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春节前夕，北京市宣武门小学校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们到军属江超之老先生家慰问，并送了春联和年画。

第1版()专栏：社论 做好定息和财产清理工作 国务院“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和“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是国家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项重大措施。 实行定息办法，虽然还意味着要从工人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分一部分给资本家，但是，这比起“四马分肥”的办法又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定了息，资本家取得企业的利润既有了保证，又不至于没有限制。而定息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它可以促进企业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生产经营。这不仅会使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也为将来公私合营企业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实行定息办法以后，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东不论企业盈亏都能够按季得到稳定的股息，这也是对投资人很大的方便和照顾。私营工商业者应当正确地体会这种政策的用意，更加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努力使自己最后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定息办法规定全国息率的幅度为1厘至6厘，这是适合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具体情况的。我国私营工商业原来的盈亏情况不一样，定息起码1厘，为的是照顾过去获利在1厘以下的甚至经营有亏损的工商户；最高为6厘，为的是照顾对国计民生作用较大或有特殊技艺和贡献的利润高的工商户。为了照顾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的具体情况，规定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息率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同一地区的行业内部可以规定同一的息率，但也可以规定几个不同的息率。上述的规定都是比较灵活的。认真地执行这些规定，我们就能够实事求是地作好定息工作，并且使各地区各行业间的息率适当平衡。 对于在解放以后汇款回国投资于国家经营的投资公司的华侨，规定他们投资的利息原则上不同于国内私营工商业。华侨原来在国家经营的投资公司中的投资，仍然应当按照年息8厘的规定发给股息，不作变更。 定息工作是一项相当细致的工作，我们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同私方进行协商。某些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如果还有顾虑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能立即实行定息的办法，也可以暂不定息，仍然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分配企业利润。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有不少是规模较小的，对于这种企业，如果仍然采用经销代销的办法，那就不应实行定息，可以按照过去的惯例分配企业的利润。在公私协商过程中，工商界的积极分子应当认真研究本行业、本企业的情况，提出意见，协助政府做好这项工作。各同业公会在这项工作中也要发挥积极作用。 对企业财产的清理估价，是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为数众多的大、中、小企业，它们的财产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处理这些复杂的财产关系的时候，对私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方面的主要问题必须作统一的规定，对其余的问题应该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按照国务院处理主要问题的精神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 为了使资产阶级分子在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以后，能够安心地接受改造和积极地做好生产管理工作，国家对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的财产处理，采取了“从宽处理”和“尽量了结”的方针。所谓“宽”，就是对财产清理估价有关公私关系方面的问题，如关于机器、设备、房屋、土地的估价和对私营企业公积金的处理，如对于家店（厂）不分的企业的生活资料的处理，和对于可能被合并或被迁移的小企业的财产估价等问题的处理，凡是可以从宽的就都从宽处理。所谓“了”，就是对企业原来的各种债务和财产关系，包括企业原有的债务、呆滞物资和其他财产关系等等，能够在公私合营的时候了结的，都尽量了结。这种做法不但符合目前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的愿望，同时也符合于全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在干部和工人群众中，深入解释党和国家的这个政策的精神，使他们在清产估价的工作中，能够掌握这种精神。

第1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关于中国政府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公报 新华社1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1956年2月11日发表了关于中国政府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公报。全文如下：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进行商谈。报告中还提到，中国政府曾经在1955年8月17日和11月4日两次向日本政府建议由两国政府对这个问题进行商谈，而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答复。但是，根据日本共同社东京2月3日电，日本外务相重光竟然否认日本政府曾经接到中国政府的任何这样的建议，这是令人不能理解的。为了说明事实真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特公布自1955年7月15日以来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来往文件如下： （一）1955年7月15日日本驻 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致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函先生： 依照我的政府的指示我荣幸地请求你将我的政府对下述遣返日本国民的要求转达你的政府： （1）由于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日本国民从中国大陆的遣返曾进行到很可观的程度，然而自从今年3月以来这种遣返工作被中止了。 （2）根据1954年11月访问日本的以李德全夫人为首的一组中国红十字会官员所给的消息，有1，069名日本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战犯拘留着及约有8，000名日本人仍留在中国大陆，此后有2，297人分为3批遣返，因此，目前应约有6，000人仍在中国大陆，这个数字是吻合于日本政府所做的调查结果的，然而仍有其他4万人很显然地曾在中国大陆，但是他们的下落或死亡从未得到证实。 （3）现在战争结束已有10年了，被拘留的人很自然地强烈要求回家，同时从那些未被拘留者的来信看，他们中很多人也希望回去。另外，这些生死下落不明人的家属也极其希望得知有关他们命运的任何消息。 （4）日本政府最迫切的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这种情况作为人道上的事来考虑，并采取措施释放及遣返被拘留者，告诉日本政府有关未被遣返者的姓名及最后情况，帮助那些要想回来的人回来，尽力查明那些下落不明人的情况，即使他们之中有些已经死了的话，将其遗体送回，俾便其家属能得到及时的通知。日本政府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作，提供可以采用的材料或任何可能的方法，借以促进各个困难的解决。 （5）日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存在，然而不管有无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一事情上将尽其所能，因这纯粹是一人道的事情。先生，我很荣幸地做你的忠诚的仆人。 日本总领馆　田付景一 （二）1955年8月17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日内瓦总领事 沈平 复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 一函田付景一先生： 你在7月15日交来的信件，我已经转达本国政府。 7月16日日本外务省又发表了一项公报，在这项公报中包括了来信所提的各项问题。 对于你交来的信件和日本外务省的上述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已于8月16日发表了声明。现将该声明的抄本一份附上，请你转达贵国政府。 为了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有助于国际局势的继续和缓，中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政府有必要就两国贸易问题、双方侨民问题、两国人民互相来往问题和其他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谈。如果日本政府抱有同样愿望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日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我请你将我国政府的上述建议转达日本政府。 中国政府等候着日本政府的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日内瓦总领事　沈平 1955年8月17日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交部发言人声明 1955年7月15日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代表日本政府就所谓“遣返日本国民的要求”，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内瓦总领事照会一件。7月16日日本外务省又就所谓“撤退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发表了一项公报。在照会和公报中，日本政府提出了毫无根据的指责和片面的无理的要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如下： 首先说到侨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愿意回国的在华日本侨民一向是给予各种便利的。到1955年3月底为止，经过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红十字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的共同努力，在原有总数约35，000名日侨中，已有约29，000名愿意回国的日侨返回日本。现在仍然居留中国的有6，000多名日侨，他们表示愿意长期或暂时侨居中国。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改变意图，申请回国，中国政府仍将给予各种便利，中国红十字会亦将尽力协助。这一点当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曾经同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达成协议。现在日本政府竟提出所谓“撤侨问题再没有进展”的指责，这是毫无根据的。相反的，中国在日本有数万侨民，他们的正当权益并未得到应有的照顾。他们同祖国和家庭的联系还受着阻挠，他们更没有回国的便利。可见在中日两国侨民问题上，应该谈判解决的并不是日本侨民问题，倒是中国侨民问题。 关于日本战犯问题。我们早已说过准备按照宽大政策进行处理。在1954年8月，我们已经将417名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和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犯有各种罪行的前日本军人免予惩处，送回日本。以后，中国红十字会又将1，069人的战犯名单和情况通知了日本红十字会。对于这些战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进行处理，这是属于中国主权的事情，日本政府无权过问。 除了上述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战犯外，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情况不明的日本人。但是，日本政府竟然提出所谓情况不明的4万人问题，这是不能不令人诧异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驱使大批日本人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死亡在中国的日本人很多，其中有些人的死亡确息或者日本政府至今尚未通知其亲属。他们的亲属关怀他们的下落是很自然的，值得同情。中国红十字会根据人道原则，曾经就调查个别日本人的下落问题同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达成一项协议，即如果日本红十字会能提出具体材料，中国红十字会愿意尽可能地予以调查。但应指出，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友好的表现，同日本政府硬说在中国大陆上还有所谓情况不明的4万人的问题毫无关系。更重要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经使千万以上的中国人民遭受屠杀，数百万万美元的中国公私财产遭受损失，并曾经将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掳到日本去，加以奴役和杀害。日本政府应该了解，中国人民对于他们遭受的巨大损失，有权要求赔偿。现在日本政府不仅对于这些情况没有做过任何交代，而且无中生有地要求中国交代所谓4万人的问题，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 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两年多以来，中国政府已经一再采取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步骤，日本政府至今不但没有作出相应的努力，反而想利用日本侨民回国的问题，转移舆论的注意，以掩盖它对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消极。其实，日本侨民回国问题早已经由中日两国人民团体妥善地解决了。在这个问题上，即使还有需要继续处理的事项，那也只能是事务性的问题。而今天在中日两国之间倒确实存在着许多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例如，发展中日两国的正常贸易，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往来，妥善处理中日两国侨民的正当权益，这些都是需要中日两国政府来解决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真正具有诚意来寻求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就应该从这些问题着手。中国政府是准备就这些问题同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的。 1955年8月16日 （三）1955年8月29日日本驻 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致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函亲爱的总领事先生： 我愿通知你，你于1955年8月17日交给我的信已照转我国政府，我现奉我国政府之命，请惠予转达贵政府如下： 一、日本政府直接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予以合作，以解决在战争结束十年后，仍有人不能回家的情况。如前所述，日本政府认为这纯是一个人道问题。 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16日声明中的某几点，日本政府的立场如下： （1）日本政府对于声明中所说仍在大陆上的6，000名左右日侨中，如有申请回日本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予以便利，中国红十字会亦将尽力予以协助一事表示感谢。它希望这个声明将能实现，因为其中已有人要求回国。其中某些人的名单一份已由日本红十字会转交中国红十字会，并已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兹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他们以及今后日本政府可能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其他人给予便利。 （2）关于情况不明的约4万名日侨。根据日本政府进行的调查，这些人的记载表明，他们或于战争结束之际或于1949年中曾在中国大陆，其后日本政府就不明其下落。已返国者，已被送去苏联者，以及已知悉死亡者，都不包括在内，其中有些人也许已死亡，有些人也许在边远交通不便的地方，无论如何既然他们的家属等待着关于他们的情况的任何消息，故日本政府亟欲得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任何消息的话。日本政府并亟愿中国政府调查他们的情况。如前所述，日本政府准备提供它所保有的任何材料，并对此种调查予以合作。 （3）关于战犯问题，日本政府亦望知道他们是以什么罪名被拘留的。然而日本政府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能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考虑这件事情，尽快将他们释放，并送回。关于这一方面可提及有些国家已经释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战犯；有些国家则把他们交回在他们的本国服刑。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也提到侨居日本的中国平民问题，可指出，在日本中国侨民和其他任何外侨一样，没有遭到歧视，他们并享有回国的充分自由，如果他们愿意回国的话。我们的遣送船只曾运送中国侨民回国，这是不需要说的。 三、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应首先解决日侨包括战犯在内的回国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纯粹是一个人道问题，两国政府间之缺乏外交关系不应在共同从事解决此问题中造成困难。兹诚恳地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能对日本政府关于此问题的立场予以有利的反应。谢谢你的转达。 日本总领事田付景一谨上 1955年8月29日于日内瓦 （四）1955年10月20日日本驻 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致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函亲爱的总领事先生： 我得悉1955年9月28日在日内瓦举行之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宣布约200名日本侨民之遣返工作在准备之中。并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关于“战犯”的遣返问题，最近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一些日本国会议员宣称所有患病者、年老者或判处轻刑者将于本年底被送回国。于此，我现奉我国政府之命，请求你证实是否有此种遣返计划。并声明，如此种计划在进行中，则我国政府准备亲自或委托日本红十字会接收这些被遣返者，如我前信（1955年8月29日）所述，我要补充说，日本政府对遣返日侨事有强烈的兴趣，并希望通过我们之间的直接接触，以加速此事。因此诚恳地希望你能以最短的延搁答复此信与前信。此致最崇高敬意。 日本总领事田付景一谨上 1955年10月20日 （五）1955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复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函田付景一先生： 你8月29日和10月20日的来信，我已经转达我国政府。现奉我国政府之命对两次来信答复如下，请你转达日本政府。 一、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也是两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曾经在8月17日的信中通知你，中国政府建议，由中日两国政府为了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就各项有关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谈。你8月29日和10月20日的来信对此未作答复，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二、正如8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所指出的，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红十字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的共同努力，愿意回国的日侨返回日本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仍然居留在中国的日侨中如果有人申请回国，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红十字会等3团体将会按照协议继续作出妥善的安排；而且据我们所知，对于最近提出申请回国的日侨，中国红十字会正在进行协助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 中国政府注意到日本政府所作的关于在日本的中国侨民没有遭到歧视并且享有回国的充分自由的声明，但是不能不指出，这个声明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东京华侨总会9月1日的声明书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在日华侨的正当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他们同祖国和家庭的联系还受着阻挠，他们更没有回国的便利。最近在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的第五次大会上，更揭露了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滨松收容所对被收容的中国人施行非人道待遇的事实。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关怀和愤慨。中国政府希望，在日华侨的这种处境能够得到改变，他们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他们回国的自由能够不受到阻挠和剥夺。 中国政府认为，在中日两国邦交没有恢复以前，两国侨民回国或者来往本国的问题，只能暂时委托两国的人民团体进行安排。这当然是很不便当的。所以，单是这个问题就足以说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迫切性。 三、关于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问题，8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处理在中国的日本战犯是属于中国主权的事，中国政府将在最近期间把处理战犯的结果公布。 四、正如8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所指出的，被驱使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而下落不明的日本人的问题，是应该由日本政府向日本人民交代的问题。除了已经回国的约29，000名日侨和已经免予惩处、送回日本的417名犯有轻微罪行的前日本军人以外，现在在中国的只有6，000多名日侨和1，000多名日本战犯，根本没有什么情况不明的日本人。但是，根据人道的原则，中国红十字会仍然愿意对个别日本人的下落问题尽可能地予以调查，只要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能提出具体的材料。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这种友好表现，丝毫不能使日本政府有任何根据提出所谓情况不明的4万名日本人问题来同中国政府纠缠。相反的，日本政府一再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无中生有的，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却没有忘记，对于成千成万的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去被奴役和杀害的问题，日本政府至今还没有作出交代。 五、中日两国之间有许多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发展中日两国正常贸易问题、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来往问题和妥善处理中日两国侨民的正当权益问题等等。但是，很显然，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不解除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如果不恢复中日两国的邦交，上述各项问题的解决必然会受到阻碍。中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进行商谈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相信，如果日本政府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是可以找到的。为此，中国政府愿意进一步提出建议，欢迎同日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就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进行商谈。中国政府等待着日本政府的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内瓦总领事 沈平 1955年11月4日于日内瓦

第1版()专栏： 努力推广普通话 国务院发布了在全国汉族人民中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且决定了设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作为这一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这是一个加强我国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各方面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步骤。 我国有90％以上的人民说汉语。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今天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汉语中有严重的方言分歧，特别表现在语音上。不仅是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之间，甚至在同一个省的这个县和那个县之间，人们的语言都有很大分歧。这种分歧和混乱的现象，不仅削弱了汉语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阻碍了汉语本身的顺利发展，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和我国文字的进一步改革也都不利。因此，必须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并且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系统中加强汉语规范化的工作。 推广普通话的任务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有效地完成，关键在于各级党政组织和各个有关部门对于这一工作是否充分重视，对于本地区和本部门应该做的工作能否作出全面的具体规划，并且加强领导和检查。 各级学校是推广普通话最重要的基地。教育部已经决定从1956年秋季起，在全国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开始教学普通话。全国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师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在1956年暑假以前，都要受到普通话的语音训练。其他需要集中受训的教师，应该在1958年受训完毕。现在距离秋季开学只有半年的时间，各地必须抓紧进行这一工作。全国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1956年的应届毕业生，如果还不会说普通话，应该进行短期的补课。各省教育厅应该在1956年内，根据本省方言的特点，编出指导本省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各级学校的汉语教学和高等学校语文系的课程也应该有相应的改进和加强。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中等学校毕业生都应该能够说很好的普通话，写出通顺的文章；每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生都应该对汉语（首先是现代汉语）具有丰富的知识，而其中语文系的毕业生应该能够在语文教学、文字编辑、语言研究等工作岗位上负责促进汉语的规范化。 文化部门对于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也负有重大责任。广播、电影和戏剧拥有广大的听众和观众，它们应该成为传播普通话的最有力的工具。至于书面语言的规范化，首先应该是全国新闻出版机构的责任。必须做到，无论是广播中的语言，银幕上的语言，舞台上的语言或者出版物上的语言都是健康的，合乎规范的。 人民解放军是推广普通话的另一个重要基地。实行兵役法以后，部队生活本身要求有统一的语言。在部队中推广普通话，有助于发挥人民解放军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力量，对于国防现代化的建设有重要意义。每一批服役期满的兵员退役，回到各个地方，也就把普通话带到了全国各个地方。 全国的青年团员应该成为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突击力量。青年团的各地支部，应该配合团的各项活动，以适当方式在青年中间推广普通话。 在大规模的工厂和工地的职工中，在全国铁路、交通、邮电、卫生、公安、司法、新闻等等系统的工作人员中，都应该积极提倡学习普通话。 为了做好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的工作，必须大力加强对于汉语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组织全国语言学家的力量，大力开展汉语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1956年内编好普通话的正音词典和正音基础知识的教材，并且在1957年以前，会同全国各地师范学院和综合大学语文系的力量完成全国每个县的方言的初步调查工作。还应该迅速着手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说法、写法、用法等问题，根据研究的结果编成各种词典和教材。这是我国全体语言学家的光荣责任。 为了有效地进行普通话的教学，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拼音字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经过长期的研究，拟定了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提交社会各界人士讨论。这一套拼音字母在确定以后，就可以用来给汉字注音，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编印各种普通话的拼音读物，来帮助教学普通话和扩大它的传播。这个拼音方案还不就是拼音文字，但是有了它就可以用来进行拼音文字的各项试验，以便解决汉字拼音化过程中的若干困难问题。这个方案还可以用来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制定拼音文字的基础和学习汉语的工具。因此，经过讨论和修正，迅速地确定这个方案，是必要的。 只要全国说汉语的人民共同努力来推广普通话，我们相信，一定可以使我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在一个不太长的期间得到伟大的成效。

