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武汉长江大桥正桥工程已正式开工，正桥的一、二号桥墩管桩已全部打好，八号桥墩工程也已开始施工。拖轮正将八号桥墩的围囹拖向长江大桥工地，准备下沉。

第1版()专栏： 武汉长江大桥提前开始施工 世界上最新的桥梁施工法在工地试验成功 新华社武汉二十日电　横跨长江的第一座大铁桥工程，已按预定日期提前正式开始施工。 登上汉阳的龟山四望，沿京汉铁路南下的材料列车，跨过汉水铁桥后，向着大桥工地源源而来。在武昌和汉阳之间的江面上，起重船、水上动力站以及满载施工机具、材料的铁驳船和帆船布列成群；起重机械向空中高举长臂，一艘艘专用运输汽轮在长江—汉水间穿梭疾驶，构成了水上施工的壮丽图景。参加建桥的工程师、技术工人、铁道兵和转业建设的军人，已从全国各地汇集在这里，为征服长江天堑展开了艰巨复杂的劳动；著名的苏联桥梁专家们，每天乘着快艇往返江上指导工作。 武汉长江大桥采用了世界上最新式的施工方法，当这种施工方法试验成功以后，武汉长江大桥的基础工程有部分开始施工，建桥工人们在长江洪水季节到来之前，已把靠近汉阳岸边的第一号和二号桥墩的管柱下沉完毕，并完成了第八号桥墩钢围囹第一步下沉工作。现在，工人们正冒着长江的高水位，在一号桥墩的管柱群顶上坚持钻孔工作。汉阳岸的引桥和月湖街跨线桥的基础工程也先后开始了。 武汉长江大桥将是一座双层的铁路和公路两用桥，上层为宽阔的公路，可以并列行驶多辆大型汽车，并有人行道；下层为双轨铁路，可以往来火车。桥下，巨大的轮船可以终年通行无阻。这座长江大桥建成以后，和它的组成部分——汉水铁桥和汉水公路桥一起，将使纵贯我国南北的京汉、粤汉两大铁路干线和长江南北的公路网在这里连接起来。武汉三镇也将连而为一。 新华社武汉二十日电　一种世界上最新的桥梁施工法——“管柱钻孔法”，已在武汉长江大桥工地上试验成功。武汉长江大桥采用这种新施工法后，开工日期已由原定的第四季度提前到七月份。大桥的施工总进度也将加快，预计整个工程可以因此提前完工。 这种新施工法的最大优点是现代化桥梁建筑上的传统的水下施工办法，改为在水上施工建筑起桥墩基础。因此，即使在深水急流中也不受枯水、洪水季节和水位涨落的限制，几乎一年四季都可施工。近一百多年来，全世界的桥梁工程界曾认为“压气沉箱法”是深水河流中建筑桥墩的最科学的方法。但这种施工法只能在枯水季节进行水下施工，如果在建筑长江大桥上采用，每年实际施工时间不过三个月左右。而且长江河槽地质情况复杂，工人进入江底沉箱中工作十分困难，容易发生危险。新施工法避免这些缺点，只需在江面上经过下沉管柱、钻孔、封底、浇灌水下混凝土等工作过程，就能把桥墩从江底上修建起来。在工程成本上，新施工法也比“压气沉箱法”大约可以节省机具、设备等费用百分之十。 这种新施工法是接受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苏联专家工作组的建议试验成功的。大桥建设者和苏联专家一起，今年二月开始在长江上进行四个月的艰巨复杂的试验工作。他们共同创制了一种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管柱和其他一些新的机具，在江边的一个试验桥墩上，反复进行了试验，即使在风雨中，也坚持不懈。 新华社武汉二十日讯　在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之前，几千个建桥职工曾进行了艰巨浩繁的准备工作。 大桥的地质勘探工作从一九五零年就开始了，去年到今年，几百个地质钻探人员又详细地查清了大桥桥址的地质和水文情况。这几年中，他们共勘测了八条比较线，最后才选定了桥址。作为大桥工程重要准备步骤的汉水铁桥和汉口、汉阳间的铁路联络线工程，早在去冬今春就已修好，汉水公路桥的桥墩也已修好，正待架设钢梁。不久前，长江大桥的建筑者们又研究和试验好了大桥基础工程的新施工方案，使大桥工程得以提前开工。在整个准备工作期间，并为大桥建筑培养和锻炼了大批施工力量。

第1版()专栏： 国务院批准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 新华社二十日讯　国务院在七月十八日批准了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同时批准了大桥的施工进度计划和总预算。 在此之前，铁道部曾在五月下旬到六月初集中国内著名的桥梁专家和有经验的桥梁建筑工程师，举行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审查会议，就大桥的技术设计、施工进度计划和总预算进行了缜密的审查，最后作出方案呈送国务院批准。

第1版()专栏： 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开始讨论德国问题 布尔加宁指出德国统一的道路 新华社二十日讯　据塔斯社日内瓦十九日讯：特派记者报道：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十九日下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法国总理富尔担任主席。 四国政府首脑在批准今天四国外长会议拟订的议程后，就开始讨论这个议程的第一项——德国问题。 第一个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是英国首相艾登。他指出，会议上所提出的各国政府的观点有许多相同之处，至少在德国应当统一这个问题上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使他很感满意。 艾登说，德国问题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迫切的。英国政府在柏林曾提出过一项计划，而在这次会议上又对这项计划做了某些补充。 艾登说，昨天布尔加宁元帅作了一个非常令人注意的发言。艾登指出，布尔加宁在谈到德国问题时所持的语气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艾登接着说，关于布尔加宁发言中所说的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是恢复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这一段话，他希望能得到更确切的说明。 艾登又说，如果需要在达成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协议之前，协商和缔结一个包括整个欧洲、自然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安全条约，他将感到不安。艾登认为，由于在欧洲大陆上存在着好些分歧的意见，全欧安全条约是不可能迅速缔结的。 艾登在谈到德国的两个部分可以分别参加欧洲安全条约这一建议时说，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困难。艾登接着说，他认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四大国和统一后的德国之间的共同安全条约草案比较简单易行。 艾登最后说，他并没有自以为他的建议已经面面俱到，他表示愿意讨论其他建议，以补英国代表团提出的建议的不足。 苏联代表团团长布尔加宁接着发言。 他提到，除了今天会议议程上所包括的四个问题外，还有三个问题应当由四国政府首脑自己来决定把它们列入会议议程。 布尔加宁说，他认为必须在会议快结束时讨论这些问题。布尔加宁说这些问题是：第一，关于结束“冷战”和加强各国间的信任问题；第二，关于中立政策问题；第三，亚洲和远东问题。 布尔加宁接着谈德国问题。他说，德国问题不能跟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西德参加军事集团的问题割裂开来谈。德国的统一取决于西德将往哪条道路发展：它将变为军国主义的、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呢，还是将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即和平发展的道路呢？后一条道路是符合于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的，并且将使德国统一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 布尔加宁指出，在目前情况下，苏联政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即西德参加了北大西洋集团和西欧联盟，而且巴黎协定已经得到批准，我们现在不提出废除巴黎协定和西德退出上述集团的问题，因为这是完全不现实的。 布尔加宁指出，既然恢复德国统一的条件现在还没有成熟，那末就应当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来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布尔加宁着重指出，把德国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或者整个德国拉入某些国家反对另外一些国家的集团，是不会有助于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的。 在这一方面，会议上的某些发言提出了关于对苏联的安全提供保证的问题。 布尔加宁说，我们要把关于保证的问题谈清楚。如果就没有能力在军事上保卫自己的弱小国家而言，关于保证的建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这里谈的是对苏联的保证，十分清楚，这方面的任何建议都是没有丝毫根据可以成立的。 布尔加宁说，他认为，应当从现有的情况出发来谋求解决办法。他说，应当从缓和已经形成的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我们认为，不必解除这些集团的参加国根据现有的条约和协定所承担的义务，而应当达成这样的协议：上述国家放弃使用武力来互相对付，并且通过和平办法来解决一切纠纷。这将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第一步。在德国统一之前，由德国两部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这一工作，将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从而为最后解决德国问题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德国两部分参加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将促使它们在为巩固欧洲和平而共同努力的基础上互相接近，这对于使德国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得到统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布尔加宁继续说，进一步的措施是取消现有的国家集团，并且用全欧集体安全体系来代替它们。这样，由于西德参加上述军事集团而造成的对德国统一的障碍就可以消除，有利于德国统一的气氛就可以建立。 布尔加宁指出，生活本身决定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必须接近，因为这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他说，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愿意尽它的一切力量。 布尔加宁最后指出，会议上的发言中在关于全德选举的程序方面有值得注意的意见，这个问题的确是重要的，应当在适当时机加以研究。他说，德国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予以特别注意和尊重。布尔加宁表示希望，只要大家采取共同步骤来创造必要的气氛，就有关举行全德选举的程序问题求得一致的观点不会是困难的事。 布尔加宁发言后，艾森豪威尔发言。他首先谈到北大西洋联盟的问题。他认为，这一联盟是和平的工具。他说，他看够了战争，如果他认为北大西洋联盟是在准备战争，而不是为和平服务，他过去决不会同意担任这个联盟的最高统帅。他说，北大西洋联盟的国家所缔结的条约是为了反对侵略，反对外来的侵略或者甚至来自这一条约参加国的侵略的。 艾森豪威尔在谈到把西德包括进北大西洋集团时说，对于西德军队的军事潜力是有相当的限制的，西德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单独擅自行动。艾森豪威尔说，美国是北大西洋联盟的参加国。他说，美国永不会成为侵略战争的一方，美国相信谈判，相信友好的会议。 法国总理富尔接着发言，他说，苏联代表团建议的一套办法不仅使重新恢复德国统一的日期推迟了，而且究竟推迟到什么时候也不能确定。按照富尔的意见，要同意这种推迟，必须具备一些条件，而这些条件现在还不存在。这些条件之一就是要具有确定这一时期的愿望，因为，如果不这样，那末恢复德国的统一就要推迟到无限期，因而也就使之成为不可能。富尔说，如果重新统一了的德国留在各项大西洋协定体系之内，并且考虑到这些协定是防御性的，而西方国家又不坚持要求苏联以这些协定为依据，那么就可以在艾登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求得较早地解决德国恢复统一的问题。 布尔加宁在会议结束时发言说，他认为这样的交换意见是有价值的和有益的。他并对别人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说的话发表了一些意见。布尔加宁表示注意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他本人以及他的政府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所发表的十分重要的讲话。布尔加宁说，美国总统的这个讲话对国际和平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布尔加宁说，我们苏联领导人知道艾森豪威尔先生是一位统帅、军人和一个伟大国家的总统，并且相信他的讲话。但是，在欧洲继任他的其他一些军事领导者的言论我们大家是十分熟悉的。这些人的言论同艾森豪威尔先生的崇高言词相去很远。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谈到这一点。 布尔加宁接着举例说明，苏联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抱着忧虑和警惕的态度是有一切根据的。大家知道，苏联曾经打算加入这一组织，但是被拒绝了。这又一次证明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真正目的，因此，苏联得出结论：问题不单是这里有人谈到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那些任务。至于华沙条约，它真正具有防御性质，因为它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展开活动以后订立的。 四国政府首脑在会议结束时决定，二十日四国外长将继续开会讨论德国问题，以便四国政府首脑随后再讨论德国问题。 四国政府首脑下次会议定于七月二十日下午四时举行。外长会议定二十日上午举行。

