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治淮工程所起的效益，使江苏省里下河地区一千多万亩水稻获得空前丰收。高邮县闸河乡新联农业合作社的社员正在把第一批四千斤新粮卖给国家。

第1版()专栏：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一 现在农村中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一九五五年夏季，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由一九五四年春季的十万个增加到六十五万个；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由一百八十万户增加到一千六百九十万户，约占全国农户的百分之十五。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老解放区的许多地方，由于农民有更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多年的互助组基础，合作化运动已具有广大的群众规模。其中，华北各省，如山西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到百分之四十一，河北已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东北三省合计，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也已达到百分之三十四。在这些地方，有的全乡、全区，也有全县，合作化已达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十或八十。在解放较晚的东南、中南、西南和西北的各省，大部分的乡也已建立了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事实正如党中央的估计，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即将在全国到来，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 二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必须了解：我党领导农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工人阶级的目的，是要经过这个革命，再进一步引导农民走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前一个革命阶段的农村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斗争，要解决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但是在新的革命阶段则主要是农民同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内容，就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解决的问题是新的农民问题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而工农联盟的新关系和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必须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互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和加强起来。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们满足于农民已经从地主手里取得了土地，希望稳定农村的现状，或者认为在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问题上应该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而不了解这样就会放弃党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领导，放任农村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结果也就将破坏工农联盟，丧失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因而也就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失败。具有这种错误观点的同志不敢相信群众，同时对于党中央的合作化方针和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作出悲观主义的估计，认为我们的党对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他们提出了“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并且在有些地方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大批地解散合作社。但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几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日趋巩固和绝大部分增产的情况，以及许多农民群众要求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恰恰在事实上否定了这种悲观主义，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证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六中全会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于右倾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改变领导落在群众运动后头的局面。这个转变，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 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可能性，当然首先是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正在我国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是由于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剥削和贫困，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所说的大多数农民，主要的就是现在在经济上还没有上升的贫农，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农民的经济情况，在土地改革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其中许多农户仍然有困难，或者仍然不富裕；而且有的还因为受到富农和投机商的盘剥和抵抗不了自然灾害，重新失掉了自己分得的土地。如果党不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就会加剧起来。实际生活教育了他们：不能按照原来那种个体经营的方式在分散的和细小的土地上耕种而生活下去，出路只有多数人联合起来，采取共同劳动、集体经营的方式。这种共同劳动、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已经由广大的互助组初步地证明出来，随着又由已经建立起来的大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更高的程度上证明出来。正是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合理地组织劳动力来更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有计划地和有成效地利用土地和扩大耕地，有能力抵抗或者减少灾害，有可能在国家援助下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等等，因而能够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力，使农民得到很多利益和很大利益，所以它就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农民的兴趣。根据几年来的经验，采取下列的步骤，就将促使合作化运动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前进。第一，合作化运动不但要同富农和投机商作尖锐的斗争，并且还要在这个斗争中不断地教育农民自己，特别是要教育和说服中农群众，以便克服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摇摆不定。因此，就必须形成一个坚定的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力量，主要的是：现在经济上还没有上升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两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也包括一部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党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第一步，应当是把这些人首先组织起来，以便作出榜样，说服更多的农民。第二，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农民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接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对于参加合作社的积极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必须逐年酝酿，按照他们的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建成合作社，或者吸收他们参加已经建立的合作社。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参加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要耐心等待，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入社报名可以反复几次，最后定案，使农民有充分考虑的余地。 第三，富裕中农（即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有较好的农具和耕畜，原来的土地经营比较细致，产量较高，或者有较多的副业收入；当他们还没有看到参加合作社得到的利益能够比他们自己经营得到的利益更多，或者至少暂时是相等的，他们就不会轻易参加，即使勉强参加了，也会由于实际利益的问题，使社内关系时常发生矛盾。因此，在开始组织合作社的时候，对于富裕中农，除开若干真正自愿的可以吸收入社以外，其余暂时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应该用合作社的优越性去影响他们，让他们多看一些时候，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以后，再去吸收他们入社。 第四，中农是工人阶级和贫农的永久同盟者，不论在社内社外，都必须善于同中农共处，决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决不应该去剥夺中农的财产。对于中农的落后思想，特别是对于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应该采取说服的方法给他们以适当的批评，决不应该用行政的强制手段。同时，这种批评是为了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决不应该利用这种批评作为反对中农的借口。 第五，建社要有群众的思想准备。要在党内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要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条件。 第六，建社要有群众的组织准备。要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有互助组和合作社的乡村，可以组织互助合作联合委员会，定期开会，也吸收单干农民的代表人物参加，以便交流经验，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互相援助，为将来各合作社能够进一步联合准备条件，同时也为使互助组逐步地转变为合作社和单干农民逐步地参加合作社准备条件。 第七，建社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是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受训练的干部必须经过慎重的挑选。　 四 合作社的发展工作要同合作社的巩固工作互相结合。只顾巩固而不顾发展，否认合作社数量的增加将会促进合作社质量的提高，或者只顾发展而不顾巩固，单纯地追求数量而不注意质量，这些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因此，必须在建社以后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不是一年整顿一次，而是一年整顿两次到三次，以便达到不断地提高合作社质量的目的。 第一，按照各合作社的特点和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分别提出整顿的方针和办法。 第二，分批整顿，先从问题较多的合作社开始，介绍各类合作社整顿工作的不同经验，带动全局。 第三，整社工作必须采取热情帮助和审慎从事的态度，不应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预先定出压缩数字而强迫解散合作社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苛刻地对待“自发社”，而不是有分析地给以热情帮助的做法，也是完全错误的。 第四，整社工作要注意抓住生产这个中心环节，通过组织生产去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加强对于社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改善经营管理，贯彻执行党的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自愿互利的政策。 第五，整社工作要注意纯洁社的组织，适当地调整社的领导成份，注意培养贫农的领导骨干。 第六，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健全党和青年团的支部，是办好合作社的关键。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乡村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和整党整团工作相结合。这些工作都应当以乡村中当地的干部为主要力量，以上面派去的干部为辅助力量。 五 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现阶段一般地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到完全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它还在基本上或在较大的程度上保留社员的土地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不是急于实现社员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所以不论在建社或整社的时候，都必须根据互利的原则，合理地处理社员的私有财产，以利于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这就是：私有公用的土地、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由合作社给予一定的报酬；耕畜、农具等这些私有生产资料转归合作社公有的时候，由社给予公平的代价。因为社员之间所有的这些生产资料存在着数量多少和质量好坏的差别，同时，因为各地区各合作社之间对于社员私有的生产资料采取由社租用或归社公有的具体办法和时间，需要根据不同的条件来决定，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在社员之间，主要地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就这些问题以及副业等问题，取得适当的协议。 第一，关于社员的土地： （1）入社土地产量的评定办法，要根据土地的质量，照顾社员因原来无力经营以致土地产量较低而在入社以后产量能够提高的经济利益，同时要根据土地的常年实际产量，承认社员原来在土地上加工施肥的经济成果，以便适当地解决贫农和中农的土地实际产量高低不同和土地潜在力大小不同的矛盾，从而促进社员对于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和投资的积极性。 （2）入社土地的报酬，各地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办法。一般说来，规定固定的土地报酬数量的办法，比较有利于发挥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但是在合作社初办的时候，或者是在产量比较不稳定的地方，规定土地和劳动按一定比例分取报酬的办法也是合适的。此外，有的地方还规定一些其他补充办法。不论采取何种办法，都需要注意下列几项： 土地报酬一般地应该低于劳动报酬，过高是不对的；但是同时应该照顾劳动力少而土地多的社员，特别是那些老弱孤寡的社员，使他们也能够得到适当的收入，过低也是不对的。 土地报酬所占的比例，应该照顾各地区地少人多或地多人少的不同情况，以及某些地区种植技术作物费工较多的具体条件，不应该强求划一。 为了照顾农民对于土地的私有观念，合作社所规定的土地报酬的数量，应该稳定一个时期（例如从建社起两年或者三年），不应该年年压低，更不应该过早地取消土地报酬。 （3）社员应该有小量的自留地，大约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作为菜园，或者用以经营某些补充的农作物和农业副业。自留地的产品供给家用，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有些合作社不让社员有自留地，这是不妥当的。 第二，关于社员的耕畜和农具： （1）处理社员的耕畜是否归社公有的问题，需要很谨慎。在合作社初办的一年或者两年以内，经济力量和管理经验都还不足，为避免社员负债过多和耕畜因喂养不善而受损失，可以采取私有私养由社租用或者雇用的办法，待合作社的生产有所发展之后，再有分别地采取折价归社的办法。但是对于有些合作社说来，如果它们的组织基础和经济条件比较好，初办的时候耕畜已经折价归社，畜主和其他社员都没有意见，可以不再改变。有的地方，因为草料不发生困难，同时畜租较高，早些折价归社对于全社生产有利，在得到畜主同意之后，也可以按照当地具体的情况作出适当的处理。还有的地方因为生产的需要，或者当地农户原来有合喂牲口的习惯，在折价归社以前，采取私有公养（或者在农忙时公养，在农闲时私养）的办法，只要牲口能够养好，对于耕作便利，这也是可以允许的。 （2）合作社同有耕畜的社员在充分协商之后，订立有关耕畜租用或者折价归社的各种事项的合同。对于租用的耕畜，分等规定合理的租金；对于折价归社的耕畜，分等规定合理的价款和偿还的期限，并且在还清之前分期给予一定的利息。根据各地区和各合作社的不同经济条件，偿还价款的期限可以不一，一般以三年为适宜，最多不能超过五年。有些合作社对于耕畜作价偏低，还期太长，甚至遥遥无期，又不付利息，因而造成社员不爱惜耕畜的现象，这是应该纠正的。 （3）合作社应该对于由社租用、折价归社和私有私用的大中小耕畜，适当地作出统一的安排，并且注意照顾母畜和保护幼畜，以利耕畜的繁殖。 （4）处理社员的大型中型的农具的问题，也可以采取经过一个适当的租用时间而后逐步地折价归社的办法。租用，应该给予合理的租金；归社公有，应该分期偿还价款。有些合作社长期使用社员的农具，不给租金，损坏不给修理，也不赔偿，这类错误的做法必须改正。 第三，关于社员的副业生产资料、林木、鱼塘等： （1）应该分别农民原来的副业，看哪些是以分散经营为有利，哪些是以集体经营为有利。属于个人分散经营有利的副业生产资料，不宜入社，更不宜归社公有。属于集体经营有利而便于更大地增强全体社员经济地位的副业生产资料，则可以同原主协议，逐步地采取租用或者分期折价归社等不同办法，由合作社经营。 （2）社员的小量树木（包括果树、竹子和其他属于技术作物的树木），一般仍归社员自己经营。社员如果有成片的林木，在需要统一规划农业和林业生产的时候，经过原主自愿，可以入社统一经营，但是保留原主的私有权；分配收益的办法，需要经过社员充分协商决定。 