第1版()专栏： 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成立 新华社10日讯　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已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务院并且任命了它的组成人员：主任：陈毅副主任：郭沫若　康生　吴玉章 陆定一　林枫　张奚若 舒舍予委员：丁西林　丁声树　王力 王芸生　叶恭绰　叶圣陶 叶籁士　朱学范　吕叔湘 刘春　沈雁冰　吴冷西 邵力子　周有光　周建人 周扬 周新武　罗常培 林汉达　胡乔木　胡愈之 胡绳　胡耀邦　范长江 夏衍　韦悫　陈克寒 曾昭抡　梅益　梅兰芳 黄松龄　董纯才　邓拓 蔡畅　黎锦熙　赖若愚 钱俊瑞　戴白韬　萧三 萧华　谢觉哉　萨空了 魏建功

第1版()专栏：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9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现在已经国务院同意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送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政治协商委员会从2月到3月分别组织座谈讨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根据讨论中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对这个草案作必要的修改，然后提请国务院公布。 4年多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于汉语拼音方案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系统的研究，并且先后收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外寄来的600多种拼音方案。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由丁西林、王力、叶籁士、吴玉章、周有光、罗常培、林汉达、胡愈之、倪海曙、韦悫、陆志韦、黎锦熙组成，专门从事拼音方案的讨论和拟订工作。到1955年年底，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拟订完成。今年1月，这个草案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会议修正通过。

第1版()专栏： 本溪矿工李庆振改进采矿方法 提高采矿效率5倍，降低成本76％以上 本报本溪11日电　本溪钢铁公司南芬露天铁矿采矿工人李庆振连续改进采矿方法，使采矿效率提高5倍，每吨矿石的成本降低76.04％。 李庆振在去年8月间，曾向矿的领导方面提出过改进采矿劳动组织的建议，把过去三班打眼放炮的方法，改为一个班一台凿机包一个掌子的作业方法，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每班的工作效能，使每班采矿效率由30吨提高到90吨。最近他又提出了进一步改进采矿方法的建议。他建议延长打眼距离，加深打眼的深度，以便增加矿石的爆破量。1月份李庆振用这种采矿方法，平均每日采矿179吨，比他自己创造的新定额90吨又提高了将近一倍，他还曾创造每日采矿300吨的最高纪录。现在南芬露天铁矿正在大力准备在全矿推广这种先进的采矿方法。

第1版()专栏： 汽车厂职工在竞赛中不断突破定额 本报讯　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为了提前出产汽车正在积极展开劳动竞赛。现在参加竞赛的职工已占全厂职工总数的90％以上。 各车间、各处和各工种之间互相提出挑战。变速箱车间职工向全厂13个基本生产车间提出挑战，保证提前9个月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任务。绝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也都参加了竞赛。 据新华社长春10日电　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在社会主义竞赛中不断突破定额。 有色修铸车间的李广达小组，改进了炼钢方法，现在炼一炉钢的时间缩短到3小时零5分，比过去少用40分钟。工具一车间的钳工潘文荣在1月下旬创造了一种下料剪刀，生产样板比定额提高了42.5倍。冶金处化验室技术员周孔照和咎环在最近时期经过20多次反复试验，改进了热处理车间气体渗炭炉煤油裂化气体的分析方法，提高了效率，分析一次的时间由一小时半缩短到45分钟。

第1版()专栏： 柬埔寨首相秘书处就西哈努克访问中国发表公报 新华社河内11日电　据金边电台11日晨广播，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的秘书处发表公报说，西哈努克已经决定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邀请的。公报说，这次的访问表示了柬埔寨的中立政策和想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建立关系的愿望。这次的访问是西哈努克在各国的访问的继续。这次访问也将密切柬埔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将加强两国原有的友谊。 新华社河内11日电　据路透社金边消息，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2月10日宣布他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率领一个柬埔寨代表团离金边去北京访问。 西哈努克亲王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加强两国之间悠久的友好联系，协助减轻国际不信任空气和加强和平。

第1版()专栏： 毛主席任命乔晓光为我国驻朝鲜大使 新华社1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乔晓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免去潘自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第1版()专栏： 周总理宴请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1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1日中午设宴招待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团长乃贴·触的努七、副团长乃琛·蒲里博和10位团员。 出席作陪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秘书长吴茂荪，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 宴会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宾主在席间一再举杯祝中泰友好。

第1版()专栏： 波波维奇为南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举行酒会 新华社11日讯　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为正在中国访问的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在11日下午5时举行酒会。 以皮尔皮奇为首的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出席了今日的酒会。 应邀出席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邓拓，副会长吴冷西、梅益、王芸生，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徐晃，北京各报刊的负责人和中外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员等100多人。 酒会在友好和热烈的空气中进行。

第1版()专栏： 农工民主党中央全会（扩大）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11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扩大）9日到11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秘书长黄琪翔在会上作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传达报告，副秘书长李伯球代表中央执行局作了四年来的工作报告，杨逸棠作了从1956年到1957年两年工作规划草案的说明。全体出席和列席人员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讨论，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和组织工作的重点，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会上有30多位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务卫生部门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了发言。他们一致表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使他们深为感动，对于争取在12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号召感到无比兴奋。他们表示要不断地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争取做一个红色专家，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才能。 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曾到会讲了话。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在会上作了指示。他要求全党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力开展团结中上层知识分子的工作，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

第2版()专栏： 加强棉、麻、烟的保管工作 李雅轩 今年收购棉、麻、烟的进度比往年快，各地的库存数量骤然增大。作好这些物资的仓储保管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许多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对这项工作是重视的。不少收购单位的保卫部门和仓库采取了合并办公的办法，加强了这一工作的领导。许多仓库都改进了消防组织，进行了消防演习；许多仓库干部不管刮风、下雨，都坚持了夜间值班制度。 但是，也有不少地区的有关工作人员，对于这些物资的保管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松懈思想，具体地表现在保管和保卫组织不健全，消防设备和仓储任务不能适应，已经建立的安全制度流于形式。根据检查的结果，山东聊城地区不少仓库的消防设备都很差，有的防火组长甚至不知道自己组内有多少人，是哪些人。堂邑县收棉站竟把仅有的消防设备——太平水缸压在棉垛底下。有些加工厂清理废棉、飞絮不及时，有的根本没有建立清扫制度，而废棉、飞絮是极易引火和蔓延的。而坏分子就钻这些工作人员麻痹大意的空子，想尽各种办法进行破坏。江苏省滨海县8大家轧花厂去年12月18日至21日3天内就连续发生政治性的破坏事故四起。 在春节期间，农民有燃放鞭炮的习惯，各地仓储和警卫人员应该加倍注意，严防坏分子进行破坏，加强防火组织，健全各种安全责任制度，特别是检查制度。要根据需要，立即增添和修理消防用具，认真清除仓库、货场、加工厂中的草绳、木花、废纸、地脚花等易引火物。其次，还要根据物资特性和仓库条件，不断改进物资技术保管工作，防止发生上述技术作物的霉烂变质事故。一定要勤翻垛、勤清垛，随时检查物资的湿度、温度，发现霉变物资，及时加以处理，坚决消灭人为的超额损耗。

第2版()专栏： 为消费者买到质量优良的日用品而斗争 中国百货公司经理　黄洪年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增加了。但是，近一、二年来市场上的某些日用消费品的质量很不好。如有些布胶鞋底子容易起泡，边条容易脱落。有些全胶鞋的后跟和脚弯处容易折断和裂缝。有些竹壳水瓶的瓶胆极易爆炸，消费者把这种商品叫做“定时炸弹”；有的只保暖四、五小时，有的根本不能保暖。玻璃变质发霉现象十分严重，破碎率很大。有些工厂出的自行车，消费者买去后反映：“骑了三个月，该响的铃子不响了，不该响的地方倒响起来了”。有些轮胎裂缝。有些牙膏漏水。有些香皂使用几天后就没有香味了，消费者把这种香皂叫做“香皮皂”。有的搪瓷口杯盖子盖不上，杯底粗糙不平，放在桌上东摇西摆，被消费者称为“不倒翁”口杯。有些针织品变形、脱色的现象很严重。有些绒衣、汗衫穿上几回，袖子、裤筒就变成了喇叭筒。有的绒线颜色不牢，织成绒衣后变成了花的。 商品质量不好，不仅引起消费者的不满，而且由于次货卖不出去，妨碍了商业部门扩大商品流转。如百货公司1955年胶鞋、香皂、搪瓷面盆，玻璃等五、六种商品的销售量都低于或仅等于1954年。百货公司有些商品库存量几乎达到1955年全国生产总量的50％。商品卖不出去，国家资金就被积压，商业部门就担负巨大的利息损失。而且商品积压久了就容易变质，百货公司不得不降低价格甚至赔钱出售。如玻璃发霉变质后，没人要，百货公司只好把它当作玻璃渣卖给制造玻璃瓶的工厂作回炉原料。1955年百货公司仅因玻璃质量不好就损失了400万元以上。 日用消费品的质量不好，主要是由于一些生产单位重量不重质，对产品抱着出门不认货的态度。如玻璃变质问题，商业部门在1954年下半年就把消费者的意见告诉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了，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和中国百货公司并共同派人到全国重点消费地区调查，证明玻璃质量确实是因生产中的缺点所引起的。但是该局所属沈阳、天津、大连、上海四个玻璃厂一直不认真检查和改进产品质量，而且一再强调玻璃产品质量所以不好，主要是商业部门保管不善。从百货公司来说，对日用品质量不好的情况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缺乏严格的验收制度，在加工订货和收购工作中，又没有实行按质论价的原则，使质量不一样的同类产品都得到一样的价钱，这就助长了一些工厂忽视产品质量。因此，要改进日用品质量，除生产单位积极采取措施外，我们百货公司系统也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积极地为人民群众买到质量优良的日用品而斗争。 首先，应该明确认识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扩大商品推销中，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商品质量，不断增加新品种，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为此，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加工、定货工作中的合同制度。在加工、定货工作中，不论是哪一种商品，采购供应站都必须根据消费者需要，和生产单位订立合同。在合同中必须具体规定需要收购的商品规格和质量。对有些可以规定使用期限的商品，应该由生产单位提出商品保证使用期限；如达不到保证使用期限，应该允许消费者向原来购买的商店退货或由原来购买的商店包修，商店的损失，应该由生产单位负责赔偿。这样，可以督促工厂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 其次，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生产单位的机器设备、技术条件、原料供应不一样，商品质量有高有低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日用消费品不同于生产资料的产品，质量不好的或质量较差的，只要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就有一定的消费对象。因此，对于使用同样原料，但质量有差别的商品，应该根据质量差别程度，按质论价。这样可以使消费者买到价钱公道的东西，也可以促使生产单位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 第三，加强商品验收工作，特别是加强采购供应站的商品验收工作，这对保证商品质量有极大作用。目前在商品验收工作方面缺乏专业领导和缺乏验收设备和经验的现象很严重。各级采购供应站应该迅速成立由经理直接领导的商品验收科，专门负责商品验收工作。商品验收人员对自己负责检验的商品必须具有足够的商品知识和检验技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可以聘请生产单位的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讲授。有些能够用仪器检验的商品，应该逐渐用仪器来代替手摸、眼看、鼻子嗅等不科学的验收方法。在验收时，应该根据合同规定严格验收，对不合格的坚决拒绝接收。

第2版()专栏： 迎接公私合营后的第一个春节 ——访北京市东单菜场 郝洁 临近春节的几天，北京市东单菜市场真是盛况空前。菜场的几个出入口整天人流不息，买货排队的行列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售货员兴冲冲地对我说：“今年春节的顾客比哪一年都多。”的确，今年春节东单菜市场的卖货数量和卖钱额都比去年春节增加了一倍多，每天都得卖一百五、六十头猪，每天没有1万多斤鲜鱼也打发不了买主。很多售货员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有的甚至累病了，可是他们却说：“只要顾客满意，我们再累心里也痛快。” 东单菜市场是在38年以前由五、六十个资金不多的小业主组成的。现在共有105户、210多名从业人员。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年代里，他们为了压倒同行，使自己站得住脚，各自都非常精心钻研自己所经营的业务。积累了几十年的经营经验，他们了解每种商品的特点，清楚每种商品的产运销规律。在经营管理和服务态度方面，他们更具有尽量迎合顾客买货心理、满足不同顾客不同需要的经商艺术。 在一般情况下，不管什么货，他们都欢迎顾客任意挑选；如果你要买鸡买鱼，自己不会收拾，他们会完全遵照你的意愿替你收拾得干干净净；如果机关、团体需要什么货，只要打个电话，他们就会及时把货送上门，饭馆、机关食堂经常需要上百斤的又是分量大小都相同的鸡或鱼，他们也保证给挑得均匀；黄花鱼等季节性食品大量上市的时候，家庭主妇们总喜欢买上二、三十斤腌起来，如果不限定时间，他们也肯给送到家里。十几斤重的大鱼，他们会把它切成三段，分等定价，顾客爱吃头就买头，爱吃尾就买尾，顾客满意，货又销的快；同样，他们也会把一只整火腿按照中段、爪尖等部位分成五个部段，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用合理的价钱选购一只火腿的任何一部分。回民、汉民等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在这里也为他们准备了不同的食品。东单菜市场一向特别注意进货的季节性。每当黄瓜、扁豆、西红柿、茄子等菜蔬上市的时候，他们总是最快最早地买到手。 今年1月17日，东单菜市场被批准筹备公私合营，当时职工思想上对清产核资以后的股息问题不摸底；担心自己将来的工作安排；也不知道合营后应该怎样工作。东单区人民委员会商业科就在1月19日召开了东单菜市场的业主扩大会议，会上宣布：清资核产工作中一些繁难问题，暂时放下留待以后解决，原有会计、分红、奖励、工资福利等经营管理制度也暂时不变，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组织货源，保持原有经营特点，保证满足春节供应。这样，就使所有业主和工人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向搞好当前的春节供应工作上去。 1月21日东单菜市场正式公私合营了。他们马上就着手编制春节的进货计划，正确估计到今年人民购买力提高的水平，把今年春季各种货物的进货计划都订得比去年春节增加20％，主要商品的进货量则增加了一倍以上。计划订出后，他们就分别到各专业公司去了解货源情况。结果发现活鸡缺乏货源。在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上，资方就提出他们过去有直线采购的关系，取得专业公司同意以后，就派人到通县、宝砥、高碑店、长辛店等产地去直接采购，解决了活鸡货源不足的问题。其他一些专业公司不掌握的特种产品（如土特产），他们也和原有的二批发商保持着旧有的供应关系，积极组织进货。原有供销赊欠关系也没有改变，所以当供销双方有一方资金周转不灵时，也丝毫没有影响进货和销货。他们还随时和派到各专业公司去的采购员保持密切联系，售货员随时把市场的销货情况告诉给采购员，采购员也随时把供货单位的货源情况告诉给售货员。因此，在公私合营后的第一个繁忙的春节里，除了桂鱼等极少数鱼类因产地下大雪，暂时采购不上来，和个别细菜蔬因郊区产量不足而脱销外，绝大部分产品都没有发生脱销的现象。他们还根据顾客的要求增加了不少新品种。顾客说：“到东单菜市场转上一圈，年货就办齐了。” 公私合营以后，在经营管理制度方面，凡是便利顾客购买、对搞好当前经营有利的、又是现在就能够做到的，他们也积极地进行了一些改革。过去，他们个人有自家的固定地盘，到了冬天，有的不怕冻的鸡呀鱼呀在里边，怕冻的青菜、豆制品反而摆在出入口吹风的地方；豆芽冻上了冰渣，好好的山东大白菜被冻得变成了半透明的颜色。现在，他们成了一家人，根据整体利益在这方面做了统一的调整，把怕冻的蔬菜、豆制食品等集中在距离门口较远的特备的房子里，保证了菜的质量。过去，经营土产食品的是一家一个小间门面，像鸽子房一样窄小而零乱。现在，隔墙都打开了，商品也按品种分门别类地集中陈列起来。这样，就大大便于顾客在同类产品中的多样品种中进行选择。 公私合营后，由于领导上的不断教育，售货员们一般都比过去加强了责任心和群众观点。过去，他们之中有的为了自己多赚一点钱，过秤偏低，把已经发现快要变质的食物胡弄着卖给顾客，这些现象都是有的。现在他们每一个大组和小组都有层层负责制，做到保质保量。过去常常当春节正繁忙的时候，有些业主就收拾摊子回家去了。现在，他们不但延长了工作时间，还耐心地向顾客介绍新商品的特点和烹调方法。春节中销售量最大的是猪肉，几乎每天都要卖上一百五、六十头猪，比平时增加了十倍，卖肉剔骨头的劳动量非常大，卖肉工人手捥子累得酸痛，顾客还抱怨等的时间太长。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就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当时会上有人提出：咱们干脆发牌吧！照牌卖，省得咱们累个死，顾客还得排队等。可是公股代表考虑到用发牌的办法，势必使一部分顾客买不到肉。于是，另外想了个办法，请求公司拨给临时工人专门帮助剔骨头，原来卖肉的工人光卖肉。这样一来，工作效率提高了，也保证了在营业时间内到东单菜市场买肉的顾客都能买到足够的肉。 但是，公私合营以后，因为所有主要商品的销货数量都增加了一倍以上，盛货的筐子和包装货物的麻袋总清理不完，因此，他们正计划修建一个仓库，堆放这些东西。他们还考虑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这样快，进货数量、品种愈来愈多，为了保证货物质量，应该修个冷藏室。为了人民健康，售货员应该穿上工作服，场内也应该增添防尘设备。他们计划春节过后，进一步调整卖货场地和劳动组织，年青力壮的应付门市，年纪大的看仓库或做商品整理工作。这些都是简而易行的，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可以想见，到那时，东单菜市场将比现在要整齐、清洁得多，品种要比现在更多，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也要比现在更好。

第2版()专栏： 宝成铁路北段秦岭上开始铺轨 2月8日下午，宝成路北段从清姜河向南开始了铺轨工作。铁路以千分之三十的坡度爬上险峻的秦岭，在这里，铁路形成“双马蹄”形、“电灯泡”形和“8字”形，然后穿过2，300多公尺长的秦岭隧道，通向正南，和南段接轨。 在今年1月份，战斗在秦岭的工人们和技术人员们，就提出在“五一”节让火车通过秦岭，完成宝成铁路北段的通车任务。他们冒着严寒，积极地进行铺轨准备工作。铁道部第六工程局机械科工程师黄栗庵根据秦岭山区工程的特点，创造了一架简易铺轨机，比用人工铺轨，提高工作效率一倍多。　　　（本报驻西安记者）