第1版()专栏： 四国外长会议通过四国政府首脑会议议程 新华社二十日讯　塔斯社日内瓦十九日讯：塔斯社特派记者报道：十九日上午，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参加者——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举行了首次会议。 苏联方面出席会议的是莫洛托夫、美国方面是杜勒斯、英国方面是麦克米伦、法国方面是比内。出席会议的还有四国代表团的顾问和专家。会议讨论了十九日下午的政府首脑会议的议程问题。 外长们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十九日的政府首脑会议的议程应该包括所有四国政府首脑在十八日会议上的发言中所谈到的四个问题，即：一、德国问题；二、欧洲安全问题；三、裁军问题；四、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问题。 外长们还达成协议：关于四国政府首脑在十八日会议上的发言中所提出的其他问题是否列入议程，将提交政府首脑来决定。 新华社二十日讯　塔斯社日内瓦二十日讯：七月二十日上午，四国外长举行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莫洛托夫、杜勒斯、麦克米伦和比内。 出席会议的还有四国代表团的顾问和专家。 会议由麦克米伦担任主席。 外长们作出了一致的决定，建议四国政府首脑在二十日的会议上讨论议程的第二个问题——欧洲安全的问题。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组讨论结束 新华社二十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分组讨论，今日已经基本结束。 今天各代表小组热烈地讨论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不少代表引用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一句名言，来说明根治和开发黄河这个伟大计划的重要的历史意义。他们说，所谓“圣人出，黄河清”——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只有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年代，才有可能来实现。许多代表特别指出，我们驯服黄河、开发黄河，是改造大自然的伟大斗争。黄河开发后，对黄河流域的工业建设和农业、畜牧业、航运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将不再是灾祸，而将为亿万人民的幸福提供伟大的贡献。这个规划生动地表现出我们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再一次地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国人民的和平意志。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表示完全同意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愿意坚决执行这一规划中所提出的任务，代表们认为这是关系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件大事，全国人民应该共同努力，为实现这个改造大自然的伟大规划而斗争。代表们对苏联给予我国伟大的无私的帮助都表示感谢。 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分组讨论，从七日开始，共已进行了十二天。代表们在这十多天中，认真地反复地钻研了文件，对五年计划的各方面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代表在发言中兴奋地指出，中国人民只有在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恢复了国民经济之后，才有可能来实行这样一个伟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代表们认为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但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只要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我们是有充分信心来实现这个伟大计划的。代表们普遍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行动纲领。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全国各民族人民都有光荣的责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个伟大计划之后，必须在全国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以便动员全国人民，兢兢业业，征服困难，克勤克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全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不少的代表小组今天继续讨论了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代表们在今天的讨论中，继续强调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对于实现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重大意义，认为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来共同努力。 在今天继续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代表小组中，代表们都表示一致同意这个报告，并热烈拥护常务委员会批准将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逮捕审判的正确措施。 从明天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开始进行大会讨论。

第1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和越南代表团回国途中到北京 新华社二十日讯　由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访问苏联以后归国途中在二十日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陈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农业部部长廖鲁言，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姬鹏飞，财政部副部长金明，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杨尚昆、李初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余心清，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第二亚洲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司长柯华，以及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黄文欢和使馆人员，越南贸易代表团和越南和平代表团人员都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罗马尼亚大使郭佐文，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苏联临时代办罗迈进，波兰临时代办马伊曼。

第1版()专栏：社论 争取越南统一的重要步骤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七月十九日照会南越当局，建议南越方面派出代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按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自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起，在一个越南领土上双方协议的地点举行协商会议，以便共同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自由普选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 这个照会，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争取全部实施日内瓦协议，为了在尊重越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统一越南，为了巩固印度支那和平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为根据日内瓦协议谋求协商、准备普选而作出的第三次行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这种行动和建议。它们不但对印度支那和亚洲和平有直接的重大意义，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 通过自由普选来实现越南的统一，不仅是越南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权利和民主权利，而且是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庄严的国际义务。在这个问题上，到现在为止，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体现了越南全体人民要求全国统一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几次提出建议，要求同南越当局举行协商，安排普选。另一方面，南越吴庭艳集团的态度却不是这样。他们口口声声拒绝承担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国际义务，反对经过协商，准备普选来谋求越南的统一和独立。正是由于吴庭艳集团的这种态度，所以尽管越南民主共和国再三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协商，可是日内瓦协议规定开始协商的日期，七月二十日，已经过去了，而协商还不见踪影。 遵守和实施日内瓦协议的全部条款，是保障印度支那和亚洲和平的重大关键。按照这个协议的规定进行协商准备越南普选，以谋越南的全国统一，又是全部实施日内瓦协议的关键。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坚持履行协议的规定，由于越南国际委员会的公正努力，现在，日内瓦协议关于军事停战、重新集结双方部队在一定地区内的有关条款，已经实施，谋求越南的政治解决和越南统一，已经有了必要的前提。越南人民长期以来，对祖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神圣要求，只要协商普选不受阻挠，就可以很快实现。吴庭艳也标榜所谓“民族事业”。假如他的话有半点真实的意义，他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满足越南人民的这种要求，拒绝实现越南的统一。 美国政府对于促成越南协商普选有特别重大的责任。美国曾经在日内瓦会议上郑重声明：美国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害日内瓦协议。但是，一年以来，美国却专心致志地努力于增加南越的军力，干涉南越内政，力图分裂越南，把南越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为此，美国制造南越内战，鼓励和指使南越当局肆行恐怖镇压活动，公开指使南越吴庭艳集团反对日内瓦协议，破坏协商普选。杜勒斯本人就多次发表意见，反对越南普选。正是由于美国的这种意图，这种行动，所以南越当局才把破坏日内瓦协议、反对越南统一当作他们今天的主要任务。现在，人们有理由认为实施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越南普选的关键就在美国身上。如果日内瓦协议在这里遭到破坏，美国就必须对这种破坏行动产生的严重后果负责。 所有希望维护印度支那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对日内瓦协议可能遭受破坏的威胁，表示深切的关怀。七月十八日，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强调指出：“日内瓦协议中关于越南的条款的履行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的出发点是：只有在根据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在尊重越南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统一了越南之后，印度支那的和平才能得到巩固。”苏越公报并特别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双方的受权代表在日内瓦协议规定的期限内举行协商，以讨论准备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举行的普选以统一越南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苏印、波印联合声明和中越联合公报都特别号召和呼吁，在应以进行选举作为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的地方，有关政府应当努力促使完全实现协议的条款。七月十八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关于越南选举的“磋商应该尽速进行”。所有这些号召和呼吁表示了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愿望和要求。人民的要求决不能容许少数别有用心者加以忽视。 今天是日内瓦协议签订一周年的纪念日期。一年以前，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奋斗，才排除了一切的障碍和阻力，得到了这样一个和平的协议，才使印度支那熄了战火，使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人民得到了实现他们争取和平、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机会。现在，一年以后，日内瓦协议正在受到重大威胁，印度支那和平面临着紧要关头。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日内瓦协议“在任何特别的地方不遵守它就意味着它的被破坏，这种破坏可能导致打乱整个日内瓦结构，而且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这完全是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在这种重要关头，一切尊重日内瓦协议的国家都必须履行它们的义务，克服阻挠和破坏势力，使越南的协商普选得以实现，使日内瓦协议彻底实施。

第1版()专栏： 富尔招待苏美英三国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日讯　塔斯社日内瓦讯：法国总理富尔十九日设宴招待参加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布尔加宁，团员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朱可夫和葛罗米柯。 出席宴会的有：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团员麦克米伦、柯克帕特里克、卡契阿，美国代表团团员杜勒斯、鲍依、弗列格尔。 法国方面参加宴会的有：比内、毕拉尔、拉洛瓦。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观关于黄河的展览 新华社二十日讯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们在十九、二十两日陆续参观介绍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情况的模型图片展览。 这个展览室是专门为了帮助代表们讨论根治和开发黄河的综合规划而举办的。十九日下午，已有六个代表小组参观了展览室。二十日，又有十一个小组参观完毕。其余小组也将分别在日内前往参观。 今天，许多小组参观了“黄河综合利用第一期工程及远景示意图”的模型并听了讲解员的说明。许多代表在参观后表示：这次参观对他们讨论根治和开发黄河问题有很大帮助。 展览室设在中南海怀仁堂西休息室。许多模型、图表、照片和装置在各个模型上的一些活动幻灯片，表明了黄河流域概况、历代河流变迁及其给人民带来的灾害，特别是蒋介石政府统治时期所造成的两次严重灾害的情况，还介绍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黄河流域各省人民几年来在治黄方面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和效益，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工程和远景工程方面的概况也可以从展览室中看出来。许多照片还着重介绍了苏联专家指导我国工程人员进行黄河流域规划工作以及他们和我国查勘团人员一起进行查勘等方面的情景。在许多照片上还可以看到无数水准队、测量队和地质查勘队员们，钻探工人、农民、水文工作者和泥沙研究者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征服黄河，使黄河为人民造福而热情、紧张、艰苦地工作的情形。

第1版()专栏： 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 赠送两架滑翔机给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 新华社二十日讯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送两架波兰最新出品的燕式滑翔机给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二十日上午在西郊机场举行赠礼仪式。波兰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马伊曼代表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赠礼。马伊曼说：波兰的滑翔运动，是波兰青年准备参加国防事业的一项重要运动，对巩固波兰国防有重要意义。我们愿意把这一运动的经验介绍给中国同志。马伊曼说：部长同志，请您接受这两架飞机，作为象征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礼物。 彭德怀在致词中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波兰军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说：中波两国人民和军队正在为保卫和平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也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我们十分珍视这种友谊。他说，他在不久以前访问波兰时看到的波兰人民和军队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我国人民和军队是个很大的鼓舞。 接着，波兰飞行员驾驶赠礼中的一架滑翔机在蓝空白云下作了两次精采的表演。银白色的小飞机在空中连连盘旋，打滚，有时机腹向上连续仰飞达两分钟，像燕子一样地轻捷而无声。机场上的观众不断发出掌声。 每次表演后，彭德怀都走近机前和优异的表演者亲切握手。 参加赠礼仪式的还有波兰驻我国大使馆的武官、商务参赞等十多人。 参加赠礼仪式的还有我国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谭政、王树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张爱萍，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及文化部部长陈沂，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副主任朱早观，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礼宾司副司长王倬如和苏联东欧司专员方复生，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国防部对外联络处代处长蒋克定以及陆、海、空军部队干部一百多人。

第1版()专栏： 我伊斯兰教朝觐团去沙特阿拉伯麦加朝圣 新华社昆明十九日电　由十九名中国著名的阿訇、毛拉和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组成的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十九日上午乘飞机离开昆明，前往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圣。 朝觐团的成员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新疆、甘肃、云南、山东、青海、河北等省，包括回、维吾尔及东乡等民族，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优素福·马玉槐及依明·马合苏木率领。 朝觐团是十五日从北京动身的。离京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曾举行欢送会。动身的那天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鲍尔汉、副主任杨静仁、秘书长张玉珍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马松亭、秘书长甘春雷以及北京市各清真寺的阿訇和教徒，都前往机场欢送。阿訇们还在机场上做了“都阿依”，祈祷朝觐团平安到达圣地。