社员的鱼塘问题，可以参酌林木问题的解决办法，分别情况处理。 六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采取股份基金和公积金这两种主要的形式，逐步地建立公共基金，以便巩固合作社公共经济的基础。 股份基金的筹集办法是：按照入社的土地（有的也可以按照土地和劳力的适当比例，在土地多而土地报酬很低的地区也可以按照劳力），分摊种子、肥料和耕畜草料等生产费用，或者分摊应该偿还社员折价归社的耕畜和农具的价款。分摊的数字要适当，以大多数社员缴纳得起为限。缴纳股份基金可用实物或者现金；缴纳实物超过应摊数的，作为投资。贫农入社缴纳不起股份基金的，可由国家贷款。 为着合作社增加生产资料而使用的公积金，每年应该留多少，必须根据合作社的具体条件决定，在开头几年内，一般以不超过合作社每年农业和副业总收入（总产量扣除了生产费用）的百分之五为适宜，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可以适当地提高。为着合作社社员的福利事业而使用的公益金，在开头几年内，一般也以不超过合作社每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一为宜。在种植技术作物地区的合作社，扣除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比例，可以斟酌情况略为提高。 社员退社的时候，可以带走所缴纳的股份基金，但是不能带走公积金和公益金。一九五三年二月党中央公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关于社员退社“有带出所投资金和所纳公积金的完全自由”的规定，应该加以修正。 合作社除了筹集股份基金和积累公积金以外，应该鼓励社员向社投资，由社定期偿还本息。 七 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并且在事实上证明合作社比较单干户以至互助组有巨大的优越性。 第一，作出年度的生产计划和长期的全面的生产计划，充分地利用本地和本社的各种有利条件，寻找增产的主要关键，发掘农业生产的潜在力量。 （1）提高耕作技术，改进耕作方法，例如深耕细作，合理密植，增加复种，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 注意向老农民学习，吸收他们的良好经验。积极教育青年男女社员提高耕作技术。 （2）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农业基本建设，例如兴修小型水利，修整梯田，改良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增添牲口和农具。利用本地的自然肥料资源，努力积肥造肥。对于社员积肥交社公用的，应该给以合理的报酬。 （3）扩大耕地面积，种植高产作物。在有河道和一切有水源的地方，尽可能地开辟稻田，以便更多地增加粮食产量。 （4）按照当地的条件，并且在地方国家机关的计划指导下，发展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畜牧业、林业、果木业或渔业等副业的多部门经济。 在林牧业发展的山区，可以组织农林牧结合的生产合作社，使农业、林业、畜牧业相互配合地发展山区经济。 第二，推广各地合作社的包工制的良好经验，合理地组织劳动力。还不能实行常年包工制的合作社，可以实行临时包工制或者季节包工制，以便创造条件，准备过渡到常年包工制。 （1）建立生产队、生产小组和组员关于耕作、饲养牲畜和保管农具的责任制度，加强劳动纪律。 （2）建立定量、定质的劳动生产定额（即标准工）的制度，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3）建立经常的逐级检查的制度，对于生产队、生产小组和组员的工作不合标准的，及时地加以纠正。 （4）在季节包工和常年包工的基础上，实行超产奖励制。超额完成产量计划的，给以奖励；因为耕作不力而减产的，降低报酬。遇到自然灾害的，应该根据受灾程度另行规定应产量的标准。对于抗灾积极努力而超额地完成应产量的，给以奖励；对于抗灾消极怠工而达不到应产量的，给以处分。 第三，提倡勤俭办社，健全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发挥财务工作对于发展生产和合理分配的保证作用和监督作用，避免财政管理的混乱现象，反对铺张浪费。 （1）各种财务开支应该有一定的限额。推广简便易行的“财务包干”（即根据限额，承包开支）的经验。节约的应该受到奖励，贪污或者浪费的应该受到处分。 （2）选拔可靠的会计人材，设立各合作社之间经常交流经验的会计互助网。 第四，加强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向社员广泛地宣传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农业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重大意义。宣传国家经济建设计划特别是农业生产计划和农产品收购计划，教育社员认真地执行国家关于农村工作的政策，关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计划收购的政策。 （2）提倡爱社和爱护公共财产的集体主义思想，逐渐地克服社员的个人主义，反对破坏劳动纪律的行为。 （3）提倡生产队和生产队、小组和小组、组员和组员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劳动竞赛。提倡不断地钻研和改进生产技术。注意发挥青年社员和女社员的力量。 （4）加强社内民主，鼓励社员提出改进工作的合理化建议。 （5）定出几年内扫除文盲的计划，提高社员首先是社内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 （6）提高社员的政治警惕性，不断地同一切反革命破坏行为作斗争。 八 国家的财政、经济各有关部门，特别是农业的行政部门，在财政和技术上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援助，应该列入重要的工作日程。 第一，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除了设立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以便帮助解决贫农入社基金的困难，而有利于贫农同中农的合作以外，应该逐步地增加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贷款，恰当地降低利率，并且延长偿还期限（可以规定为三年到五年）。 第二，农业部门应该有计划地将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起来，使它们成为国家在技术上（例如使用新式农具、换用和培养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害等）援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心。 应该加强国营农场的工作，使国营农场对于合作化运动更多地起帮助和示范的作用。 第三，机械制造工业、商业和手工业等行政部门，除了合理地降低农具的价格以外，对于农药和农药器械的价格也应该适当地降低。降低价格不得降低产品的质量，而且必须力求提高产品的质量。 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机械工业部门应该十分重视新式农具的设计研究工作和修配工作；必须尽速地完成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并且尽速地筹备第二个和第三个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机械工业部门还应该增产水利机械设备。化学工业部门应该增产肥料。 第四，农业行政部门应该注意训练大量的会计人材，并且逐步地配备足够的会计辅导员，巡回指导各社改进会计工作，健全会计制度。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和供销合作社的区乡机构中的会计人员，应该尽可能地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财务工作。 九 由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原来的地主、富农中的许多人和各种反革命分子，必然要采取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我们必须警惕他们对于合作化运动破坏的严重性。现在已经有不少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用各种伪装混进到合作社中来，甚至窃取了合作社的重要职位，篡夺了领导权，企图使合作社变成他们的工具，或者阴谋搞垮合作社。他们在合作社中破坏党的领导，打击、陷害群众的积极分子和合作社的干部，进行残害牲畜、破坏庄稼、以至于进行放火暗杀等等罪恶勾当。有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还组织了一些假合作社。因此，必须规定： 第一，在最近几年内，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方，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只有在那些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并且合作社已经巩固了的地方，才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和实行守法劳动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以便在集体的劳动生产当中继续改造他们。 第二，对于已经加入合作社的地主、富农，根据他们入社以后的情况，分别处理。对于那些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必须坚决开除出社；情节严重的，送交法院惩处。只有那些能够守法劳动的分子，才可以让他们留在社里，继续改造。 第三，对于那些被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窃取了各种职位的合作社，必须分别情况，加以清理和改组。 第四，解散那些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所组织的假合作社。对于其中的贫农和中农，必须分别情况，进行教育，重行加以组织。 现在各省还存在着一些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落后乡村，大约占乡村数的百分之五左右，封建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还在那里或明或暗地剥削和压迫农民群众。在这类乡村中，也可以把可靠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组成合作社，同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充分地发动群众，坚决消灭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为顺利地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创造必要的条件。 十 为着积极地和有计划地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需要有全国的、全省（自治区）的、全专区（自治州）的、全县（自治县）的、全区的、全乡（民族乡）或者全村的关于合作化的分期实行的规划。这种规划除了应该注意合作化运动的共同点以外，还应该注意各地方合作化运动的具体差别。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各地方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将有下列主要的三类情况： 第一，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先进的地方，合作化程度在一九五五年夏季已经达到当地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大体上可以在一九五七年春季以前先后发展到当地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八十，即在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这类地方主要是华北、东北各省，还有其他一些省份的一部或大部。 第二，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合作化程度在一九五五年夏季已经达到当地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或者百分之二十左右，大体上可以在一九五八年春季以前先后在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第三，在互助运动基础比较薄弱、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还很少的地方，实现合作化需要更多的时间。这类地方主要是某些边疆地方。其中有个别的边疆地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还没有互助合作组织；在这种地区，必须采取比较缓慢甚至于长期等待的政策。 各省、市和各自治区的党委在制订合作化规划的时候，应该注意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即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些已经在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地方，可以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群众觉悟程度和当地的经济条件，按照个别试办、由少到多、分批分期地逐渐地发展的步骤，拟订关于由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的计划。 在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可以组织单一民族的合作社，或者是民族联合的合作社。 在纯牧业的地区，如果有条件，也可以试办牧业生产合作社。 各地方的农业合作化规划，应该包括当地的林业、牧业、渔业、盐业等经济部门的合作化规划，还应该包括农村的供销合作、信用合作、手工业生产合作、运输业合作，以及文化教育工作、党和群众团体的建设工作等规划。 各级党委——首先是乡支部和县委，在拟订农业合作化规划的时候，应该同时因地制宜地拟订以发展农业为中心的全面的、长期的生产规划。 十一 在进行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工作方面，应该特别注意乡或村的合作化规划，因为乡或村的合作化规划是整个合作化规划的基础。各级党委首先应该指导一些重点乡村的党的组织，试作一个适合于本乡本村的条件的逐步前进的全面统筹的规划，以便取得经验，指导整个的运动。这种规划包括如下的内容： 第一，对于农村的阶级情况以及互助合作运动的组织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第二，根据农民各阶层的觉悟程度和自愿原则，照顾居住条件和人事关系，作出分批分期的建组建社或者扩组扩社的安排。 第三，从整个乡村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利益着眼，适当地配备和培养建组建社的骨干力量。 这种规划必须由干部和积极分子认真地研究，必须同群众反复商量，防止强迫命令，并且必须在实践过程中随时作出必要的修正。 十二 省（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各级党组织，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级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要把自己变成内行。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领导的工作方法是必须在群众运动中学习，熟悉情况，总结经验，灵活地指导运动。不懂不学，乱发命令，有时候走得太慢，有时候走得太急，这些都违反实际运动发展的规律，都是主观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反对这种主观主义，就不能够有正确的领导。 领导的任务是必须尊重和启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护新生力量的生长。当社会新事物刚出来的时候，不是给以热情的帮助，而是加以阻碍和打击；或者当新事物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不是用适当的步骤去促进它的自然地诞生，而是用急躁冒进的办法企图把它勉强制造出来；这些都将挫折新生的幼芽，都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就谈不上什么领导。 合作化运动是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是要消灭农村中的最后剥削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关系几亿人口生活的大事，不能设想没有困难。主观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困难面前缺乏清醒的头脑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因为他们不懂得依靠群众和依靠党，或者是不相信群众和不相信党。但是，我们的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党，是一个密切地联系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三十多年以来我们的党在革命中经历过许多巨大的风浪，遭受过许多严重的困难，由于紧紧地同群众团结在一起，也就能够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下去，而胜利地领导了人民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不论是在国家工业化方面，或者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必须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实事求是，戒骄戒躁。六中全会相信，只要能够这样做，我们也就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而继续赢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第1版()专栏：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通过） （一）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具体时间由中央政治局规定。 （二）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如下： （1）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2）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3）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 （4）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三）出席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组织以及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党组织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西藏地区可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选举。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的代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代表大会选举。 （四）代表的选举，一律按照党章的规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 （五）代表名额按照下列办法计算： （1）每一万名党员选代表一名； （2）为了照顾到全国各地区党员分布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每个选举单位可以分别增选代表四人至八人，人口在二百万以上的大城市的党组织可以分别另行增选代表十人至十五人。各单位应增选的名额另行规定。 （六）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底以前选出。

