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02-01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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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版()专栏: 国营广州水泥厂在1月24日超过计划2.63%提前完成1月份的水泥产量。这是工人们正在进行机器的保养工作,以保证回转窑正常运转。
2. 巩固和平的新倡议
第1版()专栏:社论 巩固和平的新倡议 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一方面是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坚持不懈地继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国际合作而努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某些集团力图阻止国际紧张局势的趋向和缓。这种情形清楚地表现在下面的事实上,即:正当西方国家想用各种方法埋葬日内瓦精神,特别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叫嚷“战争边缘”的原子恫吓政策的时候,华沙条约缔约国家在布拉格发表的宣言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件提出了巩固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新的、切实可行的建议,那就是:促进建立有效的欧洲安全体系的各种措施和签订一项苏美友好合作条约。这些建议是完全真诚合理的;它们完全符合于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和期待,并为巩固和平找出了新的道路,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在目前这个时候举行,并发表了宣言和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队参加缔约国联合司令部的武装部队问题作出了决定,这是华沙条约国家争取和巩固欧洲和平的重大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观察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表示完全支持缔约国家的宣言和会议的决定,这表明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伟大团结和它们之间的目的的一致性。爱好和平国家之间的这种团结,永远是世界和平事业的最可靠的保证。 布拉格会议决定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的一部分编入华沙条约国家联合武装部队,这完全是必要的。因为谁都看得见,西方国家在拒绝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之后,已开始重建西德军国主义军队,欧洲和平的命运是使人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人民军,并以它的一部分武装部队参加华沙条约国家联合武装部队,来保卫自己免遭可能的侵略,这既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保障欧洲安全的利益。 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指出,在改进国际关系、巩固国际合作方面还有新的、尚未利用的可能性。这完全合乎事实。全欧集体安全体系既然因为西方的阻挠,一时还不能实现,而西方的军事集团政策所推行的核子军备竞赛又正在增加新战争的危险,那末,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为促进建立欧洲安全体系而提出的许多办法,就有非常实际的和紧迫的意义。在这方面华沙条约缔约国除了重申了苏联曾经屡次提出的关于一部分欧洲国家(包括苏联、英国、法国及美国)签订保障欧洲安全的协议的建议、关于在欧洲建立一个限制武装部队及驻扎地点的地带的建议,以及在这个地带撤出或限制外国武装部队和限制两个德国武装部队名额的建议之外,还建议在有关国家未就禁止原子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应就驻在德国的武装部队,包括两个德国的武装部队不能装备原子武器一点达成协议。此外华沙条约缔约国还认为在欧洲安全条约未达成协议以前,有关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有着重大的意义。应该指出,就上述任何一项建议达成协议都是对巩固欧洲和平的重大贡献。 正如改善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一样,改善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适宜和必要的。改善苏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将有利于苏美两国人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于改善国际关系、加强国际合作事业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世界和平事业的巩固和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苏美两国之间的合作。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布尔加宁主席提出了关于签订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根据苏联的建议,缔约双方只承担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执,并且发展和巩固两国之间经济、文化和科学合作的义务。只要双方有着发展国际正常关系的共同愿望,那末在签订这个条约的问题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应该指出,要求改善苏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成为苏美两国人民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最近以来,越来越多的各国政府人士、文化和科学界人士以及企业家们都主张苏美两国进行合作,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加强世界和平。苏美两国人民在这方面更表现了高度的热情。不久之前,访问美国的苏联农业代表团和记者代表团在美国各地受到了美国人民亲切的、热烈的欢迎;访问苏联的美国农业代表团在苏联也受到了同样的接待。这表明在苏美两国人民中间是存在着多么友好的感情和共同的和平合作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苏美两国政府不能采取措施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美国方面却拒绝了苏联关于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美国借口说苏联建议的条文都已包括在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中了,因而它是“不必要的”。这种借口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苏联建议签订苏美友好合作条约正是为了加强和实施联合国宪章中已有的原则,它表现了苏联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加强和平和国际合作的诚意。美国拒绝同苏联签订和平友好的条约,但是它却同44个国家签订了排他性的侵略条约,并且表现得非常狂热。这说明美国所热衷的是制造紧张局势的军事集团政策,而害怕和平和友好的往来。美国的这种态度,应当使各国爱好和平人民更加认清了美国统治集团的真正面目,从而更加努力地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为加强和平的事业而积极奋斗。 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和布尔加宁主席的信,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光辉体现,同时也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坚持不懈地为巩固欧洲和世界和平、为加强国际合作事业而努力的明证。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苏联和华沙条约缔约国家所作的这些努力。现在,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的拥护。这种伟大的潮流是不可抗拒、也不能逃避的。它必然要得到最后胜利。
3. 中匈签订今年换货付款协定和文化合作执行计划
第1版()专栏: 中匈签订今年换货付款协定和文化合作执行计划 新华社布拉格电 布达佩斯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判以后,1月27日在布达佩斯签订了中匈1956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 根据协定,中国将供应匈牙利矿砂、五金、化工和纺织原料,茶叶、油料、皮毛和农畜产品。匈牙利将供应中国农业机械、电讯设备、精密仪器、发电设备、车辆、药品、石油产品、纺织品和其他货物。 代表中国方面在协定上签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孔原,代表匈牙利方面在协定上签字的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德罗帕。 新华社讯 中匈文化合作协定1956年执行计划1月28日在北京签字。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代表匈牙利方面签字的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卡拉伊·居拉。 执行计划中规定了两国科学、教育机关建立直接联系和交换资料的措施,规定两国将互派科学家、教育家进行访问和增派留学生,规定了两国互派文艺工作者进行访问和互相举办展览会,以及其他扩大两国文化交流的措施。
4.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继续举行 听取关于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肃清反革命分子问题三个报告
第1版()专栏: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继续举行 听取关于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肃清反革命分子问题三个报告 新华社31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31日下午继续举行。 在今天的会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作了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 今天的会议从下午3时进行到5时55分。 上午,出席会议的委员和列席的代表曾进行了分组讨论。 会议将在2月1日继续举行。
5. 河北、河南、福建、黑龙江许多农业合作社 热烈响应开展农业增产竞赛
第1版()专栏: 河北、河南、福建、黑龙江许多农业合作社 热烈响应开展农业增产竞赛 本报讯 河北、河南、福建、黑龙江等省的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响应李顺达等人联名提出的开展全国农业增产竞赛的倡议。 中共河北省委员会1月24日在保定召开了全省农业增产竞赛动员大会。省委书记林铁在会上号召全省的集体农民开展社会主义增产竞赛,在今年超额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河北省农业增产指标。他并且代表中共河北省委员会提出了具体的增产指标。参加会议的耿长锁等118个高级社主任和代表在讨论省委的增产指标的时候,联名提出条件响应开展增产竞赛运动,并且以此表示响应李顺达等人提出的增产竞赛的倡议。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石碑、任旺、合河、大召营五个乡的集体农庄,1月19日联合响应李顺达等的倡议。今年这五个集体农庄的棉花产量要超过1957年指标37%,粮食产量要超过1957年指标26%。这个增产计划完成后,棉花平均每亩产量将由61斤(皮棉)提高到220斤。粮食平均每亩产量将由530斤提高到1,000斤。 福建省福州市郊区和闽侯县农民热烈响应李顺达等人发起的农业增产竞赛。福州市郊区郑依牳领导的鼓山集体农庄全体庄员,提出1956年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的总产值比1955年增加60%为条件来应战。 黑龙江省宁安县团山子集体农庄庄员看到李顺达等人提出的倡议后,重新修订了1956年的增产计划,要求社内每公顷耕地比1955年增产1,600斤粮食,畜牧业和养蜂业也要比1955年增产50%。曾向黑龙江省农民提出为完成五年计划而提前备耕的农林、前程、远大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响应了李顺达等人的倡议。
6. 全国已经有60多个城市 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胜利
第1版()专栏: 全国已经有60多个城市 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胜利 本报讯 继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西安、武汉、广州、南京、合肥、保定、杭州、哈尔滨、太原等14个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全面胜利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又有50个城市先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50个城市是河北省的石家庄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唐山市,山西省的榆次市,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海拉尔市,辽宁省的旅大市,吉林省的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通化市,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佳木斯市、牡丹江市,陕西省的咸阳市,甘肃省的兰州市,青海省的西宁市,山东省的济南市、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济宁市,安徽省的蚌埠市、芜湖市、安庆市,浙江省的宁波市、湖州市、嘉兴市、金华市、温州市、绍兴市,福建省的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河南省的郑州市、开封市、安阳市、许昌市,江西省的南昌市、九江市、抚州市,广东省的海口市、韶关市,广西省的南宁市,云南省的昆明市和贵州省的贵阳市。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鼓舞着这些城市广大人民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许多地区已经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基础上掀起了生产高潮。石家庄等市的职工已经展开了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劳动竞赛。包头市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提出要使今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957年指标的247%,用更多的粮食和蔬菜来支援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安阳市手工业实现合作化以后,在全市手工业者中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现象,许多著名的手工业者都表示要把过去不肯公开的技术教给社员们。
7. 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新式农具运价降低
第1版()专栏: 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新式农具运价降低 据新华社讯 铁道部、交通部为了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已从今年1月17日起,降低各型双铧犁、单铧犁、播种机、锅驼机、煤汽机、抽水机等50类80多种新式农具和农业机械(拖拉农具除外)的运价。 铁道部确定,凡收货人或发货人一方是供销合作社或者提出供销合作社的证明,在托运解体的和不能解体的煤汽机、柴油机、打稻机等18种新式农具和农业机械(包括零件、配件)的时候,运价降低30%多。交通部确定,公路运输部门对供销合作社委托组织汽车、马车运输新式农具、农业机械及其零件、配件时,已经分等计价的地区,一律按最低等级计算运费;未实行分等计价的地区,也应当提出降价意见,报请省人民委员会确定执行,并尽量减收回空费。