第2版()专栏： 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6.2． 1．为什么要拟订汉语拼音方案 拟订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 这个汉语拼音方案有哪些用处呢？ （1）可以用来给汉字注音，在字典上用，在教科书上用，在通俗读物上用，在需要注音的生僻字上用，在路牌上用，等等。汉字本身不能正确地表示读音，注上拼音字母，就可以把汉字的标准读音正确地表示出来。应用这套拼音字母教学汉字，教师容易教，学生容易学。识字不多的人可以依靠拼音字母来认字，还可以阅读用注音汉字印的或者汉字和拼音字母对照的书报。 （2）可以用来作为普通话的教学工具。单凭耳朵和嘴巴学习普通话，听过、说过容易忘记；有了拼音字母，就可以通过普通话的拼音读物来学习普通话；还可以根据记音的是否正确，来检查发音的是否正确。 （3）可以用来作为科学上和技术上的符号。这一套现代化的拼音字母，可以用来写科学符号和专门名词的译音。特别是打电报、打旗语、打信号、编索引、排顺序等等，用起来很方便。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这样一套科学和技术的符号是必不可少的。 （4）可以用来试验汉语拼音文字，使拼音字母拼写的普通话逐步发展成为完善的拼音文字。汉字的伟大功绩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但是汉字将来要改为拼音文字，那也是大势所趋。汉字改为拼音文字也有一些困难，因此需要一个准备阶段。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究竟有哪些困难，这些困难怎样克服等等问题，都需要在这个准备阶段里，经过详细的研究和试验，找出完满的答案。这就首先需要有一个拼音方案作为进行研究和试验的工具。 （5）可以用来作为各少数民族制定拼音文字的字母基础。我国少数民族中有好些民族还没有文字，正在准备制定拼音文字。有些已有文字的民族，也准备改进他们的文字。有了这个拼音方案，各民族就可以用它作为拼音文字的字母表的共同基础，便利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此外，各少数民族和在我国的外国留学生还可以用这个拼音方案来学汉语。 2．汉语拼音方案是根据什么原则拟订的 汉语拼音方案主要是根据以下三个基本原则拟订的： 一、语音标准。为了统一汉语的语音，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在字典上、教科书上和其他读物上注的拼音字母，都用这种语音作标准。这个方案只要稍加补充和变通，也可以拼写汉语的各种方言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 二、音节结构。采用“音素化”的音节结构。所谓“音素”，就是语音的单位。每一个汉字相当于汉语里的一个音节。例如“乖”（guai）就是一个音节。这个音节分析起来是由g、u、a、i（ㄍ〔哥〕、ㄨ〔乌〕、ㄚ〔啊〕、l〔衣〕）四个音素组成的。汉语的一个音节最少包含一个音素，一般地有两三个音素，最多有四个。在这个方案里，有几个音素就写几个字母；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一般不采取两个或三个音素合并起来用一个字母代表的办法。这样不但合乎科学原理，而且在实用上有两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减少了字母的数目，并且在拼法上便于变化。例如u、a、i三个字母，既可以拼成“歪”（uai），又可以拼成“腰”（iau），还可以拼成u－ai，ua－i，u－ia，ui－a，a－ui，aiu，au－i，a－iu，ia－u，i－au，i－ua等等的音。而注音字母拼这些音就要用ㄨ（乌）、ㄞ（哀）、ㄧ（衣）、ㄠ（熬）、ㄚ（啊）、ㄡ（殴）、ㄟ（欸）七个字母。 三、字母形式。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加以必要的补充。首先用拉丁字母拟订一个有系统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尽量用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遇到一个音素需要用两个拉丁字母来表示的地方，或者某音素不能十分适当地用现成的拉丁字母来表示的地方，就补充新字母。在这种地方，仍旧规定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作为“代用式”，以便在国外译写，并在现有的各种机械设备上应用。 我们补充的新字母共有五个。注音字母的ㄓ（知）、ㄔ（痴）、ㄕ（诗）、兀（上海音“额”）四个音，按西欧习惯写成zh、ch、sh、ng，但是这样写起来比较累赘（例如“双”要拼成shuang），现在改用?、?、?、?。这四个字母都是根据原来拉丁字母加以适当改变的，后两个还是国际音标里现成的符号。注音字母里的ㄐ（基），过去习惯用g或i来表示，但是这两个字母已经在方案中规定作别的读音，所以改用俄文字母ч（和注音字母ㄐ的字形也相像）。这五个字母仍旧用zh、ch、sh、ng、g作为代用式。 字母的运用和安排，尽量做到满足下面几点要求： （1）适应现代各国运用拉丁字母和我国过去运用拉丁字母的一般习惯。拉丁字母在现代各国文字里面应用，虽然各有各的变通用法，可是大体上有比较通行的标准。为了适应汉语语音的特点，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内改变某些字母的读法。可是为了便于吸收国际通用的科学术语和便利国际文化交流，应该尽可能符合或者接近一般的国际习惯。同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在中国也有相当长久的传统。在各种拼写普通话的方案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国语罗马字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国语罗马字在好几种字典里采用过，这些字典今天还有人使用。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传播很广，现在东北铁路电报还在应用。这两个方案虽然各有短长，但是也有不少共同的优点可以作为新订方案的基础。我们尽量接受了这种传统。 （2）一个音素只用一个字母，使拼法简单、明确，便于教学。为了便于书写，并且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在字母上加声调符号，新字母的上面一概避免附加符号。 （3）节约字母总数。字母总数应当在合理条件下适当地减少，特别是新字母不可随意增加，这样才能便于在印刷、打字、电报和其他机械和技术上应用。字母过多会产生一定的困难，至少要减低工作效率。现在的方案比通用的二十六个拉丁字母增加了五个新字母，减少了一个Ⅴ（Ⅴ作为科学符号和在别的一些地方还要用），共为三十个，比注音字母总数少七个。 （4）适当地注意系统化。为了表达汉语的语音特点，为了便利教学和一般应用，拼音方案应该尽可能地做到系统化。例如：ㄗ（资）、ㄘ（雌）、ㄙ（思）用Z、C、S表示，ㄓ（知）、ㄔ（痴）、ㄕ（诗）用?、?、?表示，系统地表明了现代汉语中这两组音的对比。这对方言区和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有很大方便。 以上这些原则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之间还有些矛盾。这些原则应该全面地加以考虑，才能够设计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 3．为什么要采用拉丁字母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形式的字母的问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长时间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各地热心文字改革的同志们也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在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时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拼音方案委员会提出了6种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其中4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经过详细考虑，决定采用拉丁字母。 为什么在长期考虑之后，终于这样决定呢？这是因为从各个角度来看，采用拉丁字母比较有利。 拉丁字母是现在世界上最通用的字母。它原来是古拉丁文的字母。源出于希腊，形成于罗马，所以也叫罗马字母。 拉丁字母在中国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传统。350年前，拉丁字母就开始被用来作为汉字注音的符号。100年前，就被用来拼写各地方言。50年前，中国的学者们开始提倡采用世界通用的拉丁字母来制定中国的拼音文字。在许多种普通话和方言的方案以外，1926年产生了国语罗马字方案，1931年又产生了北方话拉丁化方案。拉丁字母在中国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使我们今天采用它有因利乘便的好处。 拉丁字母是现代科学里所不能不用的。代数学和几何学都要用到abc和xyz等等字母；化学、物理和其他科学里也同样要用到这些字母。国际通用的科学术语，例如生物的学名等等，一般是用拉丁字母书写的。在不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的国家，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也得学习拉丁字母。 拉丁字母笔画简单，构形清楚，在阅读和书写上都方便。而且，许多民族长期使用拉丁字母，创造了不少灵活应用的方法，使这套字母有很大的适应性。经过适当的变通和补充以后，可以使它完全适应汉语的要求，完全正确地拼写我们的语音，对于我们的语言的纯洁和健康不会有丝毫的损害。它可以表达我们汉语语音的特点，不仅声、韵、调可以正确地表示，而且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区分同音词的词形。 拉丁字母，尽管从它的来源说是外来的，但是它能完全听从我们的调度，忠实地为我们服务。在我们的方案草案中，经过修正和补充，拉丁字母的读法和用法已经完全是汉语的读法和用法。它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汉语的字母，而不再是古拉丁文的字母，更不是英文、法文的字母。正确地说，它只能叫做汉语拼音字母，正如英文、法文、波兰文、捷克文的字母只能叫做英文字母、法文字母、波兰文字母、捷克文字母一样。用这套字母拼成的文字，写成的文章，也就是拼音的汉字和汉文。 跟拉丁字母同样在国际间通用的还有斯拉夫字母。这两种字母都是从希腊字母演变而成，都可以作为拼写汉语的工具。我们采用拉丁字母而没有采用斯拉夫字母，那只是因为拉丁字母在我国有比较长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它的读音比较容易变通。苏联的学生也都学习拉丁字母，所以我们采用了拉丁字母，对于中苏两国间文化交流上并不发生困难。在另一方面，我们采用拉丁字母，对于我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却增加了很大的便利。 可能有人认为采用外来字母不合乎我国人民的爱国感情。这是误解。 采用一种有利于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字母，是完全符合于爱国主义的原则的。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同志是我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们都是汉字拉丁化的最热烈的倡导者，瞿秋白同志还是北方话拉丁化方案的最初的起草人。他们的参与汉字改革和拉丁化运动，正是热爱祖国、关怀民族利益的具体表现。 字母跟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相类似，是没有阶级性的。谁利用它，它就为谁服务。现在世界各国所用的字母几乎都是外来的，不过在接受外来字母以后，各国都按照自己的需要作了加工罢了。例如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字母都借用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都源出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来自腓尼基，腓尼基字母是在古埃及文字的影响下形成的，而埃及后来又采用源出腓尼基字母的阿拉伯字母。可是这并没有使有关各国的人民感觉到对于民族自尊心有什么妨碍。阿拉伯数字、加减乘除比例百分等符号、各种科学符号以至公历纪年和公制度量衡等等，都是全世界公用的，也都没有妨碍各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所以对于采用外来字母的顾虑是不必要的。 4．为什么不用注音字母或者另外创造一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 注音字母是1913年拟定，1918年公布的。近40年来，注音字母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有过不小的贡献。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注音字母是给汉字注音的，在字典上或者语文课本上用来给汉字注音是适用的。可是，如果作为将来的汉语拼音文字的字母，那就不合适了。 注音字母每个字母都像一个独立的汉字，因为这些符号本来是从古汉字来的。用来拼音，每个字母的这种独立性是个大缺点。尽管把几个字母拼到一块，在我们的视觉上它们仍然是分散的，不容易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感觉，不容易造成一个整体的词的印象。这个缺点，给个别汉字注音的时候还不显著，离开汉字拼写一句话或者整段文章的时候就很突出了。 注音字母不便于草写和连写。一部分字母，例如：ㄑ（欺）和ㄥ（鞥）、ㄋ（讷）和ㄎ（科）、ㄊ（特）和ㄘ（雌）等，正体还可以辨别，草写的时候就容易混淆。注音字母的笔画曲折，不容易连写；勉强连写起来，就成为相当繁复的字形，阅读费力，容易弄错。 注音字母的数目有37个之多。因为一部分字母代表着两个音素（例如ㄢ（安）＝an），不便于变化，所以字母虽多，却很不灵活。用它来拼写方言、少数民族的语言以及外来的人名、地名和科学名词，即使再增加一些符号，仍旧很不方便。 我们希望有一套拼音字母，现在用来作为汉字注音和普通话拼音的工具，同时要能够适应科学和技术上的要求，将来还要能够逐步发展成为汉语的拼音文字。这样的希望，很难靠注音字母来实现。正因为如此，用拉丁字母来代替注音字母的企图，很早就有了。只要看注音字母拟订以后不久，又产生了国语罗马字，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不另外创造一套比注音字母更好的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呢？ 创造一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并不难，可是要造得好，使大家满意，那就很难。 新字母的图形，可能性可以无穷。哪一个图形好，哪一个不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一套新创的字母，要得到相当多数人的同意就不容易，要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同意，更加困难。字母是有习惯性的符号，没有历史基础的字母很难得到群众的拥护。 汉字笔画式的字母，不容易适应现代文字的既能简明易认，又能一笔连写的要求。汉字草书能一笔连写，但是并不简明易认，因为草书并不是简单笔画的连写，而是整个汉字的连写。在打字、打电报、排印等等技术的利用上，现代文字还要求能把字母排成一列式的行列。勉强用汉字笔画式的字母这样排列连写，字体又失去了汉字笔画的风格，因此也就不能符合创造汉字笔画式字母的原意了。 过去60年来有很多人创造过汉字笔画式的字母。注音字母是其中比较成熟的例子之一。解放以来，各地热心文字改革的同志们创造了好多套脱胎于汉字笔画的字母。从1952年到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集中群众的创造，拟订了几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所有这些，从整个来看，都还不如国际通用的字母比较使人满意。经过五、六年的尝试和摸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得到领导上的同意，放弃了创造汉字笔画式字母的企图。当然，这一时期的尝试和摸索也不是白费的，因为如果不走过这一段路程，那末我们也许依然徘徊在十字路口，也就无从提出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来。 5．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拟订过程是怎样的 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就着手进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以后，设立了拼音方案组，把拼音方案的研究作为主要工作之一。从1952年到1954年，主要地进行了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2月在会内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对于拼音方案进行了更全面的有系统的研究。 1955年10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拼音方案委员会提出四种汉字笔画式的方案草案，一种斯拉夫字母式的方案草案，一种拉丁字母式的方案草案，分发给到会代表，征求意见，请求批评。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群众的意见，并得到领导上的同意，原则上决定采用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草案。1956年1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了拼音方案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在再作一次修正以后，全体一致通过。这就是现在发表出来提请各方讨论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从1950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时期起，到1955年8月31日为止，各地有633位热心文字改革的同志寄来了655个汉语拼音方案。这些方案来自全国各个省区，包括边远的省份和兄弟民族自治区；还有几个方案是从海外寄来的。拟订方案的同志包括各种不同的社会成分，有各级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有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的指战员，有工厂、矿场、商店和机关的工作人员，有华侨。方案的内容也是各色各样的：有汉字笔画式的，有斯拉夫字母式的，有拉丁字母式的，还有其他特殊形式的。 这些拼音方案，分开来作为各个独立的方案来看，不免是有缺点的，或者不够全面的；但是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就是一份很宝贵的参考资料。汉语拼音化的各种可能性几乎都尝试过了。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了这些材料，并且根据它们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可以说，这655个方案的633位创制人，是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及其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一起进行了工作的。他们虽然不是直接地、但是间接地参加了现在提出的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拟订工作。 拟订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纵的方面，参考了300多年来的几十种主要的方案；横的方面，参考了解放以来全国各地同志们寄来的600多种草案；此外还参考了越南、朝鲜、日本等曾经用过汉字的国家对于文字改革的研究和经验。所以这次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实在是广大群众的集体创作，也是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 自然，这个草案一定还有不少缺点，我们把它发表出来，就是要征求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好作为进一步修改的依据，因为我们深信，只有经过大家的讨论和批评，才能使它更加完善。 6．拟订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不同意见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及其拼音方案委员会，在长期讨论拼音方案的过程中，从原则问题到具体问题都有过许多不同意见，展开过热烈的辩论。可是每一个问题经过研究和辩论以后，最后都得到一致同意的解决。 这里限于篇幅，只能把曾经经过辩论的几个重要的问题简单地报告一下： 一、关于语音标准问题。有人主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如实描写，北京人怎样说，就怎样拼写。有人主张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系统地区分“尖团音”（例如“新”写sin，“欣”写xin，不都写xin）。后来大家一致同意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不有系统地区分尖团音。 二、关于音节结构问题。有人主张采用双拼式，就是一个音节至多只用两个字母拼写，有人主张三拼式，有人主张“音素化”的拼写方式。后来一致同意采用“音素化”的拼写方式。 三、关于声调问题。有人主张声调要全部标出，有人主张只在同音异调的词上标出。后来大家同意在正音教学的读物（例如字典、辞典等等）上声调全部标出，但是音译外来语和表声词等不标；其他书刊上可以不标声调的地方就不标。详细的办法以后再进一步规定。 四、ㄓ（知）ㄔ（痴）ㄕ（诗）的写法问题。最初多数主张用zh、ch、sh，也曾有人提出用三个俄文字母，或者用其他的拉丁字母，同时也有人主张造三个新字母。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夜，大家同意用zh、ch、sh作为正式写法，用加“腰带”的Z、C、S（即在Z、C、S三个字母中间加一短横）作为代用式。到1955年年底，经过讨论，改为用?、?、?作为正式字母，用zh、ch、sh作为代用式。 五、“知痴诗日资雌思”等七个音节要不要写出母音的问题。多数主张写出这个母音，但是也有人不赞成写出。后来一致同意写出这个母音，但是不用独立的字母，只借用i的变体即小型的大写来表示。这个母音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必须有个字母来表示；但是这个母音难于独立发音，为了教学上的方便，不作为独立的字母列入字母表。 六、ㄐ（基）ㄑ（欺）ㄒ（希）的写法问题。有人主张用ㄍ（哥）ㄎ（科）ㄏ（喝）兼表ㄐㄑㄒ（gi、ki、hi），有人主张用ㄓ（知）ㄔ（痴）ㄕ（诗）兼表ㄐㄑㄒ（?i、?i、?i），还有人主张用独立的三个字母来表示。最后决定用一个新字母ч（俄文字母）表示ㄐ，用q、x表示ㄑ、ㄒ。 七、i（移）w（吴）要不要的问题。有人主张不要i和w，不论在音节开头和中间都用i（衣）和u（乌）。有人主张要有i、w和i、u的分别。后来一致同意要有i和w，因为如果不用i和w，就会有很多词的音节分隔不清，例如“主义”（?uii）和“赘”（?ui），“礼物”（liwu）和“溜”（liu），就会混淆了。如果都用隔音符号来分隔，符号用得太多，书写不便，也很难看。 此外，还有很多次要的不同意见，经过讨论都作出了一致的决定，这里就略而不谈了。

第2版()专栏： 2月10日上午，北京市郊石景山区中共区委书记李瑜铭（中）第一次坐在调度电话总机旁主持生产会议，向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出指示，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和意见。利用调度电话召开生产会议，非常方便，一小时可以解决过去一天或两天才能解决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牛畏予摄

