他们立即解除困难，以致扩建工作推延下去。 此外，我们对培养少数民族的地质干部没有特别加以重视，也是我们培养干部工作中的缺点。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区的面积很大，而这些地区又往往是资源丰富的地区，少数民族的优秀的青年，今天一定是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勇于贡献出他们自己的力量，在他们所熟悉的地区，为祖国发掘宝藏，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并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来解决存在的困难。今后在地质院校中应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详尽的考虑，制订培养少数民族地质干部的确实可行的办法。 另外，关于地质人员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性，现在我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大小的集会上，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但是，一直对具体的办法没有好好的研究，这确实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的表现。直到最近，才决定了在今明两年内，陆续增设七个科学研究机构，来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借以解决地质工作中有关生产实践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对于现有高级技术人员的合理使用，特别是为了在十二年内，一定要把地质科学的主要方面达到或者接近国际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我们必须让他们发挥潜力，并对他们工作中主要致力的方向，加以适当的调整。 在以上各项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以前，我们认为在目前高级地质人员缺乏的情况下，不宜把地质力量，分散使用，以免发生缺乏技术领导和工作重复，浪费劳动力的现象，最经济最合理的办法是，统一规划，进一步改善各个地质部门的分工协作的状况，来保证以综合勘测的方式，及时取得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矿产储量和地质资料。 第三、在物资装备计划方面过于保守。地质工作分散、流动、发展猛烈，因而，物资贮备比例一般应稍高，才能应付紧急的需要，但过去我们对这个特点认识不足，对物资准备较差，当我们对国家计划机关提出计划时，我们没有足够的强调这一点，结果，往往由于数量不大的器材供应不上，而引起许多勘探工地被迫停工，造成勘探中断，招致工作上很大的损失。例如由于无缝钢管等钢材不足，就有22％的钻机不能成套配备，只好停工待料。野外各队的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也非常缺乏，有些可以用工作车的地方，因无车可配备，野外人员只好靠两条腿长途行走，因而工作效率不能提高，或效率虽提高了一些，但不能持久，有些勘探工地因器料运不到，推迟了开工时间。 在改进物资供应工作方面，我们除进一步清理资产，广泛发掘潜力，扩大物资供应来源外，也要求国家物资供应部门追加物资调拨数量，以保证今后工作发展的需要。 第四、对职工生活福利关心不够。几年来，地质部职工的生活福利随着生产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与职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不相适应，而且，职工生活福利上的许多特殊问题也长期未得到根本解决。地质部职工的劳动生产率逐年上升的幅度很大，为国家找到的资源也确实不少，如以铁矿计算，探得一吨铁矿所开支的勘探费只需三分钱左右，可说是 “一本万利”的事情，但几年来工资上涨率太低，用在职工福利上的钱太少，平均每年每个职工所摊得的住宿建筑费不过18元左右，对职工感到最迫切需要的住宅问题始终没有妥善解决。由于野外住宅少，绝大部分野外人员只能与家属分居异地，长期不得团聚，又由于勘探任务繁重，野外队职工两三年不得回家者很多，子女读书也很成问题，随队转移的职工的子女长期失学，这样就在若干野外职工思想上增加一些负担，情绪不安，有的反映说：“勘探勘探，妻离子散，”“光荣光荣，艰苦无穷”。不少职工对他们的子女不能上学而不满，发牢骚说：“全国各地扫除文盲，地质部在制造文盲”。由于野外队职工的住宅和公休假解决得不好，职工的婚姻问题也就显得更严重，没有对象的找不到对象，有对象的结不了婚，结了婚的不能团聚。职工生活福利上的另一严重问题是生活物资供应十分不足，各地方党政机关和商业部门对地质勘探队支援帮助一般的是很大的，但由于我们工作过于流动分散，交通运输条件较差，生活物资仍然极端不足，不仅物品价钱高，买不到需要的用品，吃不到青菜，而且还经常有断粮断水的危险。 野外队职工感到另一严重的问题是医务人员缺乏，疾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健康没有保证。在这一方面卫生部门支援也很大，从人数总比例来说，地质部所配备的医务人员比大工厂备配的并不少，但由于过于分散，自然环境艰苦，因此就感到医务人员不够，或者是水平较低不符要求。现有医务人员有的感到设备不够，技术提高困难，不安心工作，而地质勘探人员却迫切需要有一定水平的医务人员来服务，这个问题也得需要适当的解决。 再就是文化生活极为贫乏，很难看到电影，更看不到戏，报纸、杂志也不能及时看到，有些职工反映：“再在勘探队几年就成了野人了”。 这些有关职工生活福利上的特殊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已经影响了职工的工作情绪，这是他们对生活福利上一种不满的呼声，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地质部领导上应负主要责任，有官僚主义，许多我们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及时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反映，以致有些部门对地质勘探人员生活福利中的特殊严重情况了解不够。 为了解决上述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若干特殊问题，应该分别缓急，逐步举办一些重大的福利事业，首先要求拨专款为地质部门野外人员在若干城市修建后方基地，将他们的家属集中到基地居住，设立托儿所、小学校等教育他们的子女；给野外人员一定的公休假，使他们在紧张工作之后，可以回到基地和家人团聚。同时，也在勘探地区增建必要的简单住宅，使部分勘探人员的家属可以随队居住。其次是在后方基地建立职工疗养院，充实野外队的医疗机构，由于地质勘探队的特点，应当考虑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来保证职工健康，如设置中心医疗站，设置无线电通话装备，甚至直升飞机等，来应付紧急情况。此外，应增添运输设备，加强生活物资供应。这些措施，我们有的已在中央的关怀下，着手筹划，还要求各有关部门能大力支持协助，使野外队职工永远保持充沛的劳动热情，发掘更多的地下宝藏。 最后，我们很欢迎各位代表和各阶层人士，有机会多到地质勘探队去视察，指导我们的工作。

第6版()专栏： 在合作化高潮中要充分注意民族特点 ——喜饶嘉错代表的发言 我首先衷心同意和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廖鲁言部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为其彻底贯彻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衰弱走上了复兴的道路，中国的佛教随着祖国的兴盛而重放光明。自解放以来，各级党政切实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各宗教采取了具体的保护措施，保护了佛教的收入，培修了佛教的古迹文物，尊重和照顾了佛教徒的宗教活动、生活条件、政治地位。宪法颁布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写进了宪法，在执行中日益丰富了和更好的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生活在这样一个有充分的、真实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度里的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的广大佛教徒，深深感到祖国的温暖，广泛地、紧密地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发挥爱国主义和普度众生的精神，正在为佛教的宏扬、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现在我根据最近所接触了解的一些情况，提供几点意见，请各位代表指正。 一、在合作化高潮中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合作化是搞好少数民族农牧业使之走上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固是无容争辩的真理，但由于水平有高低，走的方法是应该有不同的，其关键在于锐敏地注意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我们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令宗教人员非常满意的政策，但各地在实际执行中却不能不随时留心。藏族喇嘛有一种传统难变的不能参加耕种的佛制教规和习惯，喇嘛和寺院的田地或牛羊入社后，不可能从劳动中取得报酬，而有的固定宗教开支又专靠这些田地或牛羊的收益来解决，因此应保留其田地或牛羊股份的报酬，以解决其不安和困难，此其一。喇嘛和寺院的某些宗教活动的开支，历来有属于某一部落、或几个村、或一个村、或几户负担的旧例，在转为高级社后，这类开支有找不到负责人承担的困难，今后应有妥善的处置办法，使不致影响这类宗教活动的开支，此其二。由于一般藏民都有坚强的佛教信仰，因此每个部落或村或户在举行布施、祈祷等积福的宗教活动时，过去由集体或个人自由进行，今后属于集体进行的拟由社来负责，属于个人进行的应不予干涉，充分贯彻自由的原则，此其三。还有一些寺院和俗家藏民，由于世代习惯了私有制和个体经营，不能敏捷地认识和实行优越的集体合作制度，因此对暂时不愿入社的，应该贯彻自由选择的正确原则，不可表示急躁地要求入社，或强迫退社，并不因此对他歧视而应予以热诚的帮助，此其四。总之由于藏民对乡俗的保守性强，历来习于守旧，因此，对合作化这个为他们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有些保守是不奇怪的，我们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推行新事物，应有高度的耐心，如果条件尚未成熟而急于求成，于公于私都非常不利的。私有观念是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消灭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在每一新事物的开始时更应稳步前进，暂时该缓一些的就缓一些，不可追求数字，首先要努力作好宣传教育工作，做出典型，建立信仰，逐步提高，俟时机成熟，无疑会愉快地自动接受改造的，这是始慢终快的做法。如果我们在民族地区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急于求成，对民族特点和宗教信仰上的经济条件重视得不够，以致引起有些藏民在布施等宗教活动上的不方便，形成了有些寺院喇嘛的生活和宗教活动上的困难，使有些寺院和喇嘛感到经济处于窘境，并因此顾虑到喇嘛来源逐渐会减少甚至断绝，从而引起对政府的不满，如最近四川个别藏民地区对待土地改革、寺院商业税和官钱以及田地牲畜方面处理有所不当，并在收集民间枪枝时，有的把供在神像前的武器也取了下来，致使有些佛教信徒错误地疑惑信仰自由的真实性，引起了地方不安，这虽是个别地区的情况，而影响所及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始快终慢的不恰当的做法。我们说这种不应有的不愉快的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其所以发生了，当然应该考虑到暗藏敌人的挑拨引起应有的警惕，而主要由于寺院喇嘛中确实存在着顾虑和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偏差缺点，致给敌人开了挑拨之门，这更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解放几年以来，党在牧业区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胜利，牧民的觉悟水平已有相当提高，在这个有利条件下，只要我们随时随地留心宗教问题，民族地区的合作化工作肯定可以逐渐做好。 二、牧业区小学的经费问题：由于牧民流动性大，缺乏固定校舍，又因居处分散，学生不能早出晚归，在校住宿，既减少了家中劳动力，又增加了家中负担，因此牧区小学很不容易办起来，就是办起来了，也不容易巩固，倘由政府从权拨款，建筑固定校舍和供给学生食宿，以解决校舍和学生供给问题，学校自易举办和巩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建设事业的基础，青海牧区各地人民都迫切要求政府解决办校经费问题，希望中央破例予以特殊的照顾。 三、要求进一步支援柴达木盆地资源的开发工作：青海柴达木盆地是祖国的一个宝库，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给予了和正给予大力支援，青海各族人民也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来，柴达木的资源是丰富的，开发工作是有前途的，青海各族人民在一切为了柴达木的前提下而信心百倍地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我们现有的力量跟不上柴达木开发工作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和诚恳要求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予以更大的支援，使开发工作更快地做出更大的成绩，让柴达木的丰富宝藏早日放出它为全国人民服务的光芒。