8. 国务院发布预购茶叶、蚕丝、苎麻、烤烟、羊毛的指示
第1版()专栏: 国务院发布预购茶叶、蚕丝、苎麻、烤烟、羊毛的指示 新华社讯 国务院在1月27日发布了1956年预购茶叶、蚕丝、苎麻、烤烟、羊毛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委员会在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结合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统一妥善布置上述各项农产品的预购工作。 指示中指出:茶叶、蚕丝、苎麻、烤烟、羊毛都是我国出口和国内工业原料的重要物资,目前这些经济作物和羊毛的生产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国家对工业原料和可供出口的农产品的需要将大大增加,因此积极地发展上述几种农产品的生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指示中指出,根据1955年棉花、茶叶等农产品预购的经验,预购对促进生产,克服农民在生产中的一些困难,鼓励农民增产的积极性,使国家收购计划同农业生产计划得到密切结合,都起了重大作用。因此,决定1956年对茶叶、蚕丝、苎麻、烤烟、羊毛等5类产品进行预购。并且根据上述产品生产情况和地区集中、分散的不同,分别进行全部或部分的预购。 指示中规定,为了克服农民在生产中的困难,鼓励农民按照国家计划积极增产和踊跃出售,在签订预购合同的时候,要分别付给预购定金。同时,为了照顾农民在收茶季节临时雇人摘茶制茶的实际需要,给他们增加一定的粮食供应。此外并且指示各级供销合作社在分配和供应肥料的时候,应当更多地照顾经济作物生产的需要。 指示中最后强调指出,预购工作应该及时布置到乡到社,在上述农产品生产季节开始之前,必须完成预购和物资调运供应等工作。为了做好上述各项农产品的预购工作,必须把国家的预购政策和预购办法向农民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农民妥善地使用预购定金,积极发展生产,保证生产计划和预购任务的完成。
9. 蒋机一架在窜扰大陆后逃至香港机场降落
第1版()专栏: 蒋机一架在窜扰大陆后逃至香港机场降落 新华社31日讯 1月31日上午11时21分,蒋军F——86型战斗机一架自厦门以南、东山岛以北处窜入大陆上空,骚扰福建省的云霄和广东省的饶平、五华等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机当即起飞截击。这架蒋军飞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机追击下,经紫金、惠阳向西南方向逃窜,在12时20分,降落到香港启德机场。 我外交部在31日下午立即将这一事件通知英国代办,并且要求他立即告诉香港英国当局将这架蒋机和机上人员予以扣留。
10. 我军击落击伤蒋贼飞机四架
第1版()专栏: 我军击落击伤蒋贼飞机四架 据新华社福建前线电 福建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在1月27日击落蒋贼飞机两架,击伤两架。 27日上午9时33分,蒋贼F—84型喷气战斗机共4批16架次窜扰福建省晋江县围头地区。我军高射炮部队以猛烈炮火截击,首先击中第一批蒋贼飞机当中的一架,敌机头部和尾部都中弹,冒起黑烟,坠毁在北碇岛南面的海里。接着,高射炮手们又以准确的炮火击中另一架蒋贼飞机的两翼,燃烧起火,坠毁在北碇岛以西的海里。高射炮手们跟着又击伤蒋贼飞机两架。
11. 我国向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提出备忘录
第1版()专栏: 我国向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提出备忘录 新华社新德里3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奉政府之命在 1月28日晚上把一份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六年来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的备忘录,送给了在班加罗尔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洛卡纳坦博士。 袁仲贤大使要求洛卡纳坦博士把这个备忘录作为在班加罗尔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的正式文件,在会议开幕以前散发给除蒋介石集团的所谓代表团以外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
12. 南斯拉夫国家足球代表队到京
第1版()专栏: 南斯拉夫国家足球代表队到京 据新华社31日讯 以勃·彼希契为首的南斯拉夫国家足球代表队全体人员22人,今天由上海乘专机到北京。 到飞机场欢迎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树藩等。
13. 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授奖大会 授给起义人员韦大卫等三人奖金
第1版()专栏: 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授奖大会 授给起义人员韦大卫等三人奖金 新华社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月28日举行了授奖大会,授给从台湾驾飞机起义归来的韦大卫、梁枫、翟笑梧三人每人奖金8,000元。出席大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中国民用航空局工作人员、北京市各界代表和中外记者共约600人。以前起义归来的胡弘一、刘若龙等也到了会。在天津工作的韦大卫的妹妹特地赶到北京参加大会,到会的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兄妹重逢。 大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代表张梓桢少将主持。当他把奖金发给韦大卫等三人的时候,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张梓桢说,蒋军官兵大多数是受骗被迫参加蒋贼军的,他们只要放下武器,就可以得到人民的宽大待遇,并且根据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回家和家人团聚和分配给他们适当的工作。起义立功更可以受奖。张梓桢说,所有蒋军官兵都应当认识,只有放下武器或起义立功,才有他们的光明前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张有谷,以前曾任国民党南京空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国民党成都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司令等职务。他在会上号召在台湾的空军朋友们及早回来,脱离苦海,回到富强康乐的祖国大陆来。 到会的人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师长刘善本大校讲话,他是在1946年从四川新津机场驾机起义飞到延安的。 当刘善本在会上宣告,与韦大卫等27日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同一时间,又有四架蒋贼飞机在福建上空被我军击落击伤,会场立刻震响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刘善本说,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对于胆敢窜犯祖国大陆的蒋贼空军,一定予以歼灭打击;而对于驾机起义归来的蒋军空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一定会受到保护,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奖励。刘善本号召在台湾的蒋军空军人员早日走光明道路,起义归来。 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关世雄在会上指出,走韦大卫的道路,是在台湾的蒋军空军青年和航空人员唯一正确的道路。 北京市第十一女子中学教员哈庆慈在会上说,当她每次看到报上发表蒋军空军起义归来的消息,就希望回来的是她的亲属。她希望在台湾充当蒋贼空军军官的哥哥哈虎文、哈郁文和姐夫王健珍,都能听到今天晚上欢迎韦大卫等的欢乐声音,而知有所选择,不要再沉沦下去。 韦大卫代表他们起义归来的三个人致词,他对祖国人民给予他们的欢迎和奖励表示无限的感激,并且叙述了他们起义归来的经过,控诉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万恶罪行。韦大卫最后说,我们三个人回到分别七年的祖国大陆,最初都没有想到它已变得这么美好,我们都渴望着早日走上工作岗位,献身於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 2 版
1. 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1956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第2版()专栏: 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 (1956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郭沫若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并建议在本次会议上展开全面的讨论和深入的学习,使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在国家建设和国际活动上作出更大的成绩。 周恩来主席在他的报告中提到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说明了我们目前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上、业务能力上、政治觉悟上,都还不能适应国家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若干政府部门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还有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又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力量的充分发挥。中共中央最近已经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决定要用大力来加强领导,对于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药卫生、教育、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务必使现在存在着的问题尽可能迅速地得到解决,使知识分子的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成长,使各种最重要、最必需的知识部门,特别是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在12年内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十分令人振奋的。对于知识分子更是这样。据我所知道,除掉极少数的落后分子以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以最大的热情和诚意来拥护这个决定。我们感觉到党和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怀无微不至,同时也感觉到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事业中所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凡是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都在认真地考虑着:要怎样才能够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期待,来完成伟大祖国所给与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我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常务委员会指定我在这次会议上作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现在我准备从下面五个角度来对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作一些补充说明。 一、贡献力量 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停滞和殖民主义百年来的长期侵略,旧中国的知识界,和整个民族一样,在发展上受着很大的阻碍。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中的爱国分子早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道,为求民族的解放而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爱国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常常起着桥梁作用。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就说过:“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在人民解放斗争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曾经被吸收,参加了革命;在人民解放斗争胜利之后,广大知识分子又在党所执行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正确政策之下,能够有机会积极参加了伟大的祖国的建设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使知识分子适应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好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党和政府给了知识分子以各种工作机会,并且采取了种种的方法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思想教育,把旧时代所培殖下来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落后思想,转变为工人阶级的进步思想。大批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大规模的斗争;参观了工厂和农村的建设工作;访问了苏联,参加了各种国际活动;这样知识分子就有机会通过社会生活的实践和观察去接受进步思想。同时,通过大规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通过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有系统的批判,通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发,知识分子能够更加清楚地分清敌我思想界限,提高政治嗅觉。更通过根据“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业务实践,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了工作方法,提高了业务水平。 经过几年来的学习,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在国家建设事业中也作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不少的成就。这是用不着一一列举的。但是无可讳言,我们就单从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说,我们现有的力量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最有效的发挥。 几年来,由于一时的工作的需要,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脱离了自己的专业,担任了行政工作。但是由于用非所学,在行政与业务两方面都没有充分有效地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有的人更因兼职过多,社会活动过多,影响了工作。会议多,临时任务多,也使好些专家不能集中精力和时间从事专业活动。有些人的工作岗位分配得不很适当。有些人工作调动频繁。有些人有岗位而无工作。更有少数的人一直没有工作岗位。 像这些在使用知识分子上的不合理现象,毫无疑问,对于国家建设事业是一项损失。党和政府已经决定:迅速地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以便充分动员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专长。