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热情。空军一等功臣张伟良（左第二人）怀着兴奋和关切的心情同战友们一起座谈五年计划。

第1版()专栏： 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致桑布、泽登巴尔、拉布丹电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尤·泽登巴尔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代理外交部长斯·拉布丹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兴奋的心情注视着蒙古人民共和国三十四年来在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光辉成就。祝蒙古人民在久经考验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在胜利地实现第二个发展国民经济及文化的五年计划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 周恩来总理招待蒙军歌舞团 朱副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歌舞团负责人 新华社十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十日晚间举行盛大酒会，招待以达姆丁呼少将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全体团员。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和使馆官员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出席今晚酒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乌兰夫，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副部长丁西林、夏衍，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陈赓，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甘泗淇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首都文学艺术界人士等。 当以达姆丁呼少将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全体人员走进会场时，周恩来总理在门口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致词说：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歌舞团的访问和演出，并且庆祝你们今天晚上演出的成功。 蒙古人民是一个勇敢的富有前进心的民族，这次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的演出，也正好反映了蒙古人民的战斗性和创造性的精神。这很值得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好好地学习。 蒙古和中国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我相信经过歌舞团这一次的演出和将在中国各地的演出，一定会促进中蒙两国军队和人民的友谊的巩固和发展。　　我提议为蒙古人民革命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友谊， 为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全体同志的健康， 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蒙古人民的领袖、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泽登巴尔同志的健康， 干杯！ 达姆丁呼少将致答词。他说：请允许我代表蒙古的劳动人民、人民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及其歌舞团的全体同志，向总理同志并通过您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谢意。 蒙中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日益发展：中国的文化艺术代表们带着自己优秀的艺术成就，曾先后到我国进行多次演出，正当我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时候，中国的许多技术人员，又以实际行动支援了我们，这些更加鼓舞了我国人民建设自己国家的意志和劳动积极性。 连接着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的新的友谊的铁路现已建成，这是我们三国人民之间永恒友谊的标志。 我们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在这次来中国访问演出的期间，除了把自己的艺术成就介绍给亲密的朋友中国人民之外，并向为创造自己自由幸福生活而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中国人民很好的学习。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为我们顺利完成任务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力量。 我们深信，这次演出任务的顺利完成，定能有助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兄弟般的友谊，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 我建议：为祝贺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国人民及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设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为伟大中国人民的领袖——蒙古人民的忠实朋友毛泽东主席的身体健康，请干杯！ 周恩来总理和达姆丁呼少将的讲话不时为会场上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在酒会上，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也讲了话。 酒会进行中间，中蒙两国的艺术家们表演了精采的节目，会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感谢。 新华社十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十日下午七时十五分接见了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领队兼团长达姆丁呼少将，副团长钦迪上校、那木吉拉道尔吉中校，艺术指导策仍道尔吉少校，团长秘书姜森巴拉桑。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邓小平、陈毅、乌兰夫，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副部长丁西林，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 接见时，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也在座。（附图片）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负责人。图为朱德副主席（右第一人）、周恩来总理（左第一人）和达姆丁呼少将（左第二人）在谈话。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第1版()专栏： 蒙军歌舞团演出招待我全国人民代表 新华社十日讯　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十日晚在怀仁堂举行歌舞表演晚会，招待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人民代表。 出席观看表演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赛福鼎，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乌兰夫，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副部长丁西林、夏衍，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人民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奥其尔巴特和使馆人员也到场观看表演。 前台帷幕在观众长时间的掌声中徐徐拉开，歌舞团舞台监督元敦上尉走到舞台中央，他说：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今天得到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演出的机会，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及其歌舞团的全体同志，向你们致以衷心的兄弟般的崇高敬礼。这时，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晚会上演出的许多富有蒙古民族风格和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节目，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赞赏。每一个节目表演结束后，蒙古艺术家们都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一再谢幕，有许多节目还作了第二次表演。 晚会上，蒙古艺术家们还用中国话演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南泥湾”、“歌唱二郎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等中国歌曲，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表演结束后，首都青年文艺工作者八十人穿过热烈鼓掌的观众，上台向歌舞团人员献花，感谢他们的精采表演。

第1版()专栏： 西安武汉广州南京等地人民 决心为实现五年计划而努力劳动 本报西安九日电　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鼓舞了西安地区工厂和基本建设工地的广大工人。大家认为这是一个为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奠定初步基础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完成也将为全国人民奠定幸福生活的基础。工人们表示要努力搞好生产，按时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单位的计划，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西安农业机械厂女机工、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孟广珍看到报告中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的完成主要靠我国现有企业时，兴奋地表示要从现在起除按施工单完成任务外，还要积极投入目前正在开展的全面节约运动中去。铁道部三桥车辆修理厂货车车间铆工工长郭元祥说：我们要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在生产中注意一点一滴的节约，来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西北第二工程公司人民大厦礼堂工地经常突破定额的普通工小组组长唐金荣说，五年计划的后两年，任务更艰巨，我们小组的计划也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一定要争取天天超额，得省就省，决不在施工中造成浪费。 本报武汉九日电　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振奋了武汉市各界人民。在武汉长江大桥工地上，拼装钻机的工人利用休息时间进行漫谈，他们表示要用提高工作效率的实际行动，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在大桥左岸的桥头工地上起卸管桩的搬运工人，在七日的下午，就把工作效率提高一倍。郊区合作乡群力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黄传亥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后，兴奋地说：“我们保证完成粮食增产计划，来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厉旡咎说：“我们要以更积极的态度接受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报广州九日电　广州市许多工厂、建筑工地的职工看到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以后，都为祖国建设的宏大规模和美丽的远景感到莫大的兴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扩建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新闻纸厂的广州造纸厂的许多职工，在休息时间都仔细地阅读了李富春同志的报告。这个厂的工人、广州市劳动模范陈远昌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我们厂的生产能力将比一九五三年提高四倍。我们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在广州的许多华侨学生，多买了好几份刊载着李富春报告的报纸，准备寄给海外的亲友，让亲友们分享自己的喜悦。 本报南京九日电　南京市各工厂企业的职工热烈欢迎“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从第一汽车制造厂派来南京汽车制配厂学习技术的青年女工刘宜静说：“我一定要虚心向老师傅学习，争取早日学好技术回厂参加生产。”南京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工区瓦工孙荣根青年突击队，八日中午重新修订了小组竞赛保证条件，增加了保证工程质量的具体措施来支援国家建设。就要离开南京前往西藏支援边疆公路运输事业的三十几位汽车驾驶员们，对五年计划内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特别感到兴奋，他们一致表示：到边疆后，一定要以克服困难的精神，帮助藏族同胞进行经济建设。

第1版()专栏： 李顺达等决心多生产粮食支援工业建设 本报讯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申纪兰、曲耀离、吴春安、郭玉恩、李顺章、饶兴礼等，对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一致热烈赞扬。他们对五年计划所提示的建设规模的宏大都非常兴奋，同时表示要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以适应工业建设的需要。李顺达说：“五年计划规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完全正确。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起我们巩固的国防，才能给农业生产供给大批农业机器，把落后的农业改变为先进的农业。我们农民一定要按照国家计划生产，给工业建设供给粮食，供给原料。”曲耀离和郭玉恩都说：五年计划订得很全面，各方面都照顾到了，不论那一方面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都是给人民谋利益。农民们实现五年计划的办法就是多生产粮食和棉花。吴春安接着说：“工业发展了，农业跟不上，就成了大问题。像去年，工业都增产，我们社的棉花却比前年减了产，这怎么能支援工业建设？这回回去一定要向农民宣传，多多增产，社会主义就来得快一点。”申纪兰说：“五年计划是国家的大计划，以后个人生产的小计划就要服从这个大计划，国家需要种什么，自己就种什么。” 李顺章在谈到他的感想时说：“我们山东人民世世代代都遭受到黄河的威胁，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开始进行黄河治本工程，把水害变成水利，这对山东以至全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五年计划中规定要建立很多发电站和工厂，要开采很多矿山，我们一定要努力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 红光满面的饶兴礼把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比作“要想吃鸡蛋，先得养母鸡”。他说，他们的合作社去年使用了硫酸钙、过磷酸钾等化学肥料以及除虫药粉，结果产量就增加很大。“可以设想，随着重工业的不断建立和发展，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带给农业的好处将越来越大。我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努力找窍门，多生产粮食，更好地支援工业建设。”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陆续收到代表提案 提案审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进行审查 新华社十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已在八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并且开始进行审查工作。 在已经收到的代表提案中，很多都涉及到国家各项建设和当前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其中有关于严惩反革命分子胡风及其集团的首恶分子，加强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发展交通建设，兴修水利工程，加强对粮食的保管和克服浪费粮食的现象，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生产等内容。这些提案，有些是代表们根据自己在日常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有些是代表们根据最近到各地视察当中所了解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也有些是代表们根据自己日常从群众中征集到的要求和意见而提出来的。许多代表在提案中，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 提案审查委员会已根据提案的内容分成政治法律、文教卫生、工业交通、财金贸易（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农林水利畜牧等五个组，对提案进行认真的研究，以便提出审查意见。

第1版()专栏：社论 努力发展信用合作社的业务 一年以来，我国农村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包括百分之三十以上农户的近十五万个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克服生产和生活的困难，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进和支持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信用合作社使广大农民在国家农业贷款以外，获得了一个新的筹措生产资金的源泉。广大农民要求普遍建立信用合作社，发展信用合作社的业务，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从自己亲身的经验中看到了信用合作社的好处。例如山西省的信用合作社在一九五五年第一季度放出的贷款就有一千零六十三万元，比国家银行在同时期发放的农业贷款还多了将近一倍。像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有许多。 但是，在短期内发展起来的信用合作社的群众基础还是很薄弱的。某些干部对开展信用合作社业务的重要性认识还很不够。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信用合作社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业务活动；有些信用合作社没有贯彻正确的方针政策；至于经营管理不善、资金运用不合理的就更多了。以致有些地区高利贷仍然能够继续活动，甚至还有发展的趋势。福建龟湖乡五百多户农民，就有二百多户向高利贷者求借，利息最高的竟达十分。这是多么严重的现象！今年国家银行的农贷指标在一部分地区已经放完或将要放完，但在秋收以前，许多农民对一般性生产周转资金的需要还很迫切。因此，信用合作社在这个期间应该加强业务活动，全力支持农业生产，打击高利贷剥削。这对促进信用合作社本身的巩固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许多信用合作社的资金是不足的。这是因为它们的存放款业务没有开展。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过来。不少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过分强调资金困难。他们认为在农村旺季以前，农村没有可以调剂的资金，他们不想办法开辟资金来源，而单纯依赖银行的贷款来进行业务活动；有些信用合作社只把眼睛放在少数富裕户身上，而不积极设法广泛吸收群众存款。这些当然是错误的。在国家不断收购农产品、副业产品和土产品、特产品的条件下，农村中可供调剂的资金，即使在旺季以前也是不小的。信用合作社应该把分散在千门万户的暂时不用的余钱集中起来。这是信用合作社充实资金的根本办法。当然，旺季以前农村资金供求规律一般是存入少、贷出多，一部分新建立的信用合作社在资金周转上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国家银行还是有责任给予贷款支持的。 信用合作社必须积极吸收存款，通过农村资金的调剂，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要通过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业务积极扩大信贷活动的阵地，帮助农民克服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打击、限制和逐步消灭高利贷的剥削。为了这个目的，各地对于信用合作社在贷款业务中存在着的不正确的做法必须加以切实的纠正。 应该指出，有的信用合作社在放款的时候，不从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出发，而只考虑贷款户有无还款能力，以致应该借款的农民没有借到，或者只借到很少的贷款，不应该借款的人却借到了贷款；有的信用合作社甚至把资金贷给地主、富农经营商业，而拒绝对贫农贷款，并且常常讽刺贫农，说他们是信用合作社的“包袱”，甚至动员已经入社的贫农退社。这种在组织上、业务上排斥贫农的极端错误的思想和作法，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决不相容的，同信用合作社的性质、任务也是决不相容的。信用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的金融组织。信用合作社不但不应该排斥和歧视贫农，相反的，它必须依靠贫农，认真帮助贫农。 信用合作社在开展存放款业务中，还必须十分注意团结中农。中农的经济情况比贫农好，他们是农村中闲散资金的主要持有者，是信用合作社聚集资金的主要来源。但他们有时也会发生周转性的困难。信用合作社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把存款利息规定得适当，并保证支付信用。有不少信用合作社在开展业务的时候，用过于简单的方式动员中农多入股、多存款，而当中农发生困难的时候，却不愿意给他们以贷款支持。这种做法同样是错误的。它不仅不能促进信用合作社业务的开展，而且会使信用合作社的业务陷于瘫痪，甚至有垮台的危险。 为了顺利地开展存款放款业务，信用合作社必须建立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我们绝不可把财务会计工作当成一项普通的技术工作，而必须把它当成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来做。很多社员都把账目叫作合作社的“根”，说“根子坏了就要坏事，根子不坏就丢不了款”。这是有道理的。经验证明，哪些信用合作社的财务会计制度混乱，哪些信用合作社就会发生贪污、挪用款项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它的业务活动就不能得到社员群众的支持。因此，对于财务会计工作十分混乱的社，必须迅速加以整顿、清理，并在适当时机向社员进行公开的交代；同时还应该把财务会计工作经常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以保障资金的安全，保证存、放款业务的顺利开展。 信用合作社现有的工作人员，多是从贫农中农当中选拔出来的和群众关系较密切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工作热情很高，但政治水平较低，工作经验也很少；有些人甚至不能应付日常的业务工作。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无法克服的时候，就常常产生消极畏难情绪，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各地的党组织和农业银行要经常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和具体帮助，使他们能够在政策和业务上切实有所提高。 信用合作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信用合作社的业务停顿的现状亟应改变。县一级的领导机关要合理地把信用合作工作统一安排在农村中心工作之内，并加强对信用合作工作的具体领导。改善领导的关键决定于区一级的领导。不少地区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认真改善和加强对信用合作社工作的领导，信用合作社的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起色。可以相信，在党的各级组织的坚强的领导下，在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在今年秋收以前进一步发展信用合作社的业务是完全可能的。

第1版()专栏： 越联战线全国委员会欢迎中越联合公报 越中友协代会长诗山就中越联合公报发表谈话 新华社河内十日电　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全国委员会在九日发表声明，代表越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越中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 声明说，半个月以来，越南人民每天都在注视着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伟大的中国访问的每一个活动。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隆重、热烈和亲切的接待，使越南人民无限感动。今天，全国人民更加欢欣地获悉越中两国政府在七月七日签订了联合公报。这一公报阐明了两国政府在有关两国的关系问题和国际局势的重大问题上的一致性。 声明指出，在联合公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明了要在实现日内瓦协定方面高尚的、负责的精神。声明说，越南人民在联合公报中看到两国政府在有关两国和世界各项问题中的明显立场，这个立场也是越南人民的斗争路线，它反映了越南人民的深切愿望。它说明了兄弟般的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在越南人民的和平和统一的斗争中的热诚的同情和支持。 声明说，越南人民感谢中国人民慷慨无私的援助，这个援助以前曾鼓舞了越南人民自力更生、推进抗战，现在更加鼓舞了越南人民积极巩固和平、实现统一的斗争。声明指出，越中两国间的友谊和真诚的互相帮助，也是对维护东南亚和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贡献。 声明说，面对着这种帮助，越南人民将更加努力为和平、统一、独立、民主而奋斗，促进要求举行协商会议以讨论普选的斗争，努力从各个方面来巩固北越。越南人民深信，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积极帮助下，越南人民必将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 声明最后说，越南人民铭记着胡主席的教导：“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密切关系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是任何人所不能离间和阻挠的”。越南人民再度祝越中友谊永恒深厚，并且祝中国人民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一个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的坚强堡垒。 新华社河内十日电　越中友好协会代理会长诗山九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公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 诗山说，当我在八日获悉中越两国政府已发表联合公报时，我感到无比高兴和激动。我认为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公报的每一句、每一字都表示两国政府和人民为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进行侵略和挑拨战争的阴谋而团结斗争的意志。联合公报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关心自己对保证正确地履行日内瓦协定的责任，证明中国六亿人民热烈支持越南人民，它是越南人民争取日内瓦协定得到正确履行的斗争的 一个坚强的后盾。中国六亿人民的积极支持，再加上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是对越南人民的莫大的鼓舞，它使我们为巩固和平、实现统一而更加坚强地进行斗争。 诗山接着说，在越南人民进行艰苦抗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年月里，中国人民光辉的斗争典范、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支持，对越南人民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自从越南和平恢复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帮助越南政府和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又作出许多援助。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把巨大的款项——人民币八亿元无偿地赠送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这再次表现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慷慨无私的帮助。这个帮助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样的帮助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阵营中具有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国家之间才能有的。它与美帝国主义以“援助”为掩护设法侵入和奴役各国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诗山说，越南人民深信，中国政府对日内瓦协定在印度支那的彻底履行的特别关心和坚决保证将是一个推进越南人民的斗争的力量，并且是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蓄意破坏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阴谋的有力打击。 诗山最后说，越南人民保证继续密切和加强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团结。这种不可摧毁的团结将帮助越南人民发挥自力奋斗的精神，在胡志明主席、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英明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为和平、统一、独立民主的斗争。

