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种植双季稻可以提高水稻产量，早、晚两季稻在田间的生育期仅约二百一十天。湖南省醴陵县何家垅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正向农业部组织的参观团介绍双季稻的增产经验。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法案等委员会 完成预决算等三个审查报告 各代表小组结束对兵役法草案的讨论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和法案委员会二十八日上午分别举行会议。预算委员会对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进行了审查以后，在今天举行的会议上完成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审查报告。法案委员会在今天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审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并完成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审查报告。 在此以前，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先后在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举行会议，讨论了对提案的分组审查意见，完成了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 以上三个审查报告，都将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各代表小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到二十七日已先后结束。 代表们在讨论时，一致拥护这个法案和彭德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报告。他们说，兵役法是我国人民保卫祖国安全、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解放我国领土台湾、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和坚强意志的表现。在按义务兵役制原则试行征集补充兵员的工作中，全国青年报名应征的有一千多万人，这个事实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愿望。 代表们说，实施兵役法，就是实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服兵役义务的神圣原则。兵役法的实施，将是我国军事制度上的重大改革。这种改革，既有利于国家建设，又能为国防建立起雄厚的后备力量。 从沿海和边疆地区来的代表们都认为，兵役法实施后，对巩固祖国的国防和边疆，将有重大的作用。 许多代表表示，他们回去后，将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起，在人民群众中大力进行宣传工作，协助兵役法的实施。 在讨论兵役法草案时，国务院派出了负责工作人员到会接受咨询，他们对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都作了解释。

第1版()专栏：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形 周总理向第二次会议提出报告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关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形的书面报告。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交国务院依照审查意见分别处理的提案共三十九件。其中，凡应当办理而且可以办理的提案，有些是政府早有筹划并已付诸实施的，准备在今后继续贯彻；有些已由各有关部门根据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拟出了实施的办法。例如关于提前根治长江的提案，水利部已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研究，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在准备资料，国务院已聘请苏联专家组帮助编制长江流域规划，不久这一工作即将开始。福建省代表提出的尽量提早并加速修筑福建铁路，以利交通运输，支援解放金门、台湾一案，实际上由浙赣路通往福建的鹰潭—厦门线，已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开工，现正积极修筑。关于制造人造纤维的提案，纺织工业部商同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的情况是：目前用废棉作为试制人造丝原料，已有良好结果；现正在试验利用竹浆制人造纤维，并准备逐一试验以甘蔗渣浆、稻草浆等作人造纤维原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还准备先建设一个以木浆为原料的人造丝厂。 上述提案中的有些提案已由国务院交有关部门作了周密研究，准备逐步实施。例如高等教育部研究了多派技术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单位锻炼这一提案以后，认为制订使用高等学校工科毕业生的切实可行的办法，需要相当的时间同各用人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共同研究，逐步进行。同时，高等教育部在拟制一九五五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统一分配计划和调配计划时，已注意将工科毕业生尽量分配到工矿企业等基层单位工作，大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可以分配到基层生产单位。关于提案中建议培养科学化中医问题，经有关部门研究后，认为目前由于中医师资和中医教材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已决定先办一中医研究院，在院中培养讲授中医课程的师资和编纂教材的人才，以便在高等医学院、校中增加中医课程，培养中医人才。 此外，有些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各有关部门还在继续研究办理。有些提案由于目前条件限制还不能立即实行的，国务院在报告中都一一作了答复。

第1版()专栏： 全国农业机械灌溉排水事业有新发展 据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上的机械灌溉排水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仅据十五个省、一个市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增加了约一千二百多套共有二万七千匹马力的农用抽水机，计划受益农田达一百五十万亩左右。 这些抽水机大部分在南方的水稻地区。江苏省今年除增加了三千七百多匹马力的小型抽水机外，另在武进湟里新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抽水机灌溉站，在常熟金家大圩新建了一个抽水机排水站。这两处共有抽水机二十一套，一千五百六十匹马力，受益农田面积达七万五千亩。安徽省今年用去年临时用来防汛排涝的四百五十九套约八千五百匹马力的抽水机，在六个专区内建立了三十个抽水机站，可使三十七万多亩农田免除旱涝灾害的威胁，受益区内很多旱地将改为水田，单季稻改为双季稻。广东省除在新会县第九区新建了八个机械排水工程外，还在高明县新建一个规模较大的下泰和围机械排水站，它的设备能力可以在一小时内排出三万二千四百吨的渍水，使高明县第四区六个乡的三万五千多亩农田永远解除了历年内涝的威胁，每年可为国家增产七百多万斤粮食。上海市郊今年新建了三座人工降雨站，灌溉蔬菜田。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青海三省今年也都试办了抽水机站，开始抽水灌溉黄河边上的高台地和高原上的小麦、棉花，变旱田为水浇地。东北地区今年增加了很多群众自办的小型抽水机，辽宁、黑龙江两省因此有近十万亩旱地改成了水田。 今年各地所用的抽水机绝大部分是我国工厂自己制造的。农民们使用抽水机以后，都表示要加紧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第1版()专栏： 农业部组织参观团访问双季稻高产区醴陵 本报讯　农业部最近组织双季稻参观团访问了湖南省著名的双季稻高产区醴陵县。参观团成员包括安徽、贵州、四川、广西、湖北等省的一部分农业劳动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农业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干部。他们在醴陵县听了当地农业部门关于双季稻生产情况的介绍，参观了特地为他们举办的双季稻丰产经验展览会，先后访问了县农场以及何家垅、河泉、氽溪等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为使参观者看到实际产量，河泉乡第五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了二亩五分早稻的验收。验收结果，共收谷一千八百六十五斤，平均每亩折干谷五百九十六斤多。参观者认为醴陵县双季稻丰产经验正是各地所缺少的，纷纷表示回去要加以推广。他们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对醴陵县的生产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 醴陵县农民很早就有种植双季稻的习惯，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耕作经验。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全县的双季稻平均每亩产稻谷都在六百一十斤以上，比解放以前最好年成的产量高百分之二十以上。醴陵县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流域，全县基本上是丘陵地区。据湖南省农业厅和当地有关部门调查，醴陵县的气候、雨量、土壤等自然条件和湖南省适宜种双季稻的其他丘陵地区并无显著不同。醴陵县农民所以能够获得双季稻增产，是因为重视了整修小型农田水利和提高耕作技术。他们不仅注意精耕细作、增施肥料和推行密植，而且针对双季稻比单季稻收获时间长和耗费地力大的特点，特别注意从改良品种、适时追肥等方面来提早双季稻的成熟期，以及在秋收后普遍种植绿肥作物来培养地力和增加肥料。

第1版()专栏： 中共中央贺日共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电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转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全体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致以衷心的、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我们相信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加强全党的团结、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并在争取独立、民主、和平及保卫人民生活的斗争中，获得重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1版()专栏： 解放军新战士在老战士的教导下进步很快 据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在征集补充兵员时应征入伍的新战士，在人民解放军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和老战士的教导和帮助下，进步很快。 大批应征入伍的青年战士分配到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后，人民解放军部队中各级党组织普遍把做好团结、教育新战士的工作列为中心任务之一，号召工作人员和老战士爱护新战士，并在工作和学习中做新战士的表率。在军事训练中，工作人员和老战士积极帮助新战士掌握军事技术，许多老战士还利用自己课余的休息时间来帮助新战士学习。海军某部中许多老战士和新战士订立了“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公约。在空军中，老战士也都采取了“包教”的方法，耐心地帮助新战士学习军事技术。部队中的许多教练员为了让新战士很快地掌握军事技术和军事科学知识，改进了教学方法，创造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教具，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人员和老战士对新战士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他们经常帮助新战士擦拭武器、整理内务、缝补衣物等。有些老战士还把自己心爱的学习本、钢笔、牙缸等送给新战士，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许多部队还专门组织了报告会、座谈会，由工作人员、老战士和英雄模范向新战士介绍本部队的光荣历史和英雄模范人物事迹。某部并举办了本部队历史展览会，陈列出这支部队在解放祖国和保卫祖国建设的各次战斗中获得的锦旗和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介绍和图片。这些，都给新战士极大鼓舞。新战士们纷纷表示：他们要以努力学习，坚决做一个优秀的国防战士，来答谢工作人员和老战士的关怀，并以实际行动继承部队的光荣传统，保持烈士和老同志用鲜血换来的荣誉。 新战士们在工作人员和老战士的帮助下以及受到部队荣誉的鼓舞，都能勤学苦练，在军事技术和政治觉悟等各方面都有了迅速的提高。海军某艇上的新战士王成俊，为了迅速掌握海上瞄准技术，常常在大风浪中站在炮位上，把飞翔在海面上的海鸥作为目标进行练习。防空部队某部新战士姬长友、张景全等，在下雨天不能到室外去，他们就在宿舍里、床铺上练习瞄准。现在，许多新战士已经初步掌握了射击技术，在实弹射击中得到“优秀”成绩。在某部举行的授奖大会上，米贵文等十五名新战士由于在工作、学习中表现良好受到了奖励。某部新战士龙丁生并且获得了特等射手的光荣称号。新疆军区某部新战士、青年团员王祯，不但自己学习成绩良好，而且积极帮助其他新战士学习，他被推选为出席这个部队的青年团团员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批新战士在经过初步军事学习后，已经开始在老战士带领下执行警卫和战斗任务。福建前线的高射炮兵阵地上，有些新战士在老战士带领下参加了对空作战。他们在作战时表现沉着、勇敢，受到工作人员和老战士的赞扬。在海军舰艇上，许多新水兵都以能够担负起海上巡逻等任务而感到骄傲和光荣。某舰炮手李德全兴奋地说：“现在我也能为祖国守卫大门，为六亿人民站岗放哨了。”这些年轻、强壮的新战士还给部队带来新的气象，使部队生活更活跃、更丰富了。许多部队的业余演剧队、体育队，都有新战士参加，他们已经成为部队文娱活动的新的力量。

第1版()专栏： 新疆军区生产部队扩大耕地修建水利工程 新华社乌鲁木齐二十八日电　参加祖国边疆建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生产建设部队，在今年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等工作中取得了新的成就。 农业生产建设部队今年计划修建的水利工程共有十九项。上半年在玛纳斯河、乌鲁木齐河流域，塔里木盆地，伊犁和哈密等地区已有水库、渠道等十一项水利工程在修建。目前有七项工程已基本完工。这些工程对于防止自然灾害，扩大耕地面积和保证农田灌溉已经起了作用。阿克苏胜利渠防御洪水工程修建后，消除了山洪对当地“八一”胜利农场和附近农民的几十万亩耕地的威胁。横贯乌鲁木齐市的和平渠总干渠，经过整顿修理后加大了输水能力，保证了下游生产部队和各族农民二十多万亩农田的用水。 今年农业生产建设部队在一百十二万亩土地上种植了小麦、棉花、油料、杂粮等农作物和牧草。为了供应内地和新疆纺织工业用棉，今年棉田的面积比去年扩大了百分之一百十六，并且种植了产量高、纤维长的苏联优良棉种。为了扩大耕地面积，部队还派出大批拖拉机在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边缘的荒原上开垦荒地。今年计划开垦荒地的面积是六十一万亩。 农业生产建设部队现在已拥有几百台各型新式拖拉机和谷物联合收割机，以及大批用于犁地、播种、耙地、中耕和脱粒的农业机械。机耕的面积今年比去年增加了十三万多亩，约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耕作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

第1版()专栏： 我国向印度预告雅鲁藏布江水情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印度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已指示有关部门向印度测报雅鲁藏布江的水文情况，以协助印度政府在流入印度境内的这条河下游（布拉马普特拉河）进行防汛工作。从七月二十一日起，中国西藏水文站，根据中印两国政府所议定的办法，已将中国境内沿雅鲁藏布江的三个水文站所测水情，逐日综合电告印度方面。这是继一九五四年印度政府派遣水利专家来中国考察后，中印两国在水利方面进行联系和合作的又一措施。

第1版()专栏： 日本人民将举行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我国人民团体决定应邀派代表团前往参加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今年八月六日为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十周年纪念日，日本各界人民将于八月六日至十五日在广岛和东京举行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该会筹备委员会并邀请外国代表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曾于六月十七日和七月一日连续接到该会筹备委员会发出的邀请信，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也分别接到日本国民救援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全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关于参加广岛大会和访问日本的邀请信件。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各团体已协商决定派遣代表团前往参加。代表团组成人员如下：刘宁一（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成仿吾（教育家、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谢冰心（女，作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体强（法学家、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秘书郑森禹，翻译孙盛泉、安淑渠。

第1版()专栏：社论 合理分配今年暑期的高等学校毕业生 一九五五年暑假的五万多名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现已开始。今年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仍然根据既定的“集中使用、重点配备”的方针和“学用一致”的原则进行。但为了进一步具体地贯彻这个方针和原则，今年暑期在考虑各类、各系科毕业生的分配时，应采用比较细致的作法，即按照不同类、不同系科的专业性质和各种事业的实际需要情况，分别确定不同的分配重点。如机械系科的毕业生，应该主要用于机械工业，即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中机器制造工业的生产准备和新产品设计；地质系科的毕业生，应该主要用于地质调查工作，对于生产地质的需要，也作适当的照顾；土木建筑系科的毕业生，应该主要用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和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工作。再如，农科类毕业生的配备重点是主要产粮区、新垦产粮区和技术作物区，并适当充实国营农业企业和照顾各地区。 农、林、政法、艺术等类毕业生的分配原则，今年作了新的规定。一九五四年所采取的“地方分配、中央调剂”的原则，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执行起来确有一定的困难，今年暑假已改为根据全国的需要统筹考虑的原则。师范类毕业生则仍采用 “地方分配、中央调剂”的分配原则。 由于重点建设地区和高等学校分布的地区不完全一致，加以某些新设置的专业的毕业生应当满足全国的需要，今年暑期毕业生的调动就更加频繁，这不能不增加调配工作的困难。但各地人事部门及高等学校应当排除困难，根据有关调配工作的政策，完成调配任务。首先，要根据各种工作不同的性质配备具有不同条件的毕业生；其次，对于毕业生的身体、家庭等实际困难，应该给予必要的照顾。 应该估计到，一方面，为了支援国家的建设，对有些毕业生的实际困难，难以完全照顾；另一方面，确实有少数毕业生留恋大城市的生活，不愿到内地、到农村，甚至不愿离开自己住惯了的城市，因此，必须加强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毕业生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还是落后的，要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的建设，才能赶上先进的国家。我们的许多建设事业是需要平地起家的，譬如，在工业方面，必须在内地和边远地区建设新的工业基地，以形成合理的工业分布；与此相适应的，还要在内地和边远地区建设许多新的铁路和公路等等。当然，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去进行建设工作是比较艰苦的；但是，愈是艰苦的地方就愈需要生气勃勃的人，国家所要求于毕业生的，是能够自觉地投入艰苦的建设工作，不怕困难，不贪安逸。毕业生还要看到，全国人民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都在节衣缩食地艰苦奋斗，今天我们多克服一些困难，多忍受一些艰苦，就能够更快地建立起长远的幸福生活。个人的某些实际困难，即便一时不能解决，也应该努力加以克服，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由于执行了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贯彻“学用一致”的原则，几年来，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和使用大体上是合理的。但是，近来报纸杂志揭露的许多事实说明，目前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使用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合理的现象。在国家建设十分缺乏人材的时候，这一问题值得严重注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有的用人单位拟订的毕业生需要计划和配备计划不准确，而负责分配毕业生的部门又审查不严，致使分配计划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有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所学专业用途和实际工作需要相结合的问题缺乏认真研究。有的用人单位分配了过多的工科毕业生在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关工作等等。根本原因则是有些部门和有些领导干部，对合理使用专业人材、珍惜人材这一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因而对于合理分配、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的问题重视不够。 今年暑假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应该从过去的缺点中吸取教训，认真克服这些缺点。各用人部门特别是各工业部门，除了今后应认真审查本部门的需要计划和配备计划以外，今年暑假应该根据本部门毕业生的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对所属各厂、矿、企业下达指示。毕业生工作分配完毕后，对本部门毕业生的使用情况，应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对使用不当的毕业生迅速给予合理的调整。片面强调本单位工作的需要，对毕业生提出的合理的调整工作的要求，采取拖延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不愿将不适合本单位的毕业生调整给其他需要的单位，甚至压制毕业生提意见，是一种本位主义的作法，必须反对。各用人部门对工科毕业生的分配，除必要留在上层机构者外，应尽可能把他们分配去基层单位工作，各厂、矿、企业应该尽可能地分配毕业生直接参加生产技术工作，使毕业生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 毕业生参加工作以后，如何帮助他们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业务上迅速提高，使他们能够很快地成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内行，以期减少建设事业中干部缺乏、技术力量薄弱的困难，是目前摆在用人单位面前的重要课题。有的用人部门，特别是有些新建厂、矿，因为忙于生产和基本建设，对于高等学校毕业生在见习期间的工作，缺乏应有的领导，大胆提拔他们中间的优秀工作者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也做得不够，这就使技术力量的生长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这种情况必须改变。高等学校培养建设人材的工作，只是整个干部培养过程的一个基础阶段。高等学校毕业生在学校中的学习只是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基础，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对他们继续有计划地加以培养。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长期的，我们不仅要看到目前工作的需要，还要看到长远建设的需要。若干年后，我国必须有成千上万在各种建设工作中起骨干作用的高级专业干部。我们应该在实际工作中，为将来的建设事业培养出一代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精通业务并具有丰富的建设经验的专家，就像苏联曾经做到的那样。每一个用人部门都应该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 各用人部门、各地人事部门和高等学校，在今年暑假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中一定要吸取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把分配工作提高一步。受过党和国家教育的毕业生们，也将会服从分配，愉快地走上光荣的工作岗位，并在工作中努力学习，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把所学的知识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第1版()专栏： 阿拉伯各国和平代表到达乌鲁木齐访问 日本等十国和平代表去沈阳上海等地 新华社乌鲁木齐二十八日电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苏丹五个国家的和平代表一行四十人，二十七日下午一时乘飞机由兰州到达乌鲁木齐市。陪同前来的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鲍尔汉等。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乌鲁木齐市分会主席努斯热提、乌鲁木齐市副市长马仲才、阿·赛德，回族大阿訇马良骏、维吾尔族大阿訇何加尼牙孜阿吉等宗教界人士、各人民团体代表、工商界、文艺界人士共一百二十多人。代表们下机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接受了欢迎者的献花。 在机场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乌鲁木齐市分会主席努斯热提，代表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人民热烈欢迎各位和平代表的访问，并对他们在赫尔辛基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为人类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黎巴嫩代表穆罕默德·哈塔布代表各国和平代表致词答谢，他热烈祝贺新疆各民族人民在建设自己的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所作的贡献，并为有机会到新疆访问感到兴奋。他的讲话不断被欢迎者热烈的掌声打断。各位和平代表最后还用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热情地高呼“世界和平万岁！”“中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万岁！”“阿拉伯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晚上，代表们出席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乌鲁木齐市分会为他们举行的宴会。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日本、阿根廷、智利、巴西、古巴、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个国家的和平代表已陆续结束在北京的参观活动，从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分批离北京到沈阳和上海等地参观访问。 各国和平代表离开北京时，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吴茂荪等人曾分别前往欢送。

