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北京市郊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的高潮已经到来。东郊区观音堂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由原来的三百三十二户扩大到五百四十三户了。这是新社员和老社员共同在合作社的棉田里收摘棉花的情形。

第1版()专栏： 毛主席观看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　侯波摄（新华社稿）

第1版()专栏：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 周总理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报告 廖鲁言部长说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二十二日下午举行第七次扩大会议。 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重要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就“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草案作了说明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决定从下星期一开始分组座谈这两个报告。

第1版()专栏： 各地农村中的青年团员和青年 积极分子积极带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陕西安徽内蒙古抽调干部参加建社工作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江苏、浙江、云南、贵州、山西、湖南等地农村的青年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江苏省江宁县共和、秦淮、板桥、双闸四个乡最近已有二百二十八名青年团员参加当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六。浙江省长兴县虹溪乡的青年积极分子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积极发动贫农和下中农成立一个十六户的新社。贵州省最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已比过去增加一倍。云南省到现在为止，各地已有五十九万名农村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约有五万名青年团员担任了社长、社务委员等领导工作。青年团山西省委员会将组织和选拔四千二百名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去山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许多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最近纷纷报名响应。有些地区的农村青年还积极参加当地党委举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训练班。 许多农村青年利用各种形式，向当地群众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江苏省震泽县有七百二十八名青年团员组织了八十个文娱宣传队，他们通过黑板报、说唱、歌咏等形式广泛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湖南省邵东、南县、安化等十多个县有一万多名青年团员和高小毕业生组成青年宣传队，云南省宜良县也有四十三个乡的青年组成建社运动宣传组。 新华社二十日讯　广东、河北、山东、安徽等地的农村青年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高潮。 各地许多青年都组织和建立了宣传队，宣传站，向当地农民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广东省乐昌县四区的青年组织了二十六个宣传队。揭阳县梅联乡还设立了十二个固定的宣传站。河北省定县牛村乡有三百七十多名青年团员和青年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安徽省怀远县沙沟乡也有一百多个青年参加宣传活动。这些宣传队和宣传站利用广播、黑板报、快板、歌谣、幻灯和互助合作解答等方式进行宣传。山东省乐陵县小李乡的青年宣传员还排演了“走光明路”、“把余粮卖给国家”等话剧。河北省的许多青年在宣传中都引用当地具体事例说明农业合作化的好处。 经过这些宣传活动，各地许多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热情大大提高。河北省肥乡县旧店乡经过青年们的宣传后，就有七十二户农民申请入社。 本报讯　陕西、安徽、内蒙古等地为了迎接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从省、专区、县、区级抽调大批干部，参加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陕西省从省级抽调的第一批一千七百多名干部，已按八个专区、四个直属县组织了工作队。等学习结束，他们即将前往各地。省级单位下乡参加建社的工作队，是由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省党校、干校、林业训练班的学员组成。其中党、团员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些工作人员中的大部分、尤其是党校、干校的学员，都经过农村各项运动的锻炼，不少人还参加过建社的工作。他们在出发前，学习了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等文件。认识到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加强了工作信心。全省各级抽调参加建社的干部，都将在十月底前到达农村。 中共安徽省委员会正抽调一万三千多个专职办社干部，来充实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力量。这批办社专职干部配齐之后，安徽省在合作化运动中，不仅中共各地委、县委都可组织办社工作队，而且每个乡都可设一个办社指导员，每个区都可设一个办社工作组。现在，宿县专区已在一千一百多个乡配备了办社指导员，各区也配备了一百七十多个专职办社干部。安庆专区第一批已有四百八十多个乡设立了办社指导员。全部办社专职干部预计十月底可以配齐。 内蒙古自治区从九月份到十月上旬为止，已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九百多个，入社农户有二万三千三百多户。加上原有的老社，全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将近八千个左右。从八月上旬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召开互助合作会议后，八月下旬各盟、行政区先后都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区委书记会议及乡党支部会议。各地会议都认真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互助合作会议的精神，制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和巩固的规划，各地并以党支部书记、合作社主任、新建社的骨干分子为主训练了五千多名建社干部。现在，全区正在申请转社的有七千多个互助组，还有许多农民要求入社。各级党政机关都在审查这些互助组的转社条件，并计划抽调一千多名直属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建社。预计明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发展到一万一千个左右，入社农户达百分之三十左右。

第1版()专栏：社论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工作要认真做好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在若干市镇实行了一两个月，就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供应重复、投机套购和粮食外流、浪费等现象，已经进一步地减少了。据二百三十八个城市的统计，九月份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二亿五千万斤。据上海、济南、西安、南京、福州、保定等六个大中城市综合统计，实行定量供应以后，粮食销售量就能比上年度减少百分之十左右。如果全国市镇的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平均减少百分之七左右，全年即可节约二、三十亿斤粮食。按照已经实行这个办法的各城镇的情况看来，这个数字是可能和应该达到的。 国家规定的市镇居民粮食供应数量，已被事实证明完全符合实际的需要；市镇居民合理的粮食需要继续得到可靠的保证。据上海市典型调查，按照评定的供应等级和定量供应标准，粮食够吃够用的居民占调查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八至九十一，粮食有剩余的居民占百分之六至八，粮食不足的居民只占百分之三至四，而且他们大都每月只缺一斤到三斤粮食，经过适当的调剂，也能够吃够用。其他市镇实行定量供应的情况，和上海大体相同。有些城市如广州按居民实际需要，各类供应标准还可以低于国家规定的数量。广大市镇居民已经从粮食定量供应的效果上进一步认识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认识了服从国家计划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因而，都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个措施。广大农民看到城市浪费粮食的现象已被有效制止，也都表示满意。湖南省一个农民看到长沙市粮食定量供应的成绩，满意地说：“过去乡里人节约，城里人浪费；现在城乡都节约，这才合理哩！我们增产粮食的劲头更大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的实施，对于加强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有些市镇对于粮食定量供应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定量供应的等级划分得不够妥善；也有些市镇对粮食行业的用粮管理过紧，以致熟食品、粮食复制品和副食品一度发生供应紧张的现象。这些缺点都必须加以纠正。所有正在准备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市镇，更应该接受这些经验教训，避免类似的缺点重复发生。 正确地划分供应等别，适当地确定定量标准，是顺利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办法的关键。经验证明，供应等别和定量标准如果能够比较细致地加以划分和评定，那么，居民中粮食多余和不足的人都会减少，定量供应的效果就更大。有些市镇居民把粮食定量供应等级看做一种政治待遇，他们不问实际需要如何，一味要求把自己划入定量标准较高的供应等级。有些居民对自己用粮多少，心中无数，或者要求多买粮食，或者盲目地购买粮食复制品和熟食品，甚至盲目多购薯类和瓜类作食品。这些人虽然只占市镇居民的极少数，虽然只是在定量供应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发生的暂时现象，但是必须根据他们具体的思想状况，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深入的说服教育，使他们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个意义重大的措施。少数人的思想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也会影响其他的人，甚至造成某种程度的紧张现象，这在市镇粮食工作中是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要把各类居民的供应等别划分得合情合理，就必须在深入的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对居民的职业和劳动情况进行细密的调查，把各种居民的粮食消费情况都弄清楚。只有进行了这样的工作，才能使供应等别的划分和定量标准的确定，既符合办法的规定，又恰当地满足了各种类别的市镇居民的需要。对于供应等别不容易划分的人，如失业工人、失学学生、临时工人、转业军人、独立劳动者等等，应该按照劳动状况和年龄的不同，实事求是地规定供应等别和定量标准；决不应该以为这是少数人的问题，就不注意加以解决。应该看到，在市镇中，特别是在较大的城市中，居民的职业和工种非常复杂，即使同一工种，也有劳动程度不同的差别。因此，要把每一个消费者的供应等别都划分得十分恰当，光靠粮食机关或工作组的人员是不可能的。他们应该同各机关、团体、企业以及居民组织结合起来，采取分业、分类、分系统的方式，有领导地划分居民的供应等别。要先评定有组织人员的供应等别，后评定一般居民的供应等别。在街道居民中，要先评定积极分子的供应等别，后评定一般群众的供应等别。必须使每一个人都能对自己的供应等别充分发表意见，粮食机关和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应该认真地倾听和考虑这些意见，借以检查供应等别的划分是否合理，切实改进粮食定量供应工作。在极少数居民中间的小量粮食调剂仍然可以允许，也是必要的，各个市镇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在机关、团体、企业单位和居民组织中采取适当的方式加以解决。 在实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以后，节约粮食的宣传教育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有些市镇居民认为市镇粮食供应已经按人定量，就可以不必节约粮食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应该使这些人懂得，国家所以实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目的就是要更合理地分配粮食消费，消除粮食浪费现象。因此，不管在任何情况底下，浪费粮食的行为都是必须继续反对的。 在市镇行业用粮方面，我们应该在合理供应和节约粮食的原则下，适当满足市镇居民各方面的需要。各市镇在实行粮食制成品凭票供应办法的时候，必须规定适当的步骤：先在主要品种方面实行，后在次要品种方面实行；先在复制品方面实行，后在熟食品方面实行。实行的范围也应该逐步地增大。各地必须保证整个市场的稳定，逐步加强副食品的货源准备和市场管理，对于同粮食有关的各个行业必须加以妥善的安排。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正在继续推广实行。凡是即将实行这个办法的市镇，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专门组织，做好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其他准备工作，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广泛深入地展开宣传教育，使粮食定量供应办法和政治动员结合起来，这是做好粮食定量供应工作的决定条件。

第1版()专栏： 全国高炉利用系数超过五年计划规定指标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全国炼铁高炉有效容积利用系数比去年有很大降低，今年一月到八月，每炼一吨铁所占用的高炉有效容积，全国平均比一九五四年减少了百分之四点七以上。至此，炼铁工业中的这一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已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水平。目前，广大炼铁工人正继续挖掘潜力，争取进一步降低这项指标。 我国高炉利用系数的降低，表示着炼铁工人用同样的高炉炼出了更多的生铁。在今年头八个月内，全国炼铁厂降低高炉利用系数的结果，在没有增添设备的情况下比去年多生产十多万吨生铁。目前，我国很多高炉由于利用系数大大降低，同样容积的两座高炉的产量比旧中国时期三座高炉生产的铁还要多。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年零八个月内，全国炼铁工人因高炉利用系数降低所增加的生铁产量，等于为国家增建了一座大型高炉。 全国高炉利用系数能够不断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广大炼铁工人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目前，全国炼铁厂在高炉原料管理方面普遍推行了矿石混匀方法，矿石成份波动范围大大减少，使高炉炼铁情况经常保持良好。在高炉操作方面，推广了苏联炼铁方面重大先进经验——炉顶调剂和蒸汽鼓风。现在，我国大多数炼铁工人已能用炉顶调剂和下部调剂结合的方法来掌握高炉情况，抛弃了一向孤立地采用下部调剂的陈旧操作方法，这样就改变了过去经常发生崩料、悬料等事故的严重情况。在高炉生产中采用蒸汽鼓风方法，同样能保证增加生铁产量，减少焦炭消耗。鞍山、本溪等炼铁高炉初步试用了这一先进方法后，生铁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据重工业部检查，各厂由于推广了上述先进经验，高炉利用系数都大大降低。如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高炉今年一月到八月每炼一吨铁所占用的高炉有效容积，由去年的零点九二七立方公尺降低到零点八六三立方公尺。石景山钢铁厂由去年的零点九零一立方公尺降低到零点八九二立方公尺。

第1版()专栏： 我国第一座巨大炼油厂在兰州准备施工 第一汽车制造厂建厂最后一次冬季施工开始 新华社兰州二十二日电　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巨大的炼油厂——兰州炼油厂正积极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厂区附近的环形铁路正在紧张地施工，通往厂区的公路也在铺设路面。钻探工人们正在广阔的厂区钻探砂坑，不久就将开始平整厂址。这座炼油厂工程将采用机械化、工厂化的方法施工，为工厂化施工所需的十几个加工厂正在设计，很快就可动工建筑。 这座炼油厂规模很大，共有十多个主要生产车间。生产过程将是高度自动化的，在值班室里有各种能够反映流量、流速、温度、压力等生产情况的自动控制仪表，工人们依靠仪表就可以远距离地操纵生产。 兰州炼油厂建成后，每年能够处理大量原油，炼制出航空汽油、航空煤油、车用汽油、柴油、润滑油、汽缸油、锭子油等石油产品，供应我国交通运输业和工业生产建设的需要。 新华社长春二十二日电　第一汽车制造厂已开始建厂中的最后一次冬季施工。 今年冬季施工的土木建筑工程主要是在室内浇灌地坪、混凝土垫层和铺设地板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收尾工程。挖土、填土、砌砖等工程量只等于过去两年冬季施工任务的百分之一左右。 冬季施工对加速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厂进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五三年第一批进行冬季施工的热电站和辅助、底盘、有色修铸等工场厂房，已投入了生产或调整生产。去年进行冬季施工的铸工、摩托、车身压制等工场厂房，现在也都提前开始安装大量机械设备。

第1版()专栏： 包兰铁路的包头到银川段开始向西修建 新华社呼和浩特二十二日电　我国通向西北的又一经济大动脉——包兰铁路的包头到银川段，二十一日正式开始由包头向西修建。现在，由包头向西已有一条施工线伸延出去，线路两侧出现了一座座的工棚和帐篷，上千的工人已经到达施工现场。 筑路职工们将在今年年底以前使铁路通过几十座中桥、小桥和涵管以及一处泥沼地带向西铺轨。这段线路的路基土方工程将部分采用机械施工，机械筑路队的技术人员正在进行各种施工准备工作。

第1版()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发表社论论 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的成就 新华社布拉格二十二日电　布加勒斯特讯：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五年第四十二期，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社论，评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成就。 社论说，中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的、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热烈欢迎的非常重要的决议，开辟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些决议是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的。中国人民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在一切经济和文化部门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他们遵循共产党的英明的政策，集中主要力量建立强大先进的工业，特别是他们自己的重工业。在中国农村居民中开展的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强大运动的规模愈来愈大。正如全体会议所指出的，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强有力的新的推进力量。实际生活表明，大多数农民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农村中的合作化运动将很快遍及全国。 社论最后说，中国共产党正在作为一支紧密团结的坚如磐石的力量来迎接它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成功地指导着伟大的中国人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去取得新的巨大的进展，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它正在始终不渝地和坚持不懈地加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牢不可破的基础的工农联盟。

第1版()专栏： 中国科学院举行隆重仪式 接受苏联科学院赠送的一批珍贵礼物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二十二日中国科学院举行隆重仪式，接受苏联科学院赠送的一批珍贵礼物：古生物标本、地震仪器、胞子花粉试验研究设备和哲学书籍。这些礼物是由十六日到北京的苏联古生物学家、地震学家和哲学家带来的。他们将在中国讲学和帮助中国进行科学工作。 在受礼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首先致词，他代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家向苏联科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我们要更好地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帮助社会主义建设；并且进一步和苏联科学家携起手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这就是我们对苏联科学院赠送礼物的报答。”苏联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基尔皮契尼科夫教授接着讲话。他说：“我们把这些礼物看作是苏联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表示，也看成是苏联科学家对中国科学家尊敬的标志。”苏联微体古生物学家鲍尔诺维金娜、苏联地震学家基尔诺斯和苏联哲学家杨兴顺都在仪式中讲了话。最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致谢词。他介绍了这些礼物的宝贵价值并且说明它们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 参加仪式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张稼夫、吴有训以及在北京的地质、古生物、地球物理等方面的科学家等六十多人。 苏联科学院赠给中国科学院的十类古生物标本中最宝贵的是一付完整的卡尔宾斯基头甲龙化石，高一百十厘米，长一百三十二厘米。头甲龙生存在离今约两万万年前即二叠纪后期的一种原始爬行类动物，体积很大，是古生代最大的陆上动物之一。这是苏联著名古生物学家阿玛尔茨基在苏联欧洲部分的北方采集的。种名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院第一任院长、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卡尔宾斯基院士而订的。这付化石标本是苏联科学院保存的最好的古生物标本之一，是少有的科学资料。所以苏联科学院特地派了古生物学专家一路护送这个标本到中国来。胞子花粉的研究可以帮助解决地层对比与古地理环境问题，这项研究在中国还处在萌芽时期。礼物中的一批胞子花粉显微镜标本将使中国花粉胞子研究工作有了一个标准。这些礼物在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研究上有巨大的价值。十一种精密的地震仪器正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其中有适宜于记录强、弱、远、近地震以及震中位置、地球内部构造和脉动的精良仪器；有专为短时期内收集大量弱震资料、有利于研究地震同地质构造的关系和地震发生原因的仪器；有测定强烈地震烈度的仪器。这些仪器以及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哲学书籍对发展中国的科学研究都同样有重大的意义。

