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全国今年有九万五千名高等学校学生和十二万九千名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实习。陕西汉中农业专科学校本届毕业生在褒城五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生产实习，社员给他们讲解田间选种的方法。

第1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率领代表团到京 毛泽东主席等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应邀来我国作正式访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所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二十五日乘专机到达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飞机场来欢迎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的贵宾们。 今天和胡志明主席一同到达北京的代表团九位团员是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财政部部长黎文献、工商部部长潘英、教育部部长阮文煊、农林部部长严春庵、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主席府副部长阮维祯、医济部副部长范玉石、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黄文欢。他们是由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我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贵波和我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柯华陪同到达北京的。 北京西郊机场上今天如临节日般地充满着一片庄严热烈的景象。机场入口处两侧悬挂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金星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国旗。两旁插着十六面绸制的红旗。机场中和周围站着一万多人的欢迎者的行列。他们当中有我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有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有社会各界著名人士，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首都的工人、机关干部和学生，有来自广西、云南的僮、瑶、苗、哈尼等少数民族青年，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人员，越南贸易代表团、越南人民歌舞团、出席世界母亲大会越南妇女代表团的人员，以及在北京的越南侨民和越南留学生。 上午十时三十分，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团员乘坐的飞机在欢迎人群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徐徐着陆。胡志明主席走下飞机后，同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热情地相互握手和拥抱。这时，机场上的人们为越中两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会见长久地热烈鼓掌，高呼欢迎口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李维汉，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董必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代理主席沈钧儒，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北京市市长彭真都到飞机前面欢迎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的贵宾们。 乐队奏越中两国国歌。然后，胡志明主席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陪同，检阅了排列在机场上的仪仗队。胡志明主席向仪仗队招手说：“同志们好！”仪仗队全体齐声高呼：“胡主席好！”检阅完毕后，两个带着红领巾的儿童跑上来把大束的鲜花献给胡志明主席。接着，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团员被介绍同前来欢迎的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使馆官员见面，并和他们一一亲切地握手。 在检阅了仪仗队的分列式以后，胡志明主席发表了书面谈话。 随后，胡志明主席由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陪同绕场一周，频频向前来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这时，机场上一片欢腾。在整整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欢迎的人们不断地热烈鼓掌，高呼“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中越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岁！”“中越友好合作万岁！”“亲爱的胡志明主席万岁！”“和平万岁！”等口号。胡志明主席同毛泽东主席并肩走过群众队伍前面时，人们激动地跳跃欢呼，向胡志明主席表示无限的热爱和尊敬。从人群中不断走出穿着美丽夏装的年轻的女孩子，把一束又一束鲜花送到胡志明主席手中。胡志明主席同每一个献花者都亲切地握手。 十一时正，毛泽东主席请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团员登车，由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赴宾馆休息。当贵宾们乘坐的汽车离开机场时，乐队奏起了进行曲，机场上还一直响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今天在飞机场欢迎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龙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叶季壮、王鹤寿、黄敬、张霖之、陈郁、蒋光鼐、滕代远、廖鲁言、梁希、马文瑞、杨秀峰、张奚若，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章汉夫和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李克农，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京津卫戍司令员杨成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杨尚昆、安子文、张际春、李初梨、陈正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代表王昆仑、陈劭先、马叙伦、高崇民、章乃器、周建人、彭泽民、陈其尤、许德珩、李纯青、胡耀邦，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赖若愚、蔡畅、邓颖超、吴晗、田德民、程子华、李烛尘、周扬、吴玉章、吴有训、竺可桢、胡愈之、丁西林、赵毅敏、南汉宸、周鲠生、喜饶嘉错、达浦生等。 前来机场欢迎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有：缅甸大使吴拉茂，印度大使赖嘉文，罗马尼亚大使郭佐文，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崔一，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阿尔巴尼亚大使纳赛，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格里哥尔，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代办葛鲁特纳，南斯拉夫临时代办米里切维奇，匈牙利临时代办麦迪克，波兰临时代办马伊曼，苏联临时代办罗迈进，芬兰大使馆参赞谢列克，瑞士公使馆一等秘书芮维约等。 （附图片）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六月二十五日拜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图为拜会后合影。前排自左至右：范玉石、雍文谦、李济深、阮文煊、周恩来、黎文献、朱德、胡志明、毛泽东、长征、刘少奇、潘英、陈云、沈钧儒、严春庵、阮维祯、黄文欢、罗贵波，后排自左至右：姬鹏飞、杨秀峰、滕代远、张闻天、李先念、黄炎培、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李富春、陈毅、薄一波、王稼祥、叶季壮。潘文煦、杜万英摄（新华社稿）胡志明主席拜会毛泽东主席时，他们亲切地握手。吕厚民摄 胡志明主席由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陪同绕场一周，向前来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本报记者袁毅平摄

第1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在北京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亲爱的毛泽东主席：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邀访问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无比的兴奋愉快。我谨向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致敬。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感谢北京市人民对我们的热烈欢迎，并通过你们向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鼓舞着东方和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的信心，对于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起着巨大的作用。 越南人民经受了数十年殖民主义者压迫的痛苦，以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为着赢得越南的和平、统一、独立、民主，进行着英勇的斗争，越南人民永不能容许别人侵略，也永不侵略别人。越南人民永远支持反对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越南人民坚信：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平共处，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与任何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相信这种合作有益于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双方。 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所进行的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显示的伟大力量，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日益坚强地相信：只有把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进行到底，和平就能保持。 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将向着最后胜利继续前进。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无疑地会更进一步增强越中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并且有益于世界和平。 越中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第1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拜会毛泽东主席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二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拜会时越南方面在座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员：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财政部部长黎文献、工商部部长潘英、教育部部长阮文煊、农林部部长严春庵、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主席府副部长阮维祯、医济部副部长范玉石、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黄文欢。 拜会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副总理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姬鹏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贵波。