第2版()专栏： 治理黄河的新的里程碑 水利部副部长　张含英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这个规划是治理黄河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国人民整治黄河有数千年的历史。历代黄河流域的广大人民通过同洪水的顽强斗争，不断地丰富了治河的经验。相传大禹治水用疏导的方法，在下游大平原的东北部把河分为九股，以杀水势。汉朝王景治河（公元六九年）采取了修堤、护岸和疏浚的方法。元朝贾鲁治河（公元一三五一年）用分导各股河流、浚深淤塞河道、堵塞决口并巩固堤岸等方法（就是所谓疏、浚、塞三法）。到了明朝潘季驯治河（约在公元一五六五——一五九二年间），更提高了修堤的作用。他主张“塞旁决以挽正流，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就是说要维持一个整一的河道，不要分疏，堤距不要太宽，以便于集中水流，冲去泥沙，免使河槽淤淀。明朝修堤已分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缕堤近河，用以约束水流，意在束水攻沙。缕堤以内又筑月堤，作为前卫，以免水流直冲缕堤。遥堤在缕堤以外，作为第二道防线。遥堤和缕堤水间又筑格堤，为的是缕堤决口以后，防止水流顺遥堤而下，免致冲成河道。此外，还制定了缜密的防堤制度和修守方法。 黄河的特点是洪水涨落很快，也就是说，水涨很高，但持时不久，水落不久以后，可能又有一次涨水。其次是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孟津而东，水流渐缓，因而淤淀河身。针对这种自然情况，为了消杀从山区刚进入平原的水势，为了不使河槽淤高太快，古代人民在河南省的一段采取了宽堤距的办法。自郑州而下，两堤相距一般在十公里以上，在夹河滩一带宽约二十公里；至兰封以东才逐渐收缩。这段宽河槽便成为消杀猛涨的湖泊，可以调节一般年的洪水。此外，水涨漫滩，漫滩流缓，泥沙便可以沉淀在两岸的滩上，堤距远，河滩宽，沉淀的范围广，河槽的淤高也慢了。由此可见，上段的宽堤距可以滞洪落淤，下段的窄堤距可以束水攻沙。 保护临河的堤，免受水流的冲刷，也是我国人民治河中早已注意的问题。我国很早就有石护岸。汉朝贾让治河策（公元前七年）所说的石堤即是一例。宋史河渠志载：“太宗淳化二年（公元九九一年）设巡河主埽使臣，巡视河堤”。埽，就是用梢、苇、秸或草所制的护岸。这种方法直到现在还有些地方在采用。 我国很早以前，也已采用溢流的办法，防御黄河的非常洪水。明朝潘季驯治河时在堤上修的减水坝，就颇似现代的溢洪堰或分水堰，在水涨到一定高度而有漫堤决口的危险时，可以由减水坝溢流。洪泽湖大堤上现在还留着清朝所修的几座减水坝。 古代人民治理黄河虽然有许多创造，积累了许多经验，对于下游大平原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在封建统治下，治河经验的成长和所得的效果，是不能不受到限制的。 封建社会治理黄河是以保护地主、贵族、皇室的利益为主的。例如明朝治理黄河主要就是为了维持皇朝航运和保护皇族祖陵。那时黄河走南道，经徐州、淮阴、夺淮河自云梯关入海。明朝祖陵在泗州东北，黄河和淮河之间；皇陵在凤阳，在淮河以南（见祖陵图说及皇陵图）。黄河泛滥便侵及明朝祖陵。所以保护祖陵便成为治理黄河的一个主要任务。当时明朝建都北京，南北交通主要依靠运河，而运河自淮安以北到徐州的一段是借黄河通行的，所以明朝治黄河又是为了沟通运河，不使阻塞航道，以便运输粮食，供给统治的大本营。潘季驯在“停寝訾家营工疏”的奏章里说道：“祖陵当护，运河可虑，淮民百万，危在旦夕。”指出了当时治河的三大目的。潘季驯又在“申明河南修守疏”奏章里论及河南省的工程，说道：“缘非运道经行之处，耳目所不及见，人遂以为无虞，而岂知水从上源出，运道必伤。”建议对河南省的堤工也应加以修理防守，并且说如果不加注意，将妨碍统治阶级所关心的运道。由此可见明朝治黄主要考虑的是祖陵、是通向京城的运道。 其次，封建社会治理黄河是分散的，成为割据的形势。例如黄河在贺兰山以东和狼山、乌拉山以南的灌溉，以及泾河和渭河的灌溉，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成效，但都是分散的，且随着时代而有盛衰。至于主要的治河工作，大都限于下游大平原，这段河道有时设专官管理，有时由地方官兼管。就在这一段内也常有上下游、左右岸以及各地区间的矛盾，不能得到统一的治理。清咸丰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黄河从铜瓦厢决口北流。当时安徽的李鸿章代表安徽、江苏的意见不同意堵口，主张黄河从决口向北流。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的意见要求堵决口，主张黄河归故道。双方争执不下，在二十年间，既没有堵口，也没有在山东修堤，致使决水泛滥横流。又如汉武帝元光时候（公元前一三二年），河在瓠子决口。这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他作官的收入来自鄃，鄃在黄河北边。黄河向南决了，鄃地免除了灾害的威胁，收成丰足。田蚡对皇帝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疆塞，塞之未必应天”，所以很久没有堵口。“以邻为壑”乃是这种社会里必然的结果。一八五五年黄河改道以后，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河防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如果黄河在河南省兰封县以东和河北省的南岸决堤，受灾的地区主要在山东省。山东省对这两个地区的河防虽然很关心，却不能越境治理。因之，这一段的堤防便不能很好地培修和防守，成为决口频繁的地区。 由于封建社会的限制，人民和黄河斗争了几千年，终究没有改变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性格。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黄河下游在三千多年中决口泛滥一千五百多次，大改道迁徙二十六次。单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知道黄河灾情的严重。人民喜欢这个孕育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区，数千年如一日地征服黄河、利用黄河，但也一直生活在频繁的灾害中。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我国，随着也输进了现代科学，治河的策略也有所改变。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也只有因袭封建社会的办法，仍然在下游从事堤防，措施上毫无增添。策略的改变，也只限于纸上的谈论。 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人员，也曾提出过治理黄河的意见。但无论是美国的费礼门、德国的恩格斯和方修斯都没有研究过黄河堤线的发展，对黄河水流及泥沙的性质也不够了解，所以他们没有能提出根治黄河的意见，即便是对下游修堤的建议也多偏于空想。 第一个针对为患下游的洪水和泥沙的来源而提出根治黄河意见的人，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他在一九三一年倡议“导治黄河宜注重上游”。他主张的治理方法是防止泥沙流入河道，尤其着重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广开沟洫，沟壑里多修谷坊；在山西、陕西、河南各省支流修水库，以拦蓄过量的洪水；固定下游河槽，以中水为准则。李仪祉的主张使我国治河策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治河史上开一新页。古人也知道黄河灾害的来源，如清康熙间（约在一六七七年左右）陈璜说：黄河的干流很长，流入的水也多，所以水势汹涌湍急；西北的土性松浮，遇到湍急的水流，便随水而下，所以河水变浊；到了下游，因河水浊而易淤，淤就容易使河决。但是那时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提不出修水库的办法。清乾隆间（约在一七四三年左右）胡定也有在西北拦沙的建议，他说：黄河的泥沙大多来自三门以上和山西中条山一带的沟涧里，请在各沟涧口修筑坝堰拦阻，大水时，泥沙淤留在沟涧里，渐成一块平地，可以种秋麦。我国农民也有丰富的防御土壤冲蚀的经验，到现在还广泛地流传着。李仪祉接受了我国旧有的经验和输入的科学，对于治河策略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他的主张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能实现的，因此也只限于谈论。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为谋获取我国水力资源，也曾作过治理黄河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水力发电，用以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水流在各级发电利用之后，才灌溉下游平原的农田。由于各水库的蓄水主要照顾到发电，所以对于其它利用的调节量较低，灌溉面积不多，而对于防洪的控制也不够。姑不论这个计划在技术上的缺点，单就它的本质说，是一个十足的殖民地计划，只考虑利用我国的水能，开发我国的矿藏，发展帝国主义的工业，丝毫没有考虑黄河流域农民的生活。 我个人早年也曾提出过治理黄河的意见，那时我认为发展农业是主要的。所建议的八里胡同水库和三门峡水库便以防洪为主，其他水库则多以灌溉为主，所发电力也主张多用于提水灌溉和制造肥料。这个意见和日本人以发电为主的策略恰恰相反。但由于我对农业的认识很肤浅，更重要的是轻视了工业，所以当时我对治理黄河的意见也是片面的。 一九四七年春天，美国所谓“治黄顾问团”也拟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更是形同儿戏。顾问团的三个美国人，乘飞机在黄河上看了一下，就送出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这个计划的荒唐，单从它的一项具体意见是怎样得来的，就可以看出来。报告里的“实地查勘”节下说：“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自西安乘机返开封，沿河飞行，特别注意查看八里胡同坝址，就空中观察之印象，认为宜建高坝。”试想：他们从没有到过八里胡同，那时关于八里胡同的资料也很少，怎么能决定坝址呢？这完全是愚弄人。 鸦片战争以后，虽然在治河策略上有所推进，也开始研究水流和泥沙的来源和规律，对于水文观测和地形测量作了些工作，并且逐渐把这些工作推广到黄河的上游、中游和支流上去。但在治理黄河的实际工作上毕竟没有什么进展；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黄河为害更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有了根治黄河的可能。人民政府领导群众首先为求得黄河下游不致于决口改道进行了巨大的工作。黄河下游两岸长一千三百六十五公里的大堤，经过历年的培修，堤顶高度，在河南省境超过一九三三年洪水位二至三公尺，在山东省境超过一九四九年洪水位二至二·五公尺，共添加土工一亿多立方公尺。不特堤身高度和厚度增加了，堤的质量也提高了。过去的堤身真是千疮百孔，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共锥探五千八百多万眼，填塞洞穴、裂缝七万九千多个。这些洞穴和裂缝大小不等，动物的洞有的直径六公寸，长一百公尺，裂缝有的宽四公寸，长二十多公尺，已埋在堤内的人挖的洞有的宽一公尺多，长三十公尺。这些，都是黄河的隐患，是过去河水还淹不到堤顶时就溃决的原因。此外，过去临水的秸埽现在已经全部改为石护岸，三百万立方公尺的石工和砖工，大大地增强了防御洪水冲击的力量。 这些措施虽然加强了防御洪水的物质基础，但还不能消除洪水的威胁，所以又在长垣县境黄河左岸石头庄附近修了一道溢洪堰，分泄一部分洪水，流经左岸大堤和金堤之间作为滞洪区，以减少正河流量。并把沁河同黄河交会处和山东省的东平湖作为蓄洪区，以为临时分蓄洪水之用。又在利津县境黄河右岸小街子附近修有凌汛溢水堰，为在冰坝壅塞时分流之用。这都是防水的非常措施。 坚强的堤防和非常的措施以外，还有经常的保护工作、防守工作和大水期间的临时防御工作。经常的工作由经常设立的机关和工程队担任。防汛工作则有临时组织，以加强领导，并设立防汛预备队，以便在大汛期间遇有紧急情况时上堤。这种组织严密有效，对于历年防御洪水起了很大的作用。以一九五二年为例，在大水期间成立了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又建立三个省指挥部（那时还有平原省），十个专区指挥部，四十六个县指挥部，一百五十个区村指挥部，五百八十二个乡指挥部，六千七百七十四个村指挥部。在发动群众方面，组织了一支包括防汛员、抢险队、运输队、预备队等五十七万九千人的防汛大军，并准备了工具和抢险用的料物。这种防水的组织和防水的物质基础便成为战胜洪水的有利条件。 这些措施保证了三千多年来平均两年多有一次决口泛滥的黄河在人民掌握政权的这些年来平安地渡过伏秋汛期，保障了下游人民生活的安全和农作物的收成。 但是，治理黄河的这些初步效果，并不足以根除水患，更不能进而利用黄河的资源，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过去有很多人认为黄河是个“败家子”，只要能祛除灾害，赶快把水引到海里去就心满意足了。却不知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可以利用。特别是黄河，无论就自然条件或经济条件上看，都有巨大的开发价值。这种彻底改造黄河，把害河变为利河的理想，只有在新中国才能付之实现。为了实现人民对黄河“利必尽兴、害必根除”的要求，为了开发黄河，以利国家、特别是内地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几年来进行了规模巨大的调查、测量和研究工作，最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确定了治理黄河的最先进的策略，规划了无限美好的远景。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确定要在经济上合理地、技术上正确地利用黄河流域中的水流和土地资源，为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服务。因之，工作的地区将不仅限于下游或任何一部分，而是以全流域为对象，包括干支流和土地。工作的目的将不仅为了防洪或任何一项利用，而是综合地开发，也就是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各种项目。工作的要求将不仅是求得技术上的可能，而且必须达到经济上的合理。工作的方法不是各项工作平头前进，而是按照国民经济计划，分别轻重缓急，有次序地进行。这种从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出发来确定的治河策略，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也是分散、割据的，在技术上是落后的封建社会所不可能有的。因之，我们当前的治理黄河策略是最先进的，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也是在治理黄河历史上最完善的策略。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在土壤改良方面，也就是在利用灌溉以增加农业生产方面，预定对黄河干流和支流的水源要全部加以利用。根据技术上的调查，这是可能的，而且，黄河流域和它邻近地区需要并可能灌溉的土地数量极大，黄河水源全部调节后也还不够灌溉这些土地。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按照各省经济发展的远景情况和土壤条件，作了若干个不同灌溉方案，规定了灌溉总面积和不同地区的面积；同时也考虑到引水建筑物的可能性，以及水流在其它利用方面的有利配合。至于不能应用黄河水灌溉的土地，就须另找地下水或其它河流的水源。 其次，在水能利用方面，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根据黄河流域和它邻近地区最近三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发展的远景，根据对水文、地形和地质勘测资料的研究和各个坝址的比较，参照水流利用的计算，拟定了黄河干流的阶梯开发方案。所谓阶梯开发，就是在河流上修一系列的拦河坝，把河身造成类似阶梯的形状，利用坝来蓄水、来抬高水头，来发电。其中有几个拦河坝在不同地区造成大蓄水库，以调节水流。大水库是综合开发的关键措施，它们不只可以拦蓄水流供给灌溉、发电各种利用，还可以调节洪水，避免水灾。 再次，在航运方面，根据经济的需要和其它水利工程的进展，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拟定了黄河航运的开发布置。 最后，为了减轻水库的淤积，为了增加黄土高原的农产，研究了水土流失的规律和它对于经济的影响，研究了农民水土保持的经验和各地实验站的成果，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拟定了防御土壤冲蚀和拦沙的措施，并估计了这项工作在十五年内冲蚀减轻情况和农产的增益情况。 根据这样研究所拟定的远景方案，结合当前的需要和可能，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进一步制定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各项措施。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就可以基本上解除黄河水灾的威胁，并为各项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人民治理黄河虽然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才找到了治理黄河的最正确的道路。我们有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所规定的任务而奋斗。（附图片） 黄河查勘团乘船在急流中向勘测地区挺进　新华社稿　王新民摄 勘测员在三门峡进行物理勘察　新华社稿

