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滑翔学校培养了大批的滑翔教练人才。学员们正在机场上练习驾驶的动作。

第1版()专栏： 祝贺波兰十一周年国庆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致波兰国家领导人员电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斯克热歇夫斯基同志： 值此波兰人民共和国十一周年国庆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十一年来，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苏联无私的援助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六年计划的顺利实现，波兰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和富强，大大地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中国人民祝兄弟的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为继续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 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开始讨论欧洲安全问题 苏联代表团提出全欧条约草案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塔斯社日内瓦二十一日讯：特派记者报道：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七月二十日下午继续举行会议。苏、美、英、法四国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国代表团的顾问和专家也参加了会议。 英国首相艾登担任主席。 他提议，根据四国外长的建议，开始讨论议程的第二项——欧洲安全问题。 第一个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是苏联代表团团长布尔加宁。他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苏联政府相信，只有欧洲所有大小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能保障欧洲各国人民的安全。同时，拥护欧洲的和平对于保障世界和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布尔加宁提到，苏联主张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参加欧洲集体安全体系。 布尔加宁继续说，我们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应该参加这个集体安全体系，而在德国统一以后，应该由统一的德国参加这个体系。苏联政府为了促进就这一重要问题缔结协议的可能，已经在会议上提出了把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工作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的建议。 布尔加宁继续说，在第一阶段，这些国家不必解除它们根据现有的条约和协定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它们应保证放弃使用武力，并且通过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执。在第二阶段内，这些国家应当根据相应的条约承担起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有关的全部义务，并且同时宣告北大西洋公约和巴黎协定以及华沙条约完全失效。这些条约和协定将被废除，而代之以全欧集体安全体系。 布尔加宁指出，苏联的建议将促进达成必要协议的可能，因为，一方面这个建议的实现将保证为欧洲各国人民建立真正的安全，而另一方面，它也考虑到现在有许多欧洲国家在现有的条约和协定中承担了义务这一事实。 布尔加宁说，苏联代表团把关于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问题的建议提交会议讨论。他说，这个建议中包含着相应的条约的基本原则。就这些原则达成协议，便利于就其他问题，即在讨论建立有效的全欧安全体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其他问题，取得协议。 布尔加宁说，上述保障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的基本原则草案全文将分发给美、法、英三国政府首脑。 随后，艾森豪威尔发言。他说，苏联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在讨论中的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迫切性的问题。他认为，从拟订安全条约开始，而不设法利用一切方法来恢复德国统一，这种做法是不应该的。他说，他想苏联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比美国代表研究得更仔细，但是他仍然认为，不建立一个从事研究统一德国问题的机构是不合理的。 艾森豪威尔最后说，这就是目前他想说的一切，因为没有谁能比美国代表团更欢迎苏联代表团发言中所说的必须为大家、而不仅是为一部分国家谋求和平这种言论。法国代表团团长富尔说，他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样，认为安全问题是同统一德国问题联系着的。他说，只要德国没有统一，我们就是在欧洲的心脏、在它的正中央、在有某些特征的人民中保存着紧张根源的不正常情况。 富尔接着对苏联代表团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问题的建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富尔说，自然，他了解布尔加宁元帅是以什么精神提出建议的，他对这种精神表示欢迎，并且对苏联代表团再一次肯定地表现出力求建立有效的安全体系的真挚愿望表示感谢。但是，富尔认为，苏联的建议给这个问题的解决造成了某些困难。 艾登接着发言。他说，英国代表团准备同意一切能加强欧洲各国间信任的关于保障安全问题的建议。按照艾登的意见，英国所提出的关于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四国和统一的德国缔结一项公约的建议，将会有助于这种目标。艾登说，这个公约，和苏联建议一样，规定如果一个国家遭到另一个国家侵略时，其他各国都应给予援助。艾登认为，上述五个国家参加公约就能保证当前问题获得解决，并可以作为对小国安全的保障。艾登又说，但是，英国代表团准备考虑关于增加缔约国的数目的问题，然而他的前提是，这个公约不应当包括欧洲所有国家。 艾登又说，他同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富尔的这种意见：在德国仍旧陷于分裂状态的时候，不应该企图建立安全体系。艾登说道，但是，由于这里对这一问题表现了分歧的意见，同时研究关于拟订安全公约和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可能是有益的，不过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一公约将不是无所不包的，因为这样做可能过分拖延德国加入公约的时间。 布尔加宁接着再次发言，他对美国、法国和英国的代表所表示的看法提出了一些意见。 布尔加宁说，他的主要意见是，苏联代表团不希望就昨天已经讨论过的德国问题进行讨论。 布尔加宁说，在我们看来，在这一问题上，昨天大家把所有的意见全都说了，并且我们的看法已经够明确地加以申述了。根据我们一致的意见，今天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即关于欧洲安全体系的问题。 布尔加宁谈到，有人在发言中说：德国问题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问题相互有关联。布尔加宁说，这一点是无须置辩的，在苏联提出的全欧条约草案的序言中就提到这一点。但是，这绝不是说，德国问题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问题就是一个问题。这是两个问题。 布尔加宁说，当然，苏联代表团并不认为，它提出的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问题的建议就是十分完善的。 他说，我们准备研究任何建议，只要这种建议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能使我们的建议更加完善，例如，我们很注意艾登提出的有价值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并不以为集体安全体系应该一下子就把欧洲所有国家都包括在内。在这方面也许要循序渐进，从这一观点来看，艾登提出的意见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 布尔加宁说，苏联代表团也准备和他们的同僚 一道来对其他的意见加以考虑和研究，以使苏联的建议更加完善。 艾森豪威尔说，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全欧条约草案应当加以仔细的研究。 他说，“我亲自差不多同苏联代表团的所有人员交谈过，他们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他们正如我们一样也是真诚地希望和平的。问题是，怎样使会议上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观点协调起来。” 四国政府首脑在结束时作出一致的决定：由外交部长们在二十一日开会确定他们能不能草拟出一个详细的建议，以作为讨论欧洲安全问题和德国问题的准绳。 会议至此结束。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 开始对各项主要议程进行讨论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二十一日下午三时举行全体会议，开始对本次会议各项主要议程进行讨论。 在今天讨论中先后发言的代表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有郭沫若、李济深、孟泰、李大章、刘伯承、陈永康、李烛尘、陈云、赖若愚、滕代远、蔡畅、谢扶民、夏以焜等十三人。 今天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沈钧儒、叶剑英、张难先、许德珩、杨之华、吴耀宗、陈经畬。会议从下午三时进行到七时二十分。 会议将在二十二日继续举行。

第1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率领代表团离京回国 毛泽东主席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由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二十一日清晨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都到机场送行。 胡志明主席等进入机场后，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一一握手。 毛泽东主席等一直陪送胡志明主席走到专机前面。胡志明主席再一次和毛泽东主席等亲切握手，并用中国话亲切地说着“再见！” 走上专机以后，胡志明主席站在机舱门口和欢送者招手道别。专机在欢送人们的热烈掌声中起飞。 今天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傅作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陈嘉庚、鲍尔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罗瑞卿、薄一波、叶季壮、滕代远、廖鲁言、梁希、杨秀峰、张奚若，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各部副部长张闻天、章汉夫、金明、崔义田，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京津卫戍副司令员郑维山，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杨尚昆、李初梨，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陈劭先、罗隆基、章乃器、周建人、彭泽民、陈其尤、许德珩、李纯青、胡耀邦，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赖若愚、廖承志、钱三强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人员、越南贸易代表团和越南和平代表团人员都到机场欢送。 到机场欢送的外交使节，有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苏联临时代办罗迈进。 陪送胡志明主席飞离北京的，有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礼宾司司长柯华，和越南驻我国大使黄文欢。（附图片） 胡志明主席和前往欢送的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在机场上。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

第1版()专栏： 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达波兰首都华沙 贺龙等拜会贝鲁特和萨瓦茨基 新华社华沙二十一日电　应邀参加人民波兰成立十周年纪念年闭幕典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由团长、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率领，在二十日乘飞机到达华沙。 到机场欢迎的有波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诺瓦克、副主席约兹维亚克—韦托德，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莱什，外交部长斯克热歇夫斯基，对外贸易部长董布罗夫斯基等和华沙市各界人民代表共三百多人。 已在波兰的代表团团员、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也到机场欢迎。 贺龙副总理下机后同欢迎的人一一握手，接受了少年先锋队员们献给的鲜花，并在诺瓦克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贺龙副总理在机场发表谈话如下：亲爱的副主席同志：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来到英雄的城市——波兰人民的首都华沙，参加人民波兰成立十周年纪念年的闭幕典礼，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波兰人民致兄弟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十分关怀兄弟的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进行的热情劳动，并衷心地祝贺你们在实现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六年计划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亲爱的同志们，建立在伟大的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团结是无间的。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正在日益加强，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同时也加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我们衷心地祝贺波兰人民在建设自己美好生活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波兰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波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万岁！ 新华社华沙二十一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贺龙偕团员张治中、朱理治和王炳南在二十日下午拜会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贝鲁特。 新华社华沙二十一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贺龙偕团员张治中和王炳南在二十日下午拜会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

第1版()专栏：社论 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方针 粮食问题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今年春季，若干地区的部分农村中一时出现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现象，这个问题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七月二十一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粮食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这个发言分析了当前我国粮食问题的实质，提出了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方针、方法和步骤。陈云同志这个重要的发言，使我们对于我国粮食问题有了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同时也就澄清了近来对于粮食问题的一些混乱思想。 人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国的粮食究竟够不够呢？陈云同志在发言中着重指出：目前我国的粮食是“够吃够用”的。按照我国一般农村消费粮食的水平，每人每日平均一斤去壳粮是够用的。一九五四年我国产粮三千三百九十亿斤，全国每人平均大约五百六十多斤，除去其他消耗，也不会低于上面说的那个消费水平。解放以后，虽然我国的人口逐年增加，城市和工矿区逐年扩大，但粮食产量逐年也有增加，大家都还是有饭吃，并且要求吃得好一些；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比解放以前改善了。去年我国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许多受灾地区又是粮食高额产区，但是因为我们的粮食有了正确的调剂，我们终于保证了灾民必要的粮食供应。凡此一切，都是我国的粮食够吃够用的最有力的证明。 但是，有些情况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一、我国各地的粮食产量很不平衡，有些地区的粮食产量每人每年合七、八百斤甚至一千多斤，也有极少数地区的粮食产量每人每年不过二、三百斤。粮食余缺情况相差很大。第二、除了工矿区和城市人民需要全部供应粮食以外，还有几千万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需要粮食供应；每年常有的几千万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的农民和几千万农村缺粮农民，也都要补充必要数量的粮食。这些情况提出了一个调剂和分配粮食的问题。调剂、分配得好，大家都会有必要数量的粮食。调剂、分配得不好，就会有许多人缺少粮食，而富农和投机商人则可能坐收囤积、操纵粮食之利。因此，陈云同志说，处理粮食问题有两种道路和两种办法。或者是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办法；或者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办法。而我们要采取的，只能是照顾全国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办法；而不能采取那种听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操纵，使多数人陷于饥饿、倾家荡产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办法。 人民政府一贯重视粮食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就尽力领导和帮助农民增产粮食。一九五四年，我国粮食产量已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五十，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百分之十三。但是，农业在实现合作化、机械化以前不可能大规模增产粮食，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日渐增加，而粮食的商品率却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为了解决过渡时期的粮食问题，国家除了发展农业的合作化运动，鼓励合作社农民和个体农民发挥农业生产潜在力量，利用各种条件开垦荒地之外，还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采取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办法，即统购统销的办法，有计划地收购农民的余粮，供应城市居民和缺粮农民的需要。这种办法对于城市居民和缺粮农民有利，他们可以按时买到价钱公道的粮食。对出卖余粮的农民有利，他们得到合理的代价，用来购买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它有效地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谁都知道，这种稳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所有好心的人都已看到，粮食统购销统的好处是不容怀疑的，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把统购统销政策贯彻得更好些。 但是，属于小私有者的农民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办法，在一定时期内是不习惯的。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方面又认为粮食统购统销使他们的生活有些“不方便”。他们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当然比地主、商人掌握粮食好得不可比拟。但是，如果留有更多的粮食在自己手中，那似乎更要稳当一些。农民这种心理是造成今年春季农村粮食供应紧张现象的主要原因；消除农民这种心理，则是进一步作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关键。 陈云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政府应该逐步地改进粮食工作，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和农民成立协定；和农民成立协定的基础就是关于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办法。这个办法中规定了一九五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六年六月这个粮食年度征收和收购粮食的数字，并宣布这个数字三年不变。这是有助于消除农民那种心理的。人们知道，我国的粮食产量是在一年比一年增加，农民收获的粮食会一年比一年多，但粮食征收和收购数字三年不变。这样，在粮食统购后归农民自由处理的余粮会越来越多，农民手中留有相当的粮食后备，他们会感到更稳当一些，那种紧张心理就会慢慢消除。农民知道粮食征收和收购数字三年不变，知道自己每年应该缴多少公粮，卖多少余粮，这就便于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家计，更准确地制定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计划。这种措施必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出售余粮的积极性，那是没有疑问的。 只是粮食征收和收购总数在一定时期不变动还是不够的，还要力求各个地区各个农户的购销数字分配得公平合理。因此，办法中还规定：各地方政府对于地亩的粮食产量必须估得确实，定产不要超过实际产量；按照各地留粮标准计算各户的余粮和缺粮情况，规定向各户购粮和每年销粮的数字。这就是把“三定”逐步贯彻到户的办法。同时，还要把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的界限确实划分清楚，并且力求减少人为的“缺粮户”。这样做，可以避免购买“过头粮”的现象，可以保证真正缺粮的农民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粮食，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周转过程中的浪费，还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部分不缺粮的农民也说缺粮的虚假现象。另外，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粮食逐年有所增加，缺粮户是会逐渐减少的，因此，各地在“三定”工作中，在一定时间内，应当注意掌握缺粮户逐渐减少的趋势做正确的安排。 在城市，也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压缩一切不应销的粮食，保证必要的粮食供应。过去一个时期城市粮食供应有偏宽的现象，以致城市粮食向农村倒流。有些城市居民积存了目前并不需要的粮食；有些集体伙食单位虚报需要量，多买粮食和浪费粮食。这是很不合理的，必须纠正的。目前许多城市正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实行核实供应的办法；今后还应当在实行这种办法的基础上再求改进。 在农村和城市，都要改善购粮证和粮票管理制度。过去城市、农村在这方面都发生了不少流弊，有些地方发现了发证不公平、滥发、涂改甚至借证套购和其他徇私舞弊的行为。今后对这些行为，要从严格管理着手，切实加以制止。 陈云同志的发言中提到的粮食节约的问题，是全国人民应当密切注意的。应当了解，分配恰当，调度得好，我国的粮食是够吃够用的，同时也应当了解我国的粮食现在并不宽裕。一方面，国家已经确定全国计划收购的粮食数目三年不变，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方面，国家又必须在保证必要的供应的条件下适当储备一些粮食，以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国内外任何意外的事变。这两项措施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同工农联盟的巩固、五年计划的实现有密切的关系。为了确保三年不增加向农民购粮的数字，为了国家逐年积累适当的粮食储备，全国一切粮食消费者就必须尽量地节约粮食，以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计划不被突破。陈云同志在发言中号召全国人民平均每人每天在正常的消费水平上节约半两粮食。全国人民应该热烈响应这个号召，立即着手，长期努力，经过一定的时期，积蓄起来巨大的后备力量，以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的灾荒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当然，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什么时候都是必须完成的。农民们都要懂得，在粮食生产和消费方面服从国家计划，这就是自己的最大的利益。一方面要知道在目前的条件下继续增产是完全可能的；另方面要知道生活的改善不能超过生产发展的速度。只有国家工业化的伟大计划实现了，用工业把农业装备起来，农业生产才可能大量增加，人们的生活才可能更进一步地大大改善；可是，只有在现有条件下力求增产粮食、节约粮食，才能保证实现国家工业化。 为了实现人民政府解决粮食问题的方针，全国人民应当用积极的行动拥护政府有关粮食工作的一切措施和号召。全国农民应当用积极的行动拥护政府关于努力增产粮食的一切措施和号召。觉悟了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在前进的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胜利地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

第1版()专栏： 越南政府代表团到达武汉 新华社武汉二十一日电　由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二十一日上午由北京乘专机抵达武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礼宾司司长柯华陪同贵宾到达武汉。 胡志明主席含笑步出机舱后，同欢迎者热烈握手，并向机场工作人员挥手致意。 前往机场欢迎贵宾的有：中共湖北省委员会第二书记、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中共湖北省委员会第三书记兼中共武汉市委员会书记张平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驻军领导机关首长陈再道，中共武汉市委员会第二书记、武汉市市长宋侃夫等。