第1版()专栏： 张奚若设宴欢迎法国议员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在二十二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以丹尼埃·麦耶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 张奚若会长在宴会上首先致词，向客人们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人民一向主张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中国人民对于爱好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人民，从来就怀着敬意和友谊。相信法国议员代表团这次来访问中国将有助于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最后，张奚若建议：为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干杯！ 丹尼埃·麦耶团长首先对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和款待表示感谢。他相信通过这次代表团亲自来中国的访问，会增加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这种友谊不仅会在经济和文化上发生作用，也将会在政治上发生作用。 出席今晚宴会作陪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钱端升、乔冠华、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曹孟君、林巧稚等人。

第1版()专栏： 阿人民军歌舞团在沈阳举行演出闭幕式 据新华社沈阳二十二日电　来我国访问演出近七十天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二十二日在沈阳举行访华演出闭幕式。 在闭幕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驻军领导机关首长周桓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在我国的卓越演出表示祝贺和感谢。他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所表演的歌舞节目，不仅保存和发扬了光荣的民族艺术遗产，并创造了不少富有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忠诚地生动地传达了阿尔巴尼亚人民英勇斗争业绩。你们在我国到处传播的雄伟歌声、动人的舞蹈将永远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歌舞团团长梅库尔·柴拉中校在热烈的鼓掌声中讲话。他说：我们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访问演出，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对于增进阿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有所贡献，使我们感到十分愉快和高兴。他又说，在访问演出期间，我们歌舞团和中国的文艺界进行了广泛地亲切地接触，互相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对此，我谨代表歌舞团表示感谢。 接着，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演出了歌舞节目，每个节目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第1版()专栏： 上林山荣吉离开我国深圳时发表书面声明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上林山荣吉在离开中国深圳时的书面声明 我们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应邀参加了中国国庆典礼。我们并得到了在中国各地访问的机会。我们到处都受到中国人民与负责当局的热情的款待。 我们看到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而勇往直前的迈进着，我们认为这对世界与远东的和平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在教育、社会福利设施、工人住宅建设方面的飞跃发展，而由衷地希望中国为了五年计划的完成而更加努力奋斗。 我们为了日中两国间的友好、贸易的扩大、邦交的正常化与和平而和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一会谈是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的，并且在会谈达成协议的基础上，由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和我于本月十七日在北京发表了联合公报。 我们认为今后日中两国的有关人员应当为这一联合公报的实现而积极努力。 当向中国告别的时候，我们对于中国方面的友谊表示深厚的谢意，并祝新中国的日益发展。 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　上林山荣吉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

第2版()专栏： 贯彻执行互利政策，做好农业合作社的秋收分配工作 本报记者　古维进 今年湖北省的庄稼丰收，全省春前建立的一万四千多个农业合作社在丰收的基础上进行了秋收分配工作。据统计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八个社，增产社有一万二千四百七十六个，占统计总社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六二，保产社有九百二十九个，占统计总社数的百分之六点五（如晚秋作物生长得好，多数社还能增产）；减产社有八百三十三个，占统计总社数的百分之五点八。凡增产的农业合作社，绝大多数都能保证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社员增加收入（个别不增不减或减产的社员，也大都得到合理收益和必要照顾）。据四千五百一十一个增产社的九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户社员统计，增加收入的有八万六千五百三十六户，占统计总社员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八五。 今年增产的农业合作社能保证绝大多数社员增加收入，是同中共湖北省委在分配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互利政策分不开的。 去冬今春，各地在建社和整顿社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短，工作粗糙，没有很好贯彻执行互利政策，表现在土地评产普遍偏低（一般低于常年实产量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个别的社土地评产偏高，土地和劳力的报酬比例不合理，牲口、大农具报酬偏低。此外，还有会计工作薄弱和财务工作混乱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很难保证社员得到公平合理的收益。为了做好分配工作，中共湖北省委首先研究了党的分配原则和各项有关政策，总结了分配工作的试点经验，制定了“关于处理农业合作社内经济问题的几个具体政策的规定”，作为各地调整有关不合理分配部分的依据。其次，又抽调大批干部，进行关于正确执行分配政策的短期训练，派往各地协助进行分配工作。计省委和各级党委调训的工作人员和社内领导骨干共约一万人。 由于中共湖北省委加强对分配工作的领导，各地在分配工作中都认真执行了互利政策，使绝大多数社员得到了合理的收益。例如黄冈县原来有一百多个合作社的土地入社评产低于常年实产量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许多社员因此要减少收入；工作人员协助这些社合理调整了产量，又在调整了产量的基础上合理调整了土地和劳力的分配比例，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社员都比入社以前增加了收入。鄂城县路口乡旭东第一农业合作社，原来的土地入社评产比常年实际产量低百分之二十一，地、劳报酬比例不合理，因此全社有三种人要减少收入：一是土地多劳力少的中农；二是家口大劳力少的贫农；三是缺乏劳力的孤寡困难户。工作人员协助这个社调整了土地评产和地、劳报酬比例后，第一种人平均增加收入粮食二百斤，最多的达四百斤；第二种人平均增加收入粮食一百斤至二百斤；第三种人平均收入也有增加。社员们高兴地说：共产党的政策真好呀！真是做到人人有利。 在秋收分配中认真执行互利政策的结果，对巩固农业合作社起了很大作用。分配以前，许多社员因为看见社里没有很好执行互利政策，很不满意。有的人表现消极，情绪不安，有的人想退社，个别的人退了社。现在他们看见农业合作社合理分配了收益，绝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情绪高起来了。例如，浠水县王祠乡第五农业合作社社员朱启民，原来因评产不公，背地对人说：“我这是狠心入社，时势逼迫。”他开会不发言，干活不起劲，反对积累公共基金；社里人总是批评他落后。对他的产量加以合理调整以后，他很高兴，干活起五更睡半夜，开会积极发言，整天喜笑颜开地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阳新县白杨二社社员钟明玉曾因顾虑不能增加收入，一年来总是闹退社。现在经过合理分配，增加收入粮食一千五百多斤，他坚决地说：“新道路奔头真大呀，死也不退社了。”黄冈县竹陂寺乡民主农业合作社社员郑庆林，春前看见社里评产不公平，春季退了社，现在看见社里调整产量，实行合理分配，每户社员收入都增加了，他非常后悔，又要求回到社里。 秋收分配中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结果，对发展农业合作社也起了很大作用。分配以前，许多互助组和单干农民觉得农业合作社在处理土地评产等问题上不够合理，虽然看到社的庄稼长得很好，但对入社还是采取观望态度，有的人这样说：建不建，看秋收（看秋收后合作社的分配）。现在看到农业合作社能保证绝大多数社员增加收入的事实，许多人已积极要求参加农业合作社。在孝感县，三百多个农业合作社里，每个社平均有十二个多农民要求入社。黄冈专区四百多个常年互助组，绝大部分在筹备转社。黄冈县上巴河区陈德乡去年建立农业合作社时，单干农民周涣山坚决不愿入社，现在他积极申请入社。不少地区的群众还用自动提前交公粮，卖余粮的实际行动，表示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决心。 湖北省农业合作社的合理进行秋收分配，正在把合作化运动推向高潮。

第2版()专栏： 当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见面的时候 本报记者　朱波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公布了。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陕西咸阳县农民都为这一英明的指示而欢欣鼓舞。在这里，到处都是锣鼓声和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 十月十七日这一天的报纸，咸阳县各区都增加了份数。报纸送到农民手里的时候，有的是在白天，有的是在夜里。在白天，很多正在进行紧张秋收的农民，听说登载毛主席指示的报纸来了，都跑回村里来看报。蒲家乡孙家北村的农民就是这样，当他们听说报纸来了，都停止了秋收工作，把毛主席的像和毛主席的指示挂在村中心的黑板报上，周围还挂上了美丽的花朵。兴奋得红了脸的农民们，都挤在黑板报旁边，静静地听别人读毛主席的指示。一个老农民听完毛主席的指示后，高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的指示）“社会主义来了！”另一个妇女就高高举起娃娃，欢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陈马乡畦村的农民，在夜里才接到报纸，有些人已经关上大门休息了，他们听说毛主席的指示来了，很快都披上衣服，提着灯笼，集合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读报，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群众大会。农民们兴奋地说：这是又一次的大翻身！ 很多村庄都在这一天晚上开了群众大会、基层干部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重新规划全乡合作化工作和扩大老社、建立新社的要求。陈马乡晨光一社的干部们阅读了毛主席的指示后，都高兴地说：这一下可不耽心合作社办不好了。他们提出：一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研究了巩固合作社的办法，并提出了扩社的意见。蒲家乡党支部过去没有提出乡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划，毛主席指示公布后，就连夜召开支部大会制定全乡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划。岩村乡党支部原来的初步规划今年新建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全乡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后，重新研究了全乡的情况，提出了新的规划：今年全乡新建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到全乡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白庙乡白庙北村召开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阅读毛主席的指示，并进行座谈。在会上，贫农李德贵说：“我老早就提议要建社，你们（指区、乡干部）不批准，说什么收缩哩，不叫办社，其实是你们自己裹住脚了，现在毛主席要你们都放开脚哩，赶快领导农民办社吧！” 咸阳县农民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以后，觉悟更加提高了，纷纷要求建社。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县有几十个村要求建社。孙家南村农民在党支部领导下，每天夜里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就在这几天，全村除了一户地主、一户富农外，其他农民都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阎村共有二十九户，有二十八户表示愿意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龙枣树村张振群互助组和陈友才互助组的农民，每天都抽出时间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这两个组现在已经成立了联组，成立了建社委员会，并已经有三十二户贫农报名入社。

第2版()专栏： 三年完成五年定额的车工——盛利 邵成滋 上海机床厂轴套车间车工盛利，从收音机里听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告全国职工书”的号召以后，我问他：“你怎样响应全总号召呀？”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有这样决心：用三年时间来完成五年的定额！” 的确，盛利的话是有根据的。在国家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里，这个先进生产者就超额完成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定额。一九五四年，他又完成了一年九月零二十二天的定额。今年一至八月，他又完成了一年多一点的定额。总计在这两年零八个月中，他已完成了四年六月零十五天的定额。正是由于这些卓越的成绩，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他都获得了上海市工业劳动模范的称号。 七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盛利就盘算着：现在到年底，还差一千一百二十二个定额的工时，就可以完成五年的定额。新的计件定额修正后，他每个月就能完成二百七十多个定额工时，只要稍加努力，每个月就能提高到二百八十一工时，这样，就准能在今年内全部完成五年的定额！ 盛利三年完成五年定额的消息令人高兴。但是，人们也疑惑：盛利是怎样来完成自己的计划呢？ 参观了七月十七日上海市举行的金属切削能手表演会后，就可以找到答案。那天，参观的人们都被盛利的非常熟练的操作吸引住了。他使用自动停刀器、切削力夹固车刀和科列索夫车刀进行操作表演。刀子触到工作物，就“嘶嘶嘶”地响，车头就飞转了起来。一瞬间，车子就突然轻松地自动停止了。短短的五、六秒钟内，在盛利的手里，一根十八吋长二吋二直径圆的锻钢件，就变得亮晶晶了。参观的人们轻轻地抚摸着工作物，又细心地看着刀架和刀具。在别人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盛利却很快地完成了。 说起自动停刀器，还有一段事儿需要在这里讲一下。今年四月间，在上海举行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里，盛利看到了一台万能车床。在这台车床上，安装着自动跳刀器的设备。他想：如果在自己的车床上装个停刀器，高速切削间格多的工作物的时候，不就既能保证质量，又能提高产量吗？回厂后，他就做了一只停刀器在车床上试验。停刀器安装起来了，但刀子不能自动地及时地退出去，要是弄得不好，还会把工作物给碰坏了。他又想模仿捷克斯洛伐克车床的样子，再安装上自动退刀机构，好来纠正缺点。他画好了草图，请技术人员提了意见，结果就成功了。现在，在他的车床上，已安上并且顺利地使用了自动停刀器。 像这样的事儿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几年来，盛利都是这样利用生产上的各种可能条件，不断地改进操作来超额完成任务的。从一九五四年到今年八月份，他改进的工具刀具和操作方法有三十七种，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到五倍。所以能够这样，照盛利自己的说法：“最主要的是学习先进经验。” 盛利并不满足于他现有的成绩。当别人说到“盛利的生产效率很高”，他就会争辩说：“我算得了啥，比起苏联老大哥来还差得远哩！”是的，盛利并没有因为他的这些成就而自满。在听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告全国职工书后，他又想出了保证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第一，每月接到计划，就根据计划要求，把工作物分类算账，分析一下哪些可以超额完成？哪些有困难？关键是啥？然后针对各项工作的不同情况和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完成；第二，根据苏联白瓷刀的装置原理，使用切削力夹固刀架，这样可以提高刀具寿命，减少工具损耗，提高效率；第三，同检验人员密切配合，做好首件检验，把质量指标由百分之九十八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他还准备把高速切削的速度从原来的每分钟三百六十七公尺提高到四百公尺以上。（附图片） 车工盛利正在加工新产品——三七一平面磨床的零件。　新华社记者　曹兴华摄