第7版()专栏： 早早动手编辑地方志 ——王祝晨代表的发言 听取和讨论了李先念副总理、廖鲁言部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完全同意。 今拟就各省或自治区和直辖市着手搜集并编辑地方志资料汇编，提出我的意见： 一、中国的面积和人口数，相当于整个欧洲，中国的各省或自治区和直辖市相当于欧洲境内大小国家。欧洲的大小国家各自有其灿烂的文献，因之，欧洲就成为文明区域。同样，中国若原有完整的文献，亦有赖于各省、区、市供给正确的资料。 二、中国是个大国，南北东西都有一万里，气候、物产、地势、土壤、人体习惯，在全国统一之中，各自有其具体情况。关于适应环境，克服困难，应有因地制宜的准备。各个地方的特殊调查研究，对全国范围来说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三、在广大的中、小学校里，讲授本国历史和中国地理援引和利用当地的乡土教材，无论在知识方面或教育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根据“由近及远”“从已知到未知”的原则，使教学可以增加高度的直观性与具体性，从而易于发展学生学习上的积极性，也帮助发展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加里宁说过：“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识自己故乡开始的”，因此，在苏联许多教师都非常注意教给学生乡土知识问题。 中国自宋元以来，县有县志，省有通志，其重要仅次于国史。这种文化遗产，我们正应发挥光大。但编辑地方志不能一蹴而就。况在今天有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有指导我们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地方志的编辑不能再一仍旧贯。怎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谨慎的使用。为此，第一步必须占有丰富的材料，即搜集地方志资料编为汇编，是作为编辑地方志的准备。例如宋景诗一经武训历史调查记把他发表出来，全国人们集中注意才把他的历史弄清楚。若想把宋景诗历史弄清楚然后发表，岂不终于发表不出来了吗？ 再如清史稿，已经修好，国民党政府认为它的内容有些不合适处，就停止它出版。国民党政府一直没有把它的内容修改好，清史稿一直没能出版，这个损失多么大？如果国民党政府把它认为清史稿不合适处，注释说明，仍令出版，公之全国，任人批判，岂不更好么？ 我的这个意见，在本会第一次会议时就提出来，经内务部函复该部正在编辑地理志。当时我的意见着重于先编县志，今年新建设第五期金毓黻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亦拟以县市志为主。经我两年来的研究，觉得旧县志人物一志所占篇幅极大，多为地主、官僚颂扬功德，亟宜删去，所剩资料可纳入全省通志中。况全国县份太多，普修不易，各县人才较少，很难兼顾及此。为今之计，莫如从省或自治区和直辖市有条件的先行试办，提纲挈领，较为容易。地方志有注重历史或地理的不同派别。在今日编辑地方地理极为需要，但中央掌握材料较多，应由中央编辑。历史资料散在各地，若不及时搜集，恐老人雕谢，掌故随之失传，将来补救为时已晚，故地方志应先注意历史部分。我的这个意见，是否有当，请求指教！

第7版()专栏： 我们要极力做好国内的侨务工作 ——徐四民代表的发言 我阅读了1955年国家决算、1956年国家预算，并听到李先念副总理关于这个决算和预算的报告，我也参加了华侨代表小组进行了缜密的讨论，我肯定了这是一个很妥善完整的决算和预算案。而且是一个符合全国人民包括国外华侨愿望的和平建设的决算和预算案。 预算中1956年经济建设的支出为160余亿元，占预算支出的52.22％，比1955年增长17.04％；1956年国防费的支出为61亿余元，占支出预算的19.98％，比1955年下降2.17％；从这两个简单的数目字说明了我国进行和平建设的决心，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了！ 几年来，许多外国的访问团到了我国访问，有一部分是带着恐惧和疑虑的影子而来的，可是在访问完毕后，都带着信任和友好的心情回去。这一切并不是我们负责招待的同志们有什么招待“妙术”或是“口吐莲花”把我们的客人说得信服了，而是中国人民为了社会主义美好的将来，进行坚苦伟大的建设，忘我的劳动，所取得伟大的成就的活生生的事实，叫他们感动的。 我是住在缅甸的，缅甸是我国的芳邻。缅甸的华侨跟当地的人民过去有着传统的友好的关系。自从周总理和吴努总理互相访问并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共同声明之后，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大大的增长起来。两年来两国的各种友好访问团，来往访问，增加了彼此更深的了解，给帝国主义的造谣挑拨者没有立足的余地。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中缅贸易，也在顺利的发展着，给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树立了和平共处的好榜样。几年来缅甸华侨，深深地体会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精神，发扬了和当地政府及人民友好的优良传统。深厚的友谊随着两国友好邦交的增进而在不断的发展着。据我个人所知，我国住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的华侨，情况也是大体上相同的。 我读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我也听了廖鲁言部长对这草案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廖部长在说明中指出适当照顾烈属、军属和复员军人；照顾了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和体力、家务劳动的实际需要；照顾了民族的特点，发挥了民族的特长，……等的重要性，这些完全是必要而且正确的。现在我提出了一些有关归侨和侨眷的问题，给有关方面做参考。因为归侨和侨眷也有一些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华侨虽然是有着爱好劳动的优良传统，但是因为精壮的劳动力都在国外，留在家乡的，一般都是劳动力较差的老弱妇孺；（二）大多数华侨本身是住在国外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而家属是住在祖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环境里，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关系已经是错综复杂，而对改造过程的认识，也就不能一下子对他们要求得很高，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过程中，是应该注意到上述的特点，合理地安排和使用侨眷的劳动力，照顾他们的劳动习惯，而特别要注意依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做好团结工作，才不会在运动中再出现偏差，而引起国外华侨的忧虑和不安。去年曾经一度在个别一些侨乡，因为干部没有好好地执行中央规定的侨务政策，对粮食的处理出现了很多的缺点，给国外侨胞引起了不必要的忧虑。我们应该对工作的未来多作“预见”，防患未然，如果在偏差出现之后再作检讨，但是已经招受了国家海外声誉的损失，那完全是不必要的。 华侨是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他们和家乡侨眷的关系是千丝万缕，他们经常接到亲人们“家书抵万金”的来信。从家信里倾听着亲人叙述解放后祖国各种建设的新气象，慰借了他们在遥远里渴念祖国的心情。也就是把家信里的内容作为对外宣传的资料。所以我们完全不能轻视侨眷家信对国外侨胞的影响，更不能轻视了一千多万散布在东南亚及其他各国的华侨对外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极力做好国内的侨务工作，但是要做好侨务工作，单单靠着侨务机构，力量还是不够的，必须是全国人民和党政各有关部门认清华侨处境的特殊情况，大家一道通力合作，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 我这一次回国，不但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同时在前几天还出席了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召集的第四次全国侨务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上我听了首长们和许多归侨代表、侨眷代表的报告，我体会到政府对侨务工作的关怀。我相信第四次侨务扩大会议闭幕后，对今后的侨务工作是会做得更好的。 感谢伟大的祖国！ 感谢伟大的毛主席！