第1版()专栏：社论 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教训 全国范围的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它的直接成果是控制和压缩了农村中不合理的粮食销售量，使农村粮食统销情况趋于正常。同时，它还提高了农村工作人员和广大农民的觉悟，揭发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的许多问题，给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健全化奠定了基础。其中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必须牢记的。 在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以前，华东、中南、华北等地区许多农村中粮食销售状况曾有一度相当紧张。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中，都有些人说，这是因为“向农民买的多了”，“在农村销的少了”，这些人里面有些是不明真相，人云亦云，有些竟是在淆乱是非，借此攻击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破坏农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其实，自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国家每年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和统购的粮食，不及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其中近二分之一又销售到农村中；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可以有五百多斤粮食，这个数目是够用的，如果使用得当，且能略有盈余。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所谓“购的太多”、“销的太少”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不调查分析具体事实，听到别人对粮食问题有了一些议论，自己就跟着议论起来，制造吓人的空气，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最能坏事，而为了正确地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首先同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作斗争。例如，山西定襄县农民在今年春季纷纷向县、区、村各级工作人员反映粮食不够，要求增加供应量。中共县委也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一度失掉信心，放弃领导，就使全县粮食统销工作陷于混乱状态。后来，县委在上级党委帮助下，先算了一笔大账：一九五四年，定襄县收成不坏，除去国家征收的公粮和统购的粮食，加上国家统销的粮食，全县每人平均有五百六十斤左右的粮食，这个数目是很够用的，缺少粮食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县委又在一些粮食供应最紧张的村庄进行典型调查：定襄县智村乡，一九五四年是丰收年景，全乡共一千一百一十七户，统购粮食十五万六千多斤，平均向每户购了不到一百四十斤；但是由于人为的紧张，今年春季竟给一千零八十户发了供应证，占总户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而且供应粮食三十二万多斤，超过统购量一倍以上！虽然这样，还有许多农民说“没有饭吃”，要求国家继续供应粮食。粮食供应情况的极端不合理，难道还不明显么？县委就这样摸到了全县统购统销的“底”，头脑清醒了，信心提高了，因而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很快就把粮食统销的混乱状况纠正过来了。 由此可见，国家确定的统购任务，是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符合农民的负担能力的。国家在农村销售的粮食是很够用的，在某些地区并且是过多了的，如果调配得好，压缩掉不合理的销售量，就能满足缺粮农民的需要。我们一定要使城乡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村工作人员，都明白这种基本的情况，使他们不为任何假象所迷惑，不为各种错误论调所动摇，而且能用真凭实据驳倒那些错误论调，心中有数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和贯彻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这是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第一条教训。 当然，这绝不是说，在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就没有缺点和错误了。恰恰相反，在某些地区，粮食统购统销中的缺点和错误是相当严重的。统购工作中的毛病，主要表现在有些农民余粮很多，国家没有购足；有些农民余粮不多，但购“过头”了。统销工作中的毛病更要多些：一方面是对于某些缺粮农民，应该供应而没有供应，或供应不够及时；但另一方面，更大量的偏向，却是不该供应的供应了，该少供应的多供应了，该迟供应的早供应了。这才造成今年春季农村粮食工作中的混乱和紧张。农民说：“粮食统销没个规程。”“去年统购比前年好，今年统销比去年乱。”这种批评是正确的。 这些缺点和错误是许多工作人员在思想上重视统购，轻视统销，在工作上没有把统购统销结合起来的结果。 过去两年，农村工作人员十分重视粮食统购，这是完全正确的。国家如果没有掌握适量的粮食，就不可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就不可能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稳稳渡过去年那样严重的水灾。但是，必须认识，我们统购粮食，正是为了统销；如果不能搞好统销工作，也就没有统购的必要了。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看来，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大量增产粮食。因此，向农民统购的粮食，就不可能超过目前的限度。但国家和人民必要的供应却是要保证的。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在那里呢？这就是在改进粮食统购工作的同时，全力作好粮食统销工作，对合理的需要坚决保证，对不合理的要求坚决削减下来。否则，如果此地销售过多，势必影响彼地必不可少的需要。如果各地都销售过多，势必突破国家的销售计划，或者使市场陷于混乱，或者增加统购的数量，这对国家建设，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把一亿以上的农户的粮食生产、消费和余粮、缺粮的情况调查清楚，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过去许多地区在工作中把统购和统销分割开来，更增加了工作的份量和复杂性。每年收获以后，用了很大的力量、几个月的时间进行粮食统购工作；到了春季，又得用更大的力量、几个月的时间进行粮食统销工作。这样，不仅工作份量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由于离开收获和统购的时间久了，余粮、缺粮的界限不容易划清，粮食销量不容易控制，统销工作经常陷于被动状态。根据这个教训，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应该在划清余粮、缺粮界限的基础上，同时安排，一次作好。这就是说，在秋后统购粮食的时候，就要调查清楚：谁家余粮，余多少，即时确定统购数量；谁家缺粮，缺多少，何时缺，即时确定供应数量和供应时间，凭证按时供应。正确划清余粮、缺粮界限的中心环节是确实核定粮食产量，彻底消除对产量计算偏高偏低的现象。在合理定产的基础上确定的粮食购量、留量和供应量，是不会畸轻畸重、偏紧偏松的。这是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第二条教训。 粮食统购统销不仅是一项复杂的经济工作，而且是一项艰苦的政治工作。两年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民进行的关于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服从国家计划的教育，成效是显著的。广大农民懂得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道理，懂得了粮食统购统销对国家、对农民的好处，因而积极、踊跃地把余粮卖给国家。但是有些农民能够在国家统购时卖出余粮，而在国家统销时却又想法买进更多的粮食。这是今年春季农村粮食销售状况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还没有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完全服从国家计划的一种表现。这就说明，对农民的政治工作必须继续加强，关于服从国家计划的宣传教育必须作得更透。在目前，一部分农民有这样不正确的打算：“先吃国家的，后吃自己的”；“多向国家买些粮食，储存起来，用着方便”，应该特别加以批判和纠正。如果说，实行这种办法对这些农民是“方便”的，那末国家和真正缺粮的农民就要极端不方便了，图自己方便的人就是损人利己了。这难道合乎我国人民的道德吗？这难道对得起国家和缺粮的农民吗？应该迟买而早买粮食的人也是不对的。缺粮的农民应该省吃俭用，首先消费自己的粮食，然后按照实际的需要，向国家购买适量的粮食。只要他的要求合情合理，国家是会保证供应的。所以，农民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在节约的原则下 “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这才叫作服从国家计划，这才符合农村的经济规律。过去两年，农村粮食统销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是在每年秋收以后，到来年二、三月前，销售粮食过多，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这种错误的作法助长了某些农民“先吃国家的，后吃自己的”的心理，必须坚决加以改变。有些农民想着少卖些粮食，多买些粮食，是为了“储粮备荒”，应付急用。这种想法是容易理解的，但这是很不实际的。小农经济是脆弱的，依靠它自己的力量，绝不能抵御严重的灾荒。但农民如果都来少卖多买，却足以破坏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削弱国家支持农民战胜灾荒的力量。湖北省鄂城县石山乡去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在国家大力帮助之下，把灾荒完全战胜了。这个乡五年来共计卖给国家三十七万斤稻谷（包括统购以前），但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五月的一年之中，国家就供应了一百一十万斤大米。试问，如果没有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个乡即使把卖给国家的三十多万斤稻谷都储存起来，难道能够渡过去年的严重灾荒吗？显然是绝不可能的。这些道理应该反复向家家户户农民讲清楚。 当然，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政治工作，而且要确定一套关于统购统销的科学方法，使政治工作建筑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使科学方法获得政治工作的保证。科学方法是有的，这就是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以及各地在统购统销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各种具体办法。今后进行粮食统购统销，必须依靠广大群众把“三定”措施具体化，经过群众反复酝酿讨论，一次划清余粮、缺粮的界限，确定符合各户农民的实际状况的产、购、销的数字，然后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必须使政治工作同科学方法相结合，这就是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第三条教训。 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国家有利，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利，对所有买粮食吃的城乡人民有利，对出卖余粮的农民有利，只是对投机奸商和富农分子不利。因此，一切或明或暗的怀疑统购统销政策的论调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批判这些错误的论调，努力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和错误，把这个政策贯彻得更好。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第2版()专栏： 江苏省粮食统销基本情况的调查分析 杨伟林 江苏省普遍地进行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以后，从五月份起粮食销量开始下降，供应逐步走向正常。五月份粮食销售量比四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六点一，平均日销量已由四月份的二千七百三十六万斤下降到二千三百九十六万斤；六月上旬平均日销量又下降到一千八百三十万斤。 普遍“紧张”是虚假现象 从今年春节起，江苏省市场粮食销售量逐月上升。今年一至四月份的粮食销售量同去年同一时期相比增加百分之二十八点六。各月平均日销量：一月份为一千九百五十九万斤，二月份为二千二百零三万斤，三月份为二千七百二十六万斤，四月份为二千七百三十六万斤。如按每人每天供应一斤原粮计算，三、四月份各等于供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六，粮食供应已经不能算少。可是，正在这个期间，农村部分地区的粮食问题却一度出现“紧张”状况，尤以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内最为“紧张”，部分农民思想混乱，发牢骚，说怪话，生产情绪不够安定，少数农民到乡政府或找乡村工作人员要求供应，少数乡村还有农民到附近城镇争购熟食品；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更乘机进行挑拨破坏，兴风作浪。这种情况传到了城市，也引起了部分城市人民的误解。有许多同志对这种情况缺乏认真调查研究和分析，往往为一种表面的“紧张”状况所迷惑，也盲目地跟着喊叫，有的甚至错误地把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当做整个的普遍的现象，模糊了对农村情况和粮食问题的认识。 江苏省各地遵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相继进行了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以后，各级领导同志比较认真地进行了调查研究，逐步摸清了情况，逐渐看清楚了问题，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有了统一的正确的认识。从总的方面说来，江苏省粮食购销情况确实是比较紧的；但也只是部分的紧，不是普遍的紧。三、四月间普遍喊“紧张”，主要是虚假现象。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从地区来看，各个地区紧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的地方特别紧，有的地方一般紧，也有的地方并不紧。全省八个专区，比较平稳的有扬州、淮阴两专区，有少数县较紧张的有苏州、镇江、盐城三个专区，有相当一部分县较紧张的有松江、南通、徐州三个专区。全省六十九个县，比较平稳的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九；有一小部分区乡紧张的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九；大部分区乡紧张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全省七百零八个区（不包括十二个市的郊区），比较平稳的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七；有一小部分乡村紧张的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九；大部分乡村紧张的占百分之十四点四。按乡来看，涟水、沭阳、淮安三个县五百六十八个乡中，平稳的占百分之六十点六；部分紧张的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紧张的占百分之二点一。丹阳县是全省比较紧张的县之一，全县一千三百八十五个选区，曾一度发生紧张的有六百四十八个选区，但真正因供应数量不足而引起的只有一百五十二个选区，占总选区数的百分之十点九，其余四百九十六个“紧张”的选区中，因干部不负责任、乱打条子，供应偏宽不合理或其他工作上的毛病而造成的有四百三十个选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为首煽动破坏所造成的有六十六个选区。由此可见，真正紧张的地区，越到下面百分比就越小，真正因供应数量不足而引起紧张的只占少数；绝大多数地区是平稳的或基本平稳的，在这些地区留给农民的粮食加上国家供应是够吃的。 第二、在发生闹供应的现象的地方，要求供应的人虽多，但真正因缺粮而要供应的，一般也不过百分之五左右。如丰县华祖庙乡三里庙村要求供应的三十一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九点二，其中真正缺粮的只有五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四点七。徐州市小市街要求供应的五十三户（其中包括富农五户，地主八户，不法资本家二户，伪人员八户，巫婆一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四点八；其中真正缺粮须供应的只有八户，占总户数百分之零点七。武进县车板乡一千四百十四户，已供应七百八十七户，二月到六月的五个月共供应五十三万六千斤，供应已是面广量大，但还有人吵要供应；经过宣传教育以后，真正缺粮要求补充供应的只有四户，占百分之零点三。 根据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中的调查了解，目前农村要求供应的人，有四种情况：（一）真正缺粮因供应不及时或供应不足的，这是极少数。供应不及时或供应不足的原因有几种：有的是当地粮食统销指标被不缺粮的人突破了，乡里控制的粮食已全部销完；有的是乡村工作人员怕“一枝动，百枝摇”，明知供应不够，但怕补了一人，大家都要增加；有的是乡村工作人员看到要供应的人太多，乡里控制的粮食指标不够分配，不敢答应。（二）不缺粮而要求供应的。这有几种情况：有的是怕人家说有余粮，怕要追卖尾欠粮。有的是怕露富、怕“调剂”。如江阴县璜泾乡小桥村全村七十五户家家吃菜粥，不敢吃大米饭，主要是怕强迫“调剂”；经过宣传教育，讲清了国家的粮食政策，宣布不强迫“调剂”，第二天七十三户都改吃大米粥，有几户还改吃干饭，只有两户真正困难仍吃菜粥。有的是有严重保守思想，有粮硬不吃。如睢宁县兴隆乡刘保全家有粮八百四十斤，却有两个人在外“逃荒”。（三）现在有粮，但怕将来缺粮时得不到及时供应的。这也有几种情况：有的是轻信谣言，说“粮食没有了，国家三月供应，四月不供应”，抢早买；有的是盲目地跟着别人走，别人要，自己不要怕人家说自己有粮。如泰州市有个农民排队抢购熟食品，人家问他“为什么排队”，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人家来，我也来。”（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叫嚣。他们叫嚣得最凶，套购粮食，抢购熟食品的方法也最多。如青浦县城北乡富农徐陆氏天天吵闹要供应，后来发现她家里还有一千多斤粮食，分藏在四十五处。吴县娄北乡四十九户富农有四十八户到苏州市抢购熟食品。还有些富农做贩运粮食和熟食品的投机生意。如奉贤县有个富农到上海贩运熟食品，被公安局连续查到三次。 第三、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情绪一贯是正常的。如兴修水利，去冬今春动员了一百几十万的民工进行了巨大的水利工程，到五月底止已完成土方一亿公方，大型水利已基本完成，小型农田水利已完成百分之六十。春播工作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夏收作物田间管理一般也做得不错；苏南地区今年麦子除少数地区歉收外，普遍比去年增产。互助合作组织在这一期间已有很大的发展，农民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情很高，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三万二千多个（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八千多个社未计算在内）。国家在粮食统购运动结束后，还通过自由收购购进了一亿斤的粮食；在三、四月份内，各县的国家粮食市场上都有数千斤、十几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粮食上市，在这些市场上农民群众间进行了粮食自由调剂和品种交换。由此可以看到，江苏省粮食问题并不是“统购普遍偏高，统销普遍偏紧”，如果真是那样，农民的生产情绪就不会这样正常，冬春繁重的农村工作的各项任务就不会这样比较顺利地完成，统购结束后也不会还有这样多的粮食上市。 一度“紧张”的原因何在 江苏省一度呈现粮食“紧张”情况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根据几个月来从各方面调查得来的材料的具体分析，根据最近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粮食生产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国家建设的发展、人口的自然增殖和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普遍多吃粮食等等需要增长的速度。如上海县闵行镇刚解放时只有七千人口，现在发展到三万一千多人，新建了好几个工厂，现有工人一万多；南京有一个工厂刚解放时只有六七十人，现在已有一千四百人，增加了二十倍。江苏省人口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左右；人民生活也在不断地提高，而且是普遍地提高。解放前农村里只有少数地主、富农生活富裕，部分中农生活稍好一点；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已经摆脱了封建剥削，改变了过去瓜菜半年粮的半饥饿的生活状况，粮食消费量普遍增加了。同时，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逐年扩大，也相对地减低了粮食的产量。江苏省棉花种植面积，一九五二年为九百五十五万亩，一九五四年增加到了一千零六十万亩。从这些情况来看，粮食不足的情况是难免的。但是，只是这些情况，是不足以引起像过去几个月那种程度的“紧张”的。粮食生产速度虽然比较慢，但也还是比过去增加了。 去年，江苏遭受了百年来未有的洪水。在重灾地区，不但不能进行粮食统购，相反的还要供应他们粮食。去冬全省就有五百三十七个受灾乡，占总乡数百分之五，没有进行统购，而且这些乡多是高产量的水稻地区。部分轻灾区粮食统购任务也减轻了。在受灾地区，除供应口粮外，还供应了夏种种籽粮和修复圩堤时补贴民工的口粮，此外，春节后气候又不正常，徐州、淮阴专区的部分地区烂掉了很多山芋。这些都是需要增加粮食供应量的原因。可是，按照前述全省统购统销的数字来看，这个困难也不是不能克服的。 是不是收购的粮食太多了呢？部分农民为了生活急需，暂时出卖了一部分口粮的情形是有的；统购中少数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卖了“过头粮”的情形也是有的。但是，前一种情形，历来都是如此，短期内也难以避免，不能当作今年粮食一度 “紧张”的原因；后一种情形，毕竟只是极少数，而且政府是可以保证补足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的，也不是一度特别“紧张”的主要原因。 江苏省本年度粮食征购数字是大了一些，一部分乡留给农民的粮食数量确实是少了一些。全省一九五四年粮食产量不及一九五三年，而一九五四年粮食征购实绩基本与一九五三年相等。一九五三年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年，农民手中还有历年陈粮，同时去年灾区免购或减购的部分又加到非灾地区，这就使得非灾地区的统购任务显得更大了一些。但是，全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情况是不平衡的，约有百分之十的乡统购不足。如松江专区是全省统购比较紧的地区，全专区五百四十五个乡中统购不足的仍有六十七个乡，占总乡数百分之十二点二九；约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的乡统购是比较恰当的；约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乡统购是比较紧的（紧的程度也有不同，有些村并不紧，个别户也还有余粮没有卖足）。江宁县汤山镇李家庄计有农户三十九户，其中余粮户三十二户；据统购以后检查，余粮卖过头的有两户，余粮没有卖足的有一户。有部分乡村定产虽然有些偏高，但统购不足，实际上留粮也不紧。如江宁县阜东乡朱家山村，定产四百斤，计算应售余粮十一万斤，结果只购到了三万斤；沛县栖山乡计算应售余粮三十万斤，统购实绩为十三万七千斤。 是不是供应的粮食太少了呢？三、四月份的供应量，按每人每天一斤算，等于供应了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六，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太少了。不过，江苏各地粮食统销工作做得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及时。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对粮食统销工作的艰苦性认识不足，缺乏经常的督促检查，因此工作中存在的许多毛病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有的地方发证工作潦草，错发了购粮证。有些地方发证时没有经过群众评议，乡村工作人员怕得罪人，认为“吵得凶，要得紧，顶得牢”的就是缺粮户，就盲目发给购粮证。有的把供应证上的数字写错了；有的供应证被涂改。泰兴县抒青区四月份突破供应计划九万斤，其中四万多斤就是属于涂改的。有的地方强调照顾“特殊情况”，基层工作人员随便打条子，增加临时供应。有的基层工作人员不会写字，就把空白供应证交给当过伪保长的人和地主、富农分子去填；这些人就从中舞弊。睢宁县洪庄乡伪人员把九户余粮户写成了缺粮户。有些地方供应了不记账，重复供应。也有些地方基层组织不纯，少数基层工作人员自私自利，甚至徇私舞弊，包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这些是造成人为的“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 江苏省过去在工作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粮食统购统销中，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疯狂破坏估计不足，打击得不够。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在粮食征购销运动中破坏活动是很猖獗的。他们到处造谣，挑拨工农关系，拉拢群众。在粮食统销中仅一九五五年二月中旬到五月十日，全省各地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为首策动哄闹粮食事件即达一百六十四起，这些事件大多数是发生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做得很不好的落后乡村。反革命分子煽动闹供应的口号，一般都是“谁不参加，谁就是有粮，我们就到谁家去吃！”此外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花样，还有装穷、叫苦、抢购熟食品、作黑市投机，以及小恩小惠贿赂干部、拉拢农民等等。总之，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拚命地千方百计地找寻空隙，煽动群众，制造事件。这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的，但过去我们对这种情况的认识和分析是不够的，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打击也是不够的。同时，许多地方对农民缺乏经常的教育，农民一方面有怀疑和顾虑，一方面不能识别阶级敌人的阴谋，有些人就上了敌人的当。因此也就增加了粮食问题的人为的“紧张”。 巩固整顿粮食统销的成果 江苏省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在城市方面，是从 一月份就开始进行的。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加强城市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着重在城市人民中提倡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粮食，合理压缩城市粮食销量。在农村方面，从三月上旬就开始结合农业生产，进行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和粮食“三定”工作；到五月底止，全省经过粮食统销补课的有九千一百四十九个乡，占总乡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已公布粮食“三定”指标的有八千四百十八个乡，占总乡数百分之九十一点六。 各地事实证明，农民群众是坚决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他们在两年来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中亲身体会到它的好处；特别是在去年百年少有的大水后，粮价稳定如常，感觉尤为深刻。江宁县灾区群众说：民国二十年大水，农村有三变：米价飞涨，妻离子散，良田荒芜。今年是米价稳定、骨肉团圆，圩堤很快修复，一变也不变。江都县河东乡农民说：过去砖桥镇上有吴志德（粮食奸商），乡里有褚德禄（富农、放高利贷者），出卖粮食都要受他们剥削；要不是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去年这样大水，今年粮商就要造反，富农就要剥农民的皮。在整顿统销工作中，许多地方向农民进行了教育，讲清楚国家粮食情况和粮食统销政策以后，许多农民都痛悔自己一时糊涂，上了富农、坏分子的当，认识到到处乱跑乱吵，耽误了生产，破坏粮食统销计划，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在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后，他们决不愿意给国家制造困难，相反地，他们是愿意帮助国家合理地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 经过粮食统销补课和粮食“三定”工作，使农民又一次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了解国家的粮食情况，进一步懂得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消除了各种误会和顾虑。许多农民反映：“‘三定’一到，心中不跳。”“有了‘三定’，国家高兴，农民高兴，干部高兴。”“‘三定’定了心，国家有底好建设，农民有底好生产，干部有底好工作。”这就大大缓和了农民在粮食问题上的紧张心理，从而使各地供应面供应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缩小，一般比农民原来要求的粮食供应数字下降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达到了供应上的基本合理。同时，中央在三、四两月又补充给江苏省一部分统销粮食。许多统购粮食较多、留粮较紧的乡，都在整顿统销工作中解决了一部分农民口粮的困难，实际上也就是退还了一部分粮食给那些卖了“过头粮”的农民。 现在，江苏省粮食供应数字，已经足以适应全省人民对粮食的需要。再加上麦子已经收割，缺粮的农户接上了口粮，这就使农村粮食情况更趋稳定。只是一熟田和晚稻地区以及少数去秋因积水未种下麦子的地区，还须继续抓紧做好粮食统销补课工作。全省各地现正结合夏收夏种，在粮食“三定”的基础上，合理地分配第三季度粮食销售指标；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以后，按乡向群众公布第三季度粮食销售数字，以保证控制指标，不被突破。同时，城市粮食统销偏宽的现象，也正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结合当地情况，采取有效措施，继续坚决地加以扭转，以进一步巩固前一时期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成果。