第1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和越南代表团到达新西伯利亚 新华社十日讯　据塔斯社新西伯利亚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十日到达新西伯利亚。 陪同代表团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别哥夫、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科切特科夫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大使阮良朋。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新西伯利亚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谢夫宁、苏联共产党新西伯利亚州委员会书记乌利宾、苏联共产党新西伯利亚市委员会书记巴库金以及新西伯利亚市各界人民的代表。 谢夫宁代表全市劳动人民欢迎贵宾。 胡志明主席致答词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访问你们的城市——苏维埃西伯利亚的优美首府，感到非常高兴。让我向你们转达越南人民的最热烈的问候，并且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热诚欢迎。 越苏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胡志明主席的讲话频频为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新西伯利亚的小学生向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人员献花。 贵宾们随即离机场入城。

第1版()专栏： 印度文化代表团离乌鲁木齐到喀什访问 新华社喀什十日电　印度文化代表团结束在乌鲁木齐市的访问和演出后，由团长钱达率领九日中午十二时乘专机到达喀什访问。 九日天气晴朗，喀什机场上彩旗迎风招展。到机场欢迎贵宾的有喀什市市长阿不都拉尤夫、新疆省人民政府南疆行署外事处处长严夫、文教处处长苏力堂等五百多人。 在维吾尔族乐队的悠扬乐声和欢迎人群的雷动掌声中，钱达团长和他的夫人及代表团人员下机和阿不都拉尤夫等人一一握手，少年先锋队员和文化艺术界人士热情地把盛开的石榴花和一束束鲜花献给贵宾。 贵宾们由主人陪同在机场休息室共进茶点、瓜果时，钱达团长和他的夫人询问了当地气候、风俗和物产等情况。随后，阿不都拉尤夫等陪同贵宾前往住所休息。

第2版()专栏： 努力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计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何香凝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这个计划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有了初步的基础，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将有很大的成就；同时人民的文化水平也将相应地提高。这不仅有关当前的国计民生，也关系到我们后代的福利。我看了这个伟大的计划，瞻望我国即将到来的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禁不住无限兴奋。 孙中山先生一生奋斗，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和民生幸福。他所著的“建国方略”中，有一个巨大的“实业计划”，要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就是为着达到民生幸福的目的。我和廖仲恺先生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时候，曾经迫切地期望孙中山先生这个理想能够实现。那个“实业计划”中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廖仲恺先生和朱执信先生等从孙中山先生的英文原稿译成中文的。但是孙中山先生这个理想从来没有成为事实。历史明白地告诉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任何大规模的发展实业的计划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伟大的胜利，中国已经达到自由平等的目的，像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才有可能进行。回忆了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没有成就，凡是追随过孙中山先生而忠于革命的人们，当会觉得我国这个五年计划是十分珍贵的。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比“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更加完善。它明确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方针，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重点，这是很正确的。毛主席很深刻而生动地说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要在我国实现工业化，就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要使工业化能够迅速地完成，就一定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苏联的建设经验所完全证实了的。 为了保证工业建设的顺利完成，农业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我国这个五年计划估计到农业落后于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可能发生的困难，力求使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彼此脱节，这也是很正确的。我国人口众多，如果不努力发展农业，粮食就会供不应求。现在我国各省还有不少未开垦的荒地，为了发展农业，这个五年计划决定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开荒，大量种植谷物及工业原料，这是很必要的。我国的领土，南部伸入热带，北部接近寒带，除了适宜于发展一般的农业，还可以种植多种多样的经济作物，包括热带和亚热带的许多特产。世界上是很少有这样优越条件的国家的。我们不要辜负这种天然条件，而应该深刻研究，充分加以利用，大力发展农林畜牧事业，以便支援工业建设。 去年长江、淮河发生百年来未有的大水，广东、福建、广西又连续发生严重的旱灾，粮食的收获不免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国城乡各地所需要的粮食，始终能够保证供应，这说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继续保证市场的稳定，为了支援工业建设，使这个五年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全国人民都应该拥护这个政策。 为了保证这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还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国各民族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参加这个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以及一切爱国人士，都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努力参加农业生产，支援工业建设，保证这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 华侨长期地期望祖国富强，有不少华侨还曾经计划在祖国兴办实业。但是在旧中国的时代，所有这些期望和计划都落空了。现在，由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华侨对于祖国富强的期望不但绝不会落空，这种愿望的实现已经计日可待了。同时，华侨在祖国参加建设事业也已经有了充分的有利条件，因此广大的华侨一定是会热烈地拥护这个五年计划的。 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虽然有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无私的帮助，但是我们必须依靠内部的积累来取得大量的建设资金，所以全国一切机关、企业部门，以至全国人民，都应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家应该尽各人的力量，用实际行动来拥护这个五年计划。踊跃储蓄和认购公债，就是拥护这个五年计划的具体表现之一。每一个人都应该严肃地约束自己：不要浪费国家一分的资金。每一个人还应该勉励自己：在实行这个五年计划的伟大建设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人民的福利，为了我们后代的美好前途，我们一定要胜利地完成以至超额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2版()专栏： 广大人民要求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闵刚侯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各地视察，我去了上海、南京、芜湖和合肥等地区。在上海，视察了黄浦、蓬莱、提篮桥和杨树浦等区的法院、检察、公安方面的工作，参观了监狱、看守所以及妇女、游民等教养机构，并到过几处里弄，访问了居民。在其他地区也看了手工业工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经各地随处看到规模巨大的工厂、学校、医院、住屋的兴建，在安徽更有机会看到淮河佛子岭水库以及正在紧张施工的梅山水库。傍晚，满山满谷的电灯照耀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夜以继日地为淮河两岸几千万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忘我地劳动着。这些事实突出地表现了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建立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业绩。从城市到乡村，整个社会面貌已经起了深刻的、根本的变化。我们在上海去过居民众多的药水弄（原名石灰窑），铁路西村和长宁路一○三五弄。这些地方过去都是臭水塘、草棚子，下一次雨需要穿两个星期的套鞋，现在草棚多数换成瓦房，已经有电灯、自来水、石子道，有的还设立了小学。这些地方过去都被伪保甲长、地痞流氓、一龙、二虎、三鼎甲等恶霸所统治，他们欺压、剥削贫民、奸淫妇女。居民反映：“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窑”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地方了。上述三个里弄的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两个是蹬三轮的工人，一个是皮鞋工人。他们看问题很深刻，对自己所管理的事情很熟悉，数目字和百分比说起来如数家珍。我们看到的崭新事物是太多了，上举数事，只是一例而已。但正因为这种深刻的激烈的阶级关系的改变，正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前进，另一个突出的情况是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更加剧烈了。我们从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各方面所得的材料看，从里弄居民方面所直接获得的情况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近来已达到猖獗的程度，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蓬莱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五月，群众来信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就有七百五十二件。上述三个居民委员会，他们代表了近三万的居民向我们郑重提出对反革命分子再不能宽容了，要求坚决彻底地予以镇压。作为人民代表之一，我应该严肃地转达人民这一严正的要求。 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当前反革命分子的主要活动是破坏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盗窃国家机密，造谣、写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并进行恐吓，图谋暗害。上海今年一月至四月就发生重大破坏事件三十四起。特务间谍活动是针对着我们解放台湾的事业，着重盗窃我们的军事机密，调查我们陆空海军的动向，部队的番号，以及后勤情况等报告香港，更有些反革命分子搞组织，自封军长，成立旅部，委派属员，在交界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四年的刑事犯罪案中，反革命分子作案占百分之一点五，今年上半年即增至百分之四点八。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作案占刑事犯罪案的百分之十三点五。他们组织二百多人的窃盗集团，偷盗了我们造船厂的钢材一百二十多吨；组织了一个二百九十多人的集团，盗窃了我们飞机零件四千多件。有一个“四兄弟”的组织，在我们的国营企业偷窃八十多次，而且他们还总结出一条经验，说是“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好偷”。其他如制造各种各样的谣言，说“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发行新币是“共产党要捞一把逃”等等，完全是破产了的无耻谰言。他们还采取改名换姓、伪造户口、伪造身份证、假造履历等方法，以更分散更隐蔽的手段混进我们的机关、学校、工厂、矿山，混进工商联和民主党派，有的更伪装积极进步，想混入青年团甚至钻到共产党内来进行阴谋破坏。黄浦区有一个管制分子伪造武汉疗养院的印信，想混进我们的机关。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是长期隐蔽下来的，也有的是美蒋匪帮新派遣来的，他们利用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缺乏警惕和农村中一部分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封建迷信落后思想，针对我们国家每项重大措施和中心工作，进行最阴险、最毒辣的破坏。在文教系统，我们从各地实际情况了解，也有不少反革命分子钻了进来。以上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已经给我们国家造成重大的损害。 坚决彻底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是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民的迫切要求，他们要求根据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继续严厉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国家的司法武器，它的主要锋芒就应对准这些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同时我们必须积极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协助。以上海而论，经过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里弄整顿，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一般已普遍提高。一九五四年经人民群众检举的反革命分子即有一万三千余起，有的市民积极主动地协助政府进行侦察活动，有的更奋不顾身地自动拘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送到我们的公安机关。这充分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保卫祖国的无限忠诚。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家的司法威力，积极依靠人民，提高警惕，不使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反革命和破坏分子是极少数，擦亮我们的眼睛，任何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最后都要被人民识破，一定要被人民彻底肃清。

第2版()专栏：厉行全面节约，克服一切浪费 杜绝粮食运输中的浪费 陈昭 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千千万万斤的粮食流转在运输过程中；保证粮食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失，是节约粮食的一个重要方面。 粮食部门和运输部门担负着日益繁重的粮食运输任务，它们在支援国家建设，保证对各个地区人民的粮食供应方面，是有功绩的。但是，在粮食运输工作中还有一个严重的缺点，这就是大量的粮食浪费。首先，由于运输事故损失粮食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据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上海等六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在今年头三个月中，因运输事故损失的粮食就有十八万斤左右。湖南省一九五四年发生粮食运输事故一百零六起，损失粮食达四十万斤。运输事故中，以水上帆船发生的运输事故最多，也最严重。例如仅仅在湖南省的沅水主流的粮食运输中，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就发生了破船、沉船等大小事故十九起，光粮食损失就达到七万七千多斤。其次，在粮食运输过程中由于粮食的装卸、管理不善，也有很多粮食被糟蹋。例如，今年五月下旬，航字二○○五号运粮驳船从汉口开到了南京港，码头工人卸粮时发现船内粮食遭雨浸湿，有一百三十一包大米已开始变质和霉烂；另外，由于装船操作不当，有三分之一的大米包被摔破，工人光从船底扫出的米，就有四十包。长江航运管理局所属的江安轮向上海运籼米，卸货后，工人又从船的夹层中扫出三百多斤米。至于运粮的火车、汽车，沿路漏撒损坏粮食，更是各地常见的现象。但是，这些损失并没有引起有关粮食部门和运输部门工作人员的注意。他们把这些成百成千成万斤的粮食损失，认为是一星半点的不算什么。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此外，有些地方由于粮食运输中的管理制度不健全，有些坏分子乘机盗窃和毁坏粮食，使国家遭受了不少损失。 谁都知道，粮食是国家最重要的物资，在任何方面浪费粮食，都是罪过。我们既要在粮食加工、保管、供应、使用方面反对浪费粮食的现象，也要在运输方面堵塞浪费粮食的漏洞。 为了消除粮食运输中的浪费现象，粮食部门和运输部门必须以积极的态度防止粮食运输事故的发生。粮食部门和运输部门中有些工作人员把运输事故主要地归于客观原因。有人说：“航运三分险，发生一些事故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是非常有害的。在我国目前的物质条件下，组织粮食运输需要使用部分的落后的运输工具（畜力车辆、木船、牲口等），要在运输过程完全避免损失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粮食部门和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国家的粮食抱着高度负责和谨慎爱护的态度，采取一切可能的安全措施，那末，把粮食运输中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过去各地发生的粮食运输事故中，真正是来自客观方面不可抗拒的原因的只占极少数。去年山东省航运局黄河办事处所属运粮船发生的二十三次事故中，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事故只有五次，其余都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把国家的粮食及时地、安全地运到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政治任务；如果没有粮食部门、运输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合作，要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但是可惜的是，在某些粮食部门和运输部门中，恰恰缺乏这种密切合作的精神。有些粮食工作人员认为：运输的粮食已经保了险，发生了事故有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因此他们对粮食的安全运输漠不关心。同时有些运输单位为了追求完成任务的数字，竟不顾运输的安全，以致人为地造成了许多严重的运输事故。这种不顾国家利益和互不合作的态度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坚决纠正。 为了消除粮食运输中的浪费现象，粮食部门和运输部门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全体职工中树立爱护粮食的风气。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应该发动全体职工，对本单位运输粮食过程中的缺点进行揭发，找出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研究克服缺点的办法。各地党委和政府应加强对粮食运输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在运粮频繁的季节，应组织对粮食运输工作的检查，帮助有关的单位解决困难问题，克服粮食浪费。 有关粮食运输工作的各项制度、措施必须切实改进。为了保证运输的安全，在每次粮食起运前，都必须对运粮的工具和安全措施进行细致的检查，特别对于私人的汽车、畜力车辆、木船，更要注意检查，发现装载情况不安全以及通风、防雨、防霉的设备不良等情况，必须及时督促改进，坚决制止冒险的做法。粮食运输牵涉到粮食、运输、保险、银行、公安等部门，必须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使这些部门协同动作，密切衔接，尽可能缩短粮食运输的日程，以便防止粮食变质和损耗。粮食运输过程中的保卫工作必须加强，同时要把粮食托运、接收等项手续、制度严密起来，防止坏分子盗窃和破坏。