特别对于知识分子们不能掌握自己时间的呼吁,党和政府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要使高级知识分子们今后至少要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是每周40小时,从事专业活动。 中共中央的这些及时的决定,毫无疑问,是会提高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共中央的决策表示衷心的欢迎,衷心的拥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问题要想得到彻底的解决,责任的至少一半,还要依靠知识分子自己的努力。自我改造的思想教育经过了六年,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依然还有百分之十几的落后分子。中间分子目前也还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人数不能算少;他们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在工作上一般也能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达到了高潮,大约再有三年期间,便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为什么占有半数的高级知识分子还能在前进的道路上踌蹰呢?我们知识分子必须作最大的自我努力,迅速减少这种现象,然后政府的充分动员知识分子力量的措施,才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社会主义革命锣鼓敲得这样响,我们相信,我们全体知识分子一定不会允许自己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凡是具有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处在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大时代里,一定愿意在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文化水平一般地不能算高,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群策群力,老老实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那么,我们就会做出一定的成绩出来。 时代在向着知识分子召唤:为社会主义贡献出一切力量。我们384万的普通知识分子,十万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的使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在国家的科学发展规划下,努力进行科学研究,学习世界先进经验,补足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科学部门,大批地培养新的科学人材,争取迅速地提高中国的科学水平。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应该提高教学质量,为祖国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的队伍从几百万人迅速发展到上千万人。从事工程技术的人,应该学习先进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在生产和基本建设中,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做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成绩。从事卫生工作的人,应该在几十万中医和几万西医加强团结和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做好城市厂矿卫生工作,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清除四害,消灭九大疾病和保护妇婴。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应该努力各种创作和艺术实践,为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的丰富生动的斗争,塑造先进人物的形象,以鼓舞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一切从事科学、工程、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的知识分子们,我们应该无愧于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称号,无愧于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自己一切有用的知识,无保留地不吝惜地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大知识分子——孔子的大门人曾参,每天要以同样的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我们今天也不妨学他的榜样,每天也经常把下面这样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吧。 第一问: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不是有不够积极的地方? 第二问:我们在扩大队伍和团结内部力量上,是不是真正有所贡献? 第三问:我们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先进经验上,是不是有高度的自觉,是不是没有懈怠? 假使对于这三个问题,在积极的方面能够作肯定的回答,在消极的方面能够坚决地否定,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提高业务水平,赶上建设需要,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所给与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二、扩大队伍 要使知识分子完成国家所给予的艰巨的任务,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步骤和更有效的方法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 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人数是很有限的,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在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10万多人中,讲师以上的教育人员31,000多,主治医师以上的卫生人员包含着中西医在内约有25,000多,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科学研究人员约有3,000多,工程师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31,000多,高级的文化艺术人员6,000多,其他专家们约有5,000。其中解放以后所增加的新生力量要占35%。 六年来新生力量的增加速度是相当大的。然而,中国是六亿人口的大国,规模宏大的国家建设事业所期待于知识分子的工作,愈来愈繁重,仅仅10万多人的高级知识分子,同国家建设的需要是完全不相称的。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尤其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央正在从事拟定一个十二年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根据初步计算,今后十二年内至少要培养出100多万高级知识分子,才能满足国家各方面的需要。这无疑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主要是要落在大部分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肩头上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培养,要靠现有的高等学校的教师;在职专家的提升,要靠各研究机构的高级研究人员和各门类的老一辈的专家。 这样是不是加重了教学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者和各项专家的负担呢?是的。然而这是一项光荣的负担。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不是差不多都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要求——配备必要的助手和学生吗?这个要求在今后正可以得到相当的满足。我们正可以多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为国家多多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古代的大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项快乐的工作。在今天我们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任务而教育英才,这种快乐应该是更要增加无数倍的。 六年多来,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科学研究工作者在培养新生力量上,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作出了很显著的成绩。从高等学校的情况来说,全国高等学校1950年只有助教5,796人,至1955年已增至24,472人,为1950年的四点二倍,占全部教师42,066人的58.2%;1950年讲师只有3,637人,至1955年增至10,095人,为1950年的二点七八倍,占全部教师的24%弱。从科学院的情况来说,全院共有研究人员2,483人,其中实习研究员1,634人,占65.8%;助理研究员421人,占17%。这些青年教师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朝气勃勃,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责任感,对于新鲜事物的感受非常锐敏,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进步都非常迅速。这是可庆贺的现象。这种可庆贺的现象之所以产生,同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同苏联专家的协助,苏联先进经验的启发,也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千切不要看脱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老一辈的教师们和科学家们的努力,老一辈专家们的善于诱导和教人不倦的精神。把自己宝贵的学识和经验传授给了青年,是培养新生力量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希望我们老一辈的教师们和专家们能够充分发挥这种精神。 培养专家的方式和培养学生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培养专家要用带徒弟即个别指导的方式。据一般的经验,一位导师最好只带四、五位徒弟,多了就不一定能带好。这可能是一种保守的看法。带徒弟的成绩一方面要靠导师高明,另一方面也要靠徒弟好学。假使徒弟好学,而老师又高明会带,又何乐而不多带一些呢?政府已经决定,要把最优秀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到科学研究方面,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也不成问题,假使一位导师能够带10位徒弟,那么,新生力量的增长,也就会更加快了。 例如科学院培养新生力量,过去拟的初步计划是在12年内培养研究生10,500多名。这是以一位导师培养五名,而五名中有一名不成器为基数所得出来的数目。假如每位导师提高到培养10名,10名中就估计二名不成器,所培养的研究生人数不是就可以增加一倍吗?这是值得我们努力争取的。 应该指出,在一定程度内增加导师的负担,对于导师本人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为了克服困难就要多开动脑筋,想出办法来完成任务,因而会更快地提高教师自己的能力。 每一个人都是具有不小的潜在力量的。我们的先进工人和农民,在生产建设中,差不多常常都在产生新的纪录。六年来中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都以一个胜利联结着一个更大的胜利,其原因之一也就在于以最大的紧张发挥了所有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希望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上,作到最紧张的努力,把潜在力量进一步发挥出来。 三、提高水平 我们在科学文化方面,无可讳言,是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文化部门一律都是非常落后的。例如,我们的戏剧艺术,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之下,经过短时期的整理,最近在亚洲和欧洲各国的演出都获得了普遍崇高的声誉。又例如,我们的科学研究,也有少数学者在国际上是有相当地位的。有成就的,我们要精益求精;落后的,我们要加紧追赶。一般说来,我们在很多方面是落后的。特别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还有不少的空白点和空白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科学研究在反动时代特别受到冷遇;另一个是在最近的20年间,世界科学和技术有了飞速的进展,这样距离就愈来愈远了。现在请允许我把世界科学的发展多说几句。 我们大家都知道,目前已经到了原子能的时代。苏联在前年就已经建成了世界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今年又将建成一座新的原子能发电站,有10万瓩的发电能力,并将投入生产。在原子能研究的设备方面,苏联在1949年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同步回旋加速器,今年还将建成可把质子加速到一百亿电子伏特的更大的同步稳相回旋加速器。随着原子能研究的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已经在冶金工业、机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建筑工业、仪器制造业、农业、医疗事业中广泛应用,解决了以往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同时也已经在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中大量应用。在工业中利用重氢的热核子反应,也已经提到了科学家的工作日程。 随着电子学的发展,自动控制与远程控制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在苏联和其他工业先进国家里,高度自动化的工厂、矿山和电站已经相继出现。它不但解除了人类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新的电子计算机每秒钟可进行15,000次的演算,准确度达到可能有的错误只有十万万分之一。它可以迅速地记录和整理各种科学资料和文献,并加以分类和统计。它有大容量的“记忆系统”,可以把过去记录下来的材料复制出来。它有高速度的“逻辑推理系统”,可以按照大量的指令信号来处理材料。它可以进行文字上的翻译工作。这种计算机已经可以有条件地部分地代替脑力劳动了。 物理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是半导体物理学。利用半导体已经可以直接把光能和热能变成电能。例如把受光面积一平方米的半导体光电发生器放在太阳光下,它就可以发出50瓦的电;把一种半导体热电发生器放在煤油灯上,它就可以产生一个收音机所需要的电。这种装置在缺乏电力的地方有极大的用途。半导体仪器还可以用来代替真空管,它的体积小,成本低,并且耐用。半导体研究的发展,已经引起了无线电电子学技术上的革新。由于大量地使用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仪器的体积大大地减小了,成本也大大地降低了。 各国在冶金研究方面也有巨大的进展。例如钛这种金属和它的合金,强度比普通的钢还高。它特别轻,是制造飞机,特别是高速飞机的优良材料,在国防上是非常重要的。 在动力机械方面,目前已经出现了燃气轮机。这种机器目前是用液体燃料或者瓦斯和空气混合燃烧所形成的气体来推动气轮,将来可能直接使用煤粉燃烧来代替。它不需要蒸气,因而也就不需要锅炉和水;设备简单,效率很高。修建一座使用燃气轮机的发电厂,所需要的时间和投资都不到使用蒸气机的发电厂的一半。这种机器不用说特别适用于缺水的地区。 高温、高压、高速的技术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技术,也正在迅速地发展,并且在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上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极高的新生产过程,速度极大的各种运输工具,都正在不断地产生。 