第3版()专栏：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6.2．第　一　条　汉语拼音方案用下面的字母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子音（辅音）字母24个： b　　　p　　m　　　f　　d　　　t　　n　　　l 勹　　攵　　冂　　ㄈ　　ㄉ　　ㄊ　　ㄋ　　? 玻　　坡　　摸　　佛　　德　　特　　讷　　肋 g　　　k　　? h　 　ч　　q　 x ㄍ　　ㄎ　　兀　 　ㄏ　　ㄐ　　ㄑ　　ㄒ 哥　 科（上海音“额”）喝　 基 　欺 　希 ?　 ?　 ? 　r z 　c　 s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知　　痴　　诗　　日　　资　　雌　　思 j　　W ㄧ 　ㄨ 移　 吴 （汉字没有单表子音的字。对照的汉字只取它的子音，不取 它的母音，而且要照北京语音来读。例如“玻”的发音是bo，这 里只取其中的b。） 〔2〕母音（元音）字母6个： a　o　e　i　u　y 丫　ㄛ　ㄜ　ㄧ　ㄨ　ㄩ 啊　喔　额　衣　乌　迂 子音和母音拼音举例： 爸　爸　妈　妈　哥　哥　弟　弟 baba　mama　gege　didi ㄅㄚㄅㄚ　ㄇㄚㄇㄚ　ㄍㄜㄍㄜ　ㄉㄧㄉㄧ 第　二　条　母音后面可以接上母音或者子音，拼成下面的各种音。 〔1〕a：　ai　au　an　a? ㄞ　ㄠ　ㄢ　ㄤ 哀　熬　安　肮 o：　ou 又 欧 e：　ei　en　e? ㄟ　ㄣ　ㄥ 欸　恩　鞥 （“杯”的韵母）　　　　（“灯”的韵母） 〔2〕i：　ia　ie　iau　iu　ian　in　ia?　i? ㄧㄚ　ㄧㄝ　ㄧㄠ　ㄧㄡ　ㄧㄢ　ㄧㄣ　ㄧㄤ　ㄧㄥ 呀　噎　腰　忧　烟　因　央　英 〔3〕u：ua　uo　uai　ui　uan　un　ua?　u? ㄨㄚ　ㄨㄜ　ㄨㄞ　ㄨㄟ　ㄨㄢ　ㄨㄣ　ㄨㄤ　ㄨㄥ 蛙　窝　歪　威　弯　温　汪　嗡 〔4〕y：　ye　yao　yn　y? ㄩㄝ　ㄩㄢ　ㄩㄣ　ㄩㄥ 约　冤　晕　庸 这些音的前面可以再加子音，拼成音节（一个音节相当于汉字的一个字）。例如： kai开　pou剖　?e?生　чie解　hui会　xye学 kaihui开会　чiepou解剖　xye?e?学生 这些音的前面也可以不加子音，自成音节。例如： ai爱　en恩　ou藕　yan远 airen爱人　enhui恩惠　oufen藕粉　y?yan永远 上面〔2〕〔3〕两类音（i和u开头的音），如果前面没有子音而自成音节的时候，应该写做： ji　ja　je　jau　ju　jan　jin　ja?　ji? ㄧ　ㄧㄚ　ㄧㄝ　ㄧㄠ　ㄧㄡ　ㄧㄢ　ㄧㄣ　ㄧㄤ　ㄧㄥ wu　wa　wo　wai　wei　wan　wen　wa?　we? ㄨ　ㄨㄚ　ㄨㄜ　ㄨㄞ　ㄨㄟ　ㄨㄢ　ㄨㄣ　ㄨㄤ　ㄨㄥ 例如：　jiwu义务　jewan夜晚　wenji文艺第　三　条　ㄦ（儿）写作er，在音节末尾写作r。例如： ertu?儿童　erduo耳朵　huar花儿 第　四　条　“知、痴、诗、日、资、雌、思”等七个音节写作?I，?I，?I， rI，zI，cI，sI。（I是小型的大写i。）例如： ?I?I知识　　zIsI自私 在轻音的音节里，这个I一概省去。例如： wenzl文字（“字”重音）　wenz蚊子（“子”轻音） 第　五　条　印刷、打字、打电报的时候，如果设备上没有ч、?、?、?、?、I这几个字母，可以用g、zh、ch、sh、g、i代替。 第　六　条　需要标明声调的时候，用下面的声调符号来表示：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轻声 —　　／　　?　　＼　　· mā　　má　　mǎ　　mà　　hǎu m? 妈　 麻　 马　 骂　 好 　吗 印刷、打字的时候，如果在母音上标调不方便，可以把符号加在音节末尾右上角。在全部标调的书刊上，阴平符号可以省去。第　七　条　两个音节之间可能发生混淆的地方，用隔音符号（＇）分开。 例如：　pi＇au皮袄　piau漂（没有隔音符号）

第3版()专栏：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并且是世界上最发展的语言之一。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也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目前，汉语正在为我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学好汉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的发展现在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地步。许多严重分歧的方言妨碍了不同地区的人们的交谈，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许多不便。语言中的某些不统一和不合乎语法的现象不但存在在口头上，也存在在书面上。在书面语言中，甚至在出版物中，词汇上和语法上的混乱还相当严重。为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进一步发展的利益，必须有效地消除这些现象。 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为此，国务院指示如下： （一）从1956年秋季起，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全国小学和中等学校的语文课内一律开始教学普通话。到1960年，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都应该基本上会说普通话，小学和师范学校的各科教师都应该用普通话教学，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也都应该基本上用普通话教学。各高等学校的语文教学中也应该增加普通话的内容。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就要毕业的学生和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助教，如果还不会说普通话，应该进行短期的补习，以便于工作。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应该分别定出大力加强各级学校汉语教学、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专门计划，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文化教育中的语文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各级学校的语文课，都应该用普通话教学。战士入伍一年之内，各级军事学校学员入学一年之内，都应该学会使用普通话。各机关业余学校中的语文教学，也都应该以普通话为标准。 （三）青年团的各地支部和工会的各地组织，都应该采用适当的和有效的方式，在青年中和工人中大力推广普通话。青年团员在学习和推广普通话方面应该起带头作用。工厂（首先是大工厂）中的文化补习学校、文化补习班和农村中的常年民校的高级班，都应该尽可能地、逐步地推广普通话的教学。 （四）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应该同各地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合作，举办普通话讲座。各个方言区域的广播站，在它们的日常播音节目中，必须适当地包括用普通话播音的节目，以便帮助当地的听众逐步地听懂普通话和学习说普通话。全国播音人员、全国电影演员、职业性的话剧演员和声乐（歌唱）演员，都必须受普通话的训练。在京戏和其他戏曲演员中，也应该逐步地推广普通话。 （五）全国各报社、通讯社、杂志社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应该学习普通话和语法修辞常识，加强对稿件的文字编辑工作。文化部应该监督中央一级的和地方各级的出版机关指定专人负责，建立制度，训练干部，定出计划，分别在两年到五年内基本上消灭出版物上用词和造句方面的不应有的混乱现象。 （六）全国铁路、交通、邮电事业中的服务人员，大城市和工矿区的商业企业中的服务人员，大城市和工矿区的卫生事业中的工作人员，大城市和工矿区的警察，司法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报社和通讯社的记者，文化馆站的工作人员，县级以上的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学习普通话。上述各有关机关应该分别情况，定出关于所属工作人员学习普通话的具体计划，并负责加以执行，使它们所属的一切经常接近各方面群众的工作人员在一定时期内都学会普通话。 （七）一切对外交际的翻译人员，除了特殊的需要以外，应该一律用普通话进行翻译。 （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应该在1956年上半年完成汉语拼音方案，以便于普通话的教学和汉字的注音。 （九）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并且会同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组织各地师范学院和大学语文系的力量，在1956年和1957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的初步调查工作。各省教育厅应该在1956年内，根据各省方言的特点，编出指导本省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教育部和广播事业局应该大量灌制教学普通话的留音片。文化部该在1956年内摄制宣传普通话和教学普通话的电影片。 （十）为了培养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干部，教育部应该经常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训练各地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各机关、团体、部队也应该派适当的干部参加受训。同样，各省、市和县的教育行政机关也应该普遍地举办普通话语音短期训练班，训练各地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当地机关、团体、部队也应该派适当的干部参加学习。 （十一）国务院设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它的日常工作，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高等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分工进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整个工作的计划、指导和检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负责全国各级学校和业余学校的普通话教学的领导，普通话师资的训练和普通话教材的供应；文化部负责出版物上的语言规范化工作，有关普通话书刊的出版和留音片、电影片的生产；语言研究所负责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的规范的研究和宣传。各省、市人民委员会都应该设立同样的委员会，并以各省、市的教育厅、局为日常工作机关。 （十二）各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在各地区的汉族人民中大力推广普通话。各少数民族学校中的汉语教学，应该以汉语普通话为标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台的汉语广播应该尽量使用普通话。各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在各自治区的说汉语的人民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 1956年2月6日

第3版()专栏： 达赖喇嘛邀请西藏工委和军区负责干部观看跳神 10日拉萨布达拉宫的屋顶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跳神会（藏语称古多），这是按照传统风俗为迎接藏历新年举行的。清早，西藏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和拉萨人民便成群结队地到布达拉宫看跳神。 达赖喇嘛特地邀请了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负责干部观看跳神。中共西藏工委代理书记张国华和西藏军区谭冠三中将、金绍山少将，和达赖喇嘛一起观看了跳神。 在跳神以前，他们向达赖喇嘛赠送哈达，祝贺藏历新年。在9日下午，达赖喇嘛还派了他的代表仲尼清波帕拉·土登乌登，向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负责干部赠送哈达和礼物，祝贺新年。　　　　（新华社）

第3版()专栏： 西藏地区参观团返京 西藏地区参观团在2月10日返回北京。到车站欢迎的有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办公厅主任甘春雷、副主任朋斯克，和西藏达赖驻京办事处、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中国佛教协会的负责人等，共80多人。 参观团自1955年10月由北京出发，曾先后在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各地参观了工厂、矿山和农村，访问了塔尔寺等著名寺院，到处受到当地各级人民委员会和各族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　　　（新华社）

第4版()专栏： 苏联部长会议 发布关于增加乳制品生产的决议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0日讯：苏联部长会议发布了关于增加全乳制品生产和改善对城市和工业中心的牛奶供应的决议。 决议责成有关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大大增加全乳制品的生产，并且改善对城市和工业中心居民的牛奶供应。在1956年到1957年，全国城市对牛奶和全乳制品的消费量至少应当比1955年增加一倍。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苏联肉乳制品工业部在1956年必须追加生产全乳制品的任务。 决议还规定了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广泛开展乳制品的贸易的措施。

第4版()专栏： 莫洛托夫支持法国教员联合会要求普遍裁军的呼吁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0日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2月8日写回信给法国国民教育联合会总书记拉维尔涅，答复这个拥有22万小学和中学教员会员的联合会就普遍裁军和把核子能纯粹用于和平目的问题向大国和联合国发出的呼吁书。 呼吁书里要求大国和联合国开始无条件地遵循一项保障和平的有效的裁军政策，呼吁一切国家的劳动人民促使他们各自的政府采取普遍的、同时的和有监督的裁军，并且把核子能纯粹用于和平目的。 莫洛托夫给拉维尔涅的信中说，“我同全体苏联人民一起，完全具有你的同事们在呼吁书中表示的同样的意见。你们的倡议无疑地将会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烈支持。祝你成功。”

第4版()专栏： 苏联将帮助埃及建立核子物理实验所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0日讯：苏联和埃及共和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已经在最近结束，两国代表团商谈了苏联提供科学和技术援助以便帮助埃及在开罗建立一所核子物理实验所，以及帮助它和平利用原子能等问题。 根据协议，苏联将派专家到埃及充当埃及进行上述实验所的设计和建设工作的顾问，向埃及供应这个实验所所需的装备和仪器，并且将接待埃及的科学家和专家到苏联相应的科学研究机构进修。此外，苏联还将向埃及供应地质勘查用的装备和仪器。

第4版()专栏： 日本报纸支持国会要求禁止试验核子武器的决议 据新华社10日讯　日本各大报在2月9日和10日先后发表社论，支持日本国会两院通过要求禁止试验原子弹和氢弹决议，并且一致认为这个决议完全反映日本国民的要求。 “朝日新闻”指出，这个决议比起1954年春天由于美国试验氢弹、杀害日本渔民以后，日本国会两院要求联合国从速采取步骤禁止原子武器的决议更具体、更进一步地提出了禁止试验一切核子武器的要求，并且特别要求美国和英国停止即将在太平洋进行的核子武器试验。 “每日新闻”认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储存、使用和制造也必须加以禁止。这两家报纸一致要求国会，不要仅仅通过决议就了事，还应该为贯彻这一决议的目的而继续努力。这两家报纸指责日本政府对于这个问题采取非常消极和敷衍了事的态度。

第4版()专栏： 日本将展开反对军事基地和反对修改宪法签名运动 新华社11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2月10日在东京举行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式决定了1956年的运动计划。这个计划规定要从2月到6月，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对军事基地的签名运动。同时，联合会将建立以都、道、府、县和郡、市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联合会在6月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选举的时候，将推荐拥护宪法的候选人；并且将在8月举行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对修改宪法的签名运动。会议通过了一项反对日本政府设立“宪法调查会”和实施小选举区制度的决议。

第4版()专栏： 刘永铭离开广州去上海 新华社广州11日电　中国前留美学生刘永铭今天下午离开广州去上海。和他同行的有他的妻子桂琼华和女儿美美、弟弟刘永錩。他将经过上海去北京，到北京之后，他将去疗养院疗养。 刘永铭曾在美国的一所神经病院里被禁锢了6年之久。7日下午，他才从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在8日为刘永铭进行体格检查的4位医师之一、华南医学院第二医院副院长、精神病专家黄兆开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诊断的结果证明：刘永铭在美国被拘禁6年之后，在精神上是不健全的。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营养不良，并且病情仍然严重。但是，只要有适当的治疗和护理，他的健康就会逐渐恢复起来。”这位医师说，他已经根据现有的材料对刘永铭的病情的发展经过和根由作了尽可能详尽的研究。他说：“毫无疑问，如果1951年美国精神病院方面认为刘永铭的健康状况已经容许他回国的时候就把他送回来，那末对他的健康是会大有补益的。因为他已经治疗到一定程度，在这之后就应该回家，在家人的照料下过正常的生活。”黄兆开医师说：“非常不幸的是，美国当局当时不准许刘永铭离开美国，并且把他禁锢在精神病院里，使他度过了5年的痛苦生活。这无疑使他的病越加严重了。”

第4版()专栏： 苏丹外长宣布实行中立政策 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开罗9日讯：据中东通讯社喀土穆消息，苏丹外交部长穆巴拉克·查鲁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苏丹主张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进行合作。他强调说，苏丹将实行中立政策。 他说，我们的对外政策只是以民族利益为指针。苏丹政府完全拥护万隆会议的决议，并且将巩固苏丹同亚非两洲各国的关系。 这位外交部长接着指出，苏丹需要外国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然而，它不能同意那些“限制它的主权和国家独立”的条件。

第4版()专栏： 苏日谈判继续举行 新华社11日讯　塔斯社伦敦11日讯：伦敦发表了苏日谈判联合公报，公报说： 苏联代表马立克和日本代表松本俊一在2月10日会议上继续逐条讨论了苏日和约草案。 下次会议将在2月14日举行。

第4版()专栏： 越南国民大会常委会发表声明 反对吴庭艳政权组织片面选举 新华社河内10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2月9日在孙德胜委员长主持下，召开了临时会议。 会议听取了有关吴庭艳政权在越南南方组织片面选举、成立单独的“国会”和建立集中营来迫害不赞成吴庭艳独裁政策的人们的报告，并且通过了一项关于反对吴庭艳政权在越南南方组织片面选举的声明。 声明中指出，吴庭艳集团在去年10月扮演了“公民投票”的丑剧以后，又定于今年3月4日在越南南方举行片面选举，这是对日内瓦协议的严重违反和破坏。这些行动是美国和吴庭艳企图长期分割越南、把南越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殖民地、重新挑起战争的阴谋的一部分，它们不仅破坏越南的和平和统一，而且还威胁着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 声明说，吴庭艳的这种行动已经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并且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反对。即使在越南南方，尽管吴庭艳当局明目张胆地进行恐怖行动，南方人民仍然在不断地进行斗争，不但各个教派和各个反对党反对吴庭艳，而且一些曾经支持吴庭艳的人士和组织，现在也反对吴庭艳。 面对着美国和吴庭艳挑起的严重局势，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和越南人民热烈欢迎并且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重新召开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建议，因为这是解决越南目前的严重局势同时也是符合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意愿的极为正确的建议。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要求法国、1954年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和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成员国采取积极的办法，正确地按照各国应尽的责任来保证日内瓦协议的履行，巩固印度支那、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 声明最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号召国内外同胞在越南祖国战线纲领的基础上广泛地紧密团结起来，为反对美国和吴庭艳的片面选举和它们的法西斯恐怖制度而努力斗争。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欢迎一切个人和组织采取有利于和平和统一、有利于反对美国和吴庭艳的民族大团结的行动。

第4版()专栏： 美国向日本倾销农产品 新华社11日讯　东京消息：日美两国关于购买美国剩余农产品的第二次协定已经在2月10日下午由日本外务相重光葵和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在东京正式签字。这项协定的内容在去年9月日本农林相河野一郎访问美国时就同美国确定了。 协定规定日本将购买6，580万美元的美国剩余农产品。据共同社说，日本没有得到自己希望购买的20万吨大豆，却要耗费近300万美元去买1，500吨烟叶，而在日本国内这种烟叶的存货差不多可以用3年。另外，日本根据这项协定购买的美国棉花也超过了它原来希望购买的数量一倍。 日本购买这些剩余农产品的价款中，25％由美国直接用于在日本建设军用设施和采购军火；其余75％作为日本的借款，每年要付出3％或者4％的利息。这些借款中有一部分要用于同发展军事工业有关的事业方面。日本经济评论家井汲卓一曾经指出：美国向日本倾销剩余农产品是“为了促进美国要求日本实行的重整军备”。

第4版()专栏： 梅农指责巴格达条约 新华社新德里10日电　在全印广播电台2月8日晚上广播的访问录音中，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新任命的印度内阁阁员克里希纳·梅农激烈地指责了巴格达条约。他说，巴格达条约是一种“不智之举”。他希望“即使在这么晚的时候，比较明智的意见也还能占优势”。 他还说，如果巴基斯坦不参加巴格达条约，并不会丝毫影响它的繁荣和独立。