第2版()专栏： 根据新的造价标准能够建造安全适用的房屋 ——建筑工程部设计总局负责人谈新的民用建筑造价标准问题 最近新的民用建筑造价标准规定以后，有些人怀疑每平方公尺六十元以内的造价，能不能盖楼房住宅或盖起来是否安全适用。六月二十日，本社记者就这一问题访问了目前正为各地进行民用建筑标准设计的建筑工程部设计总局的负责人。 设计总局负责人首先说：我们完全有科学根据可以说明，每平方公尺造价在六十元以内，除严寒地区的少数城市外，在全国不同地区可以建造三四层的楼房。最近几天，我们根据新的经济指标，以北京地区的气候和物价等条件为根据，作出了一种住宅楼房的初步设计。这个楼房设计除宅外工程外，每平方公尺的造价是五十二元（包括水电卫生设备）。整个设计贯穿着节约、保证安全合用、实事求是和打破陈规的思想。例如楼房外墙，过去各地一般都以历年最冷的气候作为设计依据，实际上每年像那样冷的气候没有多少天。因此，外墙改按一般正常气候设计，就可以节省很多资金。北京过去的楼房下两层内外墙都按三十七公分厚设计，两层以上按二十四公分厚设计。我们作的新的初步设计，整个楼房外墙都改为二十四公分厚，这样每平方公尺的造价就可减少六元零六分。过去的采暖标准，都包括和窗缝里钻进的冷风对消的热量。新的初步设计，考虑到冬天居住者可以把窗缝糊住或塞住，因而在设计中可以减少暖气片；把绕在楼房周围的暖气管，改为直顺走廊铺设，并把双管改为单管。这样，每平方公尺造价可降低三元五角五分。另外，用灰土代替毛石打基础，每平方公尺造价可节省两元四角九分；减薄楼地板和楼梯的混凝土层，用苇箔代替万利板或木条作隔墙；用混凝土板代替木地板；用滑秸泥、黄土和白灰代替高级的“可赛因”粉刷墙壁；把每层楼的高度由三点二或三点四公尺减到三公尺；把旧标准每户单独的厕所、厨房、浴室改为集体使用的设备以及在材料和设备等方面采取各种节约措施，就完全可以保证在每平方公尺造价五十元左右盖起楼房来。 设计总局负责人说：采用这样的标准建造的楼房，可以使用五十年。建筑者和居住者是不必担心它的安全的。去年在汉口用二十四公分厚的墙建成的四层楼医院，证明是很安全的建筑物。 设计总局负责人还说：从适用的观点来说，根据新标准设计出来的楼房住宅，是适合我们现有生活水平的，它比一般工人现在居住的条件还要好些。楼房内简单的暖气设备，仍可使室内的温度保持在摄氏十六度。关于室内通风和采光，也适宜人们的生活需要，通风是采用自然通风的方法，使空气可以对流。采光仍按过去的一般标准，即窗户面积等于室内地面的八分之一。它可以保证人们在家里舒适的读书、工作或休息。楼房的顶层，用我国农村大量出产的高粱秆和芦苇等，代替贵重的防寒隔热材料，这样仍然可以御寒防热。混凝土的楼地板虽然没有木地板暖和，但冬天有暖气或火炉，夏季它比木地板凉快，只是在初冬和春初不烧或停烧暖气和火炉的时候，才显得比用木地板冷些，但每年这个季节交接的时间是很短的。关于隔音，用苇箔作隔墙，同层楼的住户，不会彼此感到不安静。只有楼上发生过大的动作时，楼下才受些影响。不过，为了节省资金建设工业，为了将来的幸福生活，目前降低一些住宅标准，一般国家工作人员和广大职工，也是会赞成的。事实上，现在好多地方的住宅，甚至是办公室，学校建筑也是没有隔音设备的，人们在那里不是也生活、工作和学习得很好吗？将来国家工业发达了，这些原有的建筑也是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例如楼房的隔音问题，将来只要镶上一层万利板就可以解决。 设计总局负责人最后说：按照新的标准设计的楼房住宅，每平方公尺的造价由过去的九十元左右降低到五十元左右，就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建设资金。据一般计算，每建筑一千万平方公尺面积的楼房，就可节省大约四亿元资金。如果在中小城市和远郊区就地取材建造平房，不用暖气等现代化设备，不是更可以节约更多的资金吗？当然，在经济和适用的条件下，我们在建筑物的布置等方面也应力求合理、整齐和美观。（新华社）

第2版()专栏： 纺织工业部采取措施节约基本建设投资 纺织工业部在最近召开的基本建设会议上，根据全面节约精神经过详细研究，确定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再为国家节省资金九千万元。 根据重点建设的方针和原棉供应的情况，纺织工业部曾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作过几次的调整和削减，这次根据全面节约精神，又着重削减了一些可以不必办或可缓办的非生产性建筑项目，降低了一些非生产性建筑的造价。在这次计划节省的投资中，民用建筑方面节省的约占百分之四十五点六一。宿舍、食堂等建筑物，每平方公尺的平均造价将由七十多元降到三十五元，今年新建的四川绵阳缫丝厂的宿舍建筑造价已降到每平方公尺二十五元；职工家属宿舍每户所占的建筑面积也将由三十六平方公尺降到二十五平方公尺。会议并特别强调要利用工程公司施工用的工棚加以修理，作投入生产后的职工宿舍用。这样，今年开工的七个新建厂除了已经开工的少数宿舍工程外，其余几十万平方公尺面积的宿舍都可以不必建筑。在削减的项目中，有些福利设施如托儿所等，决定在将来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再来兴建。有些是不必要的项目，如新建石家庄第三棉纺织厂原计划在职工住宅区内修建一座能同时容纳一千人吃饭的大食堂，食堂内将全部是水磨地面，还设有舞台和许多照明设备，现在决定利用工程公司留下来的工棚作食堂，就可节省投资十万零九千元。 在保证质量、保证生产的前提下，纺织工业部对于生产性的建筑也作了某些合理的修改。如新建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原设计的厂房面积较大，这次经过精密计算，重新研究了机器的排列位置，就可以缩小面积一千多平方公尺。国营石家庄第三棉纺织厂、郑州第四棉纺织厂和北京第三棉纺织厂原设计共要投资一百四十二万多元，修建铁路专用线，但这几个厂建成后运输距离很短，并不需用铁路，这次就把这些专用线工程削减掉了。其他如事业单位的投资、预备费、备料费等，也都经过精打细算，尽可能地为国家节省了资金。（新华社）

第2版()专栏： 活跃在上海工业战线上的青年节约队 本报记者　习平 在上海市的工业战线上，青年节约队已经成为一种群众性的组织了。人们在工厂的车间里，在仓库里，在建筑工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青年节约队队员们紧张劳动的情景。在去年八月，上海市船舶修造厂船体车间的青年团员组成了上海市的第一支青年节约队，到十个月后的今天，上海市的青年节约队已发展到四百三十个，参加节约队的青年工人已达一万三千多人。 青年节约队给上海各工厂的节约工作，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气象。青年节约队队员们利用业余的时间，到处细心地搜集有用的器材，他们翻遍了那些从未有人翻过的垃圾堆和废料堆，将有用的材料清理出来，让它再投入生产。上海电线厂裸线车间去年一年损耗了八十吨铜，这些铜料有的混杂到泥土里去了，有的被水冲走了，还有的和煤渣一起丢掉了。现在，青年节约队队员们重新把泥土翻过来，把水沟挖开来，把一点一滴的铜料收起来。就这样，他们共回收了九吨零八百多斤铜，还回收了一吨零九百六十三公斤铝。国营上海锅炉厂的青年节约队在一次搜集废料的活动中，动员了一千多人，搜集了一百多吨废钢铁。国营上海自行车厂青年工人在废料堆中找出可以做两千多根踏脚梗的材料。国营上海电表厂在六月五日一小时内所收集到的贵重线圈价值好几万元。据青年团上海市第一重工业、第二重工业、纺织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电业、建筑业等八个产业团委的统计，青年们已经为国家搜集到废钢铁一千五百七十五吨多，杂铜六十多吨。 青年节约队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各工厂的反浪费斗争，许多工厂的领导工作人员，针对青年节约队揭发的浪费现象，来改进企业管理工作。公私合营中华造船厂的青年节约队揭发了厂里严重的浪费现象之后，工厂党委会立即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厉行节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并且组织了工段长以上干部进行学习，全厂的节约工作就全面开展起来了。上海自行车厂将青年节约队收集到的废旧料，集中起来举办了一个展览会，通过实物、图片、图表等，向全体工人说明浪费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号召大家起来同浪费现象作斗争。许多厂的党、行政和工会组织表扬了青年节约队中的先进人物，并且注意了对青年节约队的工作的研究和指导。 青年节约队的活动也锻炼了青年工人们，加强了他们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上海电线厂裸线车间压延工段的青年工人，过去不大注意节约铜料，这次参加了节约活动以后，认识到这种浪费是同自己平时不注意节约分不开的，现在乱扔铜料的现象显著减少了。上海求新造船厂青年工人王友龙，在这次活动中认识到节约不仅要从大处着眼，也要从小处着手的道理，二个月来逐渐养成了节约的习惯。他在电焊时随时注意捡拾别人丢弃的电焊条头来用，二个月中，就为国家节约了很多电焊条。江南造船厂青年工人严根祥过去每天经常要烧坏很多铆钉，参加青年节约队后，他亲眼看到许多同志从泥里把铆钉一棵一棵地拾起来，感到十分惭愧，现在他设法改进了操作方法，废品率就显著地降低了。