这些惊人的成就只是世界科学和技术最近发展中的一部分。同这样发达的科学和技术相比,我们确是落后得太远。要想在12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正在不断发展中的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必须采取种种最有效、最迅速的方法,用尽全力来加紧追赶。 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有?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盟邦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党和政府已经在拟制发展科学研究的全面规划,又有苏联和兄弟国家的无私的帮助,在优良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集中大力来进行工作,这就保证着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在12年之内一定能够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一定能够掌握各种先进的装备和技术。 我们知道,政府已经作出了决定: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人员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向科学大进军;要为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应有的工作条件,如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科学情报、研究助手、研究机构等。凡是最需要的缺门或薄弱环节都将要迅速地加以补充和加强。在建立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取得苏联全面的帮助。 这就是展开在我们科学工作者面前的科学研究的新形势。科学家们是特别振奋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有着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形势的展开。 几年来,我们在科学研究上是走了一些弯路的。没有全面规划,没有科学情报,没有适当的联系和分工,有好些在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在国内其他部门都已经解决了的老问题,还要从头做起。这种作法浪费了我们许多力气。例如“铝镍钴”这种合金,由于生产部门有需要,我们科学工作者曾经费了不少的力量来研究它的冶炼方法,然而这种研究早在25年前日本学者就已经获得成果,苏联在1936年并且已经进行生产,中国尽可以从苏联获得整套的设备、资料和方法,根本用不着自己从头做起。 又例如我们要创造半导体的仪器,就需要有一种名叫锗的金属,而纯粹的锗的提炼,对我们说来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假如我们要从炼锗做起,要很久以后才可能生产用锗的半导体仪器。但假如我们在派人到国外去学习半导体的同时,就进口纯锗,半导体仪器的生产就可以提前好几年。 就从这些例子上看来,我们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帮助,有许多科学研究都用不着从头做起,我们尽可以采取迎头赶上或跃进的办法,因而尽管世界的先进水平在不断地进展,我们也尽可以用较短的时日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但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只有在今天才可以办到的;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帮助之下,才可以办到的。 四、自我教育 解放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由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大力协助,知识分子的自我努力,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六年来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拥护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已经各占40%左右,落后分子已经降低到百分之十几,但是不容忽视的仍然有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暗藏在知识分子的队伍里面。 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百多年半殖民地境遇的长期濡染中,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仅仅经过六年多的期间,要想知识分子全部都已经转变过来,那是不能设想的。但是也不能设想,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一些知识分子还能够故步自封,踌蹰不进。 我们知道,党和政府在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上,是要加强领导、大力推动的。凡是六年多来行之有效的方法,今后都要更全面、更深入地进行。对于落后分子,要尽可能地争取和教育他们,对于他们要严肃批评,耐心教育,等待改进,让他们逐渐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对于中间分子,要尽可能帮助他们脱离中间状态,转变为积极的进步分子。对于进步分子也要帮助他们继续不断地进步。至于暗藏在知识分子中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该彻底肃清,但是这已经不属于一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范围,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讲。 在这个明确的方针政策之下,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能够更进一步通力合作,共同推动。知识分子大体都是有党派关系或者团体关系的。党派和团体的集体教育,比个人摸索所能得到的效果,更多、更大、更快。六年多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协助党和政府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是有了很多的贡献的,我们希望对于这项工作今后能够更进一步予以大力协助。 当然,思想改造是一项细致的、长期性的工作,而它的主要关键还是在于本人的自觉和自我教育。自我教育的工作,在我们知识分子中,应该不断地加强。进步分子是知识界的自我教育中的骨干,应该起带头作用和桥梁作用。进步分子如果不继续努力,追求不断的进步,那就不仅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反而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日见落后。进步分子很容易背上“自以为进步”的包袱,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兔子和乌龟赛跑的故事,是我们大家所熟习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进军中,我们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在路旁睡觉。 在今天知识界或每一个知识分子要加强自我教育的工作所应该采用的方法,依然是六年多来所行之有效的各种方法。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在专门业务中体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批判唯心主义的思想和学习唯物主义的思想,展开自由讨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方法都要更有组织、更有计划、更全面深入地进行。特别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自我教育的关键。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曾经建议: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住的一个宝贵的指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工作虽然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任务,而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的工作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也必须进行自我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和空气一样,对于不断追求进步的人来说,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我们一定要努力创造出这样一种健康的批评的风气。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严肃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要使广大的知识分子,把旧时代所长期培殖下来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转变为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要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作风习惯都能适应于社会主义的要求,不经过相当时期的严肃的思想斗争便能轻易得到,那是不能想像的。无论怎样的微风细雨,总不免要吹动头发,打湿衣裳。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连微风细雨的批评都不能接受,那就证明他还没有进行自我批评的决心。空谈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很容易的事;但要认真地进行起来那就很不容易。这必须要进行多少次的内心斗争,然后才能认真地做到。我们知识分子,认真地说,一点也不好宽纵自己。我们总要使自己能够经受得起千捶百炼,能够在风暴中行进。片面的迁就不能解决问题,片面的依赖也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为了正义事业献出整个生命的顽强性。没有这种顽强性,不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没有这种顽强性,不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没有这种顽强性,不能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的国际地位。没有这种顽强性,不能完成我们在国家建设中所担负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我最近读到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写的“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文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我很欣赏他这一句话。但我想把他所指的界限再放宽一些。那就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如果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够同意我这个说法,都能够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我们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的思想斗争中就一定能够获得辉煌的胜利,就一定能够提前完成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 那样的日子,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早一天到来。 五、加强团结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这是毛主席在最近(本月25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项极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的话是以全国人民为对象的,但不用说其中包含了广大的知识分子,而且对于知识分子有着殷切的期待。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确非常重大。我们有责任,要努力培养新生力量,扩大队伍,才能有足够数量的干部;要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思想水平,才能成为或者产生优秀的专家;并且在创造这些条件之下,“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主席说“要在几十年内”,我们不要赶快就松了气。因为在这个指示中是包含着改变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而且既已说明要努力“迅速达到”,那就不能解释为六七十年;如果单从科学文化方面来说,那就应该是短得更多的期限,即二三十年了。 毛主席在这里提到了团结的问题,“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更“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这所说的是大范围内的团结。但要做好大范围内的团结,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把小范围内的团结做好。如果连小范围内的团结都有问题,那在“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上,就不能有所贡献,也就更不能“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了。 知识分子在小范围内的团结是不是还有问题呢? 有,虽然问题不很大。 六年来,我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之下,知识分子本身的团结和知识分子与有关方面的团结是日益增进的。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苏联,认识了加强工农知识分子联盟的重大意义。这是值得庆贺的一方面。然而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现象。 首先,目前知识分子同他们所属单位的领导同志之间关系不够密切,彼此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帮助,还不很够。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已经作了全面的检查,并且已经作出决定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国务院不久将设立中国专家局,负责处理对待中国专家的各种行政上的问题,进行统一领导、统一调整、统一检查督促。各部门、各地区,也都要分别指定适当机构负责处理和检查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 中央的决定是全面的,执行是会迅速的。然而问题的另一面依然在于知识分子自己。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立场,有些人依然不很端正,有些人甚至很不端正。还有极少数人曾经抱着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错误见解。事实上要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要把落后的科学技术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只有党才能作全面规划,进行具体领导。党的领导不仅不会束缚专门业务的发展,而且会给这些业务以正确的方向和规划,以适当的安排、组织、分工、配合、检查和督促。这些人的错误见解是应该予以批评的。 在知识分子本身之间,无可否认地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同行之间或不同行之间,在不同机关之间或同一机关的不同单位之间,在同辈之间或不同辈之间,都往往有或大或小的隔阂。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思想,在不少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因而在业务上不能做到充分的相互尊重,相互切磋,相互协助,而往往各自为政,不通声息,不求分工,不相配合。本位主义相当严重的人,甚至对于领导上的统筹规划也发生抵触,这些人只愁自己人手的分散,不考虑国家建设的需要。有的人习惯于单干,不能从事集体工作;孤芳自赏,坐井观天。