第2版()专栏： 实行中间站不停车运行，超额完成运输计划 刘岩 天津铁路管理局古冶分局的职工们，响应铁道部和中国铁路工会的号召，深入开展了“满载、超轴、五百公里”的运动。八月份，全局的装车任务超过了原计划百分之零点三，货物发送吨数超过计划百分之一点六；机车日车公里完成五二九点四公里，超过计划三六点四公里。其它各项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了。由于这些成就，这个分局获得了天津铁路管理局循环红旗的奖励。 古冶铁路分局超额完成运输任务是和推行中间站不停车运行分不开的。今年六月四日，一八○四号机车司机孙鸿铎首先由古冶到山海关间试行中间站不停车运行。在调度员们的支持下，试行成功了。这证明从古冶到山海关间完全可以实行中间站不停车运行。七月初，根据天津铁路管理局的指示，古冶分局决定组织中间站实行不停车运行，以加速机车车辆的周转。七月下旬，由天津铁路管理局、古冶分局和古冶机务段组成的小组，正式在古冶到山海关间试验中间站实行不停车运行。在六天里试行的三十二列车中，有二十四列到达了终点站。接着，古冶分局立即总结了这一经验，加以推广。 推广中间站不停车运行，引起了乘务员和调度员们的兴趣。许多人都准备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但是，由于试行中上行列车有七次没有完成，一些人有思想顾虑，认为：下行可以，上行不成，水不够用。他们怕车辆的质量不好，怕信号不好，等等。党总支委员会研究了上述情况，认为这种顾虑的产生，主要是他们怕出事故受处分。总支委员会决定除了继续进行说服动员外，要求行政方面尽最大努力，具体解决山海关到古冶上行坡道用水的关键问题，并养培典型，进行示范。铁路分局也指示各部门紧密配合，保证这一工作的成功。 在党和行政具体的帮助下，一八○四号机车又带头进行了试验。他们在技术上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用水问题。孙鸿铎班采取了苏联高温注水的先进经验，以减少水泵开关次数，从而减少了注水时的溢水损耗。过去在山海关、古冶间运行一次要注水一百五十次左右，现在只须八次。同时做到发车前水柜满水，机车出库立即发车，中途减少为调整锅炉水、汽的放水次数。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提高机车质量，提高乘务员的操纵技术，以提高旅行速度，节约用水。在这方面，他们采用了三种先进操作法：徐兴旺的机车保养法、唐立凯的区间采点法，和王宜民烧火法。他们还摸熟线路情况和列车情况，在起车、停车、上坡、下坡时如何注水加汽，如何利用惰力，都运用自如。七月底，他们又首先完成了从山海关到古冶间的中间站不停车运行，到终点站时还剩两吨多水。 八月份，古冶铁路分局便在天津、古冶间的下行线和古冶、新河间的上、下行线全面推行中间站不停车运行。结果都成功了。孙鸿铎机班在调度员们的密切配合下，创造了由南仓始发，运行一百五十八公里，通过两个给水站而不停车到达古冶站的卓越成绩。这些事实教育并鼓舞全体职工。现在，古冶分局的机车中除一台质量不好的以外，都实行了中间站不停车运行。 古冶分局开展中间站不停车运行的结果，八月份日车公里比上半年平均提高了四十四点八公里。不停车列车的旅行速度比一般区段货车规定的旅行速度提高了八公里。八月份试行的二八九个列车共计早点到达一百五十七点七个列车小时，等于一个列车旅行了六千五百公里。此外，根据初步估计，用煤量也比以前少用一百一十五吨。 九月份，这个运动已普及到了天津、山海关间的各区段的上下行线。运行列车数已超过八月份百分之二十七。目前，为了作好冬季运输，古冶机务段已组织了五十六名“五百公里”司机，研究冬季运行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保证这个运动顺利发展。

第2版()专栏： 从耕田队到合作社 ——革命老根据地才溪乡溪北农业合作社访问记 蒨白 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是闽西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是有名的模范乡。读过毛泽东同志“才溪乡调查”的人，都还会记得才溪乡人民的英雄形象。今天，当全国人民正在迎接合作化高潮的时候，英雄的才溪乡人民究竟怎样呢？最近我访问了才溪乡的一个合作社——溪北农业生产合作社。 光荣的道路 溪北农业合作社在才溪乡溪北村，这个村子的互助合作运动，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 一九二九年，才溪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暴动，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农民们打土豪、分田地，为了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纷纷响应党扩大红军的号召，参加红军和赤卫队。当时一百多户的溪北村，就有八十多个青壮年参加红军和出外工作。大批劳动力参加红军和革命工作后，留下来的妇女、老人、少先队员组织了“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生产。在这些日子里，耕田队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抢收抢种，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村上参加当时耕田队的老农民，都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他们说：自从“十八年”来了共产党，连续丰收了五年，村里的荒地开尽了，就去开山，田塍上也种上了杂粮。毛主席到乡里来的那年（一九三三年）收成特别好，真是五谷丰登，家家有余粮。 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地主恶霸跟着国民党反动派回到才溪乡，夺去了工农民主政权分给农民的土地，强迫解散了“耕田队”的组织。但是人民仍旧保持着原来互助合作的传统，他们在生产上互相扶持，劳动力有余的人，帮助不足的人，农忙时互相进行换工，克服生产上的困难。 一九四九年，才溪乡人民重见了天日，幸福的日子又回来了。土地改革后，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溪北村立即组织了四个互助组。一九五三年，四个互助组中的贫农积极分子联合组织起全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现在的溪北农业合作社。 办社三年的成就 溪北农业合作社办社以来，生产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全县、全区、全乡农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溪北村是一个革命老基点村，由于受到敌人长期摧残，劳动力缺乏，生产资金不足，土地产量很低。合作社办起来以后，依然碰到了很多困难。但溪北村农民从耕田队的历史经验中，就明确了互助合作道路是条光明大道，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搞好了社的生产，在低产田里大力进行加工加肥，连续战胜了几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五三年秋季，社里的黄豆受到了严重的虫灾，全体社员整整的除了八天虫，把六十多亩田的黄豆从虫子的口里抢救出来。这一年，很多单干农民的黄豆全部失收，合作社却得到了八成多的收获。今年春夏之间的旱灾，给合作社的生产带来了特别大的困难。全社有近一百亩田插不下秧。社员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来抗旱抢种。第一、第二耕作队有两亩多田找不到水源，就发动队员到二、三里路外的溪里去挑水来溶田。社员雷腾洪、雷庆章为了修理抽水筒，抢救受旱的田地，把自己的胶鞋底剪下来做活塞。经过全社积极抗旱，原来打算改种的六十多亩田有三十多亩及时插上了秧。 由于在生产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和战胜了自然灾害，溪北农业社三年来连续取得了丰收：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水稻增产百分之二十一点三，甘薯增产百分之四十；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全面增产百分之十二点七，比村里较好的雷洪春互助组增产百分之二十四点八；今年早稻又比一九五四年增产百分之十点二一。现在社里的秋庄稼长得十分茂盛：甘薯蔓盖满了垅沟，黄豆结着许许多多的青豆角，高粱的红穗头低垂着，社员们都笑嘻嘻地说：今年秋季一定又能增产一成。 溪北村四周都是山坡，两年来合作社开山种了油桐、茶树和竹林，现在油桐树苗已长得有一人高了。 合作社还在溪水旁边，花了二百多工、三百多元修了一个水碓，利用水力舂米，使全社妇女节省下很多时间来从事农业劳动。 歌唱幸福生活 随着合作社的建立和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社长雷佛春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 一九五三年秋收分红的时候，社员邱细妹增加了八百多斤粮食收入。这一天晚上，这位五十八岁的老太婆高兴得睡不着觉，她自己编了一首民歌，一个人轻轻地唱了起来： 自入社来好处多我今快乐唱民歌 旧年谷子不够吃　今年剩余二百多 入得社来真幸福　今年秋季又增产 多分谷子不说它　加分番薯八九担 我今不讲你不知　社里收入好大哩 往年大家没盐食　今年有钱做新衣 这首民歌不久就传遍全乡，成了乡里人喜爱唱的民歌之一。社员们个个喜爱唱民歌，每当劳动之余，月明风清之夜，年青的姑娘们和小伙子围在一起，尽情地歌唱自己的新生活。 （原载福建日报）

第2版()专栏：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广东 广东省揭阳县人民文化馆，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工作，制造了大量以农业合作化为内容的幻灯片，分发到各区、乡放映。 廖衍强摄（南方日报社稿） 为了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揭阳县计划在秋前分批训练一万三千多名建社骨干。这是老社社员给训练班学员做了报告以后，又给他们解答问题。廖衍强摄（南方日报社稿） 揭阳县渔湖区梅联乡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晚稻长得好。准备入社的农民都到这个社的田间来参观。 廖衍强摄（南方日报社稿） 中山县建社骨干训练班的学员在参观广东省中山农业机器站。 郭伟祺摄（南方日报社稿） 曲江县第一区马坝乡农民刘光林（左）拿着自己的水稻和乡内群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对比，完全信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稻比他的长得好。现在刘光林已经报名入社了。 郭伟祺摄（南方日报社稿） 广东各地农民纷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曲江县第一区阳岗乡鸡仔坝农民，喜悦地拿着土地证登记土地入社。 郭伟祺摄（南方日报社稿）

第3版()专栏： 越池桥头 本报驻越南记者　展潮 从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向西北行八十多公里，就到了有名的越池渡口。红河的干流滁河，在这里同其他两条大江——黑水江和泸江——汇合，然后指向东南，绕过河内市区，浩浩荡荡地奔流入海。 现在，那里正在加紧进行着规模巨大的越池大铁桥的重建工作。这是预定在一九五六年内修复的河内—老街铁路全线关键性的工程。 还没有到达河边，老远就可以看见一孔高大的桥梁，前不靠边、后不靠岸地架设在水中央的两个大型的桥墩上。按照桥梁工程队的编排，这是第三号和第四号桥墩。其余连接两岸的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五号桥墩，都在抗战时期被破坏了，桥梁也都全部沉到水里去了。 我们看到的这孔仿佛是腾空架设着的桥梁，它是越南工人和中国工人不久前从水里打捞起来，经过整修和加固，然后利用适当的水位高架浮运，架设到这两个仅有的桥墩上的。 自水面到桥顶足足有二十公尺高。一部临时安置在桥架上的鼓风机正轰响着，工人们在那里紧张地进行铆焊工作，一艘小汽船不时地从河两岸驶来，把工人、技术人员或材料载运到这个河上的工地上来。同时，在河的两岸，也展开着热烈的劳动，许多工人正在使劲地修筑第一号桥墩和打捞第四孔桥梁。 到了越池桥头，你会立刻就被那种巨大的和平建设的场面强烈地吸引住的。在那里，你也会很快地被一个响亮的名字吸引住的。不论是中国工人、技术人员，或者是越南工人、技术人员，经常都怀着敬爱的心情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在最近这次高架浮运第三孔桥梁的工作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名字叫陈国平。 陈国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桥梁工程队模范班——装吊第二班的班长，一等劳动模范。他今年三十一岁，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县一个贫农的家里，十九岁那年开始到粤汉铁路桥梁工程处当工人。一九四九年秋天，湖南和全国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年轻的陈国平欢天喜地地参加了人民铁路的恢复建设工作，四年里他先后参加了粤汉路、湘桂路、陇海路、京汉路、京沈路十多座桥梁的修建工程，先后得到柳州铁路管理局授予的三等先进工作者和优秀职工等光荣称号。一九五三年二月，陈国平并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五五年春天，接受祖国人民的委托，陈国平和其他的同志们一起来到了越南，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恢复建设工作。陈国平和装吊第二班在越南领受第一个任务，就是修复河内—睦南关铁路中段的府谅商大铁桥。当时时间相当紧迫，人手和工具又很缺乏，陈国平便采取了合理地组织劳动力和“工种代替”等办法，提高了劳动效率，带动了其他班组的工作，结果提前九天完成了第一期桥梁的修复工作，并且还节省了六百个工作日。装吊第二班因此获得了模范班的称号，陈国平被铁道部评为一等劳动模范。 修复了府谅商和谅山大铁桥后不久，中国桥梁工程队又接受了重建越池大铁桥的任务。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是决定河内—老街铁路能否如期修复和通车的关键工程。陈国平和装吊第二班以及桥梁工程队的同志们，六月二十七日刚一到达越池渡口，就马上投入紧张的劳动中去。他们配合越南桥梁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打捞、整修和加固第三孔桥梁，并且做好其他准备工作，以便在今年涨水季节里，用高架浮运的办法，把桥梁架设到河心里的两个桥墩上。这是重建越池大铁桥的中心环节，如果错过时机，就要使整个工程推迟半年以上，因为到明年夏天河水才开始上涨。 为了争取时间，越南工人、技术人员和中国工人、技术人员，不分晴天雨天，不分白昼黑夜，都在突击地工作着。在这些日子里，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个子高高的、态度谦逊的、不多讲话的青年人，当哪里工作有了困难，就有他在场。他领导的装吊第二班提前两天完成了打桩任务之后，马上就主动去帮助其他工段的工作。有一次河水猛涨，眼看就要把八千多根枕木漂走，这个青年人马上召开了团员大会，他是中国共产党支部青年委员，同时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会刚开罢，他就带头下水抢救，结果一根枕木都没有遭到损失。这个青年，就是越南和中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们共同热爱的陈国平同志。 到九月下旬，一切都大体准备就绪了，可是一阵台风刮过来，迫使桥梁工程队不得不推迟了他们的工作计划。根据水文资料，今年最后一次涨水是在十月五日以前，如果在这之前不能完成浮运工作，那只好眼巴巴地等待来年的涨水季节了。这件事是很令人焦灼的。台风一过去，越池渡口马上就忙碌起来。陈国平冒着巨大的风浪领导着捆缚钢缆的工作。这次高架浮运一共得用六根主要缆绳，这就是两根从正面牵引两只架着第三孔桥梁的浮船的迎头缆，两根缚在河两岸斜放下去以固定两只浮船两侧的八字缆，还有两根缚在下流两岸以增加两只浮船两侧力量的缆绳。 九月三十日，两条迎头缆已经完成了。这时候，只消等到上游航运暂时封锁，就可以开始捆缚和放送两边的八字缆了。时间一分一秒地慢慢地挨过去。到下午两点半钟，越南桥梁工程队阮治同志乘着汽艇从上游回来，说是河运封锁工作已做好了。刹那间，陈国平跟装吊第二班和五位配合工作的越南工人同志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下到工作船上去了。陈国平经过翻译小裴同志和船长交代了预定计划的驾驶程序：拖轮首先从捆缚缆绳的地垅顺流后退十五到二十公尺，其次再斜斜地逆流行进到中流和地垅取齐，然后再顺流从第三号和第四号桥墩中间退到架着第三孔桥梁的浮船附近，这样可以减除缆绳和拖轮的牵引力。同时，陈国平亲切地向越南工人同志打招呼，请他们离开船头，因为怕他们不熟悉，容易发生意外。 三时五分。工作船开始按照预定计划行驶，一切情况正常。陈国平担心按五十公尺缆绳缚一个汽油浮桶的工作组织得不够妥善，从驾驶室上走下到船头来察看。这时骤然发生紧急情况，船身在河中间打横，被河水猛烈冲击着，缆绳也愈拉紧了，船身极度倾斜。瞬息间，船头上粗大的绳卡折断了，缆绳把正站在旁边的工人万转运同志打到水里；紧接着绞车又被蹩坏了，工人蒋燧初同志被缆绳压在船弦上。这时，陈国平同志急步赶上去，一只手准备解救蒋燧初，一只手猛力挥动让越南工人武国光等同志退到安全的地方去，正在这个时候，缆绳和其机件却把他打到急流里去了，从此不见任何踪影……。 绞车被崩坏之后，缆绳和拖轮脱离了关系，船身立即恢复了平衡。这时候，工人万转运已被冲击到二百多公尺远，在那里被汽艇救起来；工人蒋燧初水性好，刚被打落水就上来，一只手紧扒着船梆，被救起来了。 这个不幸的事故发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劳动党首长们非常关心，交通和邮电部部长亲自到越池桥头慰问中国桥梁工程队的同志们，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决定追授陈国平同志“劳动勋章”，以纪念这个为越南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中国优秀青年工人的功绩。 越池大铁桥的中、越两国工人誓用实际行动来纪念他们最亲密的战友陈国平，他们已在十月四日胜利地完成了第三孔桥梁的高架浮运工作，现在正在为争取按期或提前完成越池大铁桥全部重建工程而努力。