第2版()专栏： 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工作队 苏联 甫·柯尔尼洛夫 在第一篇文章里，我们曾谈到梁赞州的“斯大林”集体农庄是怎样建立、怎样成长的，以及目前它已有了哪些成绩。 现在，我们向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介绍这个农庄的一个田间工作队的劳动组织。 斯大林集体农庄共有八个工作队：四个田间工作队，三个蔬菜种植队，一个饲料采集队。每个工作队都有固定使用的生产建筑物、役畜、农具以及耕地和牧场。 一块土地，通常在整个轮种时期中（轮种期是七年到九年）都固定由一个工作队负责耕种。每块实行轮作的田又分成若干地段。这样，一个工作队便不是只作育某一种作物，而是作育在轮作田中所包含的各种作物。 工作队是按自愿原则编成的。但是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应进行监督，使这种组编工作不致陷于自流，使作为集体农庄独立生产单位的每个工作队能够胜任大量的经营工作。例如，农庄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形：报名加入一个工作队的全是一些有经验，但却上了年纪的庄员，相反地，加入另一个工作队的则是一些年轻、精力饱满、但却不很熟悉农业技术的人。一些工作队大半是妇女，而另一些则大半是男子。在这种情况下，农庄管理委员会曾征得庄员们的同意，根据工作的利益，对人力进行了必要的调配。 在组织工作队时，也考虑到了工作队地段的位置和队员居住地的距离。“斯大林”集体农庄一共包括四个村子，村和村之间相距二到五公里。每个村子约有一百七十到二百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了使农庄庄员在去田间工作的途中不致浪费很多时间，每个村都建立了独立的田间工作队。 由苏联军队的一位复员军官帕维尔·古谢夫领导的第二田间工作队，共有四十六人。其中有年轻的庄员，也有年纪大的庄员，有男子也有妇女。一些人已在农庄里连续工作了几十年，另一些人是从七年制学校毕业后刚参加工作队的。 这个工作队被分配了二百五十公顷耕地和一百公顷刈草场。工作队拥有供自己使用的几个储藏种籽的仓库，一个马厩，二十匹役马（另有十六匹小马）及它们所驾的车辆和挽具，四部割草机，两部收获谷物用的收割机，此外还有一些小型农具：四部马拉搂草器、十三部犁、十三部耙和几部中耕机。工作队的全部财产都固定由某些队员照管，他们负有完整地保管这些财产的责任。 虽然工作队的主要工作，正像在整个农庄一样，主要是用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来完成，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工作要靠工作队自己来做，如在小块田地上收割谷物，在机器还不能开往田中的时候进行配合耕作以及其他等等。工作队的农具就是为这个目的而设的。这些农具、役畜、运输工具只有经过工作队长的同意或根据农庄管理委员会的决议，才能调到工作队外去使用。 这个工作队每年播种冬麦（黑麦和小麦）约七十公顷，春麦、玉蜀黍、黍、作饲料用的苏丹草各十公顷，马铃薯三十五公顷，块根作物五公顷。多年生草（三叶草间播以猫尾草）的播种面积约占地九十公顷。但是，这个面积最近即要缩减，以扩大玉蜀黍这一具有更高产量和更珍贵的作物的播种面积。 我们谈的这个工作队，是以高度耕作水平出名的。虽然“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土地贫瘠（砂壤土），但是这个工作队每年都获得丰收：谷物每公顷平均收二十多公担，马铃薯——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公担，黍——三十到四十公担，以及其他等等。在这个工作队的队员中，有二十九名庄员由于创造了本州冬小麦的丰产纪录——每公顷小麦收获量超过了三十公担，而得到了政府的奖励——勋章和奖章。 这些成绩无疑地是整个工作队巨大努力的结果，是善于组织劳动和善于采用先进农艺方法的结果。 古谢夫的工作队的劳动组织，和其他工作队并没有什么不同。有一个时期，工作队里曾有过几个由七、八人组成的丰收小组。工作队曾由自己的土地中划出一定的几个地段分配给这几个小组来作育谷物和其他作物。当时，这些小组也起过先进农艺方法的倡导者、争取丰收运动的特别突击队的前导者的作用。但是，随着田间工作机械化的发展，小组的必要性消失了。这种把一些大块的田地割裂成许多小块作为小组工作地段的情况，开始妨碍机器去发挥它的高度生产效率。现在，在古谢夫的田间工作队里已经没有小组。只有在蔬菜种植队和需要使用大量手工劳动来作育工业原料作物的田间工作队里才保留着小组。 工作队队长领导工作队的全部工作。全体队员都必须执行他的指示。工作队长要计算每天的劳动成果。他对队内人员的正确调配，对队内工作的好坏，负完全责任。 工作队的日常工作范围很广。全体队员都是按照工作队长在一定工作时期（春播，田间管理，收获以及其他等等）所制定的工作计划而进行劳动的。此外，工作队长要能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并于必要时把进行中的工作加以重新布置。 “对下一个工作日的安排，”工作队长帕维尔·古谢夫说，“我必须及时地在头天晚上就计划好。我通常是要坐下来把首先要做的工作记在笔记本上。这些记事是一种特殊的计划，是一种备忘录。你看，这就是这些记事：‘为了用飞机在草地上进行追肥，工作队要自己运集二百公担的肥料’； ‘要进行春麦的春化处理’；‘要为播种手布置任务’等等。” 我们问工作队长，明天怎样配置人力。队长回答说：“你看，现在正是准备播种的繁忙时节。在这种情况下，明天人力的配备将是这样的。七个人为飞机服务——两个人运肥料，三个人把肥料装上飞机，另外两个人用小旗子指示向田间撒肥的界限。两个人去筛选和磨碎肥料。两个人拌种。两个播种手去照管拖拉机牵引的播种机，另派三名驭手去运送种籽。十个人去给春麦地运厩肥和施底肥；然后立刻用拖拉机在春麦地上进行一次犁耕。两个人用马为拖拉机运送水和燃料。” 我们从工作队长的谈话里知道，他对自己的每个人都计算到了，对每一个工时都作了计划。 正在我们谈话时，农庄主席伊凡·纳札罗夫来了电话。他要求工作队分出一个人到果园中去干一两天的紧急活。工作队长考虑了一下。他所有的人都已分配好了，都在忙着。但是，他想出了办法。他找被派往飞机旁工作的农庄庄员们商量。如果尽力想办法，不要用三个人，而用两个人往飞机上装肥料怎么样呢？农庄庄员们说，飞机着陆的时间一共只有六分钟，在两分钟内就得完成装载工作。工作很繁重。但是，由于提到果园的紧急任务，他们终于同意最紧张地来做好这项工作，这样就能腾出一个人去做果园的紧急工作。工作队长说，不这样也是不行的。既然需要，我们就应当去帮忙。碰到繁忙的时节，大家也来帮我们。只有这样“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我们才能完成工作任务。 帕维尔·古谢夫也谈到，他预备明天举行一次简短的“碰头会”。在这次简短的集会上，他将向队员们谈谈各工作队的春播竞赛总结，通知他们第一工作队已赢得了冠军，并同他们一道来决定应当怎样向第一工作队学习。要知道，明天就要出 “快报”，发表工作队队内的竞赛总结，发表运送厩肥的先进工作者、优秀的播种手和驭手的名单。 庄员们整个冬季都在农艺训练班中学习。现在，田间工作开始忙起来了，学习又还没有结束，同时要进行学习和工作就显得特别忙起来了。但是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后天，一些播种手就要研究刚刚运到农庄来的新的玉蜀黍正方穴播机。工作队长预备亲自监督对新机器的学习情况。决定直接在田间进行类似总演习的练习课。工作队长最后说，只有经过这样的学习，才能有把握来不间断地和精确地进行播种。 古谢夫的工作队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工作队的每个队员在必要的时刻都能代替别人从事任何其他一种工作——打谷机的操使手做耕田者的工作，耕田者做播种手的工作，驭手做农具手的工作。当然，这并不影响工作队拥有十三名固定的驭手，两名固定在拖拉机工作队中工作的农具手和三名照看马匹的马夫。因为这个工作队有这样一个特点，当有人生病或因别的正当理由而不能上工时，工作并不会停顿下来，代替的人永远可以找到。这是顽强的学习和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的结果。 队员的团结一致，同志间的真诚互助，是第二工作队的特色。 有时也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某一些农庄庄员在劳动日终了时，没有来得及把所有的干草收集到一起，或是垛好收割下来的谷物。如果这时乌云密集，农庄财产有受到雨淋的危险，那末整个工作队都会来帮忙。人们从不顾及疲劳和时间。在收获的繁忙时期，工作队的队员们忘记了个人的私事；他们睡眠不足——但所有的工作都要按时完成，并且质量优良。 古谢夫工作队是本州最先在田中采用先进农艺方法的工作队之一，这些先进农艺方法是：小麦交叉播种法，马铃薯正方穴播法，用矿质肥料和灰分的混合肥料对秋播谷物进行两次春季追肥，从飞机上用矿质肥料对天然草场进行施肥以及其他等等。 工作队每年冬天都要为预备种春季作物的田地，每公顷至少运去二十到二十五吨的厩肥和泥炭堆肥。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取得高额的稳定收成，从而提高农庄的经济和庄员们的福利。

第3版()专栏： 人人要搜索每一个阴暗的角落 郑振铎 我同胡风只是认识，见面时点点头，或握握手，一点也不了解他的情况，只是觉得那个人有点“阴”，仿佛满肚子里是鬼，不好打交道，一直是“敬而远之”。去年冬天，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听到胡风和路翎的整整一天半的“控诉”或“攻击”，我就觉得很诧异：他们哪里来的那末多的牢骚，那末大的怨愤！今年三月里，从印度、缅甸回国，就听见说胡风在写“检讨”了。五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才使我感到胡风的问题不简单。为什么要那末凶狠地想到“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我们的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他说这话的时候，乃是一九四五年国民党特务正在“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毒打革命者们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对所有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们那末污蔑辱骂呢？到了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我才明白了：胡风和他的集团如何恶毒地污蔑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污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如何有计划地、有组织地秘密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如何实行“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打进党的内部，来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扩充实力；也明白了，他和他的党徒为什么要在文联和作协的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那样猖狂的大举进攻！在进攻失败了以后，为什么要做假检讨？原来是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要潜伏下来，伺机再起。这已完全不是文艺思想问题的论争，已完全不是简单的如何彻底肃清各种唯心主义思想的残余的问题了。这些真凭实据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材料的发表，使我们明白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别有背景的。原来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伏在革命的进步的队伍里，干着反革命的特务工作。 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长期潜伏在革命队伍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干了多少造谣中伤的勾当和挑拨离间的鬼把戏。如今真相大白，许多人回头一想便都恍然大悟起来：为什么他们是那样地抓住每一件事，对每一个进步的作家，进行残酷无情的攻击和污蔑。原来他们的那条“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却正是蒋介石特务分子用来残杀革命者的同一条的鞭子。 全国人民都对这些狼心狗肺的反革命分子表示极大的愤怒；特别是身受其苦的文艺界的人士们，愤激之情更为深切！全国人民都一致要求彻底消灭胡风反革命集团，要求依法处理这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 革命越胜利前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就越加猖狂和阴险。社会主义建设越成功，国内外的敌人就越要加以破坏和阻挠。最怕是麻痹大意，有太平思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胡风潜伏在革命队伍里二十多年，坏话说尽，坏事做尽，我们对他不是没有怀疑，也不是没有斗争，但总以为是教育、说服的工作，是文艺思想上的问题。今后我们再也麻痹大意不得了！警惕性要高，嗅觉要敏锐。俗语说的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阴暗的角落里，就可能躲藏着反革命特务分子，给你来个冷不防的破坏。阶级的敌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是不会甘心于失败的，是要临死挣扎的，是充满了恶毒的诅咒和憎恨的。我们要当心被他们的毒水所溅伤。 人人要搜索每一个阴暗的角落，要使太阳光照亮每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把所有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包括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在内，揭露出来，使他们受到应有的人民的裁判。

第3版()专栏： 反革命分子难逃法网 叶恭绰 “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以后，很多人都有同一的感想：当我们看见了第一、二两批材料的时候，还没想到胡风集团竟是一个反革命的集团。 这正反映出大家平日的麻痹大意和警惕性判断力太差了。我们单看第三批材料，已经可以认识清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是蒋匪帮特务、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等形形色色的一个混成团，真是北京话所谓“够瞧的。” 在第三批材料里，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给胡风的信上说，“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底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不“赤膊上阵”拿什么武器？是“阴暗的聪明”！“阴暗的聪明”又是什么？不用问，是从“中美合作所”学来的特务手段！ 这不仅是绿原个人的事。事实上是所有胡风分子都按绿原那样做的，他们熟练地运用这种“聪明”向党、向人民进攻。看一看“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伪装进步，钻进肝脏，建立联络网，刺探情报，盗窃文件……，这不是特务行为是什么！胡风集团，比其他特务组织更阴险，因为他们还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还耍着两面派的手法。 在这些材料公布以前，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思想问题”；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胡风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分别予以法律制裁！在今天，不是搞“思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难想像，胡风分子正希望从“思想问题”上“滑过去”！在过渡时期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里，我们的事业有一分成就，敌人也就添一分仇视，也就加紧一步破坏。我们要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揭发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阴谋。 在人民的严密监视下，反革命分子是隐藏不住的；在人民掌握政权的今天，反革命分子是难逃法网的。