第1版()专栏：社论 完满地实现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 最近举行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有两个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经过会议的讨论，全会一致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正确地分析了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尖锐地批评了农村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并对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规模和步骤作了纲领性的指示和全般性的规划。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毛泽东同志这个极端重要的报告的思想基础上，把农业合作化的运动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统一了全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思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指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新老中农的不富裕的阶层（下中农）积极地要求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就是：“对于改造个体的小农经济，发展农业的互助合作，必须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而不能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但是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却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这两件事互相孤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采用五年计划已经规定的速度，而农业合作化则应当采取特别缓慢的速度。他们只看到少数富裕农民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动摇性，而看不到广大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合作化问题上的积极性，因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他们不是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合作化运动，而总是用各种办法把这个运动拉向后退。他们寻找以至制造各种借口来限制运动的发展，例如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只能小发展，不能大发展；说如果富裕中农不参加，上面不派干部去，没有农业机器，就都不能建社。他们看不见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健康的事实，对工作中的一些不难消除的缺点或错误表示“无穷的忧虑”，叫喊“合作化运动冒进了”，甚至说，“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因此，他们对一九五四年冬到一九五五年春迅速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了大批解散和“坚决收缩”的做法，从而对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失。这种错误的做法，同党中央的方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严重的分歧。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我们党就将把我国五万万农民带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如果执行那些同志的方针，在实际上就将是听任农民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就将无法完成。 应当看到，农业合作化不仅是农业的根本问题，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农业发展的落后必然妨碍而且已经妨碍工业的发展。相反，农业的迅速的社会主义化，无论对于生产的发展，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农村中潜伏的反革命残余的肃清，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和农村中已经发生新的阶级分化的条件之下，只有在合作化即社会主义化的基础上，我国的国家基础——工农联盟才能够得到巩固。因此，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将在我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产生多方面的伟大影响。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经过详尽的讨论，经过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全国各省市委和各地委的领导同志充分地认识了中央的方针的正确性，并且对农业合作化的伟大前途充满了信心。按照参加会议的各地方党组织代表的讨论，我国的五亿农民，除了一部分边疆地区的农民以外，完全有可能在一九六○年以前基本上完成合作化，那时我国的农业生产将有巨大的增长。根据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合作化的许多基本政策和工作方法都作了妥善的决定。完满地执行这些决定，将使党在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中有保证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仍然必须看到，在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中，斗争是复杂的，困难是很多的，决不能够有任何的骄傲自满和轻举妄动。必须同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必须在广大的群众中做艰苦的教育工作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必须在发展中既达到数量的要求，又达到质量的要求，及时地交流经验，改正错误，必须继续同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告诉我们，有些人还要看一看，才会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他说“这两年的工作很要紧”。我们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巨大规模的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面前，既要满怀信心地前进，更要踏踏实实地工作。只要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下，密切地依靠群众，取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彻底胜利。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为：（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从现在到八次大会的召开，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而一九五六年是五年计划的第四年，这是五年计划能否胜利完成的最关重要的一年。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要在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五年年度计划的基础上，团结全国人民，继续努力，争取更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争取在各个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来迎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党同志应当了解，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是一个伟大的变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又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我党的全体同志特别是负责同志，在这些伟大变革的面前都必须考虑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都应当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讨论中得到教训，都应当想一想：自己的领导工作是否赶得上需要而没有落在群众的后面，是否也有右倾思想，是否实行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在农村问题上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就是抓不住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只看到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使我们看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问题，必须时时刻刻眼睛向下，重视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热情地对待新生的事物，把保护和发展新生的事物当作领导的责任。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方法，从思想上政治上把我们自己大大地提高一步，以便我们能够在一切方面更好地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

第1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彭真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上林山荣吉的联合公报 以上林山荣吉议员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委员长和彭真秘书长向日本众、参两院议长发出参加十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周年中国国庆典礼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 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周年的国庆典礼后，曾经到中国各地进行了友好访问。 十月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 在接见时中国方面参加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陈叔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廖承志、张苏。 日本方面参加的有：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上林山荣吉，干事山本猛夫、宫本邦彦、原茂、矢尾喜三郎、上林忠次，团员大高康、高村坂彦、笹本一雄、野田武夫、浜野清吾、堀内一雄、冈田信次、堀末治、永冈光治、木下源吾、高津正道、长谷川保、古屋贞雄、佐佐木良作、相马助治、中村时雄、前田荣之助、三浦辰雄、石川清一、石野久男、须藤五郎，以及随员榎本敏夫。 双方就中日友好亲善、和平、邦交正常化、中日贸易等问题，在友好、融洽的空气中交换了意见，这是符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委员长、彭真秘书长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致日本众议院益谷秀次议长、参议院河井弥八议长的邀请电中所指出的“日本国会议员团参加中国国庆观礼对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有所裨益”的宗旨的。 根据交换意见的结果，双方就下列各项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一、中日两国应该为实现邦交的正常化积极努力。 二、在贸易关系上，由于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日本对中国的禁运物品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必须予以变更，并且必须以迅速废除它为目标而努力。 三、把在中日两国首都举行的商品展览会作为常设的机构，以处理有关双方贸易的联络事务，两国应对双方所派遣的人员等互相予以应有的保护等。 四、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对于促进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是有帮助的，今后两国应该努力使它更加增进。 五、中日两国应该积极地照顾双方侨民，使他们能够自由地来往本国。 六、中日间过去曾经互相送还过死亡者的遗骨，今后双方应该继续把双方死亡者的遗骨尽速地送还其本国。 七、中国方面表示，处理战犯是属于中国主权的事，并且将于最近期间把处理战犯的结果公布。” 中日双方确认上述双方一致的意见并同意发表公报，愿意为此尽最大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彭真 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 上林山荣吉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七日

第1版()专栏： 彭真和上林山荣吉联合公报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彭真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上林山荣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双方交换意见的结果，商定发表联合公报（全文另发）。联合公报的签字仪式于十七日下午七时半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 彭真和上林山荣吉各自在联合公报的中文和日文本上签了字，并交换了文本。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委员李书城、周建人、高崇民、张治中、张苏、许广平、许德珩、陈劭先、程潜、廖承志、刘格平、蔡廷锴、赖若愚、罗隆基，副秘书长吴克坚、屈武，副秘书长兼典礼局局长余心清。 日本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干事宫本邦彦、原茂、矢尾喜三郎、上林忠次，团员高村坂彦、浜野清吾、冈田信次、堀末治、永冈光治、木下源吾、高津正道、长谷川保、古屋贞雄、佐佐木良作、相马助治、中村时雄、前田荣之助、三浦辰雄、石川清一、石野久男、须藤五郎，随员曾田玄阳、榎本敏夫。

第2版()专栏： 山东省历城县杨家屯乡已经基本合作化了。这是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第一次在连片的土地上集体播种小麦。 新华社记者　陈之平摄

第2版()专栏： 四川省简阳县棉花丰收。棉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八百多亩棉花，估计产量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这是社员们采棉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张齐才摄

第2版()专栏： 四川省江津县慈云乡莫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稻谷丰收。社员们把晒干扬净的余粮卖给国家。　刘全玉摄（四川日报社稿）