第1版()专栏： 印度文化代表团到上海访问并举行演出 据新华社上海二十六日电　二十六日上午，印度文化代表团从南京乘专机到达上海访问。 二十六日晚七时半，上海市副市长刘季平设宴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出席宴会的宾主近二百人。 刘季平在宴会上讲话，他说：你们的访问和演出，将使上海人民进一步了解具有优美民族风格的光辉灿烂的印度文化艺术，同时也将使我们亲切体会到中印两国九万万人民之间正日益增长着深厚的友谊。接着钱达团长致词，他建议大家为中印友谊干杯。 宴会前，代表团团长钱达、秘书古·辛格、舞台监督拉·马拉太博士等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拜会了副市长刘季平。 新华社上海二十八日电　印度文化代表团的艺术家们在二十七日晚为上海市一万多观众举行演出。全市广大市民同时收听演出的实况录音。 八时演出开始，歌唱家毕斯瓦斯先后用印地语和中国语演唱了“印中友好歌”。这真挚的歌唱，引起全场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在观众热烈要求下他重唱了二遍。 晚会共演出十个节目，除小巴蕾舞剧团的“争取朋友”因演出时间太长没有重演外，其他九个节目都重演一次到五次。卡达卡利舞的表演者克里希纳·库蒂在重演之后，深为观众的热情所感动，他又用自己优美的舞姿表演了当场观众和表演者依依不愿分离的情景。 演出在十一时四十五分结束。一群姑娘们捧着鲜花拥上舞台向贵宾们献花，这时台上台下掌声汇成一片。上海市副市长刘季平等上台和表演者一一握手道谢。 据新华社上海二十八日电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教师和学生，在二十七日热情地欢迎前来访问的印度文化代表团的艺术家们。 全校师生特地为贵宾们举行了欢迎音乐会，会上有十五岁的学生杨愉生演奏了钢琴独奏“儿童组曲”，民间音乐教员、民间艺人丁喜才独唱了陕北榆林小调“送情郎”。欢迎音乐会上还演唱了已故的中国著名音乐家聂耳的“码头工人歌”和大合唱、弦乐合奏等节目。 代表团团长钱达和他的夫人以及团员们还参观了学校的校舍和学生们的练琴室。副院长谭抒真向贵宾们介绍了这个学校解放前后的变化情形。解放前，这个学校只有二十二架钢琴，现在有一百九十五架。现在学校的校舍全部是解放后新建的。 钱达对欢迎者讲了话，他祝贺中国青年有机会在这样美好的学校里受音乐教育。

第1版()专栏： 日本木刻展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本报讯　日本木刻展览会二十九日在北京美术展览馆开幕。这个展览会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展览会在二十八日举行预展，在京美术家和日本和平人士大山郁夫、大山柳子、龟田东伍、中村玩右卫门，正在我国访问的日本新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团长横田实和部分团员，以及在北京的各国和平人士万徒勒里、黄凤九等都曾去参观。 这个展览会展出的日本木刻作品有一百五十三件，共二百二十二幅。这些作品，一部分是日本版画运动协会寄给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一部分是一年来日本各地木刻家陆续寄给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的木刻家的。展出的大部分作品，如“原子病害者的控诉”（上野诚作）、“美国试验氢弹的灾害”（新居广治作）、“冷落的鱼摊”（村上芳夫作）、“送爸爸出海打鱼”（新居广治作）、“在美军基地”（铃林贤二作）等，都反映了日本人民争取和平、争取独立、反对侵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军事占领等当前的政治斗争，反映了在美国军事占领下日本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的斗争。 展出的作品中也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如“谈新中国”（小口一郎作），描写了日本人民谈着新中国的成就时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不要忘记花冈”（新居广治、泷平二郎合作）是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牺牲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中国战俘而创作的一套五十六幅的木刻连环画。 展出作品中还有一些描绘优美的日本风景和日本人民风俗的木刻，以及藏书票、月历头、贺年片、装饰木刻等。这些作品在风格上、色彩上都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如前川千帆的“风景”、“柴”，关野准一郎的“桥”、“备茶”，恩地孝四郎的“街头”，守洞春的“螳螂”等等。 此外，展览会还展出了一些“工艺木版画”（日本民间艺人根据画家的原作精心刻制印刷而成的美术复制品）。