第3版()专栏： 从胡风事件中学习对一切暗藏敌人作斗争 嵇文甫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以后，胡风和胡风分子的真面目，已经是原形毕露。正如六月十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和社论所指出的，这一批站在党的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以及“追求革命十多年的革命作家”，原来“都是别有来历的人物”！“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就是这个集团的基本骨干。”这已经进一步证明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是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一群反革命分子了。 近几年以来，大家埋头于建设工作。在各个战线上，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因此，大家便陶醉在胜利的欢欣中，而把敌情观念冲淡，甚至是丧失掉了，弄得有时“同老虎睡在一起”而不自知！但是，阶级敌人却并没有睡觉，斗争是在一直持续着的，只不过是在新的形势下，采取着新的花样罢了。你看，蒋匪帮的武装，自从在大陆上被消灭以后，却采取了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挣扎，如大家所知道的：派遣特务，空投特务，收买坐探等等，随时随地找空子，企图建立地下阵地，进行破坏。胡风集团这种混进革命团体，甚至打入了党的组织，“钻进肚皮去”的手法，就是敌人所耍的种种花样中的最突出、最狡猾、最阴险的一个。根据以往我们所破获、所揭露出来的反革命活动案件，我们弄清楚了，不管什么样的反革命组织，什么样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总都是条条线索通美蒋，并且他们非常“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你看，这一次被我们揭出真面目来的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里的骨干分子，不都是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反动家伙吗？他们不是深深懂得“赤膊上阵不是我们底战术”，“不能轻易地，……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吗？他们不是也了解“斗争是要精力的，要讲究策略的。在原则以外的一些枝节都应该放在策略范围以内来考虑”吗？这说明新的形势，新的斗争情况，敌人也在耍着新的花样。这不像进行解放战争，在阵地上，枪对枪，炮对炮，敌人在哪里，放眼可以瞅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从胡风事件中，我们可以知道，不仅要时时提高警惕，同时还得提高我们辨别敌友的能力，学会同一切暗藏敌人作斗争的本领。一切暗藏的敌人，不管他们如何懂得“斗争的策略”，如何讲究“方法”，但终究必然会露出马脚来。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一个最广泛的、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各个角落里，各种伪装下，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抓出来，予以彻底清除。千万只眼睛，千万只手，如同张起了一个天罗地网，看这些反动家伙们往哪里逃走！

第3版()专栏： 积极参加清除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李广田 最近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证实了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我们必须从这一严重事件中吸取教训，进一步认识在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复杂化，千百倍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 最近，我们学习了各种有关文件，听了关于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报告，并举行了座谈会。从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各方面的反映来看，我们一般地都是政治嗅觉不灵，革命警惕性不高，对于当前的阶级斗争总是赶不上，抓不住，甚至是想不通。这种情形，是远远不符合于现阶段的斗争形势的，必须坚决予以改变。如果深入检查，就一定可以发现，这正是我们长期地不关心政治，甚至一般地有着脱离政治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这正如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的按语所指出的，我们一般地表现是： 第一、我们往往“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反而是漠然视之，泰然处之，或以为同此地无关，或以为同学校无关，或以为同教育界无关，或以为同自己无关。其实敌人是无微不入的，敌人是有着“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凡是斗争性显得薄弱的地方，就是他们必然要进攻的地方，特别是他们那种长期隐藏着玩弄两面派的手段，更容易使我们上当。 第二、我们一般地往往是“顾了业务，忘记政治”。我们虽然也常常提到业务同政治相结合，但实际作起来却是只管业务，不管政治，因而就在原来已是政治薄弱的基础上更滋长了非政治的倾向，予敌人以可乘之隙，使反革命分子有“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的可能。 第三、我们一般地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极为不够。“人民日报”的按语中说：“有些人口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视批判唯心论这一斗争，或者说自己没有唯心论，或者说自己同胡适无关，因而最好避开不谈。”这也正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口头上尽管谈，但并不联系实际，特别是不能正确地联系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实际，因而不能深入，不能提高，既不能掌握武器同敌人进行斗争，也不能分辨是非，划清敌我。其结果是什么呢？其结果就是敌人的思想从这个“缺口”打进来，敌人思想的打入就是反革命分子打入的条件或先声。敌人是从来也没有放松过从思想战线上向我们进攻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明证。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不关心政治，甚至脱离政治的事实，就是使我们跟不上实际斗争或站在斗争之外的一方面的原因，而这是极端有害，极端危险的。 随着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斗争的开展，情况已大大改变，大多数同志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在认识上已有所提高，而且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这是很好的。但也还有一部分人自认为是“老成持重”的，正如六月十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袁水拍同志的诗里所说的，他们认为“究竟谁是谁非，还得等着瞧”，也还有少数人是毫无表示的，至于怀有抵触情绪的人，虽然是极为个别的现象，但也确是存在的。 我们要求人人都积极参加这一斗争，我们都要站上斗争的最前线，为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反革命分子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深入学习，在学习中联系自己的思想和作风，特别是应当进一步认识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为巩固我们的革命专政，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加对一切敌人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天职。

第3版()专栏： 打杀笑面虎 　耿长锁 我是一个庄稼人，对胡风是不了解的。最近看了“人民日报”揭发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我才知道胡风和他所领导的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我对他们非常的愤恨！胡风这群同我们“握手言欢”的笑面虎，一直是把血口朝着党，朝着人民。全国解放、人民当家作主以后，他们就变得越加厉害了，他们妄想国民党蒋介石再骑在我们人民头上，妄想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再倒回去过暗无天日的生活。 胡风和胡风集团是多么阴险、恶毒的敌人呵！ 和工人老大哥一样，我们农民在解放以后日子过好了，政治上翻身了，并且也正在努力建设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我们决不允许胡风集团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胜利果实。我们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一致坚决要求政府严厉镇压胡风集团，把胡风这群笑面虎一网打尽，依法惩办。我们并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提高革命警惕性和辨别反革命分子的能力，把一切隐藏的反革命分子都清除掉。

第3版()专栏： 胡风事件给我们的教训 　赵忠尧 “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揭露了这个反革命集团里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一贯仇视人民，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要彻底肃清这个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且给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通过“人民日报”六月十日社论及几次编者按语的学习，我们可以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当然，犯有唯心主义毛病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反革命分子，但是反革命分子却一定是极端的唯心论者。因此，我们在这次斗争中，不仅要将胡风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揭露出来，清洗出去，而且还要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本质，在思想战线上，以唯物主义思想战胜唯心主义思想。这两件事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并且是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敌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就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即过去的几次思想斗争中逐步暴露出来的。 另外，就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来讲，有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至少会走上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这样的人，就会不管事物发展的规律，忽视社会的进步，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在工作上就会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对于思想上犯了主观唯心主义毛病的朋友，我们要帮助他彻底地进行批判，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深刻检查自己，防止自己不自觉地做了唯心主义的俘虏，以使我们大家在这个运动中，思想上得到提高，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3版()专栏： 化装跳舞 　华君武　作