第3版()专栏： 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联系实际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　茅以升 科学研究工作怎样联系实际，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愿就铁道研究所的情况加以论述，供大家参考。 铁道运输是个庞大的企业，是完成国家运输的主要力量。在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对铁路的基本建设投资超过除工业外的任何其他部门。 中国铁路已有八十多年历史。但在解放以前，它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不可能对国民经济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解放后，经过恢复扩建，推行了苏联先进经验，它和祖国的其他事业一样，有了完全崭新的面貌。我国铁路运输周转量，在一九五七年的一年内，货物将要达到一千二百多亿吨公里，旅客将要达到三百一十九亿多人公里。拿那年铁路长度两万八千多公里来说，这样巨大的“负荷量”在世界上是少见的。然而我国铁路的基础原是非常薄弱的，不但工具落后，而且标准规格异常混乱，虽经近几年的改进，但要担负这样巨大的运输量，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必须大力地加强和改造现有铁路的技术装备，才能做到。在这加强和改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必然很多，都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这就是我们铁道研究所的任务。 铁道研究所成立于一九五○年三月，迄今已进行了一百几十个研究专题并为铁道部和现场作了不少技术工作。其中有若干项研究工作已经对铁路现场起了较大作用。至于较有成绩的专题，为数亦不在少。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铁道运输量或降低成本，其确实数字虽然一时尚难估计，但因铁道是个庞大企业，所需生产工具的数量，也特别大，任何小的改善，累积起来，都成巨大数字。如枕木防腐研究，如能使全国铁路枕木的寿命延长一年，即可为国家节约财富一亿元。又如一项较小的研究工作，货车上旧篷布防雨能力的恢复，在现场推广后，每年已可节约三百万元。 从它五年半的历史来看，铁道研究所的这些工作是非常不够的。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创所初期，走了许多弯路，费了很大代价来摸索经验。同时，为了工作人员的培养，工作上也受了些影响。直到 一九五三年，全部研究人员都突击学习了俄文以后，搜集了俄文资料并学习了苏联先进的研究方法，我们的工作才逐步纳入正轨，有了起色。同时，同铁路现场的联系以及同其他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因而能够打下初步基础。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研究工作的任务问题。顾名思义，铁道研究工作当然应该为铁道运输服务，也就是在提高铁道运输效率的要求上，负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主要责任。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第一，要对铁路的“基本生产工具”进行技术改造，建立现代化的装备，包括旧装备的革新，新装备的“定型”，以及新路线的设计规范的拟定；第二，要提高使用生产工具的效率，包括固定资产，如钢轨、枕木等寿命的延长，以及消耗材料，如机车用煤和润滑油的节约；第三，要使新技术能在铁路上广泛运用，发掘现有潜力；第四，要在铁道运输中，贯彻“满载超轴五百公里”的运动。有人以为在铁路的基本生产工具中，几乎所有的材料（如钢轨、枕木）和机具（如机车、车辆）都是其他企业部门生产的，而在运输业务的技术上又有苏联的先进经验作榜样，因而铁道本身的研究工作就不会太多。但是采用材料和机具要有规格和定型，学习苏联经验要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甚至同一理论问题，在苏联已经解决了，而在我国铁路上，由于工具的质料和使用时的环境不同，还不能直接应用。因此，铁道研究工作的任务不但是繁重的而且是综合性的，包括了铁道的各个部门。有时由于需要，还包括属于其他企业部门的原材料的研究工作。在这里，铁道研究工作如何同其他企业部门的研究工作相互配合，协调进行，避免重复和遗漏，是一个亟待调整平衡的问题。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有明确规定了。 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由于铁道的基本生产工具包括了几乎所有各种工业的产品，在选择、组织和运用这些产品时，就必然会遇到大量的复杂的技术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才不致于头痛医头，枝节从事，或者轻重倒置，或者预见不足。我们曾经试图对铁道的技术问题，分析其本质，按其重要性和相互关系，订出一套系统，就好像画出一棵树的根株枝叶一样，然后遇一问题，就可在这树上给它一个应占的位置，从而看出它们的轻重缓急，并可发现即将到来的问题。这个工作我们称为“技术系统化”。此外，在铁道技术的各种问题中，进一步来发现究竟有哪些问题是有共同性的、关键性的，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等于医治了同一病源而症候各别的许多病。比如，由于钢轨有接头，路基不能绝对平稳，而机车行驶的速度高，因而车辆的震动是比较大的，这就引起铁路上的许多特殊问题，如冲击力，联结松弛，材料磨耗等。又如，由于路线散布很远，车辆到处奔驰，而这些生产工具又都是暴露于自然气候之下的，因而晴雨寒暑的影响（如干裂、冻害、水锈、虫蛀等）就引起了对材料的侵蚀和腐朽，威胁着行车的经济和安全。再如，铁道运输是日夜不停的，在继续不断的运动中的材料和机件，时常发生“疲劳”现象，因而影响到材料强度和机械的灵敏性。这都是由于铁道运输的特点而产生的，因而震动、暴露、疲劳等现象就构成铁道技术系统化中的关键性问题。解决这些关键性问题需要有高深理论，应当是铁道科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这里，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的协助和指示是非常必需的。 研究工作的组织计划问题。研究工作比起生产或教育工作，有很多不同之点。一个研究专题的内容、进度和所需的人力、物力，是很难精确估计的。因而在进行研究时，人力的组织有时被迫变更，工作的计划有时也不免流于形式。然而这并非一般的情况。在资料齐全、准备充分的条件下，研究工作仍然是可以有组织性和计划性的，如气象和地震就都可预报。关键在于认清专题的目的和本质，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和适当的检查制度。特别是要能掌握苏联的研究资料，少走弯路。 研究工作的力量问题。我国科学队伍的力量是薄弱的。研究工作必须依靠群众智慧，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这不仅指参加研究专题的工作人员，而主要是对业务现场的广大职工而言。一个研究专题的来源是铁路现场，将来研究成果更要靠现场推广。那么，在研究当中，同现场群众的联系合作，就应当努力争取。事实上，现场上的许多合理化建议对研究工作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的，特别是对专题有关的建议。研究所本身所能进行的专题是很有限的，假如现场的职工，对其他重要技术问题，久有考虑，而因缺乏仪器图书，无法研究，倘若能来研究所驻勤，由所内人员予以帮助，就此把问题解决，这就无异于发挥了科学研究的潜在力量。由此再进一步，以研究所为中心，在铁路现场，组织起大小成套的科学工作网，进行不同程度的科学研究，这将是开展铁道研究工作的一个远景。 研究工作的经济核算问题。在铁路恢复时期，技术人员中曾有只管完成任务不要经济核算的错误思想。这个思想在今天的研究人员当中，仍然普遍地存在着，其理由是无法定出研究工作量的指标和劳动生产率的定额。这和研究工作不能计划化的论点是一致的。然而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把特殊的当作了普遍的，把研究两字当作“挡箭牌”，来掩护工作中的一切浪费和缺点。实际上，研究工作中的“返工”“废品”虽不可免，但可以减到最低限度，所以关键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深刻认识到研究工作正是要为国家发展生产，厉行节约，而从计算研究工作的成本开始，然后估计其成果在生产中的作用，以期逐步做到其经济价值的核算，那么，研究工作的质量必可提高，而日益成为国家累积财富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在研究机构中，一时虽还不能建立经济核算的制度，但研究人员一定要先树立经济核算的思想。 研究人员的思想问题。除了上述的经济核算和工作计划化的两个问题突出地表现出研究人员中的思想障碍而外，还有下列思想问题，也不时地发现。一是对于完成任务的信心不强，时常屈服于客观条件，放任自流。二是对于研究工作的整体观念不够，把专题看做是一人或一组的事，而不善于组织所有有关的力量，集体进行。三是主观主义看问题，把一时的看作永久的，片面的看作全面的，因而试验室中的成果，不能在现场推广。四是如何服务不明确，有时犯本位主义，除铁路外概不过问；有时只看将来而忽略现在；有时强调理论，脱离实际；有时好高鹜远，轻视小问题，而不注意它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思想，对于研究工作都是十分有害的，它们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必须加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思想水平，才能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更好地为铁道运输服务。 以上这些认识，当然还只是初步体会。对于研究工作有重大关系的许多其他问题，如培养干部，提高理论水平；调整机构，加强研究力量；建立科学工作情报网，交流经验；开展学术上的自由争论，发扬学术研究气氛；集中使用特殊的科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等，因是科学界的一般意见，这里就不多说了。 铁道运输是我们五年计划中的重要任务，铁道研究工作是保证完成这个任务的一个重要因素。建国以来，科学研究工作受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视和关怀，我们铁道研究工作人员必须加倍努力，兢兢业业，坚持不懈地辛勤劳动，为完成我们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第3版()专栏： 精彩的表演，深厚的友情 ——记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在北京的第一场友谊比赛 潘福 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来华访问的第一场友谊比赛，十月十六日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人民体育场举行。这场比赛吸引了两万多观众。球赛始终热烈、紧张，洋溢在运动场内外的真挚的友谊，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迎战客队的是北京联队，全场比赛结果五比三，北京联队获胜。 友谊比赛在两万多观众轰然的掌声中开始。在中场附近展开为时不久的争夺后，北京联队开始了有组织的进攻。中锋邢桂福、左内锋权重善和右内锋陈克亮先后试射都未中的。接着，缅甸国家足球代表队发动攻势。缅甸队左翼盛佩带球推进极为迅速，北京联队后卫高筠时奋勇拦截，盛佩高球传中，给中锋觉赞冲门，但球已被守门员黄肇文接住。在没有攻势的拉锯战中，两方进攻战术也逐渐鲜明地显现出来：缅甸队采W式进攻方法，锋线切进具有相当高的速度。北京联队打的是四前锋制战术，交叉换位也较熟练。阵势拉开，攻守情况和激烈的争夺就越来越清晰和紧张。开赛后第十二分钟，北京联队右翼哈增光接后卫任彬来球，在缅甸队禁区外猛力射门。缅甸队守门员拉貌将球击出，却恰好落在乘势切入的北京联队左翼崔亨燮脚下。崔毫不犹豫地硬脚踢入。缅甸队先失一分。 在失掉一个球以后，缅甸队的防守更加严密，但却阻拦不住北京联队的交叉换位进攻。第十九分钟，哈增光又给崔亨燮送来一只好球。缅甸队守门员拉貌奋勇冲出扑救失误，崔凌空踢球进网，场上纪录二比零。北京联队愈战愈猛。在双方的竭力攻守中，运动员们保持了优良的道德作风。北京联队在任何可能伤害缅甸队队员的情况下，从不发生身体接触，缅甸队也尽力避免用危险动作伤害对方球员。这种高度的友好精神，一再受到观众热烈掌声的鼓励和表扬。 前半场开赛后三十三分钟，缅甸队后卫在禁区不慎犯规，北京联队前卫王锡文主踢十一公尺球。看台观众都为缅甸队担心。王锡文踢球偏出，这个势在必中的球未能破网，使两万多观众都大为惋惜。而缅甸队却陡然增长了攻坚锐气，他们常常敏捷地冲刺带球进入北京联队防区。中锋觉赞和右内锋图华的熟练带球技术曾给北京联队以很大威胁。他们两次攻门都被守门员黄肇文接住。北京联队随即再度组织进攻。这时候北京联队准确的三角短传表演得十分出色。中锋邢桂福得球左递，并迅速同右内锋陈克亮交叉换位。缅甸队后卫还来不及紧盯，邢桂福已从右边把球传在即将从左角冲入的陈克亮面前，陈克亮趁势猛踢一脚，球第三次破网。这个纪录保持到上半场终了。 下半场开赛不到一分钟，北京联队即以闪电般的中央突破战术由邢桂福踢入一球。缅甸队连失四分后仍然不显慌乱，特别是守门员的镇静和清楚的判定方位的能力，使北京联队的许多次劲射都无法奏效。频繁的攻击和机智地接住险球，把这场比赛引向高潮。北京队久攻不克，缅甸队马上发动进攻。佩庆发挥了他的快速带球技术，闪开了紧迫他的北京联队中卫王新生，迅猛地迫近北京联队防区。但当他举脚射门时，球却稍高擦门柱飞出界外。不久，缅甸队前锋再次紧逼北京联队防线，右锋巴哈杜尔带球被王新生踢出底线，由缅甸队开角球。巴哈杜尔一脚踢出，直落北京联队门前，黄肇文跳起接球，失手落地。缅甸队右内锋图华恰好赶到，一脚踢进网内。全场观众对缅甸队的首次攻入和图华的敏捷表演报以长久不息的掌声。缅甸队在获得这一球后，进攻精神大大高涨。不到两分钟，下半场改踢中锋的佩庆又避开北京联队的后卫任彬，在近门处硬踢一球进网。场上纪录四比二，观众再为缅甸队的精彩表演发出热烈的掌声。北京联队反击力量仍然强大，连失两球反而使他们斗志更旺。中锋邢桂福在中线附近得球，接连避开了三个缅甸队锋卫的拦截，把球传给权重善。由于卫线迫出紧逼住其它北京联队前锋，权重善略带两步，即从容把球踢进大门。为了争取胜利，两方运动员竞争得更加激烈。终场前十分钟，缅甸队巴哈杜尔踢进了第三个球。北京联队一再猛扑、攻门，不是稍高、稍偏越出界外，就是被拉貌奋力救出。五比三的纪录一直保持到终场。 这场友谊的比赛，充分显示了缅甸国家足球队的优良技术。他们锋线的速度和带球技术的纯熟都是值得赞扬的；而临门一脚的准确性也比较高，在不到十次的射门机会中即攻入三球，正表明他们在射门技术上有一定的素养。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守门员拉貌的沉着和机智。北京联队许多次强劲的射门都未能破网，是拉貌防守的功劳。拉貌判断能力较强，能及时关住对方射门角度，常使北京联队前锋虽有劲射，也不能成功。而北京联队在这场比赛中打得也很出色。锋卫之间的协同合作是比较紧密的，九十分钟的比赛，北京联队能较长时期地压进对方腹地，除运动员的比较熟练的球技外，卫线助攻的四前锋制战术运用得比较恰当，是赢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双方运动员的战斗意志和新的体育道德作风，也同样应该受到赞扬，两万多观众也确实给了适当的评价。看台上不断腾起的掌声，不但给北京联队的出色表演以极大的鼓励，同时也是对客人的卓越技术的庆贺。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领队郭哥礼教授说：我们同亚洲许多国家作过比赛，还没有遭遇过像北京联队这样好的队。而深深地使我们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在运动场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比赛后回来的路上也受到同样的欢迎。这种亲密的友谊，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 是的，这场友谊比赛，将会大大地增进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体育方面也将会增进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