第2版()专栏：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张难先代表的发言 我听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德怀副总理、邓子恢副总理及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是十分同意和竭诚拥护的。我们这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五一年就胸有成竹的，在一九五三年就开始实施，至今两年才把这个计划拿出来，却是这两年的成绩，对于这个计划所包括的前两年计划超额成完的是很多，必须经过这个实验才拿出来，这种谨慎精审、伟大英勇的作风，实足以使全国人兴奋鼓舞，都相信这个五年计划可超额完成和如期完成。这个五年计划，就是三个五年计划的基础，这个基础稳固了，那末三个五年计划当然是可以顺利完成的。我谨向我们六万万人民致贺，并向我们六万万人民的后代致贺。 我上月是在武汉市视察的，当时粮食问题极其严重，市民叫得厉害之极，我就注意这个问题，调查了好多事例，我就感觉到并不是粮食少了，也不是配粮的人配少了，除供应上其他问题外，实在是从习惯不正规的食量上发生的问题。我国向来每个人的食量并无正确计量，连自己也没个准的，只凭个人习惯，由他说他自己饱了，就以他这个饱作为标准的，这个标准就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那就是各个人的食量各人说法不同，质言之，就是千个人就是一千个样子，万个人就是一万个样子，像这个情况，你说他每天每人只吃得一斤，他说他非吃两三斤不饱，这个胡扯的食量标准，那就无论何人去办都难免于乱叫失措了。 我就从武汉事例，粮食不少与配粮极多的问题说起，我起初总是疑心粮食少了，不够分配，由少发而发生叫嚣，后乃知道市人民委员会是采取宽打窄用的办法，配米都配得很宽，去年本已配得极宽，今年是以去年四月至九月半年的统计再核定的，我就是依据这个核定去查的。我查得汉口江岸区昌年里十五号夏莲荣全家六口人，核定每月一百一十四斤，他说吃不了这多，他每月退了十九斤；又如武昌文明路九十八号罗树春家，已配定后，他的妇人说多了，自动退了四十四斤；又有民主路五百二十八号张澈生家，我去调查，据云：他家大小十口，去年是发的三百斤，今年核减为一百五十斤，我问核减后够否，他说还差不多（去年他一家就多发了一百多斤，这还发得不宽么）。我说你去年就几几乎多购一半，你当时何以不退些呢？他说：去年大水后被灾亲友每天总有上十人在我家吃饭，不是发这多米我几几乎不得了，今年灾亲都回家生产去了，所以我就少要了些。像这些事例很多，我不多举，即此我们就可以证明粮多和配备得多了。配备得多，市民当然不叫哪；却是不然，请看我下面几个材料： 一、汉口江岸区昌年里卞昌侯家，二大口二小口共四人，核定为每月为八十八斤，吵不够吃、差一半、饿死人，经过工作人员与他家过细一算，却只要八十斤，结果还减去了八斤。 二、江汉路一百九十九号涂秀清共三口，核定为七十五斤，秀清吵不够，经街办事处检查发现，他家还存有每月多领的余粮共三百七十七斤，并有 一部分发了霉。 三、礄口区长堤街四百四十一号徐天顺家共三口，核为七十八斤，吵不够吃，经查卫生发现他家中还存二百八十八斤。 四、这家吵得真奇，解放大道二十六号张鸦头，乱叫不够吃，经查他家只他一人核为一百六十斤，他每日就有五斤多粮，一人怎配五斤多粮呢？经查是填证员写错了，他一人几几乎领了十个人的粮，粮证，他看也未看，人叫、他也叫起来。 我们把这些事例一看，可归纳为几种叫的原因： 一、对政府信心不足，怕政府一旦缺粮挨饿，他凶一点叫，多搞些以备不虞，如卞昌侯、涂秀清两例是。 二、政府配粮无真确的标准，钻空子的多搞些了去走私，这类经省市当局报告不少。 三、美蒋特务借这个市民的叫嚣机会，暗中捣鬼，这例曾经省市公安同志报告过。 四、无所谓的人看见别人叫可以多搞一点，他也叫一下多搞一点，这类的却不少。 五、毫不摸底，看见人叫他也叫，如张鸦头是。 以上这些事例，都是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 一、是关系人民的生活； 二、是关系社会的治安； 三、这个无正规化的食量标准，其浪费的数字，就不等于多煮几碗饭糟了，淘米滴了几粒。 总之，这些事例归根结底都是无有一个正规化的适合的定量所致，这个底非摸不行，要摸这个底，我看只有请教于科学先生。 所以，我此次提了一个案，大意是要请政府延聘营养学、生理学专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各类典型的正规食量的科学标准，凡写在提案上的，我也不必说，我今日的发言只就我的提案加以补充。 我提案中要专家会同有关部门的意思是觉得我国解放仅仅六、七年，物质条件不够是可想像的，若由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专家开一个欧美式的单来，我们主管部门倘若供应不来，那你天花乱坠的计划不成了一纸空文吗？所以必须根据科学的原理结合有关部门的事实精细计算支配，那才能不脱离实际而有良好的结果。 总之，今日所重要的是要得到几个分类的正规食量。几个分类的正规食量得到了，较之乱七八糟，每个人一种食量（六万万人那就是六万万个食量）那就容易掌握多了。我这个意思，并不是像旧日的守财奴刻薄人的饮食，不许人吃饱，是要个个人都吃到必须的饱，而不是饱后还多吃一些来害自己而又糟蹋粮食，是要真真做到我们现今吃饱不浪费的口号。 末了，我还有几句话要声明，我前所说的那些话，不包括武汉及我见闻以外的其他各方面，譬如前说的张鸦头事，工作人员既可把他的粮证误写多发一百几十斤，又谁能保证他不把人多的户误写少发一百几十斤呢？如有此事，那一家人就要挨饿啰，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少发的，我怎能说每个人都发得多呢？总之我视察的时间短，见闻少，定多挂一漏万之处，敬祈各代表原谅和指教。 邵力子代表的发言 我听取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阅读了有关文件，感到万分鼓舞。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制定宪法以后第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这个计划是以宪法序言里规定的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基本任务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时，已有共同的认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应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必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又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这次会议郑重地讨论五年计划，把这种认识更加明确了。这就保证了五年计划将得到全体代表 一致同意通过，并将得到全国人民一致拥护实施。 大家都记得，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现宪法的规定，为我国人民享受和平幸福提供保证，是值得全国人民庆幸的事。尤其使人兴奋的，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里说：“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五年内我国将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设，使之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我们去年通过宪法时还没有能够设想的！我们感谢苏联的真诚援助，我们庆祝和平力量的飞跃前进！ 我从赫尔辛基归来，参加这次会议，特别感到兴奋。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有六十八个国家的一千八百多名代表参加，发布了大会宣言和七个委员会的决议，对当前迫切的国际局势问题，指出了行动的方向，反映了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望，这是和平力量的又一次大胜利。与会各国的代表，对于我国都非常敬爱，非常亲切，他们重视有关我国的各项问题和我国代表的意见。有不少人到过我国，谈到我国的经济建设，异口同声地称颂；没有到过我国的人也都欣羡我国的经济建设。我们可以说，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确信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为自己创造和平幸福，为世界推进和平力量。我相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通过，将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巨大鼓舞。 我在五月间，曾随同乌兰夫副总理，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周年庆祝典礼的我国政府代表团，亲眼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各方面的伟大成就，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体会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无比的热情和深厚的友爱；他们听到我国支持华沙会议的决定，表示极大的喜悦，弥切认识到中国人民制止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和雄厚力量；他们关心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祝贺我国对帝国主义者斗争中的不断胜利，他们把中国人民每一个成就和胜利都看做自己的成就和胜利；我们参观俄斯特拉发等工厂时，工人们指点着我国定制的许多机器，表示出无限的热情。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确实形成了全世界坚强无比的和平堡垒。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里着重说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援助同我国建设的关系，是有着巨大意义的。 各位代表：请允许我稍谈一点我个人的健康情况。我在一九四九年来到北京以前，身体是不大好的，看书稍多便觉头部发胀，走路过快便觉胸部刺痛，医师检查，说我心脏弱，不宜登高和快跑，当然更不适宜高空飞行，因此我失去了出国的机会。近年来，上述病况渐次减少，今春医师诊断我心脏和其他各部分都很正常，我报告了领导上，便得于短时期内两次接受出国的使命。我的年纪增长，为什么健康反而改好呢？人们常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幸福的，我便是最好的证明。解放以前，我痛心于蒋介石破坏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违反孙先生 “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心里常是忧愁苦闷，身体当然要受损害；解放以来，眼见全国大陆得到和平统一，经济恢复以后即开始有计划的和平建设，中国人民不只自己享受和平幸福，还能担负起保卫世界和平的责任，精神上无比愉快，身体便自然健旺。各位代表想有不少和我同感的，我们都应当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看我这实在的例子，在台湾的人可以不再听信谣言，说在大陆的人怎样痛苦了。“我们正在做着为全国人民和后世子孙谋幸福的大事”，虽然前面还有困难，奋斗还须艰苦，但困难可以克服，艰苦本所不辞，我们是十分兴奋愉快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一九五五年预算，一定可以胜利地完成并超额完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提高政治警惕性和思想觉悟，勤恳工作，紧密团结，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吴耀宗代表的发言 我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 “五年计划”这个名词我不知听过多少次了。我知道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大概知道一点苏联几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在我国宣布实行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也感到高兴。然而这只是一件理智上的事。直到这一次听了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仔细地看过“五年计划”的草案，我才亲切地体会到“五年计划”，对中国人民来说，甚至对全世界来说，具有怎样重大的、历史的意义。 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民，在看过“五年计划”的报告之后，都会感到极度的兴奋和无限的喜悦。这个计划是多么的具体、多么的全面、多么的精细。整个计划不但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它的全部精神也洋溢着对人民的热爱。正如李富春副总理所说的： “我们正在做着为全国人民和后世子孙谋幸福的大事。”几千年来，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过着穷苦的生活，忍受着各种剥削与压迫。他们也许听见过所谓尧、舜、禹、汤的“黄金时代”和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高谈阔论，然而这并不曾激起过什么人的热情。谁又能想到：仅仅在解放三年之后，新中国便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真正走上繁荣富强的大道呢？ 在这个包罗万象，五色缤纷的“五年计划”中，有许多项目是我们以前所不敢梦想的。举一个例：黄河的根治和综合开发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为害最严重的河道。西方的作家们常把黄河称作“中国的烦恼”。但“五年计划”却要破天荒地开始根治黄河，在三门峡等处建设巨大的水库和水力发电站。这不但可以永远消灭黄患，并且将使黄河为无数的人民造福。再举一个例：“五年内我国将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设，使之为国民经济服务。”在帝国主义挥舞着原子武器，以原子战争来威胁善良人民的今天，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面，就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这实在是使人无限兴奋的一件事。 我们的“五年计划”是不是纸上空谈呢？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我们也曾看见过多如牛毛的法令，看见过繁琐不堪的什么计划，然而这些东西，在出现不久以后，都无例外地到了废纸堆里去。我们的“五年计划”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不但是切实可行的，而且是一定能够完全实现的。我们知道： “五年计划”里面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数字，都经过精细的推敲；全部计划，也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和无数次的修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是一定能够忠实地、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历史任务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但对我国有着异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对保卫世界和平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一贯地采取了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一贯地提倡和平共处的原则。没有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更能雄辩地说明新中国和平意图的事实。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七百六十六亿四千万元，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如果中国是一个侵略的国家，如果我们的政策是战争的政策，我们就不可能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我们自己不会发动战争，我们也不愿意看见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因为我们的和平建设，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才能进行。两年以来，国际局势有了一些缓和。在最近几个月中，东西方若干国家负责领袖的相互访问和友好关系的发展，使和平地区的扩大，有了更多的可能。我国五年建设计划的执行，将更清楚地显示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意愿。 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只显示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意愿，更因为这个计划是使我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第一个计划，正如李富春副总理所说的：它的实现，也将增强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计和进行，开辟了中国历史一个崭新的局面。为了这一个划时代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不得不感谢伟大的苏联人民对我国真诚无私的援助；我们不得不感谢一切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同情和合作。我们更要对已经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和将要参加工作，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的劳动人民和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礼。 五年计划的完成，不只是政府的事，也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和合作。每一个中国人民，对五年计划的完成，都应当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贡献。 五年来，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反帝爱国的运动，通过这个运动，全国基督徒对爱国主义的认识和爱国的热诚都有了提高。全国基督徒积极地参加了各种爱国运动，参加了地方上各项中心任务。许多基督徒在工作上有了好的表现，做了模范。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开始改变中国的面貌，为全国人民，为我们的子子孙孙，创造无穷幸福的伟大计划。我们全国基督徒衷心拥护这个计划，并愿意为这个计划的实施，献出我们最大的力量。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一直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们对新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也一直采取敌视的态度。五年来，他们一直企图用种种方法，破坏这个运动，分裂这个运动。我们全国的教会和各种基督教组织里面的基督徒必须提高警惕，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在反帝爱国的基础上，巩固我们的团结，扩大我们的团结，以实际的爱国行动，来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样，我们对建设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就能够有实际的贡献。 俞平伯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赞同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我热诚拥护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因为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它使我看清楚了我们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灿烂光辉的前途，使我无比的兴奋，非常的鼓舞。 李副总理的报告里指出：“实现五年计划，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很多事实都说明：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是格外尖锐的。剥削阶级是不会自己甘心被消灭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必定要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我们的计划。从各地揭发的材料看：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一些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反动的地主富农，怙恶不悛的刑事罪犯，反动的会道门，妄想从各方面来破坏我们国家的事业，为了保障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我们必须坚决镇压 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比较的容易肃清，而隐蔽的就比较难于发现，他们的危害性也将更加严重。因此对于隐藏在我们的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尤其需要坚决的肃清，使他们不能对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阴谋破坏。如最近发现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胡风潜伏在革命的队伍里二十多年，进行着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到底被揭发了，打垮了。这是党和人民的一大胜利。我们从这里吸取深刻的教训，更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这样，就可以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和对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把那些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诡计已在党和人民巨大的威力一击之下粉碎了。其他一切一切反革命分子，都要一一的被人民所揭发和粉碎的。 我们不仅为了提高警惕，彻底镇压反革命，需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来进行思想改造。同时为了完满地实现伟大的五年计划，也必须加强学习，进行思想改造。毛主席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早已指示过：“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主席这一个指示的无比的正确性，我在今天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我个人深深感到像我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必须积极地改造，才能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一把力，作一些我所能够作也应该作的事情，尽我所应尽的光荣的责任。我过去在“红楼梦研究”里散布了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而自己还不知道。我感谢全国各地的同志给我宝贵的批评。这是一场严肃尖锐的思想斗争。在当时，对我来说自不能不感到相当痛苦。但是，在半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来，经过这次的学习和锻炼，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几十年来所不认识的自己思想方法的毛病。 首先，我要说我初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理论的危害性，因而端正了文学研究的方向。当然我的认识还很肤浅，但对我来说，应该说收获是很大的。我在解放前没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后我虽然学习了，但跟自己的业务联系不起来。因此，我仍旧只顾业务，仍旧忽视政治。现在才知道这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路子，脱离了阶级斗争。当时我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的研究工作关系不大，搞政法财经工作的同志们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研究古典文学像“红楼梦”之类就不一定要学习。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对于我们每个知识分子，对于每一项革命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纵然我们用了力气，下了工夫，想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结果也将适得其反，对国家和人民发生不好的作用。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愿意提供我们大家参考。 其次，在批评我的错误思想的过程中，共产党的、民主党派的负责同志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使我具体地领会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一面团结、一面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把严肃的批评与热情诚恳的关怀和帮助结合起来，完全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的思想改造，不但不妨碍团结，相反地能把团结更巩固和加强起来。人民内部的批评与对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消灭完全是两回事。有的人对学术思想批判因此产生了顾虑，这完全是误解。真理只有通过自由争辩才能达到的。我有决心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彻底改正我过去唯心主义思想的错误，积极努力，以正确的观点方法为人民的文学，人民的事业服务。同时我要警告台湾美蒋反动集团和大陆上暗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他们企图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运动中来挑拨离间，造谣生事，这种阴谋都是枉费心机，一定要失败的。 最后，我说，让我们知识分子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跟广大的工人农民结合起来，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为做好为全国人民和我们后代谋长远幸福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李纯青代表的发言 在我们的五年计划里，有一个中国的地方没有它的数字；在我们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有一部分中国人不能来参加。这个地方就是台湾，这一部分中国人就是台湾人民。 我要为台湾人民说几句话。 在中国几乎没有工业的时候，日本抢去了台湾。台湾同胞受尽苦难，深知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如果说，我们在实现两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业基础就会赶上并超过日本，我相信，没有人能比台湾同胞更高兴。曾经失掉祖国五十年、现在还不能受到祖国保护的台湾人，我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他们是多么需要一个富强的中国！五年计划将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将使中国逐步富强起来，我相信，台湾同胞拥护五年计划的感情是深刻的；要求五年计划实现的愿望是迫切的。 但是对台湾同胞来说，眼前的事实是残酷的：在祖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今天，他们生活在苦难中。 台湾是中国人民的台湾。在隋唐时代，那里还是一个荒岛，中国劳动人民一代又一代地用血汗把它开辟出来，台湾才有今天的富饶和美丽。现在台湾可以年产八十万吨的糖，两百万吨的大米，三万万斤的香蕉，两千万斤的茶叶，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百分之七十的樟脑，有五十万瓩的电力设备，全岛十分之七的地面长着各种良好的木材。这样丰富的物产资源，本来应该列入我们的五年计划，为祖国所用。而现在却被蒋介石集团所抢占，他们抢占着台湾产业十分之九，抢占着台湾土地十分之七，这群蝗虫正在破坏着台湾同胞的家园。同时，美国通过和蒋介石签订的各种卖国条约，正在源源不断地抽取着台湾经济的血液。 我们从旧中国过来的人，都受过蒋介石统治的灾难，今天，那些可怕的灾难大部分集中在台湾同胞身上。蒋介石对台湾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并且剥削的程度是在不断地增加。例如，一九五三年的台湾预算，税收和其他勒索占百分之八十三，一九五四年的台湾税收，就比一九四九年多出三十七倍，其中盐税一项，竟然多出三百二十六倍。在美国和蒋介石双重掠夺和榨取之下，台湾有劳动力的人大批失业，许多妇女被迫沦为娼妓，儿童普遍害着严重的疾病，台湾到处有人在卖儿鬻女，家家都要和饥饿以至死亡作斗争。不但如此，蒋介石为了维持他的黑暗统治，在台湾遍布特务，监视着每个人的行动，危害着每个人的自由和安全，台湾人民的生命毫无保障。台湾已经成为一座大监狱，四周的海水就是监狱的围墙。 各位代表，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九百年前，中国人民就早已开始开发台湾，在美国国家诞生四百多年前，中国就在台湾建立了地方政府。在地方行政上，台湾一直是福建的一部分，直到中法战争后一八八七年，台湾才建立为行省。台湾和福建的关系，就像海南岛和广东的关系一样。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从来不发生疑问的。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我们解放台湾是行使国家主权，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干涉和阻挠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我们知道，八百万台湾人民都是中国人民，其中汉人占百分之九十八，在汉人中，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其次是广东客家人，再其次是中国各省的人。还有二十万高山族同胞。在台湾并不存在像某些人所说的有一个“台湾民族”，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台湾独立”的问题。所谓台湾“独立”“中立”“托管”“公民投票”等一切谬论，都是出于帝国主义的阴谋，都是对台湾人民莫大的侮辱。台湾人民包括高山族人民，他们有祖国，他们热爱自己伟大的祖国，他们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为反对外来的侵略、保卫祖国的领土台湾而流血斗争，数百年如一日。现在，他们仍然在为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里来，而不屈服地作英勇的斗争。台湾同胞坚决反对美国侵占台湾，他们过去不做日本的奴隶，今天也绝不做美国的奴隶。台湾同胞在一九四七年二月曾起来反抗蒋介石的残暴统治，在大陆的中国人已经推翻了蒋介石政权，在台湾的中国人也绝不要这个祸国殃民的傀儡。台湾同胞拥护祖国解放台湾的一切决策，日日夜夜盼望着解放时日的到来。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侵占台湾不但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和和平建设，而且已经造成远东的紧张局势，使亚洲和世界人民感到不安。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止一次地表示，愿意坐下来同美国谈判和缓远东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我们要问：美国政府究竟愿不愿意坐下来谈判？究竟要不要和平？ 应该指出，美国仍然不断在台湾加强军事力量，积极在台湾地区准备战争，最近还把两百多架喷气式飞机交给蒋介石。就在我们这次大会开幕前几天，美国舰队还在澎湖海面举行大规模演习。台湾距离美国五千多浬，和美国的安全风马牛不相及。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美国的战争威胁，不能容许美国企图长久占领中国的领土台湾。美国政府应立即把它的武装力量，包括美国第七舰队、美国空军和其他军事力量，从台湾撤走。中国人民是不要同美国打仗的。如果帝国主义者硬要把战争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应该告诉它：从战争中锻炼过来的中国人民，是不怕战争的。 我们相信：五年计划的事业胜利前进，台湾也就一天天地接近解放。我请求大会通过五年计划。彭德怀副总理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 “积极准备力量解放祖国的领土台湾”，我要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深深的感激。在黑暗中生活的台湾人民，有了毛主席，他们就有光明；有着六万万的兄弟姊妹，他们就有最后胜利的信心。台湾是 一定会解放的。台湾人民是一定要回来的。 盛丕华代表的发言 听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关于兵役法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报告，我完全同意并拥护这些报告。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要求制定的，因此，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建设重工业，成为计划的中心环节，这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所必要的，它为实现我们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规划了具体途径。多少年来，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工业化的愿望，已经开始逐步实现。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一九五四年的国家决算显示了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正确执行的辉煌效果， 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贯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以便积累资金，保证国民经济首先是重工业建设的需要，并保持相当的财政后备力量，是完全正确的。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知道潘汉年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罪行，使我感到无比的愤恨。常委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已批准将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先后依法逮捕审判，这是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国内外敌人斗争中的一个大胜利，是大快人心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的基础上进行的。五年多来，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国家在各个战线上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已经大大地提高起来。由于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由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苏联，给予我们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再由于这个计划的编制，经过实践和讨论，多次的补充和修正，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就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实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坚强的物质基础。我们有充分信心，为它的实现而努力！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解放以来，私营工商业者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思想认识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高，但其中还有人在接触到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思想认识又会模糊起来，也还有少数人依然存在着抗拒思想。具体表现在，不少的私营工商业者初步认识了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愈来愈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了公私合营、加工、定货、经销、代销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懂得企业改造要与个人思想改造相结合的道理，加强学习，积极工作；在改善经营管理方面，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方面，在响应国家号召、爱国守法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展；对企业和个人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是，也还有不少的私营工商业者，由于对企业改造必须结合个人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有的接受改造只是为了解除企业的困难；有的欢迎政府对企业进行安排，但又忽视了个人的改造；有的对于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存在着怀疑、顾虑；有的以为企业一经合营，便是“万事大吉”，可以“坐享其成”。这些思想情况的存在，在不同程度上都阻碍了私营工商业者自己的改造。此外，更有少数人坚持错误，抗拒改造，进行非法活动；对于这些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此外，私营工商业者对于国际形势和政治问题，思想认识上也表现着混乱的情况。例如，人民日报揭发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之后，有的以为胡风事件是文艺界的事，与工商界无关；有的认为今后说话要当心，不要被人看作胡风分子；有的把胡风的“两面派”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混同起来，因而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界线，缺乏正确的认识。 私营工商业者的政治认识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学习不够。首先是自己学习不够，只注意眼前的利益得失，看不见国家与自己的远大前途，不关心国内外时事，在行动上表现为彷徨、消极，缺乏主人翁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在协助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教育的工作上，做得不够。特别是不够广泛深入。除了工商界一部分骨干之外，广大的私营工商业者，还没有充分机会经常听到有关政策和时事宣传的报告，更谈不到有组织地进行讨论学习。宣传教育的方法，也比较呆板，流于公式化，不够生动活泼、联系实际。文字的宣传工作，也不够通俗，因此效果不大。 不容否认，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落后，会影响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因而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的。今后我们必须克服过去所存在的缺点，做好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教育工作，推动大家努力学习，端正认识，服从国家计划，厉行节约，消灭浪费，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做好国家委托的任务。同时，我也希望国营经济部门的同志，在领导私营工商业改造企业的过程中，注意加强对资本家个人思想改造的领导。私营工商业者一定要在提高政治认识的基础上，认真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正确地发挥在五年计划建设中应有的作用，和全国人民一道，兢兢业业，提高警惕，分清敌我，防止国内外敌人的阴谋破坏，为全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曹禺代表的发言 这几天，当我们正在诚诚恳恳地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时候，当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和信心讨论“为全国人民和后世子孙谋幸福的大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胡风反革命集团到现在还没有被揭露，胡风还没有被逮捕，那岂不是胡风——这个暗藏的蒋匪特务还会藏在我们当中，也要参加这个讨论么？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过去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够警惕，是多么可怕！ 感谢党，感谢我们的政府，及时地揭露了这个反革命集团，逮捕审判胡风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大快人心的举动不只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也是最有力量的政府。 一想起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恶毒、阴险，和对我们人民事业的仇视，我的心就充满了愤怒。但是今天已经不是仅仅表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如何愤怒的时候，而是已经到了这样的关头，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通过这场斗争，把自己锻炼成为眼光锐利的坚强战士，叫一切反革命分子遇到了我们，就无从藏身！ 我们是坚决要批驳这样的话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不过是一群作家，车沟里的泥鳅成不了龙，他们怎么能够兴风作浪呢？作家么？人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可是这批东西是灵魂的刽子手。且不说他们仇恨人民的反动思想毒害了多少人，就先看看这批东西肮脏的历史吧：以革命的文艺理论家面貌出现的胡风，原来是围攻井冈山的剿共军的反共政治工作人员；以诗人面貌出现的绿原，原来是中美合作所的美蒋特务；以小说家面貌出现的芦甸，原来是蒋匪中央军官学校的指导员；以批评家面貌出现的阿垅，原来是蒋匪陆军大学的战术教官；以大学文学教授面貌出现的贾植芳，原来是贩卖人口的土匪。他们恨极了共产党，恨极了人民民主专政，恨极了我们在此地这样热烈地讨论的中国人民的永久事业。他们用“阴暗的聪明”，要瓦解我们的革命队伍，脸上贴着伪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丽的花纹，就这样，打进了我们的经济、文化、军事、学校、各种机关里，探听党内秘密，骗取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们的头子甚至于钻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批毒菌，已经深入我们的肝脏，我们还忍心说这是车沟里的泥鳅，对人民不能兴风作浪吗？全中国人民都恨极了，要扑死这群毒蛇。蒋匪帮在台湾如丧考妣，大哭大叫，痛惜他最得力的走狗、特务终于灭亡在人民的手里。蒋匪哭了，人民笑了，这是我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极其巨大的胜利！ 我们是坚决要批驳这样的话的：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确实是证据确凿，那末就干脆依法惩治，何必又是宣传，又是学习，耗费了我们从事建设的宝贵的时间。这些天报上登载的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早已批驳了这种只求简单化的思想。残酷的事实说明，如果我们不决心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今天这样美好的建设就会为反革命分子增加破坏的目标。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我深深感觉到太平观念和自由主义会把人变成瞎子，叫人看不见在我们眼前严重的阶级斗争。我想伟大的共产党是组织上最严密的，政治警惕性最高的，思想领导最坚强的，但是敌人——反革命分子，用各种伪装，用 “阴暗的聪明”，还要钻进来，破坏我们。敌人并不那样愚蠢，他也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我想，敌人都会混进共产党里面，那末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混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工商业的机构里面呢？事实上，在这些党派和团体、机构里，不是已经发现了暗藏的敌人吗？我们不能把这个斗争简单化，我们必须在这个斗争里好好地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所采取对我们进攻的战术，是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人民进攻共同采用的战术，它是最典型的。深刻地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就能使我们提高警惕，帮助我们看穿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假面目。 我们是坚决要批驳这样的话的：胡风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居然在我们当中潜伏了多少年，敌人这样会伪装，使我们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可以怀疑，仿佛这样就是提高警惕了。说这样话的人不是太天真，就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这种想法散播开，它的效果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会搞得是非不明，真假不分，让好人对革命事业失去了信心，让坏人、反革命分子乘机混过关去，是会造成混乱局面的。党一直教导我们实事求是，毫无根据的猜疑跟一个革命工作者应有的革命警惕性是没有共同之点的。我们的革命队伍里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建设一座水力发电站要数万人乃至十数万人的力量，但是破坏它，只要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成了。所以，反革命分子尽管少，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用一切力量肃清。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我们现在有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最重要的，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因此，我们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是非常科学的，非常实事求是的，是无坚不摧的。 在学习当中，我个人有两个体会。第一，要警惕一切反革命分子，首先要警惕自己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凡是认真学习过“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人，都会认识到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第二，经过这次学习，我感觉到我必须更要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到绝对的忠诚老实。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要求，凡是爱国爱党爱人民的人都自然的从心里会有这样的要求。我深深感到一个人如果做到对党无所不谈，他就必然有充分的勇敢和力量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事实就是这样：好人想靠拢党和政府就会愈靠愈拢，当所有的好人都完完全全向党靠拢了，那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孤立起来，失掉了藏身之地。 　我爱我们的祖国，不只因为它给了我们幸福、民主、自由，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和睦的大家庭的感情，更因为五年来，从各方面的进步和建设的光辉成就中，我感觉到劳动从来没有发挥过这样伟大的力量，做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可以自豪过。我站在这个台上，我感觉到全中国的人民都用幸福的目光，满藏着喜悦同信心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万分殷切地关心着我们现在讨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但是他们更迫切地嘱咐过我们，不能再放过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幸福的国家里面活动了，不能再允许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一丝一毫破坏了。