这些现象的存在必然地影响业务,影响国家建设事业。克服这些现象的关键所在依然是思想教育问题。 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努力增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联盟的加强和巩固,对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很大的意义。一部分知识分子经过参加土地改革和参观农村工厂,对于工人和农民的创造性的劳动,对于他们的生活、要求和斗争,虽然有了相当认识,但一般说来,知识分子对工人和农民的了解还是很差的。有些人还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这是剥削阶级意识的一种反映。我们知识分子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当中、要自觉地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必须主动地接近工农群众,去了解工人和农民的要求,用自己的工作和创造去满足他们的需要。知识分子只要对于国家有所贡献,对于生产有所帮助,而且贡献和帮助得又多、又大、又好,工人和农民便会对知识分子认识得又深、又真、又亲。因此,加强同工人和农民的亲密团结,这是一切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光荣的责任。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我的补充报告就要结束了,请允许我再概括说几句。 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与维护和平事业中所负的责任的确是非常重大的。党和政府对于知识分子有着深切的关怀和期待。党和政府在促成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连续地达到高潮之后,对于科学文化事业进行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这在促使文化建设也迅速地达到高潮上,是有重大作用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衷心拥护党的政策。我们满怀信心地愿意以最紧张的努力,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发挥自己的潜在力量,扩大队伍,加强团结,提高业务能力,争取迅速改变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状态,在12年内使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有了党和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有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有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伟大无私的帮助,我们相信,这个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第 3 版
1.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1956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第3版()专栏: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1956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陈叔通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昨天周主席政治报告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正确的指示,我们经过这次讨论后还要加以学习。我现在以非常兴奋的心情,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次高潮中的情况,作一个补充报告。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和农业及手工业 的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一样,也已经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各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已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六年来,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稳步前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国工商业者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绝大多数都提高了思想认识,先后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以及公私合营,把企业纳入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但自我国有计划建设进入第三年以后,由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澎湃到来,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形势,从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自去年下半年起,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这个新阶段的标志的,就是,改造工作由过去以国家资本主义中级、低级形式为主,发展到以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为主,从过去一个一个厂店地实行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这就大大地扩大了改造工作的规模,加快了改造工作的速度。 在去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前夕,毛主席举行了座谈会,对工商业者作了亲切的教导,指示工商业者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后,全国各地各方面都对毛主席的指示作了传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同时也开了会议,推动了这一工作。毛主席的指示像太阳一样,照亮了全国工商业者前进的道路。全国工商业者莫不欢欣鼓舞,兴奋万状,立即掀起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本来,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虽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对于如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体地逐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把资本家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不少工商业者还了解得不清楚或者是有顾虑的,对于自己的前途如何,命运如何,心中往往七上八下,动荡不安。毛主席的指示使工商业者认识了剥削的本质,认识了祖国的伟大前途,也认识了只有把自己和自己后代的前途寄托在祖国的前途上面,才能走上光明大道,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有不少工商业者不论在会议讨论中或在报刊上,热烈地检讨自己过去的剥削行为和错误思想,在工商界中展开了一次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纷纷表示要在改造事业中立功,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全国工商业者要求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进一步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已不限于部分厂店和少数积极分子,而迅速地形成了具有广大群众规模的热烈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为了适应广大工商业者要求进一步改造的积极性,各地党政机关都举行了会议,对改造工作作出了全面规划。在全国范围内,走在最前面,首先完成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工作的是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市。今年1月上旬,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巨浪激流似的汹涌地展开,于1月10日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就过渡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北京市第一个实现了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为全国作出了榜样。1月15日,北京市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和各界代表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宣布北京市成为第一个进入社会主义的城市,进一步地提高了全国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最高潮。 天津市继私营商业于1月9日全部过渡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之后,私营工业50个行业5,000多个工厂也随着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西安市102个私营工商业行业5,900多户厂店也于13日全部按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沈阳市私营工商业105个行业在14和15两日中全部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重庆市于16日完成了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接着,武汉、广州也都实现了全市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其他如南京、成都、保定、鞍山等全国各城市,都于20日左右,先后完成了全部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工作,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各城市在实现公私合营的时候,都卷入了无比的欢腾中,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欢天喜地,锣鼓声、鞭炮声日夜接连不断。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一般认为上海工商业户较多,情况也较复杂,改造工作也许要慢些,但自北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上海全市的工商业者纷纷要求向北京市看齐,于15日举行临时代表会议,一致提出保证,要于6天内完成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工作。就在全市工商业者的这种热潮下,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也于1月20日胜利地实现了全市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胜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高潮中,各地工商界有为数很多的人,纷纷用具体行动,争取在改造工作中立功,在公私合营过程中涌现了不少生动的事例。 大多数工商业者为了迎接公私合营,都踊跃地作好准备工作。有不少工商业者自动地负责筹集了现款,给企业还清了对外欠账,缴清了税款及“五反”退补以及自己在企业中的长支。还在去年11月时期,各地工商业者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对工商业者作指示的消息,就有许多人以完成公债缴款任务,搞好加工订货工作等实际行动,来表示接受改造的积极性。而在全行业合营的高潮中,又有许多工商业者对企业增加投资,来表示他们接受改造的信心。 在这次改造工作高潮中,各地出现了不少同业互助的动人事例。在旧社会,大鱼吃小鱼,同行是冤家。这次,为了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不但大户带小户,而且不少资力有余的厂店自动地帮助困难的业户,调剂资金,代为还债,来共同搞好合并改组的工作,充分地体现了友爱互助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过去是不能想像的。 这次,工商界核心分子的积极带头,努力工作,是改造工作高潮中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各地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能够又快又好地提早完成的重要因素。各地工商业联合会的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会员,各同业公会的负责人,以及成批的核心分子都热烈地投入了运动,不少人都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进行工作。许许多多青年资本家热情也极为高涨,工作极为积极。无数的工商业者都在工作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因而打破了各种顾虑,纠正了错误思想,提高了觉悟。无数新的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都在运动中涌现了出来,壮大了工商界核心分子的队伍,进一步增加了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力量。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各地许多工商业者的家属在这次改造工作高潮中都有很好的积极表现,不但不是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阻力,而且是一个推动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重要力量。许多工商业者的妻子都热烈地鼓励自己丈夫进一步接受改造。也有许多工商业者的家属主动地把个人的私蓄拿了出来,增加投资。特别是工商业者家庭中的年轻一代,对于其家长进一步接受改造,更是兴高采烈。同时,也有不少工商业者的父母,虽则都已到了六、七十岁以上的高龄,由于受到新社会新事物的感召,也积极鼓励自己的子弟接受改造。 解放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各个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都是我们过去所不能想像的奇迹。这次全国工商业者争前恐后地要求改造、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和许多动人的事例,也都是我们过去所不能够想像到的。这种奇迹只有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才能产生,只有在优越的人民民主政权下才能出现。 各位委员,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并不是凭空就能到来,改造工作的伟大胜利,也不是凭空所能取得,而都是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的。六年来,国家资本主义稳步发展,在改造工作进入新阶段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为进一步改造工作作好了准备。在去年年底前,全国资本主义工业在产值上已有80%左右纳入加工订货轨道,公私合营的工业在1955年上半年已经达到2,000户左右,它们的产值同私营工业的产值比较,已经差不多达到三与五之比。在商业方面,凡是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已经掌握货源的私营主要行业,基本上都已成为经销、代销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高潮就是在过去已有的基础上取得经验,进一步开展起来的。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伟大胜利的重要的因素。