第3版()专栏： 失去双脚的革命残废军人学会了开拖拉机 田之川 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双脚的革命残废军人李来财同志，来到河南省国营博爱农场的时间并不算长，然而他那充沛的活力，坚决的意志，已经在全农场传颂着。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拖拉机手。 李来财同志是一九四八年参军的，在解放战争期间立过二等功，被评为全旅的模范党员，他所领导的班又是全旅的模范班。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从朝鲜燃烧到了祖国的边境，李来财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一次，他带一个班在三尺厚的雪山上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在阵地上向党宣誓：人在阵地在，决不许敌人越过山头。他一连打退了敌人七次冲锋，坚守阵地四个多小时，终于援军来了，击溃了敌人。当最后完成任务的时候，他的脚被冻坏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从膝盖下边锯去了双脚。 使他感到遗憾的是：今后不能重上前线消灭美李匪军，而且，失去了双脚后怎样生活下去？难道一生叫党和人民照顾下去吗？每天他为这些问题苦恼着。 有一次教导员给他谈：“苏联有一个无脚飞将军，失去脚以后，仍然会开飞机。只要有文化、技术，锻炼好身体，一样可以参加祖国建设。”他听了这番话，当天兴奋得睡不着觉，他想：“无脚飞将军能驾驶飞机，我要学会开拖拉机。”从此他就一心一意要恢复身体的健康。不到半年他的身体基本好转了。装上了假脚，他拄着双拐练习走路。他不放松一点时间，腿磨破了也不愿休息。不几天就练习丢开拐杖走路，开始时左右摇摆，手腿无力，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最后终于学会了不拿拐杖走路。 从此，他的活动范围广泛了，打乒乓球、排球，盘单杠，打水，锄菜园，什么都学会了。不知摔了多少跤又学会了骑自行车。打饭洗衣自己都干起来。一九五○年出国时，他的体重是一百三十斤，负伤后瘦到八十斤，这时却增加到一百三十八斤了。 由于在战场上树立的功勋，他获得了一等功臣的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勋章。他离开朝鲜后，带着荣誉来到了河南省革命残废军人学校，正如在刚负伤时教导员对他说的，摆在他面前有两个任务——学习文化和技术。悲惨的童年，没有可能使他上学，后来虽然学过一点文化，几乎都忘了，他决心从头学起。那时领导方面为照顾他的身体，只准每日学二小时，他要求学五个小时，领导上不批准；要是偷偷自学，医生也不答应。可是李来财同志在休息时间脑子里总想着学的字怎样写，怎样用。他如饥如渴地学习着文化，三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每门功课的考试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一九五三年经测验合格，从高小班转入了初中班。 一九五四年学校领导方面决定他和另三个同志试学驾驶汽车和拖拉机。他多么兴奋啊！他向党交了保证书，决心学好，决不后退。这时他脑子出现了一连串的希望：当一个优秀的拖拉机手，给农民耕地，使他们永远摆脱繁重的劳动。 学校里没有拖拉机，就先学习驾驶汽车。他懂得光有在战场上的勇敢和在医院时的毅力还不够，必须在技术上钻研，不过四个月的时间他完全学通了汽车和拖拉机构造的基本原理、操纵方法和怎样排除故障。 六月份开始实习驾驶了，首先碰到一个最大困难，就是假脚蹬油门和离合器掌握不了车速和油量，车不听指挥，一连试了几天还是不行。他和另一个同志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在休息时就拿桌椅作假设试验。经过三四天的苦思和试验，他找到了原因，就是有真脚的人可以用脚尖运用自如地蹬油门，自己光用膝盖往下压假腿没有准头。他想个办法：用大腿的力量推动膝盖，膝盖推动假脚；大腿用力时稍微抬起，使大腿和假脚基本上形成一条直线。在汽车上这样一试验，效果很好。经过三四天，他就很快地学会了紧急减速换档、紧急停车。由于断了双肢带来的技术上的困难基本解决了。他可以在校院内自由自在地驾驶着各式各样的汽车了。 今年五月他被派到博爱农场实习。五月是全年农业最紧张的夏收夏种季节。李来财同志被分配当二八号拖拉机助手，在麦收中拖平板车搞运麦工作。这个农场一向是一架收割机收的麦子由一辆拖车运不完。收割机每二十分钟即收一种子箱，而拖车回晒场转运一次通常要三十分钟，收割和运粮脱了节。恰恰李来财被分配当助手的这架拖拉机又是全农场马力最小，行速最慢的一架。为了改变运输落后于收割的状态，他首先同他的车长商量，决定在运输的每一个环节上，都争取缩短时间，把每次运转时间缩短到二十分钟。他爱护机器像爱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有一点时间就细心地检查机器引擎、油门、电路。他在短时间内又创造了很多多拉快跑的办法。像空车跑快，重车跑稳，紧急卸粮，掌握种子箱收满的规律等，这些办法都可以节省时间，单是紧急卸粮一项，就每次由六分钟减少到两分半钟，因而每次运转时间迅速降低到二十分钟，有些近处的运输只用十几分钟。其他的运输车也都学习了李来财的工作方法，使得运输同收割不再脱节。李来财同志的拖拉机在麦收中没有出过一次故障，没有误过一次收割机卸粮，因而被评为麦收中最优秀的运输车。李来财在华氏一○七度的炎日下，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运输往返四十次以上，从没有误过一分钟。特别是每次卸粮要在两分多钟内把三千斤的粮食摊到车厢里，这是非常紧张的劳动，他总是完成得很好。 这是他第一次开拖拉机做运输工作，而且开起车来又快又稳，谁能看得出他安的是一双假脚呢？麦收过去了，他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掌握拖拉机的性能。 六月二十一日的早晨，转入夏种已经几天了，这是李来财毕生难忘的一天，他将要试开新式的斯大林八○号拖拉机犁地了。他踏进了座舱，细心检查了仪表，试验了操纵杆、油门……拖拉机前进了。 初升的阳光照在发亮的机身上，他在广阔的原野上驰骋着，拖拉机过处只见黑土滚滚地翻过来。在他那黝黑的脸上现出幸福的微笑。 他的理想实现了！