第2版()专栏： 三门峡 新华社特派记者　华山 一个改变黄河自然面貌的伟大计划宣布了！ 一九五○年，在印度举行的国际防洪会议上，资产阶级的学者曾经悲观地预言：黄河是不可征服的，几千年以后甚至连华北大平原也可能变成沙漠了。我们却要在几十年内把黄河变清，把干旱多风的西北黄土高原变成绿色，把直泻狂奔几千公里的山中急流变成四十六个大小湖泊组成的阶梯，把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大平原上泛滥成灾的祸水变成幸福生活的源泉。——一句话：从根本上扭转黄河的历史。 把黄河变清！这句话就和“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自古以来就是拿来比喻绝不可能的事情的。从传说中的大禹开始，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和黄河的洪水顽强搏斗着，光是从蜿蜒一千八百公里的黄河大堤看来，我国的水利早在古代就是先进的。可是把黄河变清，却是连想也没人敢这样想过。 可是我们不仅敢想，而且要动手做了。 修建三门峡水力枢纽，就是征服黄河的第一步。 这一步，要在三门天险修筑起一座像山一样的混凝土坝来，把黄河拦腰堵住，堵成我国容积最大的一个人造大湖，这个大湖，可以把黄河三分之二以上的水给装住，让它在这里澄清，慢慢下泄，把暴涨暴落的洪水变成细水长流，不准它泛滥成灾，还要它给我们灌溉，发电，走船。——这一步也同样是这么激动人心的。 一个月来，我随着一个综合的查勘团在黄河中下游来回跑了三千公里，一直被这种心情深深激动着。这个查勘团是由担任三门峡设计工作的苏联专家组和我国的专家们组成的。曾经征服了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人们，又在帮助我们征服黄河了。 三门峡在潼关和洛阳附近的邙山之间。这是黄河流进华北大平原以前的最后一段峡谷地带。三门峡就是其中最险要的一座山峡：两岸陡削，坚硬，只隔二百五十公尺，进口有两座石岛并排把住，出口有三座石岛顶住激流，半当腰两岸还突出来两座岩石半岛，把激流紧紧卡住，只空出一百二十公尺宽的一道小豁口。我们爬上高山，俯瞰河谷。三门峡其实就是一整块横在河上的岩磐。只是多少年来被急流冲开了一个缺口，就像用巨斧劈开那样。山峡间的小岛简直就是乱斧劈过的痕迹。大河从远方宽荡荡地奔流过来，越往东，越急，忽然被北岸的陡崖迎头兜住，顿时整个向南猛折，——正要顺着山峡急转直下，猛然被两座石岛迎面劈开，在山峡之间劈成惊心动魄的三股激流，这三股激流又从那一道小豁口同时硬冲出去，只震得满峡谷一片雷声。自古称为三门天险，把这三条水路叫做“人门”，“神门”，“鬼门”，意思是非常危险，除了左岸的“人门河”勉强可以走船以外，中间的神门河和右岸的鬼门河只有神鬼才能通过。 山峡中间有一座非常小的小石岛，刚刚从水面冒出个尖来，眼看就要被吞没，冲垮，几千年来却一直在激流当中挺立着。这就是有名的“中流砥柱”，也叫“砥柱石”，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民族性格的象征。 相传大禹凿龙门，开砥柱，就是说三门峡是用人工凿开的。悬崖上刻有两句歌颂大禹功迹的话：“峭壁雄流，鬼斧神工”。 实际上，这个传说不只反映了人们打通三门天险的愿望，也反映了几千年来的治河根本思想：疏浚河道。从三门峡也可以看出人们是怎样和黄河搏斗过来的。 北岸有一条穿过岩石的人工渠道，叫做“开元新河”。老百姓叫它“娘娘河”，也叫“公主河”，意思是给皇家运粮用的。这是一千多年前唐代开元年间的工程，长三百公尺，正好和原来的三段水路并行，硬是把整个岩石半岛齐岸边切开了。现在看起来还是这末整齐，笔挺。这是一种非常坚硬的火成岩，苏联专家对这个古老的工程很感兴趣，因为那时候全世界都还没有火药。要从这种最坚硬岩石开出一条运河来，没有最大的魄力和极其顽强的劳动是做不到的。 直到陇海路修通以前，三门峡一直是西北和东南诸省的交通孔道。特别是西汉和隋唐时代，大批粮食从山东和江淮流域顺着水路运来，经过这里，运到古都长安，最多时曾经到过四百万石。可是三门峡水急岛多，水底下还有礁滩和猛跌下去二十八公尺的悬崖。要逆水行舟更是困难。最严重时粮船损失到过十分之七八。因此汉隋唐三代都曾经大举开凿河道。做皇帝的也亲到现场查勘。可是三次都失败了。开元运渠也是一种打通三门天险的工程。可是这条水道，水浅了船过不去，水深了又同样湍急。到底没有成功。 于是又修凿运粮栈道，从栈道上拉纤过三门。现在好些石壁上还可以看到一排排凿得深深的四方洞子，栈道的木桩就是从方洞楔到削壁上的。特别是人门河的右岸，百来公尺长的陡崖就有两条栈道的遗迹：一上一下，都是紧挨着激流直接冲击的地方，大概当时水涨水落都是要运粮的。削壁上还凿有一种牛鼻子形的石环，可以拴上船索，也可以搭上撑船的倒钩。可以想见当时往前挣扎一步多末困难。常常有人拉断纤绳，掉到水里去了。直到现在当地还流行一句话：“舍命过三门”。 几千年来，当人们梦想着“扬帆碧海达河源”的时候，总是认为非把三门峡凿开不可的。 可是现在，向黄河进攻的人们却把它看成黄河的一块宝石了。 这是一种叫做“闪长斑岩”的火成岩。整个三门峡就是一整块这种最坚硬的岩石。这样的火成岩，在黄河几百公里的地带以内，就只有三门峡这末一小块。懂得工程地质的专家都知道：在这块坚硬的岩磐上完全可以修筑起世界上最大的一种水电站来。 这种规模宏大的水力枢纽，全世界直到现在还是不多的。美国的波尔德水电站和大古力水电站，都建设了好几十年。而苏联的古比雪夫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只要五年就建设完成了。我们的三门峡水电站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也将在五年内建设完成。 这个水力枢纽筑成以后，三门峡以上的黄河河曲将要变成一个比太湖还要大一点的大水库，等于现在我国最大的官厅水库十六个。这样大的水库，用来防洪，可以把黄河历史上最大的洪水全给装起来；用来灌溉，可以扩大华北大平原灌溉面积二千万亩；用来发电，可以供给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相当时期以内的工业动力；用来航运，可以成为晋陕豫三省广大农业地区通航的内海。还可以把洪水澄清，匀开来供给下游，让黄河下游一年四季都是不大不小的清水河！ 可是，三门峡的意义还远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只有三门峡水库才能最快地在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两方面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和力量。我们沿着黄河大堤走了四天，就越发深深地感到它的紧迫意义了。（附图片） 三门峡全景　新华社特派记者　华山摄