第3版()专栏： 梁漱溟所谓“理性”是什么？ 王若水 在梁漱溟的较后的两本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里，有一个用得最多的名词，那就是“理性”。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梁漱溟自己说，“理性”这个东西，“将是本书一最重要的观念”。以这个观念为中心，他发挥了一整套理论。梁漱溟宣布说，“中国民族精神彻头彻尾都是理性的发挥”（“梁漱溟教育论文集”，页九二），而无论是“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乃至历史文化的分析”，都要以这个中国民族精神——“理性”为核心（同上）。在“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里，梁漱溟所企图说明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据他看来，中国文化有一种“无比之伟大力量”，这种力量很难捉摸，使外国人觉得是“不可解之谜”，也使得梁漱溟惊呼“怪哉！怪哉！” 但是我们应当感谢梁漱溟，经过他四十年的生活体验和几十万字的辛苦论证，他把这个力量给我们指明了：原来“这就是理性之力”。“理性”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和长处所在，“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里也反复强调这个东西，他告诉我们，“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页三九）。 同样，我们说，要想明白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也必须明白他所谓的“理性”。 一 “理性”，这是一个庄严的名词，唯物论者是尊重理性的。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这个名词曾被唯心论者赋予各种不同的内容，例如康德有他的“理性”，黑格尔也有他的“理性”。梁漱溟的“理性”是什么，我们还得先听听他自己的解释。 据梁漱溟看来，有两种不同的“理”，一种是“物理”，一种是“情理”。“物理”的“理”就是科学的理，逻辑的理；法国理性主义者讲的就是这个“理”。“情理”的“理”是中国人讲的“理”，它是“指示人们行为的动向”的，是“告诉你是应当如何如何”的，例如“父慈子孝”之类。这是“中国式的理性主义”。（“理论”，页一三二）与这两种“理”相应，人的心思作用也有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要义”，页一三八）。“辨察物理靠理智，体认情理靠理性。”（“理论”，页四三—四四） 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所说的“情理”的“理”，也就是“伦理”的“理”，因此他所谓“理性”是指的一种道德意识。梁漱溟自己说得很清楚：“道德为理性之事”（“要义”，页一一五），“所谓理性，要无外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理论”，页四四） 我们要特别注意梁漱溟的“理性”是属于感情方面的，是和理智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对立来源于“情理”和“物理”的对立：“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物理存于事物，经人考验而来，偏于客观。”（“理论”，页四三）那么，“理性”和理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梁漱溟说：“严格说，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智、本能、习惯皆工具。”（“要义”，页三四九） 这样，梁漱溟就从道德的领域里驱逐了理智，而把前者放在感情的独立统治之下。对梁漱溟来说，客观的理智没有资格来审查“偏于主观”的“理性”——道德的感情，反而是主观的道德的感情应当支配客观的理智。这个拥有无上权威的“理性”，竟是非理智超理智的东西。很显然，梁漱溟的“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因为理性和理智是同一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超理智的理性），而是反理性的冒名顶替。——梁漱溟实际上是侮辱了“理性”这个庄严的名词。 理性，按照正确的了解，就是人的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能力，也就是逻辑的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依靠理性，人才能够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只有认识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人才能够正确地指导自己的行为。所以，理性不仅适用于自然的领域，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的道德的领域。道德观念固然是主观的东西，可是它的根源却是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对于一种道德观念，不能单凭感情去接受，而应该经过理性的审核，判断它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应该遵守。我们承认感情的重要性。但是排斥了理性或理智的引导，感情就成为一种主观的盲目的力量，就不能使人正确地行动，因此必须用理性来判断感情是不是正确。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尊重理性。梁漱溟限制了理智的活动范围，而让理智成为感情的奴仆和工具，这不过暴露了他是理性的敌人而已。 我们现在必须冒犯梁漱溟的这个“理性”的主人的尊严，用理智这个“工具”来把它审查一下。 据梁漱溟说，这种“理性”是一切人生下来就都具有的。“伦理是从情谊出发，原来就是属于道德的；他是在人类自己心里原来就有的，而不是从法律外力加上去的。”（“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情理自在人心”（“要义”，页一二七），“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都是人；能够认识人类这种精神（理性），是始终不会被打倒的。”（“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这就是说，“理性”是先天的，它本来就在人的心中，每个人都可以遵照内心的这个“理性”的命令来行动，所以，道德观念的来源和道德的标准都不在客观而在人的心中。 这样说来，梁漱溟的出发点是人心。这个“人”应该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一般的人；它应该不属于任何时代和任何阶级，而只是一个空洞的没有血肉的“人”的概念。事情很明白，只要说到历史的阶级的人，我们就找不到他们之间共同的道德观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经指出：善恶的观念是变化的；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它自己的特殊的道德。现在梁漱溟既然宣称他已经找到了这样一种普遍的人类的道德，我们倒想知道一下它的内容。关于这个，梁漱溟在他的每本书里都谈得非常之多，我们随便翻开几页，都可以看到他那一套道德的说教：什么“父慈子孝”，什么“安分守己”“知足常乐”，什么“调和妥协，消极节制”“克己、让人、学吃亏”，什么“忠孝和睦，各尽其分，而永不造反”……。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什么“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所同具的“理性”，而只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提倡这种“理性”的，也不是“人类”，而只是封建阶级和他们的奴才。梁漱溟并没有发现他自以为发现了的东西；他不过是把封建主义的道德标准冒充为一切时代共同的道德标准，把一个封建奴才假扮为和一切人都相同的一般的“人”而已。 这一套道德规范必须以一个特定的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前提。在这个社会里，地主和贵族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而皇帝就是封建阶级的最高代表；整个社会按照宗法的原则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皇帝对于人民，家长对于儿女，都享有绝对的权威。在这个社会里，封建阶级既然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他们也就用他们的道德观念来统治人民的思想。他们把忍耐和服从宣布为美德，正因为他们的压迫和统治使人民不能忍受。他们向农民宣传“知足”，正因为农民已被他们剥削得一无所有。他们赞美“安分”，因为皇帝已经没有“安分”的问题，而需要使被压迫者安于他们的奴隶的身分。至于“忠孝”，就是叫人绝对服从这个宗法制度的权威，所谓“君为臣纲”，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就是梁漱溟所焚香顶礼的那一套道德规范的阶级实质。 梁漱溟认为这个“理性”产生了古代社会，其实他这个“理性”倒正是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西方在封建时代也有过这种封建道德观念，可是这种观念后来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而被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所代替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破坏了封建经济基础，同时也破坏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和伦理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这样描写过这个过程： 资产阶级在凡是它已达到统治的地方，都把 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醇朴的关系一一破坏 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把人们系缠于其“天 然尊长”的复杂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 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 了。…… 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 情脉脉的纱幕，并把这种关系化成了单纯金钱 的关系。 梁漱溟虽然竭力要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类的理性”，但是他也无法否认这件事实：资产阶级虽然也是人，可是并不尊重这个“理性”。对于这一点，梁漱溟只好说，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理性早启”，而西洋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理性”不发达。至于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会有这不同？梁漱溟再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答案。 要真正说明不同的人们所具有的不同的道德观念和感情，只有研究产生它们的客观的社会的原因。道德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情好恶”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有它们自己的道德，各有它们自己的爱憎，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阶级地位。梁漱溟把陈腐的封建道德教条宣布为“人类的理性”，不过是想把封建社会理想化，叫历史开倒车而已。 但是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不合理，用一个“理性”的名词并不能使它合理化。在中国大陆上，封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也一去不返了。梁漱溟不管怎样高唱“理性”，也不能召回死去的阶级的亡魂。封建的道德意识正在被消灭着，因为它所反映的东西，它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然而，“意识落后于存在”，它也不会很快地消灭。反动阶级的代表还会拚命抓住它，梁漱溟就是其中之一。 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承认在阶级社会里有超阶级的道德，当然也否认某一种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道德可以成为亘古不变的人类的“理性”。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指出道德的阶级性，同时毅然决然同一切以往的剥削阶级的虚伪的道德断绝关系，建立起本阶级的道德观念——共产主义道德。只有这种道德才是真正的最高的道德。这种道德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因此它不要人蒙蔽理智，而要人发扬理智。只有凭着理智，认识了社会生活的规律，而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感情，人们才会自觉遵守这种道德。这种新型的道德有无限的前途，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在阶级消灭之后，它将变成全民的道德。 二 据梁漱溟说来，在这个“理性”的基础之上，古代的中国人建立了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伦理底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要义”页九六），“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同上，页一五○）。这样他就达到了一个唯心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并不是经济关系，而是心与心的关系，情感的关系。——据梁漱溟说，这也就是“理性”。这样，梁漱溟就把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化为心理的问题：“所谓人对人的问题，其实就是心对心的问题；彼此感召之间，全靠至诚能动。这正是狭义底理性；这亦是最纯粹地向里用力。”（“要义”，页二九三—二九四） 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关系”？当然有的。可是在人与人之间除开情谊关系外，还有敌对关系；除了心的关系以外，还有物质关系，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这主要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经济上的关系，是其他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情谊关系”或者“伦理关系”在内的基础。被压迫阶级由于他们共同的地位和命运，彼此之间是有阶级感情的；压迫者之间在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也是有情谊的。但是如果说，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也有普遍的“情谊关系”，那就是抹杀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的事实，那就是欺骗。不但如此，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也不是都有情谊的。“一部廿四史是相砍书”，谁和谁相砍？地主要镇压农民，农民要反抗地主，所以相砍；统治者要争权夺利，抢做皇帝，所以也相砍。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被剥削阶级的痛苦的背上，这是阶级社会不可能有普遍的情谊的根本原因。 于是这里就有两种观点，由这两种观点产生两种做法： 我们的观点和做法：只要私有制存在，只要阶级剥削的事实存在，就不会有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真正的问题决不是什么“心对心的问题”，而是经济上的奴役问题，政治上的压迫问题。例如，地主阶级的贪婪、残暴和专横，是由他们所处的封建剥削者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而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也是农民受地主剥削这一经济事实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永远消除人与人的冲突，只有依靠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推翻剥削者，来废除私有财产制度。 梁漱溟的观点和做法：心与心的关系决定其他的关系，根本问题不在实际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在人心，因此解决的方法不是阶级斗争，不是革命，而是“向里用力”，而是依靠“理性”。 于是梁漱溟就用“温情脉脉的纱幕”来掩盖那冷酷的阶级压迫的事实，竭力歌颂他所谓的中国古人的“理性”。这个“理性”也就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所说的对人生的第二种根本态度，就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据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理性”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向里用力”，就是“无私”“不争”“和谐”“克己”，等等：——理性之取舍不一，而要以无私底感情为中心。（“要义”，页一三八）中国古人却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底，人与人是和谐底，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底……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同上，页一四四—一四五）伦理之义，互以对方为重；几于舍自己的立场而以对方的立场为立场……从来未闻有以斗争为道者，却另有一套克己、让人、学吃亏的哲学。（“答乡村建设批判”）他（孔子）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页六八）我们试把这些话按照它们的实质上的涵义翻译出来，那就是这样：你要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忍受地主的剥削，否则你就不是以“理性”为取舍了，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了；你要忘掉反动统治者和人民的对立，而看出他们之间的“和谐”，不然的话，你就丧失了“清明安和之心”，也就是丧失“理性”了；你要尊重敌人，要放弃自己的立场而站到他的立场上去，要让他，要学吃亏；不但如此，你抛弃了这一切之后，还应该觉得很畅快，因为你已经“忘物忘我忘一切”了，你已经是一个最有“理性”的人了。 这样一个在梁漱溟眼中最有“理性”的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丧失了起码的人的尊严，没有一点血性的恭顺的奴隶。这个奴隶并不需要肉体上的桎梏，因为他的内心已经套上枷锁了。这就是梁漱溟说的“理性”是在人的心中，并不需要“法律外力加上去”；的确，这个心灵的枷锁比法律的桎梏要牢固得多。 梁漱溟认为，“理性”虽然是人人具有的，可是只有一种人有资格代表它，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士人不事生产，却于社会有其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理论”，页四三）。士人的作用，就是向皇帝和人民“这两面作工夫”： 在君主一面说，他越用武力自己越不容易安 稳；实不如施温情，兴教化，以理性示人。 在民众一面说，所需要者原为勤俭的鼓励与情 谊的敦笃。……此时唯有借重士人，一面常提 醒规谏君主，……一面常教训老百姓要忠孝和 睦，各尽其分，而永不造反。如是，就适合了 双方的需要而缓和了他们的冲突。不然的话， 君主发威，老百姓固然受不了；老百姓揭竿而 起，造反亦很容易。（同上，页四五）梁漱溟把这种“士人”说成是真正居间的第三者，但实际上这种人是为皇帝服务的，因为他们的“工夫”正是巩固了这个封建秩序，使君主的皇位“安稳”，使老百姓不“造反”。 梁漱溟自己也就是这种“士”，是现代中国的保皇党和卫道者，他是代表“理性”来向人民“施温情，兴教化”，教我们“永不造反”。梁漱溟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乃是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这样纯粹是一个理性组织，他充分发挥了人类的精神（理性）”（同上，页一七五）。梁漱溟认为这种组织应当从乡村做起，所以他名之曰“乡农学校”。当然，这样一种组织也并不是纯粹的中国货，它是“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即资本主义政治组织的所谓“长处”的。在“乡农学校”里也有一个“代表理性”的，就是校长，又名学长，也就是乡长。这个学长既然代表“理性”，所以“要他来监督教训众人”（同上，页二四七），而“大家要接受学长的训斥”（同上，页二五一）。不消说，他的目的也是叫农民“永不造反”。 梁漱溟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正是拿这种所谓“中国式的理性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梁漱溟说：“中国伦理推家人之情以及于社会一切关系，明著其互以对方为重之义，总使它对立不起来。”（“要义”，页二二六）梁漱溟自己也就是这样宣扬“理性”，总要使农民和地主，人民和反动统治者“对立不起来”，使被压迫者驯良地忍受剥削而不作任何反抗。梁漱溟说，他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因为这种“农民运动是在乡村社会里首先作一种分化的工夫，使乡村社会成为分离对抗的形势，在乡村社会之内就发生斗争”（“论文集”，页一四○）。至于梁漱溟呢，他搞的并不是“农民运动”而是“乡村运动”，就是不分什么地主和农民，而“看乡村是一个整个的”（同上），乡村的问题“要尽可能的避免斗争，从理性求解决”（“理论”，页二八二）。换句话说，就是抹杀阶级矛盾，叫农民放弃斗争，同地主“和谐”起来，合为“一体”。于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江山就坐稳了，他们可以安心睡觉了，此之谓“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之内容，就是人人在伦理关系上都 各自作到好处，（所谓父父子子）大家相安相 保，养生送死而无憾。（“要义”，页九一） 梁漱溟的“理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镇压人民，反对革命的精神武器。这种武器不像刺刀那样容易激起人的反抗，它做的是软功夫，是“攻心战”，是要解除我们的武装。因此，梁漱溟这种办法也就更高明，更毒辣！ 挥舞着这个武器，梁漱溟就叫嚷着反对共产党，反对暴力革命。他说，“武力之为物，妨碍理性”（“答乡村建设批判”）。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把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和人民的革命混同起来，表示态度说：“对于任何题目底暴力革命，或任何题目底对内作战，均不承认，反对到底。”（“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全国即将解放时写了一篇“敬告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其中说：“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底。”“我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这就是说，我们用武装革命来推翻国民党的武装反革命，那就是不“民主”，不讲“理性”；要讲“民主”和“理性”，就要容许反民主的国民党反动派存在。——梁漱溟的“理性”究竟对谁有利，那是不言自明的。 毫无疑问，如果把这种“理论”应用在当前的问题上，那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肃清反革命分子，不应该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接受梁漱溟的所谓“敬告”，它不顾这一套谬论而执行了人民的意志，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这是不可分的两面——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武力，只要是出于人民的意志，只要是对反动派用的，那就决不会妨碍民主，而只会保障民主。历史已经证明，一切反动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人民必须用武力推翻他们，在推翻他们之后还要用武力镇压他们的反抗。阶级斗争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它是历史的规律。在阶级社会里高唱普遍的“和谐”，那是闭眼说谎。只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在大同世界里，才能根本消灭产生人与人的冲突的物质根源，才能有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亲密关系——全社会的同志式的互助与合作。 三 为了彻底清算这种“理性主义”的谬论，我们还须进一步批判它的宇宙观的基础。这种宇宙观是说，宇宙的自身就是一个大生命，而人的生命是和这个“宇宙大生命”相通的，——所谓“人类生命通乎天地万物而无隔”（“要义”，页一四九）。因此，“宇宙大生命”的“理”也是和人的心理相通的，不但如此，而且后者就是前者的最高表现。人凭借自己心中的“理性”，就能认识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也能认识整个“宇宙大生命”，从而达到“人我一体”“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 什么叫作自然？什么叫作合理？自然就是合 理；合理就是合乎自然之理。这是一句话，不 是两句话。那么，到底所谓自然是何指呢？自 然是指宇宙大生命说；自然之理即是宇宙大生 命的最活泼处——人类心理。宇宙大生命的活 泼唯寄于人类；人类而外已不能表现宇宙大生 命的活泼了。所谓合理，质言之，就是合乎人 类心理的要求。此要求是跟着宇宙生命来的， 是自然的。其最强的要求即是宇宙大生命活泼 的最高点。我常爱说的“理性”亦就是这个。 归结下来，我们必须得认识人类，认识人类生 命的特殊（理性）；认识了这个，亦就晓得所 谓自然合理的根据了。（“理论”，页四五四） 这一段话把梁漱溟的哲学表达得很清楚。按照这种哲学，不但人有生命，而且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也都有生命。而这一切生命，从砂粒到太阳，从脚下的地球到几万万光年以外的星云，都要服从梁漱溟的心理的要求（梁漱溟说成是“人类心理的要求”），都要围绕梁漱溟心中的这个“理性”而旋转。——如果它们不听从的话，那就是“不合理”。道德的秩序变成了自然的律令，人事的规范成了宇宙的法则。——这样，梁漱溟就完成了他的唯心论体系，把他的“理性”捧到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地位，而同时也把他的唯心论哲学推进到了荒谬绝伦的顶端。 这种哲学是有它的思想根源的，梁漱溟只是贴上“理性”这个商标，并没有制造出什么新的货色。这种哲学是王阳明一派的封建主义的儒家哲学和柏格森一派的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生命主义哲学的结合。 王阳明是主观唯心论者，他说过：“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王文成公全集”，下同）“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的一点灵明。”（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宇宙大生命的最活泼处即是人类心理。）王阳明否认有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和客观规律，认为万事万物的“理”本来就在人的心中，因此认识的问题不是去如实地反映外界，而是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从内心中去发现那个“理”。他把这个叫做“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和天理是一个东西，而天理就是道德的规范：“夫礼也者，天理也”。“礼字即是理字”。（这个“天理”的“理”，也就是梁漱溟的“情理”的“理”，“理性”的“理”。）这个良知是亘古不变的，是先天的，是统治宇宙的：“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先天而天不违。”这种良知又是非理性的东西，它就是孟子说的那个“不虑而知”的良知，它又只是一种主观的好恶的感情：“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 梁漱溟除开继承这种思想外，又接受了柏格森的哲学。柏格森是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家，是神秘主义者，生命派哲学的代表，他的哲学是以反理性反科学而臭名昭著的。柏格森把全部科学的结论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颠倒，他宣称：宇宙的本源是生命，宇宙的进化是生命之流的冲动。这种神秘的“生之冲动”抵抗着物质的阻力而发展，其结果就成为生物，而在某一个地方前进得最远，这就是人。（这也就是梁漱溟说的人的心理是宇宙大生命的最活泼处。）柏格森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创化论”里说，生命之流就是“大心”，而“各生物之心，乃大心之分支”（依张东荪译文，下同），因此，“吾人实与全宇宙相浑一”。 但是，要怎样才能认识生命这个“本体”，达到“与全宇宙相浑一”的境界呢？柏格森说，这是不能靠理智的，因为理智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要认识生命的本体必须依靠一种神秘的“直觉”。直觉的位置是在理智之上的：“直觉比较理智更近于生命”（“心力”，胡国钰译），“直觉实超乎智慧”（“创化论”）。柏格森也把“理”分为两种，他把科学上的客观物质的规律叫作“几何的理”，把道德和艺术等有关精神的“理”叫作“生命的理”或“意欲的理”（梁漱溟的“物理”和“情理”就是从这里来的）。后面这一种“理”是根本的，而科学不能认识它，直觉才能认识它。就这样，柏格森公开表示了他对科学和理智的仇视。 梁漱溟的“理性”，基本上（说基本上，因为还有别的来源，如罗素）就是王阳明的“良知”和柏格森的“直觉”的结合。 如果我们看看梁漱溟的早期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以发现其中很少谈“理性”，就是谈到也是采取排斥态度的。这本著作里大谈而特谈的是“直觉”。他赞美地说，孔子是直觉主义者，“一般人是要讲理的，孔子是不讲理的；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则简直不通！然而结果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而孔子之不通则通之至。盖孔子总任他的直觉……我们的行为动作，实际上都是直觉支配我们的，理智支配他不动”（页一二四）。他明白地把儒家的“良知”和柏格森的“直觉”联在一起：“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页一二五）这个直觉和良知是和理智对立的，因此梁漱溟叫人排斥理智，叫人“不讲理”：“所怕理智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致直觉退位，成了不仁。”（页一二八） 但柏格森的“直觉”，就是本能。梁漱溟后来觉得，这种说法还显不出这个观念的“超离于物”，而且本能和他所反对的所谓“私欲”也是有些分不清的。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新名称：理性。从此他也要“讲理”了，而且据他说，孔子也是一贯“讲理”的了。当然，前面已经说过，这个“理”不是科学的理和理智的理。他的“理性”是属于感情方面的，而梁漱溟说过，“一切情感俱属直觉”（“哲学”，页一○二）。由此可见，他所谓的“理性主义”，不是别的，恰恰是反理性主义。 这种反理性主义也就是一种神秘主义。梁漱溟告诉我们说，发扬了这种“理性”，就可以达到一种最高的超然的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一切对立都消失了，“我”也消失了：“此际一片天理流行，无彼我之见存，是曰‘无对’；表现在意识上，即是理性。”（“要义”，页二九三） 也许有人是能达到这种神秘的“无对”的境界吧，但那不是在现实生活里，而是在他自己的幻觉中。他可以自认为得了这种“洞悟”，可是他的身体还依然处在“有对”的现实世界中。他不过是用一种宗教式的信仰来作自我麻醉罢了。 而梁漱溟的“理性主义”，在剥去伪装以后，就是赤裸裸的信仰主义。这也是不难了解的。排斥了理智或理性，就必然抬高了盲目的信仰。梁漱溟说，他的“理性”是和愚昧不相容的，其实他正是要使人愚昧。他所要传布的就是一种变相的宗教，一种宗教的代用品。——它的上帝是“宇宙大生命”，它的天国是粉饰过的旧中国社会，它的仪式是礼乐，它的教条是“理性”。梁漱溟发现了，中国古代是“以道德代宗教”，而“伦理有宗教之用”，所以他现在要恢复孔子的礼乐，要传布儒家的福音。他自己给这种宗教取了一个名称：“伦理教”（“要义”，页九五）。 梁漱溟傲然地说过，“能够认识人类这种精神（理性），是始终不会被打倒的”。我们现在要对他说：不对，梁漱溟先生！你的“理论”已经被人民大革命的胜利的事实所打倒，也不能不被马克思主义驳倒！