这个庄严的嘱托，这个关系到无数人的生命、事业、幸福的嘱托，我们是一定要做到的。今天，全中国人民的政治警惕性和阶级觉悟确实大大提高了。有一句老话，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就够严厉的了。现在，我们有六亿人的眼睛在注视着，六亿人的手在警戒着，一切的反革命分子无论如何是逃不出人民的手掌的。 叶剑英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彭德怀、邓子恢四位副总理及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我仅就巩固国防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除了需要正确的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外，同时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战后十年，美帝国主义集团，实行实力政策，组织侵略集团，积极准备战争。这一期间，国际局势一直是紧张的。但是争取缓和、导致和平的条件是具有可能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空前强大和团结；它们所倡导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得到了世界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由于和平事业的正义性，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拥护。这些，就是我们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目前的国际局势，是朝着有利于和平方面发展的。我们欢迎这种发展的趋势。但争取和平又是一个持久的、艰巨的大斗争。这个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争取同所有赞同和平共处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把和平事业担当起来，对一切阻挠、破坏和平的战争势力，给予不断的揭露和坚决的回击。 但是，我们也万万不能低估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美帝国主义仍然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多方阻挠我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事业；美国的统治集团，正在各种各色“和平”外衣的掩盖下，加紧准备战争。美国的军事费用比较战前大为增加；一直保持着近三百万现役部队和二百四十万左右的后备役军队，并继续大力发展空军，将原子武器作为军队中常规武器，积极准备原子战争。为了向外扩张其侵略势力，美国的武装部队还在别国的领土上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基地。同时，大家知道，在美国的指使下，近几年来，还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侵略性的军事联盟。如北大西洋集团、巴黎协定、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协定、“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等；美国又先后与日本、李承晚集团、蒋匪帮、南越的吴庭艳等签订了一连串的协定，最近，美国又和柬埔寨订立了所谓“美柬军事援助协定”，并和老挝王国酝酿着签订类似的协定。美国统治集团所以如此狂热地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组织各种各样的军事集团，其企图在于：把西德和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并拉拢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及东南亚、中东、近东、北非某些国家，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战争利润服务。 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野心，是非常狂妄的。它为了这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贸然投入新的军事冒险，永远是可能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戒备和警惕！ 中国人民面对这一形势，为着保卫祖国与人民的安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解放我国领土台湾，并准备应付侵略者的突然袭击，必须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继续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说，要有足够数量的、最新式的现代装备，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支装备优良的帝国主义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常常是处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但如果加上有现代武器，就更能有力地回击这样的侵略者的进犯，更能在反侵略战争中获得胜利。但有些人似乎还不理解这点。他们认为，现在只要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国防建设可以不必那样重视了。他们不懂得，国防建设固然要依靠国家工业化，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如果不能保持足够的国防力量，我们就会处于脆弱境地；帝国主义一旦向我们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就有丧失国家独立、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也有人这样怀疑：我们提出加强国防力量，会不会促使帝国主义更早的发动战争？他们不懂得一条真理：帝国主义的虚弱表现，就是欺软怕硬。如果我们有了足以抵御一切侵略者的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就能保住和平，就能制止或推迟侵略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软弱无力，就会招致战争，不能得到和平。 目前我军的装备较前已有了很大改善。但应该看到：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发展水平，还不可能为部队提供大量的最新式的装备。这一情况，显然与现代的国防需要是不相适应的。要改变这一落后情况，只有加速发展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而在我国工业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在一定范围内采用国外订货的临时办法也是必需的。斯大林说过： “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稍迟一着，那就等于失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这一些指示，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实际意义。我们完全拥护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现代的武装力量，还要有雄厚的兵源作后备。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为我国建立强大的兵役后备，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在关于兵役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因为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就有了定期征集和定期退伍制度，每年都有一批在人民解放军部队服现役期满的、经过军队实际生活锻炼的士兵退伍，转入第一类预备役，每年都有大批具备服现役条件、而未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编入第二类预备役。同时，每年都有服现役期满的军官转入军官预备役，也有从学校里，从非军事系统的国家机关、企业里，培养和积蓄起来的大量的预备役军官。我们有了大量的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兵员和足够数量的预备役军官，我们有了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的物资保证，我们就不怕任何敌人的侵略。一旦帝国主义胆敢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就能够在这种雄厚的基础上迅速地组成足够数量的军队，给予坚决的回击，保卫国家的安全。”由此可见，实行义务兵役制，对加强我国国防力量有着迫切而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拥护我国的义务兵役制度，为了义务兵役制的彻底实施，我们要训练好我们的部队，努力办好我们的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历史证明，这支武装的素质是优良的，战斗力是坚强的。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近几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各部队，在苏联专家热诚的帮助下，普遍进行着现代的、正规的战斗训练和技术、战术、条令、政治等教育，训练的效果是好的。在部队中，经过几年来的训练，每个军官的作战指挥艺术和管理部属的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提高了一大步，他们不但学会与掌握了本兵种的战术、技术，而且也学会了现代合成军队的作战指挥艺术。每个军士和兵都进一步地掌握了自己手中的武器，学会了在新条件下的战斗动作。但是，根据现代战争的要求来衡量，应该承认：我军在掌握现代的军事技术、运用现代战争的作战技能等方面，还是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显然，这与当前形势所赋予我们的任务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我们不能存有丝毫的自满。应该继续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只有我们掌握了现代战争所要求的指挥艺术与作战技能，同时为应付突然事变充分的作好了思想准备与物质准备，我们才能够随时随地有把握地给侵犯我国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这里，我想还要提一下，为了培养预备役军官，为了增强青年学生的国防观念，根据兵役法草案第五十三条和五十四条的规定，我们将遵照国防部的命令，经过今年的准备与试点，自一九五六年起，有步骤地对高级中学以上学校学生施以必要的军事训练。这一措施，我深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与支持。 巩固人民政权，保障国内的治安，是巩固国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国防不仅指我国的国境，同时也包括广大的后方，没有巩固的后方，国防的安全是很难设想的。谁都知道，我国的政权与广大的后方是巩固的、稳定的；但决不要被当前的“太平景象”迷惑了。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不是缓和而是益趋尖锐、复杂了，各种各色的反革命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抵抗、破坏，是更加剧烈了，更加凶恶了。反革命的复辟企图，依然是当前实际存在的危险。此次胡风、潘汉年反革命案件的揭发，正是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一幅具体“缩影”。因此，为了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人民幸福的前途，我们必须在加速提高国防力量的同时，加强公安部队的责任，协助国家司法部门严厉镇压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击破一切用两面色彩暗藏在各种组织中和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政治任务就是，提高政治嗅觉，保卫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坚决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 刘文辉代表的发言 听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德怀副总理、邓子恢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五个报告，我感到非常兴奋和满意。 可是，我们所满意的事，我们的敌人一定是不满意的。正如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实现五年计划，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人民的敌人决不甘心自己失败的，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我们的五年计划。因此擦亮眼睛，时时刻刻地警惕着敌人的破坏活动，继续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也是我们为了实现五年计划所必须进行的斗争任务。 我从前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这次我们去四川省温江专区的新繁县、彭县视察，才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破坏的严重性。 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就我们这次视察十六个乡、二十八个村的情况来看，在农村中，反革命分子活动大概可分为下面几类： 第一是散布谣言，破坏革命秩序。他们有的污蔑党和政府，企图破坏政府和人民的联系；有的歪曲政策，企图煽动落后群众，阻挠政策的贯彻；有的制造威胁性的反动标语和谣言，威胁干部和农民，以扰乱人心；有的散布反动标语和谣言，恶毒地咒骂人民革命政权，幻想反动政权的复辟，更是露骨地表现了敌对阶级对于新中国社会的仇视和抗拒情绪。 例如：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游行时，彭县的反动分子在小旗上公开写着：“坚决使用原子武器”，故意将“反对”二字去掉。 第二是破坏生产，伤害牲畜。 例如：彭县的反动富农，今年五月撤去官渠堰水闸，影响了二百多亩田的灌溉。有的将稗子洒在别人的秧田内。有的用大石头打坏别人的秧子。 彭县集贤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亩二分田的秧苗，破坏分子接连四次放水来淹死了。 新繁县禾登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突然死去猪七十多头，后来查明是地主阶级分子有计划地阴谋暗害的。 第三是阴谋杀害干部和积极分子。 例如：新繁县繁江乡世平村惯匪贾玉林，不满村主任对他屡次教育，乘其不备，用小刀将他刺死。 彭县军屯乡十八村不法地主谢子清（被管制分子）经常造谣，青年团员许才贵搜集他的材料向政府报告，他心怀不满，持刀藏于路旁，企图暗杀未遂。 彭县蒙阳乡七村，去年统购统销后，一中农 （积极分子）被敌人谋害在池塘内，至今凶犯尚未查出。 第四是用腐蚀的手段拉垮干部。 例如：彭县富农罗开渠，以其妹进行美人计，两年内腐蚀了干部、青年团员等四十八人。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后被敌人拉垮的干部不少。据新繁县 一九五四年的统计，全县乡、村干部党团员一千二百七十二人中，被收买者一百七十一人。 第五是纵火。 例如：彭县集贤乡八村，今年一个半月内，发生火警八次，烧去四十多户，房子二百多间，后来查明罪犯分子是一贯道。 新繁县利济乡惯匪罗克云，解放后曾参加叛乱，六天中放火八次，并造谣是“小神子放火”，使农民不敢在家住宿，影响生产。 更严重的是敌人的破坏反抗不仅无孔不入，并且他们的破坏活动，多是针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例如我们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对国家对人民都有莫大利益的，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只不利于敌人。但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后，新、彭二县却普遍存在过“闹缺粮”的空气，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村都不同程度的闹过“缺粮”。根据我们调查的材料来研究，“闹缺粮”的原因，不是统购多，供应少，主要是敌人煽动破坏。可以说，那里是闹粮严重的地方，那里就一定是阶级敌人破坏猖狂的地方。如彭县隆丰乡班竹村一百一十三户，五百八十五人，一九五三年总产量三十六万零八百九十四斤，除公粮五万四千一百三十四斤外，尚余粮三十万零六千七百六十斤。除统购粮五万三千七百三十斤外，每人平均尚有粮四百三十二斤。应该供应粮一万五千九百九十斤，实际供应了七万一千多斤，多供应五万五千多斤。加上供应粮，每人平均实有粮五百五十四斤。照理说应该没有问题了，但“闹缺粮”仍是很厉害。原因是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刘志以小恩小惠拉垮村主任、武装队长、生产委员等，威胁群众百余人两次包围乡政府和乡长要求买粮。后来我们将刘志扣捕后，闹粮气焰才告平息。 另一个例子，如新繁县崇义乡四村富农，以借钱、帮做活路的方式拉垮村代表主任陈富廷（互助组长），陈就给富农开条子套购粮食，并带动全组组员每天进馆子吃饭，向饭馆订吃饭合同，影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群众闹粮。撤销了陈的职务后，富农即向其追收债款。我们去访问他时，他表示非常后悔，并向我们承认错误。 再如：彭县义和乡十一村富农向清保（被管制分子），指使他的狗腿周均混入村办公室作文书，收买村主任，掌握了村政权，给地主、余粮户打条子套购粮食，并擅自扣留各种布告，隐藏起来，不使政策与群众见面，以致村里从来没有顺利地完成过任何中心工作。该村一九五三年统购任务八万多斤，只完成五万多斤。一九五四年周均被扣后，一九五四年统购任务提前完成。 根据上面的材料看来，事情非常明白，各地所以“闹缺粮”，事实上决不是缺粮闹粮，而是有粮闹粮，不是真正的农民在闹粮，而是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富农在煽动闹粮，不是粮食供应紧张，而是人为的紧张。往往一个地方出现闹粮，等到我们的干部摸了底，法办了几个不法地主、富农或反革命分子，那地方的人心马上安定，闹粮的现象也过去了，紧张的空气也过去了。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我们有些人，对于各种流言，不加分析，听见风就是雨，一听到有人叫嚣“缺粮”，也就跟着起哄：“啊呀，农民没有饭吃了，不得了呀”！其实并不是农民没有饭吃，而是富农没有粮食囤积了。有人对农村情况不加调查，也叫嚣说“收购多了，供应少了，农民缺少口粮哩”！其实，收购并不多，供应也并不少，而是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富农和奸商不能再做投机买卖了。有人还担心统购统销会“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实，统购统销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只有提高，并没有受打击，而是富农、奸商的剥削行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所有这些不负责任地附和那些流言，跟着流言叫嚣的人，他自以为替农民说“公道”话，却不自觉地做了富农、奸商、反革命分子的传声筒；他自以为同情农民，却不知道自己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说了违反农民利益、影响工农联盟的话。这就是麻痹大意，对目前的阶级斗争缺乏认识的结果。因此，我以为今后我们要了解农村工作，第一，先要全面地研究各项政策，弄清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 一回事；第二，一定要具体分析各种反映，搞清楚那些流言是从什么阶级立场的利益出发的，时刻警惕着敌人的活动；第三，还要调查研究实际情况，用事实来对证。只有这样，才有对农村工作的发言权，才能提高警惕，才能辨别敌人。现在事实证明，敌人是一定要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是一定要来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对他们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放松他们，宽容他们，那就是养起老虎吃掉自己，就会给我们人民带来巨大的灾害和损失。因此，我认为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今后必须从严，应抓即抓，应杀即杀，及时地给反革命分子以坚决无情的打击。 各位代表，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要通过了，我们正在胜利的条件下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十分巩固的；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我们接受党的教育，懂得敌人的反革命策略，学会辨别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本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有力的武器，我们一定能够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摧毁国内外敌人的一切阴谋，保证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和社会主义前途。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一，我一定要在学习和工作中，提高自己的政治警惕性，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麻痹大意思想和自满情绪，热烈地投身于对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以这样的实践来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来拥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拥护我们的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邦达多吉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赞同和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 “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以及其他的几个报告。 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拟定、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并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它的全部完成，将把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推进一步；也将更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进行，促进各民族人民生活的改善。 在毛主席亲切的关怀下修建的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以后，昌都地区同祖国各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了，昌都地区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同全国各地、各民族、各项国家建设息息相关。四年多来，昌都地区主要的建设是修建康藏公路。此外，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先后成立了卫生、兽疫防治、贸易、粮食、银行、邮电等机构。政府奖励生产，进行了贷放种子、发放农牧工具、扶助土特产、工商贷款等各项有利人民的措施。因此，在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的“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昌都地区工作中也发生过许多缺点和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如建立农牧试验场，由于对地区社会情况和自然条件认识不足，机械搬用外地经验，开始时就冒进大做，结果收效很小，造成浪费；基本建设工程中，开始兴造时，盲目招雇工人，工效不高，又因设计不善和材料供应脱节，致工程造价高，形成浪费。这些虽有改正和正在逐步克服，但已给国家造成损失。 今年，国务院关于西藏工作的几项决定公布以后，我区僧俗各界人民都表示热烈拥护和积极促使其彻底实现。 今后，根据我区工作实际情况，努力贯彻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精神，进一步地加强民族间与民族内部的团结，提高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水平，努力做好社会治安工作。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牧业、农业生产为全区中心任务，相应地指导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推进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作，并根据实际需要与可能，再建设一些小型工业。各项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环节是，培养藏族的政治工作干部和技术干部，为将来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发展藏族人民经济、文化创造条件。 我热烈欢迎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成功，并为其全部实现而贡献我的一切力量。 裔式娟代表的发言 我是国营上海第二棉纺织厂的青年女工。在这次会议上，我听了各位首长的报告，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对这些报告完全拥护。 这次会议上就要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要发展重工业，就必需有大量的资金。我们纺织工人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开展以全面节约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为祖国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两年多来，我们在学习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更增强了，生产的积极性更提高了。我们小组的工人说：“毛主席给我们订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计划，我们就要订出自己的小计划，来保证大计划的实现”，“不能因为一个人完不成计划，影响到大计划。” 在贯彻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年多中，全厂工人热烈开展了劳动竞赛，在生产上获得了显著成绩。我们厂在一九五四年生产成本较计划降低百分之零点八，上缴利润超过计划百分之八点七五；今年第 一季度，成本计划又降低了百分之三点三三，上缴利润又超过了百分之二点四九。 我们小组每月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竞赛保证条件，认真执行。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学习政治文化和提高技术水平，组织生产会议，交流经验，并经常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加强日常生活之间的团结互助，进行家庭访问，互相帮助克服困难；使全组工人积极投入生产，全面地完成了计划。如一九五四年，我们小组的产量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皮辊花减少了百分之十六以上，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三五。所以我们小组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两次被评选为上海市工业劳动模范的先进小组。 我们纺织工业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原料供应不足。我们纺织工人懂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多节约一朵棉花，多节约一吋纱，聚集起来，就可以为国家积累大量的资金。因此，我们努力提高技术、改进技术，为不浪费一朵棉花，不浪费一吋纱而进行了一点一滴的节约。目前，我们纺织厂里使用了 一批黄棉花、剥桃棉，在生产上是有些困难的，我们正在为克服这一困难进行斗争。我们已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里我谨向农民兄弟辛勤劳动、努力增产对纺织工业的支援致以深厚的感谢，并希望农民兄弟继续努力生产大量的棉花，支援我们。让我们共同为完成五年计划贡献更大的力量。 为了保证完成和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我们必须克服骄傲自满、保守落后的思想。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提到我们上海地区用棉量较低，事实上我们工作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缺点的，浪费现象也仍很严重。例如，用棉量我们厂就比最先进的厂多，今年第 一季度我们厂每件三十二支绞纱用棉三百八十五点五二斤，国棉六厂只用三百八十二点九斤，我们一件纱就多用了二点六二斤。如果再努一把力，我们用棉量还能降低。在用电、用机物料方面，有的厂也比我们好。对工人群众的合理化建议还没有积极地有目地的去加以领导。生产计划满足于已得的成就，滋长着“到顶”的思想。在不少工人中也有认为生产比过去好得多了，目前生产任务又不急，闭着眼睛也能完成，因而有的对先进工作法不积极学习，不认真推行。我们小组有的工人每台车皮辊花只出四、五两，有的工人却要出到七、八两。有些工人劳动纪律还有松懈现象；对服从国家调配的思想认识还很不够。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些工作上思想上的缺点，进一步发掘潜在力量。 五年计划将带给全国人民更大的幸福。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我们的劳动条件和物质文化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例如，解放前，每逢黄梅天和热天，工人就得在又闷又热的车间里工作，常常有人闷得昏倒。现在，由于政府花钱安装了通风降温设备，改善了劳动条件，热天车间的温度只有华氏八十多度，比外面还凉快，使我们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愉快地劳动。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同时，我们必须记得，我们生产上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敌人所仇恨的。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最近潘汉年和胡风反革命罪行的被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又一个大胜利。我完全拥护常务委员会把潘汉年和胡风两个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审判的决定。我们全体工人，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主席的周围，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为完成和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 邓初民代表的发言 我竭诚拥护我们政府首长的各项报告。 兹谨就李富春副总理报告中“关于培养建设干部问题”联系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来提供一点意见。 为了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大量的干部。而培养质量优秀的干部，则是我们知识分子、文教工作者的责任。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分子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但我们知识分子为着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做好培养干部的工作，就必须在各方面不断努力提高自己。提高自己不是别的，就是不断改造自己。 五年多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约可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通过各项政治运动、通过各种学习，以及通过目前正在进行科学的研究，学术思想批判的阶段来进行自我改造。把改造从政治领域扩展到学术思想领域。 党与国家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它一定的基础与明确的目标的。 团结的基础是什么呢？过去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现在则是人民政协章程总纲中的七项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造的目标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必须从思想上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二，必须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三，努力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这三者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材所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条件，也是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条件。 五年多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是有成绩的，特别是通过最近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使我们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明确认识到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过程，各种学习，批判，斗争过程，都是知识分子最有效的自我改造过程。 当前除了个别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外，大多数知识分子，已不是是否接受改造的问题，而是是否能够联系自己，通过每一具体斗争来进行自我改造的问题。我们改造的首要目标是从思想上明确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但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并不等于在实际行动上也拥护社会主义的各项具体政策。因为社会主义各项具体政策的执行和贯彻，都“将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几万万人民的生活习惯”（李富春副总理报告中语）。例如国家对粮食及其他主要生活资料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事实证明这是符合全国人民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措施，可是在少数人中已引起假缺粮的叫唤，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人由于缺乏调查和分析，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而跟着叫唤。甚至对统购统销政策，对国家的其他经济调节，对统计和监督，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性，都采取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他们夸大缺点，看不见一般情况是好的。这种人尽管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实际上是违反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其次，我们改造的目标是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主观上认为自己业已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不等于在实际行动上已消除了唯心主义思想。事实证明，唯心主义世界观还在支配着我们许多人的生活、工作和斗争。许多知识分子还不懂得建设社会主义过程就是阶级斗争过程，不懂得我们正处在阶级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过渡时期，这表现在只顾业务，不问政治，弄不清业务和政治的关系，弄不清各项事件中的政治意义，对谣言不反驳，不追究，对挑拨离间行为，不调查，不研究，甚至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事件一般都认为自然事故。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还表现在只顾主观，不顾客观；只看片面，不看全面；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因而产生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阶级斗争等非政治倾向。事实上，在任何工作上所犯的错误，如果从其世界观的根源去追究，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核心唯心主义在作怪。一句话，如果我们不懂得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不懂得阶级斗争贯串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客观规律，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末，空口拥护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 复次，我们改造的目标是努力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但口头上高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并不等于在实际行动上就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例如有某些教师把对青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责任，看做是学校行政、党、团、政治课教师、政治辅导处的事情，与一般教师无关。认为教师的责任就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庸俗地把教学工作和道德品质的培养，亦即政治任务对立起来。还有某些教师只知对青年学生提出种种道德要求，但从不考虑自己要以身作则来影响学生的理智、情感、意志，及其他行为。殊不知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对于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异常迫切而严格的，也是多方面的。例如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遵守革命法纪等等。因为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中产生并服从于共产主义事业利益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它要求承担这一伟大事业的阶级和人民，具有立场坚定、英勇果敢、自我牺牲和高度的革命纪律性。在我们代表中被揭发出的两个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他们不仅违犯了革命法纪，而且有背于普通为人的道德，这是革命人民所绝不容许的。我们应该一致拥护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关于处理潘汉年、胡风两个反革命分子的英明果断的措施。必须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如果认真要向自己和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全部问题是要使这种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每一具体步骤结合起来，而不是空口的道德说教。对于任何反革命分子的出现，应该把它提到阶级斗争的原则高度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来分析，而不是从形式逻辑出发，发生怀疑而任意作出种种臆测。否则只有显示出自己在主观上政治水平太低，在客观上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总要求和总目标。 我们知识分子应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自我改造呢？中心环节是联系自己，要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一样，通过每一具体斗争，对自己时时刻刻加以审判。首先要问我们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是否在实际行动上也拥护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其次，要问我们在主观上要求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否在客观上不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侵蚀、麻醉；复次，要问我们在口头上高谈共产主义道德，是否在实际行动上也符合于共产主义道德。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在过渡时期全面改造的关键问题，也是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问题。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同时就是全国人民、知识分子全面改造过程，也是一个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过程。我保证要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不睡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努力改造自己；特别要在这决定祖国和后世子孙命运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有我自己身上的一滴血和一滴汗。 车向忱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李富春副总理所讲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和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听到了报告和讨论了五年计划草案以后，我深深地感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历历在目，同时，作为一个文教工作者，更感到自己责任的艰巨而光荣。我一定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不懈地为实现五年计划而奋斗。 我在辽宁省工作，现在谈谈辽宁省的教育工作问题。全省共有中等学校学生约二十余万、小学生约二百四十万，几年来在学生数量方面的发展是不算少了，在教学质量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从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来说，我省的教育工作还存在着问题的。首先就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健康不好。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中学学生负担过重，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课外作业过多。我问到三个中学学生，据说不论是数学教师、物理教师或化学教师都要给学生留三、四道习题，而所留的习题还不是容易算的，有时选的题目较难。所以不少的学生就吃不消了，他们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星期天都忙的不休，结果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这种严重现象虽然是个老毛病，但始终没有很好的纠正过来。学生们在学校只能死读硬背硬记，甚至个别学生躺在被窝里还背书。这样一来，年轻轻的学生搞的神经衰弱起来，甚至有的还得了肺病。我们应该遵照教育部指示，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的负担，使学生学习得更好。 其次，中等学校政治教育还很弱。有的教师仍然存在着不注重思想教育“管教不管导”，“教书不教人”的偏向，这就是说，他们还受着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恶劣影响，有的则是贪图安逸，怕麻烦，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树立人民教师的责任心。须知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异常剧烈，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青年不断侵蚀的情况下，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是颇不容易的一件事，教员不爱管学生，就等于让他们接受不良影响。因此，在某些学校的部分学生中道德品质不好，打架、骂人、偷东西、不爱护公物等都有所发现，在学习时代如此，如不加以教育改正，长大了他们也将不能成为一个勤劳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公民。当然大多数青年学生都是热爱祖国，努力学习，活泼可爱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不满足于这个大多数，而是要积极工作耐心教育，培养整个新的一代能够继承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 再次，是高小和初中毕业学生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今年辽宁省约有几十万高小毕业生和几万初中毕业生。预计一部分升学而外，还有大部分高小、初中毕业生将参加劳动生产或组织自学。本来，大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怀抱建设祖国热情的青少年参加生产，为工农业各方面增加一批生力军，是一件大事，而我们国家培养青年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使他们或早或迟地用自己的劳动参加祖国的建设。因此，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绝大部分参加生产，这是正常的现象，就是苏联中小学毕业的学生主要地也是参加生产。但根据几年来的情况看，还不能说没有问题。我认为学校必须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共同对毕业学生讲清道理，现在升学将来再参加建设和不升学现在就参加建设，只要为祖国而积极地创造性劳动，都是光荣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有责任转移社会上残留的轻视劳动的风气，而热情鼓励青年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国家的伟大前途和自己的幸福。 最后，必须更进一步发挥人民教师的模范作用。我记得某小学有个老教师，他对于学校非常爱护，一草一木他都关心，他又能想办法给学校创造些游戏用具。有一深夜大雪，他在睡梦中想到学校有个土筐丢在院里，他挺身外出，遍寻未得，回屋后，惦念土筐不能安眠。待到天明，他所培养的学生跑回学校向他说：“我昨天夜里回校把土筐已经拾起来了，怕被雪埋上”。这一段故事看来是个很平常的，但这生动地说明了有爱护学校公物的先生，就能教育出同样的学生来。这也说明教员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都要特别注意，都要给学生作个好榜样。我诚挚地希望全国中、小学教师能以身作则，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我相信，在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的鼓舞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董其武代表的发言 听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我感到无比的兴奋。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是初步的而又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面貌的计划，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拟定的创造性的计划，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步骤，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我衷心热烈地拥护，并愿尽最大努力为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 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指出，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是在我国国民经济逐渐高涨的前提下实现的。