第7版()专栏： 使戏剧的花朵开得更多、更好、更美丽 ——郎咸芬代表的发言 我是山东省的一个青年的吕剧演员，由于党和政府的培养，使我这样年幼的戏曲工作者也得在大会上出席发言，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感激！ 我在大会上听取了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在1956年的预算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支出，比上年增加了25.34％，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我除却对于这个报告全部拥护外，对文教事业费支出的增长，尤感兴奋！ 吕剧是山东省民族遗产的剧种之一，历史虽只四、五十年，但因它扎根在农村中，深为劳动人民所喜爱，在旧社会里也与其他剧种一样，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艺人们生活困难，几乎要消灭无闻，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于戏曲工作极为重视，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吕剧在山东也得到了适当的发展。1952年成立了山东省吕剧团（初为山东省歌剧团，后改为吕剧团），以山东省文联地方戏曲研究室作基础，选拔了全省的文工团（队）员共同组成了这个剧团。由于绝大多数的团员都是年纪很轻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也可以说大部分是年青的小知识分子。在起初时，大家思想上曾有一度的混乱，错误地认为学地方小戏没有前途，是见不得人的事；甚至有的同志对于选择青年文艺工作者学地方戏，怀疑是否犯了执行政策的错误；有的则空想搞新歌剧。直到经过整党和文艺整风，又郑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使我们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有了初步的认识，扭转了轻视地方戏曲的偏见，同时在业务的苦学苦练上也获得了一点基础的训练。从此全团的同志们坚定了信念，树立了好好学习吕剧的决心。1953年冬在济南首次公演，出乎意料地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不仅对我们这些年青的戏曲工作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这些青年同志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际教育，更增加了大家对于事业的信心。 1954年参加山东省会演及华东戏曲会演，都得到了奖励和鼓舞。特别是去年秋天来首都演出，虽然我们的节目少，不够好，但受到了首都文艺界的重视和观众的热爱，文字上的评论，座谈会上的启发，使我们获得了很大的教育。今年初春，我们赴朝鲜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同样受到了志愿军的热烈欢迎。回国后又在东北几个大城市演出，也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一切经过，使我们更深切的体会到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英明正确，也使我们明白，只有在切实学习党的文艺政策的基础上，才能搞好业务，才能在演出上得到群众欢迎。 几年来，我们虽在吕剧的改进工作中做过一些工作，也有点滴的成绩，但我们觉得还是非常不够。应该加强我们的工作。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前进中，我们戏曲工作者在发掘和整理传统剧目，以及反映新人新事、现代生活的新剧的创作与排演上，都大大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我们还必须积极努力，才不至辜负了党和政府的培养以及广大群众的期望。 我以为地方戏曲一方面须要努力发掘整理和演出优良的传统剧目，一方面也在尽心学习可以表演现代生活的新剧。但如对原来剧种的精华不加重视，不在适当的基础上对原剧种的优秀剧目加以整理，对它的各项优良传统的表现方法不好好学习、吸收，那么在创造某一种剧种的新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剧上，也难获得成功。吕剧团曾排演过现代剧“李二嫂改嫁”，经过多少次的研讨修改与演员们深入农村体验了解农民的思想、感情、生活，吸取他们宝贵的意见和批评，这不仅对我们在创造劳动人民的形象上有它绝对的必要，在对这些年青的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也是一次重大的收获。向富有经验的老前辈们学习，向传统表演技巧学习，适当地运用传统的表演技巧来丰富人物的创造，这是我们“李二嫂改嫁”在演出上略有收获的几点体会，从而也使我深深地感到只有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艺术学习，向生活学习，才能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几年来在戏曲改革工作中，大力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已有了很好的成绩。吕剧是山东省地方戏的一个年青的剧种，历史浅，没有很完整的艺术规格，尤其需要向各地方的剧种学习，吸收其剧目、表演方法、音乐等等，来丰富充实它，更要时时与广大劳动群众接近，听取他们的意见与批评。我们应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注意艺术实践，使自己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戏曲工作者，更好地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做为一个年青剧种的一个年青的演员，我以十分恳切的心情，愿意向先进的戏曲工作者学习，共同以戏剧的表演艺术为广大人民服务，使我们戏剧的花朵开的更多、更好、更美丽！

第7版()专栏： 前进的、建设的、稳妥可靠的预算 ——程潜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预决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建议大会在审查和讨论之后，批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1955年的国家决算表明，我们国家的财政收支基本上是好的，健康的；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财政上作了必要的、充分的支持。1956年的国家预算，反映了今年国民经济趋向全面高涨的新形势，所以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都有很大的增加。这个预算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要求编制的，因此它是前进的预算，是加紧建设的预算；同时也是稳妥可靠的预算。国家预算支出当中，以64.96％用于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预算的分配比例，除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之外，同时还积极发展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这种合理的、必要的分配比例，无疑将要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今年国家预算支出的国防费类，只占预算支出的19.98％，今年的预算数比去年的决算数减少了3亿5千多万元，这反映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热爱和平的深切愿望。人们从我们的预算支出中能够看到：我们的钱不愿意拿来制枪造炮，而愿意拿来从事和平建设。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信念，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当帝国主义还在用战争威胁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领土台湾还在美国侵略者占领之下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不加强国防力量，来应付突发的事变，来粉碎任何侵略者的挑衅。国家预算支出充分显示了国家对人民福利的关怀：今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14.5％；广大农民的生活，将由于国家从财政上支持农业的发展以及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等措施，而得到显著的提高；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活，也将由于厂店改善经营管理、调整工资、解决医疗福利问题等等而随着改善和提高。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全部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1956年的国家预算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个原则。我以无限的喜悦反复读过了这个预算，我从许多数字后面看到了我们国家的美丽远景，我衷心拥护这个预算，愿为其胜利实现而奋斗。 在这里，我想提出两点意见供参考。 从去年起，在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这一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使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也应该看到，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也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计划的偏高和不够全面，农业生产的单打一和忽视副业经营，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的盲目推广，扫盲工作中的好大喜功，轻工业生产中的忽视质量规格，等等。所有这些盲目冒进的倾向都是和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正确要求不相符合的。反右倾保守，是反对那种安于现状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人们趦趄不前，畏首畏尾，束手缚脚，把应该办而且能够办的事情搁下来不办，应该快些办而且能够快些办的事情缓缓地办。毫无疑问，这种现象是应该反对的，不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我们的各项工作就将如蜗牛行步，不能前进，就要犯大错误。急躁冒进则是超越客观可能的倾向，是不顾客观条件、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倾向，其结果自然也会招致损失，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导致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恶果。因此，即使这种倾向只是存在于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即使这种倾向还只是萌芽状态，我们都应该强调指出来，大力克服它。这种急躁冒进的倾向，在某些高级机关固然有；但，由于下面各级机关将任务层层加重，把完成任务的期限层层缩短提前，所以显得较严重一些。下面有不少的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政治热情和积极性很高，他们怀着善良的愿望，主观上想为群众多办点事情，但缺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思想方法片面，所以百废俱兴，齐头并进，其结果就产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我想，领导者的责任，一方面应该具体地、有分析地检查自己所领导的单位是不是有急躁冒进倾向，如果有，它的程度怎样？对下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如何克服？另一方面，应该向下级机关和干部进行说服教育，说明过与不及都是不对的道理，让大家懂得，应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必须认识：思想方法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在较长时间内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始能求得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具体分析，不进行说服教育，一声喊：反对急躁冒进！就会把问题扩大化，导致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泼凉水的办法，只能使下面的干部感觉：昨天右了，今天“左”了，一无是处，无所措手足。——而这是会造成很大损失的。 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中提到：“除了在本年国家预算中已经适当地增大地方预算的增长率，照顾地方的需要以外，还准备适当地扩大地方在财政管理上的权限和机动性，使地方在预算总额的控制数字以内，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自己的收支。”报告还指出：“正确的办法，是使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的原则，同地方的分级负责、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起来。”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最重要的标志是财政管理上的权限和机动性。