第1版()专栏： 我文化部举行电影招待会庆祝波兰国庆节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二十一日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波兰彩色影片“从巴尔斯卡街来的五个孩子”，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一周年。 这部影片是描写波兰青年的生活和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形。影片曾在一九五四年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了国际奖。今天这部电影放映时受到观众的热烈赞赏。 在放映电影以前，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波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马伊曼相继讲话，祝贺中波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事业，祝贺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和巩固。 出席今晚电影招待会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教育部副部长韦悫，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陈忠经，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陈伯清，以及首都各界人士。 波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马伊曼和使馆官员，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第1版()专栏： 我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第三次会员大会 新华社二十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十九日举行第三次会员大会，出席会员二百多人。大会由会长张奚若主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会务报告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新的章程。大会一致拥护周恩来总理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并选出张奚若为会长，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乔冠华、罗隆基为副会长，吴茂荪为秘书长，王任叔等六十九人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选举结束后，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对目前国际形势作了报告。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接着举行会议，推举王铁崖、夏衍、梅汝璈、张明养、陈家康、杨刚、冀朝鼎等二十一人为常务理事，并推举段伯宇、刘进中为副秘书长；黄华为研究部主任，陈体强为副主任；徐永煐为编译部主任。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名单如下： （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任叔　王芸生　王铁崖　朱伯深　杜子才杜国庠　吴冷西　扎克洛夫　李初梨李雨枫　李纯青　李劼人　李广田　李敷仁余金堂　何思敬　何　伟　邵力子　金仲华周达夫　周新民　段伯宇　俞沛文　姬鹏飞马玉槐　马仲明　徐永煐　夏　衍　翁独健凌其翰　柴泽民　孙耀华　章文晋　章汉夫梅汝璈　张明养　张絅伯　张　越　张铁生陈家康　陈体强　冯乃超　冯宾符　费孝通费　青　雅　生　黄　华　黄琪翔　董越千杨　刚　杨松青　雷任民　廖承志　赵守一赵安博　樊　弘　刘思慕　刘贯一　独进中刘尊棋　刘宁一　刘泽荣　赖亚力　钱俊瑞冀朝鼎　鲍尔汉　萧华清　饶彰风　龚澎

第1版()专栏： 达赖喇嘛向听经群众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情况 号召西藏僧俗人民继续加强民族团结 新华社拉萨二十一日电　从七月十三日到十五日，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向四万多听经的僧俗群众，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情况和西藏的建设等问题。 达赖喇嘛说：依靠汉民族的帮助来发展西藏的政治和建设，这是很重要的事。中央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才派汉族工作人员来西藏的。西藏人民和各民族，尤其是和汉族之间，要继续加强团结。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全体僧众，以及前藏、后藏、阿里、昌都，也要亲密团结，不能分地域和彼此，这样西藏今后的建设就能得到发展。