第2版()专栏： 宝成铁路——艰巨的修筑工程 也辛 形势险要的秦岭和巴山屹立在陕西和四川两省。在那绵延不断的群山中，有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这是我国自古以来最难通行的地区之一。伟大的诗人李白形容进入四川的艰险情况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国古代人民，为了通过这里，曾在悬崖峭壁上栽下木桩，架起木板，修筑了有名的“栈道”。 眼前正在修筑的宝成铁路，就从这里经过。 解放前联系西南和西北的只有一条川陕公路。这条公路从通车后就不断发生各种惊险的事故，有些汽车因司机稍一不慎就被摔碎在深谷中。因此，富饶的四川同外地的陆上联系仍然处在半隔绝状态，大宗粮食不能输出，机器不能大量运入。这种状况，在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从一九五二年国家就开始在这里进行宝成铁路的勘测和修筑的工作。这条铁路，是贯通我国内地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将把陕西、四川两省富饶的矿产和农产品吸引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中来，大大有助于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 这条线路的确定是经过多次勘测，反复考虑的。当时曾有几种不同的方案。有的方案主张把线路延长，避开这些险峻的山峰和急湍的河流。但是线路的延长对将来的运输是不利的，在常年不断的运输中，运输力和运输费用的损失是不可计算的。因此，为了将来运输上的节省，为了更大地发挥经济上的作用，为了充分利用川陕公路便利施工，最后选定的这条工程虽然艰巨，但距离却是比较短的线路。这是一个勇敢的选择，只有像我们这样充满了力量的政府才敢于做出这样勇敢的选择，才敢于蔑视高山、激流等一切困难。 我们可以想像到，宝成路的工程该是如何的艰巨和复杂。 铁路的起点宝鸡在渭河北岸；渭河南岸就是雄伟的秦岭。铁路如果要直线通过，就需要在二十公里的距离内升高八百公尺。这么大的坡度，根据现今科学的要求，还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为了越过秦岭，线路就只好在这一带的群山中来回盘绕，逐步上升。越过秦岭顶峰，就是险峻的嘉陵江峡谷，铁路需要在江上跨越十六次，找寻去路，有时在江边悬崖上穿行，有时把河赶开，把河床填起通过。最后，线路在越过剑门山“天险”后到达成都。在线路图上，宝成路是一条无处不弯曲的铁路。其中有一段直线距离仅八百公尺，线路却绕了十三公里。有的地方可以看到三条线路，一列火车可以在一个地方看到三次。在修成的宝成路上，火车将是一会在山顶盘旋，一会在河谷环绕，忽东忽西，时隐时现。 由于线路接连不断地穿山、跨沟，需要不断地开凿隧道，架设桥梁，劈开山峰，填平深沟，这就出现了数量很大的桥梁隧道和土石方工程。据统计全线平均每公里有路基土石方八万一千方，隧道一百一十四公尺（占全长百分之十一点四），大桥十一公尺多，中小桥一点六座。宝鸡到东河桥一段隧道占线路长的百分之三十六。许多地方都是隧道桥梁相接连，甚至连车站也需要有一部分设在隧道里或桥梁上。最长的隧道（秦岭隧道）长二千多公尺。许多隧道都是弯曲的。为了就地取材，全线大量采用石拱桥，技术要求十分严格。地形的复杂使许多工程都要在险峻的山头上或悬崖绝壁间进行，工作条件极为艰苦，材料运送更加困难。 修筑宝成路的广大职工，以自己的顽强努力、英勇劳动战胜了遇到的困难。他们不顾狂风大雪，日晒雨淋，用绳子把自己吊在悬崖上，开凿山石，辟出路基。据一九五四年极不完全的统计，全线职工为改进工作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就有九千多件。许多从来没有见过隧道的民工已成了优秀的风钻开山工，许多不懂测量常识的工人已掌握了弯曲隧道的开挖方向，有些从未砌过石头的工人也成了砌大石拱桥的能手了。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对解决工程中的许多复杂问题，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复杂隧道的开挖，石拱桥的设计和施工，大量土石方的爆破，都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帮助。施工中的机械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许多笨重的、人力难以胜任的劳动都采用机械操作。 宝成铁路全长六百八十多公里，从一九五二年秋季即从成都往北修筑，现在成都到广元三百多公里已经通车。眼前，宝成路正进行全面施工。由宝鸡到广元三百多公里的线路上，十几万人正在山巅、谷底、峭壁悬崖间进行紧张的劳动。高达数十公尺的桥墩已经在沟谷、河面树立起来，许多山腰里已筑好了整齐的路基。夜间沿线万点灯光，隧道、桥梁照常施工。筑路工人正在英勇地完成祖国人民交给他们的伟大任务。（附图片） 火车通过明月峡，要穿过五个隧道，现在这里的轨道已经铺好了。　新华社记者　刘诗临摄 各地支援的筑路材料及时运到了施工现场，保证了铺轨架桥工程的迅速进行。 新华社记者　刘诗临摄

第2版()专栏： 不能让炼焦煤的精粉大量丢失 汪华东 炼焦煤是冶炼钢铁的重要原料，随着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炼焦煤的需要量也不断增加。可是，炼焦煤只是煤的全部埋藏量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煤都能炼焦；而且炼焦煤开采出来以后，还要经过破碎、洗选，成为一定粒度、一定灰分和含硫很少的精粉，才能合乎炼焦的需要。扩大炼焦煤的生产，除了开采新的炼焦煤外，一个十分重要和有效的措施，就是提高精粉的洗选回收率。去年全国生产炼焦煤的单位从这方面努力的结果，全年就为国家多回收了几万吨精粉。 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各个生产炼焦煤的洗选厂，也同时有长期听任精粉大量丢失的现象。单以去年来说，仅本溪一个单位，在煤泥中丢失的含有小粒的精粉，就达十万多吨；如果再加上抚顺、鸡西和通化等洗选厂因同样原因而丢失的精粉，总数就接近二十五万吨。这就是说，仅这几个单位丢失的精粉，就比全国洗选厂费了不少力气多回收的精粉，还要多得多。如果按现在的价格计算，就值千万元左右。这些洗选厂附近的河流都因此变色，吸引了两岸的居民前来挖取煤泥。鹤岗洗选厂有大量精粉随煤泥流到鹤立河中，附近就有不少居民把它挖出来，到市上去贩卖。去年鹤立河水涨，淹了一些民房，等水退后很多民房的睡炕上竟积存了一市尺厚的煤泥。这是多么惊人的浪费啊！ 有人说，丢失精粉的主要原因是洗选厂的设备陈旧，技术操作水平和管理水平低。这些当然是事实。但是，难道这些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吗？设备陈旧可以进行改造，有的洗选厂已在进行改造；技术操作水平和管理水平低可以提高。有什么理由不从这些方面去努力提高精粉的回收率，却听任大量冶炼钢铁的宝贵原料白白丢失呢？ 况且，所谓设备陈旧等等，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借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有些企业领导工作人员并没有真正认识丢失精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因此并没有在这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甚至群众已有的、可行的建议也没有得到领导的支持。 鸡西洗选厂就是一例。这个洗选厂在精粉脱水时，有很多精粉顺水流到附近的河里去。河两岸的居民就把这些精粉挖出来当燃料，终年不要买煤；有的居民自己烧不完还拿去卖，并以此作为生活费用的来源。这些精粉常年不息地流到河里去，把河床越填越高，以致去年河水上涨时竟至淹了附近的农田。鸡西洗选厂丢失精粉的现象能不能消除呢？能，而且远在前年就有人想出了办法。那时，洗选厂的老工人钟继双和技术员李维民，有一次到河里去捕鱼，很久没捕到，后来发现河底都被煤粉铺满了，根本没有鱼。这使他们大吃一惊，也不捕鱼了，回去后两人合作，苦心研究，终于创造了一种小型震动筛子。装上这种筛子，每天可多回收大量的精粉，如果再把筛孔缩小，可以基本上解决脱水跑精粉的问题。但是，这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并没有被鸡西洗选厂领导上重视，到目前为止，鸡西洗选厂在脱水方面还有不少精粉跑失。这还有什么客观原因可以解释呢？ 在贯彻中央全面节约的方针中，各个洗选炼焦煤的洗选厂，都要认真采取措施，再也不能让炼焦煤的精粉大量丢失了。

第2版()专栏： 一部老造纸机的潜力被挖掘出来了 本报记者　季音 在上海国营利华造纸厂古旧的厂房里，安装了一部庞大的造纸机。这部机器已经在这里度过五十多年了，现在全厂已找不出一个工人是同它一起来到工厂的，也已经没有人能说出它的详细历史。人们只知道它曾经经历过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并且还曾经直接遭到了两次大火灾。当时厂房完全烧毁了，机器也受了损伤。 解放以后，这部老造纸机继续被使用着，隆隆的机器轰鸣声，昼夜不息地震动这个古旧的厂房。但是利华造纸厂的工作人员们，对这部机器却很不感兴趣，因为这部老机器在解放后生产数量虽然增加了，但是产品的质量一直很不好，纸张上的毛病达数十种之多，什么物理性的拉力、紧度不合格啦，湿斑啦，折子啦，浆块啦，云彩花啦等等，可以说凡是一般纸张上所有的质量毛病，在一号造纸机上真是样样齐全了。特别是从一九五三年第三季度起，国家颁发了纸张的质量标准，规定不合格的纸张一律不能计算在任务以内后，一号造纸机产品虽然生产了很多，但一检查，几乎经常是全部不合格，车间每日生产计划完成情况指示牌上就不断画上了“零”。技术人员被弄得焦头烂额，工人们也个个垂头丧气。有时候，机器生产情况突然好了，合格品甚至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工人们一阵欢喜，但是紧接着第二天指示牌上又出现了“零”，工人们的欢喜也就随之消失。 一号造纸机产品质量低劣，给全厂生产任务的完成造成了困难。因为它是厂里产量最大的一部机器，它的产品占全厂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它的生产情况的好坏对全厂生产任务的完成起举足轻重的影响。自从一号机完不成生产任务以来，利华造纸厂也就月月完不成任务，报纸上不断地给予批评，领导上也不断督促，要求工厂迅速改进。 怎样改变一号造纸机的生产状况呢？在这里，发生了两种分歧意见。有许多人对这部已工作了五十多年的机器失望了，他们说：机器年纪太大啦，不中用啦，要想出质量好的产品，只有彻底地改装设备，翻新机器，否则没有办法。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上，就在这种说法的指导下，去年第二季度，厂里决心动手改装第一号机，编造了一个庞大的基本建设计划，计划中规定要把这部庞大机器整个掉一个头，把机器上的铜网放长，增加设备，抬高烘缸，整个地基要翻修，厂房要盖高。总之，一切都按照先进厂的样式来重新改建。这项工程不仅要投资五十万元以上，而且车间要停止生产半年。有些人对这个计划，连连拍手叫好，认为这才是使年老的一号造纸机新生的真正道路。 有些人却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这部机器虽已工作了五十多年，但还很强壮，并没有衰老。质量问题的发生不是由于机器不好，而在于人们还没有摸到它的规律。机器虽然有些缺点，但主要是我们工作有缺点。改进质量就得先从改进工作着手。但是，这个意见最初并没有引起重视，前一种说法在厂里显然地占了优势。 一直到去年年初，全厂从领导到职工进行了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学习，在学习中大家不禁联系到一号机讨论起来：到底改善产品质量应当从大规模地增添设备和改建着手？还是从改进技术管理工作着手？他们提出了一个事实：一号机产品的质量不是每天都很坏的，有时候也突然好起来，譬如有一天的合格率曾达到百分之六十，但第二天又下降到百分之十；如果是机器本身不行，那末产品质量突然好转的现象应怎样来解释呢？可见问题是在于人们没有摸到工作的规律，因而不能巩固这个偶然的成就。通过学习和讨论，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单纯地依靠基本建设来改善旧有企业生产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是同国家过渡时期对旧有企业的要求相违背的，因此，他们应当寻求另外的一条道路，来改善一号机的状况。 就在这时候，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召开了厂长会议，指出各厂提高产品质量必须从加强技术管理，制定工艺规程入手。于是就在第二季度，利华造纸厂开展了加强技术管理的工作，抽调大批技术人员下车间对机器进行测定，将工人的操作进行总结。通过了测定和总结，许多具体事实说明了过去产品质量不好并非是机器老旧，而是由于技术管理太混乱，工人们凭个人的经验操作，而没有科学的统一的操作制度。譬如过去总是怪机器有毛病，而测定后证明纸上有湿斑实际上是纸浆浓度太大和操作不良的缘故，只要调节浓度，改进操作就行。有时候纸的质量突然提高了，这是由于正确操作的结果，但因为没有记录，成绩也就不能自觉巩固。经过这次总结，许多关于质量问题的闷葫芦打开了，厂里吸收了工人操作中的合理部分，抛弃了不正确部分，制定了工艺规程。他们建立了技术管理的机构，建立了工艺规程检查责任制，及时检查和纠正执行规程中的错误，又建立了生产技术岗位责任制，使各项生产技术的领导工作人员对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的执行能按级负责。 在制定工艺规程的同时，厂里还根据在检查一号造纸机中发现的问题，采取了一些技术措施，修理了第一道压水辊，改装了第二道压水辊，以后又加装了一道光滑辊。这些技术措施费时短、花钱少，但却都是一号机的关键问题。 经过这两方面的努力以后，一号机的生产情况顿然改观了。产品合格率显著上升，到去年十二月份起开始达到和超过国家标准。今年一月份起，更消除了几年来没有断过的湿斑、起折子等毛病，生产指示牌上再也看不到令人痛心的“零”，而是月月都超额完成计划。这部年老的机器已生气勃勃地赶在其他几部造纸机的前面。今年五月，一号机提前六天完成了五月份的国家计划，使已经有十五个月没有完成过国家计划的利华造纸厂，在这个月第一次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厂人人喜气洋洋。今年六月份，全厂又超额百分之四完成国家计划，一号造纸机则超额百分之十五以上。 利华造纸厂的职工们对一号机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全厂的人都称赞一号机，造纸车间的工人们更加兴奋。最近，当我去访问利华造纸厂时，厂里的老工人奚顺福领我参观了一号机的厂房，“你看它生产得多有劲啊，真不比新机器差多少！”他指着面前轰轰地震响的一号机对我说。这时候，乳白色的纸浆正在均匀地流过一号机的铜网，流进机器。而在机器的另一端，洁白光滑的胶板印刷纸正像水流似地源源不绝地流出来。奚顺福顺手拿了几张纸，哗哗的抖了几下，赞叹着：“这是多么好的纸！你看，雪白，光滑，没有一点疤，拿去印画报是很好的啦！” 利华造纸厂的职工们，现在已把一号造纸机大规模改建的计划全部打消了。他们觉得取消了这个浪费的计划，选择了发挥机器潜力的道路，这是党的政策的胜利，也是全厂职工的一个胜利。

第2版()专栏：先进经验和先进生产者 珍惜每一寸棉纱 允恭 从前，在沈阳棉织厂的二车间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团团的乱线头和长纱尾巴被踏在地下或缠在线管上。许多工人把这种浪费看成纺织工业中不可避免的。织布工人、共产党员张均贵看到这些浪费现象很心痛。 机台不断地响着咔哒咔哒的声音，张均贵一边巡回地操纵着五台织布机，一边想着党曾经这样教育过他：“必须珍贵地使用每一寸的棉纱，这就是二车间的共产党员斗争的方向。” 三月里的一天，张均贵的眼睛不断地瞅着自己机台上用完了的一个个纱轴，每个纱轴上都剩下一些棉纱。他又注意看了看别的机台下来的纱轴也都剩下不少纱。他就仔细研究这件事。每天他都试验着在每次“了轴”之前，把头一个胶杆往后移动四寸多。这样试验几次以后，每一个轴就都比过去多织出四寸多的布。他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车间主任，同时还建议领导上组织大家都采用这个办法。不久车间里就推广了张均贵的操作法。据初步计算，这个厂织布工人都实行这个方法，全年就能多织出两千多尺斜纹布。 张均贵不仅自己时刻注意节约棉纱，同时也经常提醒他周围的人节约。有一次他路过格纱工序，看见“罗拉”“辊轴”上缠着足有五、六团子格纱，他就告诉了看格纱机的女工柴桂兰，柴桂兰立刻调整了格纱机。张均贵的家原来住在农村，他对棉花生产情况很熟悉，因此他常对伙伴们说：“棉农侍弄棉花可真不容易呀，咱们要随便糟蹋了棉花，怎能对得起农民兄弟呀！” 在棉织厂的第二届党员大会上，张均贵受到了表扬。

第2版()专栏：先进经验和先进生产者 一种成本低的电杆 我国新设计的木质杆身和钢筋混凝土桩支座混合结构的电杆，第一次在芜（湖）桃（冲）高压输电线路工程上应用。这条输电线路经过的地方，土壤大都是塌土和流沙土。设计人员根据这些特点，采用苏联先进经验，设计出了木质杆身和钢筋混凝土桩支座混合结构的电杆。这种电杆比钢筋混凝土电杆运输便利。它根据地理条件的需要，可以伸长或缩短。这种电杆坚固耐用，一般只用单杆就行。每公里用的电杆的造价比纯木杆可节省一千五百元。过去，我国在高压输电线路上所使用的杆塔，只有木质的、钢筋混凝土的和钢铁的三种。在输电线路使用木质杆身和钢筋混凝土桩支座混合结构的电杆，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新华社）