第3版()专栏：小品文 得“病”纪要 王桂珍 离开高等学校的考试日期只有十几天了。我抽空到指定的医院——中央直属机关结核病防治所检查了身体，又到北京考区招生委员会报了名，领取了准考证。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只等待着考试。我的心情紧张而又兴奋。一个大的希望鼓舞着我。在想像里，我仿佛已经看到我坐在医学院的课堂上了，我穿着白罩衫站在手术台旁边了……。要知道，我原就做过几年护士工作，要升学，当然是考医学院啰。国家给了我这么难得的升学深造的机会，我怎么可以辜负这种关怀呢。半年来我一直紧张地勤奋地复习着功课，不管天气多么热，也坚持着，看呀，算呀，我完全钻到功课里去了。 可是七月九号那天，我接到了招生委员会的一份通知：“王桂珍同志：因你患有浸润型肺结核，根据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健康检查规定为不合格，希见信后……来报名处办理退考手续。”看完通知，我觉得胳膊忽然瘫软了，手里拿的仿佛不是一张纸，而是百十来斤重的大石头。我说不出心里是怎样一种滋味，用句现成的话吧，真好像掉进“悲哀的深渊”里了。身上也觉得恹恹的，仿佛真的病了。 七月十二日，按照预约时间，我到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门诊部要求治疗肺结核。医生先给我作了一般检查，然后又作了爱克斯光胸部透视。最后他告诉我说：“你的肺部正常，没有病。”一听这句话，我的眼睛突然因为润湿而模糊了。真奇怪，为什么高兴也会流泪呢？我马上到结核病防治所去，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夫，要求他对原来的诊断加以复查。没想到那位大夫说：“透视是靠不住的，需要照爱克斯光照片。”他还说，他们把身体检查报告送到招生委员会，“已经完成了任务”，其余的事不管。我只好再到第二医院门诊部去请大夫为我确诊一下，倒底有没有病。大夫的答复仍然是肯定的，说我没有肺结核病。 这时候已经是七月十四日下午五点钟了。办理考试手续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小时了。我想：两个医院既然作出两种诊断，当然我也有无病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要求允许我明天参加考试，然后补报两个医院最后复查的统一意见呢？如果真的有病，当然考取之后也还可以取消我的入学资格的。于是为了赶时间，我就到就近的高等教育部去谈这个问题。不料在门口的一个问事处之类的地方，就被挡住了，那儿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不管这些事”。而这时候，时针已经指向六时十五分，无论如何在六点半下班以前是赶不到招生委员会了。我给招生委员会打了个电话，申述了以上情况，提出了我的要求。但结果我听到的答复只是这样一句话：“我们下班了，现在不能办了。”连电流的速度都赶不上，还能再想出什么办法呢？ 现在考期已过，剩下来的问题，只是要弄清我到底有没有“浸润型肺结核”的病了。 七月二十一日，为了“靠得住”起见，我在第二医院照了爱克斯光胸部照片，结果证明，我的肺部的确没有病。于是我给结核病防治所挂了个电话，再次请求那里的大夫对原来的诊断加以复查。接电话的不知是什么人，他的答复是果决而又严厉的：“不必要。”那么，我，一个肺结核“嫌疑”患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两个医院的诊断完全对不拢来，相信哪一个呢？是治病，还是不治病呢？在我一再婉言恳求之下，这位同志终于答应把我在第二医院照的爱克斯光胸部照片拿来看一下。 八月八日，我坐到结核病防治所的诊查室里了。 大夫：“你现在是整日工作，还是半日工作。” 我说：“我原来是离职准备考学校的功课的，现在还没工作。不过，在第二医院检查，肺部没有病。” “可是根据我们的检查，你患有浸润型肺结核。” “可是在第二医院照了爱克斯光胸部照片，也看不出有病。” “也许已经好了。” “怎么？这样的病在一两个星期之内不治也会好吗？” “因为这种病是属于一过性的。” “什么叫一过性的？” “呃呃，就是肺部的发炎或一时的细菌感染……” “肺部发炎或一时的细菌感染，是和浸润型肺结核属于一种类型的吗？” “是的，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能够说它们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呢？” “那是因为当时招生委员会要的太急，没有时间再进行复查。” 瞧，他把话岔到哪儿去啦？这个回答和是否“属于同一类型”有什么逻辑关系呢？不过，他既然提到复查，我也就接下去：“其实是有时间进行复查的。我要求复查，可你们说不必要。” “根据我们的检查，你得的就是浸润型肺结核。” “那么可不可以和第二医院照的爱克斯光照片对照研究一下呢？” “用不着。根据我们的检查，你得的就是浸润型肺结核。”他像留声机一样地重复着。我发现：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脖子上也分明地涨起了几道红筋，这就是说，大夫发火了。大概这位大夫是把我的意思误会了，他一定以为我是在追究责任。其实，我只不过希望两个医院的诊断意见统一起来，有病，我就治病；没有病，我也好向原机关作个交代，重新工作。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显然有效，他的呼吸逐渐平静下来了，也答应了把第二医院的照片拿来对照研究一下。至于时间呢，要到八月十八日才能见出“分晓”。 八月十八日，我又坐在结核病防治所的诊查室里了。这次是另一位大夫接待我的。 “你现在是整日工作，还是半日工作？” “我原来是离职准备考学校的功课的，现在还没有工作。不过，在第二医院检查，肺部没有病。” “可是根据我们的检查……” 谈话几乎是上次的翻版，就像录音机录下来的一样。不过这位大夫在我的要求之下，终于把手边放着的我的“病历”翻了翻，结果发现：根据同第二医院所照的照片对照研究的结果，肺部没有病！大夫不作声了。 到这里，我这场“病”就算好了。四十多天来，我才有机会轻松地喘一口气。我不要同大家隔离了。我可以坦然地走进集体食堂用饭了，我也可以取下口罩，无顾忌地同同志们面对面地说话了。一个健康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感谢中央直属机关结核病防治所的那两位大夫，他们总算使我——一个志愿当医生的人在考入学校之前，就知道了作医生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第3版()专栏： 全国大多数省、市举办小学语文教师普通话语音训练班 八月份以来，全国大多数省、市都举办过一期小学语文教师普通话语音训练班，以培养这些小学语文教师学会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各省、市参加训练班的学员经过二十天的学习，大部能念注音字母，依照注音字母拼音和用标准的语调朗读课文。河北省在省的训练班结束后，还在各县、市举办训练班，开始对全省的小学语文教师普遍进行普通话语音的训练。 各省、市举办的这种训练班都是按照教育部在七月份发出的关于举办小学语文教师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的通知进行的。这个通知曾指出：现代汉语的方言相当分歧，各地人民相对交谈，不能充分交流思想，这种情况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相适应的。为使各地人民逐渐学会一种共同语言，今后应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而在推行普通话的工作中，小学语文教学负有重大的责任。 各省教育厅都直接领导了训练班的工作。训练班中除选聘了许多能说普通话、并对注音字母和普通话有研究的大、中、小学教师担任教学外，大多数训练班还设有辅导员，负责解答学员们的疑难问题。湖南省还吸收了训练班的教师和有普通话基础的学员成立了教研组，根据学员们的要求帮助教师备课和帮助学员们正音。有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制作了“拼音声调示意图”、正音卡片等教具，向学员们指导发音要领。 为了帮助各地举办训练班，教育部曾供给各省“注音字母留音片”和“注音字母留音片课本”共一千三百套。北京市教育局还选派了一部分北京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去辽宁、江苏、湖南、广东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担任训练班的教师。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还准备联合成立一个普通话研究班，培养各地推广普通话的干部和研究各地方言。教育部并将在最近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普通话的讲座。各地在举办训练班中存在的问题是：普遍感到师资少，因此只能采取上大课的形式，学员在课堂上缺乏练习拼音和朗读的机会，有些学员在结业时，对拼音和朗读还没有达到熟练程度；有的教师由于缺乏普通话语音教学的经验，还不能完全满足学员的要求；有的地方（如湖南省等）由于当地方言和普通话语音的差别很大，二十天的训练时间还感不足；有的地方还缺乏拼音、声调示意图等挂图设备和其他直观教具。这些问题都由教育部正在考虑解决。（新华社）

第3版()专栏： 印度电影艺术家同北京观众见面 十六、十七两天的晚上，印度电影代表团人员分别到首都等五家电影院，同北京五千多观众见了面。 大华电影院的观众在欣赏印度影片“流浪者”前会见了印度电影艺术家们。印度电影代表团团长普·拉·卡普尔兴奋地从观众席中抱着一个姓吴的男孩子亲切地吻了又吻，全场卷入一片热烈友好的欢腾中。我国导演张骏祥向观众介绍了到会的印度电影艺术家。普·拉·卡普尔的讲话，不断被观众的掌声淹没。他说：“我们今晚受到你们热情的招待，就像我们家乡的谚语：‘客人向我要水时，我拿牛奶招待他们’一样。”他谈到中印两国电影艺术交流的情况后，兴奋地说：“我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告诉你们，今晚放映的影片中，有我家中四代参加演出。”这时，台下的掌声、欢呼声雷动。在影院休息室里，观众们争先恐后地要求印度电影艺术家签名留念。 在交道口电影院里，印度著名作家和电影剧作家克·钱德尔看到观众热烈欢迎的情景后，激动地向观众说：印度人民和印度人的声音出现在中国的影院里，是印中两国友谊合作的象征。 印度电影代表团副团长布·纳·西尔卡等在我国电影演员张瑞芳陪同下来到了放映印度影片“两亩地”的新街口电影院。观众们没有经介绍就认出了“两亩地”影片的男主角巴拉吉·萨尼，人们涌过来和他亲切地握手。这位印度著名电影演员向到场者说：“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艺术，把千万人的良心发动起来，为更美好的世界和真理而奋斗。”他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激动地用中国语高喊：“中印两国人民是兄弟！”这些印度电影艺术家们又赶到首都电影院，这里正放映印度影片“暴风雨”。名导演、“暴风雨”的编导契坦·阿南德向观众讲了话。五个女孩子代表到场的观众向他们献花。 当印度电影艺术家在苏联展览馆电影馆和北京观众见面时，我国的电影摄影师们摄下了这个纪录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动人的场面。（新华社）（附图片） 印度电影代表团十月十六日到北京大华电影院同我国观众见面，受到我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第3版()专栏： 一批高等学校教师去苏联进修 一批高等学校的教师最近被高等教育部选派到苏联高等学校进修。 这批教师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东北林学院和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等十八所高等学校的教师、系主任、教研组主任等共三十三人。这批教师中，有系和教研组的主任、副主任等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授。这些教师将在苏联高等学校以一年半或两年的时间，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和进修专业课程。 高等教育部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选派一部分高等学校教师赴苏联高等学校进修。 （新华社）