第4版()专栏： 美国当局迫害美苏友协 据新华社10日讯　美国所谓“颠复活动”管制委员会已经把美苏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列到“颠复组织”名单上，并且引用“国内安全法”指令它到司法部去登记。 美苏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对新闻记者发表声明说，委员会将立即在联邦法院起诉，抗议这个把美苏友好协会置于警察监督之下的决定。

第4版()专栏： 美英法三国代表讨论中东问题 据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美、英、法三国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议2月8日开始在华盛顿举行。 这次会议是艾森豪威尔和艾登最近在华盛顿会谈时安排的。 当天会后发表的公报说，会议是讨论美、英、法三国根据这三个国家在1950年发表的干涉中东事务的宣言所承担的所谓“责任”。 从开罗来的消息说，埃及各报抗议西方国家这个对阿拉伯国家事务的新的干涉。“共和国报”的社论问道：“是谁授权给西方国家代表讨论中东问题的？不是阿拉伯各国人民。”

第5版()专栏：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李沛文的发言 在这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我听了周主席的政治报告，也听了李副主席、郭副主席、陈副主席、董副主席及陈伯达委员的报告，我对这些报告完全同意，并且也坚决在今后以行动来支持贯彻。 这次的全体会议之所以有特殊历史意义，因为它正赶上迎接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适逢党对知识分子极其广泛的团结和改造；又正碰上我国人民向现代科学大进军的誓师。开会的时间又刚好中共中央公布了极其宏伟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因此也就可以说这次的会议是正在我们祖国踏上了社会主义改造有了决定性的胜利的当儿开的。它开幕那第一个仪式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报喜，就更显得恰当。祖国在这些日子里，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并且“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次的会议，真的充满了“光荣”和“伟大”！ 对于一个从事于农业科学工作的我，这次会议更有极其直接的意义。所有党对于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的号召，对于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对于为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号召，都直接关系着我。它们给农业科学工作者带来的是无比的兴奋和鼓舞。就拿农业发展纲要来说吧，它是这样掀撼天地的一桩工作，也是包罗万有的壮阔纲领。为了实现它，就要动员一切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它，也就包括向科学进军。周主席也指示说：“要完全实现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还必须进行很多科学研究工作”。我们这些搞农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我们的首要工作，就在这里。党和国家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并且以父母关怀子女般地为我们准备了各种在完成任务上所需要的条件。而工人和农民兄弟们，在他们的前进中已各自培养锻炼，使自己具备了为完成这个纲要所需的各种先决条件，他们还在殷切地、热情地期望着我们能拿出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来完成这个纲要所提出的任务。党和工人农民兄弟们都已准备好了，现在就只是看我们这些从事于农业工作的知识分子了！真的，我们准备得怎样？我以为仍是很不够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得我们的思想适应于形势的发展。但事实上，我们的思想还未能达到这一步。当祖国整个社会突飞猛进奔向社会主义的时候，而我们思想意识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还是少的可怜！我们当然是缺少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并且我们所通晓的也只是有限的苏联先进农学理论，所有这些还有待于更顽强的学习来掌握。但除此之外，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里面，还存在着严重的直接妨碍着工作的一系列非工人阶级的思想。例如： （1）不合作、不团结的现象：周主席在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除了指出要进行很多科学研究工作之外，“还必须全国各界的通力合作和各部门的互相配合”。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上，我们离开这个要求是太远了。不要说各界的通力合作还不好，互相配合得很不够，就连做同一性质工作的各单位之间的合作也就很差。我们可以指出，在相当多省份里的农学院与当地的农业科学研究机关是有相当严重的不合作现象的，有些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有的是工作人员间“互不服气”、“文人相轻”，或“个人英雄主义”，妨碍着相互合作，也有些是单位间的“本位主义”从中作祟。不管如何，其结果造成了农业研究工作严重地落后于形势的需要。 （2）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是需期较长的，又是比较错综复杂的。所以常有一些较大的项目，是由相当多的人，经过相当的时间研究，才告一段落或结束的。有时，共同从事而也付出了相当劳动于试验工作并且有一定贡献的人，就被埋没，而由领导人把全部工作的成果据为己有。有些甚至剽窃他人的成果而不声明来源的。这种剥削他人劳动的思想，无疑是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带来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它的存在会影响到参加工作者的积极性，因而阻碍了工作的顺利进展。 （3）不重视创造性工作的现象：在反动统治时代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多半是理论脱离实际的。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帮助下，我们有了扭转。但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个偏向——光走总结群众经验的道路，不从事于创造性的工作。其实，就算是总结农民增产经验，也应该是可以有“创造”的。这种需要刻苦坚忍的创造发明的精神就很不够。因此，一直到现在，农业科学工作者的成就在很多方面是远远赶不上农民的成就，例如全国最高的丰产纪录差不多都是由农民保持的。要知道，农业今后的生产要求是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没有创造性的发明和发现，就很难突破历史的水平。科学的前进和发展是靠创造和发明，不是只靠总结。 以上不过是阻挠着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前进的一些较易发觉的思想问题，这些如果不改转，它将无疑地成为进展中的绊脚石。这些绊脚石，绝不是改善了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给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改善了工作条件和待遇所可解除的，还是有待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的进一步改造。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还带着资产阶级观点作风的知识分子，绝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好的作用。 王菊人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听了周主席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陈伯达委员的各项报告，感到莫大的兴奋，表示衷心的拥护并坚决贯彻。 当前我国无论在乡村和城市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时期，农业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上完成，这样就使我国的社会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必须迅速赶上去，为争取提前并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而斗争。 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因而引起生产力的解放，我国各项建设事业正以“川流直下”“万马奔腾”之势，以最大的速度突飞猛进。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不仅是向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提出了奋斗的目标，也是对一切工作，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作为一个交通工作者一分子的我，深感到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加强工作，发掘潜力，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向着这个伟大的目标迈进。 几年来，我在国家机关工作中，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实际工作和学习中，使我旧的落后的思想意识，得到了初步的改造。可是在客观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下，深感不足，远远落后于现实。 几年来，在思想改造中，我深感到旧知识分子中的自尊与自卑感，是妨害我们前进的主要障碍思想，如不克服这个障碍，就不能在思想改造上获得真正的进步。要克服这个障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践，就是参加工作的实际锻炼。因此，我深切体会到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个途径，是完全正确的。经验证明，结合业务实践，改造思想，确是最有效的方法。我是一个交通工作干部，我一定要深入地钻研业务，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地方交通工作，迅速赶上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并在各项实践中，改造自己，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到自己的力量。 张仲鲁的发言 在这次会议中我听到周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李、郭、陈、董四位副主席及陈伯达委员所作的几个报告，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我都表示衷心拥护。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缺点我虽不一定是一应俱全，但却相当严重。这次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是讨论的重点之一。我很想多听名言，多事学习，借以逐渐改正我的缺点，没有准备在大会发言。但是听了几天大会讨论之后，感觉反映农村现实情况者还不很多。去年秋季我参加农村视察，亲眼看到许多动人事物，觉得应该把它反映出来，以供大家参考。 我在农村看到了些什么呢？概括地说有下列12点： 一、党和毛主席的威信高。从我参加的各种座谈会、社员会、联欢会，从我们分组访问的17个村60多户，从我们接见的十几批群众代表100多人，由少到老，从男到女，无时不听到“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一类的话语。他们的话是出于真心，来自心坎，绝没丝毫虚假或客气。他们给我们许多土产礼物要我们献给毛主席。他们再三再四地嘱附我们代他们问毛主席好。在和尚庙村里，我们访问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大娘。一进屋门她便指着墙上挂的两幅毛主席像说：“你看，我敬了两个毛主席，前几天那一张搭拉下来一个角，我站在凳上去粘它，差点把我摔下来。可是，就是把我摔死，我也是痛快哩。”又笑着问道：“那是什么社会（指社会主义）呀？你们说我还能活到那时候不能？”无数事例都说明广大农民对党和毛主席的崇高敬意和无比爱戴。 二、什么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农业合作化高潮正在农村中蓬勃发展。合作化已成为农民全部生活和舆论中心。田野、村头、饭场、家庭无不在谈论合作化。亲朋见面首先要问：“你入社没有？”甚至男女选择对象亦要先问对方入社没有。许昌县任庄任留城（上中农）以前曾被动员入社，他说：“我800年也不入社。”现在他积极要求入社，人问他：“你不说800年也不入社吗？”他答：“现在我八天也不等了。”鲍转妮老大娘以前要求入社，干部未准。现在找干部说：“毛主席可说话啦，你再不叫入社，我就要告你。”十一岁的小学生任德昌对他父母说：“你们再不入社我就不上学了。”襄城县双庙乡一社转高级社时原定报名期限两天，但不到两小时就报完了。像这样的生动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三、政策在农村贯彻得好。从我们在各乡和农民的接触中，感到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都贯彻得很好。如婚姻法、兵役法、粮食三定、粮食计划供应等等，农民无不深切了解，并普遍表示热烈拥护。贯彻政策的方法在有合作社的地方是通过社员大会。我们连续参加了两次社员大会，先由社长讲解三查、四比、五爱的意义，讲后社员就按队分别讨论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的觉悟提得那样高，使我们感到十分惊异。 四、生产情绪普遍高涨。随着合作化高潮又掀起了生产高潮。农民加入合作社后，生老病死都有了靠头，一切顾虑都烟消云散，只有积极生产努力干活了。无论男女老幼生产情绪都是异常高涨。在牲口缺乏情况下，拉车、拉犁、挑粪、拉耧，无不争先恐后。他们在拉车前进时，高唱着：“人拉车，真正妙，不要鞭，不要套，又省麸子又省料，拉起车来呱呱叫。”贺庄74岁的贺福德说：“合作社真好，社会主义叫我年轻了，我准能多活10年。”他全年干了3，000分，为全乡最高纪录。王文秀的母亲70岁了，一早就跑七八里路去割草。李永泉已为须发皆白的老大爷，还被评为劳模。 五、解放了的妇女劳动大军。从农村视察中，我们看到了全体妇女的劳动劲头是那么大。她们把今昔的生活对比起来，无穷的力量在她们全身沸腾起来。贺庄乡妇联主任张菊妮说：“旧社会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挨打受气是家常便饭，现在我们和男人一样参加生产，这是多么痛快的事啊！”贺庄一社女干部陈玉芝每天黎明就同小伙子们一道到四里外的一个中学挑尿，两个来回才吃早饭。曹梦兰（少女）背着篮子六天拾了七八百斤粪。19岁的生产队长曹成妮光麦季就得了1，400多分。任庄的33个妇女两天割草21，000多斤。糖房李村19岁的李桂荣去年比她30多岁的壮年父亲还多得了200分。白庄村白玉芝等五个少女四天给军属打了一眼土井。凡是男子能干的活，她们都踊跃参加。劲头之大，热情之高，实非言语所能形容。有许多社的女劳动力比男劳动力还多。这一支解放了的劳动大军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增产运动中正起着重大的作用。 六、组织起来能增产。贺庄乡1954年合作社小麦单产181斤。而单干户100至160斤，去年小麦受灾，社麦还打165斤，单干户只打140斤。襄城县双庙乡一社1951年建社时，全年平均单产230斤，1952年转社后259斤，1953年306斤，1955年382斤，较1951年增66％。这些不完全的数字，是够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了。 七、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在我们视察期间，农民都已穿上冬衣。绝大多数都是干净整齐的。在贺庄乡老人座谈会上，张坤说：“以前有十几亩地，因生活压迫，都陆续卖了，老婆带着小孩逃荒去了，我为地主扛长工活。解放后我分了地。又入了社，不惟有吃有穿，还找了个老伴，生活从来没现在好。”任拴妮老是笑迷迷的，问她为啥，她说：“现在过哩真得劲，我为啥不笑。”糖房李村解放前全村都是烧草炊饭，1952年出现了15个煤火，1954年便增加到54个煤火。全村有热水瓶30余个，棉大衣75件，绒衣150件。少女李桂荣说：“我有好几套衣服，做活时我穿旧的，赶会看戏时我穿新的。”农民的生活就这样一步步提高了。 八、热火朝天地应征服兵役。去春征集补充兵员时，许昌长村张乡适龄青年106名，自愿报名者95名。李长河、李三河 弟兄俩抢着报名，争论不休，经家长裁定哥哥先去，三河气得哭了一夜。他母亲张定妮除送子应征外，还到他村动员别人从军。少妇郑秀荣结婚才12日即送丈夫白春安入伍。少女陈巧芝还未结婚就跑到婆家说服婆婆动员未婚夫服役。贺庄乡青年张天兴、李东顺未被批准服役气得大哭，睡了两天。年老体弱的王星海坚决送他独子去服兵役，我们访问他时，他说：“保卫国家人人有责，儿子从军是我最大光荣。”这些生动事例都说明广大农民对服兵役的高度热情。 九、三定政策在农村。粮食三定工作经过夏季贯彻及秋季调整，达到切实合理，群众非常满意。有些农民说：“三定变成了四定，三定贯彻后，我们的心也定了。”农民普遍反应三定有十大好处，即：（1）增产不增购发展生产好；（2）以社计算平衡余缺好；（3）留粮富裕改善生活好；（4）国家掌握粮食稳定物价好；（5）国家掌握粮食保证缺粮供应好；（6）三年不变国家有数人民有底好；（7）全年统算节省时间搞互助合作好；（8）出售余粮“三支援”好；（9）卖粮多，得钱多，投入生产多打粮食好；（10）国家经营周转粮，解决农民临时困难好。 十、农村中社会关系起了变化。在旧社会里，有些农民弟兄、妯娌、婆媳、夫妇之间的关系不够和睦。解放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大有改变。随着合作化的发展，农民都把全力投入生产。在集体生活集体劳动中，阶级友爱更加紧密巩固。如贺庄乡代木林，其妻贺水莲好吃懒做，家中时常吵闹，入社后她受到教育，积极劳动，全家欢乐。长村张乡张向妮、张焕妮妯娌俩十年失和，互不打话，入社后一道劳动，和睦异常。婆子张云和媳妇王玉珍以前常常生气，入社后媳妇参加田野劳动，婆子不待媳妇归来便先把饭做好。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合作化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有力说明。 十一、学习高潮也掀起了。农村男女青壮年普遍认识到学习文化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们利用夜晚去民校学习文化。很多文盲现在都识了字。长村张乡丁玉珍过去是文盲，现在能看报写信了，连她爱人接到她的信时都不相信是她写的。糖房李村社长李炳秀过去亦是目不识丁，现在拿着笔记本向我们汇报工作。在青年座谈会中，他们曾向我们提出帮助他们学习文化技术的要求。 十二、从敌人破坏的许多事例中，我们充分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深刻复杂和尖锐性。贺庄乡坏分子吴学宽混入社中当农业股长，企图把社搞垮。种豆时每亩应种四斤半，他只叫种二斤，结果40亩地少打豆子3，000多斤。坏分子任国兴弟兄三人混入社内，阴谋破坏，挑拨离间，打击社长任文法，企图篡夺领导权。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在农村中反革命活动依然存在，必须提高警惕予以打击。 综合我们在这次视察中所见所闻，可以用五“高”来加以概括，即：一、党和毛主席的威信高；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高；三、青年们服兵役的热情高；四、群众性的生产浪头高；五、群众学习文化技术的要求高。在这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洪炉中，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与工作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和群众的要求。必须积极改造提高，加紧工作，努力学习，以期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较多力量。 思鸿升的发言主席、诸位委员： 我这次到首都来开会，心中很兴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我也光荣地列席参加，如果不是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次听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各位发言，使我把一切腐朽的封建的思想包袱一齐丢掉，并且热诚地拥护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莲山县长兼德宏自治地方的政协主席和自治机关的副主席。几年来，全家都得到政府的照顾，我心中万分的高兴，对党有不能形容的感激。自从宪法颁布以后，上级政府就帮助我们拟订了和平协商土改政策，到现在我们的地区土地改革已经全部结束。土地改革结束之后，又奉省府指示，叫我们组织干部进行视察。通过视察看到没有什么偏差，农民分到了土地都非常满意，人人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这次我到北京来，一路上都见到祖国的新面貌，农民都涌向合作化高潮。但是我们边疆，群众觉悟还不高，现在只重点地办了几个合作社。我听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后，使我进一步地看清祖国的光明前途，回去以后，我一定大力宣传，教育群众，把合作化搞好。特别是我自己更要克服保守思想，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团结边疆的兄弟民族，巩固国防，搞好生产，为解放台湾而奋斗。 边疆人民对文化的要求很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需要，我们希望政府帮助我们成立合作社会计训练班，这样才能把合作社更进一步地办好。 我们少数民族永远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全国人民一道，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孙兰峰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衷心地热烈地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及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并完全同意其他四个报告。保证在我的实际行动中，切实遵守，认真贯彻。 我国目前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全国数万万农民积极动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农业合作化，掀起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78％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也已经到来；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亦进入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阶段。全国已有60多个城市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利；中共中央最近开会，专门研讨了知识分子问题，制订了许多重大措施，文化高潮紧接着就出现在眼前了。全国人民都加速了步伐，信心百倍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欣欣向荣，欢欣鼓舞的新景象，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巧妙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中具体实践的结果。我完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就将以一个完全现代化的、有高度文化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大国出现于世界。 我们在欢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时，不能不使我想到，还有我们800万台湾同胞，在美国武力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痛苦不堪的生活。这是美国侵略者强加于台湾同胞的灾难，也是蒋介石集团追随美国，维持其反动统治的结果。如周总理所指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上上下下都是惊惶不安，悲观失望，内部分崩离析，统治日益动摇”。“无论如何，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最后亦必然归还祖国”。这是周总理又一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这种坚定不移的意志。台湾同胞是热爱祖国的，台湾人民迫切要求回到祖国怀抱。我们决不能坐视，必须加强工作，想尽各种有效办法，在解放台湾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贡献我们所有的力量。 周总理代表祖国人民庄严地号召：“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现在是你们分辨是非利害的时候了，应该在祖国庄严号召下，选择“幡然悔悟，激发爱国良心，通过和平途径解放台湾”的道路。 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许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还存在着疑虑。我愿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说到那里做到那里的。我是参加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的，起义前，因反动统治的蒙蔽、欺骗，充当了帮凶，直接间接的作了不少罪恶深重的事情。我也疑虑过：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会宽恕我呢？事实上，我不仅获得了既往不究的宽大待遇，而且中国共产党一直耐心地鼓励和帮助我，循循善诱地教育我，使我得到了提高和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绥远的起义军队已成了解放军的一部分，所有的起义人员都各得其所的得到了安置。我愿把我的切身体验告诉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期望他们及早弃暗投明，立功赎罪。这样就一定会得到祖国人民的宽大。 我坚决表示：今后要更好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断改造与提高自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到底！ 桑热嘉错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首长的各项重要报告，我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并贯彻执行。 我是一个藏族知识分子，会议上我深切的体会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自我改造方面，又一次的开拓了史无前例的广阔途径。这个伟大的号召，真是我国向着世界先进科学展开大进军的号令，是我们少数民族得跻于先进民族行列的先声。我也和各位同样的兴奋，愉快！ 青海省的牧业区各族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几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了显著的发展。据1955年底的统计，全省牧业区创办了138处小学，各民族的学生8，000多。从内地来讲，办了这几处小学，算不了什么，可是按照青海牧区的具体情况来看，我认为是很不小的成绩。今后牧业区文化教育事业，也将随着巨大的合作化高潮，一定会有长足的发展。 各位委员，请允许我就创办牧业区文化教育工作方面所获得的几点体会，发表个人的意见： （一）牧业区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工作是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出发，落脚于加强民族团结”。首先取得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援助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本民族代表人物，深入普遍的宣传民族政策与文教政策，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培养本民族干部为原则。这样既能适合广大群众的意愿，并能避免简单急躁和包办代替的偏向。凡是这样作了的，其效果是较好的。 （二）必须根据各民族各部落的具体情况和特点，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如在民族聚居地区，可专设民族小学；民族杂居地区，可设立各民族共同的小学；在州、县、区所在地、寺院附近或有小块农业区的地方，可设立固定的土房小学。在那些居住不能固定的牧民中，可设立随着部落流动的帐房小学或半流动半固定的小学。这样既能照顾到民族部落的实际情况，又能照顾到民族部落的经济生活条件和便利儿童的上学。 （三）贯彻以本民族语文为主的教学方针，编译和采用本民族语文为主的教材。在牧业区学校中，应贯彻以本民族的语文为主的教学方针，采用本民族的语文教材。这既能顺利开展民族教育工作，完成教学任务，且可消除牧业区少数民族中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又贯彻了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精神，使民族语文更好的为发展牧业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服务。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如民族师范学校），可以适当的加授通用语文，是很必要的。 （四）大量的选拔和培养本民族师资，是牧业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应增招师资新生，大力培养。对现有民族师资实行有计划的轮训，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与业务能力，并组织在职教师的业余进修。这样才能解决民族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困难。 各位委员，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伟大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依靠先进的汉民族的帮助和本民族的自我努力，不久，在祖国的草原上，也将会涌现出大批的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教师等高级知识分子。让我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刘焕东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些日子在政协大会上，我倾听了周恩来主席所作的政治报告，及其他各项报告，我受到很多的启发和教育，并衷心的拥护。 我是一个技术工程工作者，听了周主席的报告中指出，1955年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丰收，粮食产量达到3，650亿斤。我还听到陈毅副总理在开大会前，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内载40项规定，对增加农产说明很周密。第六条指明，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由1955年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还有到会委员说明增产粮食的具体方法。这都使我感到很兴奋，并联想到这些粮食如何保存好，以便支援工业建设和城市的消费的问题。因此，我愿意谈谈粮食保管储存的重要问题。 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今后的粮食将逐年增加，应当有妥善的保管储存办法，不损坏一粒谷。 自解放后，施行征收公粮，集中保管储藏。几年来由于保管不良，仓库简陋，因而受霉烂损失的为数颇巨。虽由于政府号召指示工作人员提高政治觉悟，经常翻仓晾晒，但由于受天时限制人力之所不及，也常有损失（未详细统计）。 因为现在储粮的仓库多用麻袋、席囤储存，或放在露天，或放在平房庙宇中，不便翻仓晾晒，尤其在江南多雨季节更较困难。（1）不易控制温度，常有霉烂，（2）氧化3.5—4.5％，（3）老鼠吃掉的损失，（4）并且浪费人工，（5）消耗麻袋、席子、麻绳等。每年耗费很大，实不经济。 因此我愿建议采用新式自动通风仓库。（1）可节省劳动力，从事作生产工作，不要把已经收藏的粮食，占用大批人力保管；（2）用新式自动化仓库存粮，除于150天内，温度在摄氏表21°左右时，损失0.2—0.6％的氧化外，没有任何的损失；（3）保管费低。根据不同情况，可比旧式仓库省99％以上；（4）新式仓库造价比旧式仓库高21％左右，或稍高些。 兹为说明这两种仓库的优缺点，参考下面举的例子便可明白。 设以储粮3，000吨的一个新式仓库和旧式仓库比较。 新式 旧式建筑费用约占储粮数： 46％　　 　 25％翻仓费用每月四次全年为：34吨粮　　 600吨粮氧化率：　 0.2—0.6％ 　 3.5—4.8％保管仓库人力消耗： 6人 　 600人 　 （翻一次计）动力消耗：　　　 15匹马力　 　 无占地面积：　 小189平方公尺 　 很大装仓出仓： 节省人工、便 　 人力装运 利，每小时装 　 效率低。 入量快。温度控制： 自动通风，减少 　 不能控制， 氧化率，可用温 　 氧化率大。 度控制器。损失：　　 仅氧化损失。 　 氧化损失大， 鼠吃，霉烂。保存日期：　 可保持5年以上。 只一年以上。附属设备的消耗： 机油消耗。 麻袋席子、工 具、麻绳等。 建筑新式自动仓库的情况，举一个储粮6万吨的为例：系在中间装升降斗南北两边各排列141个小仓，每个小仓3.6公尺宽，3公尺长，39公尺高，壁厚15公厘，共用材料为535吨钢筋，11，000吨碎石，2，150吨水泥，总共需时共为37天。 新式仓库翻仓动作说明，如草图 升降斗绞龙运送机粮食注入口 粮食用车拉到仓库时，由升降斗底口注入，开动马达，转动升降斗，粮食即提升到上面，由支管流入绞龙运送机内（或用带式亦可），然后可分别流入小仓内。 如欲翻仓时，可将小仓底下的挡板打开，粮食由支管流入底部绞龙运送机内，再向升降斗内流，这时又被提升到上面，流入其他小仓内。如此循环翻动，可得自然通风之效，没有霉烂的损失。如欲装车外运时，亦可迅速装入车内。每小时翻仓能力可由十数吨至100吨均可。非常便利。 我前些日子参观西郊农场时，看到西便门及永定门一带均有旧式仓库储粮，我建议先在这两地方建筑两个仓库，取得经验后，可逐渐推行其他各处。请及早规划，是否有当请各委员及各同志研究。 关于周主席指出我们于12年内，使我们祖国最急需的科学赶上世界上先进的水平，把这很光荣伟大的任务，寄托在我们知识分子身上，给了很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更感到兴奋和责任的重大。我时常在想，人生最大的愉快在于一个人感觉到在这许多争取自由革命事业中，他也贡献出他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越是站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越是有这种愉快。我是学习动力机械的，虽然在英美多年中，染成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经过这次大会的教育，一定要清除毒素，来迎接社会主义的高潮，而贡献一切力量。以“高速”的方法来担任12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工作中的一部分任务。以“高压”的力量，来克服工作中的一切困难，和思想上的所有障碍，以“高温”的热情，来团结所能团结的群众，为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而努力。以达到毛主席所给的指标“又快，又好，又省，又多”。 