预算执行的结果又帮助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支出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保证发展重工业，并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这说明我们国家的预算是保证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实现的预算，是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预算，我完全拥护并建议大会予以 通过。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有了重工业，才能制造现代化的工业设备；才能为农业机械化创造物质、技术条件；才能使社会生产不断的扩大，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才能使我们军队的装备进一步改善，祖国国防进一步巩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我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最高的利益。有人认为我们有兄弟国家的帮助，可以先发展轻工业，或者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并重，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还处在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不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不仅不能使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有使我国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保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的危险。当然更谈不到改善或提高人民的生活。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经济建设愈高涨，国内外的敌人愈要千方百计的来破坏。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在巩固的国防保卫下来进行，而要建立巩固的国防，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我们才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来装备保卫祖国的战士，使我们的国防更加巩固，和平更有保障。 我们能够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得来不易的，回想我国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的压迫剥削，特别是蒋介石二十年来的反动统治，穷凶极恶的掠夺人民，使广大劳动人民终岁勤劳，不得一饱。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全国人民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才推翻了反动统治，解放了全国大陆。仅仅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于一九五三年我国已经开始了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有力支柱。真是使人出于至诚地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是工农业各个战线上工作者的光荣责任，也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每一个指战员的光荣责任。我们应以高度的警惕，注视着敌人，保卫祖国国防、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全军之内，必须厉行节约，爱护武器弹药，爱护装备器材，爱护马骡车辆，爱护国家资财；努力训练，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军事技术水平，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随时准备对敢于侵犯祖国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仍在美帝国主义包庇下为蒋介石卖国集团所窃踞，台湾八百万同胞仍在水深火热中，台湾一日不解放，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一日没有完成；台湾一日不解放，祖国国防一日不安宁；为了台湾八百万同胞，为了巩固祖国国防，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也一定有力量解放台湾。 欧百川代表的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充分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我们有了这个计划和保证这个计划的实现，就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就可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就可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五年计划中并根据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不同情况和条件，规定了在工业、农业、铁路、公路和卫生、文化等事业方面进行建设，这将促进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完全同意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并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两个报告。听了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及彭真副委员长所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完全拥护。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来，国家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成绩。为了胜利完成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就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艰巨的工作。从贵州情况来说，首先我们必须集中主要力量搞好农业生产，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大力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积极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为了保证国家五年计划建设的粮食供应，除了大力增产粮食而外，必须继续贯彻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两年来国家已经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三定”措施，是完全正确的。由于这个政策的实施，保证了城乡粮食供应和市场物价的稳定，提高了农民的增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我们过去执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在工作上是有缺点的。贵州省有些地区重统购轻统销，未及时作好供应工作，宣传政策不深不透，对缺粮情况不摸底，群众一叫缺粮，就轻易发给了购粮条子，缺粮少的多供应了，不缺粮的也供应了。实际上，绝大多数叫缺粮的并不是真正缺粮。如毕节县福集、杨菁两乡闹缺粮的四百四十户中，真正缺粮的仅三十五户，占叫缺粮户的百分之八，经过“三定”措施的宣传、贯彻实行和认真整顿了粮食供应工作，使真正缺粮的得到了及时供应，不缺粮而闹缺粮的受到了教育，结果不仅保证了供应，并大大减少了粮食供应数字三万六千多斤。经过粮食统销工作的整顿，不仅保证了供应，节约了粮食，同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黄平县苗族聚居的东坡乡互助合作运动已有很大发展，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农户已占全乡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开垦荒地，改土变田，兴修水利，提高耕种技术，使用改良农具，增施肥料，实行田边种豆、土边种瓜，保证完成今年农业增产任务。贵州省城市粮食供应工作，过去是偏宽了，供应制度不严，节约粮食的宣传教育不够深入，以致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及城市居民浪费粮食的现象严重，在整顿后，可节约大批粮食。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浪费也是很大的，据一个小乡的统计，一九五四年吃牯?，杀去耕牛四十二头、猪一百六十头、鸭一千只，大米做酒六千斤，共合八千四百元，约合稻谷二十一万斤；如以每人四百五十斤计算，可供四百六十七人的全年生活。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纠正浪费现象，不仅能够保证粮食供应，并可节余粮食，积累资金。我们必须认真克服这些缺点，贯彻执行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保证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 五年计划的实施，毫无疑问，全国各族人民都是非常兴奋的，但是反革命分子是不高兴的，他们必然会对五年计划进行各种阴谋破坏。从目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来看，是很猖獗的，在城市和农村不断发生行凶、纵火、抢劫、杀害、破坏生产、破坏中心工作等事件。据贵州省贵定、息烽、罗甸、惠水等五县材料，四月十五、十六两天，被反革命分子纵火烧了一百八十多户、四百六十余间房屋，损失约达十余万元，并烧死八人，烧伤二十五人。最近贵州省台江县少数民族地区并发生了土匪抢劫合作社、仓库，杀害区乡干部的事件，其中被害的有三个苗族干部。这些充分说明了反革命分子是我们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死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批准将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逮捕审判，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们警惕性不高，有太平麻痹思想，群众已有意见，说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太宽大了。必须看到，敌人必然要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办法来破坏五年计划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才能保障五年计划的胜利执行。 五年计划的彻底实现是很艰巨的，我们要从各方面加倍地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保证贯彻执行。我相信，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国家的五年计划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的。 金白山代表的发言 我衷心地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并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彭德怀、邓子恢四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向大会所作的报告。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这一愿望的重大步骤，它是一个引导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使我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计划。它给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实现这一愿望的具体做法，因此，我国各族人民都热烈地拥护这一计划。有了这个计划，就更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信心和决心。 我是一个集体农庄的农民，从我亲身经历的感觉来说，我们农民要最后摆脱贫穷和痛苦，就必须离开过去长期所走惯了的小生产的旧道路，而转向集体化和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新道路。农业的大规模的集体化特别是机械化，若是没有国家重工业的发展是不能设想的。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写出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星火集体农庄，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按着互助合作运动的方向，几年来由一个四户的互助组逐渐发展到一百三十户的集体农庄。组织起来后粮食生产是逐年地增长着；在组织互助组的第一年，即一九四八年，我们耕种了一百二十亩地，每个劳动力平均十五亩地，虽然起早贪黑地干活，产量比单干时有所增加，但每亩产量仅仅是三百一十七斤水稻。此后经过两年的努力，生产有了发展，到一九五一年，组织了集体农庄，耕种了一千四百二十五亩地，每个劳动力平均三十一亩多，共收了八十四万四千四百五十五斤水稻，每亩平均收了五百九十二斤多。一九五二年的产量也有所增加，到了一九五三年种三千亩地，共收了二百二十六万二千斤，平均每亩收了七百五十四斤。去年全庄一百二十一户，扩大耕地面积到六千三百亩，每个劳动力平均三十七亩多，虽在受灾面积达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下，每亩平均还收了六百七十斤水稻，共收了四百二十二万一千斤，卖给国家三百零四万斤。 我们能够多打粮食的主要原因是：组织起来后发挥了集体劳动的潜在力量，按照各人劳动的所长合理分工，实行了定额管理，计件包工，避免了窝工浪费的现象；使用马拉农具和拖拉机进行全部干播，增施了化学肥料，并由于国家拖拉机站给耕地和抽水站的合理灌溉，保证了旱时不缺水，涝时排出水去，因而增产了粮食。 随着生产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得到了逐步的改善。几年来庄员的收入提高了三倍多，在互助组的时候每个劳动日的收入仅仅是一元二角八分，现在是五元。每个男庄员一年平均收入一千三百五十元，最高达一千八百二十五元。女庄员除进行家务劳动外，平均收入四百五十元左右，最高也达一千零三十五元。我们全村学龄儿童已全部入学，并有高中学生六名，初中学生十八名，庄里还有农民业余学校，学习文化和农业知识。并有业余剧团。自去年以来，参加农庄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就有二十多名，成为农庄生产上的有力助手，不仅生产积极而且在各方面工作中，他们都是活动分子，颇受人们的喜爱。不仅是我们星火集体农庄生产发展的这样快，生活这样好，而且附近的其他五个集体农庄的生产和生活也和我们差不多。这充分表明了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 在继续扩大再生产并照顾到生活的适当改善的情况下，我们已积累了二十万元公积金投入了生产。为了发挥妇女的劳动能力，设立托儿所，受托一百多个幼儿，并积极地创造条件来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使之多参加劳动生产。 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民所担负的责任是重大的光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农民增加粮食产量百分之十七点六。我们星火集体农庄有决心和信心和全国农民一道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我们必须纠正个别庄员对公共财物爱护不够和现在生产定额管理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提高领导水平，严格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产生，努力学习各地先进经验，在农业生产上采取有效地切合实际的增产措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扩大开荒面积，发挥庄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我们农庄的四百六十万斤生产任务和卖给国家三百二十万斤粮食，来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我们更要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防止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全国人民一起，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竭尽全力，谦虚谨慎，克勤克俭，兢兢业业，为实现并争取早日实现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 韩望尘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热烈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及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并在今后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五年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将经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代销经销等等方式，而被逐步地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基础。”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和可能的。如西安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已基本进入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私营工业与手工业一九五四年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的产值，已占其全部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七；这些企业，一经公私合营后，就能逐渐改变资本主义经营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并能按国家计划和人民需要，不断改进经营，提高生产，真正做到对国计民生有益，对资本家有利。如西安市大华纺织厂，公私合营后即逐渐改变原来资本主义管理方式，职工生产情绪普遍高涨；正布率由公私合营前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七，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二十一支纱的单位成本比公私合营前降低百分之二十点八五；并已能逐月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利润也比原来有所增加。在商业方面：西安市的批发商一九五四年经过辅导转业的占原来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三七；全省为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进行代销、经销的私营零售商，也在不断地增加，这样业务有了很大变化，销售额也有显著增长。如渭南食品杂货业实行经销后的零售额比经销前上升百分之三十六以上，国药业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二以上。这就扭转了他们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工业有办法、商业无办法和大的有办法、小的无办法等等的错误认识。同时，对于不能继续经营者的从业人员都作了安置，使他们得到出路。一年来，西安市业经有关机关积极负责的、按政策法令和本人自愿原则分别安置的店员和资方实职人员，已达需要安置的四千九百多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一些能力较高、表现较好的资方实职人员，都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其余人员正在训练和继续安置中。这对于私营工商业者又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因而很多人反映：“这一下心先不慌了，不再盲目乱碰了，把过去认为自己没有盘缠，走不到社会主义的顾虑打消了。”并都体会到，只要自己诚心诚意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一定有路可走，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但今后在改造的过程中，私营工商业者还会发生新的顾虑。而少数落后分子更可能抗拒、破坏改造。事实上，目前在安排改造中，就有一些私商仍不了解安排改造的重要意义，错误地认为总路线闭了门，行不通了。即在成绩较好的公私合营企业中，也有少数资方或资方代理人满足现有成绩，只和私营时的落后情况比，很少和先进的企业比。至于抽逃资金，挥霍浪费，投机取巧等恶劣情况仍迭有发生；偷税漏税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西安市一九五四年查获的偷税漏税案，即达八千七百九十九件；税款达一百四十多万元。这即可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个长期的细致的教育过程和复杂的尖锐的斗争过程。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和斗争，才能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逐步完成。 上述许多问题的存在和产生，是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分不开的，今后要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我们陕西省工商联工作人员，必须认识自己的责任重大，应大力配合与协助政府宣传国家的政策法令和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深入了解分析工商界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积极进行改造；尤应动员正当工商业者向一切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的违法行为作坚决斗争。并希望我们一切私营工商业者要看清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诚心诚意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认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一项光荣任务。我们应信心百倍地继续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 最后，还应指出：在进行建设的同时，一切爱国的私人工商业者必须继续提高警惕，严防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暗藏在工商业者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的造谣破坏。最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件，即是一个极深刻的教训。我建议政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进行镇压，以保证五年计划的贯彻执行。 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任何困难都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心，任何敌人都不能破坏我们的正义事业。让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为实现使我国迈向繁荣幸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吧！ 童第周代表的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在这个大会上通过，这是我国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这个计划的实现，将开始改变我国百年来经济落后的面貌，建立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基础。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每一个人民，不论他站在那一个岗位上，都应当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他的工作任务。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者，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更好地完成我们五年计划中第八章所规定的培养建设干部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应当注意到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教学计划的制定问题。解放以来，全国高等教育经过恢复整理和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已进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革教育制度、调整院系、制定教学计划的阶段了。教学计划的制定，最重要的是要切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在制定教学计划以前，必须经过实地调查，搜集有关教学的具体资料，分析整理，参考苏联的先进经验，作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再经多方讨论补充修正后，提付初步施行。如果忽略了目前的具体情况，或没有经过详细的、全面的讨论，就容易脱离实际，这样的教学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到了那个时候，再考虑修正，势必使教学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当然教学计划的制定，不可能一下子就完美无缺，但也不应改变太多。因各高等学校为了执行和贯彻一个新的教学计划，须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过程，如全体教师对计划内容多次的学习和讨论，课程的更改，师资的调配，教学大纲的修正，讲义的改编等等。因此一次教学计划的改变，在具体工作上，必须有一二年的布置时间，方能大致就绪。如果改变太多，势必造成教学上的忙乱现象，这不但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就连经常的教学工作也很难维持。所以教学计划的制定，必须经过仔细思考和讨论，务使切合实际才可。 第二、教育单位、企业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联系合作问题。目前我国的师资和科学研究人员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为了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争用师资和科学技术人员，成为各单位间最普遍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培养新干部，当然是最基本的办法，但各单位间工作上的密切合作，也是解决干部缺乏、保证工作完成的重要环节之一。以科学研究工作来讲，如仅靠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几千人来担负这项艰巨的工作，能力和成效到底是有限的。全国高等学校现共有专任教师三万八千多人，再加上厂矿中的专业人员，数量是很可观的。我们如果能够把他们很好地组织起来，扩大科学研究工作的队伍，配合国家建设，有计划地来进行研究工作，这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一定能起很大的作用。在另一方面，各研究机构和厂矿部门的专门人员，都是国内的优秀科学工作者，如果能够分担一部分教学工作，不但能解决高等学校中不少的开课问题，并能使课程内容更好地结合实际，协助各校学科提高教育质量。教学和研究本来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我们希望高等教育部、科学研究机构和有关的企业部门共同协商，订出一个具体合作办法，这是非常必要和急需的。 第三、是时间的节约问题。关于节约问题，在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中，都有详细的说明，各小组会上也作了深刻的讨论。但一般注意的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约，对时间的节约注意的还是很少。其实时间也是一切工作中重要因素之一，任何工作的进行与成就，是不能离开时间来估计的。以科学研究工作来讲，所有发现和发明，并不同“拾黄金”一样，机会凑巧，偶然的获得。它是经过多年钻研，在资料和时间的积累下逐渐滋长出来的。教学工作也是一样，一个担任教学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时间看书，如何能够完成他的教学任务，提高他的教学质量呢？这并不是说从事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应当埋头钻研业务，不必关心政治和国家的建设事业，相反的他们必须积极参加一定的社会政治运动，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但如果因活动或其他的事务过多，影响了他的基本任务，那是不妥当的。所以我觉得目前从事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应有下列三种要求：（一）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来奠定他的思想理论基础；（二）要适当地参加社会政治运动，来提高他的政治觉悟；（三）要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他的业务工作。关于时间问题，在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已有几位代表提出过。但具体情况，一年来似乎没有改变得很多，我们希望各方负责人员对这个问题能够重视起来，使时间的节约，在厉行节约运动中与人力、物力、财力的节约一样，能够得到全面的开展。 张含英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我想就有关治理黄河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根治黄河，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来所追求的理想，是全国六万万人民迫切的希望。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治黄河的工作就要开始了，这是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上又一个重大的事情，它将从根本上改变黄河流域的自然面貌，它将为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孕育地；它有着肥沃的土壤，早在“禹贡”这本书上就作了很高的评价；它有着丰富的水源，兰州以上的流域面积虽仅占全流域的三分之一，而全年的水流却占入海总量的十分之七；它有着雄伟的形势，发源于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高源，流经群山，沿河山谷有着为修建水库的优良地形和地质条件；它是宋朝以前历代首都所在地；它为历代的诗人歌手所吟咏高唱。但是由于黄河在自然方面的不利条件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不关心人民生活，不事治理，甚或破坏水利，遂使黄河在过去经常发生灾害，在三千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有一千五百多次，大改道迁移二十六次。因此，黄河便蒙了“败家子”的恶名。 历代黄河流域的广大人民通过和洪水的顽强斗争，不断丰富着治河的经验，创造了许多优良的治河方法，保障了农业生产。但是这种防灾工作，只限于下游大平原，仅能防御于为患的形势已成以后，所以黄河终不得根治。现在的治理计划是从根本着手，不只要改变黄河在自然方面的不利条件，而且要开发它的资源，来为人民服务，不但要消除水患的威胁，而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从事水流和土地的充分利用。这个计划使我们完全改变了对于黄河的认识，从“祸害”变为“利源”。同时在治理的方法上，把“除害”和“兴利”统一处理，解决了过去孰先孰后的争论。 在兴利的各方面，用水的要求也是不一致的。例如水能利用和灌溉农田就存在着矛盾。水能利用并不消耗水，水流经过上游的发电站以后，除蒸发、渗漏的损失以外，到下边的发电站仍可使用，可以一级一级地直用到海口。可是灌溉要消耗水量，水到田地以后，基本上不再回入河道。可见要多发电，灌溉就要相应地减少，要多灌溉，发电就得减少。即专就灌溉用水说，也有上下游的矛盾。设若上游灌溉面积大了，下游灌溉面积就要相应地减少，反转来说情况也是一样。这只是两个例子，自然还有其它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而在治理黄河规划里都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现在根据技术上的可能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把各个方面的要求都作了妥善的安排。因为只有在优越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技术上最大的作用，才能最完善地利用自然条件，才能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这个计划不只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远景，而且根据全面的规划和当前的迫切需要，安排了第一期工程。第一期工程就是黄河综合开发的第一步。在通过这个决议以后，蓝图就要变为现实，黄河流域的水流和土地资源，就要在经济建设的各方面为人民服务了，这是何等令人兴奋激动的大事！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程师竟妄说二千年后黄河流域就要变成一片沙漠，这完全是诬蔑，完全不了解人民的力量。我们不只不会让它变成沙漠，而且要黄河变清，要黄土高原变为葱茂的森林、丰产的农田，黄河将永绝水患，黄河将给我们带来大量而廉价的电力，推动工业的发展，灌溉亿万亩农田，增加农业的生产，开辟几千里的航道，畅通轮船的交通。黄河流域将要变得风调雨顺，美丽富饶。现在就是这个伟大的改造自然工作的开始！ 我从初次到黄河上作调查研究工作，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我在黄河上走过不少地方，也写过不少关于黄河的文章，我梦寐以求的是根治黄河的开端。但是在黑暗的反动统治时代，这只是幻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胜利以后，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才能制定为改进人民生活的经济计划，才能逐步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坚决响应李富春副总理的号召，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而奋斗！ 沙汀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热诚拥护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彭德怀、邓子恢四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我一直非常兴奋，因为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现在我想向大会谈一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这里首先要说明的，在人民日报揭露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后，四川各界人民非常愤怒。四川省人民委员会跟即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一致决议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要求政府依法严惩。同时大家对于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四川解放前后的罪恶活动，也开始有了广泛的揭发和进一步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蒋介石国民党反革命的别动队，胡风反革命集团就对革命做了不少破坏活动。他们担负着蒋介石国民党思想方面的反革命任务。他们在四川出版的各种刊物，斗争锋芒一直是指向中国共产党、指向人民和一切进步力量的，他们采取各种隐蔽破坏方式为蒋介石效劳，而且达到了蒋介石用公开反革命手段所不能达到的反革命的目的。譬如，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作家讽刺、暴露他们反动政权的腐朽黑暗，胡风则咒骂讽刺、暴露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作家所干的工作为“搅大粪的工作”。在反动派的禁令无法阻止讽刺、暴露作品的流传时，而胡风则向这些作品进行攻击。这样，就使得文艺界和知识分子思想上发生过较长时期的混乱，受到不少损失。更可恶的是他们一贯向共产党和革命“争取”青年，替反动派招兵买马。当时很多青年因为向往光明，向往革命，不惜冒生命危险到延安去，蒋介石特别在西安建立了一座集中营来拘禁他们。而胡风集团分子则大肆宣传“那里有生活，那里有斗争”的反动理论，使得不少青年放弃了到延安去的计划。人们说得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刊物，是蒋介石建立的另一座集中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卖国行为遭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他们一切反革命的叫嚣遭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时胡风反革命集团办了许多刊物为蒋介石的反革命事业摇旗呐喊。因此解放战争期间，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在四川出版的“呼吸”、“脉搏”、“突击”、“荒鸡小集”、 “奔星小业”等，在进步的伪装下，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文艺运动的进攻，比以往更疯狂了。譬如，一九四七年正是蒋介石反动政权崩溃的前夕，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纷纷起来进行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迎接解放。但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却针对这一斗争，宣传什么 “要我辈凡人去革命，我就得首先想，自己是不是不革命就活不下去？倘若并不如此，我决不去替人哭丧”！宣传什么“要忍受一切饥寒病危的痛苦，监视流离的痛苦，死亡的痛苦”，阻止人们参加到反美蒋的斗争中去。当着这些反动的宣传也不能阻止人们参加反美蒋的斗争时，他们竟疯狂地使用两面派的手法，利用广大青年对国民党、三青团的憎恨，无耻地诬蔑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为“少数太热心的青年”在三青团的打手们迷惑下的“游行请愿”，直接进行破坏。 根据四川重庆、成都很多青年揭发和控诉的材料，胡风反革命集团毒害青年的情形，是十分严重的。他们总是想尽一切方法接近青年，特别是爱好文艺的青年，以扩大他们的“群众基础”。单以成都而论，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九年底，由他们组织的文艺团体，以及本来由进步青年所组成，在他们钻进去之后加以操纵和影响的文艺团体，就在十五个以上。此外他们还组织了不少“读书会”、“联欢会”，对青年进行毒害。他们利用青年对当时现状的不满，而大肆宣传“主观战斗精神”和“原始生命力”，有意使某些幼稚无知的青年任性地发泄其个人主义。结果，凡是受到他们毒害的青年，一个个变得狂妄自大，仇视集体，有的竟被拉入反革命的泥沼！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罗洛，就是他们一手这样“培养”出来的一个“代表人物”。 解放以后，我们所知道的胡风分子纷纷离开四川，这使我们在运动初期估计错误，以为四川没有什么胡风分子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因为胡风分子已经侵入革命阵营的各个方面，但不一定是知名之士。单拿胡风分子冯异说吧，他就是一个剧团资料室的普通工作人员，文艺界当然不大注意，但他却对重庆文艺界进行了很多破坏活动。首先他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内部拉拢一些思想作风、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人，组织成小圈子，兴风作浪，企图搞垮剧院的乐队；同时还在剧团外面联系了一批失业学生，一贯污蔑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所以胡风对他很看重，经常亲自写信向他发号施令，把他作为“联络人，争取人”的一个据点。由此可见，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真是无孔不入。事实证明，胡风一九五一年到四川参加土改时，不仅公开宣传过他的反动思想，还干了不少“联络人，争取人”的勾当。 应当说，在四川进行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十分剧烈的。热忱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广大人们，都已经积极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了。而另一方面，不少反革命分子和对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不满的人，则对这一斗争进行种种破坏活动。譬如，在重庆工业系统一个基层单位举行声讨胡风的大会时，一个暗藏的中统特务张稳，竟敢明目张胆地站起来为胡风辩护，并大喊大叫，捣乱会场。由此也可看出，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胡风这一帮匪徒是具有充分代表性的。 在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四川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自己对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复杂这一问题的认识，弄清楚了以使用两面派手法为其特征的隐蔽的敌人，比拿枪的公开的敌人还更危险！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进行，大家更一致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了极其严正的要求。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我有责任重复一遍四川人民一致的呼声：严厉惩办胡风及其骨干分子！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人民内部清洗出去！ 王亚南代表的发言 请允许我就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发表一点感想。 听过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以后，我们又比较仔细地学习讨论了这个计划的草案；我和其他代表一样，非常兴奋鼓舞地感到，这是继去年大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的又一个关系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文献。对于这个文献，作为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该说些什么呢？我是一个经济科学的研究者，对于这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计划，有什么意见呢？我同时还是一个大学的行政负责人，我将怎样依据这个计划来进行我的工作呢？ 我愿意就这几个方面来谈一谈。 首先，作为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是热忱拥护这个计划的。这是因为这个计划所要实现的目的，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没有那一个中国人民不殷切期待国家富强，不希望生活过得更好。而为了使我们这个小农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所采行的一切措施，就恰好是满足全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明确规定了逐年提高生产力的要求，并也明确地规定了逐年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也许说，在实现计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不少困难的：我们过去的经济太落后，技术水平太低，积累太少；我们的社会经济还存在着许多矛盾的：在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还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农业经济中，小农经济还占有很大的优势。这一切困难和矛盾，都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予以克服，需要大家为了长远的福利，在目前付出一些代价，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历经艰难困苦，流血牺牲，赢得了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生活的今天，大家一定不惜在今天加把劲，出点汗，付出一定代价，争取实现五年计划，争取更美好的明天。 因此，我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坚决拥护这个体现着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其次，作为一个经济科学研究者，我把这个计划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范本。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掌握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而拟制出来的。绪言说明了计划所由建立的可靠的政治经济的历史基础和施行计划所依据的指导原则。第一章提出了五年计划所要达成的纲领性的任务，第二章则依据所要争取完成的任务，拟订了生产、运输、商品流通等各方面的投资的限额和生产指标，而自第三章以下至第十一章则分别就工业、农业、交通、商业、文教、人民生活福利以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方面规定其具体任务，正确地估计了达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指出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计划是庞大的，包罗万象的，构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百科辞书，然而它是科学的系统的。依照经济现实运动的相互联系及其发展的严格逻辑顺序，掌握运用过渡时期的各种经济法则特别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作用，把各个方面，各个步骤，各个环节，系统地组织在一个综合平衡的整体中。计划的说服力和正确性，就是由于它不带一点幻想，完全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和坚实的科学论据上面。 这个计划本身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计划的报告，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学界发生极大的指导作用，同时，它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样，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提高全国人民思想认识水平的重要文件。 最后，作为一个大学的行政负责人，我认为，这个计划的鼓舞教育力量，应当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的一大推动力。我是在我国东南国防前线的厦门工作，在经常对敌的斗争中，格外感到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我们经常是把国家在各方面斗争的重大成就，把我们广大人民在各种战线上表现的艰苦卓绝的爱国主义英雄事例，拿来鼓舞激励我们全体的教职员工及同学。但尽管如此，我们学校的整个气氛，还是缺乏战争观念，缺乏持久的战斗情绪，太平麻痹思想，警惕性不高，仍是我们工作的重大缺点。这就使我们的思想还落后于现实要求。解放五年多以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培养国家建设人材的急迫需要，大力支持改善学校的教育环境和充实教学研究设备，我们学校原来的创办人陈嘉庚先生又协助募建了许多新的房屋，然而正如一位苏联专家看过我们一些高等学校之后所指出的，我们的“设备优于技术，技术优于思想”；倒过来说，就是思想落后于技术，技术落后于设备条件。这在一方面说明高等学校的物力人力有极大的浪费，另一方面说明非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方法，还在发生有力的影响。在这种的教育气氛中，是很难得培养出合乎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干部来的。我们在大学的行政工作者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全面展开揭露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思想运动中，检查纠正我们自身及工作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来证示我们在认真为实现五年计划而努力。