第4版()专栏： 越南祖国战线统一运动委员会发表声明 揭穿吴庭艳集团策划“公民投票”的阴谋 新华社河内十七日电　越南祖国战线统一运动委员会十六日发表声明，揭露和谴责吴庭艳集团预定在十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公民投票”的阴谋。 声明指出，“公民投票”滑稽剧的演出是为了要借此把吴庭艳抬高到“总统”的地位和制定“宪法”以及选出一个单独的“国会”。吴庭艳的阴谋是要在越南南方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以便用南方来反对北方，分裂越南人民和分割祖国。这是一种厚颜无耻地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动。这是执行美帝国主义保持越南分裂状态和破坏越南统一的阴谋的进一步的步骤。声明说：为了演出它的“公民投票”的滑稽剧，越南南方当局正在狂热地动员它的政府机器、宣传机器、军队和警察部队，以对所有不同意它们这种欺骗人民的阴谋的人实行恐怖统治。上述骗人的“公民投票”的目的，显然是要使越南南方的独裁和法西斯政权合法化。 声明说：吴庭艳政权的阴谋是完全不符合越南人民的愿望的。 声明呼吁全体越南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在越南南方演出“公民投票”滑稽剧。 声明最后向世界各国人民和舆论谴责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的破坏和平、破坏越南统一和破坏日内瓦协议的阴谋，并且要求世界各国人民和舆论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以巩固和平和实现越南的统一。

第4版()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 新华社布拉格十五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十二日和十三日举行了全体会议。 会议讨论了捷共中央书记帕歇克所作的关于建筑工业的目前情况、发展和任务的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体会议还讨论了西罗基所作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工作中某些组织和人事问题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决议。决议中建议卡·波拉契克担任共和国副总理；建议把机器工业部分为重型机器工业部，精密机器工业部，汽车工业和农业机器部；把农业部分为农业部和国营农场部；并且建议设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决议还推荐了上述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席的负责人。

第4版()专栏： 苏联将帮助印度建立一所工艺研究所 印度在苏联帮助下兴建钢铁厂的准备工作在进行中 新华社十三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为了商谈由苏联帮助印度建立一所工艺研究所的问题，由印度代表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代表联合组织的一个代表团，最近访问了苏联。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同苏联有关当局接洽和会谈后，已经就苏联帮助在孟买建立工艺研究所一事达成了协议。 代表团先后在苏联逗留了近一个月，已经在十二日离开苏联。 新华社新德里电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即将在苏联帮助下建造起来的比莱钢铁厂的建厂准备工作正在钢铁厂所在地进行中。为不久将到达印度的苏联专家建造的住宅已经接近完成。现在正在改善建筑工地的水电供应工作。一条从比莱到杜里—拉杰哈拉的六十英里长的铁路线已经开始修建，以便把铁矿运到钢铁厂。其他的建筑铁路的工作也在进行，其中包括修建一条联接在比莱、罗克拉和塔坦纳加的各个钢铁厂的铁路。 新近完成的这个钢铁厂的蓝图所规定的生产能力比以前所设计的稍微大一点。这个蓝图将提交印度钢铁部批准。

第4版()专栏： 泰国农业部长接见美国农业官员 要求美国停止大米倾销政策 新华社十一日讯　曼谷消息：据曼谷报纸报道，泰国农业部长乃屏·春哈旺在三日接见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司司长加纳特和美国国际合作署官员罗贝尔时，要求美国停止以大米在亚洲市场倾销的政策。 消息说，乃屏对美国的倾销大米政策表示忧虑。他指出，美国出产的大米向外倾销，使亚洲的产米国家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他希望美国停止这种政策，以免打击泰国大米的销路。

第4版()专栏： 铁托总统接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据新华社十七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铁托十六日下午在布莱俄尼接见了目前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沃尔科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接见是在友好的、不拘形式的气氛中进行的，接见之后，铁托总统设宴招待了代表团。

第4版()专栏： 美国一百多个著名人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 要求采取具体措施巩固日内瓦精神 新华社十七日讯　塔斯社纽约十七日讯：美国一百多个著名社会人士向各报发表了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他们在这封信里向艾森豪威尔呼吁在四大国外长日内瓦会议前“找出巩固日内瓦精神的方法”。 写信人指出美国人民受到四大国政府首脑七月会议后产生的和解和合作的远景的极大鼓舞，并且不顾那些“企图消灭日内瓦精神”的政府代表们散布的许多言论，对“日内瓦精神的胜利”表示抱有希望。 写信人向艾森豪威尔建议采取下列具体措施： “第一，既然任何一方在统一德国问题上都很少可能放弃自己的立场，就应该研究出一个考虑到所有有关国家对安全的合法要求的妥协办法。 第二，目前在联合国组织范围内进行的关于军备问题的谈判，应该转而讨论缩小和裁减军备的根本必要性，并且争取达成一种足以消除在监察、禁止和防止突然袭击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所造成的僵局的办法。 第三，采取具体步骤广泛发展东西方各国所需要的贸易；谋求重新估计“战略物资”问题；制定关于派遣由各方面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互相访问的广泛计划。 第四，尽一切力量来考虑巩固联合国的问题，应当本着普遍参加的原则扩大联合国会员国的数目，赋予所有合法的政府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利用联合国的斡旋来尽可能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谈判。” 信里最后说：“在恢复谈判的前夕，我们为了追求我们大家所向往的那样一个世界，大胆地向你呼吁，并且请求你谋求巩固日内瓦精神的方法。只有坐在会议桌旁继续谈判和在不使用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坦率交换意见，才能保证未来的和平道路。”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国民钢铁公司”董事长欧内斯特·魏尔，银行家、作家詹姆斯·华伯，有名的科学家莱穆斯·波林教授，柯尔克·波德教授，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奖人埃米利亚·格林—贝奇女士，公谊会的一个组织“美国教友服务委员会”领导者之一克拉伦斯·皮克特，底特律中央卫理公会牧师根里·希特·克兰，纽约布鲁克林区浸礼会牧师桑迪·福·莱伊和其他等人。

第4版()专栏： 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奉迎佛牙回到仰光 新华社十七日讯　仰光消息：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十五日从中国奉迎佛牙乘专机回到仰光。中国佛牙护送团也陪同到达。 缅甸联邦总统巴宇、总理吴努亲自到机场奉迎佛牙。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奉迎仪式。参加仪式的有缅甸外交部长藻昆卓、国会代表院议长波木昂，各部官员和海陆空军军官，缅甸佛教协会主席吴敦以及缅甸的高僧、尼姑和居士等共数千人。 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和中国民运航空代表团团长吴法宪将军也参加了仪式。 运载佛牙的专机着陆后，巴宇总统首先上前奉迎佛牙，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下机后就把佛牙奉交巴宇总统，然后巴宇总统再把佛牙安放在特设的彩车中。 巴宇总统在奉迎佛牙后致颂词说，缅甸自从阿那律陀皇朝以来的一千余年中，一直希望从中国奉迎佛牙供人民朝拜。现在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两国之间有了深厚的友谊，由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缅甸的崇高诚意，缅甸才能从中国奉迎佛牙来供奉，这是值得深深感谢的。巴宇总统并且说：朝拜这一圣物，将使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更进一步巩固，中缅两国友谊万代长存。 中国佛牙护送团团长赵朴初致词说：缅甸佛教徒很久以来就怀抱着的瞻拜佛牙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这是中缅佛教关系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缅友好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他最后祝缅甸佛教昌隆，人民安乐。 奉迎仪式完毕后，安放佛牙的彩车以佛教仪仗队和乐队为前导，到达仰光和平塔，佛牙就被安放在那里的大石窟内，供人民瞻拜。当佛牙经过仰光市的各主要街道时，人山人海的仰光市民，夹道欢迎顶礼，表现了极其热烈的情绪。

第4版()专栏： 我国艺术团到罗马后作首次演出 新华社布拉格十五日电　罗马消息：中国艺术团十三日由那不勒斯到达意大利首都罗马。前往欢迎艺术团的有意大利增进同中国文化和经济关系研究所、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文化艺术界的代表等数十人。 同一天，罗马古阿特罗方塔纳剧场负责人鲍宁奈在罗马记者之家举行了招待会，介绍中国艺术团同文艺界、新闻界人士见面。赵沨应邀作了关于中国京剧的谈话，并且回答了有关问题。演员当场表演了京剧的基本动作，乐队演奏了中国的古典音乐，获得到会者的赞扬和欢迎。招待会后还举行了酒会。 罗马文化艺术界人士认为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将成为罗马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新华社布拉格十七日电　罗马消息：中国艺术团十四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四泉剧院首次演出。 前往观看首次演出的有意大利总统格隆基的夫人，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副议长，副总理萨拉盖特和一些部长、副部长，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以及苏联、法国、瑞士等国驻罗马外交使节。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员、社会党的领导人员也前往观剧。 中国艺术团的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罗马文艺界权威人士认为演出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十四日上午，意大利艺术表演部副部长布罗法弗查接见了中国艺术团副团长赵沨等人，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十五日上午，罗马市长雷贝基尼举行酒会，招待中国艺术团全体人员。会上宾主都表示愿意增进中意两国的文化交流，并且互相赠送了礼品。