第3版()专栏： 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吴景超 梁漱溟在解放前后，一共写了四本书，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一九二○——一九二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作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一），“乡村建设理论”（作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及“中国文化要义”（作于一九四一——一九四九）。在这些著作中，梁漱溟一贯宣传他的反动理论。解放以后，他的思想进步是非常迟缓的。他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自己承认：“表面上好像思想意识也有了不少改变，而实际上还是老一套的思想观点盘据在脑子里，很难拔除。”一九五五年二月，他发表了一篇告台湾同胞书，从中我们才开始看到他有了一点转变的痕迹；但是这种转变，同人民对于他的要求，相距还是很远的。一 梁漱溟思想的中心环节，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他的那套理论，萌芽于一九二二年，大半决定于一九二六年冬，而成熟于一九二八年（“乡村建设理论”〔以下简称“理论”〕自序，第二页）。这个时期，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正将工作的重点，由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对于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运动，敌人当然是视为心腹之患的。所以从一九三○年起，敌人对于红军根据地，就连续进行了五次的“围剿”。同时在思想战线上，敌人配合这五次围剿，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梁漱溟就在这条反动的思想战线上，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的武器，就是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所搞的那一套乡村建设，其目的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他是并不隐讳的。他说： “共产党在眼前短期间内，将成一时有力倾向，殆为必然的。我们如果不能指点出一餍足人心的新方向，不能开辟一条给社会有力分子情甘努力的大道，则举国青年都要走上死路，其将成为何等的惨事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以下简称“觉悟”〕，第二四页）　　他自吹自擂，说他所搞的乡村建设，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妄想以这一运动来代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他说： “共产党的作为，实是中国的一种农民运动。农民运动为中国今日必定要有的，谁若忽视农民运动，便是不识时务；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理论”，第二七九—二八○页） 他又厚颜地说： “有此运动而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用不着，共产党才可以没有。”（同上，第二八四页） 但是，共产党如何才可以像梁漱溟所希望的那样消灭下去呢？一方面，他期待着反动政府的“围剿”。他说： “最近中央政府因为剿除共匪，盛倡要以人民自卫组织为根本方法；谓必人民如是起来协助政府，而后匪共可清。这自然是不错的。”（同上，第二七七页） 另一方面，也就是梁漱溟所致力的方面，就是妄想从理论上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路是走不通的。在梁漱溟的眼光中，我们政治上的第一条不通的路，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而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就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觉悟”，第一六三—二○一页）为什么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我国走不通呢？根据梁漱溟的说法，是因为有三点困难：“第一阶级基础难；第二革命对象难；第三理论统一难。”（“理论”，第九四页）梁漱溟那些“最精采的”谬论，都在这三点困难面前表现出来了。 “第一阶级基础难”。针对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梁漱溟否认中国有阶级，他认为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理论”，第二八页）。中国是否有工业无产阶级来作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呢？关于这一问题，梁漱溟的答案是前后不一致的。有一个时候他说：“中国所有近代产业工人甚少，靠他革命是靠不来的。”（“觉悟”，第一七四页）但到后来，他连这很少的近代产业工人也否认了。他说：“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理论”，第二八页）。你看，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那能算是无产阶级？于是，几百万工业无产阶级，便从梁漱溟的视线中消失了。工人既不革命，那末农民是否革命呢？梁漱溟代替农民说：“他们的信仰和习惯数千年沿用，无大改变，保守性格外深重。所以要向中国农民谈革命简直是碰壁不通。”（“觉悟”，第一七六页）工人农民都不革命了，还有什么别人要革命吗？梁漱溟说：“我敢说，一切劳苦群众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劳苦，均不存破坏现状之想；除非他们失业流落，或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者。然即至于此，仍未见得‘绝对革命’；投身土匪，或投身军阀的军队，或为窃贼，或为革命先锋，在他们是没甚分别的。”（同上，第一七七页）梁漱溟就是这样来诬蔑我们的革命队伍的。工人不革命，农民不革命，一切劳苦群众也不革命。只有失业流落，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的人，才去革命。而对于这些投身革命的人，作窃贼与为革命先锋，并无分别！在这样的诬蔑了革命队伍之后，梁漱溟便得出他的第一条结论：“阶级基础难”。 “第二革命对象难”。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革命对象，梁漱溟说：“现在凡是关切中国问题的人，多半痛恨两个势力：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军阀。我也不能不痛恨。但大家以此为革命对象，则为错误。”（“理论”，第九九页）为什么把帝国主义当作革命对象是错误呢？梁漱溟的解释说：“国际的侵略压迫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其最大原因在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同上，第九页）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同胡适的主张如出一辙。所以梁漱溟便引胡适为同调说：“说到此处，使我们想起胡适之先生于打倒帝国主义不置意，而独创其五大魔之说，虽立言不免稍笨，而正非无所谓也。”（同上，第九七页）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在梁漱溟的眼光中，则是革命的产物，而非革命对象。为什么说他是革命的产物呢？据说，军阀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前是没有的。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出现了军阀，但“他不劳再否认；——因他并没有被承认。他不劳再推翻；——因他并没有建立”（同上，第一○二页。重点是原有的）。此外，中国是否还有剥削阶级可以成为革命的对象呢？梁漱溟回答说：“现在许多人咒骂剥削，其实中国离剥削尚远，没有秩序那能谈到剥削！”（同上，第七四页）在这样否定一切革命对象之后，梁漱溟便得出他的第二条结论，“革命对象难”。 “第三理论统一难”。毛主席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由此可见，在真正革命的阵营内，理论是统一的。但是梁漱溟却把一九二七年以后反动的国民党内各种派别的争论，说成是理论统一难。他就在理论统一难的幌子下，贩卖他那一套反动的乡村建设理论，还以为他那一套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其狂妄可见。二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梁漱溟过去的思想，是反党的，反革命的，因而也必然是反人民的。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他的理论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是为谁服务的。 在梁漱溟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曾有一段提到他过去自己的立场。他说：“过去我在国内政治上一向的立场和行动路线，既不是一个跟着国民党走的人，亦不是一个跟着共产党走的人，若干年来历历在人耳目，是不须多表的。”梁漱溟说他不跟着共产党走，那未免轻描淡写了。过去有一些知识分子没有跟着共产党走，但他们并不攻击共产党。而梁漱溟呢，从上面所引的几段文字里，就可看出他过去是以消灭共产党为他自己的任务的。他不只不跟着共产党走而已，他是站在共产党的对面，以他那套理论为武器，攻击共产党最厉害的人。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现在要讨论的一点，就是梁漱溟过去是否一个不跟着国民党走的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中作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一切的乡村工作的后台老板，无意地暴露出来了。他说：“国内各地乡村工作的财源，不外两个来历：一是从政府来的；一是从外国来的。” （“理论”附录，第九页）定县平教会，以及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处所搞的乡村工作，是帝国主义给钱的。而梁漱溟等所搞的乡村工作，则是当时的反动政府给钱的。 当时的反动政府，为什么肯把钱给梁漱溟来搞乡村工作呢？这是因为梁漱溟已经向反动政府替自己写了保票，保证自己是国民党的一名成员，是替国民党办事的，他在编“村治”月刊的时候，在第一篇文章里，就把自己的党籍确定下来了。他郑重申明说： “我在国民党过去的历史上是有党籍的；——我曾参加光复前的京津同盟会，和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不过在十三年以后便无我的党籍。照我自己的解释，我依旧算国民党人，旁人如何论法，就非我所知。”（“觉悟”，第二九页） 这段声明的用意，现在看来是很明显的。一九二八年蒋介石曾在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许多人在白色恐怖下吓昏了头脑，就赶快声明自己同共产党无关。梁漱溟说他在十三年以后无党籍的用意就在此。但是当时如不沾一点国民党的边，就不会得到反动统治的信任，所以他又搬出一套身份证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同共产党无关的国民党人。然后他便向国民党表示以后工作的方向，那就是清除共产党理论。“彼共产党理论胡为而要劳我们国民党人去清除他？正谓其混迹于国民党理论内而惑乱我耳”（同上）。自此以后，梁漱溟在做农村工作的年代里，就没有改变过他的立场。他在一九三五年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理论”附录，第十页，重点是原有的）。 梁漱溟是否一个不跟国民党走的人，上面的分析不是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吗？ 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以后，已经不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蒋介石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梁漱溟在这个反动政权之下进行乡村工作，也只能为反动的阶级服务，而首先就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 中国过去的乡村中，分化为地主阶级及农民阶级。少数的地主及富农掌握着大量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向领导着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当然要对此拚命反对。梁漱溟反对在乡村中进行阶级斗争的理由有好几个。第一，他否认中国有阶级，这在上面已经指出了。在有一次演说中，他还提议不要用“农民”，“农工”，“被压迫民众”，“无产阶级”等名词，而用“乡村居民”一个名词来包括所有住在乡村中的人。（参阅“觉悟”，第二一五页）这样，地主是乡村居民，农民也是乡村居民，大家都是一样，就用不着进行斗争了。其次，假如还有人坚持乡村中有地主阶级，也有无地少地的农民阶级，他就提出另外一种缓和局面的论调说：“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底人颇占多数”。（“中国文化要义”〔以下简称“要义”〕第一六五页）。这等于承认了乡村中有垄断土地的事实，还有无地的农民。假如无地的人起而要求土地，怎样办呢？这就引出梁漱溟第三种反对阶级斗争的理由来了。他说：“中国过去对于农地私有的反响或则欲为根本推翻，或则欲为相当限制；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欲推翻者无不失败，即限制者亦收效甚微。”（“理论”，第四一三页）在梁漱溟的眼光中，“现在的农民对于很多重要的事情，他都是模糊”（同上，第四三七页），所以只要梁漱溟把历史拿出来吓唬他们一下，说他们如果提出土地要求，那一定失败，或者收效甚微，农民也就会知难而退了。 这种主张，完全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人，到乡村去工作，当然不是要暴露和揭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矛盾，而是要掩饰这个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不是要去帮助农民进行阶级斗争，而是要熄灭阶级斗争。三 了解梁漱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到农村去进行工作，我们就不易为他的“哲学”，“理论”，“运动”，“文化”，“理性”，“向上精神”等等名词所诱惑，而能够从他的阶级根源去看他的工作实质。 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运动，有几件事情是不做的。首先，他不领导农民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据说这些事情，“在农民都看得不切己，……这在多数中国农民是不能干的，不肯干的”（“理论”，第三五一—三五二页）。他也不领导农民去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据说如果这样做，“没土地没生路的少数农民也许跟着你走，大体上还是不行的。即令一时引动起来，也许走到半路仍废然思返”（同上，第三五二页）。总之，凡是农民坚决要求的事，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运动，就坚决不干。他决定同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这一点，初看似乎不好懂。为什么搞乡村运动的人，根本不理会农民的痛苦，农民的要求呢？如果我们了解梁漱溟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去搞乡村运动，那末这一切就都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梁漱溟既然要搞乡村运动，所以就要建立组织。他的乡村组织，内容共分四项：一、乡长；二、乡农学校；三、乡公所；四、乡民会议。第一第二两项，属于文化运动团体，但要得现政权的承认。第三第四两项，则属于现政权下之政治组织系统（同上，第二二九页）。梁漱溟说他要坚守社会运动的立场，但从这个组织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他同反动政权已经是打成一片而不可分。他所要做的，只是在这个组织中，更加巩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统治力量而已。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整个组织系统中起监督教训作用的乡长是怎样推出来的。他说：“应当由众人（团体范围内的分子）聚会开会来推定乡长；在未推定之先，乡长应是谁，大家心目中已有，开会时再来表示决定。”（“理论”，第二五六页）我们细想，在反动政府统治的时代，当土地改革运动还没有在乡村中发动，当农民群众还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时候，这样推出来的乡长必然会是一种什么人？除了地主阶级中最有势力，上能结交官府，下能鱼肉乡民的恶霸，谁还会被推出来当乡长？ 其次，我们来看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组成；一为校董会，二为校长，三为教员，四为乡民，也就是学生（同上，第二一五页）。校长由上面所说的乡长兼任，乡长和乡农学校校长就是一回事（同上，第二四五页）。校董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梁漱溟说：“我们的乡农学校所划的范围，是由一百五六十户至三四百户，在此范围内，先成立校董会。校董会中都是些领袖人物”（同上，第二一六页）。所谓领袖人物，当然都是一些大小地主。所以在梁漱溟的组织中的中心人物，就是独占一方的恶霸，旁边还有一些大小地主来辅助他。拆穿西洋镜，他的文化运动团体的动力，就是这样组成的。 他的乡农学校，任务是做推动设计工作。光靠一些地主，是很难进行设计的。于是他就想到知识分子，想从外面请一些知识分子来当教员。“只有教员是外来的，其他三项人都是本地人”（同上，第二一七页）。据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知识分子的。” （同上，第三二八页）他为了发动知识分子下乡，还特别办一个刊物，“专意在对着青年——尤其是左倾青年——说话”（“觉悟”，第二五页）。但是这些左倾青年下乡以后，如何肯替地主阶级服务呢？梁漱溟也顾虑到这一点，所以在把知识分子送下乡去工作之前，先要在他所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中训练一番。研究院中的科目，第一就是所谓“党义”的研究，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其他等目。还要受精神陶炼。还要学习现行法令，公文程式等等（同上，第二五二—二五三页）。他就这样妄图把一些革命的青年，训练成为可资地主阶级利用的工具。 我们看了上面的分析，就可知道梁漱溟的文化运动系统，同反动政权下的政治组织系统，名目上好像是两个系统，实际上是为一个主人办事。这一道理，梁漱溟倒也并不讳言。他说：“若明白军阀不会与我们冲突之理，则我们不能自操政权之理，亦可明白。这都是一个理，其理皆在彼我根本不可分。”（“理论”，第三一八页）梁漱溟的利益与军阀的利益“根本不可分”，而且两者都是“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梁漱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并不是糊涂地进行他的乡村工作的。 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研究梁漱溟在建立乡村组织之后，准备做些什么工作。 首先，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他所说的“尽力于复兴农业生产”。这一决定，据说不是由主观方面设想，而是观察审度四周的情势而后决定的。这四周形势是什么呢？梁漱溟说：“工业先进国嫉妒我们工业起来和他争回市场，而于农业尚可放过我们 一步（如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他希望华北棉产发达，而不愿意纺织业发达，即其一例）” （同上，第三七五—三七六页）。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口闭口地说自尊，但是在决定工作方向时，先要揣测一下帝国主义的意旨，观察一下帝国主义的颜色。再没有比上面所引的一段话更能揭示反动知识分子的丑恶面貌了。 梁漱溟在观察审度了帝国主义的意旨之后，就决定来“积极使农业进步”了。要积极使农业进步，据说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流通金融；二、引入科学技术；三、促进合作组织。”（同上，第四○一页）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些提议的阶级根源。先从合作组织谈起。 我们现在也谈合作。但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所进行的合作运动，同地主阶级所搞的合作运动，是毫无共同之点的。关于这一点，列宁早就作了分析。他说：“为什么说自欧文起所有旧时那些合作社提倡者底计划都是幻想的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估计到如阶级斗争，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阶级底统治等基本问题，而梦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地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这种‘合作制’的社会主义，看成完全是幻想，是空想，而把期望用简单的居民合作化就能将阶级敌人转为阶级朋友，将阶级战争转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的梦想当作甚至是庸俗不堪的东西。”（列宁：“论合作制”）列宁的分析，早把一切反动阶级所提倡的合作社计划的企图一语道破了。中国农村中原来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梁漱溟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极端仇恨共产党来发动农民进行斗争，说共产党“不惜伤和气毁交情，造成嫌怨仇忌心理；……以此领导农民，无异使农民都变成流氓”（“理论”，第二八三页）。所以他在乡村中提倡合作，讲究和气，不伤交情。这当然只是对于地主阶级有利，而对于农民则是极端不利的。 至于流通金融，其本质就是要建成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加紧剥削农民。梁漱溟在一九二九年所作的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上说：“夫我固无资本可言，其犹有些许资金则唯在军阀官僚商人买办之手，……此时大计，唯在因势导之以回返流入农村，集于新式农业之开发一途。”（同上，第四○七页）他告诉这些官僚买办说：“游资偏集上海一隅，壅塞膨胀，无法疏导；而内地则金融枯竭，民生凋敝，沾润无从。”“非使资金返输于农业，以恢复农业生产，……有出有入环转流通不可。”（同上，第四○八页）他指出这事在两方面互有需要。所谓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买办资产阶级，他需要在乡村中开辟投资的市场。另一方面就是地主阶级，他需要得到一些外面的援助，来作为高利贷的补充资本。因为在旧社会里面，所谓资金由都市输入农业，当然不是输到农民的手中。在这些买办资产阶级的眼光中，贫苦的农民，不是一个可靠的放款对象，而且这些住在都市租界中的军阀官僚商人买办，根本也不可能直接同农民打交道。于是所谓资金流入乡村，就必然流入地主阶级或富农的手里。地主阶级和富农利用这些资金来在乡村中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并以剥削所得，拿出一部分来送给买办资产阶级。这就是在反动统治时期所谓流通金融的实质。 关于如何引入科学技术，梁漱溟谈得最少。大约他所依靠的，就是一些农业改良试验推广机关。为什么他提出这一工作而又谈得很少呢？因为他认为“零散的农民小块的田地，断无法采用什么进步的技术的，只有组织合作社来经营庶乎其可以”（同上，第四○六页）。既然进步的技术目前还“断无法采用”，所以缓一步谈也无妨。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去，引入科学技术，还是合乎他的利益的。因为有了科学技术，就有希望增产，而在增产的基础上，他就可以向农民加租，把农民的辛劳所得，占为己有。地主阶级是把引入科学技术来作为提高收入的一种工具的。四 梁漱溟一方面感谢帝国主义者让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还可以在农村中继续剥削农民，另一方面他又感谢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业的压迫，使工业兴不起来。为什么他要感谢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工业的压迫呢？请看他的自白： “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经济手段，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我不否认他们重重压迫，几乎致我们死命；可是八十年来极容易走上工业资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不能不说是食他们之赐。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要不然，像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于发生共产革命；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理论”，第三七八页。重点是原有的）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自十九世纪下半期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即已开始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者却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样地压制着中国的生产力，使其得不到发展的广阔场所，本来是一件可以痛心的事，但梁漱溟却认为是非常之幸的事而愿意谢天谢地。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比较，虽然是落后的，但同封建主义相比较，则又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如进一步在过去的中国发展，则第一个要被淘汰的阶级，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可是地主阶级却遇到一个救命恩人，那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度革命运动的提纲”，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梁漱溟所以要再一次感谢帝国主义，其原因在此。 但是如果以为梁漱溟一点工业都不要，那也是错误的。他所愿意要的工业，就是那些“以自己现成的劳力加工于自己现成的原料，满足自己的需要”（“理论”，第三八九页。重点是原有的）的工业。关于这一类的工业，他还举了两个例子：“食用品如面粉，就不用购之面粉厂，而合作社自营面粉厂。又如衣用品尽可以从羊毛棉花的生产到纺纱织布，统置于农民合作自营之下”（同上）。 梁漱溟所提倡的工业，其特点有三： 第一，他所提倡的都是一些制造消费品的工业。我们还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要从轻工业下手。因为他经营工业的方法，还够不上说是资本主义形式的，而是属于资本主义前期形式的，此点我们看下面就可知道。 第二，他提倡的工业，是不要工人阶级参加的。他要农民来兼营工业。他说：“许多的研究估计，大致都证明中国人口繁密，可耕地少，每人匀不到几亩地。所以非使农民兼事工业不可。一面生活不足，一面劳力有余，两面相迫，其必出于兼事工业一途，固属自然之势”（“理论”，第三九○页）。梁漱溟不愿意工人阶级壮大，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去，也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工人阶级壮大，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也要壮大。而不要中国出现共产党，出现了就要努力消灭他，正是梁漱溟的理论工作所致力之点。其次，工人阶级的前身，主要就是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假如农民大批变成了工人，地主阶级的剥削的对象就要大大减少。于是他从历史上的封建主那儿学到一条妙计，就是使农民兼营工业。这样，封建主所需要的食品和布匹，是可以得到满足了，同时农民又不离开土地，为地主阶级源源不断地创造地租。 第三，他提倡的工业，是以现有的劳力加工于现有的原料的工业，换句话说，就是道地的手工业。为什么不要机器设备呢？梁漱溟说：“工业生产的要件是资本（指机器及一切设备）；农业生产的要件是土地。土地在我们是现成的；资本是我们所缺乏的。”（同上，第三八四页）既然我们还缺乏机器设备，那就只好以劳力来进行对于原料的加工了。梁漱溟的这一理论，是十足反动的。因为即使在解放前的中国，机器工业也已经出现了。虽然因为种种反动力量的束缚，得不到发展的可能，但是同十九世纪比较起来，一定的进展还是有的。但是梁漱溟在资本主义已有某些基础的旧中国，还要提倡手工业方式的生产，这就是要开倒车。这种企图，当然会为历史上客观发展的规律所粉碎。 从上所述，可见工业化的思想，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是不占任何地位的。他当然不要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他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他只满足于封建主义的手工业。他不但自己不主张工业化，而且还替农民说，农民根本没有工业化的要求。他说：“中国工业（特指为日常消费的那些工业）如我所想，又将建立在‘乡下人以其自己的劳力，加工于其现成的原料，以满足其自己需要’的那条路上。此时他自己反正要吃饭，反正要活着，自己的劳力简直不算钱；那么，为什么要热心采用电力机械呢？恐怕从他自己身上难得发出高度工业化的要求”（同上，第四三五——四三六页）。 领导乡村建设运动的人不要工业化，农民自己也“难得发出高度工业化的要求”，那么梁漱溟是否就不谈工业化呢？在梁漱溟那本四百五十多页的 “乡村建设理论”里，倒是用了八页的篇幅，来谈工业化问题的。梁漱溟也谈工业化，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地主阶级也有他的同盟，而官僚资产阶级，就是他的同盟，同时再记得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还有一个反动的政权，而这个反动政权，还要借助于枪炮弹药，来进行血腥的统治，那么梁漱溟要谈工业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梁漱溟所需要的工业化，一共包括四项内容： “第一要供给动力于全国各地”，“次则同时要注意钢铁出产和机械制造，亦同样为有计划地供给各处”，“又次如为一般工业建设之关系条件的化学工业以及水泥（士敏土）木材等问题，皆应统盘规划，预为之备。至如铁路、轮航、港口等一切商业运输上的工程或事业，似非工业本身的事，而其间接刺激工业生产，力量绝大；如何善为规划安排，实促进工业化最大条件之一。这都是中央应作的事” （同上，第四三七——四三九页）。这一段话，首先说明工业化的内容，然后指出，这些事应当由谁来主办。 梁漱溟的中央，必须做一些工业化的工作的道理何在呢？梁漱溟虽然说过：“自闽变失败，我们尝推断南京政府大约不容易倒了。……南京之稳固可无待卜。”（同上，第三六二—三六三页）但他总是不放心的，总觉得要替他的稳固的南京创造一个物质基础，使他更稳固些。这个物质基础，在他的眼光中就是当时反动政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鼓舞、栽培之下所创立的一些军事工业。这些军事工业如要建立起来，发挥效力，就必需要有电力、钢铁、机械制造、化学工业、水泥、木材，以及铁路、轮航等等作为基础。有了军事工业在反动政权的手里，梁漱溟便更相信南京的稳固了。而南京的稳固，同地主阶级的存亡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梁漱溟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虽然不要工业化，但却希望他的中央要从事工业化。 所以，在揭穿了梁漱溟的工业化主张的阶级立场之后，就不必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来同他进行辩论了。那样的辩论，完全是多余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和手段，完全同梁漱溟所谓的工业化是两件事，属于不同的范畴，没有比较研究的可能。五 梁漱溟的反动理论，不但有其阶级根源，也还有其思想根源。 一切反动阶级的思想，都属于唯心论，梁漱溟也不能例外。 请看他对于革命的解释： “中国近卅年一切改革或革命大抵出于所谓‘先觉之士’主观上的要求，而很少是出于这社会里面事实上客观的要求。”（“觉悟”，第七三页） “中国革命完全出于知识分子奔赴理想，爱好真理的心。”（“理论”，第六六—六七页） 如果我们追问一下这个主观的要求、理想，是从那儿得来的，梁漱溟便说这是“天所给”的，或者是“人所本有”的。譬如他说：“人生应当是为理的奔赴；就是你看到你所应当做的你就去做，你将会继续扩充你的可能，……继续发挥天所给你的那个可能。”（同上，第一三一页）他又说，“向上心，……在中国古人，即谓之‘义’谓之‘理’。这原是人所本有底”（“要义”，第一四六页）。 由此可见，梁漱溟的所谓理性，乃是第一性的东西，它是人所本有的，不是客观事物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这个理性，虽然是人所本有，但却需要一个特殊的职业来代表它。代表理性的人，古代就是“士”，也就是读书人，而现在则称为知识分子。士人代表理性，所以在社会上有绝大功用。梁漱溟说： “中国旧日社会秩序的维持，不靠他力而靠自力，不靠强力而靠理性，……但如何得理性常能表现其活力于社会间，而尽其维持之功？此则在有‘士人’者，以代表理性。旧日中国社会的成分，为士、农、工、商之四民，而士居四民之首。士人不事生产，却于社会有其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理论”，第四三页） 从此梁漱溟便得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结论。“一社会知识智力之士，是其社会头脑心思之所寄；社会众人离他不得”（同上，第三三二页）。“知识分子这一项人，无疑地是在完成中国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上顶重要的人；他们的力量是大的”（同上，第三四四页）。反是，对于真正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在梁漱溟眼中则是一钱不值的。“农民虽多，而太散漫固陋，不见力量”（同上，第三三五页）。“现在的农民，非有人替他出主意不可”（同上，第二三三页）。“群众到底是庸凡的，不够智慧的啊！”（同上，第四三六页） 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中，谁掌握了最高的智慧呢？关于这一点，梁漱溟虽然没有给一个明显的答案，但在他的著作中，却处处暗示这一个答案。我们从下列的例子中，听一听他的口气。 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他一开头就说：“我在本刊第一期，‘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中，说明我现在的见解主张，是由过去几年的烦闷开悟而得。这是我个人的开悟么？这是中国民族的开悟！”（“觉悟”第三一页）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说：“中国问题已经问到根本处，不能再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反而要待我这非专门家才行。”（“理论”，第四四○页）在解放初期，这种夸大并未有一点收敛，他在“中国文化要义”的“自序”中说：“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起：梁某究是怎样一个人？便为我回答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底人。或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底人。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如其说：他是 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便是十分恭维了。”（“要义”自序，第四—五页）这段话说得有点扭扭捏捏，但其用意却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别人恭维他是思想家，是社会改造运动者。就是在解放了几年之后，他还不知天高地厚，仍然以思想家自居。 唯心主义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同唯物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唯物主义者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唯物主义者在研究问题时，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梁漱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所以他不是这样做的。他说：“所有这许多对人问题，却与对物问题完全两样。它都是使人向里用力，以求解决底。……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也。”（“要义”，第二一八页，重点是原有的）所谓向里用力，“就是将标准放在里边，处处让你向内反省。” （“理论”，第一三三页）既然标准是放在心里，所以一遇着问题，并不是去占有材料，从材料中去发现客观的规律，而是闭起眼睛来想。但是凭这种方法，如果要使想出的东西，同客观的情况及客观的规律相吻合，那是不可能的。主观不去反映客观，不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如何能够符合于客观呢？因此，一般略为有点常识的人所不会闹笑话的，而梁漱溟的著作中，却充满了这一类的笑话。譬如中国明明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他却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人民受了军阀的痛苦好几十年，他却说军阀还没有建立；中国旧社会中充满了剥削，他却说中国离剥削尚远；革命本是客观的要求，他却说是知识分子主观上的要求。假如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在作祟，是不会闹出这一类的笑话来的。 梁漱溟还有一套思想方法，那就是主观地寻找别人同他相符合的主观见解，来证明他的结论。例如他认为中国文化停滞不进，以及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是两个大问题。如何来研究这两个问题呢？他告诉别人说：“这两大问题，如果你要加解释，请你莫忙开口，先多取前人议论来研究看！如你又要说话，我仍请你莫开口，再沉想沉想看！”（“觉悟”，第五三页） 所谓沉想沉想看的思想方法，我们上面已批评过了。把前人议论来研究，是不是有一点客观的气息呢？当然，如果前人的议论，是根据事实总结出来的，那末用来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参考资料，是有益处的。但梁漱溟的出发点并不在此。他从主观的沉想中，已经得出了他的结论，然后再在前人议论中，去找那些同他思想相投的章句。这种引证，自然是片面的，主观的，对于发现真理，毫无用处。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就够了。梁漱溟关于中国无阶级的说法，我们前面已批判过了。他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要义”，第一六七页）在他的著作中，也常引用史记汉书，但他偏不引晁错“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言论，偏不引董仲舒所指责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事实（均见“前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见税什五，师古注说：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证明秦汉以来，中国已有对立阶级。）但他却引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的党员训练大纲上的一段话说：“中国社会上，大体只有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地位职业和性别的区分，而没有阶级对立的显著事实”（“觉悟”，第一七九页）。像这一类的胡说，再引上一百条，又有什么用处呢？ 梁漱溟应当认识他过去的丑恶面貌。他一直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帮助反动阶级麻醉人民，压迫人民的。他过去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现在人民不咎既往，对他宽大，他就应当彻底地改变他的立场，为人民服务，不要再以立场转变不易来搪塞。 （原载“新建设”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七号， 本报转载时，经作者同意做了某些删改）