1956年国家预算开始注意到这点，不久还要提出具体办法作系统的规定，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幅员很大，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人口密度、民族情况、经济基础、物质资源、事业发展情况、国家重点建设的分布条件等等方面，都有着千差万别。不注意到各地区的特点和差别，中央管得过多、过紧、过细，就很难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许多应兴办的、可以办的事项，地方就将感觉手长袖短，无能为力。反分散主义是对的，反本位主义、地方主义也是对的，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调动地方的积极力量来支持中央，支持全国的建设事业，同样也是对的。 各位代表：我们的国家如日初升，欣欣向荣；我们人民内部的团结一天比一天增进和巩固；我们的会议一次比一次开得好，日益显示出我们国家制度的青春的旺盛的生命力。为了社会主义，让我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紧张的努力，胜利地实现1956年的国家预算，胜利地完成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的年度计划，胜利地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7版()专栏： 把我的一切献给祖国建设事业 ——胡兆森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廖鲁言部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下面我想向祖国人民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和今后贯彻这些报告的决心。 我是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机械安装第五工程公司的助理工程师和青年工段的总工长，是1951年从学校毕业以后经过政府统一分配到鞍钢工作的。五年来我幸运地参加了鞍钢的五座自动化炼铁炉的修建工程和一个巨型热电站的新建工程。最初我是一个见习技术员，我整天都在现场里跟工人学习，我知道自己实际经验太差，“只会动嘴，不会动手”，连一把锉刀都拿不平，所以下定决心拜工人做老师，一定从头学起，从钳工、铆工的工作法一直学到氧电焊：白天在工厂里跟老师傅学打手锤，锉方铁，晚上就到他们的家里去帮助复习算学和代数，他们都很欢迎我这样做。这种对我们的需要和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使我感到很大的幸福。毕业以前我就这样想过，我和我的知识是属于谁的呢？为什么全国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连自己的名字还认不得，而我却能够上大学呢？是谁剥夺了他们上学的机会，又是谁给了我学习的机会呀！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劳动父母，原来是劳动人民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培养了我，因此，我能够说，这些知识是属于我个人的或是我家庭的吗？不，这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因此，我应该毫无条件地把它献出来还给劳动人民。再说，我既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那么工人们不就是我自己的兄弟吗？难道说，除了自己的亲兄弟，我就不能把他们当作亲兄弟？我想这正是我理论应该实践的时候到了，我应该全心全意地和工人们兄弟般地相处，把我的理论知识献给他们，因此，我就请求领导上允许我一面见习一面搞技术教育工作，不久，全队几百人的学习就组织起来了，他们淳朴的感情给了我更大的鼓舞，他们争着把自己的宝贵经验告诉我，把我当作自己的兄弟一样，因此我们的友谊就很快地生长起来，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劳技结合的基础。 我们的工段在1952年成立了，任务是要为第一座自动化八号炼铁炉安装一台透平鼓风机，但是像这样精细复杂的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干过，不用说，困难是很多的。当时政府请来了苏联专家，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在现场里，专家把着我们的手亲自教导实际操作，不知疲倦地给我们讲解技术课。他告诉我们说：“我接受了苏联人民的委托来到伟大的中国，我要努力地帮助你们建设，像建设自己的祖国一样，我要努力地帮助你们学习，让你们迅速地成长为新中国自己的专家；这两个任务，我全应该完成。”一方面，党也再三地教导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贯彻专家建议。同时，还要学习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当时，我的心里真愉快极了，个个儿在寻思，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好这么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有这么英明的领导——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这么好的老师——我们的苏联专家和老师傅们；还有这么多亲切的工人弟兄们。我虽然第一次离开学校和家庭，走向生活，但是在这里，在巨大的炼铁炉下面，在党支部的办公室里，在苏联专家的书桌旁边，在工人们的家庭里，我得到的却是更多的温暖。党的爱抚，大家庭的温暖，因此我不仅是“心满意足”地而且是“满怀信心”地开始了工作，而且下定决心要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一个建设祖国、德才兼美的红色专家。 由于我们工段的职工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听党的话，按照党的指示去工作。专家的建议，大家都尽一切办法去贯彻，安装的质量标准和速度，我们也想一切办法来超过它。老工人和技术员之间订立了互教互学的合同，老工人和青年工人之间订立了师徒合同，技术员经常为大家上技术课，通过同志们的努力与鼓风机的安装实践，大家的技术有了迅速的提高，我也逐渐地能够独立工作了。一些老工人考上了技术员，许多青年工人当上了小组长。专家为了考验我们，就把第三台透平鼓风机的安装调整工作全部交给我们自己来处理。看一看，在他回国以后，我们能不能担当起来！因为我们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和积极性和认真贯彻专家建议的结果，我们终于通过了这次考验，这台鼓风机不但在进度上更快，质量上仍然是优等。1953年底专家回国以后，我们自己又独立安装了七台大型的透平鼓风机和一些其他鼓风机，它们的质量全部优等，工期方面也达到了苏联标准。但是完成这些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途也遇到过许多困难。譬如，1955年安装的新鼓风机的自动化系统，是苏联最新设计的与以前不同。最初我们摸不透它的特性，没有找到毛病，因此油的调整系统很不听话。我们要鼓风机升转，它不升；不要它升，它一升就是好几百转，就像一个人疯了一样；这样一连好几天，简直把我逼的满头大汗，晚上也睡不着觉。许多老师傅和青年工人们也都帮着一起想办法找毛病，我们谁也没有埋怨谁，有的只是互相的鼓励。几天以后终于找到了两处病根，原来是因为忽略了细小的地方而引起的。有一根小细管的直径比原设计细了六公厘，因此影响了油的流量；此外，透平机还有极小一部分尚未保温，因此，调整杠杆被热膨胀卡住了一点点。这两个缺点消除以后，鼓风机立刻就驯服了，集体的力量终于又战胜了困难，我们又熟悉了一种新的调整系统。 今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里，自从党委向大家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指示和组织了劳动竞赛以后，职工们的劲头是空前的。鞍钢热电站有一台大型透平发电机是国家的重点工程之一，是我们青年工段的职工在今年1月15日开始施工的。因为我们安装发电机还是第一次，所以部里请了两位苏联专家。发电机原订“七一”投入生产，但是在高潮里由于专家的热情指导，职工们的积极努力，使原计划大大地提前了。施工计划从“七一”提到“六一”从“六一”提到 “五一”，又从“五一”提到“4月15日”，最后这台透平发电机果真在4月15日就向电网送电了。细算起来，它从开箱清洗、安装试运到生产一共才花了84天，质量还是优等，降低成本和安全也完成了计划，可以说这是全国安装同型发电机的新记录。但是在我们的工作里还是有不少错误和缺点的。我们的劳动组织还不尽合理，人力还有些浪费。此外，因为赶进度就忽视了文明施工与降低成本，有些该多节省的地方也少节省了，甚至于浪费了，因此降低成本的计划完成得并不好。兄弟单位之间如果能再配合得好一些，施工组织更均衡一些，那末发电机的工期还是有可能再提前7天到10天的。此外在工作中途还发现过突击现象，在应该休息的假日里，青年们自动地组织了义务劳动，我们没有能及时说服，这样做是对职工的健康不利的。当然，青年们这种热情硬干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它标志着青年一代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但是在今后如何引导他们这种宝贵的热情成为一种巩固的经常的健全的积极性，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党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全面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而我们在执行方面显然是有缺点的。所以在今后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克服缺点，再接再厉，勇敢前进。同时在这些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要把工作做好，我们不独需要有很高的政治热情，还应发扬勤修苦炼的精神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我们必须不断地虚心学习，向科学进军。比如今年新改建的鞍钢第九号炼铁炉就和全国其他炼铁炉不同，它不是用铆钉铆接而是用电焊接的，他不是采用一般的操作，而是采用苏联科学上的最新成就——高压炉顶操作，因此一连串新技术的课题就摆到我们面前来了。我们必须培养大批的高级电焊工，要学会用放射性原素所产生的放射线来检查并透视焊口质量，要安装更新型的高压鼓风机等等。要克服这些困难，单凭政治热情而没有真本领是不行的，我们必须集思广益，发动大家来想办法，要虚心地学习苏联专家的、年长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和其他单位的先进经验，努力地钻研技术理论。唯有这样把工作与学习充分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掌握新技术，保证建设工作的全面完成。 在这短短的几年里，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在我们小小的工段里，也起着深刻的变化。我们的队伍已经迅速地成长起来了，现在，不但可以独立安装“透平鼓风机”，而且还能够同时安装六、七台。今年在鞍山和本溪都有了我们的队伍，明年我们还要到包头去建设新的包钢呢！工段里青年工人已经增加到总人数的70％，60％的老工人和青年工人都入了党或团，还有许多人正在积极申请，我自己也在1953年12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全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觉悟越来越高了，五年计划又怎样能不提前和超额完成呢！我们的信心是很大的，是没有半点犹豫的，我们鞍山钢铁建设公司的职工们在高潮里提出：提前半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青年工段的职工已经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如鞍钢第九号炼铁炉新装的透平鼓风机已经在6月15日提前竣工，七月份它将配合炼铁炉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了。 此外，在本溪新安装的另四台鼓风机，其中有二台将在七月份投入生产，还有二台也保证在新的炼铁炉投入生产以前一个月竣工。在这些工程中，我们将牢牢记住党中央的指示，特别注意全面完成，坚决保证在“又好”“又省”的基础上做到“又多”“又快”、“又安全”，保证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在这里我要向同志们宣誓，今后我一定要百倍努力遵照着“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方针，把我的一切都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好今天的工作，准备将来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万岁！