第3版()专栏： 机关党支部必须认真领导理论学习 章世鸿 两年多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各地机关党组织在领导干部理论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党的基层组织——支部的努力分不开的，因为各地机关工作人员的理论学习是在党支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但目前还有一些机关支部，并没有切实负起领导理论学习的责任。有的支部委员会长期不研究本机关的理论学习问题，把这项重要工作仅仅交给宣传委员去负责，有些宣传委员也不大负责，把这项重要工作推给一两个学习干事去做。有些支部虽然制定了学习计划，但却不认真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平时只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发发通知，或偶然听听汇报。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怎样？学习中还有什么困难？支部或者是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设法解决。有的支部则满足于一般的动员、笼统地布置一类的所谓“原则领导”。显然，这种情况是应该纠正的。 这种情况所以产生，是因为这些支部对理论学习还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有的支部认为：支部的工作太多，而领导理论学习并不是支部的主要工作，因而放松了对理论学习的领导。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他们不知道，理论教育工作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党的思想领导的强弱，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强弱是分不开的，而理论教育的强弱则又决定于各级党组织对这一工作的实际领导。那一个部门的党组织加强了党员和非党员的理论教育，那一个部门党的思想领导就会从根本上加强起来，党的各项工作才会顺利开展；相反，则那一个部门党的思想领导一定处于薄弱的状态，而这恰巧是工作中发生各种漏洞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屡次教导我们，必须关心工作人员的理论学习。必须认识：进行党的教育，以及监督共产党员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必要的起码知识，是一切党组织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党的支部决不能推诿自己的责任。必须把理论教育看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有的支部认为：我们这里业务太忙，理论学习只好放松些。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在特殊情况下，业力忙影响理论学习是可能的，也是可以允许的，但在一般情况下，藉口业务忙，长期不坚持理论学习，那就是错误的了。只要把铁道部机务局支部同劳动工资局支部的领导学习情况对照一下即可看出问题的所在。这两个局的业务都是比较繁忙，但机务局的理论学习却能够坚持，而劳动工资局的理论学习就不好。原因在那里呢？请看事实：机务局的支部常在支委会上研究学习问题，安排学习，支部宣教委员也切实负责，对学习制度和辅导员的工作抓得较紧，对出勤干部的学习也很关心。由于支部的重视，这个单位的党员和非党员的理论学习也较认真。而劳动工资局支部对理论学习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都薄弱，学习核心组逐渐失去核心作用，辅导员经常更换，不少党员（包括支部委员在内）忙于业务，学习兴趣不高，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着“工作做不好要受批评，学习学不好没有什么”的错误想法。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支部是否重视对理论学习的领导，而不在于业务是否忙碌。 还有的支部认为：行政领导不支持，支部本身也无能为力。这是离开了党的领导原则的错误看法。某些行政负责工作人员对支部理论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不够是事实。但理论教育工作必须由党组织直接领导，不能推给行政。支部的工作是主动地、积极地争取行政负责工作人员的支持，而不是依赖行政负责工作人员。当然，如果这些不重视理论学习的行政负责同志是共产党员，支部就应该对这些党员进行监督，纠正他们的错误态度。如铁道部劳动工资局副局长、共产党员魏恒仓同志对该局的理论学习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还经常在学习之前布置一些任务，要工作人员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工作人员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不得不占用学习时间。但支部却没有坚持党的原则同这种不良现象作过斗争。这样，责任就不仅仅在于魏恒仓同志了，支部也要负责，为什么不对魏恒仓同志这种不重视理论学习的错误态度提出批评，监督他改正呢？ 有的支部认为：支部领导同志本身理论水平低，领导不好理论学习是难怪的。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会造成支部领导理论学习的困难，但这绝不应该成为支部领导不好理论学习的藉口。因为支部是党的组织，支部应该运用组织的力量对理论学习进行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来解决理论学习中的组织形式，学习时间以及思想上的种种问题。至于理论学习本身的疑难和问题，支部可以组织理论教员、辅导员、高级组的同志去解决，必要时还可以请上级党委帮助解决，实际上这也是支部领导理论学习中的一项组织工作。只要把这一组织工作作好，即使支部领导同志的理论水平较低，还是有可能把理论学习领导好的。 根据各地的经验，支部领导理论学习应该抓住下面几个环节。 首先，应该加强对党员的理论学习的监督，清除目前某些单位某些党员的学习落后的不正常现象。这不但因为学习理论是党员的首要主务，也因为搞好党员学习是搞好全体工作人员学习的一个关键。各地经验证明，支部善于把理论教育和党内的思想生活结合起来，启发党员的学民兴趣和自觉性，开展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能使每个党员在学习中起骨干作用。如贵阳市委机关支部首先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对好高鹜远、不切合实际、不认真读书的党员进行批评，号召党员认真读书带头学好，对学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应该指出，行政负责同志同样必须遵守支部有关学习问题的决定，尽管有些部门参加高级组的同志不直接由党支部领导，但高级组同志应该向所属支部汇报学习情况，党支部也应该在一定时期对他们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不能例外。 其次，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思想领导，支部委员会应该定期研究学习中的思想情况和各种问题，做出决议，交宣传委员负责执行。应该挑选切实重视理论学习领导的同志来担任支部的宣传委员，以保证支部决议的贯彻。有的支部选举两个宣传委员，指定一个宣传委员专门领导理论学习；有的支部由宣传委员负责，成立领导日常学习的专门机构，这对支部加强理论学习的领导是有作用的。为了交流学习心得和经验，提高学习热情，支部可以运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如组织高级学习组的同志向下一级学习组的同志作报告，召集各种座谈会，举办墙报，培养先进的学习小组或个人等等。应该认识，只有加强思想领导，才能巩固学习制度和学习纪律。有的支部不重视思想启发工作，片面地强调制度和纪律，甚至用变相的行政方式强制大家学习，这些偏向都是应该防止和纠正的。 的确，机关支部领导理论学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困难是很多的，支部要领导好理论学习，必须进行很多艰苦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比如，如何组织理论指标力量的问题，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如何把学习计划订得切合实际并按期完成的问题等等都还不是解决得很好的。目前，我们的经验还不多，典型的成功经验更少。这就需要我们很好地总结经验改进这一工作。 目前，全国各地机关工作人员高、中级组已先后进入“联共（布）党史”九章至十二章学习的结束阶段。在学习“联共（布）党史”九章至十二章这一过程中，党支部都积累了不少领导理论学习的经验，因此，认真地切实地做好这次总结工作，对改进今后支部对理论学产的领导会有很大帮助。机关支部和各级党委都应该重视这次总结工作，要运用这次总结的经验，来教育机关支部，帮助机关支部把领导理论学习的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3版()专栏： 漏网地主赵柱石混进光明第一农业社进行破坏的种种手段 王枫 陕西省咸阳县苏家乡李都村光明第一农业社，自从建立起来就不断发生问题：今天社员要分社，明天社员要退社，社的领导工作人员不团结，社管理委员会开会就吵架，生产没人负责领导，社员消极悲观，生产劲头不大……。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最近人们才明白：原来是一个漏网地主混进社来进行阴谋破坏的结果。 这个漏网地主叫赵柱石，解放前共有土地一百八十二亩，全家五口人没有一个参加劳动，长年雇着两个长工，农忙时还要雇短工；每年平均放出五、六十石粮食的高利贷，不知剥削了多少农民。 李都村实行土地改革时，赵柱石为了逃避斗争，想出了各种办法隐瞒他的地主成份。当时由于村工作人员和群众政治觉悟低，受了越柱石的欺骗，在划分阶级成份时，给他订了个“小土地出租者”，仅征收了他一百二十五亩土地。这个狡猾的地主阶级分子，就这样漏了网。以后，他还是照常雇工、放账。 一九五四年夏收后，李都村开始建立光明第一农业社。这使得赵柱石不安起来，因为大家要都参加了农业社，他就雇不到工，高利贷也放不成了。怎么办呢？他日日夜夜地盘算：村里要数自己有文化，如果能趁机会混进农业社，想法当个社主任，就有办法了。于是，他就假装积极，第一个报名入了社，并在入社报名大会上讲了他“说服全家人同意入社”的经过。以后他又经常向群众说： “领导农业社不简单，没有点文化知识可不行啊！”他想用这些话欺骗群众，达到当选社主任的目的。由于他欺骗的结果，在选举社干部时，群众虽然没有选举他当社主任，却选他当了社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会计，这样，他就混进了社的领导组织。 但是赵柱石的野心并没有死。为了夺取社的领导权，他又挑拨社员之间的团结，制造社内的分裂。李都村共分南北两个村，南村社员较多，有四十多户；北村社员较少，有十几户。由于建社工作组的工作做得不够，选举的三个正副主任都是南村人。赵柱石抓住这个机会，在选举后，连续就召集北村的社员（赵是北村人）举行秘密会议，他煽动大家说：“社里选的三个主任，北村没有一个，这下大权都掌握在人家南村手里了！论牲口，论农具，咱北村都比南村强，我看不如趁早和南村分社，免得受人家的欺负！”经过赵柱石再三挑拨，一些社员同意了分社。有几户社员在赵柱石的阴谋指使下，就到南村找社主任提出分社，要牲口和农具，并争吵着牵回去了原来由北村调配到南村生产组的一头牛。一时闹得社内混乱起来，许多社员也没有心情下地生产。更毒恶的是，当建社工作组和社主任到北村了解要分社的原因，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时，赵柱石又装出一副笑脸说：“社还是不分好，南村生产组少了一头牛，把我那一头牛牵过去补上。”建社工作组和社干部们对赵柱石一手制造的这个鬼把戏，当时没有看清楚。他们为了解决北村要分社的问题，经过研究和社员们开会讨论，立即补选了北村社员积极分子赵胜义担任副主任。这样，分社的问题算是平息了。 赵柱石制造分社的阴谋没有实现，接着更阴险地挑拨社内正副主任之间的关系，企图把社搞垮。社主任杨秉彦是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一贯积极热情，极力想把社办好，只是工作方式简单；另一个副主任马天升，也是老实农民，生产很积极，但因为自己没有被选上主任有些不满意。赵柱石看准了这一点，就设法拉拢利用马天升，打击杨秉彦。他对马天升说：“二哥，要说领导生产，你可比杨秉彦强得多，这回没有选你当主任，是人家杨秉彦在社员里活动了。我为这事气的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马天升听了这些话，就越发对杨秉彦不满。赵柱石趁机会又说：“今后咱们应该团结在一块，对社里的事多提些意见，给他杨秉彦个样子看看！”经过赵柱石这么三说两说，马天升便上了圈套。从此，赵柱石经常去找马天升，给他出主意打击杨秉彦。社管理委员会开会时，杨秉彦发表任何意见，赵柱石和马天升都找各种藉口反对；马天升提出任何意见，赵柱石都极力支持。去年冬天，社员们想投资买两条骡驹子，准备今春扩大生产。在社管理委员会议上讨论时，就由于赵柱石和马天升坚决反对，结果牲口没有买成。 赵柱石拉拢住了马天升，便进一步公开打击杨秉彦，破坏杨秉彦的威信。他经常对社员们说：“杨秉彦是个啥共产党员，过去连自己的庄稼都种不好，又没有文化，有啥能力领导农业社！”杨秉彦连续受到打击，情绪逐渐低落，对社里的事情也不多管了。赵柱石见时机已到，便狠毒地进行破坏生产的活动。有一次，杨秉彦到县里开会，社的领导由马天升负责。杨秉彦刚走，赵柱石就找马天升说：“二哥，社里的功劳再大，也是人家杨秉彦的，你看上县开会谈啥工作，都是人家杨秉彦去；干脆咱们不如少管事，把社的生产弄个稀烂，看他杨秉彦到县上去说个啥！”马天升听了赵柱石的话，对社里的工作就放松了管理，不按时安排生产，有事也推拖不管。许多社干部和社员们看到社里这种情况，都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有的提出要退社，有的整天闷在屋里睡大觉。社里积的许多粪没人负责往地里拉；麦地里的草长了多高也没有人领导去锄；特别严重的是一连死了九条牲口没人管，有四百多亩麦地因为种的稀，加上草多、粪少，长得不好。社外群众说：这叫啥农业社，怎么能带头到社会主义去呢？ 社员劳动工红是否合理，是社能不能巩固的重要一环。赵柱石懂得这一点，在这方面他也早就蓄意破坏。他利用窃取的会计职权，故意给社员们记错劳动日，企图到夏收分红时使社员们为劳动日互相争吵。社员李志德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做了十七个劳动日，赵柱石只给记了十二个，陈砥柱在同时也做了十七个劳动日，却记了十九个；商克让做了十四个劳动日，连一个也没有给记。对社员们交到社里喂牲口的草料，赵柱石也同样地故意记错。按照规定，社员们交的草料数目应该按时公布，但赵柱石一直拖延不结算公布；以后在大家多次催促下，才把草料账目公布出来，但因为数目不符，许多社员都非常不满，有的互相误会争吵起来。 赵柱石这一系列的破坏活动，渐渐引起了一些干部和社员的怀疑，但开始都被他的“小土地出租者”成份麻痹了。因此，区和乡虽然对这个社整顿过几次，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 今年二月间，中共咸阳县委会派工作组来到李都村，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对证分析，才彻底揭露了地主阶级分子赵柱石的真实面目和阴险毒辣的破坏罪行。社员们压不住心里的怒火，把他清除出社，并向咸阳县人民法院提出了控告。咸阳县人民法院在三月十四日召开公审大会，依法惩办了赵柱石，并把他改订为地主成份，把他现有的土地、耕畜、农具和房屋等，除他家应分得的一份外，全部没收。 通过揭露和判处地主阶级分子赵柱石的破坏罪行，当地工作人员和群众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曾被赵柱石拉拢利用过的副主任马天升和北村十多户社员，也都清醒过来，悔恨自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马天升检讨了过去因受欺骗造成的错误。过去有些要退社的社员，都打消了退社的念头。社员思想澄清了，大家都紧密团结起来，生产情绪特别高涨。全体社员最近向社投资了七百五十元，添了三头牲口，开始扩大生产。社外有几户农民也积极要求入了社。 过去人称光明社不光明，现在已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光明社了。

第3版()专栏： 甘肃定西县人民法院判决一批反革命分子 甘肃省定西县人民法院在三月二十四日召开了两千多人的宣判大会，判处进行颠覆活动的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工作团”案犯赵绪堂、萧维邦、萧治安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张敬一、赵仲连无期徒刑；王智铭、杨作忠有期徒刑二十年；阵国俊、祁云山、许勤、王丕业被分别判处十八年至五年有期徒刑。 这批反革命罪犯大都是坚持反动立场的伪军政官吏、兵痞、一贯道分子和被人民政府惩处的地主阶级分子等。他们一贯仇视人民政权，从一九四九年起就开始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零年三月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工作团”。匪首赵绪堂，是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工作团”主谋组织者，自任“团长”，草拟过所谓“反共救国宣言”，刻制反动证件，积极搜罗反革命对象，发展反动组织，筹划经费等。他私藏枪枝弹药，企图抢劫我人民银行、汽车和夺取我区乡工作人员枪枝，以充实匪势，并阴谋担任我邮政代办所业务，以便利其活动联络。萧犯维邦曾草拟反革命书籍“青年的伟大”及所谓“青年在革命事业中应有的责任”，企图欺骗拉拢青年参加反革命活动。 一九五一年三月，匪首赵绪堂和王智铭落网后，萧犯维邦又勾结祁犯云山、陈犯国俊等，企图到渭源县以打铁做掩护制造枪枝。这个阴谋没有实现，便在同年七月混入我天兰铁路工作部门，冒充“共产党员”，伪装积极，骗取信任，并妄想在天兰铁路沿线找一深山大沟，以隐藏和训练反革命分子。他们还阴谋抢劫破坏我玉门油矿。一九五三年五月间，萧犯维邦企图潜往台湾联络蒋贼，进一步扩展反革命活动。 萧犯治安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秘书”，曾伙同反革命分子杨作孝以收猪为掩护，到渭源县一带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搜罗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一年二月间，萧犯治安和杨犯作孝潜往陇西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我民兵捕获。在押解途中，该犯把我民兵推入崖下逃跑，被我当地工作人员追击捕获，杨犯作孝当场被击毙。 张犯敬一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所谓“政治部长”，经常同萧犯维邦勾结，筹划反革命活动，参加草拟所谓“反共救国宣言”，制定通讯联络暗号，一九五一年又乘机打入我教育部门，进而混入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企图长期潜伏活动，并拉拢我革命工作人员。同案罪犯赵仲连、王智铭、杨作忠、陈国俊、祁云山、许勤、王丕业等，都曾积极进行过反革命颠覆活动。 反革命分子祁云山、陈国俊等，都曾被我民兵查获过，但并没有把他们的真实面目追查出来，后来又释放了他们。反革命分子萧维邦混进铁路部门，冒充“共产党员”，反革命分子张敬一混进我青年团组织，甚至当了团支部委员，而这些单位不仅没有及时发现，反把他们当成是“积极工作者”，萧犯维邦甚至还受到过“表扬”。这些事实说明我们有些同志的麻痹思想在客观上会帮助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如果不坚决迅速地克服这种麻痹思想，就必然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的危害。

第4版()专栏： 世界和平大会全体会议致电联合国 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 我国代表团同日本代表团代表举行联欢宴会 新华社赫尔辛基二十五日电　世界和平大会在二十四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就联合国宪章签订十周年纪念致联合国的电报。 世界和平大会在电报中要求联合国恪守它的宗旨和原则，并且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接纳更多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电报表示，只有这样做，联合国才能获得各国人民的信任。 电报要求联合国保证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 新华社赫尔辛基二十五日电　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二十四日同日本代表团全体代表联欢。郭沫若和大山郁夫在联欢宴会上讲话，他们都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中日两国的和平代表们愉快地交谈。日本代表安井郁在宴会上把日本人民反对原子武器的签名旗等礼物赠给了郭沫若。

第4版()专栏： 平壤各界代表集会纪念“六·二五”五周年 新华社平壤二十五日电　平壤市各界代表八百多人在二十四日举行集会，纪念“六·二五”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五周年。 参加大会的有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朴昌玉、金一、崔昌益、朴义琓、朴金喆、李英等人，各民主政党领导人、各社会团体负责人，朝鲜人民军高级将领、战斗英雄等。 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在首席代表王永年将军的率领下应邀参加了大会。 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潘自力和其他国家驻朝鲜的外交官员也应邀参加了大会。 朝鲜人民军中将金凤律在会上作报告。他说：朝鲜人民在战后迅速地恢复发展人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并且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着始终一贯的斗争。但是，美国和李承晚匪帮百般地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并且违反停战协定，准备新战争。金凤律说：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朝鲜人民必将粉碎敌人的任何阴谋，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代表王永年将军接着在会上讲话。他说：美国侵略者正竭力扩充李承晚匪帮的军事力量，企图发动新战争。但是，今天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空前壮大，如果美国侵略者胆敢冒险发动战争，必将失败。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警惕地严守着自己的阵地，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保卫朝中两国人民的和平劳动。

第4版()专栏： 为纪念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战争中的阵亡将士 朝鲜内阁通过决定建立中朝烈士纪念塔 新华社平壤二十五日电　在六月二十五日对美帝国主义者斗争日第五周年的时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通过了决定，要建立纪念塔来纪念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正义战争中的阵亡将士。朝鲜人民军的纪念塔将建立在平壤解放山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纪念塔将建立在平壤牡丹峰的北面山坡上。 纪念塔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开始施工，将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竣工。