第4版()专栏： 全印争取亚洲团结会议在海得拉巴开幕 新华社海得拉巴二十二日电　全印争取亚洲团结会议二十一日在海得拉巴市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千多人，其中包括印度国会议员、作家、艺术家、医师、科学家、法律工作者、工会工作者和各界著名人士。此外还有两千市民也参加了开幕式。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表示支持印度政府争取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表明印度人民对世界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看法，并且赞同和宣传今年四月在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的决议。 主席台上挂着“争取和平的亚洲团结万岁”的旗帜，旗帜两边挂着用印地文和英文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大幅标语。 在主席台上的是印度著名的和平人士：克其鲁博士、穆尔克·拉志·阿南德、国会议员阿马尔·辛格·西格尔、国会议员拉维·纳拉扬·雷迪和前海得拉巴邦部长德万·巴哈杜尔·阿慕达·艾扬加尔。 会议接到了西孟加拉省和马德拉斯省的省长、拉贾斯坦邦和苏拉史特拉邦的首席部长、北方省立法会议议长和德里邦立法会议的全体议员以及其他人士祝会议成功的贺电。 由于印度争取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因病没有出席，会议由国会议员、印度争取亚洲团结委员会秘书长赛义德·纳乌塞尔·阿里主持。 前海得拉巴市长、著名的社会工作者麦·哈努曼塔·拉奥致开幕词，他号召印度和亚洲人民对战争贩子设法使紧张局势永远存在下去而采取的挣扎行动要提高警惕。他说，最近才从帝国主义掌握中解放出来的亚洲人民就像他们在万隆亚非会议上所证明的那样，决心要以五项原则的武器对抗战争贩子的阴谋。他又说，帝国主义的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不会得到成功。 印度国会议员阿努普·辛格宣读了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的主席致词。 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谈到了今天的国际局势和它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她提请人们特别注意万隆会议，日内瓦四大国会议，为裁军而作的努力的进展，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以及中国和美国为缓和紧张局势而进行的谈判。 同时，她又指出了在亚洲的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她谈到企图破坏印度支那和朝鲜停战协定的阴谋，中东的日益紧张的局势，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非洲的日益嚣张的情况，葡萄牙继续占领印度领土的问题，把台湾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以及恢复日本主权的问题。她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今年七月间建议召开的讨论远东问题的“日内瓦式会议，将大大有助于解决亚洲的迫切问题和结束外国对亚洲内部事务的控制和干涉。这种会议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和平地区。” 海得拉巴邦政府公共工程部部长格·斯·麦尔科特和海得拉巴奥斯曼尼亚大学副校长巴格万塔姆在发言时都表示支持会议的目的。国会议员、印度争取亚洲团结委员会秘书乔伊特兰·吉德瓦尼要求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把台湾归还中国，以确保亚洲的和平和安全。这时，代表们和市民们热烈欢呼表示赞同。 代表们一致决定拍电报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他为世界和平和缓和紧张局势而作的努力表示深切感谢。

第4版()专栏： 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 雅斯诺夫访问伦敦 据新华社讯　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斯诺夫等应伦敦市长霍华德和伦敦郡政委员会主席普里彻德的邀请，在二十日到达伦敦。雅斯诺夫和他的同伴在二十日出席了伦敦市政委员会会议。伦敦市长霍华德在会上致欢迎词时说，他自己在今年七月间曾经访问过莫斯科。那次访问已经有助于加强英、苏两国的友好联系。他表示相信雅斯诺夫的这次回访会更加巩固苏、英两国的友谊。

第4版()专栏： 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到达莫斯科 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接见吴努并进行会谈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应邀访问苏联的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十月二十一日自塔什干到达莫斯科。 下午三时，缅甸总理乘坐的飞机在中央机场降落，机场上悬挂着缅甸联邦和苏联两国国旗。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别里雅耶夫、谢皮洛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普扎诺夫，苏联各部部长、副部长，莫斯科劳动人民代表，苏联和外国的新闻记者，以及各国驻莫斯科的外交使节等。 前往塔什干迎接吴努总理的苏联驻缅甸大使希鲍林等，也同机到达莫斯科。 吴努总理下飞机以后，接受了莫斯科小学生的献花。然后，乐队奏起缅甸联邦和苏联的国歌。吴努在布尔加宁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吴努在机场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到达俄国的土地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老早就梦想访问这个伟大的国家了。我老早就想了解苏联人民满怀信心地建设自己的新世界的道路，我很高兴现在能够亲眼看到这种伟大的建设。我给苏联人民带来了缅甸联邦人民衷心的敬意和最好的祝愿。让我们为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奠定巩固的基础。 接着，吴努由布尔加宁陪同乘车离开机场，前往行馆。他们沿途受到了莫斯科人的热烈欢迎。到处街道上都挂着用缅甸文和俄文写的横幅大标语：“向吴努总理致敬！欢迎！”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在十月二十一日接见了缅甸联邦总理吴努。 吴努是由缅甸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吴旺陪同的。 布尔加宁和吴努在热情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会谈。会谈时在座的有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等。 同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苏联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也接见了缅甸联邦总理吴努。

第4版()专栏：观察家的评论 反对南越破坏日内瓦协议的阴谋 吴庭艳集团要在越南南方举行所谓“公民投票”，以便把吴庭艳抬上“总统”或“国长”的地位。据合众社透露，吴庭艳集团在这个“公民投票”之后，还打算在十一月导演另一场通过“宪法”的“公民投票”，然后在十二月制造出一个所谓“国民议会”。 很明显，吴庭艳是想依靠在他的警察控制之下的所谓“公民投票”来把它的不得人心的政权在南越“合法化”，并且由此把南越变成一个单独的国家，使越南陷于长期分裂，使日内瓦协议无法实施。 吴庭艳集团的这个阴谋的实施，同它要把南越拉进东南亚侵略集团的企图是有关联的。吴庭艳的政府官员在十九日就公开说：“越南指望有一天它能正式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据合众社说，吴庭艳集团目前还不能参加这个组织，是因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现在会阻止越南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正式成员”。从此可以看到，吴庭艳集团制造所谓“公民投票”，力图借此破坏日内瓦协议的活动，就是为它走向这条危险的道路开辟途径。 吴庭艳集团制造“公民投票”的活动完全违背了日内瓦协议。日内瓦协议明文规定，越南军事分界线是临时性的界线，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政治的或领土的边界；越南双方地区负责当局必须进行协商，举行全越自由普选以恢复越南的统一。因此，越南南方当局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把越南南方视同一个“独立国家”那样去举行单独的“公民投票”或“选举”。至于吴庭艳集团想要使越南南方加入东南亚侵略集团的阴谋，更是越南停战协定第十九条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第五条所严格禁止的。 吴庭艳集团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在吴庭艳集团宣布举行这次“公民投票”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苏丹姆赶忙就出来声明“美国继续支持以吴庭艳为首的自由（！）越南政府”。同时，美国政府曾屡次表示支持吴庭艳集团拒绝按照日内瓦协议协商全越普选的无理立场，并公开地为吴庭艳集团策划在越南南方举行单独“选举”。美国政府这样支持吴庭艳集团在越南挑起新的纠纷，破坏国际协议，是同“日内瓦精神”背道而驰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全越南人民对于吴庭艳集团这种非法行为，一致表示反对。越南祖国战线统一运动委员会在十六日发表了声明，坚决谴责吴庭艳集团和它的支持者企图破坏日内瓦协议、破坏越南统一的阴谋。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府发言人十八日在揭露了吴庭艳集团的阴谋目的后指出：由于这种“公民投票”的滑稽戏违反越南人民的热烈的愿望和根本的利益，全越南从南到北的人都反对它。南越统治阶级内部人士，如前南越总理阮蟠龙等也在西贡发表宣言，指斥吴庭艳的公民投票“没有任何政治价值”。 越南问题必须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在全越南实行自由普选，使越南的南方和北方得到和平统一。这是全体越南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共同愿望。这也是保障东南亚的和平和安全的重要环节。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吴庭艳集团破坏日内瓦协议的阴谋。这个阴谋是所有关心和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和人民决不能容许的。