第7版()专栏： 希望制造出质量优良的乐器来 ——贺绿汀代表的发言 在我国伟大的经济与文化的建设中，我想对某些不很被人注意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作为参考。 解放以来，文艺团体学校与部队先后购买了很多的外国乐器，这一笔外汇是可观的，随着祖国文化不断发展，所需要的乐器将会不断的增加。因此如果不自己想办法，就会继续消耗大量外汇。 在乐器制造方面，我们有很丰富的原材料，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至今尚处于自流状态，没有很好的组织领导，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譬如钢琴制造，抗日战争以前，上海有很多家钢琴制造厂，前后制造出的钢琴在3万架以上，在原材料方面，除了钢丝，捶弦机件及十余种呢子等以外，大部是本国材料。我们的钢琴作得很好，能与外国货竞争。过去出口远销南洋各地的琴在1万架以上。解放以后，音乐文化事业空前发展，而在钢琴制造方面，由于一部分外国原材料不能进口，自己的工厂也没有设法制造这些材料，因此钢琴的制造就发生困难。仅仅依靠旧琴翻新及少量存货勉强凑合。但目前已到了完全枯竭的状态了。目前上海公私合营的厂及北京东北的厂虽然也在自己制造捶弦机件，但是因为成本高、质量差，愿意买的人不多。我建议轻工业部对钢琴制造问题应从实际出发作全面的计划，由于我国工业的水平不高，这些外国材料及半制成品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自己制造出来，作出来了也不容易合规格，因此应该向原来进口的地方购进应有数量的外国材料，以保证钢琴制造的质量。然后指定我们自己的制呢厂试制钢琴制造用的各种规格的呢子。向民主德国或捷克斯洛伐克订购制造钢琴机件的全套机器，聘请专家指导，然后可以自己作出质量高的捶弦机件来。至于钢琴用的钢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自己制造出来，就必须有计划的向外国订购。 其次，在管弦乐器方面，我们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外国乐器，但一般的质量都很不理想。目前我们自己也在大量制造，但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一般都是努力在数量上增产，在质量上大都很差，原因是工厂要赚钱，起码要保本自给，而百货公司却要压低价钱，对质量问题则是外行，不是不管，就是乱管。我们知道，同是两块木头作出来的乐器，好坏可以相差数倍到数十倍。我们如不在质量上努力提高，就不可能解决职业的音乐工作者的乐器问题，因而目前的情况是大量的劣质乐器积压无人购买，而音乐工作者与音乐团体又苦于买不到合用的乐器。因而也不得不花很多的钱买外国的乐器。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设的乐器制作室，制作出一些质量相当好的弦乐器，可以代替进口货。上海乐团一位长笛演奏家花了数年工夫作出了一枝很好的长笛，北京艺华乐器厂作出来的管乐器也很漂亮 （当然我不是管乐专家不能很细致的了解它的性能）。听说天津的工农兵乐器厂小号作得很好，大连也有厂，这些情况当然很不全面。从以上的情况证明我们完全有条件可以作出出色的乐器来的。乐器制造不单是个手艺问题，也与科学与音乐艺术有关，乐器制造者不单是个工人，而且应该是个艺术家。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这方面的艺术家是很重视的。因此希望政府重视奖励与培养这方面的专家，同时乐器制造者要与演奏家合作，因为只有演奏家才是最能了解每一种乐器的性能。在外国最好的乐器往往都经过著名的演奏家鉴定并签字。苏联国家掌握了一批最名贵的乐器，由国家组织委员会来保管，他们的演奏家参加国际竞赛时，就用这些乐器。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一个很好的演奏家如果没有很好的乐器，就会要打很大的折扣。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注意是不够的。当然与制造这些优质乐器的同时，还要注意制造合格的普通乐器以适应业余演奏者与初学学生的需要，但也要求音准与尺寸比例上合乎规格，以免演奏者养成坏习惯。 以上建议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民族乐器的制造，我们要学习外国乐器的制造经验来培养民族乐器的制造专家，使我们的民族乐器既能保持民族乐器的特色，同时又能大大增加演奏上的效能。 在乐器制造的原料方面，我们有许多很宝贵的原料，自己不知道，外国人反而知道。譬如管乐器用的簧片，这是个消耗品，我们要花几块美金一个向外国购买，而我们自己有可作簧片的世界上最好的芦苇，如湖南湘潭醴陵等地，当地人称为芦竹或绵竹，解放以前外国人在那些地方收买，现在反没有人买了，听说安徽、贵州等地都有，当然，对芦苇的选择收割与簧片的制造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专业性的技术过程，据所知，苏联、德国、波兰、捷、匈、罗、朝鲜等国家都不出产这种芦苇，我们如有计划的设厂生产，不但可以满足兄弟国家的要求，还可以换回大批外汇。 又如钢琴、风琴、手风琴中所用的一种材料——麂皮，我们是原皮出口国，但麂皮的制成品我们必须花很贵的钱向外国购买。我们自己的制革厂完全可以作的。据说东北所产的一种麅皮比麂皮更好，又如所有木管乐器键子上所用的皮是鱼皮，乐器厂买不到这种皮，只好用羊皮代替，但听说上海水产学校就有鱼皮制革研究室。 乐器制造需要许多种名贵木料，这方面我们大部都有，在捷克斯洛伐克，乐器制造是国家相当重要的企业，属林业部管理。因此希望我国林业部的木材研究部门特别注意供乐器制造所需要的各种名贵木材的发现、保护、计划砍伐、贮藏、供应等问题。 我国“地大物博”，到底博到如何程度，我们自己还不清楚。为了满足我国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对像上面所指出次要方面的物资也应该注意到。 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供销关系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改变了以前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不过这种改变应该是个很细致的工作，应该很细致的了解过去一切供销方面的具体情况，在这个具体基础上加以改革。 听说目前作胡琴用的蟒皮买不到了，作鼓没有皮，作锣的铜也很困难。京戏老生用的胡子是西藏牦牛的尾巴毛，现在也很难买到，我想并不是没有这些物资，而是我们的供销部门没有注意到这些不重要的方面，因而产生困难。

第8版()专栏： 西藏地区的建设事业在发展中 ——计晋美代表的发言 关于本次大会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农业部长廖鲁言所作的“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所作的工作报告，我表示完全同意和竭诚拥护。 我国1956年预算说明了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积累，预算支出的主要用途是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这正可以说明我国人民正在从事和平建设祖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藏地方处于祖国西南国防要地，因长期交通阻塞，以致西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比较落后。要使西藏的经济和文化能够得到发展，在物质资料和技术人才方面必须要有祖国各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援，才能实现。在1956年预算中关于西藏的部分可以看出西藏地方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等项事业将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更加发展。 西藏地方解放以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热情关怀和大力帮助下，西藏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和发展。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日益加强，祖国西南的国防日益巩固，西藏人民的爱国热情也正在不断地增长着。总之，在团结进步的同一目标下，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已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例如：修通了康藏青藏公路，以及由拉萨通往西藏各个主要城市的公路，各地设立了贸易公司、银行、邮电、农业试验场等机构，发放了农牧水利工商业贷款，救济了江孜、日喀则地区的水灾，设立了许多人民医院和卫生所，开办了许多小学校。另外国务院第七次会议“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中规定的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中。特别是最近首都北京和拉萨的航线已试航成功。所有这些，都为西藏人民带来不少的福利，同时也就为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培养干部方面：几年来西藏地区除了选送大批的男女青年们到中央和西南民族学院学习外，并组织了各级官员学习，和开办了拉萨干部学校，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干部训练班。特别是西藏地区的青年和儿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以及汉族老大哥的积极帮助下，由于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和文化科学的学习，使西藏地区的男女青年的政治觉悟不断的得到了提高。对于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各主要城市的小学业已建立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组织，青年们还学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本知识，现已有大批的青年们，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并有不少优秀的男女青年走上了建设新西藏的工作岗位。今后我们更希望共产党中央、国务院派给我们更多的干部，给我们更大的帮助，建立和扩大党、团、队的组织。使西藏的干部能够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亲切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今年4月22日在拉萨正式成立了。这是我们西藏人民和全国各兄弟民族的共同愿望。这个愿望在共产党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已经实现了。它充分显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深切关怀。它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地区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当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央和毛主席派来了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对西藏各项工作的前进和发展，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和帮助，并在西藏各地进行了慰问。