第2版()专栏： 为全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图解（九） 周令钊　陈汉民绘

第3版()专栏： 为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 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　许涤新 一 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我国人民在过渡时期必须实现的伟大历史任务之一。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必须在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过去曾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承认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并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参加了爱国运动和经济恢复工作。经过国家和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不法行为进行多次的严重斗争以后，许多资本家认清了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中国原来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现代工业的产值在一九四九年只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而分散落后的小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之下，资本主义工商业一方面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一方面也还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国家需要尽可能地利用资本主义的这种积极作用，去扩大生产，积累资金，训练技术人材，维持社会就业，协助社会主义商业扩大商品流转，以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上述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采用没收资本家财产的办法去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妨碍着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相对立的。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的加强和提高，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显露，更加尖锐。因此，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之下，由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日益巩固，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日益壮大并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我们就可以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力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逐渐而慎重的过渡的办法，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达到社会主义的国有化。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是根据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下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具体条件下的结果。列宁曾经指明在工人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是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门阶。在当时的俄国，由于资产阶级的工业、矿山和铁路等等已被苏维埃国家没收，而社会主义工业又迅速地发展起来，所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苏联就没有获得什么发展。但在中国，由于上述的历史条件，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上述的特点，它还保有不小的生产基础，因此，我们有可能和必要，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企业逐渐地稳步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之下，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就可以为将来用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造成有利的条件。这样做，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的；是有利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世界和平；有利于逐步削弱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抗，尽量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破坏，并利用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积极作用来推进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利用资产阶级分子的技能来为国家建设服务；也有利于国家从容地改造和安排为数众多的中小资本主义企业，而不致使国家一下子就“肩负起替千百万人为的新的失业者安排工作和保证生活的难以置信的重担”。（斯大林：论共产国际纲领） 二 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五三年从业人员有二百多万人，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七。在全部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中，一九五三年现代工业占百分之七十三，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二十七，但从企业的户数来看，则工场手工业占了绝对多数。在地区分布上也很不平衡，上海、天津两市的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即占了全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一半左右。 目前资本主义工业，就产值说，绝大部分已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中级形式。在解放初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主要是低级的，即国营企业收购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据上海、天津、北京等十二大城市的统计，从一九五○年起，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则逐年在发展。到了一九五四年，加工订货的产值已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八大城市的私营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有这些中级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主要地在企业外部，进行联系和合作，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基本上掌握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并通过加工订货的合同和工人群众的监督，使这些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它们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经过这些形式，国家限制了资本家的利润，限制了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并使某些加工包销的商品的一部分价值，以商业利润的形式归于国家，增加国家资金的积累。经过这些形式，资本主义工业就不仅为着利润而生产，而且为着国家计划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这就使工人群众对自己的劳动感到有兴趣，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经过这些形式，国营经济就能不断地扩大其对于成品和原料的控制，逐步地切断了资本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联系，从而割裂了资本主义的体系。这就使资本主义经济更进一步依赖国营经济；使接受加工、订货和包销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它的发展，决定于人民需要和国家计划。 但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之下，企业仍为资本家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基本上仍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去进行，因此，公私矛盾、劳资矛盾和其他许多矛盾，都不能获得有效的处理。在公私关系上，虽然有一部分资本家能够服从国家的利益，按量、按质、按时完成国家委托的任务：但还有不少资本家采取唯利是图的态度，他们有的抗拒国家的加工订货的任务；有的不按量、按质、按时完成任务；有的进行偷工减料、以坏顶好、虚报成本等违法活动。这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生很大的危害。在劳资关系上，资本主义的腐败的经营管理和一些资本家腐蚀工人的恶劣行为，使工资制度发生了混乱状态。这种情况，不但增加成本、增加国营经济和人民的负担，而且阻碍了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生产革新精神的提高，影响了国营企业的工资制度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上述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成为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也成为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进行教育改造的障碍。这样，便需要将这些工业由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逐步推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企业是由国家投资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合营的企业。当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之后，企业的生产关系就发生下列变化：（一）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并居于领导地位。因之，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就逐步向国营企业看齐，逐步以国家计划的要求为指导方针。在这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就在公私合营企业内起主导作用。当然，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改变。在公私合营企业内部，经常要发生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社会主义经营思想的斗争。只有经过严肃的斗争，只有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教育改造，才能在合营企业内克服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才能使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在发挥其作用时，不受到障碍。（二）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和职工群众结合一起居于领导地位。很多优秀的工人，被提拔到企业的各种领导岗位上来。因此，职工群众对待企业采取了主人翁的态度，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就大大提高。由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公私合营企业，比较在私营时期，更能积累资金，更能改善生产设备，更能扩大生产规模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并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三）企业的公私合营，改变了资本家在私营时期支配企业的地位。他们现在不是处在企业的支配地位，而是处在被领导的地位。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受到公方直接经常的领导和教育，得到职工群众的监督，因而有可能在实践中学习新事物和新思想，逐步改造他们自己。（四）剩余价值的剥削在公私合营企业内虽未消灭，但占不重要的地位。资本家在分配企业的盈余时，只能在股息红利中，按照公私股份的比重，取得一定的份额。这种事实说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剩余价值规律是失去了支配作用的。 上述的这些变化，使公私合营企业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使公私合营企业成为便利于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并使两者结合起来的形式。社会主义成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将不断地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好地贯彻国家计划，发展生产，保证供应，不断地提高职工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断地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从容地妥善地为将来国有化准备条件。因此，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主要将经过公私合营来进行。 几年来，资本主义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的已有相当数量。到一九五三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共一、○三六户，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点七。国家从一九五四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这一年约有八百户的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这么一来，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就达到百分之十二；在全国资本主义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公私合营工业；但同时有一部分规模较小的私营中小工业，亦将在按业改造、以大带小的条件下，转变为公私合营工业。 过去几年的工作经验证明：要顺利地扩展公私合营，必须将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和国家的产供销计划相结合。这就要贯彻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统筹兼顾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之下，采取逐行逐业并在原行业中采取全面安排的办法，进行对于私营工业的改造。对于有条件实行合营的就进行公私合营；对于需要准备条件的就辅导其改善生产经营，改善生产技术并进行生产改组，以便进一步进行公私合营；对于需要而可能迁移的就协助其迁移，并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合营；对于没有改造条件的，就应有步骤地淘汰其企业安排其人员。按行业统一地进行生产安排和改造，是一件复杂而繁重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 国家对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要投入必需的资金，但这只是为了利用原有的人员和设备，去改造资本主义企业，而不是以收买股票的方法，用国家资金去代替私人资本。因为社会主义成分在合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以及这种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不断加强，不是取决于国家投资数量，而是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企业中公方代表同职工群众的结合和他们对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取决于这种领导能够确实地推动企业向前进步。因此，那种希望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投下大量资金，或者用国家资金去代替私人资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过渡形式。资本主义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以后，将来还要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但这不是今天的任务。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在于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地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并在公私合营中进行改造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知道，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斗争，要做好企业改造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从公私合营到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其所需的时间，并不是短促的。如果有人把实行公私合营和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混为一谈，认为实行公私合营就是废除资本家所有制，这种看法分明是错误的。 三 我国私营商业在一九五三年全国批发商的从业人员将近二十万人，零售商的从业人员有二百万人左右，小商小贩还有几百万人。私营商业的特点是户数多、人数多、资金少、规模小，城市零售商中不雇佣店员的家庭商户和摊贩的数量很大；在农村私商中，商业资本家只占百分之二弱；其余大都是没有资金或资金极少、不雇佣店员的小商小贩。 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以来，由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新建的许多工业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更多地增加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产量，农业中还存在着相当大量的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因此，就出现了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的新趋势。而自由市场的存在和投机商人的捣乱，给予保证供应以极大的困难，又加深了这一矛盾的严重性。为着保证人民的需要，消灭投机，稳定市场物价，国家对粮食，食用油脂以及棉布、棉花，先后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同时，并对资本主义工业扩大了加工、订货和包销，进一步地掌握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货源和商品流转中的批发环节，至此，社会主义商业就成为全国商业活动各方面的领导力量。私营批发商的营业额在全国国内批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就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下降到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十左右。私营商业同农民小生产者，同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经济联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割断了。这是我们在商品市场上所进行的“谁战胜谁”的斗争中的一个大胜利。但是，由于批发业务和经营品种的骤然大增，国营商业批发业务的机构和经营能力还不能适应工作的要求，以致在某些次要商品上，发生了此处积压彼处脱销的现象。为要解决这些被代替的私营批发商的从业人员的生活问题，为要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技术和业务关系以改进国营商业的批发业务，国家对那些被社会主义商业所代替的私营批发商的从业人员（包括店员和资本家），采用由国营商业按行、按业地分别加以吸收，变为国营商业批发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办法。对经营次要商品的小批发商和城乡小商贩，则在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和社会主义商业的领导监督之下，让他们继续经营那些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还不经营或不可能经营的商品。对目前还能继续经营的小部分批发商，则在一定时期中，让其继续经营，或将他们改变为替国营商业代理批发业务。 我们对私营零售商业不可能像对私营批发商那样采取排除和代替的方法。要代替全国城乡的私营零售商，就要负担起替将近一千万从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解决职业和生活问题的重担。这是不可设想的。对城市的私营零售商，主要地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逐步加以改造。在粮食、食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后，这三个行业的私营零售商，已在全国范围内，整个行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在其他行业的零售商中，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将整个行业而不是将个别商店，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才不致造成少数商店营业增加，多数商店因而停业关门的现象。 由于商业情况复杂，国家对商品的掌握程度不一，商业方面的国家资本主义需要有多种形式来适应不同的情况，其中，比较发展了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经销（批购零销亦属于这一类）、代销（代批、代购亦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公私合营”（主要是对带有加工性质的商业）“公私联营”及“公私联购”等形式，但实际上它们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私营商业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后，它们的资本主义盲目性，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并在不同程度上，协助社会主义商业，分担社会商品的分配和供应。他们销售多少、销售什么、价格多高、利润多大，都要由社会主义国营商业来决定。这种特点，在代销商店中特别显著。在代销商店中，因为商品是国家所有，私商的大部分资金已作为保证金存入国家银行，代销店中的经营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商品的价格和销售计划完全受社会主义商业控制，私商的盲目经营和商业利润也就受到了限制；职工在企业内部的地位也改变了，职工的劳动主要地已经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是为完成国家销售计划，为供应居民的需要服务；代销店中不仅职工的监督作用逐步增强，而且受到消费者的经常和广泛的监督。国家资本主义代销店经过长时期教育、改造工作后，就有利于将代销商店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销售机构，将私商从业人员改变为国营商业的工作人员。 四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和深刻的“谁战胜谁”的阶级斗争。正如列宁所说，国家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另一形式底继续，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论粮食税） 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在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以后，仍采用各种办法来对抗社会主义改造，具体表现是：在经销代销中，私商有掺杂掺假、抬价跌价、盗用国家物资、挪用国家资金等违法活动；在加工订货中，资本家有偷工减料、腐蚀工人和提高工资等损害国家利益的作法；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有些资本家采取拉拢、收买高级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办法，或者采取挑拨工人群众同国家在企业中的代表的关系，挑拨干部相互间的关系的办法，有的甚至采取腐蚀国家派遣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及企业中的党、团、工会干部的办法，企图篡夺企业领导权，阻挠企业改革，设法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服从于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方针。针对着资本家这种抗拒行为和破坏行为，我们必须依靠工人，在贯彻改造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中，进行着深刻而尖锐的斗争。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斗争和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即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改造，是一件严重的政治工作。这一工作和企业改造的工作，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进行企业改造，只有在企业改造的实践中，才能使资产阶级分子明确地认清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的经营思想的反动本质，才能使资产阶级分子在思想意识上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只有做好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教育，只有做好对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才能使他们积极地接受企业改造，才能使我们在推动企业改造的时候，才能使我们在将来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时候，获得助力，减少阻力。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要求的。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必须普遍地深入地宣传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必须贯彻国家对资产阶级合法权益的政策；必须使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在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之下，有职有权、守职尽责；必须对那些继续进行五毒行为和对抗国家领导、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破坏企业生产经营的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并给以应得的处分。对于这些不法资本家，如果不进行斗争，如果不给予应得的处分，那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受到障碍而不能顺利地前进。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由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由于个体经济不断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由于工人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日益增强和提高，由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援，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断分化，发挥着带头作用和桥梁作用的进步分子日益增加，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被动态度的中间分子，将有更多的人趋向积极，而坚决抗拒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动分子将日益孤立，——这一切，说明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这一切，说明资产阶级分子的大多数，是可能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为了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为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