第2版()专栏：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郭沫若副委员长的发言 我们的大会听取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并得到了充分讨论的机会。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得到了很好的保证，而且通过讨论更使我们具体地全面地学习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活运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个人是在中国科学院服务的。从科学的立场来看，我认为这些报告正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丰富的和正确的知识所凝结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晶。我个人不仅完全同意这些重要的报告，并愿意和全体代表一道，和全国人民一道，发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完成并超额完成这些报告中所提出的计划和任务而作全心全意的努力。 我要特别感谢李富春副总理，他在报告中把关键性的问题之一，便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材的问题，着重地提出了。李副总理说：“科学技术人材的缺乏，显然是我们前进中的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量的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培养熟练工人，以及各方面的专门人材”。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儿所说的“各方面的专门人材”，毫无疑问，所指的也就是各项科学技术部门的比较高级的专家。 中国的科学技术本来是有长远的光辉的历史的。全世界都知道对于近代文明作了重大贡献的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都是我们祖先的科学研究的成果。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更由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国的近代科学是特别落后了。我们从国民党统治时代所接受下来的科学财产是很菲薄的，人数少，发展不平衡，有好些重要的科学在今天都依然是空白。旧有的科学知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农业、工艺和医药等方面有很丰富的旧有科学技术知识的宝藏还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提高和推广。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便特别感觉到科学技术人材的非常缺乏。 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使国家成为高度的现代工业化国家，没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雄厚基础，没有一支强大的科学队伍，是很难达到目的的。现代工业促进了科学的不断进步，而现代科学也促进了工业的不断发展，两者正交为因果。五年来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有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我们千切不要忘记，在这里是得到了苏联的伟大无私的帮助。苏联不仅在物质设备方面全面地系统地帮助了我们，更特别派遣了大量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来支援我们的建设。关于这一层，李富春副总理在他的报告中已经特别提到了，他说得一点也不错：“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成就，是同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在经济建设方面是这样，在文教建设和其他建设方面也是这样。 但我们也千切不要忘记，苏联派遣大批的专家来支援我们，并不是因为人材太多，闲着没有事做，而是从繁忙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岗位上抽调出来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作只有一天更比一天紧张，高级人材的需要也只有一天更比一天大量，人材过多的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认识到：苏联的帮助是怎样的伟大无私！但我们不能老是专一地靠着苏联的帮助，而不努力创造自己的条件。假使是那样，那我们会成为苏联的很大的包袱了。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是没有采取那样不争气的道路的。我们一方面在借重苏联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正在积极地努力创造自己的条件，所以培养各方面和各等级的科学技术人材才成为“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之一”。 目前中国的比较高级的科学人材是少得可怜的。单拿中国科学院来说，科学院有四十一个研究机构，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只有三百多位。这里面学术水平相当高的人固然不少，然而和规模宏大的国家建设事业比较起来，实在是少得可怜。因此，中国科学院正把培养新生力量作为中心工作之一。这是一项迫切的而又是长期性的任务，是丝毫也不容许我们懈怠的。大抵一个比较高级的科学人材的培养，在大学毕业以后不断地进修，起码还需要五年到十年。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半了，我们希望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中，科学院所培养的新生力量能够站到建设阵地的岗位上来。 在这里，苏联的经验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苏联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当时，俄罗斯科学院全部研究人员只有一百五十四人。一九二九年后开始有计划地在科学院内培养青年科学干部，到一九四一年苏联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就达到了一万人，十年多的时间增加了六十四倍。目前苏联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约有两万人，又比一九四一年增加了一倍。包括苏联科学院在内的全苏科学研究机构目前约有三千个，研究人员已在十万人以上。这和我们的现状是不能相比的，但这正是我们在不远的将来所必须达到而且能够达到的光辉的远景。 但要达到这样光辉的远景，我们必须按照苏联已经为我们开辟出来的道路迈步前进。最近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次学部成立大会，依照苏联的办法，把科学院分成四个学部，即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推选了二百三十三位科学家担任学部委员，业经国务院批准。我们用这样分部具体领导的办法，准备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计划来规划和组织中国的科学事业，并加紧培养科学技术的新生力量。这项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之一，专靠中国科学院一个机构的单独努力，我们认为是不够的。这和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一样，要在党的领导下，靠着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体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督导，然后才能完成任务。 比较高级的专门人材的培养是和学校制度下的培养有所不同的。这主要是要采取带徒弟的方式来进行。不能大量生产。据一般的经验，一位专家最好是带领五、六位徒弟，太多便不能照顾。看到高级人材的培养不能大量生产，而且又多费年月，那吗可以带徒弟的专家便愈见值得我们珍惜了。能够做教学工作的人并不一定都能够进行研究工作；能够进行研究工作的人并不一定都能够带徒弟。能够带徒弟的专家，在中国目前是更加少得可怜的。因此，我们对于他们的合理使用上便更不能不特别留意了。李富春副总理在他的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合理使用问题”，他明白地指出：“任何一分技术力量的浪费，都是对国家建设的一个损失”。我们完全拥护李副总理的这个指示。在目前科学技术人材不合理使用的现象，的确是相当严重的。有好些专门人材用在行政工作方面，更有好些是所学非所用，或者可以说是专材通用。例如在目前我们正在加紧进行原子能研究的时候，我们就有几位核子物理学专家还在学校里面担任普通物理学的讲座。科学人材既少，如果不加以合理的使用，这比起“大屋顶”和“地质宫”等的豪华建筑来应该是更值得警惕的现象吧！因为这不大引人注意，而它的损失却是不容易用货币单位来折算的。因此，我们恳切地请求，在各个单位中，对于有能力从事研究的学者，能够尽可能让他们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假使可能的话，我们更恳切地请求，能够让他们参加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这不是从一个单位的眼前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国家的建设事业是以飞快的速度进展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而不断进展的实际更要求有不断进展的理论研究相联系。没有不断进展的理论研究，就是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只能停顿不前，其他的建设事业不用说更会大受影响。 国家的科学人材，我们相信，是应该而且可能统筹分配的。科学家们如果参加了科学院的工作，并不就注定了他们只是科学院的人，他们依然是国家的宝贵人材。科学院是国家的科学院。它的工作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教学事业服务，为医疗事业服务，为一切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可以合理使用它。任何部门、任何单位也都有必要扶植它，壮大它，使它在伟大的国家建设事业中能够胜任。要使科学院在国家建设事业中能够胜任，我要再说一遍，在目前集中相当的力量来培养新生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其他任何部门的研究机构，业务虽有广狭的不同，都同样是国家的机构，也同样要以培养新生力量为中心任务。要保障国家建设，保障和平，必须有一支壮大的国防军，同时也必须有一支壮大的科学军。这一支科学队伍如果不能及时地建立起来，如果建立得不够壮大，今后的规模日益宏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计划要希望能够胜利地逐步完成，是很难令人设想的。 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科学家们也难免要提出过多的要求。人数既少，所学的本领重要，国家的需要又迫切，科学家就难免要被要求——一个人做两个人以上的工作。所谓“能者多劳”，我们相信科学家们是会感觉着应有的荣耀的。国家特别重视科学家，例如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科学家就有一百八十四位，其中有一百零三位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任务繁重，要怎样才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我们相信，这是有责任感的科学家们所普遍地感受到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只有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紧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样就可以给我们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保卫着我们免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侵蚀而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样的学习当然是要凭本人的志愿的，但是如果能够不断加强这样的学习志愿，那就会更好。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替我们揭示了出来，并给予我们以进一步揭示和运用的方法，来改造自然和社会。我们学习了这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运用，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理论可以不必多说，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苏联科学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的，短短三十几年的期间便达到了科学发展的最高峰，而成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可缺少的榰柱。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了伟大的物质力量的结果。这些无可争辩的伟大的事实，就是对于我们的具体示教。因此，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紧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在我们目前少得可怜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就特别具有头等的必要。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道理是最容易学习的东西，因为它是真实的反映。凡是真实的东西就最容易了解。年青一代的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得非常快，便是明证。上了年纪的人就不免要感觉着困难，那是由于我们旧有的先入之见在作怪。一个同一的空间不能容两个物品。旧的思想死死地占据着我们的脑子，没有剩下多的空间来容纳新的思想。假如在我们的朋友里面，有人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感觉着冷淡和困难，我要认真地说，那就是毛病的征候了。千切不要让那种情感发展下去。那就是虎视眈眈的敌人在我们身上所要找寻的缺口。警惕吧，在我们的周围可能就有胡风，他正准备着像吸血虫一样，钻进我们的肝脏里来。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的公民而又是国家所特别器重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我们有神圣的责任，和全国人民一道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我们必须肃清一切可能有的胡风，并必须赶快改造自己的思想、把我们自己身上可能有的那种缺口堵塞住！ 堵塞那种缺口有什么秘诀没有呢？ 有。那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学习，学习，再学习！” 李济深副委员长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全部内容；我建议我们大会一致通过这个计划草案，并希望我们全体代表和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保证这个五年计划的实现。 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符合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要求，是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具体办法，反映了全中国人民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共同愿望和意志。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才能提出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能实行和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从过去两年多来的经验和成绩看，我和各位代表一样，对于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的各项指标，是具有坚定的信心的！在这里，我要向共产党和毛主席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们要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我们伟大邻邦苏联，它所给予我们的全面的、系统的、无私的援助，对于我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我们感谢苏联，就应该学习苏联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人民万众一心、坚持不懈、为完成几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精神！ 我们要想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胜利地完成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想提前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就必须保证计划的每一项规定的具体实现。因此各有关部门或指定单位应当依照计划所规定的指标，根据自己的职责，订出有效的实行办法而切实执行。举一个小的例子，如实现农业生产计划的措施第三项之第三段所说各地方应该广泛地收集兽骨，制造骨粉，以增加肥料的供应。如果政府对于兽骨没有定出收集的具体办法，使全国屠宰场坊，特别是家家户户都能够把每天食用过的猪、牛、羊、鸡、鸭等的骨头保留起来，收集起来，利用起来，那个规定就收不到最大的成果，如果定出有效的实施办法，就能够得到一宗很可观的骨粉原料。根据计划中商品流通额中所列的猪肉供应数字，把五年平均数计算每年为三○七·八万吨，如果骨头的比重，为肉量的百分之十五计算，每年可有骨头四六·一七万吨，若再加上牛、羊、鸡、鸭等的骨头约为猪骨的三分之一计算，加起来，即年有六一·五六万吨，其中若有三分之一散落人家无法收集，每年就要损失骨粉原料二○·五二万吨。我想政府计划机构和各业务部门，对于五年计划各种规定必定都会有更详细的实施办法，我这里不过指出我们应该对于计划中每一句话，都认识到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希望都能以具体办法来达到目的。我们全国六万万人民，智慧是无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大家都动员起来，依照计划的规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们就一定能够争取提前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 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完成五年计划，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以积累资金，增加财富。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我们有些方面、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仍存在着很严重的浪费现象。”这种浪费行为是和实现五年计划的道路背道而驰的。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不断地指出厉行增产节约的重要意义。艰苦朴素，本是我们中国人民传统的美德。而苏联的经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严格地实行节约。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和办法，为了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幸福，我认为应该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我们全国范围长期的一个经常性的政治任务，使人人都能从思想上认识到浪费是可耻的、是犯罪的，一致起来和浪费现象展开无情的斗争！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中，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化教育费达到全年支出的百分之六○·六七，完全体现了重点建设的方针，充分反映了我们全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愿望。但是我们知道：美帝国主义还在坚持它的“实力政策”，还在世界各处及我国的周围加紧建立军事基地，还霸占着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反抗侵略，解放台湾，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我认为今年预算中，国防费占全年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九，是必要的，是完全合理的。实现一九五五年的国家预算，将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国防力量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全国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必须切实掌握收入和支出的每一个环节，为保证完全实现一九五五年的国家预算而奋斗！ 实行义务兵役制是我们迅速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的武装力量的一个重大步骤，并且将使我国能够逐年地积蓄起强大的预备兵员的力量。我完全同意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我们知道，在兵役法修正草案公布以后，全国人民就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广大青年更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争先恐后地申请参军，如彭德怀副总理在报告中谈到的，有着无数动人的事例。我建议在大会通过了这草案成为法律以后，我们全体代表还要进行更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全国人民都能认识到服兵役是我们人民的光荣义务和神圣权利。 在这次会议中，使我感到无比兴奋的更有一个根治几千年来无法治理的为患最烈的黄河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宏伟，不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少见的。我们古时有句话说：“圣人出而黄河清”，浑浊和为害了几千年的黄河，在这个根治计划实现以后，就将永远澄清，永远为人民造福了。这使我深刻地体会到，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即使是有史以来从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我们也是能够战胜它的。 各位代表，我在这里发言的时候，内心真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在我们面前展开着一条多么光明远大的道路，这就是通往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我们现在是做着前人所做不到的伟大事业，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光荣的，但也是十分艰巨的，同时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最不喜欢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和其他反革命活动，充分说明内外敌人是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事业，他们决不会甘心灭亡，所以我们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一切破坏，并且必须严厉镇压和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民主党派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改造，批判从旧社会所带来的一切落后的和错误的思想，努力工作，贡献力量，加强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和全国人民一道，为争取全面地和超额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孟泰代表的发言 我这次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我心里很愉快。 我是一个作了三十八年工的配管工人，曾受过日本鬼子十几年的痛苦压迫。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九四八年我们鞍山人民得到了解放。高炉掌握到我们工人阶级的手里，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日本技术人员说：“你们的高炉，不能出铁，只能长高粱”，我们下决心，一定要把高炉修复起来。当时没有工具，没有材料，我们大伙到废铁堆找零件，找材料，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一切困难，修复了高炉。为了维护高炉，几年来我每天早去晚走检查高炉，要不亲自检查，摸一摸我们的管子，那是觉也睡不着的。 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在苏联政府帮助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我们修复了旧高炉，生产有很多改进，提高了产量，还建设了很多新高炉，像八高炉、七高炉、六高炉和五高炉，这些高炉可好啦，都是自动化的。 这次会上，我听了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的报告，全国要建设那么些工厂，鞍钢要建成年产二百五十万吨生铁，三百二十二万吨钢，二百四十八万吨钢材这么一个大厂，我听了高兴极了，劲头也更大了，这真实现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希望。这次会上还听了邓子恢、彭德怀两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报告，对这些报告我都完全同意并热烈拥护。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建设鞍钢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能完成，而且要超额完成，我回去，准备这样干。 第一，今年我们厂子里订了一个增产节约的竞赛计划。国家原计划我们厂里的两个高炉要大修，但经过大伙讨论，只要加强设备维护，这二个高炉今年就不要大修，就能保证高炉一时一刻都不影响生产，可以给国家多生产十一万吨生铁，另外还要增产四万吨生铁，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团结群众，深入群众，完成这个竞赛计划。 第二，我们鞍钢全体职工，一定要在今年下半年完成七千五百万元节约的任务。过去我们的管理制度不严，还有很多浪费的地方，今后我们要在工作中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搞好班组经济核算，降低成本。 第三，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苏联专家的建议，推广先进经验，多提合理化建议。 第四，我一定要当好人民代表，把大会的精神带回去，向职工传达，听取大家意见，向政府反映，加强同群众的联系。 全体代表！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互相支援，增加生产，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李大章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及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为着保证五年计划的贯彻执行，我现在仅就必须严惩反革命分子和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两个问题，作如下的发言。 （一） 五年计划的实现，不仅会使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大大发展，全部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大大增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大大缩小，而且也将会使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国防建设更加巩固。所有这些，都是人民的胜利，也都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贼卖国集团和一切敌视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的失败。可是要实现五年计划，必须经过一场比过去反帝反封建更加复杂、更加尖锐和更加深刻的斗争。因为中国人民的敌人是绝不会自甘死亡的，他们是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我们五年计划的。以四川的具体情况来说，四川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贼卖国集团最后溃败的地方，他们在溃败前后潜伏下来的蒋匪特务是为数很多的。解放几年来，经过剿匪、镇反、土改等一系列社会民主改革斗争，我们曾经给了在当时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的敌人以相当沉重的打击。而这种沉重打击的结果，对于过去几年来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社会秩序的树立和安定，以及对于全省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上，都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但在过去未遭到打击的漏网的蒋匪特务分子，在经过一度消沉之后，现在重新抬头嚣张起来。敌人当前进行破坏的目标，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工业建设、互助合作运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并且采取了种种卑污龌龊的手段。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方法，主要是采取更加阴险、更加恶毒的渗透与荫蔽的斗争方式，他们常常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在我们某些落后村、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与错误，或我们某些干部与工作人员在思想认识上和生活作风上的某些不健康的情况，乘机进行破坏。有的是刺探与盗窃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情报，有的则进行暗杀、爆破、纵火、散布谣言、制造事故，甚至煽动组织暴乱。举例来讲，我省自一九五三年以来，敌人从空投和从陆路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已被我破获和查明者即有五十六起。有反革命背景的流氓、盗匪等破坏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也在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敌人的破坏活动不仅发生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有的采取各种伪装的办法，已经混入我基本建设、工厂矿山及财经、文教等部门以及基层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共产党的组织中来了。在我某些厂矿、企业和机关中，也由于组织不纯，而发生文件、电报、设计图纸及财物等被盗窃被破坏的事件是不少的。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严重情况。 为什么会发生以上情况呢？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各个工作方面的不断胜利前进，必然引起一切残余反革命分子和那些即将被消灭的阶级中坚决仇视人民的分子的反抗与破坏。可是对于这一点，有的人却严重地存在着太平麻痹思想，失去革命警惕，看不到敌人的破坏活动，因而也就不能及时发现敌人，严厉地打击敌人，这显然是一种对敌情认识不足的有害的思想。此外，有的人认为地主、富农或其他反革命分子虽是反动的，但他们手无武器，因而即断定他们造不起反来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有的人对于某些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主张只从思想立场上加以教育改造，或主张“重罪轻判”，而不主张按照罪情依据法律给予应得的惩处，这也显然是会助长敌人的反动气焰，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利的错误思想。 根据以上情况，为着要更好地保卫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依靠千百万劳动人民，及不断加强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坚决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作斗争。而且这个斗争不但在目前，而且在今后也不能有丝毫的缓和与减弱。为着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今后更必须紧密结合着五年计划的胜利前进而大大地加强对敌斗争。任何麻痹与疏忽，都会给敌人以破坏的可乘之机，使得我们的五年计划遭受损失。（二） 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促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措施。从两年来我们执行的情况看，粮食统购统销不仅完全符合国家与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的目前利益，而且更符合国家与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因之它是完全正确而适时的，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四川是产粮区，粮食是有余裕的，同时解放后几年来不但没有大的灾情，而且每年收成都不坏。根据这一情况，四川不但不应该闹“缺粮”，而且更应该统购更多的余粮来支援国家的建设。但为什么去年温江专区发生了部分农民闹“缺粮”，今年涪陵、宜宾、达县几个专区又发生了部分农民闹 “缺粮”呢？是不是我们对农民的余粮统购多了？或甚至买了农民应留的口粮呢？是不是我们供应少了，使得真正的缺粮户买不到口粮呢？事实证明，我们无论从全省粮食的产量数字看，或者从粮食的统购面和统购量以及给予农民“四留”的数字看，或者从粮食统销面和统销量的数字看，四川省都是不应该闹“缺粮”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以下一些数字：一九五四年四川粮食实产量共为三百七十五亿斤，征与购合占百分之三十七（除去薯类只占粮食的百分之三十一多），平均每人征购一百六十九斤。统销量为五十六亿一千万斤，其中农村供应量为三十亿零八千五百万斤，平均每人供应五十五斤。如按缺粮户每人供应一百斤计，可供应三千零八十五万人，占农业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多。农村缺粮户和“转转户”全省平均最高以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五（一般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计，每人供应的口粮和周转粮以一百斤计，全年农村共需供应量为二十五亿一千多万斤，较目前实际供应量可减少近五亿七千万斤，足见农村粮食供应漏洞是很多的，浪费是很大的。城市粮食供应情况也同样是漏洞多而浪费大。全省二千人以上的城镇的人口共约六百万人，共供应了二十五亿二千五百万斤，平均每人每月供应三十四点五斤，这个供应数字是大的。如果供应的更恰当合理，要求城市销量按人口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以六百万城镇人口计，全年即可节约一亿三千四百多万斤。就是在每人每天节约了一两粮食后的供应标准，也仍然是比较高的。 但即是根据以上的情况，而城乡仍然有人在闹 “缺粮”的原因何在呢？其中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有的是由于我们工作有缺点，如在统购评产中，由于对产量的调查不够确实，因而对个别农户发生了偏高偏低的现象，或在供应时，该供应的未供应，不该供应的反而供应了等等。另一方面，是反映了集体与个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这是闹“缺粮”问题的本质的一面。而且更毒辣阴险的是某些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利用以上矛盾和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进行造谣挑拨，煽惑群众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不满，这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犯罪行为。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因此我们对于农民的闹“缺粮”问题得出了两条规律，即第一，凡是闹“缺粮”闹得愈凶的人，实际上不但不缺粮，而且有余粮。或者有的农民在喊叫“缺粮”，实际缺的是大米，并不缺小麦、苞谷、薯类等食物。第二，凡是不认真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加强对粮食供应的管理工作，以及坚决惩处某些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乘机破坏，而只是采取谁喊叫即供应谁的官僚主义办法，其结果是供应的愈多，闹得也就越厉害。关于以上情况，我们有不少干部不从问题发生的本质方面去加以分析区别，反而同情或跟着叫，这不仅是反映了部分落后农民的呼声，而且更有人在听了喊叫之后，便主观地认为政府是否对农民的粮食统购多了，供应少了，或者认为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虽是正确的，但由于某些干部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对农民的困难照顾太少了。这实际就是说共产党与人民政府都不能代表农民利益，而他反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了。这种观点与论调，显然是不符合于实际情 况，不符合于统购统销政策，不符合于农民最根本的社会主义利益的。实际是企图推迟或者是不要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错误思想。 为着使得我们的粮食供应工作做得更好，以便能节约更多的粮食来支援国家需要，保证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我们必须继续批判与克服对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某些错误作法与错误想法，并认真地整顿统销工作，特别是我们更应全面地贯彻“三定”政策，使得农民生产情绪能够获得进一步的稳定与提高。对于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也必须进一步迅速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调整，使城乡粮食的供应，都能获得更公平合理的解决，这对于巩固工农联盟，支援国家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 刘伯承代表的发言 在这次会议上听到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 “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是为我们自己和子孙谋幸福事业的报告。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从这些报告中我们看到了祖国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而壮丽的前景。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人民大众奋斗所追求的目的。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拥护。 同时应看到正当我国从事于和平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美国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着我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并且准备用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和叫嚣使用原子武器威胁我国的安全和威胁全人类。我们武装力量的任务就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我们尤应提高警惕，在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必须增强保卫社会主义的国防力量，以保卫我国独立和世界和平。 这次大会在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决算预算和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的同时，又审定我国兵役法，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保卫社会主义国防建设获得结合实施。彭德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关于兵役法草案的报告，我完全拥护并请求大会通过予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第一百零三条又规定：“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公民能光荣地建设社会主义，又能光荣地保卫社会主义，使生产劳动与保卫祖国相结合。在中国的古代即有“寓兵于农”的说法。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各解放区除常有兵力作战之外，劳动人民也曾一面进行生产劳动，一面手持武器保卫祖国。在现在正在进行的五年计划中，有工业的建设，也有农业的建设，也有科学技术的建设，那我们除现役外，即是“寓兵于工”“寓兵于农”和“寓兵于学”。如此就可以集中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也积蓄了国防力量，以适应战时国防的需要。按照兵役法规定我们既有现役又有预备役，这不但有现役的基干兵力，而且可以层层积蓄了预备兵力，同时兵役法还规定了平时的入役、退役，战时的动员，战后的复员，井井有序，更能够以生产劳动与保卫祖国相结合。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兵役法。 由于原子武器和喷气武器的出现，军事科学有了新的发展。预料今后的战争，将是由陆军、海军、空军、空降兵、防空兵在地面上在海洋里在天空中综合进行的。战线的宽广，兵力的众多，物资的消耗都将较以前为大。有了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才有了物质基础；有了现代化的国防，国家工业化才有了保障。现在美帝国主义极力武装蒋贼， 一方面进行军事扰乱，一方面进行政治阴谋。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发动新的战争的阴谋，必须具有高度的警惕，必须警惕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突然性，因而必须在物质上在精神上有所准备。我们热爱和平，但是我们也不惧怕战争。如果帝国主义敢于发动侵略我国的战争，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有充分的能力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的完整。 在一九五四年度按照义务兵役制的原则进行试征时，全国公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们曾在我们宣传解释之后，即用实际行动热烈拥护义务兵役制的执行。他们说义务兵役制很好，在执行之时：一、不误国防，二、不误生产，三、不误青年的生活前途。广大青年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是自己光荣的事情，服兵役就是为了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神圣职责。虽然尚有一些反革命分子进行造谣、暗杀、烧山、阻挠等破坏活动，而报名的人数仍达一千万以上。这些事实却超出了某些人意想之外。 在彭德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这次会议上作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后，根据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北京的工人、农民、学生首先对义务兵役制的实施是热烈拥护的。根据去年试行义务兵役制证实，只要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义务兵役制的实施，必能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军官的来源，一方面靠军队内部培养，一方面靠军队外面培养，高等学校的培养尤为重要。对于预备役军官必须很好地进行登记并组织集训。几年来有不少的富有战斗经验的现役军人，复员后转到各种建设工作上去，这是我们的很好的军官，必须组织起来。 关于训练准备问题：军事训练的方针和内容，应根据所服兵役种类的不同和各人的职业不同而有所不同。预备役人员有的在工业部门工作，有的在农业部门中工作，有的在交通运输部门中工作，有的在通信部门中工作，这些都应根据军队的需要与他的业务关系相结合进行训练，也就是说，应该做到生产技术训练和保卫国防训练相结合，军外训练与军内训练相结合即速成训练与完成训练相结合，使用兵器训练与军队指挥训练相结合，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相结合。关于训练实施问题应该由相关的主管部门组织进行。 国家机关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平时在建设中即应着眼于将来如何为保卫祖国的战争服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旦遭到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袭击时，能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组织都纳入战时轨道，适合战时的要求。 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人，应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百倍提高警惕，严守海防、陆防、空防，以保卫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陈永康代表的发言 听了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关于五年计划和国家预决算的报告后，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并衷心地拥护。 五年计划是为了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伟大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将使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人民逐步走向幸福。 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我们农民的责任，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保证农业增产计划的完成。 要增加农业生产，就一定要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因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合理地组织劳动力，合理地使用土地，有步骤地提高耕种技术，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减轻天灾的损失，增加农民的收入。就以我们的联民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虽然是去年春天刚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社，去年夏秋又遭到严重的水涝、虫害；但由于组织起来的优越条件，不但战胜了灾害，而且获得了丰收。一九五四年社的水稻平均产量，仍达到六百零八斤，比一九五三年提高百分之七，比周围互助组的产量高出百分之八点六，比单干农户的产量高出百分之十点六。 有人说，合作社产量所以比单干农户高，完全是靠了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别的社我不知道，以我们社来说，这是不合事实的。政府对我们社的帮助固然很大，但主要的方面，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劳动，发挥合作社的各种优越性。顺便说一句，合作社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政府支持合作社也是应该的。又有人说，合作社一切都好，就是歧视单干户不好。以我们的社来说，这也不合事实。我们的社，在浸种、换种、排水、修圩、介绍先进的耕作技术等各方面，都十分注意帮助或带动周围的单干户去做。当然，如果合作社有歧视单干户的情形，是不好的，应当纠正过来。 我认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很好的，是完全能够办得到的。计划中规定粮食计划产量，五年内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六，就我社的生产情况来看，这个指标，完全有把握超额完成。我省的水稻计划产量，五年内将增长百分之三十。即由一九五二年每亩平均产量五百四十五斤，到一九五七年达到每亩平均产量七百一十斤。为了保证完成以上这个水稻增产的指标，我们采取以下几项主要办法：（一）在栽培技术方面，普遍采用“落谷稀”、小株密植等办法。采用“落谷稀”办法的好处是，可使秧活得快，长得壮。俗语说：“秧好半年稻”。秧长得健壮，收成就有了一半希望。同时每亩田还可以节省三斤到四斤稻种。采用小株密植的办法，可使每亩田由过去一万四千棵，增加到一万八千棵到二万棵；由于栽植均匀，就使土地、肥料等得到更合理地使用，日照也更加充足。这样就可使每亩产量增加五十斤左右。（二）加强田间管理工作，除草是很重要的一件农事。除草就好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必须搞得彻底，干净。有人主张除草要做到“三耥三耘”，其实除草不在次数多少，而主要的是要搞得彻底。如果次数搞多了，而搞得不彻底，反而会伤害到稻棵的生长。（三）在增施肥料和合理灌溉方面，我们打算在社内拨出一部分土地，种植红花草、蔬菜、蕃瓜、红薯等作物，以解决养猪的饲料，增积足够的厩肥和绿肥。去年我们还搞了两千多担水草，一百九十五担野草，捉了一万七千多斤蟚蛴，解决了四百多亩田的追肥，开了二十多条河浜，挑了河泥，解决了一百多亩田的基肥。我们计划采取以上这些办法，做到以厩肥解决全部肥料的三分之二左右，以绿肥和磷肥解决全部肥料的三分之一左右。肥料对于增产是很重要的，但也要使用得当。施肥和灌溉用水，就像人们饮食一样，既不可不饮不食，也不可暴饮暴食。有人以为肥料施得多，就可增产，这意见不全对。如果肥料施得太多，好像饭吃得太饱，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也有人以为肥料施得少，就会减产，这意见也不全对。如果肥料少，而能注意在作物长壮、分蘖、结实的紧要关头，适时适量使用，稻谷仍会长得好。作物灌溉用水的深浅适当与否，对作物的生长，关系同样很大。（四）选种、留种和品种改良方面，我们不但要求选留足够的种子，而且要求采用精选办法，使种子纯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同时，减少社内早稻、糯稻的种植面积，变低产为高产。（五）防虫、防涝、防旱，与农业增产的关系很大，特别是防治螟害尤为重要。我们计划通过秧田捕蛾、采卵与本田治螟，使螟害率逐步下降。由于组织起来在各方面所显示的优越性，再加上以上农业增产的各项办法，我们是有充分信心和决心，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农业增产的计划。 最后，农业合作化是同统购统销分不开的，两年来，我们农民深深体会到：只有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物价才能稳定，我们才不会再受富农和奸商的剥削，农村才不会再走过去的老路，农民生产情绪才高，合作社才能更加巩固。但是有些人好像是在为我们农民讲话，他们故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说下面统购统销搞得如何糟糕，农民的生活又怎样的苦等等，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农民清楚地知道，我们过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土改，得到翻身，现在只有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幸福的光明大道。我们更要百倍提高警惕，坚决防止和肃清反革命的破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 李烛尘代表的发言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引导我国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前进，并使我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的计划。我热烈地拥护这个计划，我们私营工商业者应该正确地发挥我们在五年计划中的应有作用，对五年计划作出一定的贡献，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部实现这个计划而奋斗。 首先，私营工商业者要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迅速进展中，看清楚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的基础上开始实行的，也是根据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而制定的，两年来，在各个方面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正确地执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私营工商业者几年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教育下，不少人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逐步懂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对立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走社会主义的路，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下，按照当前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地实现。因此，在我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的具体条件下，五年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将经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代销经销等等方式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基础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细密地安排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同时要求资本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接受改造。私营工商业者应当很好地体会它的精神和实质，服从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遵守国家计划，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老老实实地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才能符合国家和广大人民对我们的期待。我们私营工商业者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是光荣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我们应当为之欢欣鼓舞。 其次，私营工商业者要努力发挥生产经营上的积极性，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政府统筹安排的措施。自从政府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全业安排、按业改造的政策措施以后，私营工商业者大多数都以感激的心情来积极搞好生产经营。但是有的私营工商业者对于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认识不足，强调照顾的一面，忽视改造的一面；或者强调一视同仁的一面，忽视有所不同的一面；或者强调局部困难的一面，忽视照顾全局的一面；因而存在着“原料靠国家、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市场靠国营。”或者“国营单做批发，私商专搞零售，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等错误的想法。必须指出：这些错误的想法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都是有害的。私营工商业者应该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私营工商业在生产上和经营上遇着某些困难是难于完全避免的，但这是一时的，局部的，可以克服的困难。在某些困难克服了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单纯依赖政府，或忽视国营经济的困难，过多地要求照顾，有些本来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也不努力去解决，那就会增加困难的程度和克服困难的障碍。于国于己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要树立信心，纠正消极依赖思想，在国家的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努力克服困难，积极整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积极响应政府统筹安排的措施。 第三，私营工商业者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进一步推动企业的改造。私营工商业既然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大部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已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都有责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贡献一定的力量。私营工业通过增产节约运动，不但可以做到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国家委托的任务，而且可以节约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工缴费用，同时，可以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为公私合营创造条件。私营商业认真开展节约运动，也可以改善经营管理，节省开支费用，扩大商品流转，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最重要的，私营工商业者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可以学习更多的新事物，来代替某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和作风。这样做，不但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内容极其丰富的实际教育，而且施行结果，也可对国家经济建设的资金积累，作出一定的贡献。还有，我们要在公债工作中，积极完成缴款入库任务，这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实际行动。 第四，私营工商业者要提高政治觉悟，结合企业改造来认真进行个人的思想改造。今天私营工商业者在国民经济中可以起有利的作用，而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有了政治地位，就有政治责任。我们知道个人改造的最后目的是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就应该放远眼光，虚心学习，来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私营工商业者要克服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个人消费不顾社会生产的观点和行为，同那些破坏生产、抽逃资金、暗害工人、散布各种反动谣言的抗拒改造的坏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私营工商业者不应回避和害怕改造，相反的，应当勇于参加到接受改造的光荣行列中来。特别对于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正是我们当前的政治考验，私营工商业者决不能也不应漠不关心，置身事外，而要认真学习文件，积极投入斗争，并应该纠正自己的缺点，堵塞漏洞，严防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我们应该提高爱国主义精神，激发革命热情，进一步清除敌我不分的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和政治责任感，一致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清除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坚决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奋斗。 全国私营工商业者们！毛泽东主席说：“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在保证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能够实现，一定能够提前实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让我们团结在党和毛主席周围，同全国人民一道，信心百倍地奋勇前进吧！