第4版()专栏： 希腊和北大西洋集团 胡思升 近来，希腊舆论强烈谴责北大西洋集团中的大国，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对希腊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民族愿望并加以侮辱的骄横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政府宣布拒绝参加北大西洋集团武装部队即将举行的秋季演习，并不参加在土耳其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和其他会议。西方国家的报纸把希腊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形容成为北大西洋集团的“危险的裂痕”。希腊和北大西洋集团大国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演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就必须涉及到塞浦路斯问题和不久前在伦敦就这一问题召开的英、希、土三国会议。这个会议是不符合于塞浦路斯人民的愿望的；它没有塞浦路斯人民的代表参加。而且希腊代表在这个会议上提出的给予塞浦路斯人民以自决权利的要求，也为英国和土耳其所拒绝。土耳其并在会议中竭力帮助英国对希腊进行威胁。土耳其出席会议代表团的发言人公开说过：如果希腊坚持给塞浦路斯人民自决权利的要求，希土联盟可能受到严重危害。 为了对希腊施加压力，在伦敦会议结束的前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地制造了反希腊的骚动，在土耳其的希腊侨民遭到殴打和屠杀，希腊人的住宅、商店、教堂，甚至伊兹密尔的希腊领事馆都被抢劫和捣毁。据报纸初步估计，土耳其各城市发生反希腊骚动的结果，希腊财产损失达五亿美元。这些有目的的活动的背景是不言自明的。希腊驻美大使馆代办卡瓦莱拉托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政府得到了“确实的迹象”，表明英国“煽动”土耳其人反对希腊。 这些事情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在北大西洋集团中小国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在那个集团里的原则就是小国的利益必须服从大国的利益，小国只能任由大国摆布。在伦敦会议上，英国就是以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对北大西洋集团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作为借口，来迫使希腊同意英国继续保持它对塞浦路斯的殖民统治。而希腊所以遭受到侮辱和申斥，也正是因它没有按照北大西洋集团大国的意志，放弃它的民族愿望。这就彻底戳穿了所谓北大西洋集团是“一个自由和自愿联盟”的鬼话，事实证明它同各成员国的民族权利是毫不相容的。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不激起希腊各界人士的愤慨。希腊前外交大臣维尼齐洛斯就说：“好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主宰者的权利给予某些国家，并且以奴隶的义务强加在另外一些国家身上。”雅典和全希腊大主教斯皮利顿并公开谴责这些事情反映了“大国的利益、伪善和背信”。 值得注意的是以北大西洋集团盟主自居的美国在这些事情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九月十八日写信给希腊首相，公然以威胁的口吻勒令希腊停止同土耳其的争吵，要希腊接受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以便“毫不迟延地恢复”北大西洋集团的“团结”。杜勒斯并在信件中暗示，如果希腊继续同土耳其争吵，美国就要考虑停止对希腊的“援助”。这就是说，希腊必须接受北大西洋集团中的大国强加于它的意志，忍受它的民族利益遭到损害，而这就是希腊为了北大西洋集团的“团结”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说的，这不能不使“希腊人觉得好像无故被人打了一顿之后，竟被人同行凶的暴徒同样看待。”一家希腊报纸抨击杜勒斯的态度说：这“是一种令人起反感和不能接受的作法，既无耻、罪恶地歪曲真相，而且又是对一个诚实的民族的傲慢无礼的行为。” 事实无情地显示：希腊的民族愿望不仅得不到北大西洋集团的大国的任何同情，相反地还遭到了粗暴的压制。这样，希腊决定把塞浦路斯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这显然是十分合理的。但是希腊的这种做法，又遭到它的北大西洋集团的盟国，首先是英国和美国的阻挠和反对。它们蛮横地要希腊撤回它向联大提出的合理要求。在希腊拒绝撤回它向联大的控诉之后，北大西洋国家就联合起来阻挠把塞浦路斯问题列入议程。希腊的提案终于被这些国家所纠集的“多数”否决了。希腊人从这个事件得出了正当的结论。希腊报纸“每日新闻”就写道：“由于美国野蛮的压力，自由的精神在联合国遭到了蹂躏。”这家报纸并且说：“所谓的自由保卫者在可尊敬的人们看来已经低贱不堪了……假如说英国人在很久以前就不再是我们的盟友的话，那么必须告诉美国人，他们也不再能指望希腊的友谊。”希腊公众自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北大西洋联盟的团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在联合国中所有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员国都和希腊站在对立的地位的时候，希腊却从北大西洋集团以外的国家那里得到了同情和支持。怪不得希腊前外交大臣维尼齐洛斯问道：采取同西方缔结联盟的绝对方针，希腊的安全是否会得到充分的保证呢？铁的事实已作了否定的答复。 更奇怪的是，当希腊在联合国大会中投票赞成把阿尔及利亚问题列入议程的时候，这也竟然惹起了北大西洋集团殖民国家的叱责。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威胁说：大西洋集团领导机构将讨论希腊和冰岛（按：冰岛在投票时弃权）这两个“抗命者”的问题。“纽约时报”斥责希腊“可能违背了北大西洋公约”。这意味着希腊作为一个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员国，它不但不能维护它自己的民族愿望，甚至在讨论其他问题时，也被禁止采取正直的立场。希腊的这种遭遇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小国在北大西洋集团中所能得到的待遇。因此希腊舆论要求重新估价参加北大西洋集团的政策，不是很自然的吗？ 最近希腊国内要求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呼声空前高涨。由希腊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争取和平委员会组织的由各阶层代表一千多人参加的希腊和平之友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说：“地中海东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希腊人相信：希腊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件事使得自己的独立和和平事业受到了威胁。希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应当成为和平的因素。希腊不应当加入任何一个集团，而应当坚决同所有准备尊重希腊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家保持友好。”希腊“新闻晚报”也写道：“我们应该离开直到现在我们所走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将会使我们受骗。现在有着一条宽广的道路——同所有国家友好的道路。像奥地利、南斯拉夫、埃及、阿拉伯国家以及印度这许多国家都在走这条道路。为什么希腊不走这条道路呢？如果我们走这条道路，我们就将受到所有国家的尊重。 应该说，这些主张是反映了希腊广大人民的愿望的。十分明显，希腊如果执行独立的政策，它就有可能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有可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第4版()专栏： 埃及—叙利亚条约在大马士革临时签署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埃及—叙利亚条约十月二十日在大马士革临时签署。代表两国在条约上签字的是叙利亚国防部长赖沙德·伯尔迈达和埃及驻叙利亚大使马茂德·李亚德。 黎巴嫩“东方报”引述“可靠人士”的话发表了埃及—叙利亚条约的内容。这个条约具体规定，任何一方受到的任何袭击将被认为是对另一方的侵略行为。这个条约规定建立一个最高委员会、一个军事委员会和一个联合军事司令部。 埃及报纸用大字标题报道，埃及—叙利亚条约临时签署的消息。“共和国报”说，埃及—叙利亚条约将是团结那些正在保卫它们的民族利益和反对参加西方军事集团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坚固的基础。报纸说：“埃及—叙利亚条约纯粹是一个阿拉伯的联盟，它追求的完全是防御目的。” “金字塔报”说，这项条约的缔结是符合阿拉伯联盟宪章的，它规定“两国在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和在国际关系方面所采取的政策要进行充分的配合”。

第4版()专栏： 美国工人希望和平要求促进“日内瓦精神”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一日讯：“真理报”刊载利托希科的一篇文章，谈到最近美国工人进一步展开保卫和平运动的情况。文章说，美国有组织的工人愈来愈坚决地要求各国政府间的谈判必须继续，并且主张抑制那些公开反对“日内瓦精神”的人。 属于劳联的电气工人工会的领导机关欢迎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结果，认为这次会议说明了应该在会议桌上而不是通过使用原子弹来解决国际问题。许多工会报纸和美国著名劳工领袖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代表着一百三十万有组织的工人的加利福尼亚州劳联代表大会的两千个代表要求采取一种能够导致实施裁军计划和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政策。 今年美国“劳工节”（九月五日）的庆祝活动更是充分表明了美国劳动人民的和平意愿和为实现“日内瓦精神”而斗争的决心。在这一天，许多市镇都举行了传统的工人示威、会议和集会。从美国报纸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些庆祝活动都是在“日内瓦精神”的口号下和美国工人运动日趋团结的情况下举行的。 美国工人对于就要开幕的四国外交部长会议愈来愈感到兴趣。他们期望这个会议将对巩固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作出具体决定。不久前，美国联合电气、无线电与机器工人工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以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精神和谅解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外交部长会议。

第4版()专栏： 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离平壤返国 古屋贞雄表示将努力实现联合公报的协议 新华社平壤二十二日电　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李英的邀请来朝鲜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结束了访问日程，已在二十一日乘飞机离开平壤回国。 代表团团长古屋贞雄临行前在机场发表了谈话。他说：“在朝鲜访问期间，我们就朝日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和其他各项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获致了协议，并且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应基发表了联合公报。我们将为实现联合公报的协议而贡献出全部力量，并且积极努力，同朝鲜人民携起手来。” 二十日晚间，代表团曾在平壤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古屋贞雄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时说：“日本人民大众希望朝日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将努力促使朝日两国人民迅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并且实现经济和文化交流。”另外一个日本国会议员石野久男说：“朝日两国的关系现在处于极不自然的状态中。日本的广泛社会阶层要求建立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实现经济和文化交流，以消除这种不自然的状态。” 代表团团员们表示，他们回国后将进行努力，促使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和在朝鲜的日本人的回国问题以及两国渔民捕鱼的问题等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问题，在互相谅解和友好的原则下得到肯定的解决。

第4版()专栏： 越南各界人民反对吴庭艳集团的“公民投票” 新华社河内二十二日电　越南各界人民纷纷反对吴庭艳集团举行“公民投票”的阴谋。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的南越代表孙德胜、高朝发、阮氏十、范文白等三十七人在二十二日发表声明说：我们坚决反对吴庭艳的“公民投票”。我们要求世界舆论谴责美帝国主义和它们的仆从的这种破坏越南的和平和团结的行为。我们要求世界舆论支持越南人民，特别是南越人民为履行日内瓦协定，以使他们的国家获得统一和独立并有助于保卫东南亚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艰苦斗争。 越南社会党发表声明，号召国内外的越南知识分子积极斗争，以揭露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举行“公民投票”的阴谋。越南社会党还号召南越的知识分子坚决不承认吴庭艳集团欺骗地提出来的投票结果，同全体人民一起加强斗争，要求南越当局保证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 越南妇女联合会发表声明说，全体越南妇女对吴庭艳举行“公民投票”的阴谋表示极大的愤慨。十九日晚间，河内市四百名妇女曾举行会议，反对吴庭艳的“公民投票”。 越南青年联盟号召南越青年积极地拥护祖国战线纲领，并且号召越南全国青年广泛地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举行“公民投票”的阴谋。它还向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呼吁：要求支持越南人民的为巩固和平、实现统一的斗争。 越南新闻记者协会在二十一日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揭露了吴庭艳“公民投票”的阴谋，并且指出，南越当局从今年二月到现在，已经封闭了西贡的十六家报社。这个扼杀人民舆论的政权是根本不能真正征求民意的。 在北越的南方少数民族学校也在十九日举行了大会。大会写信给越南国际委员会和越南中央联合停战委员会；反对吴庭艳集团举行“公民投票”的阴谋，并且控诉它们制造香田惨案的暴行。

第4版()专栏： 南共产主义者联盟贝尔格莱德市组织开会 铁托向会议写信指出市组织应当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本报讯　据塔斯社消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贝尔格莱德市组织第六次会议十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开幕。 出席会议的有四百五十名代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城市组织、各加盟共和国、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许多代表。出席会议的还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皮雅杰、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米尼奇和安东诺维奇。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会书记伊奥伊基奇作了关于贝尔格莱德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他说，共产主义者联盟贝尔格莱德市组织在这一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他说，为了解决市政建设的任务已作了特别重大的努力。两年来，在贝尔格莱德建成了三千一百八十三栋住宅，一百二十六座讲堂以及许多诊疗所和医院。在这段期间，重建街道的费用达三亿八千三百万第纳尔，首都交通的费用达四亿四千三百万第纳尔，其他市政机构的费用约达五亿六千七百万第纳尔。 报告后，宣读了铁托致会议的一封信。信中谈到共产主义者联盟贝尔格莱德市组织应当认真地加以研究的许多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作出适当的决定。 铁托在信中说，我认为首先应该认真地讨论你们共产主义者联盟组织中的一切不良现象。当然，你们组织中的各种不良现象并不是一种例外，这些不良的现象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许多组织中也是有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活动中的这些弱点是什么呢？这些弱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不仅在普通的盟员中间，而且也在负责的领导人中间缺少纪律和责任感。 第二，由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弱点和困难引起了许多别有用心的批评，这种批评反映了一些非常不良的意向，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各种敌对分子的恶意宣传的影响而产生的。 第三，现在存在着这种情况：盟员们对于他们周围所发生的各种事物，特别是在企业和在各种机关里所发生的各种事物都漠不关心。现在还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当着漠不关心的盟员们的面浪费人民的财产并从事损害集体和一切合作等犯罪活动。 第四，我有这样的印象：最近许多盟员低估了他们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他们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体现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盟员害怕各种妄图利用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民主发展来进行破坏活动的人会来责备和非难他们阻碍民主化等。正是现在，当我们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分散制度和公社制度民主化和巩固的时候，盟员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成为为我们社会的利益和完整而斗争的不倦的战士，成为反对一切地方性和沙文主义倾向的坚决的战士。那些已堕落到沙文主义和地方性倾向影响中的人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是没有位置的。 第五，我们通过了许多法律、决定，并实施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各种措施。但是我应当说，有时候有些盟员并没有努力把这些措施和法律付诸实现。各种不良分子和投机分子在寻找我们法律中的缺点，并利用这些缺点来危害我们的合作，而盟员并没有表现出必要的警惕性来制止这个或帮助使这些分子无能为害。有时盟员，主要是领导工作人员，丧失了责任感，他们不但不是法制和人道的维护者，反而自己就破坏它们并作出违法的事情。

第4版()专栏：国际札记 土耳其的声音 国际局势有了缓和，土耳其却还是跟着美国扩军备战。这种政策使土耳其在它的许多邻国中间越来越孤立，在国内也闹得民穷财尽。土耳其舆论的不满越来越显露了。 土耳其“阿基斯”杂志最近发表的题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一瞥”的文章，就指出了土耳其所奉行的“冷战”政策处处碰壁的情形。“阿基斯”杂志说，土耳其参加土—伊协定“引起了以色列的不安，而且没有能把阿拉伯国家吸引过来”，“叙利亚和埃及对此也采取敌对立场”；在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希腊缔结的“巴尔干公约”方面，公约的军事体系是“完全崩溃了”；而在土耳其和希腊的关系上，“敌对代替了友谊”。文章作者在描述了土耳其和它的邻国的这种不愉快的情景以后说，土耳其目前的处境“远不是光彩的”，原因就是土耳其的统治集团“没有采取应有的方法来研究近来变化了的局势”，没有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土耳其的“不光彩”的处境不仅存在于它的外交方面，同样也存在于它的内政方面。土耳其一批社会名流最近在贝鲁特出版的“巴尔干和中东”通报上发表的一篇呼吁书，描绘了土耳其在扩军备战的重担下的悲惨情景。呼吁书说：“土耳其在准备近代战争的重担之下，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土耳其被五十万人的军队重担压得直不起腰了。土耳其的预算拨款有一半用于军队；国家准备让自己身强力壮的、能够做有益劳动的儿子去替美国送死……国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处于美国枷锁之下。我们的国库已经空虚。我们成了全世界的负债者。我们已沦落到以原料供应美国工厂的殖民地的地位。……我们终于陷入了绝境。” 承担着扩军备战的一切危险后果的土耳其人民要求走出这个绝境，一切珍惜自己的民族前途的人也要求走出这个绝境。日内瓦四大国会议前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已经使得许多土耳其人认识到出路在哪里。上面提到的一批土耳其社会名流在呼吁书上指出：“十分明显：保持中立，不卷入大国的争论。……只有中立才能保障我们的和平、宁静和安全。”呼吁书说：“如果我们成为一个中立国，我们就能够执行真正的和平政策。我们的国境将得到保障，这就使我们不必要维持大量的军队，负担巨大的军事费用。我们现在花费在军队上面的几十亿里拉，就可以用来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用于人民的文化和卫生事业，而不必拥有坦克、步枪和军用飞机，我们将建筑学校、医院和工厂。” 从被“冷战”气氛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土耳其传出来的这种清醒的声音，充分表达了土耳其人民的和平愿望，而这种愿望迟早将会产生出不可抗拒的力量。　（德）