这就大大地加强和发展了西藏内部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增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同时给我们全体西藏人民带来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信心。我们坚决要在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上遵循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团结进步更加发展”的方针，服从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项决议和指示，来完成我们一切的工作任务。几年来，我们在无数次的实际工作体验和事实当中，已深刻认识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和正确。只要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政策去做，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同时也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够早日实现统一的西藏自治区和有利于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 我们深刻认识到：随着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西藏各项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西藏民族要摆脱以往的落后状况，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要经过社会改革，这是西藏民族要取得进步和发展，所必须经过的途径。这个真理在我国各个先进兄弟民族地区，已经获得了铁一般事实的证明。我们完全确信，中央的“自上而下和平的、只能改好、不能改坏”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方针和原则。我们坚决地愿意尽我们一切力量，来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而努力。这一改革工作已经得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位大师的赞助和西藏绝大部分僧俗官员群众的拥护。今冬明春，我们要在西藏部分地区进行改革，试办，如减免债务、废除乌拉制度，以便取得经验，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妥善地普遍进行改革。 现在我们祖国正在迅速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前途是无限灿烂光明的，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完全信赖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西藏人民一定要向着共产党所指出的光明大道前进。我们坚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在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以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位大师的直接领导下，团结西藏全体僧俗人民亲密合作，为统一的西藏自治区早日实现，建设祖国的新西藏而奋斗。以期我们西藏民族能够和各兄弟民族共同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8版()专栏： 见闻所及，成就辉煌 ——李国伟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和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一年以来由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们国家起着根本的变化，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和全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鼓舞了全国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有了确切的把握。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蓬蓬勃勃地在各处发展，是大大地可以欢欣庆贺的！ 现在请允许我就我见闻所及谈谈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表达我衷心的兴奋和拥护。 我在4月间到陕西省参加公私合营新秦企业公司的董事会议时，得了地方当局的鼓舞，以为我曾当过铁路工程师，又在宝鸡厂内做了防空隧道的纺纱工场，因此特地由路局派了工程师陪我参观宝成铁路的秦岭大隧道以增长我的见识。这个大隧道从古大散关起至东河桥止，铁路蜿蜒于秦岭山区57公里中，凿了40多个山洞共长34公里有余，洞上凿洞、洞旁复洞，有儿字形、有螺旋形，辗转升坡，以千分之三十的最陡坡度——平均千分之二五点五——度过秦岭主脉，为世界上最艰巨工程之一。因为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帮助，决定了用电气车头推进列车；采用最经济的最陡坡度以减少隧道、缩短路线，节省基本建设的费用。今岁7月1日正式接轨。我体会到只有在毛主席时代，能够见到了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在短短的两年半中化天险为康庄，真是使高山低头，使人有无穷的兴奋！受到无穷的便利！ 在西安东郊灞桥地方参观了国营棉纺织厂，已经开工的两个厂约有20万纱锭，正在建设中的亦将近20万纱锭。4个厂毘连一起，有将近40万锭和1万台布机的新颖设备；附属的职工福利设备都完美无缺。这是西北纺织重点之一。陕西在解放后六年中重点扩建棉纺织工业：西安、咸阳、蔡家坡、宝鸡等处增添纱锭布机比旧有的超出7倍以上，约共增添60余万纱锭。这仅就陕西一省而言，就有此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回忆解放前英日两帝国主义挟其不平等条约的护符，和经济势力的雄厚，费了50多年的时间，在上海半殖民地的通商大埠上才做了110余万的纱锭。我社会主义的建设仅在一隅之地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做了它半数以上的纺织工业，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想像的。 西安南郊是学校区，有地质、煤矿、石油、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汽车机械、公路建设、电机、畜牧等等的专科学校，一所接一所地矗立着；西北医学院、西北动力学院和陕西师范学院等规模宏大。解放以前暮气沉沉的西安，一变而为朝气勃勃的文化科学新基地；纠正以前高等学校集中在沿海城市的不正常状态。 5月下旬我参加了湖北省的视察。看了长江大桥的桥墩建筑，以最新颖的管桩施工法来代替了沉箱施工艰苦迟缓的旧技术。这是运用科学的发展规律创造社会主义的新建设，提早完工时期；这是和苏联的技术创造无私援助分不开的。我记得大约在1920年时，反动政府就请美国桥梁顾问工程师华台而到汉口计划长江大桥，那时我曾以工程师协会会员身份参加讨论，乃以后寂然无闻，再不提起兴建了。今于短短的二、三年中就加以完成，这是何等的奇迹，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在沔阳杜家台观察汉江分洪工程。这个保障汉江下游耕地面积1，168万亩免于水灾的巨大工程是在劳动力15万多人工作六个月的短时期内抢修而成的。这种迅速的进度，惟有在共产党时代，人民当家作主，保护好自己的财富，才能以忘我的劳动兴建这个有意义的工程。 在国营沙阳农场、五三机械农场和石龙水库视察，见到荒地变为良田，从无到有，从有到多；沙阳场已垦40多万亩，五三场已垦10万多亩。田间农作物一面正在丰收金黄色的麦穗，一面已将绿油油的稻秧栽好。置身其间有说不尽的高兴。尤其对沙阳劳改农场只有在新中国拿犯人化为新人，在劳改中立功赎罪竟不像是犯人。该场样样自给自足：有很好的医院、有被服厂、有电灯电力厂，有建筑场……有学习、有娱乐、有文工队。文盲每年每人规定识字500个，由犯人中文化水准高的分担教导工作。因此犯人大为感动，刑期满后亦不愿回乡，已有400多人愿做新人在农场继续工作，有的已迁家同住。我们在新人村觉得风景幽静，整洁无尘，使视察者个个留恋，舍不得离开。像这种情景，若不亲历其境怎能看到人民政府的德政。但两个农场亦有缺点，一是没有兽医，遇牲畜患病时无法医除，以致不免伤亡！二是地形尚未整理平正，不能尽量利用机械耕获？正在逐渐设法改善中。石龙水库可畜水八千万立方公尺，可以灌溉25万亩。据云附近尚有石门水库正在兴工，灌溉之区更多，能达45万亩，且有小型的水力发电。这种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在全国各地不胜枚举，既可蓄洪，又可防旱，所以农作物就会年年增产而不愁欠收了。 我经过了这次视察，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听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更进一步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对于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这表达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工商业者心悦诚服地愿意加速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个人也要做好预算决算来节约不必要的开支，不浪费有用的资金。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愿望，为提早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国防现代化来和平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第8版()专栏： 牧区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新气象 ——胡和勒泰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说明，以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随着祖国的建设和全国合作化运动的高涨，我们牧业地区也同样为了完成祖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积极的支援了祖国的建设，并掀起了牧业合作化的运动。现在牧区的合作化运动正以“谨慎稳妥”的步骤向前迈进着，不仅是数量上，而且质量上都不断的巩固和发展着，由于党和政府对发展牧业经济政策的正确，几年来牧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新气象。从我们一个社的发展情况来说，在1954年初建社的时候，社员户数共13户，男女劳动力32名，大小牲畜2，672头，而1956年社员户数增加为39户，男女劳动力增加为92名，大小牲畜增加为8，364头。 由于分散经营，游动放牧，一个苏木 （区）200多户，就分散在二、三百里范围之内，一个巴嘎（村）34户就分散在100里范围之内，因此劳动力缺乏的困难是很严重的，特别是每年一到秋季的时候就忙不过来，因为牧业地区一年的好多工作就在这个时期做，例如，牲畜抓膘，打草，做好冬季及明春的准备工作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做不好，就到冬、春季时候牲畜损失很大。建社以来，由于牲畜的统一经营和劳动力的合理组织，便发挥了每个男女、老幼劳动力的积极性，例如青壮年劳动力可以到远处去放牧，而年老和身体弱的人，可以在家饲养老弱残牲畜，并且可以分出人力打草，修棚厩，改善牲畜的饲养管理。我们社去年打了200多万斤草，这样把700多头老弱牲畜饲养过来了。1955年牲畜成活率达到98％，而过去牲畜成活率只能达到60％至70％，牛奶和羊毛等畜产品也增加了，除自己吃用以外，1955年卖给国家牛奶2，000多斤，羊毛3，000多斤，还卖给国家100多只羊，30多头牛。