第3版()专栏： 关于粮食的统购统销问题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二十一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陈云 我现在就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粮食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城乡的粮食销量开始了不正常的上升，当时没有加以注意。到了今年三、四月份，在原属华东、中南、华北地区若干省份的部分农村中，出现了许多农民要求供应粮食的现象，结果，国家销售的粮食超过月度计划很多，而且往往超销越多的地方，叫喊缺粮的越多。这个时候，在农民叫喊缺粮地区的城镇中，粮食销量也不断上升，不少地方发生了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现象。鉴于粮食销量的这种不正常情况，有迅速加以纠正的必要，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全国各省市立即派出了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到城市整顿统销工作，召集干部会议、农民会议、乡人民代表大会、城镇居民会议，再一次宣传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号召人民起来协助政府整顿粮食的统销工作。对于要求供应的户，进行评议，把不应该供应、可以少供应的数字，削减下来；可以迟供应的推迟供应；同时保证缺粮户必要的供应。经过这样整顿以后，销量迅速恢复正常。“缺粮”的喊声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很可注意的是三月到六月的销量和喊声的变化：三月份全国销粮九十三亿斤，四月份销粮九十六亿斤，五月份销粮八十四亿斤，六月份销粮六十四亿斤。历年来五月份是粮食销量最多的月份，但是今年销量最多的是尚未整顿统销的三、四月份，三、四月份的销量最多，“缺粮”的喊声也最大；五月份销量比三、四月份下降了，“缺粮”的喊声反而比三、四月份低，显然可见，在叫喊缺粮的人中间，确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缺粮的，但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缺粮。 那末为什么在不少地方发生要求供应粮食的紧张现象？ 有人问：是否因为去年大水灾，粮食减产太多？或者是否出口太多了？他们认为，如果是出口太多了，应该减少出口，否则就应该进口粮食。 我们认为去年的大水灾，在灾区是减少了粮食的收获量，但是去年的大部分地区是丰收的，全国粮食产量达到了三千三百九十亿斤，一九五三年全国粮食产量是三千三百三十六亿斤，仍然超过一九五三年的产量。 一九五四年出口粮是解放以来比较多的一年，大豆和粮食共计出口了三十五亿斤，比一九五三年多出口了三亿斤。过去我国虽有粮食进口，但历来我国是出口粮食的国家。解放以后，出口的粮食并不比解放以前增加很多。我国在东北沦陷以前的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的四年中，每年净出口粮食是二十三亿斤，解放以后的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的四年中，平均每年出口粮食三十一亿斤，比前述时期每年平均只多出口八亿斤。去年虽然是出口较多的一年，但是其中半数以上是大豆。我们认为我国的粮食虽然并不宽裕，但是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产粮食的国家，只要分配合理，调度得当，不但不需要粮食进口，而且可以继续出口一定数量的粮食。减少必要的粮食出口，对于国家是不利的。因为减少必要的粮食出口，就要减少工业设备的进口，因此就要降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度。大量进口粮食也是不利的，而且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不但同样会降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度，而且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决不能靠进口粮食来解决人民的粮食需要。假如我们一年进口一百万吨即二十亿斤粮食，这不但在国外市场上是一个不容易买到的数量，而且我国人口有六万万，这点粮食分到全国人民身上，每人只分得三斤多。上一个粮食年度，就是一九五四年七月到一九五五年六月，根据粮食部的统计，单是供应全国城乡人民的粮食，就有八百零九亿斤，在这样大量的销量中，增加或者不增加二十亿斤进口粮，并不能对粮食供应情况有多大的改变。我国农民只要在收获时期的收割、搬运、打场等等方面，每亩地减少损失一斤粮食，又在全国储运方面减少一些损耗，全年就有二十亿斤。我们没有减少出口，除缅甸来的大米以外，也没有增加进口，我们已经顺利地度过了上一个粮食年度。很显然，我们不应该也不需要采取进口粮食或者减少必要的粮食出口的办法。 是否由于政府在上一年度向农民统购的粮食特别多，因此引起了今年春季粮食供应的紧张呢？ 一九五四年部分地区发生了百年未有的水灾，为了支援灾区，政府向丰收地区多购了一些粮食，这是必要的，丰收地区的农民也有义务支援灾区人民。其中只是对于一小部分丰收地区的粮食产量估得较高了一点，因而购粮也多了一点，这样，就使这些乡村的农民的口粮、饲料留得少了一点，就引起了这些地区的牲畜有所减少，供应表现了一时的紧张。这是不好的，必须改正。但是一九五四年七月到一九五五年六月这个粮食年度，政府向农民连征带购的原定计划数字是八百六十八亿斤，比起前一个年度的八百六十五亿斤，只多了三亿斤，即是说，两个年度大体相等。目前新麦正在征购，到六月底止，初步结算，一九五四年七月到一九五五年六月这个年度，各种粮食连征带购的总数，已经实收了八百九十三亿斤，这是最后十天大量新麦入仓的结果。还在六月二十日那个时候，也就是全国供应情况缓和以后，新麦尚未入仓以前，连征带购的总数还不到八百六十亿斤，这是和原来征收公粮和统购的计划大体相合的。最后十天的三十三亿斤新麦入库，显然是预收了一部分下个年度的粮食。 一九五四年全国粮食产量是原粮（即带壳粮）三千三百九十亿斤，折成贸易单位粮（即去壳粮，又名商品粮）是二千九百二十亿斤。政府原定计划连征带购商品粮八百六十八亿斤，实际连征带购是八百九十三亿斤，全国销售的八百零九亿斤中估计销回农村的是三百六十亿斤，如果把返回到农村的这部分粮食除去，那末政府向农民连征带购的粮食在实际上是五百三十三亿斤，只占粮食总产量二千九百二十亿斤的百分之十八多一点，这个比例是不高的。同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每个农民占有的粮食也是不少的。例如，一九五四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原粮三千三百九十亿斤，除去政府征收公粮和统购的部分，加上政府销回农村的部分，全国平均计算，每个农民占有原粮五百六十斤，按照目前农村消费水平来说，这个数字是够用的。两年来统购结束以后，农民拿到市场上出卖的粮食，除去农民相互间进行粮食品种调剂的数目以外，政府每年仍然可以购进二十到四十亿斤。这也证明统购以后，农村中仍然有一部分余粮。 因此，我们认为，向农民购粮过多的只是一小部分地区，不能说各地供应紧张的现象都是多购了粮食所引起的。 那末粮食供应紧张的地区是否都是灾区呢？有一部分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以后受灾地区的粮食供应有一个时期是紧张的，但是一九五四年遭受水灾地区的粮食供应是非常稳定的。两广地区和湘南一小部分地区，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后就少雨，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旱灾，所以秋收以后这些地区政府征收公粮和统购的粮食很快入仓。到了一九五五年一月，这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冻灾，原定春季收获的红薯被冻死，而且继续大旱，无法插秧，直到五月上旬才下了透雨。因为红薯冻死，长期干旱，农民的粮食就不够，因此普遍要求供应。这个时候，全国正在整顿统销工作，虽然两广和湘南地区都增拨了供应的数量，但是部分地区由于对灾情估计不足，有一个时候，对灾民的粮食供应少了一些。随即增拨了供应的数量，到五月下旬，这些灾区的供应状况就稳定了。除了两广、湘南的灾区以外，去年遭受大水的灾区，粮食供应是完全稳定的，没有供应紧张的现象。那里的灾民深切感到人民政府和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他们说，我国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政府曾经做到在灾荒年头能够用这样大量的财力物力来帮助灾民！能够用这样稳定的价格来供应灾民的粮食！这样的政府在我国历史上还只有一个，这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 所以除了两广和湘南一小部分地区，粮食供应紧张是由于受灾以外，粮食供应紧张的其他地区都不是灾区。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粮食供应紧张的原因是由于政府供应的粮食太少。我们认为正相反，我们的主要错误，就在于销售方面太宽。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五年四月的一年半中，我们着重了统购工作，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放松了统销工作，这是我们工作的重大缺点。一九五四年九月，粮食销售方面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上升，但是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今年二月，虽然看到粮食已经销得太多，需要加以整顿，但是没有决定在全国整顿统销工作。由于这样两次疏忽，就大大增加了三、四月份粮食供应的紧张程度。 在城市方面：因为政府供应的粮食太宽，许多机关、学校、医院、厂矿就有浪费粮食的现象。因为许多城市对居民粮食供应几乎没有管理，因此引起了一些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或者城市粮食向乡间倒流。 在农村方面：今年春天销售较多的一个时期，有些省份的农村销量，如以每人每日供应一斤计算，等于供应了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有些县份，供应人数竟达到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拿一九五四年七月到一九五五年六月这一个粮食年度来说，政府对农村供应了商品粮三百六十亿斤，这个数目可以供应多少人呢？如果每个人每天平均供应一斤，全年供应四个月，那末就可供应三亿多农民，全国五亿农民中难道有百分之六十的农民每年缺粮三分之一？这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很显然，许多不该供应的人得到了供应，许多该少供应的人，供应得太多了。五月整顿统销以后，销量减少，缺粮的喊声反而低了，而且就这样顺利地度过上一个粮食年度，这就证明政府对农村供应的粮食并不少。 在农村中是否也有该供应而未供应或者供应少了的情况呢？也有。那是因为大家都要求供应，乡村干部不发动群众去评议谁余谁缺，简单地把本地应销粮食数字，家家户户按人口平均分配，因为不该供应的人购得了粮食，就使应该供应的人少购了粮食。整顿统销以后，平均分配应销粮食的错误是纠正了，但是也发生过对一些该供应的人没有及时供应或者供应少了的错误，这个错误后来也纠正了。这些，就是农民批评我们在供应上前松后紧的错误，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总起来说，我们在供应方面虽然在一部分地区整顿统销的时候，有过供应少了的错误，但就全体来说，我们的主要错误是供应太多，供应太宽，农村中供应的季节过早。 如同上面所说的，在一小部分丰收区统购过多，在两广和湘南遭受冻灾旱灾的某些地区，供应得不够及时，对整顿统销工作的一个时期中有些地区供应少了，这些情况，都和今年春季粮食供应紧张有关。但是我们认为，造成今年春季粮食供应紧张的更普遍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还不习惯于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农民是个体的小生产者，成千年来他们的习惯是除了交租、交税以外，形式上是自由处理余粮的。政府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虽然把粮食卖给了政府，但因为他们是私有者，有些农民又想买回去，并且还想买得更多。今年三、四月份粮食供应紧张地区的城镇上，只看事情表面的人，以为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农民都是缺粮的，但无数材料证明：排队的人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极少数是缺粮的；一部分是家有余粮的，他们去排队的目的是装做缺粮，怕再向他们购粮；大多数是这样一类农民：他们的粮食是够用的，他们想多保存一些粮食，想多有一些后备，所以他们也去排队购买切面和其他食品；也有已经评定为缺粮户，并且已经规定了开始供应的日期，但是他们却想在得到供应以前，先买到一些切面和其他食品。应该指出，不少地方粮食供应情况一度紧张，是由于地主、富农分子和某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小私有者的心理和我们某些工作上的缺点，从中造谣煽动而造成的。但农民是拥护政府的，又因大多数口头叫喊缺粮的农民并不真正缺粮，我们把道理向他们讲清楚，同时把统购统销工作加以整顿以后，也就改变了情况，不但销售数量降到正常的水平，而且缺粮的喊声也很少了，就这样安定下来了。 有人提出：可否停止粮食的统购统销？或者政府减少统购粮食的数字，只管城市供应，不要去供应农村，让农民中的余粮户和缺粮户自行调剂。 我们认为，停止粮食的统购统销是错误的，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大家知道，粮食的统购统销，在我国还只实行了两个年度，解放以后的头三年并没有实行统购统销，为什么要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实行统购统销呢？因为如果当时照旧在市场上收购，就购不到国家所必需的粮食。那个时候，一方面，城市工矿区和农村技术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在扩大；但是另一方面，我国是在农业的小农经济基础上进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一种半自给经济，生产水平低，商品率也低。土地改革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生活改善以后，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商人和别的行业的商人就囤积粮食，存有余粮的富农，等待高价，不卖粮食。很显然，政府为了掌握必需数量的粮食来保证供应，使私商和富农不能够操纵粮食市场，就必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但有利于粮食消费者，同时，因为收购价格是合理的，对于全体出卖粮食的农民也都是有利无损的，因此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过去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仍然需要这样做。 我们认为，政府只管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去供应农村，让农民中的缺粮户和余粮户自行调剂，这样一个办法，目前在我国普遍实行是有害的。我国的黑龙江省和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大体上已经实行了这个办法。因为那里每个农民分得的土地平均约有十二亩，家家有余粮，那里也没有大量种植技术作物的农户，因而那个地区几乎没有缺粮户。但是全国极大部分农村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全国有一亿以上的农村人口每年或多或少要买一些粮食，这就是：三、四千万种植技术作物的农民；每年有四千万左右遭受不同程度的各种灾害的农民；约有全国农民百分之十，即五千万人口的农村缺粮户。除此以外，还有渔民、牧民、盐民、林民和船民约在一千二百万人左右，都需要粮食的供应。同时在粮食够吃够用的农民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他们有一部分周转粮食需要进行卖买，例如，卖出麦子，买进杂粮；先卖出一部分口粮作为某项开支，有了收入时再买回口粮，等等。全国卖买周转粮的农户，没有统计，各地情况也不同，但是估计起来，可能不低于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即一亿人口。这样，农村中需要买进粮食和卖买周转粮的农业人口有二亿以上，如果对这个两亿多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周转粮的卖买，政府不去管，听任私商、富农去操纵，那末，使广大农民倾家荡产的资本主义，必然在农村中泛滥起来；国家关于各种作物面积按比例播种的计划，必然要被破坏；首先是集镇和小城市的粮价，随后就是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粮价必然发生波动，因此，全国物价就不能稳定。在我们这里不应该采取这种办法，道理是容易懂得的。 要根本改善我国的粮食情况，当然就必须增加粮食的产量。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搞好生产，另一方面要搞好供应。发展生产才能够保证供应。同时，合理地解决供应的问题，又能反过来促进生产。我们必须懂得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加粮食生产的最根本的道路，是发展农业的合作化。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成一百万个或几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同时，我们向一百万个或几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就要容易得多，也会要合理得多。那个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可以用整个合作社的力量来保证每个农民的正常的粮食需要。那样，全国农民就会感觉到有不可比拟的雄厚力量作为自己的粮食后备，因而对于农民本身的粮食后备的问题，就会感到更加可靠，更加稳当。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并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全国农民都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去。到现在，我们还只有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约一千五百万户左右，而且大多数都是小社。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万万个个体农户。按照计划，到一九五七年，合作化的农户也还只占总农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们面对着这样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在粮食的统购方面或统销方面，是遇到了困难的。困难不单来自我们对于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和余缺的数量，这是一项困难工作。同时，因为农民还不习惯于粮食的统购统销，也使估算产量，分清余缺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做好这项工作，才能做好粮食分配工作。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坚持粮食统购统销这一政策，同时逐步地改进工作，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和农民成立协定，以便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工农的联盟。 关于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办法，就是我们和农民成立协定的基础。 “三定”的办法主要是如下几条： 一、规定一九五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六年六月这个粮食年度连征带购粮食的数字是八百六十五亿斤，并且决定这个总数三年不变。 二、要求各地方政府对于地亩的粮食产量必须估得确实，定产不准超过实际产量；按照各地现有的消费水平规定留粮标准，留粮必须留够；不购买农民的全部余粮，使农民在国家统购以后，还能保有一定数量的余粮。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 三、把农村的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三种户划分清楚，允许自给户、缺粮户将卖出的周转粮，照数买回去，这些周转粮，以后将从统购统销的总数内扣除，不列入统购统销的数字以内。对于收获粮食仅达留粮标准的自给户和低于留粮标准的缺粮户的公粮，不收粮食而收代金的问题，今年先在每个省的几个县内试办，在湖北全省内试办。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划清余粮户、自给户和真正缺粮户的界限，减少一些人为的缺粮户，使每个乡村能够弄清楚真正缺粮户的确实数字。由于生产的发展，缺粮户是要逐渐减少的，自给户也可能变成为余粮户。因此，每个乡村都应当在一定时间内注意这种变化。　　 四、改善购粮证和粮票的管理制度，消灭购粮证和粮票方面的舞弊行为。改善粮食的储运工作，减少损耗。 五、在城市中采取必要的严格的措施，切实整顿粮食的统销工作，反对浪费，压缩一切不应销的粮食；同时必须保证城市居民必要的粮食消费。 “三定”的办法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有了“三定”，他们觉得心中就有底了，他们就能够更好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安排自己的家务。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意思就是说，有了定产、定购、定销这三项办法，心也就定下来了。显然，“三定”的办法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今年粮食增产的可能性，而且将要大大地改善我们的统购统销工作。 几年以来，我们曾经努力地把工业品供应给农民。做好工业品的供应，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必须注意把工业品的供应和“三定”的办法更好地结合起来。五年计划已经规定：国家发展工业生产的计划，将尽可能地照顾到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 做好“三定”工作以外，国家在统购统销的工作中，还必须加强对粮食市场的领导工作。 今年春天有些省份农村叫喊缺粮的时候，曾经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议论，他们认为粮食工作搞得很不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也搞得不好，等等。我们批驳了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在粮食工作、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和农村的其他工作方面，缺点和错误是有的，但是我们的粮食工作，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和农村的其他工作，应当说在基本上是好的。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多数都到过各地的农村和城市作了实地的考察，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所议论的那样不好。我们的粮食工作所有的缺点和错误，例如有些缺粮户没有及时足够的供应，有些地区因为留的饲料少了一些，猪和其他牲口有一些减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中，在若干地方因为没有注意掌握自愿互利的原则，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社没有搞好。我们必须把这些缺点和错误纠正，而且已经纠正，或正在纠正中。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粮食、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其他工作的全貌。粮食工作、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和农村的其他工作，虽然存在着上述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从这些工作的成绩方面、主要方面、总的方面看来，应当说是好的。农民的生产情绪很高，到处在积肥买肥，庄稼种得很好，麦子已经丰收（只有山东、陕西两省因旱略有减产），秋庄稼一般也长得很健壮，大量农民要求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都说明：有些农民虽然有过一时的不满，但是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不满意的只是一时一事，而且是少数农民。那些发表错误议论的人不看到工作的成绩方面、主要方面、总的方面，只看到某些工作的错误方面、次要方面、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只看到树木，不看到森林。在这些人中间，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些人是站在他们原来的地主、富农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观察问题的，只愿意讲坏的方面的材料，不愿意讲好的方面的材料。特别是有些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以后，对农民和人民政府存在着报复心理，故意捏造材料，散布谬论。在那些叫喊中间也混有一些反革命分子的叫声，他们是反对人民、反对人民政府的，政府的一切工作缺点，他们都想利用来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其余则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有的是共产党人，有的是其他党派的民主人士，有的是劳动者，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其他阶层的人士，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希望政府把事情办好。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听了叫喊，没有分析，就是说，没有把错误的、不好的事情和正确的、好的事情加以比较和分析，对于错误的事情也没有对它的范围和程度加以比较和分析。我们对于善意的人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正确的批评，指出他们错误的看法，说明情况，弄清问题，以便共同努力改进工作。我们对于地主、富农阶级分子的叫嚣，给以驳斥。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则必须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以揭露，制止他们的阴谋活动。 在人民内部，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其中也有些共产党员，在谈论农村问题或农民生活问题的时候，他们总是常常忘记，农民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地主的剥削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实。在解放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是在地主占有的土地上耕种的，他们每年要把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的粮食产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除此以外，还要给反动政府缴纳几十种乃至一百几十种的苛捐杂税。解放以来，土地改革取消了地主的所有制，也就免除了农民每年要缴纳给地主的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的粮食产量。同时，也免除了反动政府对农民任意掠夺的各种苛捐杂税。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村中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果没有看到这样的变化，那就不可能了解农村的基本情况。其次，他们总是常常忘记，人民政府关心和扶助农民发展生产这样一个事实。从一九五○年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发放农贷、兴修水利以及农村救济的支出，以今天的人民币来说，达到了四十六亿元。不能否认，国家对农民给了这样大的财政援助，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第三，他们总是常常忘记，农村中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说明了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是一天一天地在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在农村中一天一天地在生长，而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使农村出现着完全新的蓬蓬勃勃的气象。第四，他们总是常常忘记，正因为上述种种，农民愿意尽量献出自己的力量，来保卫革命的果实。农民痛恨帝国主义，痛恨蒋介石，痛恨地主阶级，痛恨一切的反革命分子，而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巩固和强大联系在一起。为此，农民愿意牺牲自己一部分眼前的利益来换得远大的利益和子子孙孙的幸福，他们愿意出售余粮来支援国家工业化的建设。 工人阶级，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农民的援助。我们了解农民是劳动者，同时又是私有者。在他们是劳动者这一点上，他们是倾向和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在他们是私有者这一点上，他们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一定时间内有着一定的矛盾。从私有者这一点出发，他们有些人就可能忽视国家的公共的利益，而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我们的政策是在一方面要照顾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同时又照顾农民本身的利益，来逐步地说服农民。但是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目的是想利用农民的小私有者的心理，而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其结果也就是要退回到老路，使投机商人和富农能够用买贱卖贵的手段，自由掠夺农民，自由操纵粮食。他们或者以为自己是站在“保护农民利益”的立场上说话，但在实际上，他们的所谓 “自由”，乃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他们所要给农民的“自由”，只是很少数人发财致富而多数人倾家荡产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完全违反最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而凡是有经验的农民，他们都能够懂得这种“自由”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所以说，关于处理粮食问题的分歧，是两条道路和两种办法的分歧，或者是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办法，或者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办法。难道还有既不是社会主义又不是资本主义的中间道路吗？这个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这个分歧的实际意义说得明明白白。 解放初期，帝国主义分子曾经预言，没有外粮进口，中国人民将无法巩固自己的政权。但是五年来这种预言并没有实现。我可以断言，帝国主义分子的预言，是永远都没有希望实现的。虽然我们因为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农业技术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而增加了粮食的需要量，但是我国粮食仍然够吃够用。对于去年我国的大水灾，帝国主义分子又在幸灾乐祸，他们盼望我国出现粮荒；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我们仍然以自己的粮食正常地供应着全国人民。但是帝国主义分子经常盼望我国出现粮荒，这一点，应该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我国粮食是够吃够用的，但是应该说，在现在并不宽裕。因此，我们必须注意继续发展农业，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开垦荒地。 我在这里还想说一下粮食节约的问题。我国在粮食方面，像其他方面一样，要有应付国内外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事变的准备。这就是说，我们在粮食方面要有必要的储备，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可能发生的大灾荒这两种意外事变。储备粮食的首要办法，当然是增加粮食的产量。除此以外，节约粮食的消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在长时期内，在全国节约粮食的消费。如果我们在正常消费水平上每人每天节约半两粮食，一个月节省一斤粮食，全国人民有六万万，我们每年就能节省六、七十亿斤粮食。这样的节约办法，我们应该准备长期地坚持下去，而到了一定时候，也就能够储备起一定数量的粮食，可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变。在正常消费水平上每天节约半两粮食，这是一种可能做到的节约，这样的节约就是全国人民的积谷防荒。我相信：只要加以提倡，经过宣传，大家认识了储备粮食的意义，觉悟了的中国人民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第4版()专栏：观察家的评论 制止南越破坏国际委员会的阴谋 七月二十日，日内瓦协议规定越南双方协商准备越南普选的那一天，在南越西贡发生了显然是由南越当局发动的对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大规模攻击。两三千名特务和暴徒冲进国际委员会会址所在的旅馆，袭击委员会的印度、波兰两国人员。委员会的印度主席也遭受了极大的侮辱。暴徒们捣毁了委员会的办公处和住所，劫走了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洗劫了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委员的一切财物，然后纵火焚烧。据路透社消息，在暴徒大袭击之后，国际委员会会址已经是一片台风过后的景象。 南越向国际委员会的这种猖狂进攻，激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最大的愤怒，引起了许多重要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应。中国人民认为这次进攻是吴庭艳集团蓄谋破坏日内瓦协议、破坏越南普选的最严重的步骤，它孕育着极其危险的后果。 被世界人民的愤怒惊吓住了的吴庭艳集团正在撒谎，把它自己发动的这一罪恶行动说成是共产党干的。但是，法新社已经指出：这批进攻国际委员会的特务暴徒，是吴庭艳的军队在二十日，即行凶的那一天，用数百辆卡车运到西贡来的。因此，他们在进攻了国际委员会之后，还胆敢巡游街市，大喊口号，至晚不散。吴庭艳是这次进攻的组织者和发动者，这是肯定的结论。 吴庭艳集团一向仇视越南国际委员会。它对于这个公正地履行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职责以保障印度支那和平的国际机构曾经进行了许多次的侮辱和威胁，最近，七月十三日，吴庭艳集团就指使过暴徒冲入国际委员会，并向波兰委员行凶。吴庭艳集团的宣传机器，早就开始对国际委员会滥施诽谤和攻击。随着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协商普选日期的迫近，这种诽谤就发展为公然煽动性的叫嚣。吴庭艳在发表拒绝协商普选声明的前一天，公开指责国际委员会不能担当监督选举的职务；同时，并开始发动所谓“谴责日内瓦协定”的“示威”，反对国际委员会。吴庭艳集团不把越南的和平和民族利益放在眼中，不顾越南人民的共同愿望，竟倒行逆施，把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日定为“国耻日”，把监督日内瓦协议实施的国际委员会视为眼中钉。他们企图用暴行手段，来加剧紧张局势，达到取消国际委员会，从而破坏日内瓦协议、破坏印度支那和平的目的。 必须指出，吴庭艳集团敢于发动这种攻击，显然是由于受到美国政策的鼓励和支持的。美国策动吴庭艳集团反对按照日内瓦协议协商普选。它的宣传机关对于吴庭艳集团肆意诽谤国际委员会的行为，一向是一唱一和，极力支撑。吴庭艳集团这次公开反对普选并对国际委员会发动这种凶恶进攻，显然是在美国的纵容之下进行的。美国方面对于这次事件必须负起严重的责任。 中国人民对国际委员会和委员会印度主席德赛先生及其他委员们受到的横暴攻击表示极端的愤慨。我们对他们致以深切的慰问。我们认为，一切关心日内瓦协议的实施、关心印度支那和平的国家必须制止吴庭艳集团破坏国际委员会、破坏日内瓦协议的阴谋。国际委员会委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和他们工作条件的便利必须得到完全的保障。