第4版()专栏：国际札记 应该从“死胡同”里走出来 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开了一个多月的会议，已于十月七日休会。可以说，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并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各国公正舆论包括许多美国的报刊在内，认为美国对这种情况负有责任。 是什么原因使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没有进展呢？美国在小组委员会的立场是什么呢？ 美国代表要把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搁置一边，而坚持只讨论美国的关于美苏交换军事情报和对两国领土互相进行空中摄影的建议。美国的这样一种立场，连美国报纸也认为是站不住脚的。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德拉蒙德就说：“结果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苏联主张的是在某些监察下的彻底的裁军，而美国主张的是在完全不进行裁军的情况下的彻底的监督。”人们不能不怀疑实行美国所主张的完全离开了促成裁军的目标的监察计划究竟有什么意义。“纽约邮报”评论员马克斯·勒纳就指出：“开始进行调查和视察，只有在当它们是走向逐步裁减并且最后禁止不能容许的军备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他并且认为“在不裁减军备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和视察，看来比裁减军备而不进行调查和视察更坏。”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急剧的军备竞赛”。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编辑拉彼诺维奇也说：美国的建议等于承认继续增加原子武器储备，而不是减少原子武器储备。他写道：“这个建议的基础是认为原子武器储备不可避免地要在世界存在，甚至可能增加。”事情是这样的明白，因此美国许多报刊都认为，美国的建议还没有从陈腐的所谓“大规模报复”政策的影响下解脱出来。 美国舆论对于美国的美苏交换军事情报和对两国领土互相进行空中摄影的计划的现实性又是怎样估计的呢？当这些建议提出来之后，美国的报刊就纷纷指出它们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美国著名的军事评论员鲍德温在九月十八日的“纽约时报”上对美国的这些建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交换情报如果只限于美国和俄国，那很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许多其他拥有军事力量的国家并没有包括在内。而且他指出：“即使大家同意了交换情报，问题的关键在于验证各方所提供的情报和安排对每一个参加国的军备进行继续不断和规模浩大的考察。”鲍德温认为美国的空中视察计划在技术上是很难行得通的，他说：“总统建议的全面空中视察制度不能够是一次了事的事情；它必须是延续不断的。换句话说，全部俄国和美国、全部西欧和全部共产党中国还加上世界的其他地区都要被进行大约每月一次的定期摄影，以证实没有建立新的隐蔽的飞机场、炸弹储藏所、飞弹射击场等。这是一个巨大的规划，而规模更大的是需要找寻、训练和聘请大量分析照片的专家去从几百万张照片中决定那些是新的和隐蔽的军事设备。……”而他觉得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实际上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因此，美国报纸认为美国坚持这样一个计划，无非是说明它对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缺乏诚意。人们不能不同意“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德拉蒙德的话：美国的建议正是为自己“制造死胡同”。他说：“美国代表目前的态度不是为了在最近将来裁减军备……美国无意在目前就禁止原子武器或禁止组织原子武器的生产或禁止原子武器的使用达成任何协议。”（瑞）

第4版()专栏： 西德和和平民主国家间的贸易 席林生 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近在莫斯科会谈取得的结果得到了西德各阶层广大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西德和苏联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而且也有助于恢复和发展西德跟苏联的贸易，从而打开西德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进行广泛的贸易的道路。 德国和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经济联系有悠久的传统。远的不说，在一九三一年，苏联就曾经购买了德国机器工具全部生产的百分之三十五以及电气工业全部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而对德国输出大量食物、原料及半制成品。其他东欧国家同德国的贸易关系则还要密切。一九三二年德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输出，约占它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输入约为百分之十九。德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战前所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的贸易对于德国经济的发展是有莫大好处的。 但是从第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传统贸易关系遭到了人为的破坏。德国的分裂为两部分，使德国的对外贸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局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奉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经济联系的政策，现在已和将近一百个国家保持着贸易的往来，并同二十个资本主义国家订有长期的贸易协定。同时它和苏联、中国及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不断得到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已增加二倍以上，它和苏联的贸易额在一九五四年达到了四十二亿八千六百万卢布的巨大数目。这种广泛的贸易往来，保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获得所需要的机器、原料和粮食，并使它的工业制成品获得宽广的销售的市场，这大大促进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在西德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原来德国东西两部分之间以及德国和东方的传统的贸易关系被人为地限制，经济片面地系于西方。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上，普遍的经济危机、日益剧烈的竞争和相互抵制，使国际贸易活动愈来愈困难。 现在西德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输出仅占其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一点六，输入仅为百分之一点七。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传统贸易关系的中断当然使西德的经济遭到很大的损害。西德本来可以从东方市场进口的原料和粮食，现在必须转向西方市场中去寻求。如在一九三二年德国百分之八十七的裸麦入口是来自苏联和波兰；而今天西德的这种进口，百分之九十四要遥远地从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输入。德国本来可以把它的制成品向东方市场换取它所需要的物品，现在却要用美元来支付。而且西德向美国购买粮食和原料的时候要付出比世界市场高得多的价格。例如一吨谷粒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是八十四美元，但美国向西德索价一百三十美元。西德一年要从美国输入几百万吨的煤，其价格比西德煤每吨要高出二十马克。如果西德从苏联输入同样的煤，其价格要便宜得多。西德的这种片面经济联系使西德的经济大受影响。据阿登纳自己承认，由于限制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而使西德遭受的损失，每年将近三亿四千五百万美元。 近年来，西德经济日益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需要一个广阔的国外市场。西德不断扩大输出，已使它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三个最大的输出国。西德一九五四年的输出额，占了资本主义世界输出总额的百分之六点五。但是西德的这种输出的扩增，是在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取得的。而西德出口的进一步扩大，已感受到日益缩小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限制。西德的“德意志日报与经济报”就指出：“西德出口的进一步扩展已受到西方购买力的限制”。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西德今年最初五个月的输出一直停滞不前，并且在今年四月出现了从一九五一年以来第一次的贸易入超。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西德许多资产阶级人士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西德企业界人士中要求同和平民主国家进行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五月西德联邦议院议员拉德马赫就曾强调说：西德“必须和东方进行贸易以保持我们目前的收入水平。”汉堡大航运商布伦梅也说：“和我们东方的老的贸易对手恢复关系是我们经济上所最需要的。”西德有五百多家公司签名主张同苏联建立贸易关系。 恢复西德同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是有着充分的可能性的。和遭受经济危机的不断袭击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国民经济在欣欣向荣，生产不断增长，人民购买力日益提高。因此，这些国家不但有着愈来愈充足的物资可供出口，同时也有着销纳外国商品的巨大胃口。特别是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贯奉行平等互利的贸易政策，这保证了它们和一切国家发展经济联系的广阔前途。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额近年来在迅速增长，就是很好的说明。一九五三年，苏联对外贸易的总额几乎为战前水平四倍，在同一期间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由于苏联将开始实行新的五年计划，我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这将使这些国家对外贸易量更加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济的一贯的向上发展，提供了最可靠和最稳定的市场，正如西德不来梅的“民主论坛报”最近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是没有危机的，这样就能够保持持久的和巩固的贸易关系，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的影响。”任何关于西德与东方贸易没有发展前途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事实上，去年以来苏联和西德的贸易虽然没有正式的协定，它仍然在不断增长。西德对苏联的输出，已由一九五三年的七百万马克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五千二百八十万马克。输入也由六千五百七十万马克增加到九千三百一十万马克。同时对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也有增加。不过在目前受限制的情况下，贸易额距离可能发展的水平是很远的。如果西德愿意采取积极的行动，就可以大大扩大它同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并使这种互利的经济联系迅速发展起来，这对于正遭遇日益严重的市场问题的西德经济的发展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第4版()专栏： 久原房之助在香港接见记者 谈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 新华社广州十七日电　香港“文汇报”十月十七日报道：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在对中国作了将近两个月的访问后，十六日在返国途中到达香港。 久原房之助在接见记者时首先对记者们说，他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很好地彼此了解，并且进一步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他说，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深刻的了解也许还不能使两国的关系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能利用这点作为促进建立进一步的关系的基础。 久原房之助认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气氛。他说，我们觉得中国人民是诚心诚意地要求使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而且至今为止，日本人民也希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得以实现。但是由于国际气氛和日本政府的态度，这个问题只得处于现在所处的状态。 久原对记者们说，日本人民要求中日关系正常化，这是很自然的。他说，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两国人民绝对需要有正常化的关系。日本同中国是毗邻的国家。远在一千多年以前，日本就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我们自然应有正常化的关系。如果有谁说他不愿意日中关系正常化，那他一定是发疯了。我们希望关系正常化，因为我们必须同邻邦友好相处。就经济而论，我们需要日本同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通过贸易的帮助，日本的经济才能改善。

第4版()专栏： 雅加达“人民日报”销行份数增加 已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报纸 新华社雅加达电　据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人民日报”三日报道，“人民日报”的销行份数最近已经从过去的三万八千份增加到五万八千份，成为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报纸。

第4版()专栏： 英国工党第五十四届年会闭幕 新华社十六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十月十日在马尔加特开幕的英国工党第五十四届年会，已经在十四日闭幕了。 在最后一次会议开始时，许多代表表示了普通党员对会议组织工作的不满，因为讨论有关党的政策的重要问题的时间太少了。这些代表建议十五日下午继续举行会议，以便详细讨论议会党团的工作报告和其他许多问题。但是，组织委员会主席克伦反对这个建议，这个建议被否决。 在讨论工党议会党团工作报告时首先发言的是耶兹，他猛烈抗议把投票反对规定武装西德的巴黎协定的六个议员开除出议会党团。他说，他过去反对现在仍然反对巴黎协定。他并且表示感谢支持他反对这个协定的普通党员。他的话赢得了代表们的掌声。 许多代表对纺织工业的困难处境表示不安，他们要求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更加坚决地保卫纺织工业的利益。 还有人批评了议会党团的立场和对内政策问题。 在艾德礼作了简短发言后，会议通过了议会党团工作报告，随后又通过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第4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波兰“图书快报”总编辑到京 根据中波文化合作协定一九五五年执行计划来中国访问的波兰罗兹“图书快报”总编辑斯坦尼斯拉夫·莫伊科夫斯基，在十六日到达北京。 乌拉圭作家赫沙尔多到京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参观访问的乌拉圭作家索萨·奥利维拉·赫沙尔多和他的夫人，在十七日下午到达北京。 扎布洛茨基等回国 苏联政府派来我国参加鹤岗煤矿东山竖井移交生产典礼的代表团团长扎布洛茨基和团员科然诺夫，已在十四日乘飞机离京回国。 日本六大城市访华代表团回国 日本六大城市访华代表团一行四十七人，由团长北岛义彦率领，在十六日从上海到达广州，十七日早晨离开广州经香港回国。 印度法律工作者代表团离开北京 以全印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纳·鲁·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印度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在十六日晚乘火车离开北京。代表团将在南京、上海等地参观后返回印度。 全德妇女代表团离京回国 以凯特·凯恩为首的全德妇女代表团十七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代表团在临行前的两天中，代表团全体人员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负责人举行了关于妇女工作问题的座谈会，参观了治理黄河展览等，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并举行茶会招待代表团。 在中国期间，代表团还先后到东北、上海、杭州等地进行了参观。（据新华社讯）

第4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彭真（右）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上林山荣吉（左）在联合公报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