第5版()专栏：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收景象 今年秋天，在我们幅员广大的国土上，到处是一片丰收景象。绝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了丰收，使广大农民亲眼看到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更加衷心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指示，进一步鼓舞着广大农民信心百倍地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前进。 为了争取今年的丰收，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广大农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做了巨大的努力。今年春季，全国各地深入贯彻了“国务院关于春耕生产的决议”和粮食三定政策；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地进行了整顿巩固工作，合理地组织了劳动力、有成效地利用了土地和扩大了耕地面积；国家大量供应农民所需要的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发放了大批农业贷款以及建立了技术推广组织等等措施，大大鼓舞了合作社社员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今年的自然条件，一般要比去年好，部分受灾地区，由于广大农民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有效的抗灾斗争，使成灾面积减缩到最小限度。今年秋收工作中，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采用了新式打谷机，有的还组织了青年拣粮队，增加了粮食的收获量，争取把更多的粮食、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品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 富饶的川西平原，在解放后的几年，党和政府大力领导人民不断整修和扩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数百万亩水稻连获六年丰收。大邑县五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用新式打谷机正在紧张地收获颗粒饱满的水稻。金嘉华摄（四川日报社稿） 河南北部引黄灌溉区全区的二十万三千亩棉田，一般比去年增产二成，有的增加三成以上。新乡县七果营村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正在清理新棉。　宋光华摄（河南省农林厅电影教育社稿） 黑龙江省呼兰县的满仓金品种大豆获得丰收，每垧地可收五千二百斤以上。呼兰县腰堡村“七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把收割的大豆运回场院，准备打场。　张　戈摄（黑龙江日报社稿） 桂西僮族自治区邕宁县第十四区中乐乡上雷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获得了建社后的第一个大丰收，现在他们正在脱谷。 周连贵摄（广西日报社稿） 江苏省松江县联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丰收经验，受到许多地区农民的重视。江苏省里下河水稻产区七县的农民代表在陈永康领导下的联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稻田里参观。 黄德裕摄（新华社稿） 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乡工农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摘丰硕的玉米。　孙保樸摄（大众日报社稿） 适时收获甘薯，能够避免受冻腐烂。北京市郊区张郭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加紧收获甘薯。　（农业电影社稿） 湖南省湘阴县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去年遭受了洪水侵害，经过当地党和政府的大力领导和援助，今年的早、中稻都获得了历年未有的大丰收。社员们把甲等的谷子送到湘阴白临区粮食收购站卖给国家。 张云龙摄（新湖南报社稿） 包头市郊区的甜菜普遍获得丰收。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在古城湾乡磴口村永结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甜菜地里，指导社员们削甜菜。 （包头日报社稿） 杭（州）嘉（兴）湖（州）一带的络麻收成很好，今年要比往年增产一成左右。海宁县新民乡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剥络麻。徐永辉摄（浙江日报社稿） 著名的云南烤烟今年获得丰收，总产量估计约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晋宁县上蒜乡上蒜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正把新摘的烟叶挑回社去。新华社　王传国摄 广东省新会县第十区源清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橙子已经成熟了。社员正在采摘新橙。郭伟祺摄（南方日报社稿） 今年湖北省的山区和江汉平原的稻谷获得丰收。图为集中武汉市码头上的新粮，正准备运往各地，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新华社记者　刘馨宁摄

第6版()专栏： 建社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编辑同志： 我们岭泉乡的神官窑自然村，全村只有二十六家。一九五四年以来，不少农民不断要求建社。乡干部在学习了县委传达的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就满怀信心地要在神官窑建立一个二十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当乡里的领导人员在这个村召开了群众大会报告了目前合作化的新形势和党支部的建社计划以后，农民报名入社的并不算多，两天只有十二户报了名；而且有些已报名入社的农民思想也不完全坚定。说明了我们把建社工作看得太简单了，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就仓促发动入社。 我们乡支部经过研究，接受这个教训，决定先要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顾虑。结果发现，由于神官窑是山区，农民一年有半年工夫搞驮炭等副业，很多人都怕入了社缚在土地上，不能搞副业；另外，有些劳力弱和无劳力的农户怕入社后不能劳动活不了，还有些农民看到报名入社的大部是“家底不厚实”的贫农而怕社搞不好。根据这个情况，支部决定一面把本乡几个老社的优越性向农民进行反复教育，一面就在已经报名入社的农户的基础上初步搭起社的架子，及时投入生产，以便从生产中显示社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于是，在支部领导下，对已经报名的十二户进行了审查，暂时肯定了十户社员。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出了五个人参加县上举办的建社骨干训练班，并选出三个人在家领导和组织现有的八个男劳力和十个女劳力及时投入生产。仅仅二十多天工夫，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就办了三件事情，大大显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第一件是在两天内迅速完成了种麦任务。十户农民共有四十多亩麦田，根据现有劳力组织了五犋犁，并发动妇女溜麦籽，克服了劳力不足的困难，结果两天就把小麦种好了（第二天下午还只出了三犋犁），比一般农民早种了五、六天，而且质量也好。第二件是组织妇女割蒿沤肥四千余斤，在村里门旁沤下两大堆肥料。这件事对群众惊动更大，农民韩田全说：“入了社的妇女也变啦！原来不动弹，现在真顶事。”第三件是组织了秋收中节余的劳力种树、开荒和搞副业。社里通过讨论，把十户的秋庄稼按作物和成熟情况排了队，确定了收割次序，规定了统一收割、损失包赔的办法。由于劳动力统一使用和发动了妇女参加劳动，因而在秋收中还能够抽出时间种树、开荒、搞副业，到十月六日为止已种树一亩、开荒地六亩、打成贮青窖一个；有的社员还抽空去驮炭。在家的人还帮助外出受训和搞副业的人家干担水、担炭等杂活。 以上事实，不但使已经报名的社员坚定了思想，而且吸引了更多的农民要求入社。例如，韩田全说：“前几天我不报名，就是看见社里报名的十来家不顶事。想不到社里生产比谁都搞的好，还抽空驮炭搞副业。咱呢？只顾驮炭了，谷子黄了还没收割回来！”以前怕入社耽误副业的农民韩秀生，看到社里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副业搞得比在社外还好，也下决心报了名。韩秀根等缺乏劳力的农户也打消了顾虑。到十月六日为止，全村报名入社的农户，很快就增加到二十三户。 山西介休县中共岭泉乡支部书记　孙秀福

第6版()专栏： 互助组准备转社热情学习办社经验编辑同志： 中共汝南县委计划在原有的三百九十二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今冬再发展六百个社，使入社户数达到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并且决定在九月到十二月份分四批训练好建社骨干。根据参加第一批互助合作训练的骨干分子和各区反映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广大农民群众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是积极的、迫切的、坚决的。 由于全县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经过了整顿，庄稼长的好，显示了优越性，再加上粮食“三定”政策的实施，大大地促进了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生产热情。八区三桥乡二十四个互助组，在卖了余粮以后，展开了组和组之间的拔草、积肥竞赛，争取早日转社。三桥村和五子村两个组深怕秋季挑选不上，就先把地犁在一团，粪积在一块；他们说：上面不让转，我们自己转。一区付庄互助组为了准备转社，特意新买三头牲口，又把小牛换成大牛；他们见到乡长和党支部书记就要求马上让转社。 区委训练互助合作骨干的通知发到各乡以后，农民要求转社、入社的热情更加高涨了。三桥乡九个组连夜送申请转社书到乡里，要求各派一人去学习，提出：“自己带馍听报告，会场坐不下在外边讨论……。”一区七里店、赖集、罗坡二十四个互助组都要求先转社。七区十一个组派人参加训练，每个组都有十多户组外农民挂了号，要求在转社的时候入社。八区罗庄钟长喜互助组，因为没有会计不能转社，有一个组员就把自己上中学的儿子留在家里当会计。 在被批准第一批参加训练的互助组里，组员们都是欢天喜地，加倍努力地积极生产。四区守法里乡李玉兰来县前，组员都来欢送，并且再三嘱咐：“我们在家好好生产，你要安心学习转好社工作。”没有被批准参加第一批训练的互助组，也表示要搞好生产，创造条件，争取在第二批转社。 参加第一批互助合作训练班四百多个学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都决心学好本领，回去把社转好、办好。 中共汝南县委农村工作部　缪玉靖　萧张

第6版()专栏： 我们有条件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编辑同志： 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像警钟一样地唤醒了我们，纠正了我们的右倾思想。 过去，我们总认为山区条件差，不能和平原地区比较，借口干部少、经验不足等等，不去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不少条件很好的互助组也不能及时转社。如城关区马连乡新田村年忠廉等四个互助组，共二十二户，有骨干，有三年互助的基础，去年正式提出申请转社三次，非正式提出转社要求十几次，但是得到的答复总是“条件还不够”。特别是今春的盲目收缩，更使互助合作运动受到了不应有的挫折。我们原计划在夏收前要建三十九个社，秋收前再建五十三个社；不久在三级干部会上压缩成只建三十九个社；后来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区委书记会议来批判工作中的“冒进”情绪，将三十九个压缩为三十六个；而在建社过程中又停建了五个。这种做法引起了群众和办社干部的不满，认为是在他们头上泼冷水。王坝区双池乡的建社工作是在第三阶段就要结束的时候停止的，农民王培应就很不满意地说：“过去天天叫创造建社条件，现在社快要建成了又叫停办，我们真不明白，究竟是要什么条件？”茨坝区彭家乡的农业社快建成的时候，我们也要停办，但是社员们却以“明组暗社”的形式搞下来了。 上级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以后，我们批判了过去领导方面的右倾思想，分析了我县能够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好的有利条件。 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是很高的。由于全县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中显示了优越性，周围农民都迫切要求入社，据不完全的统计，到八月底为止已经正式报名挂号申请转社的有六百十五个互助组，共四千三百四十五户，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还不很富裕的农民。王坝等六个区有二百零九个互助组（共一千四百九十多户）为了给建社创造条件，已经自动并成九十三个联组。不少联组已经在学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章和有关建社材料；城关区楚家乡张有才互助组和王耀贤互助组合并后还向雁河川农业社学习了经营管理的领导方法，在组内推行了小包工制，并积极修梯田、筑河堤，争取在秋后转社。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大量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有基础的。 从运动发展规律上来看，大量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可能的。一九五三年全县只有一个社，入社农民十四户；一九五四年春发展成六个社，入社农民一百零二户；今年春季就发展到一百一十三个社，入社农民三千九百五十八户。经过夏收和预分以后，现有社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只有二十八个社有五十九户社员要求退社，其中有四十九户是比较富裕的新、老中农。 再从党的领导力量方面来看，全县现有的农业社和已经申请建社的互助组中，有着一定数量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社的领导骨干是有的；而且经过运动的考验，还将发展一批共产党员。目前有很多乡的党支部已经摸索出一些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方法和经验，现有社的驻社干部基本上学会了办社，县、区、乡的不少干部也有了建社办社的基本知识，这就是我们今后把社建起来也能够办好的有力保证。 经过了以上的分析，我们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大大加强了，保证在一九五六年要使全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三百零五个，并且要保证质量。 中共甘肃礼县县委书记　韦忠康 农村工作部部长　孙其祥

第6版()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领导人员作风恶劣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青年团员，是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人事科的工作人员。 一九五四年四月，我曾根据人民日报“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社论的精神，写稿（署名徐枫）批评沈阳分行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等混乱现象。这篇稿件在四月十四日原东北日报发表后，分行领导人员，特别是人事科长刘殿忠，在知道徐枫是我的化名以后，就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刘科长经常讽刺我“写作能力强”，并以讽刺的口吻叫我徐枫。他曾先后找我进行了二十多次“个别谈话”，并在工作上故意同我为难。例如，当时我有病，根本不能做外勤，他却决定调我做外勤；经我提出意见以后，这个报复性的决定才没有实施。 由于我仍然坚持原则，对工作中的各种缺点提出批评，刘科长更为不满了。他威胁我说是“市委都在研究你的问题”，要我承认错误。在今年二月七日又找我谈话，要我检讨。我认为自己没有错误，要求他开会讨论我的问题，或找市委的同志来共同把问题搞清楚。但是他却坚决要我在他屋子里立即进行检讨。我受了这样的刺激后，第二天，脑病就犯了，经医生诊断休养。他趁我不上班的机会，就布置全科同志给我提意见，以后整理了一个材料，说我同领导对立，制造分裂，散布流言蜚语，不相信党，不拥护党，思想落后，为谁服务不明确等等，在三月二十八日给我看，要我承认。刘科长说，这是群众意见。我当时提出不同的意见，并要求他再召开会议，由我参加，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他又拒绝了。 我们沈阳分行存在的问题还不仅是压制民主而已，行内领导人员还闹小宗派、乱提拔干部，甚至还有违法乱纪、私立公堂的行为。这些问题，我对刘殿忠曾不断提出过，但是受到的只是打击。我又不断向中共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辽宁日报、本行监察室、团组织等进行了控诉和揭发，有关部门虽在检查，但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曾经感到失望，但是，张宝桐坚持斗争得到胜利的事件鼓舞了我斗争的勇气。我下决心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你们，希望能够得到正确的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荀洪文

第6版()专栏： 关于沈阳分行领导人员错误事实的检查材料 读者荀洪文同志反映的情况，经中共辽宁省委纪委会和财贸部、中共沈阳市委财贸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辽宁省分行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进行了七十五天的检查，证明是确实的。几年来，由于沈阳分行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员滋长了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骄傲自满，只顾业务，忽视政治，因而在工作中发生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压制民主，打击批评者 荀洪文的批评稿在原东北日报发表以后，分行系统的职工写了四十多封信给报社支持这个批评。但是沈阳分行领导方面却大为不满，第一副行长杜湛曾布置保卫科检查写稿人（因公安局不同意才没有作），并在行务会议上提出要写小品文进行反批评。第三副行长程远夫也认为写稿人是“给领导找麻烦”。后来，杜湛和第二副行长武薇、党总支书记侯景铭曾在人事科长刘殿忠的提议下，屡次研究要调动荀洪文的工作，以致发生了刘殿忠对荀洪文施行打击、报复的事件。又如，辽宁省分行工作人员于绍公（原在沈阳分行工作）曾写稿批评沈阳分行的工作，杜湛知道后竟到省分行去要求“很好地教育于绍公”。 平常这些领导人员对待下级工作人员提出的批评也是采取压制、打击的态度的。如张学智工作比较积极，只是因为说过“杜行长不懂业务”，杜湛就一直对他另眼相看，并且企图把他调到办事处去。又如，有一次杜湛到计划科去帮助解决工作任务不明确的问题，事后杨成立反映“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杜湛知道后马上到计划科提出质问。第三副行长程远夫听人说科员王文盛曾批评他工作不行，就心怀不满。以后在讨论王文盛转党的小组会上，他就有意夸大王文盛的缺点，为了避免打击报复的嫌疑，又假装同意王文盛转党；但是在支部会上讨论表决的时候，他又耍弄手腕，使王文盛不能转正。 由于沈阳分行领导人员这样压制批评，仅仅今年第一季度群众向上级党、政府和报社控告分行领导的信件，就有二十八件之多。 领导人员互相猜疑，闹不团结 沈阳分行三个副行长和党总支书记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杜湛一贯自以为是，不能虚心考虑别人意见，好自己决定问题；他毫无根据地怀疑武薇、侯景铭两人商量到市委去汇报他的缺点，而对程远夫却采取不能展开原则批评的自由主义态度。程远夫则认为杜湛、武薇、侯景铭三人是从延安来的，搞成一伙来整他；他对侯景铭一直是瞧不起，在研究党组成员时曾公开说“有侯景铭参加我就不参加”。武薇、侯景铭两人对杜湛、程远夫两人，则是有意见正面不提，只是在背后说说风凉话了事。 不尊重上级领导，欺骗组织 原东北区行曾通报批评沈阳分行的储蓄宣传和经费开支浪费等问题，杜湛就大发牢骚，要区行把通报“收回去”。一九五四年为了给行长修宿舍，程远夫决定要将一处职工宿舍拆掉，并准备扩建。城市建设委员会没有批准，程远夫就责骂经办人员不该“到外面去嚷嚷”，并指示仍然按照他的原计划办；他打算先把事情干了，如果建委会来检查，就假装这是下面搞的，自己不知道，以便不了了之。更加严重的是，有一次他怀疑总务科会计单九鹏有偷窃行为，就违法私立公堂来审问单九鹏。后来查清偷款的是另一个人，他对诬屈单九鹏的问题还不作检讨。 违反干部政策，任人唯亲 沈阳分行的干部后备名单制度很不健全，对干部平时不培养，到工作需要的时候就现找；而考虑提拔的标准却是干部来历和同领导同志的关系等。如一九五三年提拔出纳科副科长时，杜湛听到有人提出张建业，又问清了是从原东北区行调来的，就说“张建业在区行就准备提拔”，结果就让他当了副科长。后来发现区行准备提拔的是另一个人，名叫“张继业”，因此群众说是“张建业捡了一个科长当”。程远夫的做法更恶劣。他为了树立个人的威信和势力，竟任意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如他把历史上有问题、作风恶劣，但是会阿谀奉承的张德广提拔为副科长，并曾介绍他入党（未通过）。群众反映是“拍马溜须张德广，阿谀奉承当科长”。他又把不够条件的保卫科科员汪世樾、朱伟厚等人派到各办事处去当股长；并对科员王国才、李桂兰许下当“官”的愿。 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上 沈阳分行几个主要领导人员，特别是杜湛，对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很不重视，把党组织放在行政从属的地位。如一九五四年杜湛在扩大行务会议上公开批评“党总支思想工作搞的不好，干部思想混乱”。一九五四年十月份，分行党总支在学习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后，将检查出来的思想问题向市委作报告，这个材料已在总支委员会上通过了，但是因为其中涉及杜湛的问题，杜湛就自行修改后再让开会通过一次。有一次，第二支部党员大会上批评了杜湛所主管的货币流通科的党员科长，杜湛大为不满，因之企图修改第二支部党员大会的决议。 以上问题，联合检查组已经查清，有关人员也已作了初步检讨，沈阳市委监察委员会正在进行处理。