第4版()专栏： 苏联代表团的保障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草案（基本原则） 为了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并且防止对欧洲任何国家的侵略， 为了按照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和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来加强国际合作， 为了使所有欧洲国家一致努力来保障欧洲的集体安全，而不是组织某些欧洲国家反对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集团，从而引起国际磨擦和紧张关系并且加重互不信任， 鉴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会有助于通过在和平和民主基础上统一德国的途径早日解决德国问题， 欧洲国家本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缔结一项保障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条约的基本条款如下： （一）所有欧洲国家——不管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以及美利坚合众国都可以参加这个条约，只要它们承认条约中陈述的宗旨，并且承担条约中规定的义务。 在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德国成立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可以参加这个条约，享受同其他缔约国平等的权利。当然，在德国统一以后，统一的德国可以在同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处于平等地位的情况下参加这个条约。 欧洲集体安全条约的缔结不应当影响苏、美、英、法四国处理德国问题的权限，德国问题应当按照四国从前作出的决定加以解决。 （二）缔约国保证互不进行侵略，也不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使用威胁或者武力，并且保证遵照联合国宪章，用和平方法和不危及欧洲的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方式，解决它们中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 （三）凡任何缔约国认为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缔约国在欧洲有遭受武装进攻的危险时，它们应彼此进行协商，以便采取有效步骤来消除这种危险和维持欧洲安全。 （四）任何一国或者一些国家在欧洲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缔约国发动的武装进攻，应被认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进攻。一旦遇有这样的进攻发生时，每一缔约国应行使单独自卫或者集体自卫的权利，以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在内，来援助受到这种进攻的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国家，以便恢复和维持欧洲的国际和平和安全。 （五）缔约国保证尽速共同讨论并确定在欧洲出现需要作集体努力来恢复并维持欧洲和平的局势时缔约国提供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办法。 （六）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把为了行使自卫权利或者维持欧洲和平和安全而已经采取或者打算采取的任何行动，立即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七）缔约国保证不参加其宗旨与欧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宗旨相抵触的任何同盟或联盟，也不缔结任何这样的协定。 （八）缔约国保证促进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其他国家之间广泛的经济和文化合作，办法是在排除任何妨碍这种合作的歧视和限制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扩大文化联系。 （九）为了执行条约中关于缔约国间进行协商的规定并且考虑由于保障欧洲安全的任务而产生的问题，应当作下列规定： （甲）举行定期会议，或者在必要时举行特别会议，每一国家指派一个政府官员或者某一其他特派代表参加会议。 （乙）设立一个常设政治协商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准备向缔约国政府提出的适当的建议。 （丙）设立一个军事协商机构，它的职权范围到适当时间加以具体规定。 （十）认识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别责任，缔约国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依照条约成立的各种机构。 （十一）本条约不应丝毫损害欧洲国家根据它们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只要这种协定的原则和宗旨同本条约一致。 （十二）缔约国同意，在执行本条约规定的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措施的第一阶段（两年到三年），它们不应解除它们根据现有条约和协定承担的义务。 同时，参加有军事义务规定的现有条约和协定的国家，不得使用武力，并且应当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在它们之间发生可能构成对维持欧洲和平的威胁的任何分歧或争端时，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缔约国也应互相协商。 （十三）在关于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以及关于从欧洲国家的领土上撤退外国军队的协议缔结以前，缔约国保证不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来根据它们先前缔结的条约和协定增加它们在其他欧洲国家领土上的武装部队。 （十四）缔约国同意，在一致商定的从本条约生效之时起的某一时限期满时，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的华沙条约，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巴黎协定和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的北大西洋公约都应失效。 （十五）本条约的有效期限为五十年。 （新华社日内瓦二十一日电）