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认识清楚:官僚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是人民的凶恶的敌人,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能够通过和平道路来进行改造的。使我们认识清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剥夺或排挤的办法,而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为过渡,对他们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工人阶级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利润仍有一部分分配给工商业者,使工商业者能够在企业改造过程中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想准备和自我改造,以便在企业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时候,自己也能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这对于所有爱国的工商业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大大地提高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光辉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正确。自从有计划建设开始以来,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就采取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把私营工商业逐步纳入了国家的计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以后,常务委员会曾组织工商界的政协委员举行了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副总理作了关于工商业统筹安排的报告,指出国家的政策不但要使私营工商业能够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而且在改组改造过程中,使私营工商业不论大、中、小企业都能够获得妥善安排。全国工商业者听到了传达,大大地坚定了接受改造的信心。自从改造工作进入新阶段后,国家采取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方式,对于私营工商业只要愿意接受改造,一概批准合营,对于一般个体手工业户及城乡小商小贩,都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工商业者对于国家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都认为是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致表示要进一步搞好生产经营,来报谢国家的恩惠。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工人阶级伟大的领导力量。解放以来,私营企业的职工不断地督促资本家改进生产经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自从有计划建设开始以来,私营企业的职工更是热烈地要求把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进一步帮助资本家做好必要准备,以迎接公私合营。在这次全行业公私合营中,职工群众都是兴高采烈,纷纷地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废寝忘食地协助工商业者做好清产核资等必要工作,同时积极搞好生产经营,做到了生产合营两不误;并且提出保证,今后要愉快地服从国家安排,进一步提高劳动积极性,在生产上创造出新的成绩来。不少工商业者都大为感动,更体会到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成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迅速到来的物质因素。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进入第三年度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出现了新高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迅速地壮大起来,不但使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缩小,同时也使国家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加速进行改造,提早完成改造任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农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割断了农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联系,使工商业者认识到必须进一步接受改造,纳入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才能进一步做到公私两利,并且使工商业者的个人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基本上统一起来,才能克服困难,走上光明的前途。 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既是由于国家机关自上而下的领导,也是由于社会力量的自下而上的支持;不但是大势所趋,而且也是人心所向。在党和政府的不断教育下,广大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加以广大人民的推动,职工群众的督促以及工商业者家属的鼓励,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更日益增长起来。同时,六年来,工商界中先进、骨干分子不断地增加,在改造工作中发挥了模范作用、核心作用和桥梁作用,推动着改造工作的不断前进。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国际方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威力的日趋壮大,以及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不断提高,全国工商业者在这许多伟大的现实教育之下,一经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接受改造的热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下子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高潮,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现在,全国各城市的私营工商业已基本上完成了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全国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一起,胜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知道,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分两步走的。这就是先把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再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把资本家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现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对工商业者来说,已踏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进一步做好现阶段的工作,将来就可以顺利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使资本家由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现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虽则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接下去要做的工作是相当多,也是相当急迫的。其中,首先是清产核资的工作。这是一件细致的工作,过去个别合营时,在这工作上需要化相当多的时间,现在为了加快改造工作的速度,北京市创造了一种新的经验,就是由资本家负主要责任,由资本家自填、自报。这表示国家对工商业者的信任,也是对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一种考验。最近的经验证明,这是一种好的方法,工商业者一般都能做到不遗漏、不重复,符合国家的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要求,而且在职工群众监督帮助下,都能迅速地完成任务。但是也有一些工商业者对于清产核资工作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顾虑;也有一些工商业者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和进步,在自填自报中估得偏低(但也有极少数估得偏高的)。这些现象都是不应该有的。其次是“定息”问题。在过去,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是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资本家所得约占全部利润的四分之一左右。但自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以后,“四马分肥”的办法已不完全适用,而需要采取“定息”的办法。自从“定息”办法宣布后,一般工商业者都是表示热烈欢迎和积极拥护的,而且已有许多工商业者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此外,重要的问题是人事安排。国家的政策是对所有工商业者都要妥善安排,量才使用,并予以适当照顾的。有些地方的有些行业已经完成了人事安排的工作,据一般工商业者反映,大家都感激国家周到的照顾,有许多人被安置到新的岗位上,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光荣。但是,由于全国工商业者人数是这样多,改造工作又是发展得这样快,人事安排仍然是一个细致复杂的问题。对于上千上万的工商业者能够各就其所长,分别地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使他们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重大的力量。对于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需要联系各有关单位,继续运用协商方式,反映各方面意见,协助国家机关又快又好地完成目前的任务。 各位委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达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全国极大多数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积极性一致提高,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设想就不会有人还存在着不正确思想,而需要对他们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来予以纠正;也不可能设想没有少数人还会抗拒,而需要用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来克服这些人的抗拒。企业改造只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还有工商业者的人的改造。人的改造主要是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一般说来,人的思想认识经常是落在客观现实发展之后的。现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企业改造已有了很大的成就,人的改造必须相应地跟上去。但各地一般的情况都是人的改造落在企业改造的后面,不能与企业改造的进度相适应;工商业者要求学习的热情普遍地高涨,宣传教育工作又落在实际需要后面,远不能满足各方面急迫的要求。这是目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及时地予以迅速解决。 对于人的改造问题,主要的是推动和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为了使他们能够从一个剥削者逐步改变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就要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认识,帮助他们学习政治、时事和国家政策,学习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和各种必要的生产技术,推动他们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使工商界中原来的先进的积极分子能够继续获得提高,新的积极分子能够不断地涌现出来。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繁重的任务,做好学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关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过去在组织和领导学习上,帮助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在工商业者学习方面是有很大成就,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是起着很大作用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过去的学习规模、领导方法以及组织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目前广大工商业者急迫的要求,必须进一步做好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使学习工作又快又好地全面展开,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所以,现在组织领导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方面的任务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地加重。 各位委员!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充分地体现了这个精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伟大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政策的完全正确,同时也表现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在我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还是初步的成就。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地加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必须团结得更坚固,更紧密,同心协力,满怀信心地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又富又强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
第 4 版