第3版()专栏：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长　罗瑞卿 我完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彭德怀、邓子恢四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我想说一说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一个重要的保证——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为创造我们未来的幸福而奋斗的时候，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活动恰恰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人民的财产，破坏社会主义的建设，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国仍旧退回到被压迫的、落后的、穷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因此，要容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就不能安全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要安全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就不能容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我这样说，是否夸大了事实？那末，让我们从几个实例来看看最近时期反革命分子是怎样破坏着我们的建设吧。 一九五四年一月，安徽芜湖纱厂被反革命分子纵火，烧毁二万三千多纱锭，损失一百六十余万元。 一九五四年六月，沈阳建筑工程局第三分公司职员蒋匪特务田玉昆，放火烧掉工地材料仓库的全部建筑器材和三幢宿舍，并把救火的工地中共支部书记张殿龙同志打昏。 一九五四年十月，上海石油批发站反革命分子龚阿宝，利用国庆节值班的机会偷将该站二○二号油池打开，使石油流入通黄浦江的河沟，企图引起严重火灾。幸亏河沟事前已被堵塞，未酿巨祸，但石油已被放走二千六百多斤。 一九五四年十月，广州破获了一个以蒋匪特务吕薄冰为首的三十一名反革命分子的阴谋集团，这批反革命匪徒准备了铁锤、铁棒、石灰等凶器，计划伪装搭客，把民生轮船公司的民俗轮在航行途中劫往台湾。 一九五五年六月，陕西朝邑县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麦场被反革命分子纵火，登场的一百多亩麦子全被焚毁。 这些确凿无疑的事实，说明反革命分子对于我们的基本建设、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农业，都在进行着疯狂的破坏。 反革命分子有许多破坏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来进行的。 一九五四年三月，太原重型机器厂唯一的五吨大型汽锤，刚刚安装起来不久，就被反革命分子傅家邦故意借试锤的名义加以破坏。这个汽锤可以锻造十吨以上的锻件，每天可以创造一万元的财富。 一九五四年三月，丰沙铁路二十号隧道发现顶部有巨大的空洞，工程师反革命分子董殿凯故意违反本人所熟知的施工规则，用废木料填塞，外涂灰浆，掩饰隐患，阴谋使隧道在通车的时候受震坍毁，企图造成难以预料的严重事故。 一九五四年七月，河北下花园煤矿第一矿，由于副矿长兼主管技术员三青团分子李德厚，故意采取错误的采掘办法，使瓦斯大量积聚，发生爆炸，牺牲职员工人三十八人，中毒一百五十六人，直接损失财产五十余万元。 一九五三年三月，某国防工厂助理工程师国民党分子张韵私改图纸，造成了废品和返修品八千四百件，装成的五百零九件武器试射时都不能准确发火。这不但是国家财产上的巨大损失，而且这种武器在战场上不能杀伤敌人，反而可能杀伤自己。 我们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的、善良的人们，为了发展生产，建设祖国，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是付出了多少劳动，克服了多少困难啊！但是这些反革命强盗只要出一个坏主意，转眼之间就可以使多少宝贵的生命死亡，无数的财富化为灰烬。请看反革命分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凶恶毒辣到了怎样的程度！ 或者有人以为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对于普通人民也许并不反对吗？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例如一九五四年夏天武汉的防洪斗争，这是关系所有居民的安全的，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加破坏了吧？但是有个原蒋匪少校军官七级技工李建勤，故意破坏修堤用的一吨推土机，使它七天不能推土。另一个国民党员地主分子电讯局技工王杰英，在市内抽水的紧急时机故意烧毁变电所的变压器，使六十部抽水机停车十八小时。这一类的破坏事故在六月下旬到八月下旬竟发生了一百多起，其他放信号弹、制造谣言、煽动民工逃跑、乘机捣乱市场、在制造防汛器材中掺假骗钱等事件还不在内。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反革命分子在人民中间是绝对孤立的，他们同任何普通人都没有共同的利益。他们仇恨人民，仇恨人类，仇恨社会。“我几乎恨一切人”，胡风分子的这句话，代表了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心理状态。 反革命分子虽然是一些亡命的强盗，但是他们是受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鼓励和指使的，因此他们的活动远不限于破坏建设。他们还在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反革命的复辟。 反革命分子为了进行颠覆活动，竭力收买一些社会的败类参加他们的组织，并且用各种不同的名目来欺骗一些落后分子作他们的工具。据一九五四年河南、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八省和上海市的不完全统计，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件八十三起，其中二十七起即有反革命分子一千零七十四名。香港蒋匪特务机关所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曾经给他们所派遣的一个特务分子许波平规定，发展到十五人，每月薪金港币一百元；发展到二十五人，每月二百元。这个匪徒在半年内果然发展了十九个特务。我们大家都知道，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就是按这种“争取人、联络人”的方针发展起来的。 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了抵抗社会主义改造而结成的一些秘密团体，在最近两年内比在“五反”时期是增加了，其中有些竟直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例如一九五四年七月，上海祥泰锯木厂的老板周长明，竟纠合党羽，组织所谓“各界人民反共总会”，印发反革命传单。 潜伏在宗教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活动的外衣，也在进行着发展反革命秘密组织的阴谋。一九五三年五月和一九五四年三月，河北献县地区和永年地区破获了两起利用天主教名义进行叛乱活动的秘密组织，仅地洞、暗室、夹壁墙就查出了一百几十处，最大的地洞可容一百多人。 反动会道门也是反革命分子发展组织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九五五年一月，陕西省破获了一个“一贯道”化身的“中道”，仅反动道首就捕获了四百三十四名，挖出各式地洞、暗室一百零二处，缴获大批枪支、子弹、蒋匪党旗和其他反革命罪证。 反革命分子的颠覆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我国许多机密情报偷送给敌人。 例如：天津五达贸易行监理李芳五，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亲去香港接受特务机关的训练和任务，负责给敌人调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番号、装备、调动，重工业厂矿的分布，通讯器材的管制状况等等；他不但利用自己的企业在天津成立“交通站”，而且还计划吸收他的哥哥和朋友在兰州和沈阳成立“交通分站”。 上海东华园制梅厂经理徐孟奎，一九五一年去香港加入特务组织，同年回上海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即向香港特务机关用密写方法报告军事和政治情报十余次，军事情报包括海军船舰停泊情况等。 蒋匪特务王砥中在一九五三年潜入广东，骗取了广东省建筑工程局设计公司技术员的职务，在半年中间给香港蒋匪特务机关送去了军事、政治、工程等情报二十多件，在工程情报中包括广州新建船坞的详细情报；此外，他还搜集了关于武汉造船厂、长江大桥等八项情报准备送出。 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的特务黎英，在一九五四年三月潜入广州，也在半年中间给香港美国特务机关送去了有关广州驻军、高射炮阵地、飞机场和粤汉铁路运输情况等情报二十多件。 反革命分子在某些农村中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还企图暴乱。 例如浙江东阳县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反革命分子纠合匪徒百余人，自称“剿共司令部”，分路攻打象岗乡和宅口乡的人民委员会，象岗乡的正副乡长都被捆绑砍伤，幸经县公安部队赶到救出。 美国“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和蒋匪“总统府资料组”联合派遣的特务分子伍杰三在潜回安徽庐江家中后，就发展特务组织，搜集武器，企图利用一九五四年秋季水灾的机会，到大别山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 一九五四年在山东菏泽出了七个“皇帝”，一九五五年三月又在河北张家口专区出了一个；这也是敌人组织暴乱的一种形式。 反革命分子另一项突出的活动是凶杀和暗害。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沈阳西郊大榆树村蔬菜生产合作社财务委员李景云全家八口，被三个反革命富农分子杀死。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甘肃玉门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陈志荣，由于怀恨家人反对他的反革命活动并强令他劳动，竟在夜间杀死两个弟弟、弟媳、侄儿、侄女，砍伤妻子，又跑到乡人民委员会企图杀死乡长和中共支部书记。 混入河北石家庄专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反革命分子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王丕昌等三人，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内故意制造多次医疗事故，造成残废二人，死亡十人，内有中共县委书记一人。他们甚至得意忘形地对院内的共产党员说：“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你说怎办就怎办吧。” 但是反革命分子并不以杀害少数人为满足。一九五四年国庆节前夜，蒋匪保密局曾派它的行动处副处长姚恺如到香港，布置一个对广州的大规模的爆炸。姚匪从一九五四年六月起，就个别地选择、训练和派遣了特务十二名，完全由姚匪个别地指挥，个别地分配任务和供给炸药。这伙匪徒们所领到的爆破器材有美制烈性炸药、燃烧药、雷管等五十四盒。匪徒们计划在一九五四年国庆节实行爆炸，目标有国庆节的纪念会场、游行队伍、戏院、茶楼、工厂、仓库、油库、车站、桥梁、兵营、飞机场、政府机关等。 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是说不完的。但是我想，从刚才举出的这些例子，已经可以看出他们的狰狞的面目了。 各位代表！对于这批穷凶极恶、灭绝人性的反革命匪徒，我们在座的任何人还能够加以容忍吗？任何善良的中国人，任何希望中国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甚至只希望自己安居乐业的中国人，对于这批匪徒的滔天罪恶，还能够无动于中吗？任何人听了这样骇人听闻的阴谋，还能够认为反革命分子不过是“几条泥鳅掀不起大浪”，因而安慰自己吗？ 或者有人要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已经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多次的社会改革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已经镇压了大批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目前还有这样多反革命分子在活动呢？ 毫无疑问，从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以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巩固。由于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大部分在事前就受到了制止，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破坏事件，一般地也能迅速破案。仅在一九五四年内，破获的特务间谍案件即达六百一十九起。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自满。如上所说，反革命分子仍然造成了不少严重的破坏；而尤其重要的是，还有大批的反革命分子还在潜伏着，准备着制造更多的破坏。 当然，反革命分子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愈往后还要愈少。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六万万人口的大国里，反革命分子究竟不止几百个几千个。大家知道，反革命分子的唯一前途就是灭亡；但是我们也不能设想他们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灭。这是因为： 第一，我们要记着，只在六年以前，我国的大部分土地还是由反革命势力统治着的，反革命多年的统治所留下的垃圾是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扫清的。 第二，我们也要记着，反革命统治在我国大陆上虽然被彻底推翻了，但是蒋介石匪帮还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盘据着台湾，帝国主义还在包围着我们，我国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还在受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支持。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曾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明目张胆地作证说：“我们所希望的解决中国大陆问题的办法……是用促成内部瓦解的行动。”在美国政府的每年预算内，就公开地规定着专用于颠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一亿美元的经费，其中并有五千万美元政府可以秘密使用，而不向国会报告。美国在我国周围设立了大批的间谍组织。很明显，他们的方针不是白定的，他们的钱不是白花的，他们的组织不是白设的。至于蒋介石匪帮进行特务活动所用的力量，更是大家所知道的了。 第三，我们还要记着，我国正处在阶级斗争剧烈的过渡时期。过去的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或虽已判刑而已期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在土地改革中受到打击的地主阶级分子，以及其他因为贪污、盗窃、伤害人命等各种罪行而受到正义的打击的分子，有许多人并没有就此安分守己，还在图谋报复；而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又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拒绝改造，图谋反抗。 这样，就使得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成为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斗争。只要国内的阶级还存在，国外的帝国主义还存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也就必然要存在。 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得到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那次运动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公开的反革命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被发现和镇压的并不多，而敌人今天的主要活动方式却是暗藏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拥护，反革命分子在多数情形下不得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以便于保护自己，并且力求钻到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政府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内部来进行破坏。前面所举的一些反革命活动的事例，大部分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伪装进步作家，其中有不少人还钻进了共产党的组织，这是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了。反革命分子甚至还钻到党的领导部门以至公安部门中来。上海市前副市长潘汉年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前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共产党叛徒饶漱石和潘汉年共同指使下，背着中央，包庇、掩护和任用了大批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蒋匪特务机关的活动得到了护身符。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过去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打击，这是反革命活动在最近期间显得嚣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革命分子这样嚣张地活动，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对待呢？我们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一条是同他们妥协，实行和平共处。但是这一条他们不赞成，他们不肯跟我们和平共处。反革命分子的宗旨就是要消灭我们。有人说：应当对反革命分子宽大些，应当给他们出路。但是事实是相反的。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历来实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今后也仍然要实行这个政策，反革命分子是懂得这一点的。而那些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并不因为宽大而受到感动，反而常常利用我们的过分宽大来作恶。前面说过的三青团分子李德厚，在一九五○年就曾因为瓦斯爆炸，被判处徒刑二年，缓期执行，在缓刑期满后被提升为副矿长。这还不算宽大吗？他还没有出路吗？他受了感动没有呢？他的“感动”的表现，就是再一次制造伤亡一百九十四人的爆炸！又有人说：反革命分子所以活动，还是因为我们工作中有缺点。但是人民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反革命分子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完全两样的，人民认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镇压得不坚决是最大的缺点，反革命分子却认为我们不让他们有反革命的自由是最大的缺点。玉门的反革命分子陈志荣把自己一家人都杀了，因为他家里人不要他继续反革命，这难道能说是他家里人有缺点吗？那批在广州准备爆炸的特务并没有人去惹他们，可是他们却企图把广州人大批地炸死；那批暗藏在武汉防洪组织内的特务也没有人去惹他们，可是他们却企图把武汉人大批地淹死。大家请看，同反革命分子还能有什么和平共处呢？如果宣传同反革命分子和平共处，那究竟是对谁有利呢？ 同反革命分子既然没有妥协的可能，在我们面前就只剩下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安全和幸福，把一切反革命匪徒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加以肃清！ 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首先需要提高警惕。反革命分子能够暗藏下来，甚至暗藏到我们的政府机关、人民解放军、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中间，能够进行他们的各种危害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由于我们的警惕性不高。在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在许多人中间生长了一种极危险的麻痹自满情绪，以为反革命分子已经镇压得差不多了，天下已经太平了，这种麻痹自满情绪给敌人开了方便之门。机关用人制度不严，使坏分子容易钻进来并保持他的职位。国家的机密、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要害保护得不好，让敌人有接近的机会。对敌人可能的破坏缺少戒心，以至有时在敌人的破坏计划已经露头的时候，还没有发觉和采取必要的行动。公安部门在这个方面犯过许多错误。许多地方的公安机关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没有坚决镇压，引起群众抱怨说：“反革命想复辟，‘宽大无边’是不是也复辟了！”总之，许多同志缺少敌情观念，忘记了敌人的存在，忘记了或者不相信敌人随时随地都在找我们的空子准备袭击我们。因为这样，这些同志就在实际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这一条最基本的原理，否认了现实政治中革命和反革命不能妥协这一种最基本的事实，因而不能不犯严重的错误。 为了说明我们有些同志在政治上麻痹到什么程度，让我在这里介绍一段反革命政治流氓的活动史。 有一个国民党员李万铭，历充蒋匪军二○七师文书、准尉政治干事，陕西安康人，现年二十八岁。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解放，李万铭伪称中央大学学生，混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十月毕业后，伪造印信，混入常州市政府建设科任科员。随后又伪造印信到当时的苏南行政公署撞骗，被判处徒刑三年。一九五一年一月假释出狱。 这个骗子被释放以后更猖狂了。他伪造了第二野战军的介绍信到陕西，冒称是荣誉军人转业，居然被陕西省民政厅介绍给安康专署。这时他又伪造了党籍的证明信，并且被专署机关支部信以为真，因而不但骗取了专署民政科科员的职位和残废军人的证章，而且混进了共产党内。一九五一年十月，李万铭被派赴武功西北农学院学习。随后不久，他又想出更大的骗局，捏造了一个“历任红军连、营长和志愿军团参谋长”的履历，和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组织部要他“到中南局报到”的命令。这个荒唐的命令本来是容易识破的，但西北农学院党总支委书记竟当真给他介绍到西北局转中南局，而中南局组织部也竟分配他到中南农林部，使他担任了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秘书主任。以后又由于他的种种谎骗，升任中南农林部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委书记，并且同一个女共产党员结了婚。 一九五三年九月，这个反革命骗子被调来中央林业部，林业部拟任为行政处长，他因为“患病休养”，尚未到职。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间，他伪造了一位高级将领给他的电报和“亲笔信”，说是某司令员要他“回十二军任参谋长兼三十五师师长”，并要他“火速乘飞机去兰州商谈军务”。林业部的同志真热心，毫不思索就给他买了飞机票，使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飞到了西安。他又找到原来的西北农学院党总支委书记，还想再到那里去鬼混两个月，以便弥缝眼前的欺骗，制造下一步的欺骗。但是这一次这位党总支委书记同志警觉起来了，他发现了他的马脚，这才由陕西省公安厅加以逮捕。 李万铭的骗术，说来是幼稚可笑的，但是他在 一九四九年的半年中和一九五一年一月到一九五五年一月的四年中，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竟然都一一蒙混过去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多么辛辣的讽刺！我们的许多同志的警惕性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是在睡觉吗？有些人到现在还认为我们的警惕性并不低，认为现在我们大声疾呼地要求提高警惕性是多事；那末，请问这样的同志怎样来解释李万铭事件的发生呢？这样的同志难道不正是李万铭等反革命分子所求之不得的吗？ 我们要知道，李万铭事件决不是一件什么偶然的和孤立的“奇闻”，这是我们国家机关大批工作人员麻痹自满的表现，正是这种麻痹自满使许多反革命分子敢于为非作歹，杀人放火，如入无人之境！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教训，而公安部门尤其应该得到教训。我很希望我们中国也出 一个果戈里，把李万铭以及被李万铭欺骗的麻痹分子搬到舞台上来，使公安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都永远记住这样一件事，好比卧薪尝胆一般。 提高警惕性的教育必须用具体的事实来进行。有人说：共产党为什么对胡风集团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呢？这不是小题大做吗？不是的！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量体裁衣。胡风集团的揭露，正好用来教育人民，把人民的眼睛擦亮，因此，加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是完全合乎时宜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用提高革命警惕性的任务来教育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教育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成员，教育国家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教育全国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严密各种制度，堵塞各种可以给反革命分子利用的漏洞，才能及时地发现反革命分子而加以肃清。这是我们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最重要的前提。 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必须发动群众，使保卫治安的专门工作同群众斗争相结合。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当然需要专门的工作，但是专门工作机关的人员究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更不可能做到每一件事情。但是有了群众的合作，他们的地位和力量就完全不同了。大家知道，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所以得到伟大的成绩，主要地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力量。过去几年中，许多反革命案件的破获，也是群众协助的结果。群众在眼睛亮起来以后有很高的积极性和无限的智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这样的群众中间就很难暗藏下去，因此他们最怕群众起来同他们斗争。最近各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学习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觉悟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少的反革命分子。例如：对外贸易部查出了三个特务，其中一个特务王桐另外又发展了三个特务，并企图建立反动武装。地方工业部纺织局查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汪雨田，这个反革命分子不但窝藏了一个有血债的特务达六年之久，而且直到上月（六月）八日和二十五日，还把纺织局的全体工作人员一一加以评点，列了一个准备有朝一日逮捕问罪的“黑名单”！建筑工程部华北工程管理局财务处的群众，由于平日对该处的反革命嫌疑分子钱荣灿已经掌握了若干材料，所以在一次小组会上就使他无法继续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 问：你为什么说国民党时代生活好？ 答：我在长辛店铁路上当会计主任，每月赚十袋洋面。 问：你怎么到的长辛店？ 答：坐平汉路火车来的。 问：一九四五年平汉路火车不通你怎么能来？ 答：我是一九四六年八月来的。问：你平日不是常说一九四五年在北京结的婚吗？ 答：……这个……这个……我要想一想…… 就这样，钱荣灿再也答不上来了。他只好招认他过去所说的履历完全是捏造的，他原来是国民党铁道兵团的少校军官。 很明显，如果不是发动群众，这些黑暗的角落就不容易暴露，而反革命的细菌就会在里面滋长活动起来，危害我们的国家机关和人民的安全。 我们从前面的实例看到，反革命分子是有空必钻的，因此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必须在所有的组织中和全国人民中开展起来。有人说：我们的业务太忙，顾不上。问题是你顾不上整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可是顾得上来整你呀！又有人说：反革命分子在别处是有的，在我们这里没有。可是几乎所有查出反革命分子的部门，原来也都以为自己的部门是干净的呀！因此，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把群众普遍地无例外地发动起来。 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必须坚持贯彻正确的政策。提高警惕性，发动群众，这些都是正确的政策。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严格划清反革命分子的界限。毛主席给我们提出这样两句口号：“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必须成为全国公安机关以及全国人民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指南针。公安机关对于各种反革命案情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详细的材料和确切的证据，严格地遵守宪法和法律，防止错捕人，防止“逼供信”，做到既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又保护了好人。 前面已经说过，国家在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上的政策，仍然是镇压和宽大相结合。我们所说的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当然不是说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肉体上消灭掉，而是说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只有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才需要依法处以极刑。对于其余的反革命罪犯，大部分将实行劳动改造，使他们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个办法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卓著成效。对于罪恶比较轻微的人，则将采取就地教育的方法。我们要求一切犯罪分子向政府坦白地说明自己的罪过，并且帮助政府查清其他犯罪分子的事实。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原则是：抗拒者从严，坦白者从宽，立功者可以将功折罪。这就是说，除了犯罪者的犯罪情节轻重以外，我们还将根据他们在犯罪以后的表现，分别地决定给以严肃而又适当的处理。 各位代表！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随着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的发展，人民的革命力量是在一天一天地不断地加强，而人民的敌人则是在一天一天地不断地被消灭。帝国主义者和蒋匪帮在过去每年都梦想他们在中国还有点什么“希望”，但是每年他们都得到一个失望。当我们这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镇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斗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广泛地展开并获得胜利以后，他们的“希望”更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我们要永远不自满，永远保持警惕。让我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在警惕中进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完成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4版()专栏： 关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报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七日讯：关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的邀请，在参加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后返国途中，从七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在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期间，他们参观了一些工业和农业企业，以及一些文化机关，并且了解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民的生活和劳动成就。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为一方同格罗提渥为另一方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参加会谈的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第一副主席赫·马特恩，副总理：奥·努舍克、汉·洛赫、保·舒尔茨、洛·博尔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弗·艾柏特、弗·埃尔斯纳、卡·希德万，以及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格·马·普希金。 苏联政府代表团把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结果详细地通知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德国问题和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得到了特别的注意。双方完全一致地认为，日内瓦会议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为了保障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必须以谅解和合作的精神继续举行谈判，以就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达成协议。 双方重申使德国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恢复统一这一坚定不移的愿望。双方同时认为，在当前欧洲的局势下，统一德国的唯一现实的道路是四国以及德国人民共同努力来缓和欧洲紧张局势，建立国与国之间的信任。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法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先由德国两个部分以平等的地位参加这一体系，然后由统一了的德国参加这一体系。德国问题的这样一种解决是根据现实的情况的，即现在存在着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各不相同。 双方认为，不能让德国问题成为解决保障欧洲安全问题的障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应当对保障欧洲安全的事业作出贡献，从而促进德国统一问题的解决。 双方的出发点是，如果没有德国人民自己参加，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接近起来，德国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格罗提渥总理着重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欧洲安全体系的意志和决心，并且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心全力促使德国两个部分的接近和恢复德国的统一。 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倡议，已就因犯了反对苏联人民的罪行而在服刑的前德国的战俘问题交换了意见。决定在考虑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愿望的情况下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会谈表明了，无论在国际局势的问题上，或是在进一步加深和扩大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的方面，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具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两国政府议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便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和加强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第4版()专栏：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出席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代表团团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于二十七日回到莫斯科。 到中央机场欢迎的有：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苏斯洛夫，以及苏共中央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苏联元帅，苏联政府各部部长，中央各机关领导人，苏联和外国的记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国防部的负责工作人员。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各国驻莫斯科的外交使节。