第4版()专栏： 布尔加宁设宴招待美英法三国政府代表团 莫洛托夫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塔斯社日内瓦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七月二十日设宴招待参加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美国、法国和英国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英国代表团团长、英国首相艾登，英国代表团团员麦克米伦，海特尔，柯克帕特里克，布朗约翰；法国代表团团长、法国总理富尔，法国代表团团员比内，德内里，德克鲁伊—尚内，苏杜；美国代表团团员杜勒斯，汤普逊，史塔生，洛克菲勒，哈格蒂，安德逊。 苏联方面出席宴会的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葛罗米柯，谢苗诺夫，查鲁宾，马立克，维诺格拉多夫。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塔斯社日内瓦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二十日设宴招待参加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法国政府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富尔、比内、约克斯、拉洛瓦、杜阿梅和伊里苏。 苏联方面出席宴会的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朱可夫、葛罗米柯、谢苗诺夫、维诺格拉多夫和伊利切夫。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塔斯社日内瓦二十一日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接见了由于举行苏、美、法、英四国政府首脑会议而在日内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克·韩克。 莫洛托夫把大国最高级会议的情况、特别是把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的进行情况详细地告诉韩克。莫洛托夫还对韩克说，苏联代表团将像到现在为止所做的那样，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知道有关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发展情况。 谈话时在座的有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普希金。

第4版()专栏： 富尔十八日在日内瓦四国会议上发言 新华社日内瓦十九日电　法国总理富尔十八日上午在四大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言，他说，今天世界上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结束冷战，建立和平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 他说，紧张局势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有些障碍使世界各国之间不能自由交流货物、思想和消息。四国政府首脑应努力作出关于建立或恢复交流自由的原则决定，然后让专家们拟订实施的细节。 富尔在谈到德国问题时说，德国的分裂是一个阻止获得和解的障碍。他说，德国问题不解决，那么即便世界局势在别的方面有所改善，“国际生活也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和谐的”。他强调德国必须重新统一。 富尔认为艾登关于德国问题的计划是合理的，但是细节可以加以改变。 富尔反对德国的中立化。他说：“我是认为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应当生存在西欧和大西洋公约体系之内的。我认为，这个主张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最好的。” 但是，富尔又说：德国问题的讨论应当以安全问题作根据。他说，重新统一的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它的总的潜力不可避免地将会增加，问题是想法来减少或根绝这种据称将会产生的危险。 富尔接着就德国问题提出建议：一、整个德国在重新统一后所拥有的部队不应超过作为西欧联盟一员的西德所拥有的部队。二、西德应该也向苏联提出保证：它不使用武力来获得德国的统一或修改目前的边界。三、把一个统一的德国包括在一个普遍的安全体系之中。这个安全体系可以扩大到所有将同意参加的欧洲国家。 富尔在他的发言中还概述了他的裁军计划并且建议设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处理由于裁军而得到的款项。他说，这些款项可以用来帮助和装备落后地区。 富尔强调法国愿意共同设法找出管制原子武器的办法。

第4版()专栏： 艾登十八日在日内瓦四国会议上发言 新华社日内瓦十九日电　英国首相艾登十八日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发言。 艾登在发言中说：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举行这个会议时的情况是人类经验中所没有的。我们时代的科学的和技术的发现已经使我们有可能获得空前的资源。但是如果大国进行战争，就一定会带来完全的毁灭。 艾登接着说，这些都是严酷的事实，我们或许可以由于体会到这些事实而最后争取到持久和平。这种使人不敢采取好战行动的事实提出了警告，但是这些事实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问题或去除我们之间所存在的分歧。四国政府首脑在这里举行会议，就是为了在解决这些问题和分歧上取得进展。在这个会议上必须主要在欧洲范围内处理这些问题，其中主要的是关于德国统一的问题。 艾登说，德国分裂一天，欧洲就分裂一天。在德国的统一恢复以前，在这个大陆上既不会有信任也不会有安全。 艾登说，现在必须冷静地研究一下我们现在能从柏林会议上双方大国在德国问题上采取的显然固定的态度前进多少。柏林会议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国家认为一个统一的、重新武装的、有权选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德国将对它的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我不打算论证这些恐惧是否有道理。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存在着很多可以引起猜疑和惊慌的事情。这些已经表现在巨大的军备计划上。为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全都同意通过联合国的裁军委员会来进行工作。我们欢迎委员会最近获得的巨大进展以及现在表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建议和苏联政府最近向我们提出的建议上的很大程度的共同思想。所有这些讨论都将继续下去，但是，眼前的需要是要作出一个实际的开端。紧迫的问题是怎样使缓和紧张局势和消除猜疑和恐惧的过程开始。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够共同想出和执行一个关于军备和军队的有效监督。 艾登说，重新统一德国本身是不会增加或减少人们可能认为已经存在的对欧洲安全的任何威胁。一切将决定于重新统一的条件。因此我现在打算建议我们考虑一些相互有关的建议，它们的目的是要完成下列两件事。第一，它们的目的是要解除某些人在柏林会议上认为接受我们的计划后危险会有所增加的顾虑。第二，它们的目的是在实际军备监督方面进行实际的实验。艾登说，他的目的是要保证使德国的统一和它享有的同它所选择的国家进行联合的自由不会构成对任何人的威胁。毫无疑问，这样做的办法很多。 艾登接着谈到英国关于统一德国问题的建议，他说，这些建议首先是缔结一个苏、美、英、法和一个统一的德国可以参加的安全公约。根据这个公约的条款，每个国家可以宣布它自己准备前去援助遭受侵略的国家，不管它是谁。艾登说，这样一个公约可以采取的方式很多。我们愿建议把任何这样的公约置于联合国的权威之下。如果任何成员国竟然破坏和平，那末这个国家就将从而丧失它根据公约所享有的一切权利。 其次是对德国的每一方和毗连德国的国家的军队和军备的总数进行讨论和设法达成协议。为了这样做，就有必要参加一个相互监督的制度来有效地监督这一安排。在这方面的任何建议将不排除或推延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工作。 艾登说，此外，有一个建议我肯定认为是应当予以考虑的，这就是应当准备研究在东西方之间设立一个非军事地区的可能性。 艾登建议对他所提出的建议作进一步的研究。 艾登最后说，判定这次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标准将是我们能否在德国前途和欧洲安全方面取得某些实际成绩。我们要就两件事情达成一致意见：统一德国的迫切需要性和实现这种统一所应采用的方法的梗概。我并不想说上述关于统一德国问题的主意具有一个完全的计划的性质，但是它们是一张略图，一旦经大家一致同意以后肯定就能补充起来。

第4版()专栏： 动员越南人民为举行协商会议讨论普选以统一国家而斗争 越南民族统一战线统一运动委员会成立 新华社河内二十一日电　据“越南之声”电台十九日广播：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十八日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并成立了越南民族统一战线统一运动委员会。 参加会议的有：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孙德胜，越南总工会主席黄国越以及三十五位各政党、人民团体、宗教和民族等的代表。 孙德胜在开幕词中指出了成立统一运动委员会的重要性。黄国越接着说明了统一运动委员会的具体任务。他说：统一运动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对政府为举行协商会议讨论普选以统一国家而斗争的各种工作提出意见；并且发动人民进行坚韧的斗争，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作为政府的斗争的后盾。

第4版()专栏： 波兰人民的光辉节日 苏新 十一年前的今天，波兰人民自己的政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告了新波兰的诞生。从那时以来的十一年，是波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 战前的波兰，无论从经济或文化和其它方面来说，要算为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德国占领期间，波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更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当波兰刚从法西斯侵略者奴役下获得解放的时候，某些人士曾经认为，要使波兰的战争创伤得到医治，一代人的力量也未必能够胜任。 但是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之下，以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样的战斗姿态投入复兴祖国的工作，以著名的“华沙速度”建设起人民的新波兰。社会和经济的民主改革以及从政权中驱逐了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资产阶级、地主的代表，为人民波兰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波兰开始了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年复兴计划。就在这短短的几年内，波兰的工业产量已超过了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七，农业产量按人口计算也超过了战前的百分之十九。 从一九五○年起，波兰开始了以建设社会主义基础为目的的六年计划。今年是这个计划的最后一年，已经可以看出波兰六年计划执行情况的主要面貌和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重大成就。如果以一九四九年——六年计划实行前一年的工业总产值为一百，那末在一九五四年已达到二百四十二，就是说，已经接近于六年计划的最后指标了。而生产资料产值的增加，则已超过了六年计划的指标。 在过去五年半内，波兰建成了一万一千多个工业单位。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的重工业有了很大的增长。现在波兰的煤和钢的产量等于战前的三倍，电力为战前的四倍半。重工业的心脏——机械工业的产量更增加为战前的八倍，它在波兰社会主义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二十二以上。现在波兰在一年内能生产九千多万吨煤，四百万吨钢，近一万台拖拉机和三万多辆汽车。它的机械工业能够制造几千种不同类型的机器和机械。按工业总产量来说，现在波兰已从战前的欧洲第十九位跃居到今天的第五位，超过了意大利，如按人口平均计算，差不多可以和法国并驾齐驱了。和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工业发展的速度作一对照，就更能看出波兰建设发展的速度。英、法两国的工业产量在一九五三年比战前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西德、意大利增加了一半多些，而波兰的工业产量现在比战前增加了三倍。 波兰的农业在战争期间曾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希特勒德国的占领和掠夺使波兰全国土地约有一半荒芜，牲畜头数减少了百分之六十。解放以后，在废除了战前的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的关怀，波兰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越来越多的劳动农民走上了生产合作的道路。现在波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从五年前的二百四十三个增加到现在的近一万个，包括二十二万五千户农民。到一九五四年底为止，波兰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已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一以上。由于工业供应了大量的农业机器，波兰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了。现在机器拖拉机站的数目已达到四百一十六个，拥有拖拉机一万九千架，如果加上国营农场的，波兰农业中所使用的拖拉机已近五万架了。为了适应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波兰人民现在正在以更大的努力来争取农业的高涨。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向前发展，波兰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大大提高了。失业现象已完全消灭。工人的总数已从一九三八年的二百七十多万增加到目前的六百万。工人职员的实际收入比战前增加了约百分之四十，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四分之三。收入的增加加上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使劳动人民的消费量和消费水平大大地提高了。新的学校、图书馆、剧院、医院到处出现。现在波兰全国每人每天可以分到一份报纸或刊物，差不多每一万人里就有近五十个大学生。 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波兰人民在波兰政府的领导下也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维护和平的斗争。从人民波兰成立的第一天起，争取世界和平和增进国际合作就成为波兰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些年来，波兰人民共和国同苏联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团结一起，对维护和平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波兰代表团曾经提出过许多重要建议，例如关于朝鲜问题，关于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裁减军备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波兰同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等国家在一起，积极地参加了在朝鲜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对维护朝鲜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协定以后，波兰又参加了在印度支那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波兰人民共和国努力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争取发展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波兰同欧洲和亚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进行着友好的交往。不久以前印度总理尼赫鲁曾访问了波兰，在同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西伦凯维兹会谈以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总理强调了“两国政府都怀着和平的愿望和维护和平的意志”，并确认在两国的相互关系中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根据惨痛的历史经验，波兰人民坚决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为和平解决德国问题而不懈努力。在今天，这种努力是同争取欧洲集体安全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波兰政府积极支持苏联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认为这是保障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切实可靠的步骤。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而通过了以重新武装西德为目的的巴黎协定以后，波兰人民共和国同欧洲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不但巩固了爱好和平国家的安全，而且也为争取欧洲集体安全的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解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波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强盛的先进的国家了。正像贝鲁特所说的：“外国列强将波兰当作是他们赌博中走卒的那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波兰同和平民主阵营其他各国团结在一起，已成为保障欧洲与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的稳定的因素了。 在庆祝他们光辉的节日的时候，波兰人民骄傲地回顾他们十一年来的巨大成就。

第4版()专栏： 吴努主张召开讨论亚洲问题的世界会议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东京消息：正在日本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二十日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举行一次和亚洲有关的所有国家的世界会议将是一桩好事情。”他认为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应该是这种会议的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他说，他在国外访问期间讨论了举行这种会议的可能性。他在回国后将立刻就召开这种会议一事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交换意见。 吴努说，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出席任何有关亚洲问题的世界会议，并且还应该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他接着说，“两个中国——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答复对老挝最近发生的战事的意见时，吴努说，这次战事本身并不很危险，但是如果有外国插身干涉的话，那它就可能成为很危险的事。

第4版()专栏： 缅甸和平委员会斥责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 印度报纸揭露美国破坏日内瓦协定和阻挠选举的阴谋 新华社二十日讯　仰光消息：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在十五日发表声明，揭露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企图把印度支那变为它的军事基地的阴谋。 声明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国政府即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以大批武器供给南越吴庭艳集团，支持吴庭艳集团逮捕和平民主人士，以破坏越南的统一和普选。声明说，美国为了扩大侵略基地，又同柬埔寨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并企图也把老挝变为它的军事基地。声明指出，这些事实证明，美国正阴谋把印度支那各国都拉进为它的侵略政策服务的马尼拉条约组织。 声明说，为了保卫亚洲和平，有关国家应努力促成越南普选的实现，反对美国同柬埔寨的军事协定，要求彻底实现日内瓦会议的决议。 新华社新德里十八日电　最近一期“德里时代”周刊刊载它的驻东京记者发来的电讯说，美国驻吴庭艳政府大使莱因哈特一直在加紧活动，来设法破坏日内瓦协定和阻挠选举。 电讯说，根据美国国务院指示行事的美国大使正在实行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分三个要点： （一）为了加强南越的吴庭艳政府，应该建立忠于政府的、装备良好的战斗部队，并且应该辅以强大的警察部队。美国将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到西贡去，他们将帮助组织军队。 （二）应该宣布国家为“共和国”，必须按照美国的方针改组行政机构，像南朝鲜所做的那样。 （三）应该阻挠在越南举行选举的努力。 电讯说，这是向东京最高级人士透露的美国政府周详考虑过的计划。

第4版()专栏：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吴庭艳集团的暴行 印度政界人士认为西贡暴行是破坏日内瓦协定的行动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伦敦消息：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十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英国政府得到消息，越南国际委员会在西贡所占用的房屋“受到了暴徒的袭击，一些委员受了殴打”。声明说：“英国政府谴责这种愚蠢的暴行并表示遗憾。” 声明表示希望立即恢复秩序，惩治凶手，并且保证委员会今后能够完全安全地执行它的重要职务。 新华社新德里二十一日电　德里报纸今天的消息指出，印度首都的政界人士对于在西贡发生的反对国际委员会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印度斯坦旗报”说，政界人士非常相信这个示威是有计划的和得到官方鼓励的，目的是威胁委员会；这个示威是“南越政府坚决地努力破坏日内瓦协定的行动”。

第4版()专栏： 吴庭艳当局竟指使暴徒 袭击越南国际委员会 新华社河内二十一日电　西贡消息：在七月二十日日内瓦协定签订一周年纪念日，吴庭艳当局在西贡制造了一次公开反对日内瓦协定、捣毁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暴行事件。这一天，吴庭艳当局又在西贡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据法新社报道，“示威者”是在当天上午由数百辆卡车，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吴庭艳军队的军车运来西贡的。这些受到指使的暴徒们冲进了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人员所居住的两家旅馆——皇后旅馆和加利埃尼旅馆，肆无忌惮地进行捣乱和破坏。 拿着小刀、斧头、棍棒的暴徒们闯进了皇后旅馆国际委员会代表所居住的各个房间，捣毁和劫掠各种东西，抢走代表们的一些文件和材料，把家俱扔出窗外，并且放起火来。国际委员会主席、印度代表德赛受到了暴徒们的侮辱，并且被他们赶出旅馆。委员会中的波兰人员和随同国际委员会工作的越南人民军人员也遭到了侮辱。暴徒们还焚烧国际委员会的两辆白色的汽车。 国际委员会的印度代表已经立即向吴庭艳政府提出抗议，谴责吴庭艳政府不能保证国际委员会的安全。 消息说明，这次暴行是在吴庭艳当局组织下有计划地进行的。在暴行发生前一天，装着扩音器的汽车在西贡街头公开宣布第二天将有“驱逐”国际委员会人员的“示威”，吴庭艳当局并且宣布日内瓦协定签订周年纪念日——七月二十日为“国耻日”，命令电影院、戏院、舞厅在这一天停业。