1. 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第4版()专栏: 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 (1956年1月3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董必武 我完全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周恩来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我也完全同意郭沫若副主席所作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和陈叔通副主席所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月25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 从1955年夏季开始在五万万农民中首先掀起了一个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并且正在引起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随着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也迅速地开展起来。正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以这样的规模和速度展开着,因此,也就转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新高涨。1955年夏季以前,曾经有许多人耽心的粮食统购统销是否行得通、农业合作社是否能够大量发展、农业生产是否赶得上工业发展的需要等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已经获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伟大的,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全国人民正在为这个胜利而欢欣鼓舞。这就明显地可以看出,在这样新形势的前面,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能够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这个伟大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一系列斗争的结果,是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和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 现在,我想就目前全国正在开展着的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斗争的这个问题,向大家作如下的报告。 大家知道,我们在1951年到1953年进行过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一大批比较暴露的反革命分子,狠狠地打击了国内外阴谋破坏我国人民民主事业的敌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但是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相反地,他们却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地在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曾有不少代表提出了继续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提案。大家一致认为:要容忍反革命分子存在和活动,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在那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中,第四项就明确地指出:“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充分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粉碎国内国外敌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破坏活动。”现在,从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开展的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情况来看,上述这一项决议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彻底粉碎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行,我们从1955年夏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各地依法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不仅有过去残留下来的有严重血债和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有许多是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其中一部分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用各种狡猾毒辣手段,进行搜集情报、破坏生产、纵火放毒、凶杀干部和群众等罪恶活动。福建霞浦县1955年8月破获了蒋介石集团“国防部二厅”派遣在这个县金官乡印斗村的潜伏特务组织。主犯林铁舟携带电台,于1955年4月13日由马祖岛潜入该村,用拉拢收买恐吓等办法,发展“地下国民党员”,进行搜集我军情报等许多破坏活动。河北冀县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朱三九和安世广,在1955年12月化装冒充我公安人员,先后杀死农民积极分子4人。甘肃武都县逮捕的一个反革命分子赵学才,在1955年12月7日,用刀砍死民兵组长赵学林、农民李秀儿(女)和农民赵廷福的儿子,并且纵火烧毁房屋15间。他不仅把李秀儿的一个3岁的小孩烧死在内,而且他为了企图嫁祸于人,竟至绝灭人性到这样地步:把自己的母亲事先绑起来一同烧死。 有些反革命分子隐藏得很深,伪装得很巧妙。例如曾在内蒙化德县当过国民党政府副县长的反革命分子白洛川,过去罪恶很大,负有血债。解放后他畏罪潜逃,用炒豆子把自己的面孔烫成麻子,潜藏到河北尚义县刘油房村供销合作社里当了会计。在这次运动中才被清查出来。曾经当过日伪长白县长的沈阳市桃木屯村的大恶霸韩守武,在东北解放前杀害过我抗日联军的干部多人。解放后这个反革命分子逃到沈阳市内,躲藏在他姐夫张中衡家的天花棚里,而且还在张家厨房里又挖了一个专门躲藏的地洞,另外还准备了一个隐蔽的木箱,预备了各种暗号;真可以说是狡兔三窟。这个恶霸一直暗藏了4年多的时间,还保存着地契,准备有朝一日他们复辟的时候,向农民进行倒算。但是在1955年8月21日,终于被政府依法逮捕了。 反革命分子不仅在社会上某些角落里暗藏起来,而且用各种办法伪装起来,钻入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用两面手法,进行破坏活动。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叫唐宪斌,他过去是湖南省东安县伪自卫大队长和伪五乡联合办事处主任,曾经屠杀我抗日退伍军人12人,杀死群众13人,1948年还把一个贫农的8岁的儿子活埋了。解放以后,他又在蒋介石集团“反共快速纵队”当过高级参谋。这个反革命分子,在1953年竟然混入北京农业大学当了副教授,一直暗藏了3年,这次才被清查出来。最近,我们在煤矿部门中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主犯郭象豫,过去是国民党高级特务,是阜新煤矿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负责人,进行过许多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罪恶很大。在临解放前,他们隐藏档案,烧毁罪证,有计划地把这个特务集团中的分子分散潜伏起来。郭象豫本人就曾经当过我们萍乡矿务局的副局长和北京地质学院的教授。另一个主犯王学忱,混入到福建师范学院当了教授。还有一个主犯叫耿秉璋,混入萍乡煤矿当了副总工程师。这个集团的其余的反革命分子,分别混入到阜新、萍乡、焦作煤矿里,暗藏起来。他们在各个煤矿中制造破坏事故,进行反革命活动。但是,无论他们暗藏得多么巧妙,这次也被揭露了出来。 还有些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以宗教团体为掩护,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大家知道的1955年9月8日上海市破获的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就是帝国主义者有计划地训练和组织起来的暗藏在天主教内的特务间谍集团。 此外,各地还破获了不少反动会道门的秘密组织。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还是相当猖獗的。显然,我们对此绝不能够麻痹大意,绝不能有任何右倾的倾向。如果不对这些决心与人民为敌的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给以严厉地打击,那么,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 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样一个道理,全国人民群众一天比一天认识得清楚了。全国人民群众在实现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奋斗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好,看到了自己美好的未来。他们更加热爱祖国,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因而进一步激起了对于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无比愤恨。他们热烈地支持和拥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并且以积极的行动来响应毛主席所提出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号召。 在这次斗争中,广大群众揭发、检举出许多反革命分子。有些隐藏得很深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也被群众检举出来了。曾经捕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的凶犯、张作霖时代的少将保安队长王澄,在沈阳市隐藏了多年,最近被群众检举出来。曾经杀害杨虎成将军和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同志的凶犯、蒋介石集团的军统特务分子杨进兴,改名换姓,伪装贫农,在四川南充县隐藏了5年之久,这次也被群众检举了出来。 群众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坚决果敢的,英勇机智的。他们不仅纷纷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揭发、检举,而且常常在发现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就把反革命分子直接扭送到国家的司法机关;有些群众还主动地帮助政府追捕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和积极地协助政府侦察破获反革命案件。哈尔滨市工人于钦朋,不但检举了3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而且为了寻找反革命分子的下落,曾经有5天5夜没有休息;以后又亲自带引公安人员到穆棱县去,把一个隐藏了9年的有血债民愤的反革命分子逮捕归案。黑龙江省24个县、市,1955年7月到11月,群众协助政府侦察破获的案件就有379起,其中还有一些是长期未破的悬案。如像蒋介石集团特务组织“国防部二厅东北站佳木斯支站”一案,就是佳木斯市的一个家庭妇女王桂华协助政府破获的。山西省解虞县在1955年由乡治安保卫委员会和群众调查清楚以后,报请政府侦察属实而破获的反革命案件,就有42起。 全国人民群众这样自觉地积极地支持和参加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的事实,充分说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大大地提高了,眼睛更亮了,并且进一步积累了辨别反革命分子和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经验。这就是我们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能够贯彻执行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的源泉。 现在全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正日益提高,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正迅速地前进,我们正在进行着我们的先人从未作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梦想不到的美好幸福的生活,将要由我们和年青的一代来逐步地实现。不难了解,一切稍有理智的人,都会因我们的祖国日益富强而感到骄傲,都会因自己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而感到光荣。也不难了解,在此形势下,除少数真正死心塌地效忠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分子而外,许多反革命分子,也不能不有所悔悟,他们感到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走头无路,只有弃暗投明,重作新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光明前途。在这次斗争中,大批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包括一部分有严重反革命罪行的要犯,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正是这种情势的具体反映。 这里我仅举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1955年12月26日一起审判的几个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的例子。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叫袁德福,原是蒋介石集团“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的特务,解放前罪恶很大,解放后曾炸坏我们的军运木船一只,炸伤6人,后来还纠合其他特务分子,准备组织地下武装,制造雷管,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不久以前他选择了投案自新的道路,自动地向人民政府自首,彻底坦白了他的罪行,交出了隐藏的罪证,并且还检举了同案主从犯8名,表示了真诚悔过。另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叫汪培海,在日伪时期是山东临清县水路警备队小队长,后来又当过国民党政府河北沧县铁路警务段分驻所长,曾经杀死一个无辜妇女,仗势欺负勒索人民,罪恶很多。解放后,他跑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混进北关区武兰芝互助组里当了会计,企图长期隐藏下来。这次他害怕被人揭露出来,又企图潜逃。但是,当他在从锦州到天津的火车上,看见报上登载的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读到报告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他感到非常兴奋,可是又觉得自己没份。当他继续读到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一段,就放下报纸不敢再看下去了。正在心绪不安的时候,忽然发现报告中的对于反革命分子还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即坦白从宽的道路,他终于读完了这个报告。他反来复去想报告中所说的天津市一个有两条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王惠民由于彻底坦白受到了宽大处理的事实,最后,他想到自己只有投案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拿着那张报纸向天津市人民政府自首,彻底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还有两名反革命分子叫高明仁和白向禄。高明仁在解放前是蒋介石集团保密局的特务,进行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解放后伪造历史,混入天津葛沽中学当了教员,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白向禄在日伪时期是河北省宝坻县伪保长,后来又参加还乡团,向群众进行过倒算。这两名反革命分子,也因为有所悔悟,选择了投案自新的道路。上述这几个反革命分子,人民法院都依法从轻或免予处刑。这样的事例,在全国各地是很多的。有的反革命分子在投案自首的时候说:“我愿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人,进入社会主义”。毫无疑问的,人民对他们的这种悔过自新的行为是欢迎的,国家对他们的处理是宽大的。 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从来就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一切反革命分子,如果拒不坦白,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一定要受到国法的严厉惩处。