第4版()专栏： 法共政治局就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发表声明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二十七日讯：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就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发表声明说，日内瓦会议证实，通过发展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的办法，即在放弃“冷战”和“实力地位”政策的基础上巩固和平是可能的，声明说，假如阻碍德国统一的伦敦和巴黎协定不曾批准，那末这次会议还可以导致更大的成就。 声明说，如果各国人民不放松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政府首脑通过的指示将得到实现。政治局号召法国全体劳动者和爱国志士要求政府实行符合法国民族利益的独立政策（签订欧洲集体安全条约、拒绝实施伦敦和巴黎协定、取消外国在法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要求保证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获得成功，为此要更积极地展开为反对原子战争和争取普遍裁军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征集签名的运动；使法国政府严格履行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定，特别是关于准备在越南举行普选的部分；力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承认它对台湾的权利以及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政治局的声明着重指出，在争取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法国人民将促使在十月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取得成就。

第4版()专栏：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消息：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举行了全体会议。共产党副总书记隆哥在会上作了报告。 会议讨论了隆哥的报告。在讨论中发言的有意共书记处书记巴叶塔和阿门多拉等人。他们的发言强调指出，党的工作应当适应国际形势，必须经常寻找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工作的新的形式。他们还指出，争取改善生活水平、维护劳动人民工会权利的斗争应当同争取党的主要目的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目前，在各执政党的队伍中，不满和危机的迹象已愈来愈严重了。 党的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了言。他谈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群众和天主教徒之间的联系问题。 陶里亚蒂指出，现在，人民大众的力量团结起来的机会成熟了。 陶里亚蒂指出，在同天主教信徒建立联系的时候，不仅要极度善于集体地和个别地和他们接近，而且还要求有能力说服他们，同时还应进行批评。 陶里亚蒂说，应当在天主教民主党党员面前揭露天主教民主党的动向，因为这个党的目的是巩固反动势力，保存旧的保守派在意大利的统治。 陶里亚蒂最后说：同天主教徒的联系如果仅仅限于就个别的经济或政治问题谋求暂时的统一行动是不够的，必须使这种讨论围绕着主要的问题进行，并以达成共同协议为目的。