第5版()专栏： 向改变黄河自然面貌的伟大目标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大规模地彻底消除黄河灾害，利用黄河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的宏伟计划。 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包括远景计划和第一期计划。黄河远景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黄河改造成为“梯河”，在黄河干流上修建拦河坝四十六座，在重要的支流上修建二十四个水库，并在上、中游进行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这个计划全部实现后，黄河将成为一条驯服的河流；成为一条农业灌溉的巨大的干流；成为一条有强大动力和航运发达的河流。从现在到一九六七年实施的黄河规划的第一期计划，将为根治黄河打下良好的基础。实现第一期计划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完成三门峡和刘家峡水电站的设计和施工准备，保证这个工程按时开工。 上图　黄河三门峡全景。在这里将要修建一座可以发电一百万瓩，平均每年发电四十六亿度的水电站。　新华社稿　韩培诚摄 左图　黄河查勘团在刘家峡观察形势。在这里修建的水电站也可以发电一百万瓩，每年平均发电五十二亿三千万度。 　新华社稿　王新民摄 富饶的黄河流域 舒适绘 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参观根治和开发黄河的模型展览。 本报记者　高粮摄 黄河流域的规划工作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进行的。这是苏联专家同我国工作人员在进行查勘的情形。新华社记者　胡越摄 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区的农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采用各种方法同水土流失现象作斗争。农民们在被冲刷的沟壑沟头上筑封沟埂，防止沟壑继续扩大。　新华社稿 解放后，人民政府每年领导沿河人民进行黄河大堤的整修加固，许多险要的堤段都修建起了坚固的块石护岸工程。　新华社稿 开封市黑岗口虹吸引黄工程，不仅使新鲜的活水畅流开封市各支河、湖泊，改变了含碱的水源和城市环境，增进了人民的健康，同时还灌溉了郊区的两万多亩农田。新华社记者　华山摄 陕西省绥德县水土保持站土壤试验室工作人员，为了改良土壤，了解水土保持耕作方法实施后的效果和肥力冲刷情况，正在作土壤分析试验。　水利部稿　韩学章摄 测量队员正在测绘地形，给治理和开发黄河准备可靠的资料。 新华社稿 在河南省黄河北岸黄河大桥以西的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可以灌溉河南省武陟、新乡、获嘉、原阳、延津、汲县一带的七十二万亩农田，并能调剂卫河水源，促进新乡至天津间的航运。这是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的渠道闸。　新华社记者　盛继润摄

第6版()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阿垅的嘴脸 方纪 阿垅的反动军官身份，在一九五一年就暴露了。那时因为他看到时机有利（有芦甸、鲁藜做掩护）便想乘机混进党来。于是，他写了一份“自传”，申请入党。在这份自传里，他不但列举了他充任反动军官的履历，而且公然承认他“曾经”“狠仇视共产党”！这在他来说，用意大约和胡风的“上书言事”一样，是一种“挖心战术”，试试我们的“虚实”——共产党的警惕性和对他了解的程度。但是，第一个看到这份自传的一个共产党员——后来证明是胡风分子，却居然认为“仇视共产党”而又至于“狠”未免太触目了，便亲自动笔，把“狠”字勾去，好使他的面目更为隐蔽一点，以便帮他混进党来！果然，天津文联支部中，那个为胡风分子把持的党小组，举手通过了阿垅的入党！只是因为他的政治面目过于明显，经不起审查——如同胡风所曾为他担心的那样（见后），他的“挖心战术”也像胡风的“意见书”一样，终于被识破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们对于阿垅的历史开始发生了怀疑。 但是，在那时候，人们对于他的历史还只是感觉到奇怪而已。忽而是国民党，忽而是改组派；忽而是萎萎葸葸的小职员，忽而是显显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忽而到了延安，忽而又到了专门以封锁延安、搞特务工作为目的的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忽而被“通缉”，从成都逃出；忽而又“逃”到离成都并不算远的重庆，而且住进蒋介石的“山洞”，做起了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战术教官……诸如此类，各种不合规律的事竟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只要稍具社会常识的人，而且要是想一想的话，都不能不发生怀疑。 然而，那时所怀疑的，还只是他的历史；对于作为“作家”的他的现在，却没有联系起来想一想。因此，也就没有发现：像这样一个充满血腥历史的反动军官，如何竟成了一个“革命”的“作家”！ 另外，从文字上——这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方式之一，阿垅到天津来不久，就露了马脚。大约是因为他们一时失算，或者过于性急，“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写成了他的“论倾向性”。并且也是采用“挖心战术”，把原稿拿给我看。这一回，我却上了当——因为那时我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搞创作的人只要不迷失方向，对一般的理论问题可以不去注意。但即使如此，我也还从直觉上嗅出了一点味道：感到他那里面既没有提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没有提大家公认的解放区的作品，而其本身又是一种用我所不熟悉的语言写成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了他。哪知他倒“虚心”，立刻加以“修改”，这就是发表出来时后面加上的那条好像是“光明的尾巴”。但是，这却蒙蔽了我，因此当陈涌同志批评了他时，我还一时辨不清是非。不过从此以后，大家都产生了一种印象：阿垅的理论是有错误的，应该提防。 尽管如此——一九五○年从文字上，一九五一年从历史上，知道了阿垅是“有问题的”，但对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及时地去认真加以解决。 到一九五一年底，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在文艺整风中，对阿垅的“论倾向性”、鲁藜的“生活”、芦甸的“女难”、余晓的“生活三题”，我们都提出了批评；并且因为这些现象的集中而且突出，使我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些人的思想和活动是同胡风集团有关的。因此，当时还指出了鲁藜曾经是“七月”派的“诗人”，应该警惕；芦甸、余晓等公开袒护阿垅，同情胡风，应做检查。当时还把这些意见向党做了报告，并曾发表在党刊上。 也许因为这一下碰着了他们的痛处吧，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他们也就凶相毕露了。原来在一九五○年三月间，我的一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受到了“人民日报”的批评，由于开始没有立即认识到自己作品中的错误，并且对批评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因此，当时在回答阿垅的一封带有挑拨性的来信时，竟向他发了自己的牢骚，实际上变成了是对他受批评的一种同情，丧失了作为一个党员作家的立场。那知就是这封信，等于把刀把交给了敌人，到一九五二年，这件事情我早已忘记，可是阿垅却没有忘记！在我批评他们之后，他拿出来这封信，在那些受批评的人中间加以挑拨，来转移对他们的批评，破坏整风运动，掩护他们自己。果然，那些被批评的人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原本就是胡风分子，受了批评，看了党刊，正在不满，因此，在阿垅的挑拨和指使下，以反对我个人为名，对那次的整风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有计划的破坏。 本来，这时已开始接触到了他们问题的本质，但由于我个人所犯的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被敌人当做小辫子抓在手里，加以那时天津文艺阵线的不统一，不坚强，我又没有及时地表示一种虚心检查自己的态度，以致使敌人的阴谋得逞，自己一含糊，敌人就放过了！这在我都是很深刻的教训！在第三批材料中，路翎给胡风信中所说的“关于芦兄的那消息……领导者转了点弯，他也含蓄了些，滑过去了”，指的就是当时在他们的反攻下，我身上有弱点，一时失去了锐气，没有守住阵脚，放过了敌人！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这封信后加的按语所指出：从这一类的信里，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让他们“滑过去了”。这按语，对于我个人来说，确是切肤之痛的教训！ 事情过了一年，到一九五三年春天，总结这一段工作时，中共天津市委除了对我写信的错误给了批评外，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垅在这里所用的，实际是一种特务手法。由此可见，无论他们隐蔽的多么巧妙，真相还是会暴露出来，党还是会察觉的。后来，参加那个会议的胡风分子，把这句话告诉了阿垅和胡风；到一九五四年，胡风在北京关于 “文艺报”问题的会上，便为了攻击党和替阿垅打掩护，引证了有人怀疑阿垅是特务的话。那知他们又一次地弄巧成拙，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秘密。 现在，当大暴露之后，一切真相大白，回顾过去，想想阿垅那副嘴脸，“用微笑包着侮蔑”，装做“善良”的凶相，故作“诚恳”的狡诈，阴险的笑，恶毒的眼光……我就有一种不能抑制的生理上的憎恶！ （全文原载“文艺报”，本报转载的是其中一部分）

第6版()专栏： 胡风分子朱谷怀抗拒土地改革的罪恶活动 “南方日报”记者 离广东省兴宁县城不远的第一区古塘乡古塘村，有一所傲视四邻的堡垒式的新屋，这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朱谷怀的老家。这是一座三进三横一围的大屋，里面有七十多间房子。这所大屋原来叫做“宏德围”，现在已经分配给二十二户农民居住，改名为“农家乐”。光是这一变迁，就使反革命分子朱谷怀十分不舒服。 朱谷怀原名朱振先，他的家庭成份是工商业兼地主。根据土地改革划阶级的材料记载，他家除经营工商业外，还有田二十一亩二分，按他家庭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占有的土地已经超过当地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两倍以上，而且他家所有的土地都是雇工耕种或出租给贫农，进行封建剥削的。 一九四八年冬，当我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时候，朱谷怀“临危受命”于他的主子胡风，离开胡风集团在杭州的大本营安徽中学，回到他的家乡。 他回到家乡后，就以“进步”的面目出现来欺骗群众；同时又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他的家庭分散资财。那时，他的父亲朱宏珍和他的大哥朱汉澄，本来还不以占有“宏德围”为满足的，正在准备再建一所横屋，而且横屋的地基已经打好，砖料、木料等等也都买好了。但是朱谷怀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势已去，便劝说他家立即停工，并对家里说：“现在时局不好，家里要早作打算，对人要和善一点，以免后来麻烦。”接着，他为了要家里向农民表示“和善”，便亲自布置家人对佃户说：他家出租的田地不收租。他又怕家里房屋太多，目标太大，于是又阴谋拉拢他店里的工人，分房子给他们住，以便保存他们的财产，又可挑拨工农的关系。朱谷怀家里的婢女朱玉珍揭发说：“自从朱谷怀回到家里后，家中资财就渐渐分散，地主家庭表面上也变得‘善良’起来了。”为了化整为零，在解放前夕，朱谷怀家又请了泥工建筑炉灶四座，朱谷怀兄弟四人实行“假分家”。 朱谷怀除了“劝导”家里分散资财、房屋、土地以外，他自己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同反革命大恶霸地主李建侯的孙女结了婚。在举行婚礼时，当地反动阶级的头子都被邀请参加，其中有蒋贼军军长、蒋贼中统特务等数十人。朱谷怀乘此机会拉拢周围群众，举凡同乡姓朱的每家都请一人，是亲房的就全家邀请，不惜大量挥霍他家从劳动人民身上剥削来的金钱，仅仅酒席就摆了一百多台。在举行婚礼那天，反动武装前来维护，如临大敌。蒋贼国民党兴宁县党部书记袁荫庭在婚礼上极力夸奖朱谷怀“博学多才”、“有才华”、“前途远大”等等。 一九四九年九月，兴宁县第三次解放后，朱谷怀更加猖狂地帮助他的大哥朱汉澄疏散店里资财。他的大哥就在这时带了自己的小老婆，托词到香港买货，带去了值二十一件洋纱的资金（每件洋纱现值八百一十二元）。至一九五零年夏天，朱汉澄空身回来了。人们问他钱哪里去了，他推托说在香港同人合伙走电船（走私）亏了本。这值二十一件洋纱的资金就是这样在朱谷怀教唆之下巧妙地被分散了。 群众还揭露一九四九年秋征的时候，朱谷怀利用“新兴报”总编辑的职位，包庇家庭，为地主阶级叫嚣，破坏征粮工作。当时他家里按国家规定应该缴十五担谷左右的公粮。朱谷怀知道了，就到处叫重，并打电话，甚至亲自找城镇区长发脾气，说工作同志“不深入”、“有偏差”、“不了解情况”。他甚至亲自回家召开“父老会”（即地主、富农会议），纠集朱伯权、朱耀章等十多个地主阶级分子共同叫嚣，强迫区、乡工作人员减少公粮数目。不仅如此，朱谷怀还企图把自己家里应缴公粮数目转嫁到贫雇农身上。他极力歪曲事实，动员青年学生去向贫雇农“查黑挤黑”，一些青年学生并没有听他的话，他就亲自敲锣开会，要在群众中进行“查黑挤黑”，引起群众很大的不满。但是阴险的反革命分子朱谷怀却诬蔑说这是区、乡政府搞错的。他就这样使用阴谋手段，离间人民政府同群众的关系。当朱谷怀家里拖了又拖才无可奈何地交出十担稻谷时，朱谷怀还在背后大骂区、乡工作人员“违反政策”。 一九五零年冬天到一九五一年春天，兴宁县古塘乡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斗争。这就引起了已经离家远去的朱谷怀对他那个即将死亡的地主阶级家庭的“留恋”和“悲恸”。那时他的大哥朱汉澄抄了一份划阶级成份的表寄给他，要他作参谋。朱谷怀接到信后，一面写信给兴宁县领导方面，为其地主家庭辩护；一面立即回信给他的大哥，叫他伪报工商业成份，说他家在农村里有劳动没有剥削。果然，在划他家的阶级成份的时候，朱汉澄自报是工商业，并在会场上公开掏出朱谷怀的来信念起来竭力狡辩。划了阶级后，朱谷怀知道人民的力量不可侮，进攻失败了，便立即布置退却。于是便写信给朱汉澄叫他暂时向人民低头，说不这样“装死”一下，就会引起不良恶果。此后，朱谷怀家里再一次“和善”起来了。兴宁县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朱谷怀的父亲朱宏珍使用金钱收买了当时古塘村的村长，在元宵节前后，邀集了分配到“宏德围”住的十三户贫雇农，同朱谷怀家里的人开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团结会”，说是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尾巴割掉了，贫雇农和地主要彼此“和气”，“和平共处”了，他们以此来麻痹周围农民的斗争情绪。 过了不久，朱谷怀的家庭见风暴已经过去，就开始向农民反攻了。一九五一年夏天，朱谷怀的母亲王达娘利用农民有些麻痹大意的情绪，便疯狂地向农民反攻倒算，她拒绝把已分给农民的旱地交出来；还把已分的房子用铁锁锁住，不许农民进去居住；她的婢女朱玉珍已分到的一口大锅，她公然强夺回去；已分给农民用的厕所，她也强行把肥料担走；同时竟敢动手打农民的儿子；经常破口骂农民：“短命鬼，绝人种，赶你们出去！”这个不法地主王达娘，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古塘乡进行土地改革复查的时候，在农民一致要求下，人民政府依法把她逮捕了，判了十五年徒刑。农民并斗争了朱汉澄。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朱谷怀一家人都是“笑里藏刀”，面善心恶，毒辣狡猾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看见来头不对就退却，有机会就进攻。 由于朱谷怀曾经钻进了党内来，所以古塘乡农民也曾把朱谷怀当成“进步的大学生”、“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共产党员”。现在他的假面具被剥去了，农民都认清了朱谷怀原来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反革命分子。广大农民一致要求：一定要彻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揭发他们的罪恶阴谋，并依法惩办朱谷怀。 （原载“南方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第6版()专栏： 胡风分子庄湧私设公堂逼死农民的血腥罪行 任怀友 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有一封反革命分子庄湧给胡风的信。庄湧是什么人？“人民日报”在注文中说：“〔庄湧〕地主反革命分子。当一九四六年解放军一度撤出他的本乡江苏省邳县时，他私设公堂拷打农民，实行倒算，逼死农民多人。” 最近，我访问了邳县胡圩乡后马庄，从受过庄湧残害的劳动人民的口中，具体地了解了庄湧的反革命罪行。 庄湧的家庭，是邳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家庭。他的叔父庄雨久，是一个有名的恶霸地主，绰号叫“二县长”，曾逼死人命多条。 一九四六年夏历九月十九日，人民解放军撤出邳县之后，庄湧带领着一队反革命武装，手里抓着一支手枪，走进了邳县胡圩乡后马庄。那时，农民们虽然手无寸铁，但意志却无比坚强，他们事先商量好就是在最后一分钟里也要坚持斗争。狡猾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庄湧，先用恐吓、欺骗的手段对付农民，同时恶毒地污蔑共产党。可是，不管他施展什么手段，除了倒回租子银元一百多元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得到。 庄湧恼火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指使匪徒们把贫农尹士才、李怀秀、寇文楼、胡广文、毛文礼、韩胜英、尹士荣、韩运之、赵凤德、钱学松和江徐氏抓去吊在他家的梁头上，用手枪和木棒拷打这些善良的农民，逼迫他们承认是共产党员，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逼迫他们说出人民解放军转移的地点。农民们被这些恶狼拷打得死过去两次、三次、四次，从梁头上放下来，用冷水浇后，醒过来又吊上去，成为血肉模糊的人了，但是他们咬紧牙关，没有说出一句敌人需要他们说的话。 有着三个孩子的母亲李怀秀，是村妇女会长，被拷打得最厉害。庄湧用手枪和扁担、木棒，三番五次地拷打她，逼迫她说出人民解放军转移的方向。李怀秀一直就是这样慷慨激昂地回答说：“我是干部，要砍要杀随你们吧！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李怀秀在三天之内，被吊打死过去五次，最后只有一口气了，周身被鲜血染红。她的丈夫尹士才也同时被拷打死过去四次。当时，李怀秀和尹士才夫妻俩有着三个男孩，其中最小的小瑞林只有三个月，第二个孩子瑞祥也只三周岁，这两个孩子，由于离开了父母，无人照顾，活活的饿死了。当时，李怀秀他们的家属和亲友，想尽办法，把牲口、犁耙、磨、床和锅碗瓢盆等都变卖了，还借了高利债，把家庭埋藏的仅有的度命粮食拿出来，凑合了八百银元和五石多粮食送给庄湧，才暂时救回了李怀秀他们的生命。 李怀秀他们刚逃出庄湧私设的公堂，庄湧又想出更残酷的办法谋杀这些善良的劳动人民。他指使匪徒要把李怀秀、尹士才、胡广文和寇文楼等十名被拷打过的贫农积极分子统统活埋在后马庄前面的四义路口。李怀秀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便突破了国民党匪军的封锁线，连夜逃到运河东，分别跑到山东临沂和苏北洪泽湖边一带敌后根据地。庄湧没有达到杀害这些劳动人民的目的，又惨无人道地谋杀他们的家属。庄湧把李怀秀、胡广文的房屋毁掉了，把韩胜英的驴子杀掉了。胡广文八十一岁的父亲和七十六岁的母亲，由于年纪大没能逃走，被庄湧活活逼死，连尸体都不准庄邻们掩埋。庄湧还指使匪徒们把在庄湧家做过多年雇工的毛文礼吊到二梁上，不断地拷打，扁担打断了，用碗粗的木棒打，木棒打断了，准备活埋，最后毛文礼挣扎着逃了出来，跑到附近刘庄就吐血死去了。地主反革命分子庄湧，就是这样残害农民的。 这些受害的农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那时邳县已再度解放）才回到家乡。党和人民政府分给他们足够耕种的土地、农具和房屋，并给予救济，使他们重新安家。 当这些被庄湧逼害过的劳动人民看到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里有庄湧给胡风的信时，更清楚地认识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他们说：“原来地主反革命分子庄湧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分子，同胡风早就有勾结，这说明反动的地主阶级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家子。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向他们索还这一笔血债！” （原载南京“新华日报”）