第4版()专栏： 萨瓦茨基主席设宴招待尼赫鲁总理 新华社华沙二十五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华沙讯：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和他的夫人，二十四日设宴招待印度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 出席宴会的印度客人还有：印度总理的女儿英·甘地夫人、印度驻波兰大使克·普·西·梅农、印度外交部欧洲司司长侯赛尼。 波兰方面出席宴会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贝鲁特、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第一副主席明兹和诺瓦克等。 新华社华沙二十五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华沙讯：印度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和他的随行人员二十四日在华沙和波兰最大的工业区上西里西亚的一些城市参观。 二十四日上午，尼赫鲁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华沙参观了市中心区的建设情况，参观了一个巨大的运动场的建筑工地和一个新近建成的最大的住宅区。随后，贵宾们前往泽兰汽车工厂参观。在这个工厂的门口，尼赫鲁总理受到波兰人民共和国汽车工业部部长托卡尔斯基和这个工厂的厂长及职工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并接受了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青年女工的献花。尼赫鲁总理参观了这个工厂的各个生产车间，极有兴趣地参观了这个工厂的汽车生产的各个过程。从泽兰汽车工厂出来，客人们去访问重建的华沙旧城和正在建设中的斯大林文化科学宫。最后，他们又参观了一个正在建设的新住宅区的建筑工地。 二十四日下午，尼赫鲁等乘飞机前往斯大林诺格罗德，以便参观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在斯大林诺格罗德机场上，尼赫鲁总理受到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采矿部部长雅罗谢维奇和斯大林诺格罗德居民的欢迎。 贵宾们接着就前往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一些城镇参观。他们在参观了斯维托吉洛维兹的兹戈达技术装备工厂后，就回到了斯大林诺格罗德，去参观那里的贝鲁特少年先锋宫。在这个少年先锋宫里，贵宾们参观了儿童们的工作室和戏院，以及儿童巴蕾舞、歌咏队、青年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的作品，还接受了儿童们赠送给尼赫鲁总理和英·甘地夫人一些他们自己做的纪念品。这一天晚上，尼赫鲁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出席了斯大林诺格罗德市沃伊沃德雪普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湼希波雷克为他举行的招待会。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据英国新闻处伦敦消息：英国首相府二十三日下午宣布：艾登首相已经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伦敦。尼赫鲁已经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将在七月八日到达伦敦，在七月十日离开。

第4版()专栏： 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林南 “一个八十多年来敢于反抗法国人的奴隶统治的民族，一个数年来敢于站在盟国一边共同反抗法西斯的民族，这个民族一定要取得自由，这个民族 一定要获得独立！……我们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越南应该有权得到自由和独立，而且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了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这是越南人民伟大的领袖胡志明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以越南临时政府的名义，在河内有五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这个不朽的宣言向世界宣布越南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 从那时起，已经十个年头过去了。十年来，越南人民保卫了自己的独立，进一步发展了人民革命的胜利。今天，越南人民的民族权利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光荣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同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共同奋斗，并肩前进。 越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走过漫长和曲折的道路的。从九十多年前法国殖民者踏上越南的土地以后，越南人民就没有间断过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 到一九三○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越南人民的解放运动更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一九三○年在中越宜安建立的苏维埃以及后来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在北山、都梁等地的英勇起义，虽然都遭到了法国殖民者的残酷镇压，然而反法斗争却更加激烈起来。一九四一年五月，印度支那共产党组织了越南独立同盟，团结全国爱国力量，展开反对法国殖民者和当时已侵入越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组织武装，进行游击战。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全国进行总起义，宣告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在越南的结束。 法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于退出这个被他们侵占近一世纪的殖民地。他们乘着英国军舰重又爬上了越南的海岸，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侵占了西贡。在越南人民的抗击下，他们被迫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先后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和九月十四日签订了初步协定和临时协定，但是，他们并没有诚意谋求和平解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河内法军于完成全部准备工作后，就突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发动总攻击，这就开始了法国对越南进行的可耻和背信的全面侵略战争。 法国殖民者满以为依靠他们的装备精良的殖民军队就可以在三个月内重新征服越南。但是，越南人民展开规模非常广泛的游击战，并在越北山区建立了抗战的根据地。为了消灭越南人民军的主力，法国殖民者在一九四七年十月集中了一万五千兵力，大举进犯越北山区。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法军在越南人民军的广泛反击下，损失了七千五百人，终于狼狈地退走了。它的“速战速决”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和不断壮大的越南人民军，从一九五○年冬天起就开始在北越的主要战场上向法军发动反攻。这年冬天，越南人民军沿中、越边界向法军的据点展开猛烈攻势，扫除了威胁越北解放区北部的法军防御体系，解放了高平、谅山、老街三个省；同时在越北山区的南面又解放了太原、和平两省。 在一九五一年冬天和一九五二年春天，越南人民军又在红河三角洲西部的和平对进犯的法军进行围歼战，歼灭法军两万多人。负有“改善越南局势”任务的法国元帅塔西尼损兵折将，遭到了失败。和平战役胜利后，越南人民军一部分主力从西面开进富饶的红河三角洲，加强当地如火如荼的游击战争，从里面威胁法国侵略者的侵略基地。 在越南的其他战场上，法军也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法军只控制着大城市和一些重要的交通线。广大的农村是在越南人民军手里。“胜利”的幻想也开始在法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报纸上消失。一九五二年三月间巴黎“世界报”刊登的文章就承认，印度支那战争“正消耗着法国最优良的部队”，“法国血液正在枯竭”，法军的力量“正在往下坡走”。 一九五二年冬季，越南人民军向越南西北部地区进军，解放了山萝省和莱州省的大部分地区。法军沿黑水江的防御体系全部被摧毁。 接连遭到失败的法国殖民者企图在美国的援助下夺回战争的主动权。一九五三年五月，法国政府派纳瓦尔到越南接替屡吃败仗的法军总司令萨兰。纳瓦尔根据美国的意图，拟订出一个所谓“纳瓦尔军事计划”。但是，纳瓦尔的命运并不比他的前任好一些，在他上任后的半年中，就损失了四万四千人。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间，纳瓦尔把军队空投到越南西北部的奠边府，企图从侧翼来威胁越南人民军和支援莱州被围困的法军。但是他得到的结果不是“主动”，而是部队分散。 法国侵略军遭受到的最惨重的打击是在奠边府。在那里，法军集中有它五分之一的机动兵力——十三个营，构筑有密密麻麻的坚固堡垒和工事，有大量的美国飞机和大炮的支援。每天约有一百三十架美国运输机给它空运三、四百吨武器和军事供应品。但是这个坚固的堡垒集团终于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前夕）被强大的越南人民军攻下来了。法军精锐二十二个营全军覆没，守军司令德卡斯特莱被生俘。 奠边府的辉煌胜利彻底粉碎了美、法侵略者的 “纳瓦尔军事计划”，使法国侵略军一蹶不振。它证明了越南人民军力量的强大，指出了战争发展的前途。这对于在日内瓦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在八年的战争中，法国殖民者不仅没有能实现它重新征服越南的梦想，相反地，倒使法国的一半以上的职业士兵和四分之一以上的军官陷入了这个远离法国一万四千公里的战场。法军和伪军共四十六万六千一百七十二人在越南的土地和丛林中被歼灭了。 这个“肮脏战争”使法国的国力受到了严重的消耗。八年中，法国投入这个战争的军费超过了三万亿法郎。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军费总额是七千亿法郎到八千亿法郎，平均每天要消耗二十亿法郎。在军事上连连失败的情况下，法国曾经八次更换印度支那法国远征军的统帅。但是无论是第一任的勒克莱克或者是最后一任的埃利，不论是塔西尼元帅还是纳瓦尔将军，都没有能创造出挽救败局的奇迹。 不仅是法国殖民者一败涂地，越南人民的八年抗战的历史也记录着美国干涉的失败。长久以来，美国就觊觎着越南和老挝、柬埔寨的经济资源，企图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在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军事地图上，越南早已被划为美国对和平民主阵营的包围圈上的一个环节和准备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军事基地。从一九五○年初起，美国就加紧了它在印度支那的活动。这年六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命令美国海、空军直接参加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命令美国海军侵占台湾的同时，还宣布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在这以后，美国的干涉是一步紧似一步。美国给了法国二十九亿以上的美元来支持这个殖民战争。在战争的最后一年，美国已经负担了印度支那战费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美国给法国殖民军的各种武器、军火和物资在四十万吨以上。 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已经在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篇页。这个胜利的斗争同其他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斗争一起促使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瓦解，动摇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各与会国达成协议，在尊重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越南人民前仆后继为之奋斗八十多年的民族权利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平恢复了。 越南人民现在正继续进行着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全国独立和民主的斗争。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在六月六日发表声明，表示准备从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起同南越有代表性的负责当局举行协商会议，讨论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在越南全国举行自由普选的问题。不能不看到，在越南人民斗争的道路上，还有着来自美国方面的阻挠和破坏，前面还有着艰苦的斗争，但是，正义在越南人民一边，全世界的同情在越南人民，越南人民在久经斗争考验的、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是一定能取得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独立和民主事业的最后胜利。

第4版()专栏： 欢迎布尔加宁和尼赫鲁的联合声明 印度政界人士 “印度斯坦时报”写道，德里政界人士欢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将成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促进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谅解的重要因素。 印度内政部长潘特欢迎苏印联合声明，他指出，这个声明符合印度的和平政策。 印度国大党总书记希里曼·纳拉扬·阿葛尔瓦认为这个声明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将在保障和平方面起巨大的作用。他说：“虽然印度和苏联两国在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原则上的差异，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相合作的。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布尔加宁元帅访问印度。” 巴基斯坦总理 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二十四日在从达卡返回喀喇蚩途中经过加尔各答时，对记者表示欢迎布尔加宁和尼赫鲁的联合声明。 阿里说，这个声明肯定地表明了对世界和平的真诚态度。 阿里提到声明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三项——“互不干涉内政”——补充为：“互不借任何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性质的理由干涉内政”。他说，这项原则“更加全面，比万隆会议宣言更进一步”。 锡兰政府和政界人士 锡兰官方人士对尼赫鲁和布尔加宁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世界和平的吉兆”。 锡兰外交部的发言人对印度报业托辣斯记者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锡兰众议院反对党领袖班达拉纳克说，声明申明了和平共处的原则，并“重申对和平的最强烈的愿望。”他说，“希望西方国家也将继这种和平的倡议以后采取行动。” 锡兰共产党领袖彼得·克尼曼说，“代表半数以上人类的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已经接受‘五项原则’作为实现和平共处的有效基础。这就加强了和平的力量。” 缅甸报纸 缅甸各大报二十四日都刊载了关于布尔加宁和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的消息。“缅甸新时代报”特别提到联合声明中谈到必须禁止热核子武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并把台湾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部分。缅甸文“吞日报”就这一消息刊载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从伏尔加河到恒河”。文章说，布尔加宁同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印度和苏联两国人民热切地希望防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 印度尼西亚报纸 印度尼西亚各报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指出，尼赫鲁访问苏联，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北京和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莫斯科，“是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据新华社讯）

第4版()专栏： 缅甸总理吴努到美国访问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纽约消息：缅甸总理吴努二十四日到美国访问。吴努在二十四日从伦敦乘飞机到达纽约，预定在二十九日前往华盛顿。

第4版()专栏： 陶里亚蒂就意大利政府危机发表声明 许多城市工人集会要求建立执行和平和进步政策的政府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二十三日讯：“团结报”刊载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就政府危机发表的一篇声明。声明中说，“谢尔巴政府的倒台，是意大利民主的胜利。可以满有把握地说，大多数意大利人知道了这件事之后，都轻快地舒了一口气……” 声明中指出，谢尔巴要对政府超越议会和国家宪法之上、任意使用行政权力、拒绝或是蔑视民主法律所规定的监督这种局面负责。声明还指出谢尔巴按照外国的要求对公民和他们的团体实行歧视的行动。 陶里亚蒂说：“我们知道，要很快地而且顺利地摆脱目前形成的这种局势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认为，出路是存在的，这条出路就是，无论是在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或是在必要的经济改革方面，都回到严格遵守宪法规定的道路上来。……” 陶里亚蒂最后指出，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意大利特别应该“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和为各国人民创造持久和平的条件方面表现主动性”。 “团结报”在评论中指出，谢尔巴内阁危机是谢尔巴和他的多数派的政策的危机。它说，“重新执行这一类政策或者是建立这一类集团的任何企图，都将在国内和议会中导致同样的后果，并且引起更严重的危机”。 在米兰，都灵，里窝那和意大利其他城市的许多工厂里，劳动群众就政府危机的问题举行了集会。在这些集会的决议中，要求建立一个能够执行和平和进步政策的政府。罗马工人区的群众也举行示威游行，提出这些要求。成千的首都公民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塔斯社罗马二十四日讯：六月二十三日晚间，意大利共和国总统格隆基开始和各方磋商，以便解决由谢尔巴内阁辞职而引起的政府危机。预料这一磋商要进行好几天。