第3版()专栏： 苏联科学家的宝贵建议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 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为首的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访问我国，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次访问推进了中苏两国科学界的友谊和创造性的合作，促进了我国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在访问我国的短短两个月中，曾分往全国各地，除了参观有关研究单位以外，还访问了各地高等学校和有关的工矿企业部门，为我国科学工作者作了数十次的学术报告，举行了大小近百次的座谈会，同我国科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代表团中我个人接触较多的是地学部门的团员，其中有岩石学和矿床学权威别捷赫金院士、著名的地理学与土壤学家格拉西莫夫院士以及大地构造与普通地质学家别洛乌索夫通讯院士。他们曾经访问了东北、华北、中南几个新的钢铁基地和矿区，到黄河中游陕西、甘肃二省看了大地构造和水土流失的情形，并在重庆、昆明、柳州、广州和南京等地进行了野外的考察。由于他们的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精深的科学造诣，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于我国各门科学研究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了具体和全面的了解，对于我国的自然环境，例如地质、矿床、土壤、地形、气候等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因而，能够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了在发展国民经济中所必须解决的一些关键性的科学问题；为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长远计划和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同时，对科学工作中的组织领导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无疑地，代表团的这些建议，将会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第一，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必须解决的一些关键性的科学问题。院士们一致指出，科学院的主要研究工作应该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问题，科学工作必须走在生产建设工作的前面为生产建设服务。因此，凡是他们所接触所考虑到的问题，都离不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的要求这一原则的。例如格拉西莫夫院士在了解了我国目前综合考察工作及西北地区的自然经济情况后，很强调地指出组织西北综合调查队的重要意义。他说，西北各省在最近将来是我国新的巨大经济开拓对象，目前这里正在建造新的铁路线，勘查新的矿物产地和筹划建设巨大的工业基地，最迅速地开拓这一地区是具有很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然而这一地区在自然资源方面的研究却很差，关于这些地区的主要报道只有零星的著作，因此，组织一个巨大的西北综合调查队，对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如地貌、地质结构和矿产、土壤、水文、植物、经济等进行全面研究，并为中央各部门拟制综合发展这一地区生产力的总计划提供科学基础是很必要的。别捷赫金院士对于地质研究所不做铁矿研究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是重工业，而黑色金属又是重工业的基础，所以必须大力开展铁矿床的研究以指导普查。而在普查中则必须注意应用地球物理的方法，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遇到深处找矿的问题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别捷赫金院士在参观了我国钢都——鞍山之后，认为鞍山钢铁公司可能因为有大量的贫矿作为保证，而对富矿形成规律的研究和对富矿的寻找工作都做得不够，他提醒说，提炼贫矿是极不经济的。别洛乌索夫通讯院士不仅是普通地质和大地构造学家，而且对于地震和石油地质也有高深的造诣。他几次提出，我国目前普查石油的工作做得不多，而正像世界各国的经验所指出的，一个国家普查石油的成就直接同工作量的大小有关，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寻找出丰富的石油储藏，因此，普查工作量必须大力扩展。但普查工作又必须有大地构造研究的指导，才不至于无的放矢。根据现有材料看来，他个人认为西北和西南都是很有希望的地区。由以上所举出的例子可以看出，代表团员们所提出的意见都很尖锐地接触到我国工业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即是地面和地下资源的勘探和利用问题的，对这些意见的认真研究和贯彻，将使我国科学工作者对国家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贡献。 第二，关于科学院有关各所的长远计划和发展方向问题。院士们认为，目前我国有些研究所和学科由于缺乏正确的科学理论指导，而没有很好的长远计划和研究方向，工作常处于盲目被动的地位，阻碍了科学的健康而迅速的发展。例如对于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过去因为没有坚强的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处于盲目摸索阶段。这次，格拉西莫夫院士到甘肃西峰镇地带对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进行了调查之后，认为它主要是属于沟蚀而不是面蚀现象，因此，土壤侵蚀的研究应以地形、水文为主，土壤、农业方面只能起辅助作用。具有主要意义的是对侵蚀过程的研究，如黄土地区的雏谷侵蚀及其防止办法，这不但具有理论性质，而且具有实践意义。与此类似，我们许多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例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区划，华南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等，也都存在着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方向不清的缺点。过去我国土壤分类学者由于受到美国潘德顿和梭颇的影响，缺乏可靠的科学基础，不能根据发生学的原理来进行分类，产生了土壤命名中的混乱现象，制出来的土壤图不能很好适应农业生产的要求。这次，格拉西莫夫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通讯院士到全国各地调查后，在我国土壤学者合作下，根据发生学和地理分布的原理很迅速地编制出一幅中国土壤图。这幅土壤图虽然还必须经过补充和修改，但就其基本理论基础来说，对我国土壤分类法将起着根本的革命作用，对如何发展我国土壤学也得到了教益。在地质矿物学方面，别捷赫金院士认为，在进行矿床普查和勘探工作中，矿石成分的研究和矿物原料质量的评价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但我们过去由于认识不足，这方面恰巧存在着落后现象。从以上这些例子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加强研究基本理论、学习苏联先进学说的重要意义。但也正如别捷赫金院士所一再指出的，在学习和应用苏联先进理论时，必须充分注意到中国的特点。他指出，中国地质工作者应当创造性地找出中国矿床分布规律及解决一些有关成矿作用的问题，这样，中国矿床学的研究不但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完全可以丰富整个矿床学的理论。教条式的学习是必须反对的。 第三，关于科学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院士们不只一次地指出，完善的科学组织领导是胜利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保证。他们认为，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科学工作的领导中心，而目前科学院还没有能够很好地把全国的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科学院有些研究单位（如土壤、地理等）同专门学会的联系还不够密切，没有给以足够的支持和帮助，同时，科学院内部还有很多科学研究的潜力没有发挥。代表团员们几乎一致称赞我们的仪器设备和房屋建筑，格拉西莫夫院士认为我院土壤研究所的物质条件并不比苏联的土壤研究所差，在房屋设备方面甚至还要好得多。他们一致赞扬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大力支持，科学研究事业已具备了优良的物质条件，鼓励我们应很好地组织和发挥一切潜在力量，积极培养青年干部，进行坚持不懈的科学工作。此外，院士们还指出科学院内所与所之间的工作没有取得很好的配合，其中植物所和土壤所，地理所各所之间以及地质所和古生物所间配合得还差。格拉西莫夫院士特别提出，在组织和进行巨大的综合研究工作时，经验及具有高度要求水平的领导工作人员却嫌不足，因而影响到综合性工作的取得。例如，在自然区划方面，各研究所和专家们的工作方法和结果不够协调，各单位所进行的巨大而有价值的工作未能完全总结出来和进行到底；中华地理志的编写过程中计划和方法都有改变，并且有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以致工作速度延缓下来；在科学院所组织的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调查队中，水文学和水力工程学家几乎没有参加。因此，全力地巩固和加强对已进行的综合性工作的科学组织和领导，就有着重要意义。 以上所举出的仅是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地学方面的团员们所提出的建议的一小部分。从这些例子以及个人同苏联科学家接触的过程中，对于先进的苏联科学和苏联科学家有以下几点肤浅的体会： 首先，苏联科学家的高度科学水平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密切结合。他们在分析自然界的现象时，总是把自然界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识的。例如，格拉西莫夫院士和柯夫达通讯院士在进行野外调查或参观农场时，从不孤立地去观察土壤，而是很密切地注意到周围的自然环境，植物群落、地质、气候、地形以及耕作的情况和历史过程等。对于盐垦区农场的排水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把水排至附近农民的田地里而不事先免除它的恶果，那就是以邻为壑，是一桩犯法的事情。由此可见，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是如何地为全面设想的。更因为他们从各种自然条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整体观念出发来观察事物，就必然能够从事物的发展中和运动中来把握并提示方向。 其次，苏联科学家是使科学密切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苏联科学家们在百忙中能够到我国来，就他们本身的学科和兴趣来说，当然有必要作一些较学术性的研究，但他们总是首先满足我国科学界和企业部门的要求，把绝大部分时间放在参观矿区、农场、试验站、研究所及作学术报告和举行座谈会上。在重庆，因时间关系别洛乌索夫通讯院士曾在一天中乘了十四小时的汽车去隆昌油田作为时只数小时的考察；在山东，柯夫达通讯院士也曾放弃了较学术性的黄河口考察而去详细参观一个农场，解决土壤盐渍化问题。因之，他们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其业务范围接触到许多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并提出重要建议，例如石油的探勘、新钢铁基地的建设、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土壤的改良和利用等。同时，他们对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必需的基本资料也很重视，他们不但建议我们应该迅速地完成测量和绘制全国适当缩尺的地形图、地质图、土壤图，以及地震烈度区划图、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区划等等，而且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地形图的编制的历史、方法和原则，并建议为了更好地开展和领导测量和绘制中国地形图工作，应在国务院下设立一个全国测量总局。他们认为这些基本资料之不能及早掌握，目前已感觉到落后于工农业建设的要求，五年十年之后将会延误我国工农业的发展速度。这种理论密切同实践结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再次，苏联科学家们很重视劳动人民的经验。柯夫达通讯院士常说，科学家应该向农民学习，他在河北时沿途观察了农民沟洫水位和地面堆土高度的差别，结合苏联经验迅速地确定柏各庄农场一带土壤盐渍化的临界深度为一点五公尺左右，解决了柏各庄农场想要解决的难题，为农场排水沟深度的设计提供了科学根据。又如格拉西莫夫院士和柯夫达通讯院士在参观了甘肃西峰镇群众的水土保持措施后，认为修建梯田是坡地上保持水土很好的方法，但对于地边坎、涝池等措施则指出必须进一步提高，各种田间工程应同农林保持水土的措施结合进行。这就使我们体会到学习和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经验，是自然科学家研究大自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最后，我们不能不对苏联科学家们的热诚帮助表示深切的感谢。不论在北京，在旅途中，在风尘飞扬的陇东或在气候炎热的两广，他们总是尽量利用每一分钟进行工作，甚至有的还抱病坚持工作，凡是他们所发现的问题和工作的心得，都毫无保留地很谦虚地向我们提出，热心地教导我们并同我们一起讨论；当他们发现我国目前某些重要科学部门缺乏坚强的科学领导时，就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推荐了许多苏联权威的学者可以来中国帮助工作，并希望我们多派年青科学工作者到苏联深造；同时，他们还诚恳地欢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论文送往苏联登载，以互相交流科学成果。现在，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已经返国了，苏联科学院院士们教授们所留给我们的丰富而宝贵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及各研究单位正在进行总结并研究贯彻。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每一项建议，定出步骤，分别贯彻，使每一项建议都有交代、有下落。我们深信，认真地贯彻苏联科学家的建议以及中苏科学院合作办法，将使中国科学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苏联科学家在这次访问中所播下的友谊的种子将得到丰硕的果实。