第4版()专栏： 世界母亲大会继续举行会议 决议派代表团向四国会议表示争取和平的意志 新华社十日讯　据塔斯社洛桑讯：世界母亲大会九日继续举行全体会议。 苏联代表团团长尼娜·波波娃在大会上发言。她说，苏联母亲极其兴奋地欢迎大会的召开，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波波娃追述了战争给全世界妇女们所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她指出，出席大会的苏联代表团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在战争中丧失了自己亲人的。她叙述了苏联对母亲们的关怀，苏联执行着和平外交政策。她说，苏联母亲和其他国家母亲一样希望即将举行的四国政府首脑会议能作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决定。全世界母亲们的职责就是促进和平合作的实现。母亲们是争取生活、争取儿童的未来、争取人类的进步中的伟大力量。 法国母亲代表、已故法国著名作家布洛克的夫人在发言中建议大会派遣代表团向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参加者请愿，把数亿妇女渴望世界和平的意志告诉他们。大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洛桑市建筑企业工人代表团向大会祝贺。他们说，男子也同母亲一样珍惜孩子的生命和幸福。代表团表示，工人们支持这个大会。大厅中响起风暴般的欢呼声。 参加大会的人十分激动地听取了广岛市母亲代表的讲话。她号召全世界母亲决不容许广岛和长崎的悲剧重演。 阿尔及利亚母亲代表大声疾呼地说道，法国的母亲们！决不要让别人把你们的儿子、丈夫和兄弟派往阿尔及利亚来杀害我国的居民！ 一个法国妇女代表接着起来宣读儿子在阿尔及利亚牺牲的一个法国母亲的信，信中说，全世界母亲应当团结自己的力量，起来反对战争。 法国妇女代表团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向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以及法国的其他附属国的母亲献花，表示声援她们的争取和平和民族解放的斗争。 西德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在讲话中谈到西德妇女如何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复活、争取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德国而斗争。 丹麦、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意大利等国代表也在大会上发了言。在大会休息期间，在会议厅里，到处响起用各种语言唱的和平之歌，表演着各国的民间舞蹈。

第4版()专栏： 波兰和民主德国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波兰政府代表团离柏林回到华沙 新华社柏林十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新闻处发表了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会谈结果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说：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已经确定的和现有的德、波国界条约签订五周年的时候进行的会谈，是在真诚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表现了两国现有的和日益巩固的友好关系。 联合声明着重指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对欧洲和平和安全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双方完全同意：奥得—尼斯河和平边界是最后确定的德、波边界。两国政府声明：要坚定不移地遵守华沙条约，共同反对任何阻挠友好关系的企图。 声明说：双方讨论了关于加强友谊和关于扩大德、波两国人民进一步合作的措施，并且肯定了两国政府对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德国的统一、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等问题的共同观点。 新华社柏林十日电　以贝鲁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在参加了德波两国关于划定两国国界条约签订五周年的庆祝大会以后，在九日离柏林返华沙。 贝鲁特在机场上致辞，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劳动人民热烈友好的招待表示感谢。他着重指出：奥得—尼斯河边界是德、波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边界。波兰人民支持德国人民争取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德国统一的正义斗争。 到机场欢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斯多夫在致答辞时着重指出：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 据新华社华沙十日电　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贝鲁特为首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九日乘飞机从柏林回到了华沙。 贝鲁特在机场发表了谈话。他指出，代表团在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期间所遇到的一切都有力地证明，波德两国的日益加强和扩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不仅使两国人民彼此得到好处，而且也是对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斗争的一个有价值的共同贡献。波兰政府代表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领袖的会谈表明了我们两个邻国对国际基本问题和有关两国的问题的互相谅解和态度一致。我国人民对德国人民进步力量的信任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国人民中民主力量的有组织的和日益强大的堡垒。因此，我们将坚决地发展和加强我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友谊和合作。