岳劼恒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听了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其他各位首长的报告，以及各位委员各位同志的发言，给我增加了见识，开扩了眼界，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我明确在国外民主和平阵营日益强大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内全国奔向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达到了高潮。诚如宪法序言中所提到的：我国将由和平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日益前进，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党和毛主席号召12年之内在重要的科学部门，我国必须接近世界水平，把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交给我们知识分子，并且说：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一方面感觉着非常荣幸和兴奋；另一方面又感觉到我们的力量确实有所不逮，诚如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方面，以及政治思想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但我们在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之下，我们有信心能克服这些困难。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我想就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在如何“扩大队伍”与“提高水平”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大会指正。 首先，为了培养大量的科学研究人才，必须重视工科各专业的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理科各专业的课程论文与毕业论文，以及学生的科学研究小组工作。这些教学环节，是养成学生在科学问题上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重要方式，是正式进行科学研究的启蒙阶段。自然，在这一项启蒙工作中，也有可能解决一些有关生产建设和国民经济中的问题。科学领域是宽广的，青年学生对新事物富于敏感，对某些问题有独到的发明与创造，乃是完全可能而且实际上常常做到的事情。但对于青年学生主要的方面，是通过这一类的工作，养成他们进行科学工作的态度，掌握科学工作的方法，并熟练某些研究工作的操作技术。在高等学校毕业之后，若以进行科学研究为主要工作，则根基已有，在工作中不是生手，虽然仍有待于学有专长的教师的指导，但导师的负担必然大大地减轻。这在今天领导教师数量不够，一个专家应领导数目较多青年的情况下，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若毕业后直接投入生产建设部门，则利用在高等学校准备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的经验，一定能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提高改进科学技术的一项广泛性较大的方式。这和我国科学事业的提高与推广，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当前在部分高等学校中，对这些工作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科学研究小组工作，在一些学校中，学生已有热烈的要求；而学校领导方面准备不足，不能及时满足学生的愿望；这也是领导落后于群众，“右倾保守”的表现之一。在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方面，工科学校在苏联专家和国内专家指导之下，情况比较好；而在理科各专业中，到今天为止，在不少的高等学校中，进行的还很差。这当然有种种的原因：指导教师不够，仪器设备缺乏。尤其是毕业论文，质量很低，规格不合，对于学生将来如何进行科学工作帮助很少。我以为为了扩大科学工作者的阵营，准备得力的后备军，这是今天各高等学校必须大力改进的一项工作。这一工作做的好与不好，直接影响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的规格，也间接影响国家科学事业进展的速度，影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其次高等学校的各级教师，也必须更进一步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几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出相当的努力，党和政府的号召与支持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少的高等学校中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展开，都举行了科学讨论会，总结了校内教师过去的研究工作，计划今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安排与组织，并且在一些先进的校院中，教师已有获得卓越的研究成果的。但在另一些校院中，教师们对科学研究，不仅是保持着“缩手缩脚”的态度，并且保持着“不敢问津”的态度，在各方面都有所顾虑，怕影响了教学工作，怕作不出成绩受他人的轻视。我以为，这是当前高等学校中教师在思想上“右倾保守”表现最突出的地方。这一情况如果不迅速地加以改变，无论在教学工作或科学事业上，将有难以补偿的损失。指导学生进行设计、论文以及进行科学小组工作的教师，将长期得不到合适的人选，而在数量上非常庞大的高等学校教师，也难以有效地迅速参加科学的队伍，向科学进军。同时在教学质量的提高上，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阻碍。在周总理的报告中指示今后要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全面规划，具体安排，使现有科学工作者的力量能更好地发挥，这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学有专长的专家，必须适应国家整个科学事业的规划，加以适当的安排。在各高等学校中，必须随着学业和专门化的设置，以及地区性的科学事业的分布，配备一些对某项科学研究有经验的教师，设立若干研究核心；一方面和科学院在工作中配合起来，而主要一方面则为带动本校以及附近学校的有关教师，尤其是未曾参加过科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围绕着一些中心问题，从各方面进行工作。我们知道，部分青年教师之视科学研究为畏途，主要原因是没有做过研究工作，但他们爱好科学的精神和参加科学工作的愿望，是不后于任何人的。有了有经验的教师在工作中先进一步，作出具体领导，他们的积极性必然能大大地发挥。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年轻教师，对研究工作富于热情，但由于缺乏经验，选题庞大，不着边际，这也有待于比较有经验的教师，用说服的方式，加以纠正。一方面鼓励他们去进行研究，一方面防止其走弯路或走不通的路。 在曾经作过研究工作的年长教师中，也有感觉到过去对某项工作付过一部分力量，取得一些成绩，但时间久远，业务荒废，不敢“重理旧业”；也有人认为过去研究的对象，在今天看起来有一些陈旧，或者和生产建设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不愿“重理旧业”。我以为这都是片面的看法。周总理已经明白对我们作出指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与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与目前需要之间，分配力量应当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以免有所偏废。”某一项科学工作的价值不能割裂起来看待，单独看起来似乎作用不大的问题，可能和另一作用大的科学工作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今天作用不大的问题，到了明天可能有极为重要的应用。这在科学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情。因此，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凡过去作过某一专门研究的教师，应当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工作，以收驾轻就熟之效。自然，有关问题的发展情况和最近成就，必须全面了解，以免在工作中作不必要的重复和走应当避免的弯路。 我这次非常荣幸地出席全国政协二次全体会议，深深地感觉到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期望之殷，在生活，学习，工作各方面对知识分子有无限的关怀与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回到工作岗位之后，我一定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和领导上的意图，传达到我所连系的知识分子，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高等学校中把科学研究工作推进一步。同时自己也要把过去曾经做过的光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组织一部分年轻教师，立即进行。在祖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时代，我不愿作为一个落后的人，更不能作为一个旁观的人，我一定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刘品一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地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董必武四位副主席以及陈伯达委员的各项报告。我是一个回民，也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教长，参加这样的盛会，对我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次会议上，我能亲眼看到毛主席，并和全国各地负责同志、科学家、教育家等聚集在一堂，共同商讨国家大事，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兴奋。 在旧社会里，我们河北省的30多万回族人民，长期地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更使我们回民喘不过气来，不论在政治上、经济文化上，都远远地落在汉民族的后面。回族人民在城市里，绝大多数是经营牛羊肉业、面食业和从事小商小贩：在农村则是土地少，质量坏，生产技术落后，因而也不得不兼营小商小贩，谋求生路。在我们回民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当天打柴当天烧，吃了早晨没后晌”，就足以说明回民生活的贫困情况。至于宗教信仰自由和对风俗习惯的照顾，那就更谈不到了。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认真地贯彻执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政策，我们河北省的回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自治乡、自治县，实现了民族平等利权。比如孟村回族自治乡，在蒋匪统治时期，曾被划为“匪”区，蒋贼军队在那里任意烧杀抢掠，回民受的屈辱和痛苦是难以形容的。那里的回民，被迫不敢承认自己是回民。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对该区不仅倍加关怀和照顾，而且又在去年帮助建成了孟村回族自治县，使回民自己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的事务。民族压迫、歧视，也从此一去永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回民也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样，真正地翻了身，站起来了。 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消除少数民族的贫困落后状态，使我们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几年来，除大力在经济上对我们扶植外，又领导我们举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截至1955年11月，全省共建成了回民单一的和几个民族联合组成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175个。所有入社的回民，都得到了增产，收入较前增多，因而，经济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如通县万字营韩雨增（女），解放前一贫如洗，一家人伙盖着一条棉被，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解放后，由于参加了该乡回汉满民族团结社，全家生活大大提高，去年分得的粮食，除自食外尚有余粮，并且还盖了新房。韩雨增还光荣地当上了劳动模范。最近以来，我省农村的回民，在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经绝大部分地参加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孟村、大厂两回族自治县，在党和上级政府的关怀下，分别建立了两个拖拉机站，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随着国家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城乡的回民工商业者也都走上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道路。从此，我们河北省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状态就将从根本上予以消除。 此外，随着回族人民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方面，在党和政府的扶植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仅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而且也得到各兄弟民族的尊重，因而，到处都呈现了民族团结的新气象。 所有以上这些，使我们少数民族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回民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的救命恩人共产党，不能不感谢我们的领袖毛主席。请让我在这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李文信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治报告，郭院长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和其他报告。最近又学习了周总理在党中央委员会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文件，知道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知识分子又重新作了周到的筹划安排和教育改造计划，可说是关怀备至，使我们十分感激、十分振奋，也十分惭愧。今后只有我们自己积极主动的下定决心，进行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克服缺点，发挥力量，来答复党和毛主席的殷切期待。 我用周总理的指示和郭院长提出的标准，自我检查了一下，发现过去犯的毛病是很多的，也是严重的： 第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有一点成绩就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忘了党的领导、布置和支持，忘了行政首长的指示和帮助，也不认为同志们和群众所起的作用。喜欢听赞扬，不愿受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有“我懂考古，党不懂考古”的错误想法。有时用资产阶级不切合实际的办法，来和党政闹对立。愿意单干，不愿合作等等。使事业遭受了损失，改造受了阻碍。 第二、不认识党的伟大作用。起初看不起党，看不起八路军。见穿短袄说“土八路”，见穿料子服又说“他们腐化了”。过了一个时期，觉得毛主席好，下边的党员都不好。又过一个时期，觉得党的政策也好，执行政策的人不好。又往往把个别党员的行动或错误和党混淆起来，故意扩大宣传。嫉妒靠拢党的人。自己也不愿向党反映情况。党对自己多了解一些，误认为是对我不信任或故意为难。不懂得紧紧依靠党就有办法，得到党的支持就会成功或少犯错误的道理。 第三、不愿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先进经验。开始错误的认为考古工作是研究物质资料的历史科学，它本身就自然符合于唯物主义，不用专去学。继而又错误的说，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好是好，但远水不解近渴，解决不了目前业务问题。其次，误认为苏联社会制度是先进，技术文化和考古不一定也先进；考古学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国界，何必一定学苏联？因此，就不能很快的把资产阶级腐朽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如文化传播论、种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等加以清除。从而，反映在考古工作上的是：过分的注意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忽略了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考古材料的处理上是：只能说明一些古代上层建筑中的瓶瓶罐罐的艺术价值，还不善于阐述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这样就不可能恢复人类历史过去的真实面貌，也不可能发挥出历史资料的作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阶级觉悟的教育。使考古学脱离了政治，失去了现实意义。 第四、不重视新生力量和同志间业务的互助。由于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未得克服，革命人生观未能巩固，就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也忽视了新生力量。在业务上认为，说多了怕人说“自高自大”，一点不说怕人说“技术保守”，结果是敷衍塞责，推拖了事。这样就妨碍了互相间的团结、业务的提高和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对公对己都造成了损失。 我们过去虽然有过这些毛病，今后仍须克服，业务水平低，队伍小，但在科学院和文化部的领导下，确实也作了不少工作。这几年来随着祖国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的展开，地下博物馆的大门已被我们打开。现在全国一年中的新发现，就等于过去几十年的总和。正因为如此，我们考古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就更为迫切。为保证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今后一定作到下列各点：依靠党的领导。自我批判唯心主义史学观点。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高业务水平和觉悟程度。互相紧密团结，培养新生力量，扩大工作队伍。和全国考古工作者一道，为使祖国考古学在12年内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而努力。陈　恩　凤　的　发　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听了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以及大会的各项报告，使我非常兴奋，愿意表示衷心的拥护。 我是一个土壤科学工作者，我想就提高科学水平方面谈一谈个人的意见。 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在12年内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优越的条件。 第一是我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党的长期教育，已经初步地具备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理论，并且正在继续加强学习，能使我们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指导，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中，可以少走弯路，尽快的赶上去。以我所学的土壤科学来说，过去就有不少的土壤学者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所支配，他们不从土壤的客观现实出发，而从他们的主观所长出发，以致在对于土壤的理论方面，有所谓化学派、地质学派以及地理学派等，甚至形成了所谓土壤肥力递减的反动学说，走了不少的弯路。后来由于苏联先进土壤学家的努力，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得到了土壤肥力由于经过合理的利用，它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的正确结论。可见当我们能够掌握先进的哲学理论以后，进行科学研究，就必定能够正确地迅速地向前迈进。 第二是我国采用社会主义方式培养人才。这可就两方面来讲。首先是对新生力量的培养。我们的教学改革工作即将完成，正在有计划的大批的培养人才，预计12年内要培养170万以上合乎规格的大学毕业生。其次是对原有知识分子的提高。党正在加强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这也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之一，已经给了我们知识分子莫大的鼓舞和督促。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所有科学工作者之间会进一步加强团结、互相帮助、大力提高自己，培养出更多的新生力量。 第三是我们有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无私帮助。关于这方面，我也就土壤科学方面的具体事例来说明。在理论上，正如前面所说的，经过苏联专家的帮助，使我们批判了过去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掌握了正确的发生学土壤学观点，使我国土壤科学走上了一条新的先进的道路。在实际工作上，例如过去的土壤调查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经过苏联专家在国营友谊农场以及其他地区的指导，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掌握了土壤调查的技术。目前我们正在运用这些技术在祖国的大面积的荒地上进行工作，为正确的开发利用提供资料。我们不仅获得苏联的无私帮助，还获得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多方面的帮助，这就能够加速我们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速度。 虽然，由于党和政府的英明正确领导，使我们有了以上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目前科学领域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严格地要求自己，来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要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还应当特别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和发挥现有人员的集体力量。 先说对于青年一代我们需要先能足够地估计他们的特点，然后才能增强我们加意培养的动力。过去我对于青年的估计是很不够的，甚至觉得他们总有几分幼稚，一直到最近才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前年对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思想批判是由青年同志李希凡蓝翎所揭发的，使我感到今天受了党的教育的青年人对新鲜的事物比较容易接受，也就看得比较敏锐。最近听说酝酿对于植物分类学的学术思想批判，也是由五位青年讲师助教所揭发的，更使我感到新生力量在这方面是可贵的。反过来说，难道老年人真的迟钝吗？实际上也不尽然，与其说是迟钝，不如说是思想上存在或多或少的障碍。譬如说，我有时虽然看到一些唯心主义的言论，但总是置之不理，听它过去，甚至心中还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这就足够说明在我脑筋里显然存在着许多旧思想意识的残余，使我变成了迟钝。青年人则不同，一切比较单纯而有勇气，对新事物比较容易接受。这就是他们的优越所在。尤其是新的社会制度中培养出来的青年，更具有这样的优秀品质。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加强我和他们在一道工作的热忱，而给他们以尽可能的帮助。这样也就彻底地解决了新老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团结问题。 再说，我对于集体主义的理论一直是很模糊的。就以我所从事的教学工作来说，过去我总认为教学效果的高低，取决于主讲教师的课堂效果，其他各个教学环节如实验、实习、辅导、答疑等只起一些配合作用，因而过份地强调主讲教师的作用，从而忽视了其他教师的作用。最近在学校中检查教学情况，得到这样的结论：凡是能够发挥集体力量的课程，由于所有任课教师在各个教学环节上的密切配合，教学效果都较高。反之，不能发挥集体力量的课程，教学效果就较差。这些情况，与过去那样的自订教学大纲、没有一定的规格、教师可以凭自己的讲授进度、讲多少算多少的那种不负责的教学观点，也不可能培养大批合乎国家建设要求的人才，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从这里很清楚的说明，在今后要想更好的搞好业务，必须发挥现有人员的集体力量。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也是一样，如果计划不和人商量，工作不和人联系或合作，结果不和人讨论，也不发展综合性的研究题目，它的成就是极其有限的。而这是完全不符合我们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的。 总之，我们要想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水平，同时要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和充分发挥集体力量。这都是我们年事较长的科学工作者的责任。要想做好培养青年和与人合作的工作，必先在思想上认识他们的必要性。可见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和业务水平是同样重要的。 祖国的一切在突飞猛进，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都在迅速地普遍地提高。我向大会保证，一定要努力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改造与提高自己，做好培养青年与积极争取与人合作的工作，随着光明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前进！ 孟宪荩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在汹涌澎湃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中，我能参加本次会议，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位首长的补充报告。 从周总理和郭沫若副主席的报告中，以及从周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知道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已决定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提高其政治觉悟，扩大其队伍并提高其业务水平，以“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更感觉无比的兴奋和鼓舞，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的责任更加重大。我自己当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有关业务的学习，努力地进行自我改造，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我是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愿从医学院校的角度谈一谈我个人的极不成熟的——可能是错误的意见，请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指正： 医学院负有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这三个主要的而且不可分割的任务。要通过教学以培养大量的新生力量、扩大医学科学工作者队伍；只有通过科学研究工作才能提高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也只有在搞好医疗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搞好教学工作。它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但是目前各医学院的水平尚不一致，编制也尚无一定的比例。有的学院教师比较多，他可以抽出较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有的学院则编制较小，教师少，教学工作忙，很少有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样不仅劳逸不均，也影响了业务的提高和新生力量的质量。为使各医学院的水平普遍地提高，除各医学院教师必须作最大的主观努力外，建议有关领导部门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迅速确定各医学院应有的编制，对于教师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请在国内的苏联医学专家轮流到各医学院对某几个教研组作半年乃至一年的科学及教学研究工作上的指导。 （三）作为一个教学医院所应该有的医疗器械，在各医学院往往无法购到（例如外科方面的某些手术器械——稍为特殊的或较新型的），因而不仅影响医疗，也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建议有关部门设法供应。自己能制者设法制造，不能制者统筹进口，务求使国外常用的医疗器械，在国内能得到经常供应。 （四）在可能范围内多制作一些教学电影，必要时并向苏联采购一些特殊的教学电影。在教学中，我们虽然有了统一的教学大纲和部分的教材，各医学院也都尽力地制作了并制作着各种直观教材（标本、模型、幻灯片等），并大量地添置了实验设备，在临床教学中也尽量地利用了教学医院的床位；但在临床教学中，往往于某一时期得不到应得的材料，或需要长期观察的病例不能在短短的几天中将其全部经过介绍给学生，或特殊部位的手术，不可能使多数同学同时都能看到，或某种疾病某一地区较少而其他地区较多，这都可以通过电影进行教学，既解决了一部分教材的困难，也可以统一的提高教学质量。 林涤非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可以说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但我却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如果把新型知识分子的尺度来衡量我，那就显得十分不够的。不但不够，而且满身是缺点，其中最大的是我有严重的旧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专家思想”。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旧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的集中表现，到了新社会这种思想还残余地存在着。例如这次大会上有个别同志在发言中，这样强调自己：“像我这样一个人，即使不能立即成为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分子，至少应勉为一个进步分子。”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作祟。我个人也犯这个毛病，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争取做个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而是说要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那就不是这么简单，而必须经过一个相当艰巨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在祖国大脚步地向着社会主义前进中，任何人有一点自满情绪，都会阻碍自己的进步。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中，例举“龟兔竞走”的故事，是富有诗意和哲理的。的确，我们知识分子最容易自高自大，看不起人，轻视劳动，更缺乏乌龟那种不断前进的精神，常有“兔子思想”的自满情绪，那就很容易在“路旁睡觉”，以至有掉队的危险，这是不能不加以警惕的。 我没有“专家本领”，却有“专家思想”。这是因为我在旧社会从事合作工作和研究有20年的历史，并且是从基层工作做起，有点经验，能写出来，便自认为是“能说、能写、能干”的“全材”，其实是一知半解。写了不少合作文章，也不过是改良主义的反动合作理论，散布了不少的模糊阶级意识的思想毒素，直到我在华东革大学习时，才认识这个错误，作了批判。 我在旧社会是受CC压迫连一个合作工作岗位都被排挤出来的人。到了新社会，党对我首先就给了我很大的信任，1949年我就担任了华东合作管理局的组导与研究的负责工作。当时我们的首长是一位武装部长，我就认为他不懂合作经济，而我却以“合作专家”自居。可是一年以后，他由不懂到懂，以至超过我的合作理论水平。原因他是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就能结合实际，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而我还停留在旧的认识水平。因此，我参加华东革大学习，主要是想找点“理论资本”好写文章，来充实我的“专家思想”，而不是为的学习改造来为人民服务。革大学习期满后，我热烈响应“建设新新疆”的工作，实质上也就是想到人材缺乏的祖国边疆去一显我这个专家的身手。这种处处为个人打算的自私思想是经不起考验的，具体表现在我一遇到分配工作上有点不如意的时候，那种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便烟消云散了。我终于借口爱人病体不适宜新疆气候而请短假回到了北京。我就是这样造成既成事实，来请求中央照顾留京工作的。这显然是“先斩后奏”的变相脱离组织的毫无组织纪律性的严重错误思想行为。而我还不自觉，还不满意组织上照顾我的工作，存在浓厚的“作客思想”和雇佣观念，看不起我的工作岗位，以为是“大材小用”了。实则是“小材大用”。因为我做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宣教工作，这是一个崭新的具有国际意义的工作。我过去不认识这个工作重要的原因，无非是我的“名位思想”作怪，说来真是可耻！那天我在怀仁堂参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握了手，这使我感到无上光荣和无限惭愧。像我这样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和人民领袖握手呢？我既不是生产模范、功臣，也不是劳动英雄、战斗英雄。这使我深深感到党和毛主席对于知识分子团结、教育和改造政策的伟大！而我们知识分子本身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 我在旧社会戴过几次“红帽子”，其实我的思想一点红色都没有，我曾经有过一个志愿，就是要争取做个思想上的共产党员，这次周总理和郭副主席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今后我要以共产党员的条件来要求我自己，我要努力学习、工作，争取在组织上做个共产党员。我要把今后半世的整个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附图片）