第3版()专栏： 侨胞们要积极支持祖国的建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官文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要讨论的最主要的议案，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任务是在一九五二年全国经济恢复后的基础上，从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五七年这五年之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换言之，就是要把我国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国。这是完全符合于中国人民和后代子子孙孙的长远利益和最高利益的一件伟大的事。我作为一个老华侨，能够参加这样一件大事的讨论，是感到无限光荣的。在很兴奋的心情中，似乎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少年。 要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是一百年来所有一切有志之士的共同理想。特别是旅居海外的华侨，由于切身的体验，更具有这种热烈的愿望。然而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层层剥削和阻碍之下，中国是绝对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建设而成为工业国家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在一九四九年完成了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在三年的经济恢复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 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是要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我国的重工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知道，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轻工业，更不能建设机械化的集体农业。所以，有些人以为可以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轻工业或农业，都是十分错误的。还有的人因为我国许多地区都有丰富的资源，所以就认为应该同时都进行工业建设，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地区的利益来服从整体的利益。总之，我们一切要从长远利益着眼，近视是要不得的。 这个五年计划草案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编制完成的，而且还是在已经进行了二年半的建设之后才编制完成的。它的内容是建筑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有完全的理由相信它可以按期完成，并且有可能争取超额完成。但是，我们并不以这样的成就为满足。李富春副总理在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中很客观地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我们的生产还落后于美国和英国甚至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但中国人民六年来前进的速度是远远大过这些国家的。并且确定地说，我们要赶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两百年或一百年的成就，只要几十年。我们完全同意李副总理的分析，并且相信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是能不断胜利的。当然，要实现五年计划，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首先是蒋介石卖国集团在美国帝国主义和它的追随者们的协助之下所要进行的对我们的破坏和捣乱，其次是如何积累我们的建设资金问题，最后是我国技术上的落后问题。我们必须使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为解放台湾和克服资金问题和技术问题上的困难而努力，才能实现我们的美好将来。因此，我完全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号召。 侨胞们，我们大家过去热烈希望的富强的祖国，已经在望了，而且它是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的祖国。希望你们从物质上精神上来支持祖国的伟大号召，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第4版()专栏：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关于举行协商会议给越南南方当局的照会 新华社河内二十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范文同，根据主席兼总理胡志明的命令并且代表他，在七月十九日送给越南国（南越）国长和总理一件照会，照会全文如下： 两位先生： 经过了多少年的战争，日内瓦协定已经在尊重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为印度支那各国带来了和平。 关于越南，日内瓦协定规定了停止敌对行动，取得政治解决，以便巩固和平，通过自由普选实现越南的统一。 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第七条很清楚地规定：“将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内，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所规定的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成员国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全国选举。自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起，双方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当局，应就此项问题进行协商”。 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第十四条甲款也规定：“在举行获致越南统一的全国选举以前，各集结区内的民政由依照本协定应在该区集结部队的一方负责”。 这样，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中都明确规定了通过自由普选实现越南统一的原则，确定了举行协商会议和举行普选的日期，并且具体规定了双方对这个问题所负担的责任。 在停火、撤退和转移军队以及其他各项问题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忠实地履行了日内瓦协定。 目前，双方军队已集结在南北两地区，因而已“造成在最近时期内实现越南政治解决的必要前提”。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将继续彻底履行日内瓦协定，并认为各有关政府应努力保证使日内瓦协定得到尊重，越南的统一得以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得以巩固。因此，一九五五年六月六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声明准备同南方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当局举行协商会议，以准备普选，实现国家的统一。其后，中央联合停战委员会越南人民军代表团已经向法兰西联邦部队代表提出了准备两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当局之间的会商问题。 北方和南方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当局按期举行协商会议是极其重要的，不仅同国家统一的前途有关，而且同日内瓦协定的忠实履行有关，同印度支那和世界和平的巩固有关。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五年六月六日发表了声明以后，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西贡电台公布了“越南国政府对通过普选实现国家领土统一的立场”。这个声明曾提到普选和统一，但是没有提到一个极其重要、极其现实的问题，即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两个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当局会见并且举行协商会议讨论普选和统一的问题。此外，在这个声明中，有些话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无助于创造召开协商会议的有利气氛。 我国同胞，从南到北，不论阶级、宗教和党派，都切望国家统一，期待协商会议早日举行并且获得良好的结果。负有保证日内瓦协定实施的责任的各国以及总的说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都希望举行协商会议，而且希望协商能获得良好结果，越南的统一得以实现。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议你们派出代表同我们的代表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从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起，在越南领土上一个双方协议的地点举行协商会议，以便讨论通过在全国举行自由普选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 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总理的命令并且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总理 副总理范文同

第4版()专栏： 各国人民和舆论希望四国会议获得成就 德国统一问题委员会 德意志通讯社播发了德国统一问题委员会就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发表的声明。 声明说：德国人民希望四大国找出本着互相谅解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和平地解决争端的方法。 声明接着说：德国统一问题委员会拥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拥护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和结束冷战。 声明强调：西德奉行的复活德国“国防军”的政策阻挠了德国人之间达成谅解，阻挠了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引起了另一次战争的危险，并且阻挠了德国和平地重新统一。 法国人民 法国人民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展开争取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成功的斗争。 近几天来，法国各地的劳动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并且通过了许多决议，要求和平解决德国问题，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七月十七日，在离日内瓦不远的法国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安马斯就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是由法国各党派人士——共产党员、社会党员、激进社会党员和天主教徒提议而举行的，会上选出了由二十个人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团要去日内瓦向法国政府代表表达这次群众大会参加者的意志。 法国许多城市的劳动人民不断派遣代表团到日内瓦去。十九日有十七个法国铁路员工代表团带着请愿书和决议到日内瓦去，要求法国政府代表团在日内瓦采取符合法国人民的和平意志的独立立场。 法国劳动人民还纷纷打电报和写信到日内瓦去，要求富尔促使日内瓦会议成功。 波兰“人民论坛报” 波兰“人民论坛报”十八日发表社论说：近年来的事实表明，只要大国采取具体合作的步骤来解决问题，和平事业就可以推进一步。这次会议是在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的有利条件下举行的。只要参加会议的国家都具有取得协议的真诚愿望，那么会议是可以获得成就的。 社论指出，但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西方国家的侵略势力阻挠或者使会议得不到成果的企图并没有停止。美国的一些人物也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使资本主义压迫在人民民主国家复辟，他们却正在发出对于这些国家的叫嚷。这些叫嚷的真正目的在于使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并且阻挠各国人民所渴望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罗马尼亚“火花报” 罗马尼亚“火花报”十七日发表社论，评论四国政府首脑会议。 社论说，世界各国人民希望，和平共处的思想能够成为日内瓦会议的主导思想。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深信，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合作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只能以严格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首先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的原则为基础的。社论指出，任何违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行动，都是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和平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印度报纸 印度报纸广泛评论日内瓦会议。 “印度时报”说，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四国政府首脑寄予这样大的希望，摆在这四位政治家面前的是一些复杂的国际问题。在苏联方面，布尔加宁已经表明有必要结束冷战，并且重申他的政府相信具有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合作的可能性。这家报纸表示希望会议在促进解决一些国际问题上获得成功。 “甘露市场报”认为，如果亚洲和非洲没有和平，欧洲也就不可能有和平。如果最高级谈判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足够广泛地讨论问题，并且必须讨论亚洲问题，包括印度支那问题和台湾问题。 乌尔都文日报“新世纪报”的社论说，全世界人民希望这个会议集中力量来讨论像禁止原子武器、裁减军备、德国统一、远东问题这些迫切问题。 印地文的“印度斯坦日报”说：四大国现在有了难得的机会来满足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它们不能使广大人民失望。 （据新华社讯）

第4版()专栏： 一年多来的美国股票行情说明了什么 钦本立 美国股票行情这一年多来的波动很大，出现过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也跌到过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低的水平。美国股票行情这种剧烈的波动说明了什么呢？ 有些美国企业界人士把股票行情在这一年多中间上升的现象说成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反映。这种估计是和实际情况相抵触的。一九五四年一年内，纽约交易所各大公司的股票行情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左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国三十个主要工业公司股票的平均行情更比一九五三年高出百分之六十。但是，一九五四年的美国工业生产不仅没有比一九五三年增加，相反的是下降了。美国工业生产指数自一九五三年七月的一三七（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为一○○，下同）下降到一九五四年三月的一二三，即下降百分之九。从一九五四年三月到八月，一直大致维持在这个低水平。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后虽开始缓慢上升，但到十二月也只上升到一三○，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五三年七月的水平。一九五四年工业生产全年平均水平比一九五三年低。这就说明，美国股票行情上升不是生产增加的反映。 就一九五四年九月开始的工业生产上升来说，它的基础也是狭窄和极不稳固的。这个时期工业生产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由于汽车工业的增加。但汽车工业生产的增加不是由于正常的消费需要，而是由于：为着应付可能的罢工，各大汽车公司都把今年春季的生产计划提前实施；再加上通用、福特等主要汽车公司为了争夺市场，都决定了扩大新型汽车的生产计划。这就使得各大汽车公司在去年冬季都异乎寻常地提高了产量。另一个使工业生产增加的因素是建筑合同的增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放宽贷款条件等刺激的结果。这两个部门对钢铁需要量的增大，是促使钢铁工业生产增加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这种增加是人为的刺激造成的，它不是正常的现象。就在这种“上升”的同时，经济危机的一些现象也在继续发展。那就是失业增加，中小企业大批破产，农民收入下降，工厂和装备的投资减少，以及资本的日益过剩等等。所有这一切说明：美国官方和资产阶级报刊所宣扬的美国经济“上升”并没有稳固的基础。 所谓股票市场的“繁荣”是属于纯粹投机性质的。 一方面，工业投资减少了。美国公司一九五四年对新企业和设备的投资共为二百六十七亿美元，比一九五三年二百八十四亿美元减少百分之六。其中投资额减少程度特别大的部门有黑色冶金业、机器制造业等。投资额减少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对于生产生产资料部门投资的严重的缩减，反映了美国企业主对于生产前途的缺乏信心。 另一方面，市场上游资增多。在生产前途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游资的拥有者日益群趋于股票的投机。美国政府用放松银根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结果是增加了这种从事投机的资本。许多得到低息信用贷款的人并不把贷款投入生产方面，却大量地涌入股票市场。今年春季美国政府对股票市场的一次调查说明，为了从事股票和证券投机而向银行贷得的款项达七十二亿美元。美联社记者在去年十一月就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信贷条件可能已经比过去一年放宽到这样的程度……投机者现在能够为了进行股票市场买卖而借款，而利息之低足以使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借款出乎寻常地具有吸引力。这样就为股票的投机性上升提供了可能。” 美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取消了对垄断公司征收的过分利得税。这个措施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大大地维护了垄断资本的利益。因此，一九五四年小公司破产户总数达一万一千，比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而大公司的纯收入和红利仍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平。一九五四年美国各公司的总利润比一九五三年下降了近百分之三，但一千一百三十一个主要制造业公司的利润却上升了百分之五。垄断企业的股票成为交易所投机的对象，益加鼓励了股票投机。 正是因为股票市场的所谓“繁荣”是由于狂热的投机所造成，所以股票交易所处于神经质的紧张的气氛中。只要稍有不利于股票投机的风声，股票行情就会狂跌。例如，一九五五年一月四日，美国政府宣布提高购买股票必须付出的保证金。一月五日、六日股票市场就发生了大规模的跌风。这次下跌的幅度大大地超过了股票交易所通常的波动。正像当时有些记者所指出，增加保证金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股票行情下降，如果美国经济情况真正稳定的话，如果股票行市的上升有着坚实的基础的话，就不会产生这种严重的后果的。 近一年来美国股票行情的剧烈波动是属于纯粹的投机性是用不着再多说的。但是，如果不提到美国股票市场和国际局势的关系那是不全面的。每当国际局势趋于紧张的时候，股票交易所的投机者就大量买进与军事生产有关的大垄断公司的股票而掀起涨风；相反，国际局势的趋于缓和从美国股票行情下跌中也得到反映。 这里举出几个主要的例子来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美国国会选举结束，主张大大增加军备的人占了优势。第二天，美国工业，特别是和军事有关的工业股票就出现了十五年以来最猛烈的涨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初，预示着美国对远东侵略加紧的美蒋条约签订，同月，美国三十个主要工业公司股票的平均价格就上升到二十五年以来美国股票价格的最高峰。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起，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要国会赋予他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全权，股票的价格就纷纷上涨，特别是能够从军费的增加中得到很大好处的公司的股票上涨最烈。例如，制造原子潜水艇和飞机的通用动力公司股票每股上涨了五点五美元，创造了上涨幅度的新高峰。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股票上涨了二点七五美元，共和飞机公司股票上涨了一点七五美元，其他和军火工业有关的公司股票也都显著上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长卞湼散布台湾地区形势紧急的消息以后，美国股票行情又扶摇直上。四月十五日，美国三十个主要工业公司股票平均价格达到四二五点四五美元，为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最近的一次激烈的波动，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今年五月上半月，正当奥地利国家条约获得协议、酝酿举行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消息接连传出的时候，纽约股票行情就一直下跌。五月十四日，四国外长就政府首脑会议问题达成一般协议，十五日，奥地利国家条约签字，十六日，纽约股票市场就发生了今年以来又一次最猛烈的跌风。在这次跌风中，跌得最厉害的是波音、道格拉斯等出产军用飞机的公司股票。这些股票比今年所曾达到的最高价下跌了百分之三十五。美联社记者当时报道说，这次大跌价的原因是，华尔街的投资家和商人担心这些国际事件“到底是不是冷战结束的开始”。但到五月下半月后，美国显要的将军们接连地发表演说和谈话，用捏造的所谓“苏联威胁”来恐吓美国人民，就在这一阵战争叫嚷声中，美国众议院批准了在一九五五—一九五六财政年度拨给国防部三百一十四亿八千八百万美元庞大经费的法案（去年的拨款是二百八十八亿美元）。五月二十六日美空军部长宣布把B五十二型飞机的生产速度增加到超过目前水平百分之三十五。这种叫嚣和措施立刻在股票市场得到了反映。五月二十七日，承造B五十二型飞机订货的波音飞机公司股票价格开盘后就一直上升，其他飞机公司的股票也跟着上升，整个股票行情普遍叫高。 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特别是和军事生产有关系的大公司的股票行市同国际紧张局势的密切关系。国际局势紧张便于美国政府加紧实行扩军备战。而加紧扩军备战，对于美国垄断资本来说，就意味着兴隆的生意和巨额利润。最近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一个报告说明军事定货和垄断资本、特别是大垄断资本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这个报告说，从一九五四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半年内，美国政府发出的军事定单共达一百六十三亿三千七百二十万美元。十九家大垄断公司从中获得定货八十二亿美元，占总数的一半。其中得到定货最多的五家公司都是飞机公司，共获得四十五亿一千九百一十万美元。上述十九家大公司中的其他几家公司也都是同制造航空设备有关的。这些垄断公司所取得的利润，大大超过其他工业公司的利润。华尔街日报今年三月十三日报道，一九五四年十六个飞机公司的净利比一九五三年上升了百分之七七，而其他各种工业的七百二十六个公司的平均利润只上升百分之三点四。纽约股票交易所机关报报道，飞机公司集团在一九五四年所付出的红利比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六三点三，这是所有工业公司中在一九五四年中所得红利的最高数额。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据史坦德—普尔公司发表的材料，一九五四年的飞机公司股票价格将近上涨到百分之一三一，比任何其他工业公司股票都要高。 现在，在美国全部工业生产中，军事生产已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左右。美国垄断资本愈来愈依靠政府的军事定货和备战开支来维持企业活动和保障巨额利润。在这个背景下面，人们可以了解到，美国股票市场近一年多来的剧烈波动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军事化经济的极端腐朽性的一种反映。这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当前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前景是那样不合于美国垄断资本家的胃口，为什么他们对和平是那样的深怀恐惧。就在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召开的当天，美国股票价格普遍下跌，和军用生产有密切关系的飞机和钢铁工业股票跌得最多。美联社引用纽约市场“观察家”的评论，把这称为一场“和平吃惊病”。同时，美国垄断资本家并不掩饰他们的这种希望：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谈判，将不产生有决定意义的结果。这一点，应该引起爱好和平的人们深切的注意和警惕。