第4版()专栏： 苏联空军总司令招待外国空军代表团 新华社九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主帅日加列夫在八日举行招待会，招待到苏联参加航空节的外国空军代表团。 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印度、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和罗马尼亚等国空军代表团的团长和团员，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空军代表团的团员。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印度、中国、朝鲜、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 苏联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苏联元帅索科罗夫斯基、比留佐夫、苏军高级将领，苏联国防部和苏联外交部的负责人以及苏联新闻界人士。 招待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第4版()专栏： 光荣的人民革命纪念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　巴·奥其尔巴特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的全民节日。 一九二一年的民族民主革命给了蒙古人民以真正的自由，开辟了走向光明和进步的道路。殖民压迫和封建压迫被永远推翻了。多年以来，蒙古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真正的主人。殖民地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觉醒的重要前哨形成了。 在这一天，全体蒙古人民都对新蒙古劳动人民的伟大朋友、强大的苏联表示深切的感谢。苏联经常的、全面的援助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道路上的发展一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蒙古人民把自己的视线集中在人民中国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切国家，它们的援助和合作无限地加快我们的前进。 蒙古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产儿。十月革命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提高了蒙古人民的民族觉悟。 一九二一年的革命摧毁了多年来外国殖民者和国内封建制度的枷锁，把国家从帝国主义奴役下挽救出来，并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现实的条件。蒙古人民革命党从人民革命胜利的最初日子起就引导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党和人民政府的全部活动曾集中在消灭封建主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驱逐和肃清外国资本的势力，全力发展生产力，用竭力巩固同苏联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合作来发展和巩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基地。在过去三十四年当中，蒙古人民在自己的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击退了帝国主义者不止一次的侵犯，胜利地捍卫了自己国家的独立，并在和平的创造性劳动战线上获得重大的成就。不久以前非常落后的蒙古，在这一个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改变得认不出来了。国民经济和文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发展着，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革命前的蒙古是一个由封建生产关系和宗法制度残余统治的最落后的国家。它的经济特征完全是封建殖民地的。非宗教封建主和宗教封建主阶级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不到居民人数的百分之八，却拥有牲畜总头数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五。所有的牧民都处在直接依赖封建主阶级的农奴状态中，封建主阶级同外国殖民者一起用最野蛮的方式剥削劳动人民。 决定蒙古革命前的经济性质的一个最大的因素，是外国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统治，它握有国内外的全部贸易以及国家的财政和信贷活动。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蒙古宣布为人民共和国。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行了土地国有化，从而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 争取消灭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和争取国家经济独立的斗争同时进行的。 由于苏联的帮助和人民革命党的始终一贯的政策，美英帝国主义想在经济上奴役解放了的蒙古的企图被粉碎了。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建立了蒙古第一个全国性的贸易组织——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一九二四年夏天，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蒙古工商业银行。一九二五年实行了货币改革，发行了本国的货币图格里克。 蒙古人民就这样一步步地掌握了经济命脉，铲除了外国资本在国内经济上的影响。 蒙古人民在争取共和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决定性成就，是民族工业的建立。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年期间，作为国民经济一个部门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形成和工人阶级的产生，以及其他由国家所握有的经济命脉，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发展的彻底性和全国的坚决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形成中，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的国家的援助，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列宁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各族人民平等和友谊的政策，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组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工业生产，是从恢复国内已有的小型企业和工厂开始着手的。 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年这个时期，从建设个别的工业基地的过程过渡到比较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现代化工业扩展到全国国民经济系统的过程。在这几年间建成并投入生产的大企业有乔巴山工业联合工厂、乌兰巴托和哈特呼尔的洗毛厂、乌兰巴托中央热电站等。建筑材料的生产大大地扩大了。那莱哈煤矿和往乌兰巴托运煤的工作都已机械化。结果，洗毛企业的生产量提高了将近一倍，电站发电量提高了将近八倍。一九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煤产量达到了一九三○年的十六点二倍。 在这几年间对共和国的合作社工业的发展也给了很大的注意。 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上述时期的特点。一九四○年工业产量比一九三○年提高九十九倍以上。工业的固定基金增加了四十二点六倍，产业工人的数量增加了十三点八倍。 因此，到一九四○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多部门的工业——人民民主国家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强大的经济支柱。 一九四○年乔巴山元帅指出：“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经牢固地走上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在国内发展公有生产，建立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胜利了的国家的帮助下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学说，在我国的条件下被辉煌地证实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由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忘我的劳动，蒙古人民共和国胜利地克服了战时的一切困难。国民经济和文化照旧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蒙古人民引以自豪的是，在严酷的考验的日子里，能够尽力帮助自己伟大的朋友——英勇的苏联人民进行反法西斯大军的崇高斗争，蒙古人民革命军在与苏军的紧密战斗配合之下，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战后年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过渡到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远景计划，取得了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方面的伟大成就，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下，顺利地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二年）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苏联的经常援助，社会主义的工业、机械化的运输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迅速地发展起来。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也显著地加强和扩大了。 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胜利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创造了和平建设的最良好的环境。一九四九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一九五二年十月签订了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同其他一切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和合作也建立起来，这对于蒙古人民同民主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的发展和进一步加强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去年年底举行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蒙古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代表大会制定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沿着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道路进一步发展的伟大纲领，通过了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为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所鼓舞的蒙古人民，为了祖国的幸福，正在满腔热忱地工作着，并以此为巩固各国人民的和平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人民革命的光荣纪念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朋友——强大的苏联、伟大的中国、英勇的朝鲜、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人民，都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建设的真正的巨大成就而感到高兴。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畜牧业，在党和政府的孜孜不倦的关怀和牧民的忘我的劳动下，在数量上增多了，并且也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化。牲畜总头数从一九二四年到 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六。按人口计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牲畜数量，现在在世界上占第一位。所有的牲畜现在都属于劳动人民。现在农业也有了发展。如帮助牧民建立了广大的机器割草站、兽医站和牲畜人工授精站的分布网，它们已成为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柱。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牧民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牧场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共和国内共有二百多个牧民生产合作社，拥有社员数万名。它们的公共牲畜超过了一百万头，也就是说，几乎达到一九五○年的十倍。 在人民政权年代建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主导部门。由一九四○年到一九五四年，工业品的产量增加了两倍多，并且已不少于工农业总产量的二分之一。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对畜产品原料的加工。在战后年代，已有几十个采矿、石油、生产肉品、建筑材料的大型企业和别的一些企业投入了生产。工业的动力基地大大扩充了。煤的开采和电力生产几乎增加了一倍。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的运输，只是在人民革命后才发展起来。除了广泛利用汽车运输外，也发展了铁路运输和空运。第一条从乌兰巴托市到那莱哈煤矿的铁路已在一九三八年通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年代铁路线的长度增加了一倍多。今年已完成了乌兰巴托—扎木乌得段的建筑工程，莫斯科—乌兰巴托—北京的线路就是通过这条铁路的。 蒙古人民的一项巨大成就是实现了文化革命。我国已扫除了文盲，开设了三百五十一所小学，四十三所七年制学校和二十八所中学；所有的学龄儿童几乎已全部入学。为我国人民所自豪的以乔巴山元帅命名的国立大学、国立师范大学、高级党校已成为为国民经济各部门造就青年专家的真正养成所。同时还有十多个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在工作。这一切使我们能够过渡到城市的普及义务中等教育和乡村的初级儿童教育，能够广泛地提出关于全面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并表明了我国人民文化水平的巨大高涨。 蒙古人民在筹备庆祝人民民主革命三十四周年时，正在为顺利完成一九五五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有决定意义的第三年的计划而忘我地斗争。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民节日，是在蒙古人民同强大的中国人民的许多世纪以来的友谊进一步巩固的情况下进行筹备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来到我国帮助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中国朋友的劳动热忱和英雄主义，都振奋着和鼓舞着我国人民在和平建设战线上建立日新月异的功绩。 我国人民用忘我的劳动来确证自己对和平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并且相信争取各国劳动人民友好、和平和幸福的遍及全世界的强大运动一定会胜利。爱好和平的蒙古人民愤怒地斥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把全世界人民拖向新战争的企图，全力拥护和支持苏联、人民中国、民主阵营各国和全体进步人类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互相了解和合作而采取的各项和平措施。我国劳动人民捍卫着宏伟壮丽的和平事业，并把以强大的苏联和伟大的人民中国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看作世界和平的支柱。 各国人民一定能捍卫住自己要求生活和进步、和平和幸福的神圣权利。和平一定能战胜战争！

第4版()专栏：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杜比宁院士向记者发表谈话 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有巨大成就 外国科学家在莫斯科参观科学机关并同苏联专家谈话 新华社十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九日讯：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杜比宁院士就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对“红星报”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到现在为止已经解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之中，没有一个问题能像解放原子核的能量和把这种能量用来造福人群那样对人类的进步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指出，苏联科学院最近结束的讨论和平使用原子能的会议展示了科学思想在这方面的巨大成就。 苏联科学和技术已经累积了使用原子燃料的经验。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电力站供给工业用电已经一年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现在正在从事建设更为经济的原子能发电站。生产重水的工业方法和精选铀的方法已经发现了。因而就有可能制造出铀—水反应器。其他原子锅炉系统也正研究中。苏联的反应器生产的核子能为科学、技术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和不断发展打开了空前的远景。 杜比宁说：苏联科学特别仔细地研究了钍、铀、铋、银、钨等元素在各种粒子以七亿电子伏特以下的能量冲击时所发生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了几百种放射性同位素；苏联科学家在其中找到了科学上从没有发现过的许多新的同位素。苏联科学家在使用稳定的和放射性的同位素来研究化合物的结构工作中，发现了鉟同其他金属的许多化合物。 杜比宁说，苏联技术科学部成功地解决着在工业中使用放射线和同位素的问题。冶金过程的研究以及金相学和金属物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工业方面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方法是有广泛可能性的。对丙种射线的利用的研究工作发展的结果，发明了一种电解疵病检查法，利用这种方法，在工厂中就可直接找出金属制品中的疵病。苏联石油工业在探测石油井和天然煤气井时利用的原子能电磁波法，在勘探矿藏的工作中也具有很大的前途。 在医学、生物学和农业中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有着巨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杜比宁最后说，苏联科学家很乐意地向参加苏联科学院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会议的外国来宾介绍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工作方面的成绩，并吸收其他国家科学家的经验。他指出，这将为科学家们的国际合作奠定基础，以便共同研究今后将原子能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道路。 据新华社讯　参加苏联科学院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会议的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印度、缅甸、南斯拉夫、日本、挪威、荷兰等国科学家，现正在莫斯科参观苏联从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的科学机关，并且和苏联这方面的专家谈话。 外国科学家们按照各自的专业，分组访问了苏联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其中一组访问了地质化学和分析化学研究所。研究所工作人员向他们演习了使用苏联最新仪器进行极精确的放射化学研究工作的方法。巴拉诺夫教授还向他们介绍了测定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时间的方法和测定技术等。在进行这种研究时，使用了苏联科学院的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同步回旋加速器。 外国科学家们又参观了莫斯科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微生物学研究所。苏联科学家梅塞尔教授向来宾们介绍了在研究中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其他新方法的工作情况，并且当场作了试验。

第4版()专栏： 捷罗分别设立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组织 新华社布拉格九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在研究及和平利用原子能政府委员会指导下的核子物理学研究所，以便迅速发展在苏联援助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工作。 这个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在核子物理学、放射化学和核子能学方面进行基本的和应用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把研究的结果用在动力经济以及科学、工业、农业和医学方面；生产在科学和国民经济方面广泛应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和放射性混合物；训练有关方面的研究生。 新华社十日讯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布加勒斯特九日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为了促进原子核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和和平利用原子能，设立了部长会议核子能委员会。 核子能委员会将为原子核物理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原子核物理学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应用提供物质基础，将建立机构培养这方面的必要的专业干部，并且负责建设和使用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原子核技术设备。

第4版()专栏：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 新华社十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八日闭幕。会议就加桑诺瓦和赛尔文的报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 决议注意到法国工人阶级争取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斗争是加强了，并且着重指出每个党员和党的组织必须注意倾听劳动群众的一切要求。 决议着重指出和平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建议全体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在为“告全世界人民书”征集签名的运动中发挥最积极的作用，并且坚决要求法国政府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采取符合法国人民和和平事业的利益的独立立场。 决议坚持法国政府应该严格遵守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定，特别是关于在一九五六年在越南举行普选的协议。 决议号召加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声援，要求取消阿尔及利亚的紧急状态，要求立即制止殖民主义压迫、撤退法国武装部队和警察，并且按照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人民的利益来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 决议斥责法国殖民主义利用法突协定来维持它的主要阵地，认为突尼斯人民能够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 决议最后着重指出同社会党人结成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它说，尽管社会党的右翼领袖们强烈反对一致行动，但是统一战线正在建立，而且正在引起反动分子的惊慌。

第4版()专栏： 苏联援助越南两万吨大米 新华社河内十日电　越南通讯社报道：苏联政府和人民最近决定赠送越南民主共和国两万吨大米。波兰船“基林斯基号”载着第一批苏联援助的大米一万吨已在七月五日驶抵北越的亚龙湾。

第4版()专栏： 冰岛雷克雅未克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开幕 新华社布拉格七日电　一九五五年冰岛雷克雅未克博览会中的中国展览馆五日开幕。开幕仪式由冰中文化协会主席雅各布·本尼狄克逊主持。 冰岛共和国商务部长也出席了开幕仪式。 这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冰岛举办的第一次展览，展览馆将开放到七月十七日。 展出的展览品有三百多种，其中包括：陶器、玉雕、石雕、象牙雕刻、漆器、刺绣、丝织品、棉纺织品、毛皮和皮革、水果、烟叶、谷物等等。 博览会中还有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展览馆，这两个展览馆已经在二日揭幕。

第4版()专栏： 我越剧团在柏林公演受到观众和舆论赞扬 新华社柏林十日电　中国越剧团从七月二日到六日在柏林人民剧院公演了五天之后，已经在八日前往科特布斯城作访问演出。 越剧团在柏林演出了著名越剧“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柏林观众的热烈欢迎。甚至西柏林也有许多人前来观剧。在五天的演出中，几乎每一次闭幕换景的时候，会场都爆发一阵阵掌声。每演完一场，谢幕平均达十次以上。六日晚间，在演完“梁山伯与祝英台”时，谢幕达二十八次。 过去一周中，柏林报纸刊登了许多剧评、剧照和舞台速写，对于越剧的剧情、演唱、布景、服装和音乐倍加赞赏。“新德意志报”在五日以“迷人的中国歌剧”为题，发表剧评说：“远道而来的上海越剧团的艺术家们使柏林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了。”“柏林日报”说：“中国艺术家的访问演出又一次证明了艺术在团结和使各国人民互相了解方面的力量。”西柏林和西德的许多报纸也纷纷刊登中国越剧团公演的消息。汉堡“世界报”七日发表剧评，介绍越剧“西厢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行动报”二日在发表公演消息时说：“人们可以期待，观众对这些戏剧将获得怎样的印象。特别是人民中国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将给我们打开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世界。” 在中国越剧团离开柏林前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长贝希尔设宴招待了越剧团团长许广平及越剧团主要演员袁雪芬等。

第4版()专栏： 印度一千名志愿人员 将进入果阿进行斗争 新华社新德里九日电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消息：印度各党派支援解放果阿委员会七日在浦那宣布，一千个志愿人员将在八月一日——印度爱国者蒂拉克逝世纪念日进入果阿，进行争取果阿解放的斗争。 委员会曾在前些时候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以八月一日作为为争取果阿解放而发动的群众性行动的第一阶段的起点。

第4版()专栏： 美国交存奥地利国家条约批准书 新华社十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七月九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接受了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华姆斯莱交来的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并经美国总统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批准的关于恢复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美国批准书。 上述批准书是根据上述国家条约第三十八条交由苏联政府保存的。