今年我们准备盖17间房子，以便逐渐定居下来。总之，由于组织了生产合作社，劳动力的困难解决了，牲畜的放牧管理改善，畜产品也增加了，我们的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家现在都要求转入高级社。 各位代表，我们牧业地区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虽仍存在，因而使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进行的时候，可能比其它先进地区缓慢一些。但是我们牧区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有决心和有信心改变那种落后状态，并努力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和全国各族人民亲密团结，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第8版()专栏： 朝鲜族黎明农业社的情况 ——金时龙代表的发言 我听了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农业部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和彭真副委员长代表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衷心的拥护。 现在我把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生产发展情况，以及十二年的生产远景规划，向各位代表作一个简单的汇报。 我们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在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1947年开始组成的互助组仅有4户，1951年发展到21户，同时组成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3年发展到48户，1954年又发展到185户，这时已成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了。 自从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传达到农村以后，大大地鼓舞了全体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很多农民要求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在我们原有社的基础上扩大了8个村、45个社和一部分互助组。现在我们社的总户数已由原来的185户扩大到1，767户，共有8，896口人，其中有3，784个劳动力。耕地面积3，300垧，其中水田1，200垧，旱田2，100垧，牲畜1，100头。但是在扩社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有一部分农民怕入社后人多社大管理不好；有的在入社前卖掉了牲畜；也有部分老社员顾虑到扩社后会不会减少收入；扩社后，牲畜大量集中，由于缺乏经验，饲养管理得不好，曾一度发生牲畜瘦弱的现象，因而影响了一部分社员的劳动情绪。领导上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及时地进行了思想教育，在劳动组织上实行了四固定和分级定额的办法，通过12年远景规划的教育，逐步地打消了群众的思想顾虑，稳定了生产情绪。 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也出现了生产的高潮，为了保证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多打粮食，增加社员的收入，下面我谈一谈我们1956年的生产计划：水田平均每垧产量要求达到8，500斤，旱田平均每垧产量要求达到2，500斤（其中大部是山地），水旱田平均每垧产量为4，682斤。计划全年总产量为15，450，000斤，除去用30％作为上缴农业税、拖拉机代耕费、公积金、公益金以及其他生产费用外，其余70％作为社员分红。如以全社男女3，784个劳动力计算，平均每个劳动力作200个劳动日，则每个劳动日可分2元左右，每个劳动力每年即可分得400元左右，这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根据国家和我省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结合我们社的具体情况，经过全体社员的讨论，也制定了一个十二年的生产规划。我们社到1967年水田平均每垧产量要求达到14，000斤，旱田平均每垧产量要求达到4，000斤，水旱田平均每垧产量为11，500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拟定了几项具体增产措施： 一、在现有水田1，200垧的基础上，逐年增加水田，到1967年，水田要达到2，500垧。为了扩大水田就必须兴修水利。计划修建一个小型水库和小型水利，以解决水的来源。 二、为了防止水旱灾害，防止水土流失，计划把社周围的山地改为梯田，同时加强植树造林工作。 三、今年我们社用拖拉机耕种面积已达到总面积的20％，计划在1967年用拖拉机耕种面积要达到总面积的75％。这样就能大大地提高耕作质量，减轻社员的体力劳动，增加粮食的产量。 四、在解决肥料方面，除了国家供给的化学肥料以外，要开展常年积肥运动，大量压绿肥，利用草炭堆肥等办法，积极开辟肥源以解决肥料不足的困难。 五、为了增加社员的收入，结合农业生产，适当地组织副业生产： 1、我们社现有果树200垧，计划到1967年扩大到500垧，除了劳动费、农药费外，每年可收入60万元。 2、积极保护牲畜，有计划地发展畜牧业。我们社现有1，100头牛，其中母牛有550头，今年计划繁殖500头小牛，今年已繁殖了270头，从1961年开始，每年可以卖给国家1，500头牛。这样不仅供给国家的需要，而且也增加了社员的收入。 3、有计划的发展养猪、养鱼、养鸡、养鸭等副业生产。 总的副业生产收入，到1967年可以达到1，950万元（不包括家庭副业生产），副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收入，平均每年每户可收入2，800元—3，000元。 六、文化教育方面，我们社内现有小学7所，中学1所。今年小学的经费由合作社负担35％，明年可以由社多负担些。社员经过业余文化学习，现有文化水平已分别达到了初小、高小、初中的水平，计划到1967年有50％的社员提高到相当于中学程度的文化水平。 十二年的生产远景规划，它给我们农民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但是，在前进当中一定还有很多困难，须要国家给以帮助和支持，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早日实现更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第8版()专栏： 关于北京市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吴晗代表的发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农业部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现在就以下两个问题：（1）北京市的无业失业的人就业问题；（2）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 无业失业的人就业问题 北京在解放以前，是个消费城市，也是无业失业的人较多的城市。解放后，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到1955年底，在失业和要求就业的人中，经劳动局介绍就业的已有6万人；自己就业的54，000人，经过各种就业训练再安置就业的约两万多人，外来的工人还不算。住在城市中的有劳动力的特别是年轻的、有文化的、有技术的没有政治问题的人都已就业了，从这方面说，工作是有成绩的。 但是，现在，仍然还有不少人没有就业：其中一部分人有文化、有能力，因年纪过大或者体弱多病或有残疾等等，没有就业条件；一部分人年富力强，但是没有技术，缺乏文化，而又不愿作体力劳动工作，就不了业；还有一部分家庭主妇，家务繁重，有就业要求，只是离不开家庭；还有少数人安排了工作，又因为兴趣、待遇、地点不合而离开了。 另外，一部分人因为有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没有讲清楚；有一部分人同反革命分子有社会关系，甚至多少沾些边；一部分人是处理过的反革命分子；一部分人本身虽没有反动行为，但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这些人名誉不好，虽然其中有不少人有就业条件，机关、学校和工厂都不愿意要，而我们过去又没有认真采取有效措施，使他们就业。他们找职业很不容易，生活困难，要求安置。应该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和机关、学校、厂矿干部对于那些曾经危害过国家和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的仇视、敌视、提高警惕，是完全应当的和必要的。根据国家的政策，前三类人只要他们把问题讲清楚了；同反革命分子切断关系了，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安置工作。至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本来就应该和一般公民有同等就业、入社和上学权利，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总的来说，应该给这些人以就业或者学习的机会，在工作和学习中改造他们。我们最近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向用人单位反复说明政策，并且向干部说清楚，录用这些人以后，如果发现其中有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或者有破坏行为，由市委、市政府负用人不当的责任，不要用人机关的干部负责，这样，他们才大批大批地就了业。当然这些人就业以后，不可能一个乱子也不会出，还可能有极少数人进行破坏活动，但不能因噎废食，怕出个把乱子而不解决这个问题。 近几个月来，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迅速进展，农村对劳动力迫切需要，过去外地农民盲目流入北京的现象，已不再发生了。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建设事业的需要，各部门和厂矿企业都大量增加人员。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来进一步解决本市无业失业的人的就业问题。今年二、三月间，我们对要求职业的青年进行了登记，分配了15，000余人到各厂矿和工人技术学校工作或学习；4月间组织了劳动、公安、民政等部门力量，对本市无业失业的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登记，到5月中旬，共登记了33，367人。除去3，810人由于年老、年幼或有严重疾病、残疾不合就业条件以外，实有29，557人。其中已经介绍到各部门投考、试用的共21，298人，其余的人仍在安置中。群众对这一措施反映极好，普遍认为政府应该这样办。 为了更好地解决国家用人的需要，无业失业的人的就业，今后还必须做许多具体工作。如目前许多部门使用劳动力不合理现象，应逐步加以改变；对社会上迫切需要的技术、业务人员应该选择对象加以训练培养；对要求就业的妇女，应当尽可能介绍适当职业或者参加某些专业学习，为就业创造条件。此外，还必须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各方面的思想障碍，说服用人单位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单位的实际需要和劳动力来源，即要求从就业者的情况全面考虑，对于那种喜欢用年轻的，拒绝用年纪大的；喜欢用男的，拒绝用女的；喜欢用有文化的，拒绝没有文化或文化低的等等偏向，必须改正。同时用人条件不要过高，能用妇女的工作就不要用男的，只要就业者力能胜任，就应该录用，也不要非要青年，非要知识分子不可。主管部门调配人力要作到合理、准确、及时，做到人事相宜，能发挥所长，发挥积极性，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旧时代的话“京兆尹难做”，我们的体验是“北京市好做”，北京许多方面比别的地方占便宜，事情解决快，有些事情一个电话或者见面几句话就解决了。