第6版()专栏： “一问三不知”的区委副书记编辑同志： 我们这里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区委副书记。他就是中共泗阳县新元区区委副书记李崇尧。 是在九月里的一天，县委检查组的三位同志来检查中秋预分工作。当他们找到负责掌握全区中秋预分工作的李副书记的时候，李副书记正悠闲地躺在床上收听歌曲。 这三位同志请李副书记谈谈中秋预分工作的情况。李副书记很干脆地回答说“不知道”；理由是：“全区预分工作情况，最近各乡没有汇报，我也没有空下去检查。” 李副书记还负责掌握一个重点——芦塘乡，当问到他芦塘乡预分情况的时候，他回答的是“也不大清楚”；理由是“这几天我都在大同社”。 “那就请你谈谈大同社的预分工作重点试办的情况吧。区委不是要你回去在乡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上介绍经验吗？” “嗯………”李副书记说不出话来了，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大同农业生产合作社预分工作还没有搞呢！我近来十几天头脑昏昏的，光想睡觉。” 既然如此，检查组的同志只好将他们的检查情况向李副书记作了汇报：全区九十八个老社，到九月五日还有七十八个社没有进行预分。据十八个社的统计，由于预分不及时，粮食保管不善，遭雨淋湿而变色、变质、霉烂、出芽的玉米、豆子共有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七斤。在李副书记掌握的芦塘乡的华成社，玉米变质的就有三千三百斤。 听了这一大串汇报，李副书记才大吃一惊地说：“乖乖！有这么多的社还没有预分呀！粮食霉烂了我怎么不知道呢？社里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李副书记提出的这些问题，应该由他自己来回答。他就住在大同社，为什么大同社没有预分呢？大同社附近的民主、义和两个社也没有预分，为什么李副书记也一点不知道呢？还应该问一下李副书记：你占了大同社几间房子做宿舍、会议室……，使社里收的七万斤豆子、高粱和两囤小麦只好全部放在外边，以致在阴雨的侵袭下变色、霉变近三千斤；你每天从粮囤边走来走去，为什么也不知道呢？ 李副书记负责全区互助合作工作（当然，区委书记潘钧也要负责），又是掌握区中心社的驻社领导人员，但是居然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工作。李副书记如果不痛下决心改变作风，认真对待工作，积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农民是不需要这样光知道占房子睡大觉的领导人的。 中共泗阳县委员会　孙超　笑天　绿水

第6版()专栏： 要正确和合理地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编辑同志： 河北省河间县五区在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的工作中，没有掌握帮助贫农解决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费用的困难、从而巩固贫农和中农之间的团结这一原则，以致发生了很多毛病。 有些乡村在发放贷款的时候，不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是平均发放或由社存作公用，有的甚至把贷款当作救济款使用。如徘徊、郭屯两乡共十三个社，分配贷款的时候，将社划分为中、小两类，中社贷给三百元，小社贷给一百五十元。社内使用贷款的办法又有三种：第一种是公贷、公用、公还。如翻身社用六户社员的名义贷款二百一十元，由社内注账，公用、公还，合同在社内存放，社员本人却不知道。第二种是不论中农、贫农社员，平均按人分配。如顺兴社用十五户社员的名义贷款四百七十元，全社每二十八人买一头自留牲畜，共买了七头，专供拉碾推磨用。第三种是社的领导人员把贷款当救济款放在社内使用。如曙光社以四户社员的名义贷款一百一十八元，在社内存着，会计刘振山说：“将来谁缺钱花借谁。”郭屯村胜利社贷款二百二十五元，社长赵文秀用恩赐观点来进行分配。他晚上把社员赵树?叫去说：“知道你困难，给你贷了四十元，够花吗？”赵说“不够”，社长就又给了二十元。 还有一些社的领导人员欺上瞒下，骗取贷款。如西程各庄村王清浒社十六户提出要贷款六百七十元，没有经过区、乡审查，就在银行营业所照数贷到了。结果其中七户不应该贷款的中农就贷了三百四十元，社长王清浒是富裕中农，也贷了六十元。此后，王清浒等又用有五户缺底垫为理由再申请贷款一百四十四元七角。事实上，这个社只有四户需要贷款五十七元二角。 另外有一些区乡工作人员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盲目发放贷款，以致发生使用不合理的现象。郭屯村胜利社共贷款二百二十五元，除买牲口用去五十元外，其余一百七十五元，有的归还了生活贷款和债务，有的买了粮食有的零花了。如郭庚辰就把贷款用来归还生活贷款、牲口款和其他债务，还买了小麦和小猪。自愿社用两户社员的名义贷款一百元，分给了九户，其中七户用六十元买了七个小猪，有两户用十九元解决了生活问题，其余的由社内留下作为零花用。 各地应当注意检查发放贫农合作基金的工作，注意防止类似的偏差。　河北省监察厅　袁继武

第6版()专栏： 温泉农业社不应该排斥贫农编辑同志： 榆社县堡下乡温泉农业社是在去年秋天成立起来的。当时入社的共四十二户，其中有贫农、新中农八户，中农三十二户，改变成分后的富农两户。但是到今年春天种地时却只剩下了三十二户中农和两户改变了成分的富农。原来这个社的社务委员成水泉（乡的党支部副书记）等，认为贫农和新中农家底薄，要啥没啥，在社里也打不下多少粮；因此他们既不通过县委，也没让乡支部知道，就悄悄把成老七保等八户贫农和新中农赶出社了。这种排斥贫农的错误做法，是完全违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贫农成老七保家有四口人，是个烈属，就他一个人能劳动，今春眼睛又坏了。他被赶出社以后，没法生产，再加上他和在社里的一家军属伙有的一条牛，社里天天占着不叫老七保用一天，因此他今年生产搞得不好。老七保一提起社里把他挤出来，就气得流泪。 我们发现温泉农业社的错误作法以后，曾对成水泉提过意见，他不但不接受，反而坚持自己的错误。现在，我县正在整顿农业社，我们建议中共榆社县委会对温泉农业社进行一次整顿，对坚持自己错误做法的成水泉给以应有的教育，并作适当的处理。　山西省榆社县兵役局　常忠文　常文义

第6版()专栏： 久大制盐公司的领导人员应关心安全生产和工人生活编辑同志： 四川省自贡市公私合营久大制盐公司的工伤事故非常严重，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事故二百十一次；受伤的工人二百零一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二以上。这些事故，大部分是由于劳动组织不合理、工人劳动负荷过重以及劳动保护不好等原因所造成的。 这个公司的领导人员，对事故频繁的情况却熟视无睹。例如，第一制盐处在今年七月间发生了一次触电事故，七人受伤，一人死亡，这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陈智民不但不检查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反而责怪工人粗心大意。在有些直接领导生产的人员中间还有这样一种错误想法，认为“完不成任务要受上级批评，发生点工伤事故没有啥”。有的人甚至说：“受了伤，花点医药费，请个代班的就行了。” 公司某些领导人员对工人的合理要求也采取了拖延甚至置之不理的态度。例如，第四制盐处圆锅制盐车间的劳动组织很不合理，有一部分工人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人们提出意见，党支部书记钟洪武却说：“就这样，哪个来也解决不了。”又如，八卤井工人们住的房子卫生条件很差，连喝的水也是臭的，工人们提出意见，行政上却不闻不问；工人们要求在理发时准备些热水，行政上认为这会加大生产成本，就不给解决。由于不注意卫生，八卤井在五月份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工人生了病，医药费就花了三百多元。 我认为，久大制盐公司的领导人员应该迅速纠正这种不关心安全生产和工人生活的错误态度。 利锋

第6版()专栏： 云南省食品公司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编辑同志： 云南省食品公司经营管理不善，给国家造成了惊人的损失。根据初步统计，这个公司从去年五月成立到今年夏季的一年中，仅毛猪就死亡了一万三千多头；目前库存的虾仁、鱿鱼已有百分之二十生霉变质；采购的一批猪油由于验收不严，有三万二千斤降等出售；有二十万斤腊肉已经变了味。今年上半年，这个公司一共亏损了三十五万元。到现在，亏损现象并没有停止。 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十分混乱，去年冬天，要曲靖、楚雄等地支公司收购大批毛猪，可是没有必要的管理人员，又没有猪圈，只得把猪放在大街小巷、路边草坝和旷野里，很多毛猪冻死、饿死、病死和失踪了。 这个公司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也很严重。他们为了贪图利润，盲目到省外购货，签订大批购货合同，而对省内各地区的收购工作却不作妥善安排。云南省的猪肉、蛋品是可以自给的，但是食品公司却向贵州购买了几十万斤腊肉、几十万个鸡蛋和皮蛋。这些货物由于销不出去和保管不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今年一月从贵州调来的五万八千个鸡蛋，在仓库里存放时间过长，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三。 我认为，云南省商业厅应该检查和整顿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　焕然

第6版()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批评建议的反应 林业部办公厅来信：八月七日“读者来信专页”中，读者提出的森林工业部门应该大力节约燃料的意见是对的。过去我们对燃料管理工作重视不够，既没有建立专管机构，对使用燃料的单位提出的计划也没有严格审查，因而造成燃料供应和使用上的不合理现象。现在林业部已经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现象。 煤炭工业部办公厅来信：十月十日“读者来信专页”上发表的关于“把矿井设备的制造工厂固定下来”的建议是很好的。过去，由于有些基本建设工程当年勘探、当年设计和施工，不能预先提出设备订货计划，因此，固定工厂有一定困难；但是我们的主观上努力也是不够的。今后，我们决定凡不需要远距离运输并且能够按时提出需要计划和图纸的产品，尽量向原制造工厂订货；还要加强地质勘探和设计工作，加强基本建设和生产部门的计划性，尽可能早日提出需要计划和图纸。 中国木材公司山西省公司来信：十月十日“读者来信专页”上李东森揭发我公司多购信纸造成浪费一事是正确的。这件事发生在增产节约运动期间，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有关的经办人员已经做了检讨。 江苏省泰县卫生院来信：九月十一日“读者来信专页”对我院卫生情况不好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已进行了大扫除，并且决心在今后经常注意卫生工作。 安徽嘉山县供销合作社供销经理部来信接受九月十一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的“大批犁铧变成废铁”的批评。他们已向上级社请示彻底处理这批犁铧的办法，并决心加强物资保管工作。

第6版()专栏： 必须重视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 今年一月，我们收到辽宁省清原运输站读者革新的一封来信，批评清原县第五区区长姜宝金（共产党员）在乘运输公司的班车时不遵守乘车规则，反而蛮横地辱骂乘务员，并且阻拦班车的开行。我们当即把这封来信转请中共清原县委检查处理，要求他们迅速把处理结果告诉我们；在三月份又去信催办。四月一日，清原县委秘书室来信答复说：“我们并没接到此信。我们已查找了两天，也没有这件信……。”当时我们认为来信可能在邮途中丢失了，就去信请清原县委秘书室就近找读者革新重新了解他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同时再次要求他们迅速处理这个问题后答复我们。在这以后，我们又曾去信催办，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直到九月份，清原县委秘书室才给我们来信，答复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而出人意外的是，清原县委秘书室曾经肯定地声明“并没接到”的本报转去的读者革新来信原件（上面编有本报的发文号码）也随着答复信寄回来了。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清原县委秘书室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方面，他们对人民来信的登记档案工作是不够健全的，以致发生收到了人民来信后却查不到、而以后又突然出现了的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民来信的处理是不够及时的，像读者革新反映的这个问题显然是不难解决的，不应该拖延了将近八个月才得到处理。 应该指出，在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中，问题比清原县委秘书室更严重的还有。有些单位对于本报转请他们处理的人民来信采取了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例如，今年一月十四日，我们把读者揭发安徽湖东县汤沟镇某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玩弄妇女和打骂群众的一封来信转请中共湖东县委（湖东县现改为枞阳县）检查并答复我们，以后又连续催办了七次，九个多月来我们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又如，三月十七日，我们把读者批评三岔子森林工业局用错误态度对待患病工人的一封来信转请吉林省森林工业局监察室检查处理并答复本报，以后催办了五次，七个多月来也是得不到任何回音。在给上述两个单位的催办信中，我们曾说明如果由于问题复杂，一时难于处理完毕，希望他们把目前的情况先告诉我们；也曾对这种处理人民来信的拖延态度提出批评，要求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两个文件的精神来检查工作。但是，这些都不能使他们有动于衷。这种对待人民来信的老爷态度，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另外，也有少数单位对本报转去的读者来信虽然并不是拖延不理，但是在答复时却是敷衍塞责，草草了事。例如，八月中旬我们收到读者小白的来信，反映广东省海康县人民来访接待室的房屋长期被占用的情况，就请中共海康县委检查这个问题。十月六日，海康县委办公室群众服务组给我们一个答复，承认读者反映的情况是事实，人民来访接待室建立以后不久，一半房子就被用作物资储藏室，后来全部房子又都用来住人和堆放炊事用具等，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那么，怎样来恢复人民来访接待室开展接见人民来访工作呢？答复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曾责成县府把人民来访接待室建立起来，他们说照此情况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个问题待今后再继续解决。”似乎在他们看来，读者反映的这种不重视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情况虽然是确实的，但是却无需立即纠正。 当然，对待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不负责任的单位还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这几个。因此，我们除了要求这几个单位纠正这种状况以外，希望有类似现象的单位也能检查和改进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

第6版()专栏： 好大的气魄 方成作 有些单位开会时人数不多，会场不大，但也花许多钱去买扩音器，既浪费，又叫人听得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