第7版()专栏：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赵经农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这几天，听到了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我完全同意，竭力拥护。 我是天主教甘肃天水教区（包括武都专区）的代理主教。在我们的教区，解放6年以来，一切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未曾停顿，也从来未受到干涉。我们教区的宗教爱国运动以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也都很顺利的遵行着，没有分歧意见。原因是：当然由于党和宗教领导机构，很贤明正确的关怀，团结照顾了我们，使我们取消了一切的顾虑，与党和领导机构没有距离的可以商谈解决一切问题。次因是：在我们天水教区先搞通了神职人员的思想，取消了神职领导人员的不必要的顾虑。我们教区的每个神职人员都敢于无所畏惧的接近党，与党和领导机构亲切的周旋，协商解决一切有关爱国爱教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尽如人意的，件件事情迎合理想，不过总是取得了互相了解协商的原则，因此，上行下效打下了团结教徒、搞好爱国爱教的先决基础条件。但也不能否认的，教区内部，虽然搞好了团结，外来的打击却没有免得了。我们是曾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打击的：我们的神甫和教徒到了有些地区，不能享受宗教典礼的权利，同时也有些地区的教徒，到我们的教区，不参加我们的宗教礼拜仪式。他们诬蔑诽谤我们是裂教，是叛教，是违背教义，是脱离教宗，因此我们受到了内心的很大打击和痛苦。但是几年来，我们始终不渝的屹立不动的坚持着我们的态度，终于受到了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支持，没有锉败。到今天，我们的教区也很光荣的，没有发见隐藏着的严重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也是党和宗教领导机构的光荣胜利成果之一。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的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见到新中国一切都在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的发展着，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都有着灿烂辉煌的成果，事实俱在，不能否认了，不能诽谤了，但却借口共产党不信神，没有宗教信仰，不能与共产党合作，不能爱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等等的毁谤。但这都是与事实相反的错误。刘委员长在解释宪法时，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都曾作了详尽诚切的答复。事实上，各国访华代表团包括各宗教团体也都先后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有宗教信仰的。解放6年以来，还没有阻止或消灭了任何一个宗教。毛主席说：“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毛主席又曾对西藏致敬团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今天，我这一个脱离生产，多年来为祖国为人民毫无贡献的纯宗教职业的领导人，从辽远的西北，能来到首都参加这重要伟大的盛会，也就实实在在的的确确的具体兑现了毛主席的话和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所以我希望我全国的天主教徒，尤其神职人员要加强学习，提高觉悟要大胆无畏，取消一切顾虑，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来与全国爱国人士一道，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有话就讲，有事就谈，高高兴兴喜喜欢欢在新中国办好自己的爱国爱教双重重大任务，再不要摆荡不安犹豫徘徊的顾忌了。据我个人的体会，党是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祖国，也开诚布公的要团结我们中国的400万天主教徒。教内的同道们，请你们试试吧！ 其次，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周总理在这个大会上，代表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了：一切的人都可以回到祖国大陆，既往不究。所以我也希望台湾的天主教徒听到或看到周总理的宣布以后赶快大胆的回到祖国的怀抱！大陆的新中国决不干涉宗教信仰，相反的不加歧视的要保护和尊重，请台湾同胞来看看吧！ 在我从甘肃起身的时候，我们天水教区的神甫和教徒再三的叮咛我：到了首都不要忘了大家给毛主席和各位首长的敬意和候好，所以我在这里也以极诚恳敬心代表全天水教区敬祝毛主席和各位首长以及全体委员身体健康！最后并祝大会胜利成功！ 张轸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并同意李、郭、陈、董各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的报告。我这次到青岛、烟台一带视察渔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最突出的是烟台的幸福苹果生产合作社。现简单把这个合作社向各位介绍一下： 烟台郊区有一个西沙旺，过去是一片荒沙，毫无人烟。据说解放前二三十年间，由外乡逃荒的饥民，逐渐盖起茅房，栉比而居，填土翻沙，种树植果。一般居民虽依靠苹果园地生活，但每亩的生产也不过一两百斤，终年劳苦，还不免于冻饿。更先后遭到日寇和蒋匪军的掠夺破坏，民众尤为贫苦，甚至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解放后，由于党、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积极支援，从互助到合作，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同时生产率也大大的提高。1953年由3个互助组成立了合作社，每个社员的劳动报酬就平均在600元上下。到1955年增产特大，每亩平均3，900斤，最高的产量每亩9，000余斤，这是空前所未有的。 主要的增产原因：技术指导员章宗江同志苦心研究，基本上消灭了各种病虫害。对于修枝接种、排水防旱和施肥方面也有充分的经验。特别是领导上热心支持，也起了有力作用。烟台青香蕉苹果的品种，清香甘脆，不惟美冠全国，自行销香港、新加坡一带，把美国和日本的苹果市场完全压倒。可惜数量上还不够推销。 据章宗江同志说：现科学技术逐渐提高，再过数年每亩可保证达到1万斤。烟台郊区可种植2万亩苹果（现有1万亩），将来远景更是光明。 1955年，幸福苹果生产合作社除一切开支外，每一个劳动力最高可得1，100元，普通由600元至700多元，平均每人700多元，妇女平均360元。到1956年，男劳动力平均可得950元，女劳动力可得750元（因成立了托儿所）。每年以20％的公积金扩大再生产，并提福利金一部作救济和文化活动。整个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日益提高，今昔对比，真是天堂地狱。全村人民感戴共产党和毛主席，欢欣鼓舞不可言状，同时人人都从心坎里流出两句谚语：“西沙旺变做幸福村，穷沙滩成了金沙滩。” 我现就这个事实，用非词非曲、非诗非歌的调儿，编一个顺口溜，尚请各位指教。 题名“西沙旺变做幸福村，穷沙滩成了金沙滩。” 昔日西沙旺，尽是穷沙滩， 多少饥民披荆、斩棘、 冒着艰辛危险、填土翻沙、 把果木栽遍，却被那穷凶日寇、狠毒蒋匪，毁灭了无数田园。给多少老幼无辜成灾难。 幸解放军来，立把群魅驱散，废封建、行土改，抗美援朝接连着镇反，这才教广大穷人把身翻。 数年来这里情形逐年好转，试看今年最高产量，每亩九千余斤成定案，如此丰收从来少见，表现在修枝接种、治病杀虫、除草施肥、防涝防旱，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领导有方起了作用更非浅。思想打通眼光放远，看旧日小农经济与我无缘，尖锐斗争，奋向社会主义迎头赶。 那怕那寒风、烈日，终年常流汗，为的是适应工业化要求，不肯把园艺作风，落在他人后面，更响应毛主席号召，随着合作化高潮，将任务超额完成，努力向前发展。 进一步提高技术，畅销中外赚得外汇，把建设支援。 赢余利润按劳分配，每人便有七百余元，百分二十公积金扩大再生产，福利金，成立了托儿所，男女同工同酬真实现，提高了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也有所改变。 群情鼓舞，老少欢腾，远大前途更无限，今昔对比，天上人间。 感激毛主席，感激共产党，到处歌声一片。 这就是“西沙旺变做幸福村，穷沙滩成了金沙滩”。　　邓文翬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当我们祖国进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高潮时期，来召开这次会，我以无比的愉快的心情来参加。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各项报告。 我是一个77岁的老人，我一生也曾参加过不少革命，可是都失败了，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而到今天，祖国仅仅解放6年多，在各方面就有如此伟大成就，并且细致的规划了今后美丽的发展远景，这是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天才的英明的毛泽东主席领导得好的结果。使我感到处在今天是无上的光荣与幸福。 此次来开会前一个月，我到过江西九江县永安、港口两个区视察，亲眼看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村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农民们掀起了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高潮，我所看到的贫农领导干部，他们领导大家办社，路线、方针掌握得很好，得到群众的拥护。各社员生产情绪高涨，朝气勃勃可爱，并且涌现了不少能干的积极的生产人物。我相信在全国范围内，今年内就可以完全实现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再过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而最近党中央又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更加描绘了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美丽光辉远景，给全国五万万农民指出了奋斗目标，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是能够实现的。 谈到国际局势，也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我们可以大力地搞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深得全世界人心的，所谓得道者多助。而以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他们所行是不义的，必自毙的，是失道寡助的。何况我们又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平阵营日益强大，是有足够的力量制止侵略集团的战争冒险。诚如周总理所揭示的，万一侵略集团敢于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将不仅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处在这么一个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这些人，应该各自好好的自我改造，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我们，尤为对于像我这样年纪较老的人，照顾足够周到。就以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来说，觉得是很好。比如这次来开会，因为生病，而大会负责人对我照顾和各位医务工作人员的悉心治疗，胜过我的亲人。党和人民对我如此温暖关怀，只有深深感激！ 我年纪虽比较为大，但我深信在党的如此关怀鼓舞下，我能活到90岁至100岁。我今后要尽我的精力要为人民多做一点我能做的工作，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给我的光荣。 我祝大会胜利成功，各位健康。 毛泽东主席万岁！ 董渭川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在这次会议中，先后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郭沫若院长的在社会主义 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以及其他负责同志的四项重要报告，都使我感到无比的兴奋！这些报告反映了我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的伟大胜利。这些胜利是相互联系着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的阶级斗争的全盘胜利，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在各项报告中不只总结了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所起的根本变化，并且还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对于如何充分动员和发挥我国知识分子的力量问题，当作重点提出。这就使作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的我，不仅衷心拥护，并且不能不结合我自己的业务来考虑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些问题。此刻我要说的，就是有关这方面的话。 周总理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需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这段话说明了新中国在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所没有的。“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光荣呵！ 几年来，我国知识分子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下，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无论在数量方面、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这就成了当前突出的问题。拿我所从事的高等师范教育来说，它担负着给新中国培养教师的任务，不光培养中等学校的教师，还培养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因此，它的任务是直接间接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它是“工作母机”。可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之下，扫除文盲的问题来了，普及儿童义务教育的问题来了，给高等学校大量输送新生的问题来了，给愈分愈细的各种工作输送各级干部的问题来了，大量供给教科书和读物的问题来了，……这些迫不及待的问题都需要人力，也就是都需要师资。这些师资从哪里来呢？无疑问地要靠教育方面的工作母机。这问题，从数量方面看，就要高等师范学校大量招收学生，要用大班上课，用二部制、用函授等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解决。高级师范学校本身的师资也不够，就要大量培养新生力量，如多留助教、多招研究生等等。只有这样做，才能扩大高级和中级教师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要求充分发挥现有教师的积极性。我们不是有些教师的工作量还不够吗？不是有些教师能超额完成任务吗？不是有些时间支配得不合理吗？不是有些会议太多太长或者不必要吗？不是有的老教师只带一两个徒弟甚或一个不带吗？如果切实规划，认真发动，应当说是有潜力可发挥的。谈到潜力，就不仅是数量问题，而且要求到质量了。 质量问题中既包括着业务水平，更考验着政治觉悟。解放六年后的今天，教师们虽然在政治上进步的仍只占40％，但不论是中间的和落后的，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继续进展着，变化着。论业务，在这几年来，经过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各科教研室的集体钻研和各个人自己的努力，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一般老教师旧有的知识和方法，经过批判，也还不乏有用的部分。在培养中的大批讲师助教们正在飞速地成长着。这都说明，凭借现有的政治和业务水平，再加以不断地提高，是有丰富的潜力可挖掘的。况且还有苏联专家们在辛勤不倦地指导着我们呢。 不仅如是，当前所要求于高级师范教育的是，中等学校的教导工作中以及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的指导工作中都有许多问题，希望得到高级师范学校教师们的帮助。这也是高级师范学校教师义不容辞的任务。但是，这需要通过加强实践、面向中学来解决，尤其是要依靠教师们的科学研究来完成。并且，这方面的工作和平时的教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它能提高高级师范学校内各科教学的质量。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挖掘更多的潜力，作更多的贡献。举一个例子来说，自从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和北京市的中学订立长期的互助合同以来，已经有许多中学主动争取签订了此项合同，这就反映了中学对师大的希求，也加重了师大教师们的责任。 过去我们在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上，常常强调自己的水平低，条件差，老想降低标准或者延迟期限。但经过苏联专家亲身指导的实践结果，又往往证明是我们的主观努力不够，是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情况了解得不够，是我们对理论钻研得不够……。从这一切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正是右倾保守思想在阻碍着我们潜力的高度发挥吗？ 教师们的潜力是不是无限大呢？我的体验是，一个人的潜力是能够随着他的政治觉悟水平业务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扩大的，并且更主要的还在于觉悟。说到觉悟，就是自我改造的问题了。尽管有的人对于改造这个字眼不感兴趣，但是有着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脱胎换骨，是革面洗心，不是改造是什么？要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必须通过周总理所说的那三个相互联系着的途径，那都是自我教育的方法，也是我们的党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方法。这就是说，自我改造需要主观努力，也需要客观条件。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主观努力。 同时在发挥潜力中的另一不可少的条件是加强团结。在这几年内，由于某些原因，学校中在新老之间、党群之间，有时不能融洽，或者存在着隔膜，这对于发挥潜力是起着消极作用的。当前我们已经置身于社会主义的行列，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要求着我们和工人、农民加强兄弟般的联盟，党号召我们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过去的任何不够融洽的问题，应当在携起手来大踏步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时候，一扫而光了。 我个人在此次大会中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像王玉坤、龙冬花、黄德茂等几位同志的英雄事迹，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应当学习的榜样。我保证，尽我一切的力量，在今后的学习中和工作中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称得起是和工人、农民联盟中的一个光荣的成员。 沈奏廷的发言 我除完全同意和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首长所作的各项报告而外，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愿意在这里对知识分子的问题简单地抒述我的一些感想和意见。 我现在是北京铁道学院的教授。自从1932年起，我就从事于铁道运输方面的教学工作，对于培养青年和研究铁路运输学术，我是一向感有极大的兴趣的。虽然自己能力有限，但也曾经对这方面下过一些苦功。可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无论什么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校里的教师，是不被人重视的，甚至有人认为当教师是没出息的。当时我对反动政权当然没有正确的认识，还存在着幻想，以为尽管不被人重视，我仍要钻研我的专业，发表我的意见，希望有一天我的改良主义主张能被采用，出现什么“模范铁路”，那时我的功夫就不是白费了。今天回想起来，实在感觉得幼稚可笑。 解放后，党和政府就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照理说来，像我这样一个在反动统治之下不能抒展的知识分子，似乎可以“大显身手”了，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解放初期，我不懂俄文，也没有机会很好地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过去所学的是美国的一套，当然很多是不能适用了。所以一开始就感觉到空虚，想学而不知怎样去学才好。1951年来到北京以后，经过“三反”运动及思想改造运动，政治觉悟初步有所提高，后来又学会了阅读俄文专业书籍，开始对苏联先进的铁路营运科学从事学习，但是这几年来，一方面由于主观努力还不够，一方面不是忙，就是病，以致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没有学好。正如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无论……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这句话真好像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真感到万分惭愧，万分惶恐。但是仔细思量一下，又觉得徒然惭愧和惶恐是没有用的。今天党和政府把知识分子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一方面期待我们贡献一切力量，一方面又无微不至地要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希望我们能迅速得到改造和提高。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我岂可以拿“惭愧”和“惶恐”来回答政府这一伟大的号召。相反地，我想我应该提出今后十二年内如何改造和提高自己的远景计划来，并且帮助学校订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全面规划来，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因此，我要谈一谈我对这些方面的见解。 我想高级知识分子的通病，不是自高自大，就是自卑自馁。过去我有自高自大的毛病，今天又犯上了自卑自馁的毛病，其病源是一样的。今后我一定要去掉这些毛病，虚心地、坚决地努力学习。我想我虽然能力很差，但还是有相当根底的。只要有主观的努力，充分的时间，健康的身体，一定可以学好。关于时间问题，政府已经作出了很合理的决定，一定会实现的，用不到我担心。在我自己方面，还余下两个问题，一个是主观努力问题，一个是身体健康问题。这两个问题看来是矛盾的，好像不容易解决。其实我所患的是高血压症，虽然不宜于紧张繁重的工作，但也不是一点没有工作能力，只须主观上能下定决心，在今后几年内还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的。所以我仍准备在健康不太好的情况下，和学校当局商量，订出我十二年提高自己的远景计划，并且努力去完成它。古语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何况今天有党的正确领导，同志们的帮助，苏联专家的教导，加上主观努力，岂有不“竟成”之理。政府号召我们要把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在十二年之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坚决响应这一伟大庄严的号召，在提高我国科学水平方面，作出我的贡献！ 在政治思想水平方面，我虽然比解放初期已有所提高，但也还是远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的。今后除加强政治学习并也订出学习的计划以外，我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及早实现。这就是我要多多靠拢党，接近党内人士，学习他们的崇高品质，并争取他们的帮助。过去我院旧知识分子和党内人士接触实在太少了，有的老教授甚至还不认识党总支书记。这固然由于旧知识分子不争取靠拢党，但一方面也由于党员不接近旧知识分子。今后我希望党内人士尤其党内负责领导同志当我们是一家人一样，多多帮助教育，逐渐做到思想见面，无话不谈，从而摸清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及其缺点，帮助其改造和提高。我已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将努力争取其实现。 在学校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规划方面，其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实际问题，亟须加以合理解决。我希望能在学校进行规划的时候，尽可能提供我的意见，使我能在这方面也贡献一些力量。 在提高我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的同时，我还要在我原有的教学经验基础上，和其他教师一道，努力改进教学方法，编好专业教材，在培养青年一代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方面，共同作出一定的成绩。 左宗?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次我被邀列席政协会议，使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全中国人民的精诚团结，是新中国一切力量的源泉。唯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远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对这一股力量作了精确的估计，领导它放出了万丈光芒。 作为一个女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看到祖国今日已有的伟大成就，听到这次周总理和郭院长的报告，更感到无比的兴奋。我愿从自己工作岗位的角度来谈谈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 一、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积极的、热情的，愿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是在目前，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特别是当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领导重视的时候，便会不自觉地降低自己的积极性，甚至对工作不安心。在旧社会里，知识分子最欣赏一句话，“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现在已认识到这是和社会主义建设绝不相容的，却没有将它从思想中彻底清除出去。换句话说，是没有真正建立主人翁的思想，没有将自己作为组织的一员，而是将组织关系看作和友谊关系一样。 另一方面，机关负责同志，遇到干部提出表面上看来是不正确的意见时，不要认为提意见的人是有思想问题。如果对于表面上不正确的意见，肯虚心分析研究，往往可以发现问题的另一方面或其他的问题，并能从而改进自己的工作。 二、高等学校的教师，目前在科学研究和师资培养的工作方面，普遍感到时间不够。在大城市中，会议多、社会活动多，以及会议和活动的缺乏计划性是普遍的原因。但是在过去交通不便的地区，特别是在反动政府快垮台时开办的学校中，配合教学的工作上存在着问题，也是重要的原因。解放后，虽则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还是赶不上需要的。这不但影响了教师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教师的工作情绪。除有关领导应努力克服，非教学干部应努力钻研业务以外，教师也应当诚恳地向有关领导提出适当的建议，协助改进。 总之，只要知识分子和负责同志双方共同努力，必然能很好地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针。 陈占梅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此次由海外回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内心感觉到非常荣幸。同时亦深刻认识到通过这样像无缝钢管般的伟大团结力量，祖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的胜利完成，是毫无疑义的。我是久居海外的一个普通商人，政治认识水平较差，但于爱护祖国热情，自信不甘落后。此次各首长在会上所作各项报告，都是国家施政方针与正确计划，我除表示衷心赞同拥护外，并保证回到海外时，必定认真地传达给各侨胞，使他们知道祖国在很短时间便能达到繁荣富强的地步，从而提高认识，改造自己，以符合祖国社会主义社会之要求。我在此顺便报告一些解放前后有关缅甸华侨的情况。在解放前，缅甸华侨与其他各地华侨一样，莫不关怀祖国，热望祖国富强。凡遇对外发生事故，立即群起大声疾呼，捐资救国。在对日抗战时，表现尤为热烈，在过去伪组织驻外领馆常常发生经费困乏，侨胞亦不吝啬筹谋应付。甚至工作人员无汽车可坐，亦集资买给。连修理使馆费用，侨胞亦能乐于捐助。 祖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由于国内进步迅速，国际地位随而日高。华侨社会人士的心理，亦起了很大的变化。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影响，缅甸华侨财产损失甚多，一般经济力不强，有时遇到意外事如发生火灾，当地华侨，虽有救济委员会之组织，从事救济工作，但经济方面则常得到国内有关机关之支持。因此福利事业，在缅甸华侨社会中，得到顺利进展。解放前只有华侨帮助祖国，而解放后则相反。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使万丈光辉照到海外每一个角落。故缅甸华侨普遍流传连小孩亦懂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目前缅甸华侨一般思想的倾向，青年人尤其是学生都希望回国学习或参加建设工作；老年人则深深感到亲眼看到祖国富强，引为莫大的光荣；一般有识商人，受到国内新事物的感召，对所在地的社会教育及慈善公益事业，莫不竞相努力以赴。故近年以来，在华侨社会里一般教育和福利事业，均能普遍提高与发展。在缅甸华侨救济委员会推行福利事业中，仰光市就有二处义务诊疗所，及郊区五个义务诊疗站，经常为一般侨胞免费医治疾病。缅属如瓦城、勃生二处，亦由当地热心华侨组织同样机构，为该地侨胞服务。所有这些为大众侨胞所拥护的新生事业的出现，是与祖国强大和进步影响分不开的。 目前海外侨胞有两个急切的愿望，其一就是要求早日解放台湾，实现完全统一局面。其二就是在福建、广东两省侨眷众多的地区，有多少问题，还存在着一些区乡干部对贯彻中央侨务政策不切实奉行，甚盼能得早日纠正与改善。最后敬祝各位同志身体健康，全心全意来共同为人民服务。