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好办事。另一方面也深感中央有些部门对市里的工作有时对主管局条条下达，垂直布置，忘记了还有一个地方政府，没有给我们以与闻和提出意见的机会，有些事情管得过细、过死，以致有些乱。以下我仅就过去的文教卫生工作中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一些例子： 前几年，北京市教育工作的最大缺点是质量不高。1954年6月我们作了调查研究，提出了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措施，贯彻中央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求学生做到三好。事先请教育部负责同志审阅修改过（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除刊载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外，还发表了社论，号召全国各省市学习并采用这一措施），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反复讨论、研究、作出决议，又报请中央批准，责成教育部门认真执行。在两个暑假期间，组织了几百个各科优秀教师，先后编写和修改了各科教学参考资料640万字，有效地帮助教师掌握教学中心环节，提高教学水平，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加强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改善了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学生的学业成绩有了进步。从北京市1954年两次统一考试语文、数学的成绩来看，初中二年级第一次语文及格人数占82.5％，第二次为94.8％，第一次数学及格人数占58.3％，第二次为85.1％。小学五年级算术第一次及格人数占80.26％，第二次占88.1％。再从高中毕业生历年投考高等学校及格人数来看：1953年只占投考人数的28％，1954年占15％，而在执行决议后的一年，1955年则上升为67.4％。1954年参加考试的全体学生总平均分数只47.1，1955年则为65.2。其他年级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有所提高。这些具体事实都说明了这一年北京市的中、小学教育质量已有进步。（当然我们在教育工作领导方面缺点还很多，为了避免浪费代表们的时间，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虽然工作上还有缺点，但教育质量是确实有所提高的。但是教育部却以为这样做是忽视中央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直接召集市属中学许多校长到部开会，批评了一顿。又说我们希望一年半载内提高，是一种急躁情绪，不是稳步前进。这样一来，造成市的一部分中、小学领导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弄不清是教育部的意见对呢？还是应该执行市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我们也感到困惑，从教育理论说，说我们忽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那么怎样做才算符合呢？究竟部里所讲的全面发展除三好以外，还包括一些什么具体内容，我们迄今还弄不清楚。部里既然反对这些措施，就应该正面指示我们以正确的做法，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从领导关系说：经过教育部同意，市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中央批准的这些措施，教育部有不同意见应该报告中央，也应该告诉我们，但是教育部也没有这样做。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结论，不能不影响到工作，我们的干部是有意见的，认为北京的工作好做而又不好做，受市里和学生家长的表扬，却挨部里的批评。 教育部对有关方针政策的指示，也往往不通过国务院和市人民委员会，直接条条下达到局。有些办法和市的具体情况不完全一致，给工作造成困难。例如教育部直接发给省市教育厅、局一个“关于1956年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工作计划”，其中，不少的要求，像实行小学学区制等，因为我们的学校设置还不平衡，各个学校的水平也不一致，还有若干私立小学等等，因此，只能号召居民子弟就近上学，还不能硬性地实行学区制。又如教育部要求各地于今年在中学实施生产技术教育，增设实习工厂和实验园地。但既无教学大纲，又无具体教材，师资、设备都缺乏准备，也无必要的设置经费。以致最近有些学校纷纷乱向工业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募捐机器，引起很多不满，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难。 又如干部子弟小学问题。中央曾指示要改变这个制度，把一些干部子弟小学逐步交给地方办理。学校已交下五个，但是主管部只给当年的经费，下一年就照一般小学经费开支，虽给一点补助，远不够实际需要；其次，名义上学校是交下了，招生任务仍由国务院人事局和其他人事部门掌握，去年有几个学校虽然也招了一些走读生，但数量很少。这样，名义上交给地方，实际上仍是中央的干部子弟小学，而只是要市负责从地方筹措经费。我们认为干部子弟小学在解放以前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那时候的干部供给制生活的情况也非办这样的学校不可。但在今天来说，虽然有好处，如因师资较好，所以学生的学业成绩好一些；但在另一方面，学生生活比较好，容易养成不健康的优越感；学生的社会知识贫乏，学校和家庭不容易联系，缺乏家庭教育这一环节。这些缺点都是严重的，应该及时改变。 卫生方面，我们决定要做的工作，并不违背中央的方针政策，卫生部也出来干预；同时卫生部直接向卫生局布置工作，又不告诉我们，使我们很为难（因为我们除了主管的局以外，还有专管各项工作的副市长）。例如，北京市实行分级分工医疗问题。几年来，上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大小病都挤到大的即设备、技术较高的医院去看，弄得大医院非常忙乱，医生护士劳累不堪，不少医生白天工作一天，夜里要连着值班，甚至还得做上几个手术。第二医院一个护士一天要给二百个病人 打针，儿童医院护士甩体温表，胳膊都甩肿了。不少医院的门诊病人远远超过了定额，特别是同仁医院和第三医院，还有当天挂不上号，看不上病的现象。虽然医护 人员这样紧张的工作，并且我们也新建和扩建了一些医院，但是还远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我们认为：如一般小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就不必到大医院去，基层治不了的病，介绍到中级医院，中级医院治不了，介绍到中心医院，患急性病和有生命危险的病人，当然可以直接去大的医院。各级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分工联系，以宣传教育的方法，使人民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基本上按照城市行政区划，实行就近就医和分级就诊的办法，以减少大医院的忙乱，提高对重病疑难病的医疗质量，而不是用划区划片强制的办法，限制病人只能在指定的医疗机构看病，我们把这种办法叫作“分级分工医疗”。1955年2月经市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做了决定试办，就先在西四区进行试点工作。我们正在开始作典型试验的时候，卫生部的一位副司长就直接到卫生局和试点区向干部表示反对我们的办法，要卫生局实行划区医疗服务，接着卫生部就正式布置卫生局进行“划区医疗服务”的试点工作，这个办法就是要划区划片，限制病人只能在指定的医疗机构看病。我们到群众中了解实际情况，在北京目前的条件下，是办不到的。这是一件和广大人民健康与改变人民习惯比较重大的事情，事先竟不通知市人民委员会，也是不妥当的。 关于古建筑物的保管也有问题，北京市的古建筑物很多，对古代文物应该从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方面作正确衡量，分别作恰当处置。绝不能认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不管有无文物价值，对建设有无妨害，一律不加分析地要加以保存、修缮，一律不能动，极端到连一座不相干的小土地庙也不能拆；用作学校教室的旧庙宇，尽管光线不好，妨害学生视力，也不能对原建筑有所改变，照这种看法办事，北京只好原封不动，当作一个博物馆，我们什么事也不能做，只好做这个博物馆的馆员了。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必须保存养护的古建筑物，却又没有具体安排，没有保修计划，也没有预算。这无数的古建筑物过去的修缮、保护工作都是由文化部所属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负责。并且有些古建筑如故宫，还直接由文化部保管。但有时又要我们做具体工作，而不给经费。例如1955年文化部只给我们古建筑修缮费5万元，今年连这点钱也没有了，但是却提出这个也要修，那个也要整。又如1954年文化部要我们将市里的古建筑物的修缮、保护工作，指定有关机关负责，我们向文化部提出没有机构、编制、技术人员和经费，不好接办，没有结果。有时候，我们管了，而部里又出来干涉。例如经国务院批准的修缮国子监计划，修缮前，国务院曾把批文抄送给文化部，但在修缮中文化部的文物局却出来干涉，甚至文物局的一个干部竟到现场阻止工程的进行。我们的意见，文化部如果确定北京市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作要我们负责，那就必须把原来的主管机构和人员、经费一齐交下来；并且对具体工作，不要随便干涉。 又如国营剧团问题。前几年，文化部要市文化处把几个民营剧团改为国营。我们反复研究，认为尚有困难。因为当时实行国营，有些名演员，按照我们的工资表，会比他们过去的收入要少得多，有些没有什么艺术修养原来报酬很少的人又势须提高；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政治觉悟尚低的人就会产生供给制思想，“干不干，二斤半”，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影响艺术质量的提高。因此，我们暂时采取了民营公助的方式。1955年文化部又决定叫北京市文化处把曲艺团和评剧团改为国营，并垂直下达给文化处，各给编制100名，经费30，000元。我们事后知道，认为条件不成熟，仍然要求暂时实行民营公助方式。后来，文化部的负责同志在会议上肯定了合作经营的民间职业剧团是今后发展的方向，批判了过早改为国营的急躁情绪，最后还发布了指示。可是部里分配经费的时候，又否定了自己肯定的方向；别的地区搞国营剧团就多给钱，北京搞民营公助就少给钱。规定国营剧团给35，000元，民营公助只给3，000元，而且，公助的钱还逐年减少，去年民营公助款共给我们71，000元，今年却只有18，000元了。这无异于说明，事实上部里执行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规定的民营公助的方针，还是鼓励早搞国营剧团的政策。今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文化部艺术局召集四省市文化厅局长座谈，要各地及早将民营剧团改为国营，还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办。我们认为这样反复变更，不顾各地具体情况和剧团条件的实际，而要一律照办，也不考虑有个过渡时间，既不符合原指示的精神，也不切合实际。 从这些例子看来，文化部对下面不但管得过细，过死，还管得乱。当然，市里的文化处（现在改为局）的分散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也是严重的，我们也是有责任的。 上面这些例子说明了在中央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下，给地方以分级负责、因地制宜的必要；也说明了适当地扩大地方在财政管理上的权限和机动性，使地方在预算总额的控制数字以内，能够根据当地的情况安排自己收支的必要。这样做，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将会做得又快、又多、又好、又省。 各版发言稿的标题和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