第4版()专栏： 尼赫鲁总理谈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等问题 新华社新德里二十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十九日在新德里对记者们发表谈话，表示希望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创造一种努力通过谈判解决国际问题，并且大家都不进行威胁或说出威胁性的话的气氛。尼赫鲁说，四国政府首脑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首次演说是令人鼓舞的。 尼赫鲁在提到远东问题时说：“不一定什么时候，总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考虑这个地区的问题。至于有多少国家应该参加会议却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并不在乎我们是否参加。但是我们认为，在开会之前，应该进行非正式的接触来准备这个会议，以使会议不会以生硬的方式进行。” 尼赫鲁说，“远东局势是世界两个重要问题之一——另一个是德国和欧洲问题。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个问题比德国问题更富有爆炸性。问题是如此重要和如此趋向于爆炸性，以至四国的任何会议都不能忽视它。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问题若没有中国的出席，是不能够得到真正充分的考虑的。因此，虽然四国在日内瓦可能正式地或非正式地考虑这个问题，但这种考虑必须只是某种初步的考虑，而不是以比较肯定的方式进行考虑。我应当想像和希望，他们将以那种方式对这个问题作某种考虑，以便易于作进一步考虑。” 尼赫鲁又说，日内瓦协定应当由有关各方加以实施。他指出，作为签署日内瓦协定的法国政府的继承者，南越政府是受到日内瓦协定的约束的。在日内瓦协定签订的时候，法国代表南越。如果每一个接替的政府都否认它的前任政府所达成的协议，这将是一个不可容忍的局面。 尼赫鲁说，“日内瓦协定是经过长期而困难的协商之后达成的，所有有关的大国和某些较小的国家都说，它应当受到尊重和履行。这是十分正确的。在任何特别的地方不遵守它就意味着它的被破坏，这种破坏可能导致打乱整个日内瓦结构，而且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尼赫鲁在答复记者关于梅农最近访问北京、渥太华、华盛顿和伦敦获得何种程度的成就的问题时说：“我并不知道这些访问是成功还是失败。当你正设法令人接受某些主张时，你并不得到肯定的结论。某种影响是产生了。这些主张和建议得到考虑。我毫不怀疑，印度政府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梅农对这些地方的访问而进行的活动已经是非常有助于保持远东的平静。问题是困难的，期望任何突然的解决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你就为解决办法准备了基础。”记者问到梅农在华盛顿是否像在北京似的得到同情的听众，尼赫鲁回答说：“华盛顿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北京政府说的话是很权威的，它代表一个意见。没有两种意见。但是在华盛顿，就有若干意见。” 尼赫鲁强烈谴责某些外国报纸支持葡萄牙对果阿的殖民统治的态度。尼赫鲁说，葡萄牙“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占领果阿。让全世界注意，让大西洋国家注意，我们是不会容忍关于果阿的无稽之谈的，不论它来自大国或小国。”

第4版()专栏： 塞尼政府在意大利下院以微弱多数获得信任 意共产党和社会党议员投票反对塞尼政府 新华社十九日讯　罗马消息：以天主教民主党人塞尼为首的意大利新政府，十八日在意大利下议院的信任投票中以微弱多数获得信任。共产党和社会党议员投票反对塞尼政府。 塞尼在十三日向下议院提出新内阁的名单和施政纲领。塞尼在施政纲领中表明，新政府的政策和前任谢尔巴政府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他声明意大利将继续忠实于北大西洋公约和欧洲联盟，虽然他同时也表示要促进东西方之间紧张局势的缓和。 在辩论新政府的施政纲领时，社会党议员马蒂诺发言说，社会党不能支持新政府，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这个党为了国家和意大利劳动人民的利益，有时愿意支持塞尼政府。 共产党议员巴叶塔在发言中详细说明了共产党反对这个新政府的理由。巴叶塔说：这个政府“虽然承认一些问题的严重性和承认继续奉行为全国斥责的政策是办不到的，但是它又不能奉行一种新政策。它是一个失败的妥协的产物。我们拒绝这个政府的组成，也不能接受它的政纲。” 巴叶塔接着指出，谢尔巴政府是由于公众的反对和愤怒而被迫辞职的。他说，如果不考虑到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影响是不可能解决国家的问题的。 共产党议会党团的另一名代表英格拉奥批评最近几年来历届天主教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他说，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是在危机中，它屈从美国而缺乏主动性。 英格拉奥最后说，我们要投票反对塞尼政府。然而我们将支持政府在谋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真正缓和、裁军和改善同各国的关系方面所采取的任何主动。

第4版()专栏： 日本公众筹备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各地公众正在积极筹备订于八月六日开始在广岛市举行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 广岛县的公众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全县的筹备会，并且选出前广岛市市长滨井信三担任会长。在这个筹备会的领导下，广岛市的工人、妇女、青年、学生和教授等在市内热烈地展开了关于支持举行世界大会的宣传和为筹备世界大会基金的募捐活动。 吴市由市长、市议会议长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推进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联盟曾举行会议，决定要在世界大会举行以前，举行吴市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市民大会，并且选派参加世界大会的代表。富山县的居民们，在富山县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签名运动联络会的领导下，也准备举行一个选派参加世界大会代表的全县和平大会。 三鹰市和大津市的议会都已经通过了支持召开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决议。

第4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筹备国会和制宪议会选举工作 印度尼西亚报纸揭露某些外国和反对党的倒阁阴谋 新华社雅加达二十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消息：印度尼西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接受了由各政党、团体或个人所提出的三百七十五个候选人名单。 印度尼西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哈迪库苏莫最近说，国会和制宪议会的大选将按照预定的日期分别在今年九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十五日举行。他着重指出，中央选举委员会进行的工作不受政局发展的影响。 “人民日报”十九日说，目前除了保证举行大选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使国内局面平静。 新华社雅加达二十日电　据印度尼西亚报纸报道，以卢比斯上校为首的一批陆军高级军官已经在十八日上午拒绝接受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的为了早日解决陆军事件的折衷建议。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的建议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国防部长已经辞职，卢比斯上校的停职令无效；在一定时期内承认乌多约就任陆军参谋长之职，然后乌多约再提出辞职；同时政府将考虑从陆军方面提名的军官中任命一位新的陆军参谋长。 “印度尼西亚新闻”在十八日的报道中说，雅加达的政界人士认为，某些外国极其希望看到印度尼西亚的局势恶化。某些外国人希望陆军问题能够搞垮目前的印度尼西亚内阁，因为他们不想让奉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以及同其他国家友好的政策的内阁来执行亚非会议的决议。 印度尼西亚反对党社会党机关报“指南针报”已经公开要求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辞职。在国会中，由于反对党议员的抵制，印度尼西亚国会关于废除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议定书法案的表决一再未能举行。 印度尼西亚政府解决陆军问题的政策受到各界人士和许多群众团体的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总工会、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以及争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真正独立战士协会等组织都发表声明，谴责违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宪法和民主原则的行动，并且要求为了成功地进行大选工作，为了保卫和扩大民主和自由的利益，加强和扩大团结，保持高度的警惕。

第4版()专栏： 老挝首相公然宣布不让寮国战斗部队参加普选 新华社河内二十日电　据法新社万象消息：老挝王国首相克特在十九日发表演说，公然声称不让寮国战斗部队参加将在今年十二月举行的全国普选。克特在演说中还对寮国战斗部队恣意进行攻击。 大家知道，从停战以来，老挝王国政府一再阻挠寮国战斗部队根据日内瓦协议参加全国的共同生活。而日内瓦协议特别指明老挝全国共同生活是包括普选在内的。

第4版()专栏： 惟恐瘪气　米谷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