第4版()专栏： 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幕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于二十七日在东京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 中央指导部主席春日正一在开幕会上报告了自从一九五一年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来党的工作和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

第4版()专栏： 奥地利国家条约七月二十七日生效 盟国对奥管制委员会的活动结束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据塔斯社讯：法国在二十七日向苏联政府交存了批准奥地利国家条约的批准书。在这以前，苏联、美国、英国、奥地利已经分别交存了这个条约的批准书。奥地利国家条约规定这个条约在条约签字各国把批准书交存苏联政府后立即生效，所以，法国交存批准书后，奥地利国家条约已经在七月二十七日生效。 二十七日，在维也纳的盟国对奥管制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驻奥地利的苏联高级专员伊利切夫、法国高级专员赛杜、英国高级专员华林格尔和美国代理高级专员潘菲德参加了会议，四国高级专员都发表了声明。 伊利切夫的声明指出，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生效将在奥地利历史上展开新的一页。奥地利已经宣布将奉行永久中立的政策，这对于巩固欧洲和平有重大意义，使奥地利人民和其他国家爱好和平人民非常满意。 伊利切夫祝奥地利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在使奥地利发展成为民主、独立和中立的国家方面不断地取得成就，并且表示苏联将继续为发展和巩固苏奥两国友好关系而努力。 会议最后通过了盟国对奥管制委员会活动结束的决议。会议以后，举行了把盟国对奥管制委员会大厦上的四国国旗降下的仪式。 奥地利总统柯尔纳和总理拉布在二十七日在维也纳为奥地利国家条约生效发表广播演说。柯尔纳说，“各大国的一致精神产生了恢复世界和平的新希望，为公正地解决困难问题铺平了道路……我们奥地利人要遵守我们的诺言，除了争取和平和正义的斗争外，我们永不参加其他斗争。”

第4版()专栏： 武元甲抗议南越当局制造西贡暴行事件 新华社河内二十六日电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在二十五日送了一封信给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抗议最近在越南南方发生的违反日内瓦协定的行动，特别是七月二十日吴庭艳集团在西贡制造的一次示威中对国际委员会的一些代表的粗暴行为。 武元甲列举事实，指出在西贡发生的暴行是在越南南方当局庇护下有组织、有准备的行动，其目的在于破坏日内瓦协定的履行，反对国际委员会和越南人民军联络官驻在南方，借以实现阻挠协商会议、破坏和平和越南统一的阴谋。 武元甲指出：越南南方当局的行动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协定第十四条甲款、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并且是同越南人民要求和平和统一的愿望以及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部和越南南方当局对已发生的事件必须负责。 武元甲说，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强烈抗议上述破坏行动，并且同意国际委员会为处理七月二十日的事件而采取的一些必要的措施。它建议国际委员会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日内瓦协定得到尊重和充分执行。 武元甲最后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但关系到越南和平的巩固，而且也关系到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

第4版()专栏： 印度总理尼赫鲁谴责西贡暴行事件 新华社新德里二十八日电　据印度新闻处消息：印度总理尼赫鲁二十七日在人民院说，去年日内瓦会议的两位主席艾登和莫洛托夫已经向印度保证，他们将采取步骤以给予越南国际委员会以足够的保护。他说，委员会打算继续进行它的工作。 尼赫鲁在答复问题时说，两位主席在日内瓦收到了尼赫鲁的信件之后，就彼此进行磋商，还同美国和法国的代表进行了磋商。他说：“据悉，所有这四个国家都竭力敦促南越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便国际委员会能适当地进行工作，并且采取步骤，根据日内瓦协定组织选举。” 尼赫鲁总理说，现在已经收到关于七月二十日西贡事件的详细报告。“向我们报告的事实是这样：好几天来在西贡一直有一些示威。委员会的主席德赛曾来印度进行磋商。他在七月二十日早晨回到西贡。不久以后，几百个持有棍子、短刀和斧头的青少年出现在越南国际监察委员会人员居住的皇后旅馆和加利埃尼旅馆的外面。这些人分批在旅馆各层楼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他们冲进了各个房间，割断了电话线，威胁住客并且毁坏他们的私人财物。委员会的四十四个成员，包括主席在内，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私人财物。在西贡访问的老挝国际委员会的低级印度人员遭到攻击并且受伤。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没有受伤。停在皇后旅馆外面的委员会的车辆被焚毁。” 他说：“看来，自始至终都在旅馆外面的越南保安警察并没有干涉抢劫和放火。只是在进行了破坏，示威者已经离开了旅馆以后，治安警察才来处理这个局面。” 他又说：“看来，这些示威和对国际委员会的进攻是预先策划好了的。由于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示威，委员会曾在七月十三日要求当局注意有必要来维持治安以及提供适当的安全。显然，这种要求没有受到注意。” 尼赫鲁总理指出：“根据越南的日内瓦协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双方部队司令官对于国际委员会及其视察小组在完成这个协定所赋予的职责和任务中，应当给予一切可能的保护、协助和合作。由于日内瓦协定是越南人民军总司令和印度支那的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所签订的，后者就对在南越的国际委员会的平安和安全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由于南越的治安维持工作现在看来是由越南国控制的，因此，我们认为，南越政府和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一样有责任来给予这种保护。” 尼赫鲁说：“印度政府是在得到有关政府的保护和合作这一清楚谅解下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十分明显，除非国际委员会得到充分的安全和保护，它是无法进行工作的。国际委员会打算继续进行它的工作，希望两位主席的努力将获得成功，他们的指示将受到注意。”

第4版()专栏：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将在明春访问英国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七日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联合王国首相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讨论了关于通过保持他们在日内瓦已经建立起来的个人接触的方法，来巩固他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的问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已经接受了安·艾登爵士关于在明年春天访问联合王国的邀请。

第4版()专栏： 吴努总理将在今年内访苏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塔斯社仰光二十六日讯：缅甸总理吴努二十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打算在今年访问苏联。

第4版()专栏： 法国外长谈同我国建立关系问题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比内二十六日在共和国参议院概述法国远东政策时，谈到法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关系的问题。比内说：法国政府“研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问题已有很长时间，事实上已有好几年了。”他说：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停战消除了同人民中国政府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的障碍。而“另一方面，台湾问题表明，如果没有人民中国参加，远东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比内说：“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法国政府不打算匆忙地改变政治现状，而打算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人民中国建立某些接触。”他认为：这“将能为下一步的政治承认创造基础。” 比内还说他认为，承认新中国，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件事如果要成为有效的话，就必须由西方国家共同决定。他说：在这方面，法国将考虑美国的态度。比内表示，希望到现在还没有采取这一措施的西方国家能够在最近期间就这一问题研究一个“积极解决办法”。

第4版()专栏： 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 裴达 在美国和日本订立了所谓旧金山“和约”之后，形式上取消了占领，但美国通过所谓“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继续在日本驻扎军队，并且无限制地建立军事基地，使日本实际上继续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到现在，美国军事当局在日本已建立了陆海空军基地和雷达基地、军事演习场、兵营等军事设施约八百处，遍布日本全国。 目前，美国正在日本扩充军事基地。日本调达厅长官福岛慎太郎曾对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说，美国军队要求日本政府再给予三十七万七千三百英亩土地，以便扩大军事演习场和空军基地。最近，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麦克诺顿少将对来东京的美国新闻记者说，美国远东空军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在日本获得土地来扩展容纳现代喷气式飞机所需要的跑道。据日本报纸报道，美国正在以富士山为中心扩充它在日本的军事基地网。立川、小牧、横田、木更津和新潟等空军基地的扩充工作正加紧进行，以供装载原子弹的大型喷气式飞机（B—47、B—52）起落。以富士山为中心的连结它周围基地的军用道路，也正在修建。 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不仅威胁亚洲国家的安全，而且首先使日本人民遭受到深重的灾难和屈辱。日本的经济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农民受害最甚。美军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所占土地的面积约达二十万公顷，超过日本国土面积的二百分之一，平均不到五百平方公里就有基地或军事设施一处。在这些土地上，千百户的居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日本农业生产因此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产量减少，农民生活更加贫困。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海岸线上，美军的海上演习场占了四万八千平方公里的渔场，使全日本二十万以上的渔民每年损失了二十五万吨的鱼产。不仅如此，美国驻日军职人员还享有治外法权，在基地所在地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侮辱日本人民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据共同社报道，从一九五三年十月到一九五四年八月底，美国人杀人、抢劫和强奸等犯罪案就有五千件，平均每月达五百件之多。美军驻地还成了伤风败俗的淫窟。一个美国随军牧师透露，仅在日本三泽美国空军基地的五千名居民中，就有妓女一千二百名。此外，由于美军经常演习，不绝于耳的飞机声、大炮声，闹得各地居民不得安宁。据最低的估计，约有七十个学校因此根本无法上课。早在一九五四年七月，日本“产业劳动日报”刊载的一篇题为“自从美国来了就没有好日子过”的文章就指出，美国军事基地对日本人民利益的损害，“已不是收获减少或收入减少的问题，而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愈来愈多的日本人认识到，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和驻扎军队使日本继续处于被占领和被损害的状态，并使日本有被卷进新的战争的危险。日本人民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保卫生活，争取和平和独立，不断地进行了反对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的斗争。广大农民、工人和社会团体、政党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个斗争。斗争的形式开始是向国会请愿，在报刊上发表言论，继而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罢工，以至集合起来阻止美军占用田地作为基地。一九五三年在石川县内滩村曾发生了轰动世界的事件，在很长时期内，内滩村的居民对美军在他们田地上开辟炮兵射击场一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这个斗争后来很快地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近几月来，由于美国策划扩大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运动更加高涨起来。当今年三月九日，美日联合委员会宣布美军要扩大富士山麓军事基地的计划之后，日本人民便立即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首先，富士吉田市和山黎县以市长、县知事为首，连续召开了各界代表会和群众大会。他们坚决反对美军扩大军事基地，要求美军把它在富士山麓的军事演习场归还日本，并成立了领导这个运动的组织——要求归还北富士演习场同盟。许多富士山附近的居民到美军打靶场周围示威，反对美军实弹演习，并且不顾生命危险，冲破美军打靶的禁区线，在美军炮座附近和落弹区举行静坐斗争。 富士山地区居民的这一正义斗争，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新浪潮。拥有三百万会员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宣布，铁路、电力等十多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决定派代表参加这个斗争。左派社会党国会对策委员会决定要发起一个运动，反对美国在日本保持和扩大军事基地。右派社会党众议员田原春次在一次众议院会议上，就美军炮击富士山向政府提出紧急质问。许多日本国会议员要求修改准许美军打靶的协定。当富士山地区居民反对美军打靶的时候，日本电力、铁路等工会组织派遣了一百个代表到富士山麓，彻夜地坐在美军炮座附近，阻止美军发炮。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神山副议长，到山梨县支持富士山地区居民的斗争。各地许多学生、妇女和文化团体纷纷组织支援队，前往富士山地区帮助农民种地、洗衣服。 在保卫富士山的斗争的影响下，日本各地反对美国扩大军事基地的斗争更广泛地扩展起来。邻近富士山的静冈县建立了反对美国没收富士山附近土地的行动委员会，神奈川县许多乡村的农民，在横滨市工会组织的支持下，阻止美军当局测量新地基。特别是在美国计划扩大的空军基地立川等地居民纷纷展开斗争，使扩充基地的测量工作一直没有进展。立川空军基地的砂川町居民，每逢测量队到来时就敲起警钟，数百名群众立即集合起来，迫使测量队退回去。其他如小牧、伊丹、横田、木更津、新潟等地居民，也都展开了反对美国扩大空军基地的斗争。 美国军事当局在日本人民坚决反对之下，曾被迫放弃了在日本妙义山地区建立军事演习场的计划，宣布撤除在东京湾的全部防潜艇网，放弃了扩大板付基地的计划，最近并且宣布将从日本撤退一部分驻军，企图以此来缓和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扩大空军基地的斗争，另外还以所谓妥协的办法（如扩大立川等机场的计划能够实现，羽田机场将全部归还日本），来欺骗和分化日本人民。 但是，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运动，仍在继续深入发展。最近，日本全国各地坚持反对美国军事基地斗争的人民的代表一百五十人，在东京举行了“全国反对基地代表会议”，决定要成立“全国反对军事基地联络会议”，负责进行各地反对基地活动的联系工作，并作为向政府进行交涉的中心机构。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和平爱好者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坚决反对美国装载原子弹的飞机利用日本基地，并且要把反对准备原子战争的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在东京举行的有五万人参加的“保卫生活、权利和国土国民大集会”的宣言中，提出了“从原子弹、军事基地下保卫国土”的口号。在人民斗争的影响下，七月十四日，日本国会参议院的内阁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务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也讨论了各地居民反对美国扩大空军基地的问题。据共同社报道，出席这两个会议的作证人，一致表示决心反对美国任何扩大一寸在日本的空军基地的计划。日本人民的坚决要求是：取消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和驻军，恢复日本的独立，避免日本被卷进侵略军事集团和原子战争。

第4版()专栏： 各国政府人士和舆论重视中美会谈 艾登和英国外交部 英国首相艾登二十七日在下院报告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结果时，对中美两国协议八月一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表示欢迎。艾登说，“远东局势比欧洲局势危险得多”，“我们大家都应该希望会谈顺利。会谈是可以成为一个有益的开端的”，英国政府“由于曾经在这些发展中起了一些作用而感到高兴”。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十五日曾就中美关于举行大使级会谈的协议发表评论说，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并且希望这次就具体问题进行的新接触将有助于缓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吴努 缅甸总理吴努二十七日在向报界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将在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会谈是“世界走向和平的一大步”。 吴努说：“我强烈地感觉到，拟议中的日内瓦会谈只是未来的有希望的事情的先驱，我充分赞成参议员乔治的建议：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是外交部长级的会议。”“我期望日内瓦会谈将使随后的外交部长会议的工作较易进行。” 美国参院外委会主席乔治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华尔特·乔治在二十六日又一次说，必须举行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会议。 他对记者们说，八月一日开始的美中两国大使级会谈可能有助于“澄清气氛”，以便召开两国外交部长会议来讨论远东问题。 乔治说，他认为，“在我看来，唯一会产生良好结果的会谈就是同周恩来和他们的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直接进行接触的会谈。” 美国报纸 “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在社论中认为美中两国日内瓦会谈是“一个吉兆”，“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这家报纸说，参议员乔治提出的举行美中两国外交部长会议的主张是“适当和适时”的。社论说：“同北京的会议必须讨论如金门、马祖、台湾和美国在将来承认北京等具体问题。” “纽约邮报”记者拉希评论说，如果会谈顺利进行，进而讨论较为广泛的问题，“会谈可能由两国外长接手进行”，要是根据乔治的主张，情况就会是这样。“巴尔的摩太阳报”社论认为，在日内瓦的会谈是“意义深长的转变”。 “费城问询报”说，在日内瓦举行会谈是四国最高级会议的“戏剧性的和必要的后果”。同时，这家报纸又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 英国报纸 英国许多报纸都表示希望：中美两国代表之间的直接谈判将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约克郡邮报”刊载它的外交评论员亚当的一篇文章说，中美会谈是“有助于打开远东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的大门的极为令人鼓舞的步骤”。“人们期望，他们将获致的是去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在深刻地破坏着两国之间的关系。”“通过所酿成的较好的气氛或许可以为着手处理更重大的问题扫清道路。” “明星报”指出，在美国没有像英国一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个既成的事实以前，远东的紧张局势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这家报纸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现在统治着中国，是它，而不是蒋介石，应当在联合国中占有席位”。 “苏格兰人报”写道：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最令人鼓舞的结果之一就是中美两国将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报纸说：起初仅仅是指出，会议的主要目的将是讨论被拘禁在中国的美国人的问题，但是现在杜勒斯说，会谈的范围将更为广泛。美国准备同中国讨论同双方直接有关的问题。 匈牙利“自由人民报” 匈牙利“自由人民报”二十八日就中美两国举行大使级谈判的协议发表评论说，举行两国间的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即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这家报纸说，全世界都以极满意的心情接待这个消息。“自由人民报”要求和平力量继续进行不断的斗争以便促使中美谈判获得积极的结果，因为在达成协议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障碍，而且这些障碍并不小。 印度报纸 “印度时报”二十七日说：“即将来到的谈判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这次谈判将是两国之间第一次独立的外交接触，并且无疑将是走向关于东方的政治问题的进一步协商的第一个步骤。” “印度斯坦旗报”写道：“美国和北京之间这次恢复大使级的直接谈判是趋向于一种外交和解的某种进展。”这家报纸希望：会谈“能为关于中国的被承认和台湾的前途等较大的问题的谈判开拓进一步的前景。” “印度快报”说：“印度和缅甸使美国和人民中国共聚一堂的耐心的努力已经获得了第一个成果”。“这次会谈虽然外表上看来是目的有限的，但是却对将来具有充分的潜在影响”。这家报纸希望：“一旦谈判进行得很友好，所涉及到的问题将或多或少地得到满意的解决，然后就将达到这样的地步：能够达成关于探讨其他问题的方法的协议。”报纸并且说，“这次会谈可能证明是走向存在于美国和人民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的缓和的第一步。”　（据新华社讯）

第4版()专栏： 捷共中央委员、捷劳动部长 诺西克逝世 新华社布拉格二十七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劳动部部长瓦茨拉夫·诺西克，在七月二十二日逝世。 二十六日，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怀着悲痛的心情向诺西克最后告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萨波托斯基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和全体劳动人民，在告别仪式上作了关于诺西克生平事迹的报告。 诺西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建立人之一，多年来一直担任捷共中央委员和捷克斯洛伐克劳动部长的职务。

第4版()专栏： 苏联杰出的作曲家 杜纳耶夫斯基逝世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杰出的作曲家伊萨克·杜纳耶夫斯基于二十五日因急病逝世。杜纳耶夫斯基是著名歌曲“祖国进行曲”的作者。这首歌曲的头一句（即“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已经成为莫斯科电台的呼号，传遍全世界。 杜纳耶夫斯基生于一九○○年，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并获有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