第8版()专栏： 向先进生产者看齐 天津钢厂工人积极参加全国重工业厂矿的同工种竞赛。炼钢工人们提出了“加快速度，多炼好钢，保证提早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今年元旦，他们只用5小时21分钟炼出了今年的第一炉钢，这个时间比1957年的指标还要短。炼钢工人正在这里讨论开展竞赛的保证条件。 新华社记者　孔繁根摄 鞍山钢铁公司职工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提前一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炼钢厂工人决定进一步推广快速炼钢、新炼炉法和群众性维护炉体等先进经验，保证提早完成五年计划的生产指标。炼钢厂的工人正在采用苏联先进的新炼炉法吹烧炉底。 　　　　　　新华社记者　杨礼门摄 太原电热站的第二期工程已在1955年10月开工。最近施工单位又把全盘工作进行了规划，已经制定出提前4个月完成第二期工程任务的计划。第二期工程完工后，山西省最新的发电设备容量就将增长50％以上。　　　　　　　　　张兴和摄 国营石家庄货车修理厂工人王新年，去年12月16日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到今年1月24日他又完成了1958年的1个月零11天的工作量。王新年正在这里紧张工作。 新华社记者　盛　果摄 有20多年工龄的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铣工苏广明，在1月26日提前23个月零5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个人工作量。他现在已在做1958年的工作。 新华社记者　胡　伟摄 大连工矿车辆厂铣工卢盛和（右），已在去年12月上旬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个人工作量。最近，他又提出要在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内再完成三年的工作量。他正在这里帮助女工宋连凤工作。 新华社记者　贾承滨摄 国营上海电机厂今年生产汽轮发电机的台数将比1955年增加3.8倍。工人杨林根，根据捷克斯洛伐克专家的建议，正在这里用高速切削法加工第10台6，000瓩汽轮发电机的转子。 　　　新华社记者　杨溥涛摄 黑龙江省鸡西矿务局麻山煤矿正在推广一项重大的苏联先进经验——“一班采煤”，以保证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实行“一班采煤”，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并可加强机械的维护和检修。工人们正在这里检修顿巴斯联合采煤机。 新华社记者　胡　伟摄 原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动工修筑的成（都）昆（明）铁路，提前在今年动工了。筑路工人青年突击队队长张吉林（右第一人）创造了一天清理6条石料的新成绩。他正同队员们在这里紧张地工作。 　　　　　陈　炎摄（西南铁道建设报社稿） 国营广州造纸厂职工热烈展开社会主义竞赛，他们在1月份以108.78％和113.47％超额完成了新指标的产量和产值计划。第一抄纸车间的工人正在把新生产出来的卷纸进行过磅。 新华社记者　蔡忠植摄 地方国营无锡缫丝一厂，现在已经实行三班工作制。全体职工倡议开展全国缫丝厂的社会主义厂际竞赛，并保证全厂生产总值比1956年国家计划提高14.96％，比1955年的实际水平提高21.94％。 　　　　　　　朱　哥摄（无锡工人生活报社稿）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争取在今年国庆节前，开始出产第一批汽车和提前半年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生产4，000辆载重汽车等项的指标。这是底盘车间后桥工部的一条加工线，工人们正在这里紧张地加工差速器零件。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 为了四年完成五年计划，国营上海机床厂的机床台数今年计划增加68.8％，机床吨位将增加一倍。大件车间的工人正在这里研究一个部件的加工问题。 新华社记者　曹兴华摄 国营上海自行车厂在全国国营自行车厂厂际竞赛中，推广先进经验，降低了成本，每辆自行车售价由163.35元降低到154元，并且提高了产品质量。电镀工人正在这里检查新生产的车轮。 　　王朝祯摄（劳动报社稿）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经常超额完成计划的丝锥板牙车间工人海起俊（右），为了提早完成五年计划，他提出每天用5小时完成8小时的工作量。海起俊正在这里加工板牙。　 张宝元摄（新华社稿） 沈阳风动工具厂工人栾锡行（中），采用多刀多刃切削法，使镐柄的第二道工序，由过去一天车30个提高到165个。他正在向小组的工人介绍经验。 新华社记者　杨礼门摄 重庆机床厂金工车间工人柏凤池，在去年一年中完成了27个半月的工作量。他今年又提出保证完成1958年的工作量。 　　　童季达摄（重庆日报社稿） 重庆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青年工人杨长诗，创造了新的砌砖法，砌单面清水二五墙，一个人每天可砌砖3，600多块，比现行全国统一定额高一倍半。杨长诗正在表演新的砌砖法。 罗梓光摄　（重庆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