第4版()专栏： 美国空军首脑多人到达台湾 策划加强美国空军侵略部署 新华社八日讯　以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卡特和太平洋空军司令史密斯为首的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美国空军首脑多人，七日先后到达台北，并且从八日开始同蒋介石卖国集团举行会谈。据消息透露，这批美国空军首脑聚集到台湾来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美国空军在台湾地区的侵略部署。 这批美国空军首脑也要进一步研究和加强驻在台湾地区的远东空军部队和负责台湾的空防的太平洋空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系，并且研究美国第十三航空队新近在台湾建立的特遣部队和台湾地区美国海空军之间的联系。 另据“纽约时报”台北航讯透露，美国军事顾问正在台湾西北部空军基地训练蒋贼喷气机驾驶员。两年以来，美国已经训练了大约四百五十名蒋贼喷气机驾驶员。 新华社八日讯　美国最近交给蒋贼“国防部”相当于一千万美元的款项，帮助它进行军事订货和建造军事工程。这笔款项是美国在台湾倾销剩余农产品得来的。 据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宣布，在这笔款项中有一半将用来支付在台湾制造的并将根据美国海外采购计划交给蒋贼军的武器和弹药的费用。另外一半款项将用于所谓特别建设工程，其中包括为蒋贼海军陆战队修营房、修建高射炮阵地等。 另据合众社透露，美国在七月一日开始的会计年度内将给蒋介石卖国集团一亿美元多一点的所谓“经济援助”。这笔援助将集中用来帮助蒋贼军遣散年龄过大的士兵和强征青年人来替换。

第4版()专栏： 美国国会通过“援外”法案 说明美国要加强在亚洲的侵略计划 新华社十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七月八日签署了一个帮助美国在全世界，特别在亚洲实现其侵略计划的一九五六财政年度美国对外“援助”法案。 这个被美国国会两院在七日最后通过的法案规定，美国在一九五六财政年度将拨出三十二亿八千五百余万美元作为对其他国家进行“援助”的基金。亚洲是被“援助”的重点，给予亚洲的拨款占全部拨款的三分之二。而在给亚洲的拨款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以准备战争为目的的军事“援助”。 七日公布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就对外“援助”计划发表的证词，暴露了美国这种“援助”的真正目的。 杜勒斯在证词中说，美国所以“援助”一些国家，“基本上不是因为我们想帮它们的忙。除非我们估计援助将在某方面促进美国的最高利益，我们是不给任何援助的”。杜勒斯还说：“援助”外国的每一块美元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花在美国的。 罗伯逊在强调美国要着重“援助”亚洲时说，亚洲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口和资源，并且处于战略地位”。罗伯逊表明，美国的“援助”是要建立和维持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蒋介石集团和李承晚集团军队那样的军队。

第5版()专栏： 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在北京的访问演出 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在北京举行了访问演出。歌舞团的每一次演出都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许多节目在观众们的热情要求下作了再一次的表演。上图是歌舞团正在合唱阿尔泰山颂（蒙古民歌）　　画刊照片为本报记者　袁毅平　王志渊摄 男声独唱：托海·赞丹（蒙古民歌） 女声合唱：脱群之马 舞蹈：那达慕 歌舞：阿克萨拉 合唱：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民歌：斑马男声 合唱：英雄阿尤喜 独唱：南泥湾（中国民歌） 舞蹈：愉快的劳动 舞蹈：青年骑士

第6版()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剥去反革命分子方然的伪装 亦成 方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谋士，也是这个集团里长期埋伏在浙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骨干分子。如果说像阿垅、冀汸等胡风分子大都是以“文艺工作”为幌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那末最近几年来，方然的反革命活动却主要地是以伪装为“职业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分子”的身份出现的。原因是为了隐蔽在文化界以外，以便“组成散兵线”，从各个方面来破坏革命事业。虽然他有时也写写文章或者借各种讲座、座谈会的机会大事宣传反动思想，为其他胡风分子的反动著作辩护，对党的文艺领导进行恶毒的攻击；但那气焰已不像过去有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做靠山时那样嚣张，做法也不是那么明目张胆了；而是以“偶然谈谈”或“写点作家研究”之类的东西，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正是运用“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的办法进行的。即使有“内行人”看出了他的用心，也叫你“拿他没有办法”。几年来，当这个反革命集团还没有被揭发出来以前，好些天真的青年曾被他的“渊博”所吓倒；好些同志由于缺乏警惕，被他的“积极的，无‘距离’的态度”以及“文质彬彬”的外表迷惑了。现在，让我们剥掉他的伪装，先来看一看他过去的一部分丑恶的历史吧！ 正如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其他几个骨干分子一样，方然很早以前就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还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他就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伪装“革命”，混在年青学生中潜入抗日民主圣地延安。像阿垅一样，他在延安只潜伏了几个月，很快地就回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并到处宣扬“延安有军阀统治”，因此要“回到自由的天地里来”。就是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他忠实地承袭着胡风主编“希望”的传统，创办了“呼吸”，在这里，他发表了“论生存”“文化风貌录”“‘主观’与真实”等反动文章，大事宣传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并张牙舞爪地将矛头指向延安，指向党的文艺领导、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作家与非党的革命作家，替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迫害革命作家的证据和线索。他就是这样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自由地反共反了六、七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当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大批逮捕爱国青年时，由于一个小小的误会，把他也逮捕了。那些和他一道被捕的爱国青年有的被枪杀了，有的被送进了集中营；可是方然仅仅在警备司令部里呆了二十天光景，就由他的主子胡风的“担保”，和他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里任高级参议的伯伯——朱镜匀的“活动”，自由地坐飞机飞到了南京。方然在被“关在”重庆警备司令部里的日子中，除做了最无耻、最卑劣的勾当外，还写了一则诬蔑共产党、诬蔑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启事，登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 一九四七年，方然回到他的故乡安庆。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行将迫近”“这个小城”了，也就是方然感到“万恶的共匪搅动他的故乡”，意识到末日来临，而“纷乱至极”的时候，他“跑反”到了上海，后来又到了杭州。一到杭州，他就立刻得到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当过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积极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姑父刘尚志的“帮忙”，创办了“安徽中学”，并得到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大特务头子陈雪屏的支持。于是，首恶分子胡风就将反革命分子阿垅、冀汸、罗洛、朱谷怀……安插在这个中学里，建立了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据点”。第二年，胡风在去香港前，曾亲自到杭州来举行秘密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布置了“新的任务”。接着，他们就积极行动起来了，一面由阿垅和警察局“联系”；一面由方然将一手培植起来的一批胡风分子伪装起来，把他（她）们混在革命青年中间，派往游击区去“参军”。 这个在解放前由方然“苦心经营”起来的“学校”——“安徽中学”，在一九五一年全国展开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初期，便暴露了它的反革命的面目。那里面除了董事长是个反动军官外，还有“看管”过叶挺将军的宪兵军官，还有三青团的骨干分子，甚至有在南京解放前夕化装逃至杭州的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向来以“革命作家”自居的方然，办了这样一所所谓“进步”的“中学”，而其中竟隐藏着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这原因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那末，像方然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究竟是怎样隐藏下来，钻进了革命人民的内部并窃取了重要职位的呢？原来当全国大陆即将解放，杭州刚刚成为人民的天下之际，远在北京的胡风，便一面写信给胡风分子彭柏山，要彭柏山“找他们去工作”；一边又向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提名方然、冀汸、阿垅等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为大会代表；并且又通过“旧关系”和混进党内的胡风分子为方然写历史证明材料。胡风既然替方然有计划、有组织地伪造了历史证明材料，又抬高了他的身价，于是，这只凶恶的豺狼也就被打扮成善良的绵羊了。正像胡风在伪装布置妥贴后写信给方然时说的：“既有信证明，那你的事大概就绪了”。反革命分子既已伪装成革命者，胡风也就要他“尽快参加实际工作”，打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是方然自知是一个满身都是罪恶的反革命分子，要在革命队伍内隐藏下来，并且窃据重要职位来从事破坏活动，并不是容易的事：于是，他便更巧妙地玩起两面派的手法，来欺骗周围的群众，特别是蒙蔽领导。他时而以“教育界的名流”和“老作家”的身份出现；时而以“社会活动分子”的面貌出现，谈话、写文章都连篇累牍地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和中外文豪的著作，并痛骂那些“在战斗中”的“妥协”“投降”“变节”“出卖”者，以及“个人主义者”……，处处表示自己是个革命者，以骗取大家对他的重视和信任，这样他便先后窃取了省文联筹委会常务委员、杭州市文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以及文联编审部部长的职位。在一九五○年五月间，他借庆祝杭州解放一周年的机会，写了一篇宣扬自己的“进步”，并介绍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的“纪念”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自己在“解放以前，四、五年来，教书、读书、写作；参加青年斗争、亡命、坐牢、失业、穷困；在这些生活里面带来了什么思想呢？——‘冰霜气节，肝胆文章’”；说自己“在这一年中，认识了‘个人主义’这个无孔不入的坏东西”，“认识了‘实事求是’的伟大真理”，“认识了毛主席‘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指示”，又“认识了‘团结改造’的伟大意义”。话说得多么漂亮动听，态度又装得那样坦白忠诚，而过去的历史又是这样的“光荣”，谁还能不相信他是一个革命者呢？可是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几天，也就是他和反革命头目胡风在北京密谈后回到杭州时，他对他的“知心朋友”说， “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胜利的，我的信仰是永远不会动摇的。”他们的事业的胜利，就是人民革命事业的毁灭；当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成千成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人民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他们一直就希望我们覆灭，希望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希望他们的反革命“事业一定胜利”，他们的用心是多么恶毒！ 方然知道，要破坏党，最好的办法就是钻到党内来。于是，他便又通过了“旧关系”，找到了一个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分子周力行（当时党尚未发觉），用毛线衫、派克自来水笔向他进行贿赂，便“同时送上入党申请书”。有了这样的介绍人，方然终于顺利地达到目的，钻到党内来了。在这时候，他又设法钻进了民主党派组织里去。这样，他也就有了和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负责干部以及政府首长接触的机会；然后，方然就在他周围的群众中炫耀自己，使群众知道他是“上层”的“民主人士”。他不断地用“我们党对你们民主人士”的党员的口气和民主人士说话，以取得民主人士对他的尊重和敬仰。就这样，方然成了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可以大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了。当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人民政府在“安徽中学”里发现了那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时候，由于那些反革命分子对他抱有特殊的希望，竟没有牵连到他。而方然自己呢，一边写文章大叫“人民的日子万岁”，一边却将暗藏的武器投进河里，还装腔作势地派工友冒着严寒到河里去打捞，想用这些花样来欺骗人民政府。 方然还摸熟了所谓“运动的规律”。每当一个政治运动开始时，他就会装作诚诚恳恳的样子，带头进行“自觉的思想检查”；可是背地里却告诉他的“朋友们”说：“检讨、批评，只要狠狠打自己的耳光就行了”，“对着墙壁撞头，愈响愈好。”他这样地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传授给他人，要他们也像他一样的来欺骗党，欺骗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二年，他参加了五反运动，在党的面前说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一次极深刻的教育”，背地里呢，却对那些在三反中犯过错误的同志说“伴君如伴虎”， “你怎么和上级的关系搞不好呢？”企图挑拨这些人和党的关系，使他们永远仇恨党和人民政府。在同年的冬天，他的主子胡风的反动理论受到了批判，批评者并且提到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方然便到处对人说：“自己早已不搞文艺工作，早已改行了。”企图用这种遮眼法来分散大家的注意；而在暗地里却散播谣言，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作根本修改了”，“何其芳、林默涵的批评根本就是宗派斗争的老问题。”并且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的著作加以诬蔑，凡毛主席文章中谈到“阶级立场”“工农兵方向”“党性”“作家思想改造”的地方，他都给打上了问号。 这个诡计多端，阴险恶毒的反革命分子，在去年胡风策划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便立刻响应胡风“一齐攻上去”的口号，写了个报告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为胡风辩护，并诬蔑党的文艺领导；同时又向胡风献策，叫他“把斗争的步骤分为两步：第一步，要争得‘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争论自由’；第二步，要争取改组刊物和出版机构。”以便彻底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同时又积极组织了胡风认为“起配合作用的战役”的、关于对“这里没有冬天”的批评的反批评，又和其他胡风分子一道策划向华东地区党的文艺领导开火……。 几年来，反革命分子方然除了玩弄毒辣的两面手法欺骗群众，蒙蔽领导，进行破坏活动外，还经常运用所谓“好客的习惯”，邀请朋友们到他家里去“聚餐”“谈文艺问题”“帮助解决婚姻对象”，从中“物色对象”，“建立友谊”，以扩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只要他一发现你有对党不满的情绪，他立刻就给你以“安慰和温暖”，“帮助”你解决困难；当他发现了你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而又在拿文章向他请教时，他立刻就会夸奖你一番，说你的作品是“天才的光辉”；但当这些经过他赞扬的文章投到报刊而未被刊用时，他就乘机挑拨，说“文艺领导上存在着宗派统治”；如果你的作品发表后受到了群众的批评，他就歪曲地、别有用心地引鲁迅的话，说批评家们“抡起板斧排头砍去”，“在嫩苗的地上驰马”，“打击新生力量”，然后将胡风的“理论”介绍给你，向你灌输反党、反人民的毒汁。就这样，好些人不自觉地或自觉地被一步步地拖下了水，终于变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分子。方然也用同样卑劣的方法来引诱、胁迫一些对他表示敬仰的女学生和女工作人员，来满足自己的兽欲。这更是不胜枚举的事。 方然的罪恶当然不仅这些。直到胡风的反动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逐步被揭发出来，人民群众和党一再点了方然的名时，他还想继续耍无耻的两面手法，写了一篇“批评胡风兼检讨自己”的文章，送给他一贯认为“不懂文艺的领导”来审查；像其他胡风分子一样，他的文章完全是根据他们的主子胡风所规定的范围，重复着别人已经批评过的东西，把几个名词搬弄了一番，企图再一次欺骗领导和群众，蒙混过关。但是全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了。胡风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全国人民的揭发下，终于现出了狰狞丑恶的原形；这个反革命黑帮无论怎样奸诈、阴险，也挽救不了灭亡的命运。在人民筑成的铜墙铁壁的前面，他们终于落网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浙江进行阴谋活动的时期相当长，方然、冀汸等反革命分子曾在这里“播下了种子”，发展了组织；胡风反动理论所散播的思想影响也很深很广。因此，我们必须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警惕，为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彻底肃清胡风反动的思想影响而斗争到底。 （原载“浙江日报”）