但是只要能够真诚坦白,悔过自新,那怕就是罪恶严重的,也一定会得到国家的宽大处理,并且只要坦白得彻底,立有功劳,不仅可以获得减刑或者免予处刑,而且还给以参加生产或工作的机会。 我们对于只有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同对待反革命分子是有严格区别的。思想问题是教育改造的问题,只能采用批评教育的办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对于历史上有一般反革命问题的人,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在处理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对于那些历史上有一般反革命问题而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只要他们彻底交代了问题,就可以免予处刑或者从宽处理。我们对于那些被反革命分子蒙蔽、利用作了一些坏事的宗教信徒,同披着宗教外衣有计划地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在对待的政策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对于前者主要是教育他们,提高认识,警惕反革命分子利用我国宗教信仰的自由,来破坏宗教团体和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对于那些一般落后的小组织,同真正反革命性质的小集团在对待的政策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当然,对于那些封建的、流氓性质的、特别为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小组织,都是必须反对的。对于那些情节恶劣的还必须给以应得的惩处。但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的问题。我们对于生产和工作中的责任事故,同反革命分子进行的破坏事故,在处理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当然,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责任事故,也要受到应得的处罚甚至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也同对于反革命分子破坏事故的处理是有区别的。此外,在其他方面,还有一些区别对待的具体原则。总之,要使处理完全符合于实际情况,完全符合于国家的政策,实事求是,以达到惩罚罪恶,保护善良的目的。 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的第五条,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理,特别规定了:“(1)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和在历史上有严重罪行民愤很大的分子,逮捕法办。(2)只有一般的历史罪行,没有现行破坏活动民愤不大的分子,由乡人民委员会交合作社管制生产,劳动改造。(3)只有轻微罪行,现在已经悔改的分子,刑满释放表现好的分子,以及虽有罪行,但是对于镇压反革命立有显著功劳的分子,可以允许他们入社,并且根据他悔改的程度和功劳的大小,有的做为社员,摘掉反革命帽子,称为农民;有的做为候补社员,暂不给以农民的称号。但是,无论是否已经取得社员的称号,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都不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4)对于交合作社管制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合作社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5)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犯罪行为,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并且应当同一般社员同等待遇,不要歧视他们。”我认为这些新的规定,完全适合当前农村的新情况的,也正是我们所一贯实行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具体发展。 我们对于已经依法逮捕起来的反革命分子,除其中极少数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严重危害国家、人民利益和民愤很大的分子,应当依法判处死刑外,其余的是依法判处徒刑,实行劳动改造,让他们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有重新作人的机会。经过劳动改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养成了劳动习惯,学会了生产技术,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例如浙江省参加工业劳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有60%以上都学会了生产技术,有的已经能够制造抽水机、脱粒机、谷物播种机等新式农具。参加农业生产的,绝大多数学会了生产技能。经过劳动改造刑满以后,有的回家参加了生产,有的由劳改机关介绍了职业,有的请求留在劳动改造机关或场所当员工,参加生产,并且接来家眷,安家立业。有些犯人在刑满释放后,由于劳动生产很好,还受到了表扬,也有被选为劳动模范的。因此,我们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的政策,不仅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就是悔过自新的犯人和他们的家属,也真诚地拥护和感激政府。有的犯人说:“共产党改造了我,共产党是我再生的父母”。这个政策不仅可以把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改造成为新人,并且可以逐步从根本上消灭犯罪,它体现了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 毫无疑义,我们这次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并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公安机关密切配合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经过这次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反革命残余势力更加削弱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减少了,我们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也更加丰富了,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更加困难了。 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革命分子将从此消声敛迹,他们的活动就不足为患了呢?显然是不能够的。我们必须看到残余反革命分子虽然更加减少了,但是,它们还没有被彻底肃清。现在帝国主义还在包围着我们,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还未消灭,他们还在日益加紧地向我们国内派遣特务间谍分子,同时,在今后,极少数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分子,还可能在敌人的利用之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所有国内外的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间谍分子,决不会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而甘心失败。虽然反革命分子的道路是越走越狭了,但是,他们必然还会作垂死的挣扎,进行更隐蔽更毒辣的破坏活动。因此,我们绝不可以因为已经取得了胜利,而滋生右倾麻痹的思想;绝不可以只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人民群众到处锣鼓喧天,张灯结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忘记了还有敌人存在,放松了对残余反革命分子的警惕。 我们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充分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把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更应当同全国人民一道继续贯彻执行这一决议。这样也就是更好地执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中的规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加强团结工作,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革命警惕性,保卫国家建设,坚持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 我完全相信,我们今后一定会更有成效地加强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更加密切地团结起来,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正确方针,继续坚决地、深入地进行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保障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获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2. 1955年苏联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公报
第4版()专栏: 1955年苏联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公报 据新华社讯 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发表了关于195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公报说,1955年苏联工业部门的总产值的年度计划完成了103%。 整个工业的总产值比1954年提高了12%。同1954年相比,1955年各种产品产量增加的比率如下:(以1954年为100)生铁111,钢109,钢材110,煤113,石油119,电力113,矿物肥料120,大型水轮机122,涡轮发电机123,水力发电机110,干线电气机车123,载重汽车109,小汽车114,金属切削车床115,拖拉机121,谷物收获联合机124。 公报指出,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在1955年采用的新技术有:自动机器、远距离操纵机器、无线电技术、电子学和其他最新技术成就。进行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工作。 1955年在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中共采用了约100万件发明、技术改良和合理化建议。 在农业方面,1955年收割的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比1954年增加了1,970万公顷。最近两年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垦荒地区开垦了3,000万公顷的田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垦了3,300万公顷的田地。1955年全国范围内的谷物总收获量比1954年大大增加了。畜牧业产品的生产量增加了。 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集体农民和职工的牛的头数从1954年10月1日到1955年10月1日增加了210万头,共达6,700万头。猪的数目增加了100万口,共达5,210万口,羊增加了740万只,共达12,490万只。全国的国家农产品征购和收购量也增加了。在1955年,交售和出售给国家的粮食比前一年多14,700万普特。 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巩固了。农业在去年获得了218,000台拖拉机(以15匹马力计算),112,000辆载重汽车,46,000台谷物收获联合机和许多其他机器。 公报说,苏联国民经济中的职工数目在1955年年底为4,790万人,比1954年年底多110万人。和历年一样,全国没有失业者。 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苏联1955年的国民收入比1954年提高了10%。 1955年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在各种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学习的约有3,500万人,在高等学校(包括函授学校)学习的学生有1,865,000人,即比1954年多135,000人。在中等技术学校和其他中等专科学校(包括函授学校)学习的人数有190多万人,这比1954年多10万人以上。去年在高等和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的青年专家共约64万人,比1954年多7万人。
3. 朱德副主席自布拉格到达华沙
第4版()专栏: 朱德副主席自布拉格到达华沙 据新华社华沙3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应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的邀请,在1月30日上午乘专车自布拉格抵达华沙。陪同前来访问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刘澜涛。 上午10时半,朱德副主席所乘专车进入中央车站。朱德副主席下车后,就同前来欢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领导人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罗科索夫斯基等一一握手。 车站前面的广场上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华沙群众代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 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致欢迎词,他首先代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国务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波兰全体人民,向朱德副主席等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他接着说,正当我们欢迎朱德同志和他们同行人员的时候,来自他的伟大祖国的一些消息正在传遍全世界,博得了全体劳动人民的称羡和赞许,这些消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的重大成就以及在城市和乡村中实行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变的巨大规模的事实。我们确信,尽管帝国主义者有着阴险的计谋,中国人民为了收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岛屿台湾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的斗争,将很快取得完全的胜利。 朱德副主席接着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向英雄的华沙人民和全体波兰人民致衷心的敬意。朱德说,人民波兰在为保障欧洲和平和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斗争中、在维护远东和平、特别是监督实施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停战协定的工作中所作的卓越贡献,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赞扬。最近,波兰同伟大的苏联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一起签订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决支持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是对欧洲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 朱德最后强调说,中波两国在地理上虽然距离很远,但两国人民间一向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我希望我这次访问,能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