第6版()专栏： 清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后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本报记者　柏生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记者访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和副社长申纪兰，请他们谈了一下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在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和张扁则以后的情况。 李顺达首先对我说：这次事件使我们受到很深刻的教训。过去我到苏联参观时，也听到过苏联同志讲过，在集体化愈高度发展时，阶级斗争就会愈尖锐愈复杂。苏联搞集体化运动时，也曾不断发生富农破坏集体农庄的事件。因此我在思想上是知道反革命分子要破坏我们的合作化运动的。可是为什么在西沟乡我们社里却没有能够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呢？这主要是我们眼睛不亮，在实际斗争中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在政治上麻痹，失掉了应有的警惕。一九五一年冬天我们合作社刚成立时，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和张扁则就假装积极进步，钻进了社里，并且先后骗取了劳动组长和会计的职务，取得了进行破坏活动的有利条件。当时我们虽然也知道这两个反革命分子历史上有过反革命的事实，但是总以为他们经过政府的宽大处理和教育，已经改过自新了。加上他们能写会算、能说会道，我就觉得他们对我们还有用，忽略了他们进行破坏的可能，结果就在斗争中吃了他们的亏。 李顺达和申纪兰都认为这一事件给予他们自己和全社社员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这事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使大家深深地认识到，随着合作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农村的阶级斗争不是缓和了，而是日益复杂化和尖锐化了。那些已被消灭的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对于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破坏是必然要日益加剧的。我们任何微小的麻痹大意都会给敌人造成进行破坏的机会。 谈到这里，李顺达更进一步说：“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过程中，人越多、社越大，阶级的警惕性就越要提高，注意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各种问题。在我们社这次发生的反革命分子破坏事件中，我就犯了阶级观点模糊的错误。过去我总以为经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农村已经中农化了，富农经济已经因为受到限制而衰落下来了。因此觉得农村里的阶级斗争好像是缓和了。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今后从我自己来说，首先就是要提高思想认识和革命警惕性，加强对农业社的政治领导，认真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这样才能在工作中不犯错误，使我们的合作化事业顺利发展。” 李顺达和申纪兰告诉我，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在揭露和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和张扁则以后，现在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好转。过去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一一解决了。这使社员们的心里感到非常痛快，干起活来也更加起劲了。例如过去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利用会计职权，私吞了贫农社员路文全的工资米，又改了路文全分得粮食的账，致使路文全应得的粮食被克扣了六百斤。现在社里已经补给了路文全二百五十斤粮食，其余数目折钱补给了他。得到这样的处理，路文全非常满意而且感动。他说：“要不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眼睛亮，铲除了这些反革命分子，我全家都要叫他们给坑害了。现在反革命分子得了应得的下场，我这口气也出了，我一定要加紧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化。” 社员们最关心的账目，现在也挨家对清，公布出来了。这使社员们非常满意，过去许多社员对账目不清有意见，可是大家认不清是怎么回事，总以为人多账乱是免不了的，没有想到是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这回弄清了，大家也知道了是怎么吃的亏。社员们都说以后可不能再这样麻痹大意了，咱们社里的账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地，绝不让坏分子乘机破坏。 社里的公共财产也一一清理从新登记了。大家心里有了数，更加爱护这些公共财产了。 社里还召开了一次全社社员代表大会，把社里的各种制度从新作了明确规定，健全起来。例如财务制度，劳动制度，保卫制度等，都有了新的规定。过去保管钱、粮和农具，管理开支和收入都是一个人，现在分别各设一人来管理了。过去社里开支比较混乱，现在从新规定：开支五元以内的要经过社长批准，五元以上的由社员代表大会批准，使财务、保管制度都有了严格的规定。在劳动方面，也从新健全了社员的劳动纪律。对社内的治安保卫委员会，规定了保卫生产、保护公共财产的具体职责。 在加强生产的具体措施上，也根据山区发展多种经济作物的方针，作了全面发展农、林、牧生产的计划。今年还准备利用荒坡小地种蔬菜，可收四十万斤。养猪一百五十口。林业上，种植了能够增加社员收入的山桃山杏等树木。在全社耕地上，计划每亩地今年要比去年增产二十八斤。 现在，社员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大家都认识了团结就是力量，都表示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把合作社办得更好。社员宋交梅说：“这回我可抬起头来了。我早就说张扁则不是个好东西，大家不信。以前张扁则欺侮我，你们还好意地替他解释。这回大家可看清了这罪犯的真面貌了吧。现在我这口气出了，我一定要好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工业建设。”社员张居财说：“这回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幸亏发现的早，如果发现晚了，不知道要把合作社搞成什么样子。我和张扁则在一个小组里劳动，他在小组里破坏团结，使生产受到损失，但那时大家的警惕性都不够，没认清他的反动面目，现在可把他看清了。以后一定得提高警惕，加强社员之间的团结。”社员宋金山说：“咱们自己要不团结，就会给敌人造成破坏的机会。” 申纪兰告诉我：这次社里许多妇女都站在最前面同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妇女韩春兰、周春莲、张印则都出来做证人，举出了反革命罪犯的破坏事实，就连平日不大说话的张富乔老大娘，在公审反革命分子时也赶来听审判。她说：“这回一定要听听，往后可不能再这样糊涂了。” 李顺达告诉我：现在社里不仅大家生产情绪很高，而且政治觉悟也提高了，警惕性也加强了，社员们对生产充满了信心。当他来北京开会时，社员们亲切地嘱托他，要把社里清除反革命分子以后的情形告诉大家。因为他们知道大家都很关心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成长。现在他们决心用加强团结，努力巩固和发展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争取农业生产的丰收，来回答大家的关怀和支援国家建设。

第6版()专栏： 麻痹和自由主义帮助了反革命分子 王仲方 最近报纸上连续登载了各地破获反革命案件的消息，从已揭露的事实来看，都证明了我们的人麻痹和自由主义，是反革命分子得以进行破坏活动的便利条件。 七月五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广东省人民法院最近审判了一个混入机关内部进行反革命破坏的蒋贼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华南工作委员会粤穗区工作站情报组”的案件。主犯王砥中是这个“情报组”的组长。他用欺骗的手段，混进了广东省建筑工程局设计公司，当了一级技术员。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了许多破坏活动。其中重要的破坏活动是先后搜集了我们的军事、政治、工程等各方面的情报共二十多件，秘密送给香港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特务机关。特务王砥中所取得的二十多件情报，除了少数情报是利用本身职务，从他自己经办的几种工程设计情况中得来的以外，大多数都是利用我们的人麻痹和自由主义取得的。 反革命分子王砥中向香港蒋介石卖国集团特务机关报告的情报中，牵涉到我们某些重要的有国防意义的工程设计情况，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这些工程的设计，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是麻痹和自由主义帮的忙。因为这个设计公司所承办的设计工程的设计图样，没有专人负责，也没有保密的制度，大家都可以随便看。公司的人们包括负责干部在内是这样想的：设计图纸大家看看有什么要紧？我们这里又没有反革命分子，怕什么？事实恰恰相反，那些重要工程的秘密就这样给敌人拿走了。 反革命分子王砥中不仅知道他所在的设计公司的许多机密，而且在向特务机关的报告中，还牵涉到外地，以至中南、华北等地某些重要工程的秘密，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又是麻痹和自由主义在帮助他。因为这个设计公司为了全国工程需要，经常有人员调动，在严重的麻痹和自由主义空气里，这些调动都是随便乱说的，根本没有保密。例如一个技术人员要被调到某地某项重要的甚至是很机密的工程上去了，于是大家都知道了。无心的人，只是知道某某人要调到哪里去工作就算了；有意的反革命分子，就从此获得了某地正在建筑某项重要工程的情报。事情比这还要糟糕的，是这些上调的麻痹和自由主义的人们，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还要写信报告情况，在信中表示了过多的热情，以至把国家的机密都毫不吝惜地写在信上。无心的人看了，对祖国的伟大建设感到兴奋；有意的反革命分子看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反革命分子王砥中，就利用了这个方法，取得了不止一件重要情报。 设计公司也有从外地调进来的技术人员，也是反革命分子不能放过的。海南岛是国防前哨，这个地区的情况自然更为特务机关所需要。反革命分子王砥中向一个海口市建筑公司调来的技术员进行拉拢，于是这个麻痹和自由主义的人，就供给了反革命分子不少有价值的机密，例如在哪里建筑了什么工程啦，建筑得怎么样啦！什么地方又建筑了海军营房啦！以及关于国防的其他机密等等。 从反革命分子王砥中给特务机关的情报中，还可以看到特务机关是如何重视我们的展览会和报纸书刊，例如反革命分子王砥中从一九五四年汉口“中南设计展览会”上，就了解了不少重要情况，在参观以后，准备向特务机关报告关于长江铁桥，造船厂等的情报有八项之多，只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送出之前，就被人民公安机关逮捕了。我们的某些展览会和报纸书刊，确实还有不重视保守国家机密的现象，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反革命分子王砥中从武汉回广州，在火车上碰到三个志愿军工作人员。经过王砥中的假作“亲热”，谈话进行得相当热烈，其中包括以下一段对话：“你们从那里来？”有一个志愿军回答：“从朝鲜回来”，“你们到那里去？”有一个志愿军回答：“到××去，我们的大队已经到了××了，我们是后勤人员”，“你们的大队是不是都在××？”“不，不都在××，也有在××和××的”。读者不难了解，这样的谈话，对于一个蓄意探取我军情报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意义。反革命分子王砥中到某地“工作”，看到一些军舰，王砥中想刺探这里海军是那个部分的。不久他就获得了这个情况。是当地土产公司的一个干部告诉他的。这个土产公司的干部是反革命分子吗？不，不是的，甚至还可以说是个大大的好人。原来王砥中在我海军机关门口走来走去，向人打听，土产公司某干部就关心地告诉了他，这里是“××部”。以上这三位志愿军的工作人员和这位土产公司的干部也许会说： “谁知道这问话的是反革命分子呢？”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难道军队的行动和军事机关的番号是可以随便告诉人的吗？ 反革命分子王砥中还取得了一本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秘密文件寄往香港特务机关。这份文件是一个党员干部保存的，怎么会到了反革命分子手上呢？原来这个党员干部有着严重的麻痹和自由主义的毛病，把秘密文件放在宿舍里也不好好保存，就给反革命分子偷走了。对于这种事实，你要说是犯了麻痹和自由主义的人把秘密文件送给了反革命分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现在反革命分子王砥中已经被广东省法院判处死刑，人民已经把他消灭了。可是像王砥中这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少没有肃清，还在各个角落进行着各种破坏活动。 为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必须大力纠正麻痹和自由主义，对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壁清野”的工作，使他们无空子可钻。

第6版()专栏： 我们的人不应当害怕整风 钟怀 从已经揭露的许多材料可以看出，胡风集团分子是坚决反对和十分害怕整风的。他们除了诬蔑思想改造是放在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中的一把，是“军事统治”或“军阀统治”外，还采取种种办法来抗拒整风。办法之一是逃避。例如一九五二年天津文艺界开始整风时，阿垅就躲在湖南；吕荧在山东大学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时，也从山东逃到上海，用他们的话说，这样“即可避免一些无谓的纠缠”。逃避不成，就转移目标，或者如胡风指示绿原那样，“在整风中，主要的一条是谈领导”；或者如鲁藜那样，在整风中制造人事纠纷，好达到“混水摸鱼”的目的。既不能逃避，又无法转移目标，那就只好敷衍应付，想办法“滑过去”，像芦甸在华北文联整风时所做的那样。 当然，反对和害怕整风的绝不止是胡风集团分子；一切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都是这样。反革命分子所以反对和害怕整风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整风是我们党用来进行党内斗争和思想改造的一种久经考验的重要方法。我们党采用这种方法有效地克服着党内工人阶级思想和非工人阶级思想的矛盾，使党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达到统一和巩固。我们党也采用这种方法在广大非党工作人员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使得他们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我们要用整风的方法在党内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思想上的纯洁，在党外扩大工人阶级思想的阵地，这同反革命分子的利益完全相反，自然是反革命分子所极不喜欢的。同时经过整风，大家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转变了作风，增强了识别和抵制敌对思想的能力，也就容易使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孤立起来终至于暴露出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正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中逐步暴露出来的。胡风集团分子和别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疯狂地诬蔑思想改造和千方百计地抗拒整风，岂不是十分自然的事么？ 既然整风对于纯洁和巩固革命队伍有重大的作用，站在革命立场的我们的人显然应当欢迎整风和积极地参加整风。可是在我们革命队伍甚至共产党员中间，也有一部分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人，对整风和思想改造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有些人说什么“个人主义，人皆有之”，“有一点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骄傲情绪等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表示容忍。当这种错误的论调受到批判时，有人甚至借口“存在决定意识”，认为既然在我们周围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那末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也就无法克服。这些同志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而没有看到另一方面。不错，我们现在还处在有阶级的社会，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各个战线也在思想战线上展开着，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和影响我们。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已经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占居优势而且不断扩大着这种优势，这种“存在”也就决定了工人阶级的思想必然会在思想领域内占居优势，而且在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中，不断扩大这种优势。因而只能说资产阶级的思想对革命队伍的影响是不可免的，但是并不是“无法克服”的，而是一定能够克服的。我们正是要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改造我们自己，也要通过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来推动对社会的改造。 有些人对整风和思想改造有一种厌倦的情绪。他们就像斯大林谈到那些“涂了漆的”共产党员时所说的一样：“他们时常咕噜着，挥开自我批评：嘿，又是这该死的自我批评，又是揭露我们的缺点——可不可以让我安静地活下去呢？”这些同志不了解我们需要经常地整顿思想作风，就如同需要经常地洗脸和打扫房间一样。只有经常地整顿思想作风，才能做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对我们的侵蚀。一部分曾经在延安参加过文艺整风的文艺工作者，在进入大城市以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下，对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又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经过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的再一次文艺整风后，才回到党所确定的文艺方向上来，这个事实也说明了经常地进行整风的必要性。 也有一些人害怕思想斗争过程中的痛苦，对整风抱着过“关”态度。他们对待自己身上的坏思想坏作风不是深恶痛绝，穷追猛打，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唯恐尖锐。是的，新事物要战胜旧事物，新思想要战胜旧思想，是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的。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我们还没有充分自觉的情况下是会有痛苦的。但是“不破不立”，我们既然决心要树立新思想，就必须对旧思想展开坚决的斗争，因而也就必须勇敢地克服思想斗争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痛苦。对于共产党员来说，问题更加明白，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教导我们的：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 在革命队伍中，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因而对待整风和思想改造采取了不正确态度的人，并不都是坏人，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他们在拒绝整风、害怕整风这个问题上却同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有了共同之点。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要知道在整风运动中，对那些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犯有某些错误但是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我们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就是替他们洗澡，为他们治病，使他们能够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清洁和健康，因而对于他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整风只是对于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不利；我们也正是要经过整风来孤立和暴露他们，剥去他们的伪装，挖出他们的反革命根子。如果我们的人也拒绝整风和害怕整风，那就不只是可以使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鱼目混珠”，给了反革命分子很大的方便，而且也会因为我们身上保留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等各种各样的“缺口”，便于反革命分子的进攻。胡风分子发现有思想毛病和政治错误的人，不是如获至宝，要去“一试”么？这也就教育我们革命队伍的每个成员要积极地参加整风，经常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不使反革命分子有任何可乘之隙。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千万不可忘记”的一条“政治原则”。在对待整风的问题上，我们同样应当运用这条原则。既然敌人拚命反对和抗拒整风，我们就一定要坚持整风，坚持经常运用整风的方法来纯洁和巩固我们的革命队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并且不让任何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