第6版()专栏：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苏联　格·加克教授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认识论，它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认识论研究下列几个基本问题：一、我们要认识的究竟是什么，或认识的对象是什么；二、我们怎样去认识，认识的方法是什么；三、我们的认识是否可靠，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被认识的客体。 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认识什么。在这个问题展开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唯物主义者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物质世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并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人们可以认识他们周围的世界。人们在自己的观念和概念中反映着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以及它们的发展规律。 这种真正科学的观点同唯心主义者针锋相对。唯心主义者断言，认识的对象是观念、精神。例如，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曾说道，认识自然界，就是认识投入自然界中的绝对观念。根据他的意见，自然界的发展是绝对观念运动的反映。 然而这种观点同科学是完全抵触的。科学证明了，有生命的、有机的自然界是从无生命的、无机的自然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科学还证明了，意识也是自然界发展的天然产物，意识是特殊的有组织的物质的一种特性。无论唯心主义怎样断言精神先于自然界，这种论断都是毫无根据的，只不过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而已。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创造世界”的说法，比宗教的神话和传说更加混乱。 人周围的物质世界就是人的认识的对象。劳动人民认识了世界，就有可能依据被认识的规律有意识地去改造世界。 人们的认识活动是怎样实现的，认识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 对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哲学给了确切的回答。列宁教导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惟，从思惟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法道路。” 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个原理。 人对世界的感知是借助于感觉器官：视觉，听觉，触觉等等。人周围的事物作用于这些感觉器官，并引起相应的感觉；这些感觉的总合就形成对该事物的感知。随着观察工具的发达和改善，人就可能感知那些从前他所不能感知的事物和现象。例如，有了天体望远镜就能进行天文观察，而这凭肉眼是办不到的。肉眼同样也不能看见无生命和有生命的物质的极其微细的结构，而有了显微镜就能看见。 但是，无论观察工具如何完备，要想全面认识和把握事物，光有感性认识是不够的。列宁写道， “观念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运动，而思惟能够把握和应当把握”。 社会现象也是这样。商品的价值虽然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或手所能摸到的，但它是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因此，认识的工具不只是感觉，而且还有理智。这不是说，理智是与感觉分开来认识事物。列宁写道，“除了经过感觉，我们既不能知道任何物质底形态，也不能知道任何运动的形态……”。正是感觉供给思惟活动的材料。在感性材料经过理性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了逻辑概念，构成了判断和逻辑结论。 逻辑概念表达出各种事物所具有的一般的特征。当研究每一种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相类似的事物所固有的一般特点。同时，具体的事物和现象还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事物和现象的独自的特征。 就拿各种语言：汉语、俄语、英语以及其他的语言为例吧。所有的语言，无论它们之间的区别怎样大，都有一般的特点。首先，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任何语言都是民族文化的形式；语言是直接同思惟联系的，它把思惟活动的结果，用词和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任何语言的基础都是由文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构成的。一切语言所具有的这些特征的总合便形成了一个概念：语言。因此，概念是通过对同类的事物、现象、过程的概括，通过对于很多个别事物最典型的东西的概括的道路而形成的。 当然，通过思惟从各种不同的事物中抽出一般的东西，不是同包含这个一般的东西的那些单独的事物相分离地、独自地存在着。所以，没有一般语言；现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采取某种民族的形式而存在的。一般只是存在于个别之中和通过个别而存在，但它是由思惟从一些单独的事物之中抽出来的，它反映着这些单独的事物中所实际存在的东西。概念是一切思惟的基础。概念的形成是抽象思惟的伟大成果，是人脑活动的有效结果。 由概念而形成判断。例如，当我们说“树是植物”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种判断，它牵连着两个概念：“植物”和“树”。我们把各种判断相互联系起来，就得出了一定的结论、论断。思惟的过程就是借助于这一切作为认识事物的工具的逻辑形式来实现的。 认识就是在于，全面地和更充分地把握所研究的现象，深入现象的实质。认识不能限于表面上的东西，它力求深入事物的内容，找出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找出现象的存在和发展所服从的规律。因此，认识具有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 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等，这些逻辑范畴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的进一步深化的阶段。在这些范畴中反映出一定的、客观存在的联系。 让我们随便举一个借助于上述的范畴来思索的现象作例子。例如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的特征，首先是它的一定内容：国家政权从一个反动阶级或几个反动阶级的手中转到一个先进阶级或几个先进阶级的手中，腐朽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同社会革命这个内容相联系的还有社会革命的一定形式，即革命的阶级为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所采取的有意识的和强力的行动。 由此可见，要想了解这个或那个社会革命，我们就要分析它的内容和发展的形式。 其次，任何的社会革命都是由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新的、成长了的生产力和陈旧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是社会革命的原因；社会革命是这个原因的结果。再次，对革命的研究和认识又指出，生产方式中的冲突和社会革命二者间的因果联系，不是偶然的联系，而是必然的联系；由于生产方式中的冲突而产生社会革命，这乃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 因此，在分析社会革命或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时，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和辩证逻辑——一般和特殊，内容和形式，矛盾，原因和结果，必然性等范畴——的一般概念来研究实际情况。 在社会思想史中第一次揭露了社会革命的本质的，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揭露了阶级本身的存在“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马克思语）之间的联系，找出了社会革命的原因和揭示了社会革命的规律之后，社会革命的本质才非常深刻地显现了出来。 对任何事物，任何现象的认识，都是从对事物的最初的印象到对事物愈来愈深刻的认识的思惟活动的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首先确定，这个或那个事物是什么，它由什么形成的，它的特征是什么。然后，人的思惟继续活动，去揭发事物的本质，去认识产生它的原因以及它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辩证法的范畴就是这种深化认识的阶段。 无论是感性认识或是逻辑的认识都和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唯心主义者企图把认识的发展解释为，似乎是上天赐与人使之固有的洞察世界秘密的意图。可是实际上正如科学史所证明的，知识是在实践的要求，首先是在生产的要求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着的。 生产活动是人们的认识发展的主要源泉。根据恩格斯的意见，生产给科学的好处是远超过科学给生产的。恩格斯批评那些轻视研究人的活动对人的认识的影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恩格斯写道： “它们（即指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译者）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惟。但是人的思惟之最本质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非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自然科学史证明了，自然科学史中的各个部分都一贯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首先产生了这些科学：天文学和数学，以后，随着农业，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机械学发展起来了；再后，在工业成长的影响下物理和化学也得到了发展。 社会科学产生的根源，归根到底也是由于生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深固的社会根源是在工人运动之中。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的理论表现。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经验在列宁主义中得到了理论的表现；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并以新的伟大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和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源泉。 这一切都说明，实践是科学运动的基础和源泉，是科学的和理论上的认识的基础和源泉，而认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包括人的实践在内的过程 （“哲学笔记”）。 ×　　×　　×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前边提到的我们的认识是不是正确地反映现实的问题，谈谈认识的可靠性、真实性问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专门研究过真理的问题。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批评了杜林的“终极的最后真理”的形而上学的庸俗，论证了下列这一原理：人的认识能力从它的可能性和它的历史的最终目的来看是无限的，但是，从它的个别表现和在每一特定时机的实现说来，则是有限的。这就是说，对于认识说来是没有任何界限的，但是在一定的阶段上，人的知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人们已经拥有对整个客观世界的绝对知识，拥有终极的最后真理时，那末就没有什么可再继续认识的了，科学的运动也就会终止。实际上，科学是在不断地发展着，而且每前进新的一大步，都在补充和修正着已获得的知识。 在反对所谓经验批判论者的斗争中，关于真理的问题又尖锐起来了。经验批判论者是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并否认客观真理的。在反对经验批判论者的斗争中，列宁阐明了认识论的新问题，首先是关于客观真理的问题。 无论是列宁所曾反对过的经验批判论者，或是现代的经验批判论者（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最主要的派别是经验批判论的继续），都说真理是主观的。同时他们把问题引到非常荒谬的论断上去。马赫主义者抹杀真理和谬误、科学和迷信、幻想和现实、梦幻和实际之间的一切界限。经验批判论的阶级实质，它对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效忠行为，在这儿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把普遍有效的、把不是一个主体、而是许多或所有的主体承认的东西叫做真理，这也同样是谬误的。要知道在分为敌对阶级的社会里，凡是在事情涉及到阶级利益的地方，所谓真理的“普遍有效性”显然就早已预先被排除了。其次，例如宗教迷信还是为许多人所承认的，但是这并不能使之成为真理。 列宁在驳斥马赫主义者和经验批判论者的时候，论证了真理是客观的这一原理。真理并不依赖于主体、个体，它也不依赖于许多个体、甚至所有的个体。因为真理是思惟同现实的符合，同时不能离开我们的思惟对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来判断真理。 承认客观真理，就是承认人的观念中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内容。列宁指示说，人支配自然，就是自然界的现象和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的结果，就是这种反映是客观真理的证据。 因此，人所以能获得真理只是因为人的观念是不依存于人的客体的反映，因而人的观念包含有客观的内容。 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列宁是这样表述的：“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观念能否一下子、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达出来呢，还是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达出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列宁说，不能把真理看做一种不动的和最后完成的东西，因为真理是过程。 关于把真理作为过程看待的这一原理，在列宁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的分析中揭示了出来。 就绝对完全的、彻底完备的知识而言，人不能拥有绝对真理，但是就真理的永恒性，即真理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废除而言，人拥有绝对真理。例如，辩证法的规律就是这样的真理。它不仅永不能被推翻，而且相反，它经常不断地为人类知识的发展所证实着。在上述意义上来讲的永恒真理，我们也可以在科学中找到。例如，关于地球起源、关于它是怎样产生的观念，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变化着。但是，地球已经产生了这一事实却是永恒的。真理不为认识所不能越过的某种界限所制约，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真理是绝对的。确实存在着一些永远不能被推翻的永恒的真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真理也是绝对的。 同时，真理又是相对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知识不可能包含绝对完全的真理，不可能是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吸取净尽。因此，由一定的历史范围所制约和限制的真理，是相对的真理。 但是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每一个相继的阶段都愈来愈使人接近于绝对的知识。这就是说，通过相对的真理，认识就可以步向绝对真理。 列宁写道：“这样，人的思惟，按其本性来说，是能够给与并且给与着我们以绝对真理的，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在这绝对真理的总和中添加了新的几粒，可是每一种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是相对的，它们是随着知识的往前发展时而扩张，时而缩小的。” 上边已经谈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泉源。但是实践不仅仅起这一种作用。它还可以检验认识的正确性。人用实践来证明自己思惟的可靠性。例如，生物学中米丘林理论的真实性，被它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富有成效的结果所证实了，而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的学说，在实践上则是毫无成果的。 在社会理论和世界观理论方面也是一样。所有这些理论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在百余年间、在最不同的历史形势下，不断地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不断地为历史的全部发展进程证实着，为群众的革命经验丰富着。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真理的学说，对于科学知识的成就，对于理论的发展，都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一方面武装我们的干部去反对教条主义，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反对怀疑论。 无论是教条主义，无论是怀疑论，都是同科学的进步敌对的。教条主义把这些或那些科学原理变成某一种死的和停滞不动的东西，使理论脱离生活。怀疑论以人类知识经常变化为借口，散播对科学的力量、对认识的可能的怀疑。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对这两种危险的斗争中为自己开辟了道路。机会主义者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时，用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教条化的手段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同时，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还采取其他一些手段：他们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本身有“批评自由”，要求“重新审查”其中的一切和“修正”一切。 这两种危险——教条主义的危险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某些根本原理的危险，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克服，它们还时而表现出来。 今年一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斥责了一些可怜的经济学者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企图。这些经济学者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的问题，他们企图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重工业的发展就不再是主要的任务，而轻工业应当得到优先和首要的发展。 不了解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以庸俗化的看法对待理论问题，使这些经济学者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一项根本原则。 另一方面，党经常需要克服各种教条主义的表现。 如果人们不注视生活的变化，看不到新现象、新过程的产生和发展，那末他们就会变成教条主义的牺牲者，继续重复着一些背熟了的原理，忽视历史环境中所发生的变化。 列宁关于真理的整个学说——不仅在揭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法时的那一部分，而且在说明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本身的作用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和怀疑论的。实践的标准也不能绝对化。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写道：“这个标准同样是这样地‘不确定’，以便不致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地确定，以便和一切各种各样的唯心论与不可知论进行无情的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把真理作为过程看的学说和关于检验真理的尺度的实践的作用的学说，以对科学和认识的力量的信念鼓舞着人们，粉碎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同时清除了对这些或那些原理的各种教条化和神圣化，培养科学中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和革新精神。它是共产党实际活动中的有力武器。 （本报特约稿）

第6版()专栏： 把反革命分子消灭干净 薛愚 二十多年来，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正像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肃清的托洛茨基、布哈林两面派分子一样，一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暗中进行着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是强大无比、战无不胜的，而一切反革命分子和集团终于逃不出人民的巨掌，必然会遭到可耻的灭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就是有力的例证。 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革命同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任务，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可是，有些人还存在着“与我无关”的错误思想，而采取了漠不关心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对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认识不足，因而骄傲自满，麻痹大意，埋头经济建设，不愿过问政治。忘记了政治是指导业务的，只有二者密切的结合起来，才能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彻底胜利。忽视任何一面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丧失了警惕性，那就便利敌人乘隙钻入我们革命队伍中来进行破坏活动，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害。胡风集团分子所以能长期潜伏在革命队伍中而我们不能及早发觉，其原因就在于此。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引为教训吗？ 还有极其个别的同志对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不仅是漠不关心，而且采取了“泼冷水”的极端错误的态度。他们似乎对于这样一个凶恶、阴险的集团是否反革命还存有“怀疑”。认为三批材料的证据，还不能构成反革命罪证，好像是最好缴获一枝手枪，或一架收发报机，才能构成反革命犯罪的行为。这些“好心”的人，实在想得太天真和单纯了。他们好像认为只有用枪来杀害人民，用炸药来破坏我们的厂矿和机关，才算是反革命。可是敌人并不像他们那样简单，他们却懂得在人民民主政权巩固之下，采取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隐蔽的等一切两面派手法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并不轻易地公开杀人放火。他们狡猾地戴上假面具，混进人民的队伍，打人用橡皮包的钢丝鞭子，杀人用不见血的刀子，从各方面来破坏革命，绞杀革命。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披着进步作家的外衣，进行着这样的反革命活动的。“人民日报”揭发的三批材料，铁证如山地证实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不仅是仇恨几个革命作家，也不仅是反对文艺运动；他们憎恨的是“这个社会秩序”，他们所仇视的是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他们所敌对的是人民革命事业，他们妄想人民民主政权 “呜呼完蛋”，他们的一切作为和目的同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的作为和目的完全一致的。这难道还值得“怀疑”吗？ 采取以上两种错误态度的人，或是有类似这种态度的人，正是严重的脱离政治斗争的倾向和不热爱人民民主政权的表现。这正是为反革命分子所欢迎的。我们应该清醒过来，积极地投身到这一革命同反革命的严重斗争中去，坚定革命立场，决不能对反革命分子有丝毫同情，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洗干净，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彻底胜利。 我们应该从胡风集团事件里吸取教训。首先，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随着我们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甘心于我们的成功而坐视自己的灭亡的，他们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来进行破坏。文教科学、医药卫生事业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敌人必然也会从这方面用尽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进行破坏。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就是一个实例。因此我们今后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随时注意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并肃清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使敌人无隙可乘。 其次，胡风事件也充分地说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一个尚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容易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毛病，有这些弱点的人，正是敌人所要“争取”的对象。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地肃清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我们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指导，我们就会看不清世界，看不清国际局势和国家前途，分不清敌友，必然会成为一个终日忙忙碌碌的庸人，在政治上麻痹大意，嗅觉不灵，目光越来越短小，就会觉得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都同自己无关。这样，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向我们进攻，而我们也就容易上反革命分子的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工作的指针，只有掌握了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武器，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堵塞我们思想上的漏洞，学会辨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不给敌人一点可能利用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为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6版()专栏： 个人主义和麻痹帮助了反革命 吴天 胡风和胡风分子是狡诈多端的。他们以各式各样的姿态出现，并且会随时改变。他们的阴谋暗算包藏在伪装的外衣之下，而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常常成为敌人向我们进攻的“缺口”。这是多么值得我们警惕的事！ 我曾见过有一种胡风分子，张牙舞爪，看起来好像“大胆泼辣”，“敢于说话”（王戎就是一个例子）；又有一种胡风分子，沉默寡言，好像很“老实”，总有什么“独到之见”，修养“高人一等”（路翎就是一个例子）；又有一种胡风分子，总是面带微笑，“埋头工作”，生活刻苦，让人觉得好像“平易可亲”（黄若海就是这一种）；还有一种胡风分子，打着“专家、学者”的招牌，满口胡说八道，到处招摇撞骗，吓唬青年人……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的形式，更多的花样，更多的变化。可是，就我亲自所接触的这些胡风分子，尽够说明问题了。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回顾，我们就不难发现，这里面确有蛛丝马迹可寻：他们的两面三刃，他们的挑拨是非，他们的煽动破坏，他们的拉拢活动，他们的对抗组织和仇视人民革命事业。 敌人不可能不露出他的马脚，只是由于我们的麻痹大意，视若无赌，不加追究，就这末轻轻地让他们混过去了。这样，他们就混进革命的队伍里，进行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多末值得我们警惕啊！麻痹、自由主义、马虎大意成了“帮助反革命”的代名词！ 还有更严重的，是那些对组织不满、老是怀着浓厚的个人主义的人，就容易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俘虏。 凡是我们工作上的什么缺点或错误，随时可以成为敌人钻空子的好机会。因为敌人总是“窥测方向”，准备进攻的。 同志们，我们该如何警惕啊！我们要永远记住反革命匪帮胡风集团的两面派活动。我们不能忘了这件事。 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凡是正直的人都会这样感觉到的。 我们必须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要彻底、干净、深入。 我们要使所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现出原形，在人民面前受审。我们要让一切反革命分子无地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