第4版()专栏： 联合国宪章签订十周年纪念会继续举行会议 波兰墨西哥等国代表就国际关系问题发言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据塔斯社旧金山二十四日讯：联合国宪章签订十周年纪念会在二十三日继续举行会议。 波兰外交部长斯克热歇夫斯基发言。他指出，联合国过去十年的工作中的严重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某些大国企图把联合国变成强迫别人接受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决定的工具，阻挠了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他说，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阻挠伟大的中国人民获得他们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这削弱了联合国的工作。他说，联合国至今还没有能够解决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裁减军备问题。 斯克热歇夫斯基着重指出，华沙会议的参加国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防御性质的条约，它完全是为了欧洲的和平而签订的，也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这一条约是向欧洲所有的国家打开着大门的，这一点就有力地表明了我们对于各种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和合作的信念。 墨西哥外交部长纳孚对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召开表示欢迎。他说：“要解决一切问题，首先是确立持久和平的问题，就需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各大国之间达成协议。……即将举行的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是一件很有希望的事情。可能，各国人民所期待的达成协议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法国代表团团长比内说，联合国“首先”应该“集中力量来解决裁军及和平使用原子能的问题”。他说，“最近几个月来，在裁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各方“都在努力寻求一个各国都能接受的新的方案”。比内为北大西洋集团辩护，硬说这一集团的活动“不会加紧国际紧张局势”。 白俄罗斯外交部长基谢廖夫说，至今还有许多国家在联合国中没有代表，这种情况妨碍联合国的正常工作。联合国中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使得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尤其是有关亚洲和远东的问题，难于顺利解决。基谢廖夫谈到裁军问题时说，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苏联，而在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应该同意不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同意完全禁止这种武器。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正在期待着西方国家采取这一步骤，期待着不在嘴上说而是要实际去做。 泰国代表那拉底亲王发言说，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万隆亚非会议所通过的十项原则出发，“国同国之间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不同都不能排斥在它们之间建立和平关系的可能性”。 荷兰外交大臣伦斯发言时反映了殖民国家对亚非各国日益壮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感到的不安。 挪威代表团团长、挪威商务大臣斯科格在发言中呼吁各国代表们更加积极地利用联合国作为“改善国际关系的工具”。

第4版()专栏： 印度文化代表团在沈阳演出和参观后返京 据新华社沈阳电 沈阳市一千三百多人在二十四日晚欣赏了印度文化代表团的音乐舞蹈演出。 演出开始前，沈阳市副市长周新民代表全市人民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来沈阳演出。钱达团长感谢沈阳人民对他们的热烈欢迎。接着，一个少年先锋队员向钱达献了花。 在乐声和掌声中，紫色的帷幕慢慢地拉开了。第一个节目是锡达尔独奏，它一开始就把观众带入幽美的音乐境界。在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艺术比赛中获得民族舞蹈一等奖的印·拉赫曼女士表演的“婆罗多舞”，受到观众的赞扬。 印度艺术家们表演的每个精采节目都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表演者一再向群众谢幕。 据新华社沈阳电　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钱达和夫人以及部分团员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参观了东北工学院和著名煤都抚顺。 二十四日上午，客人们来到东北工学院。副院长汪之力向客人们作了简短的介绍，客人们知道这个学校是一个有着现代教学设备的新兴学校。钱达对有关国家助学金和学生生活方面的情况作了了解。 临别时，钱达团长向主人道谢说：“请你转达我对新中国青年幸福生活的祝贺！” 二十五日，钱达等来到著名煤都——抚顺。他们在露天矿参观台上，瞭望了规模宏伟的露天矿场。钱达对穿梭般的运煤车和电铲等机械化生产非常称赞。客人们在美术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细心地观察了雕刻工人用煤精雕刻的情形。 今天，另一部分印度艺术家们在沈阳参观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 新华社沈阳二十五日电　以钱达为首的印度文化代表团结束了在沈阳的访问，二十五日晚乘专车离沈阳返北京。 沈阳市市长刘宝田、辽宁省文化局局长施展、沈阳市文化局局长鲁坎、文化艺术团体和各界代表五百多人到车站欢送。少年先锋队员们向钱达和钱达夫人献了鲜花，代表团员们也接受了欢送者的献花。 在离别以前，沈阳市文化局局长代表沈阳市人民向印度艺术家们赠送了茧绸和煤精、琥珀等工艺品。印度艺术家们也把铜质的雕刻工艺品送给刘宝田和鲁坎。 拉·马拉太等三人，已在二十五日上午乘飞机由沈阳返北京。

第4版()专栏： 中越人民拥抱在一起 ——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本报记者　金凤 飞机场的入口处，飘扬着两面鲜艳的红旗。 一面闪耀着五星，一面闪耀着金星；在火也似的六月的天空发出灼灼的光芒。 在停歇着一排排银色和绿色飞机的机场上，出现了一圈不平常的五彩的花环。 这是由姑娘们彩色缤纷的衣裙和孩子们的红领巾和鲜花组成的，由北京市一万多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人们组成的。 一万多颗心在急切地等待着，一万多双眼睛在凝望着天边。 在向机场进口的方向，突然出现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 掌声像一阵阵的轻雷滚过机场。一万多双眼睛紧盯着他们。 毛主席微笑着，时时看着手表。他背起双手，遥望着远方。他和一万多人一起在等待着。 天空中的马达声由远而近，绿色的飞机看得清楚了，那上面的两面闪耀着五星和金星的红旗也看见了。 飞机顺着跑道滑下来。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到了北京。 毛主席用很快的步伐走近飞机。胡主席在机舱门口出现了。机场上卷起一阵阵欢呼的波涛：“胡志明主席万岁！” 人们激动着，跳跃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胡主席下了飞机。他们很快地走近了，胡主席同毛主席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两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的拥抱；是两国有着共同命运，在共同道路上斗争过来的全体人民的拥抱！ 胡主席接着拥抱了朱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董必武院长和林伯渠副委员长。人民的自由而幸福的欢笑围绕着他们。 一位有着开朗的微笑的中年人走向毛主席。 “长征同志”，毛主席亲切地招呼着，紧紧地握了手，接着又亲切地招呼代表团的其他同志。 胡志明主席走到机场中间。淡黄色卡叽布的制服，灰白的头发，红润的脸，广阔的前额下，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也闪耀着慈爱和坚定，他向人群微笑着，和毛主席一起向人群招着手。他对我们显得那么熟悉，那么亲近。 庄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起来了。 在宏壮嘹亮的音乐声中，人们不禁想起了这两个年轻共和国的艰难的过去——微小的武装抗击着几十倍、几百倍的敌人，密林中的游击、围剿和反围剿……年轻的两个共和国终于一步步战胜了敌人。 现在，飞机场上排列着庄严的国家仪仗队。胡主席和毛主席微笑着。他们一起检阅了仪仗队。 两个少年先锋队员跑到胡主席面前。 “胡伯伯好！”孩子们天真地献上满捧的鲜花。胡主席慈祥地亲吻着他们。 胡主席和毛主席走向欢迎的人群。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女学生兴奋地飞跑出来，拥抱着胡主席。 鲜花，鲜花，数不尽的花捧，一簇簇献给胡主席，欢呼，欢呼，浪涛般的欢呼湧向胡主席。一位维吾尔族的姑娘哈利玛和一位苗族的姑娘罗阿妮飞跑到胡主席身边去，胡主席拥抱着她们，像对自己孩子般慈祥地用中国话对她们说：“到毛主席那里去”，年轻人赶紧跑到毛主席身边。她们笑着说：“胡主席，毛主席，是我们两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是我们两国人民的父亲！” “胡主席，莫南（万岁）！”“毛主席，莫南！”一阵阵欢呼从行列中站着的越南留学生、越南文工团员和越南侨民的队伍中传过来。一位名叫阮科耀红的越南母亲感动地说：“今天胡志明主席从越南来到北京，他把全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都带来了。” 今天，我们也把中国人民的亲切友情献给胡主席，让他带给越南人民。

第5版()专栏： 朝鲜广大人民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平安南道中和郡小三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告全世界人民书”上签名。 越南河内各界代表在今年三月十日举行了反对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大会，到会的三百多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宗教组织的代表都签了名。这是河内科学界人士签名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情形。 第五届全苏保卫和平大会今年五月十日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开幕。出席大会的有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代表。应邀参加大会的有许多外国的和平代表团、著名的和平战士和法苏协会代表团。会议选举了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还选出了由三十七人组成的出席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团，并一致通过了给代表团的委托书。这是大会会场。 波兰青年联盟华沙理事会今年一月三日举行了青年大会，抗议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出席大会的有华沙各学校、工业企业的一千个男女青年代表和德国及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代表。 德国和平委员会今年二月十二日在德累斯顿举行扩大会议，并宣布约有十八万德国知识界代表已经在要求拒绝巴黎协定和要求和平统一德国的呼吁书上签了名。 印度各地的代表和马德拉斯市工人、市民参加了在印度马德拉斯举行的为期四天的全印争取和平和亚洲团结大会，一月二日会议闭幕后并举行了有五万人参加的盛大的和平示威游行。这是参加游行的妇女队伍。 亲身经历过美国原子武器伤害的日本人民，今年一月十六日在东京举行了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全国大会。图为在东京举行的全国大会开会的情形。 法国巴黎市民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响应了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在巴黎赛车场举行群众大会，反对巴黎协定，抗议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 英国伦敦人民今年三月二十日在英国和平委员会的主持下，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伦敦人民举着英国和平委员会的旗帜和反对氢弹的标语牌在大街上游行示威。 美国纽约人民在去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高举着“禁止氢弹！”、“不准干涉印度支那！”、“美国青年不为印度支那送命！”的标语牌参加示威游行。 巴西人民在首都里约热内卢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军事预算。 埃及广大人民举行示威，要求和平和反对外国占领。 叙利亚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协定。

第5版()专栏：越南人民努力恢复生产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八年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获得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伟大胜利。去年十月十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河内。这是河内还剑湖滨的美丽景色。 河内电力公司工人在河内解放后，生产积极性有了大大的提高。这是配电厂的副工程师阮文河（左）同技术人员正在做用电计表寻找地下线的实验。 越南中越清化省境内的沛上水利工程，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最大的水利修复工程之一。这项工程能灌溉十二万公顷的稻田。这是沛上水利工程中横拦朱江的长达一百多公尺的混凝土水坝。 越南人民正在积极修复水利灌溉系统，以便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这是拓况水闸工地的概貌。 河内附近嘉林城的嘉林火车修理厂的工人在积极修理机车。 越南民主共和国海阳省的农民正在进行越南停战后的第一个夏收。

第6版()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南湾工地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编辑同志： 南湾水库工程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根据今年四月间水库工程指挥部、中央水利部和治淮委员会联合检查的初步结果，工地上散乱的器材和不需要的设备价值达五万六千七百三十四元。其中计有木料四百二十五立方公尺，皮线一万八千七百公尺和各种钢轧配件等物资。由于工地管理缺乏严密的制度，工地上到处呈现着混乱现象。从栗树棚（南湾的一个地名）到易家湾，沿途倾翻丢弃的斗平车就有五十辆，从易家湾到陈家畈大桥南边倾倒在路旁和河里的斗平车有一百多辆。工地上随便乱锯钢轨，铺设岔道，据调查仅仅因锯钢轨而消耗掉的钢锯条就有一千一百三十条。工地上的布篷经常被拖拉机轧坏，已经轧坏的布篷十二块就损失人民币九千一百元。另外，埋在地下的物资也不少，第一支队从地下挖掘出来的物资就有钢轨九十根、道岔两付、汽油一大桶和铁钉一百公斤。地上捡起的扒钉和钢轨配件就有两千公斤。这仅仅是被发现的部分，至于尚未被发现仍然埋在地下的物资就无法计算了。 施工设计方面的混乱情况也很严重：南湾水库原来设计草案中拟建便桥三百座，后来虽经计划科将便桥核减为二百座，因为组织混乱，施工无计划，有的便桥搭了不用，有的边搭边拆，边拆边搭，返工浪费，损失很大。如杨柳河的三座斗车桥，未经使用就拆除了。围堰附近的一座天桥和两座低桥，一座是夜间搭好白天拆掉，另一座是头一天搭好第二天拆掉。再如王家营的五座天桥，自建齐以后从未使用就于三月下旬拆除了。 机械使用方面的积压现象也很严重。南湾有供辗压用的拖拉机六十二台，但据现场统计，最高出勤数为四十八台，利用率仅为百分之七六点七，每班只开三小时至七小时。调来十二部皮带输送机，只有三部用了七班半。挖土机、挖沟机从未用过，发电机也只用了一半。 材料的积压也很严重，由于水库器材供应部门盲目供应和施工部门的计划偏大，据统计现在还积压铁砂三十七吨，生铁二十四吨，铁管四百公尺，平车一千辆，木斗车五百辆，价值四万元的高压裸铜线只用了二十多天也闲置起来，错购高压避雷器六十三个价值六千五百八十元长年积压。 南湾工地的混乱和浪费现象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南湾工地领导上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迅速制止浪费现象。 治淮委员会职员 李恒久

第6版()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每年从烟囱里飞掉三百万元编辑同志： 唐山市有这么几个古怪的大烟囱，夜以继日地吐散出一种草灰色的粉末，这种粉末，不但影响到生产的安全，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添了很多苦恼。工人们在粉末的空气里，不敢在院子里散步、喝茶。要是遇到刮风季节，远离唐山市东西一、二十里的地方，在屋里都得拉上窗帘，防止这一股子粉末的侵袭。 这种粉末究竟从那里来的呢？原来它是从公私合营唐山启新水泥工厂散放出来的，这种粉末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建筑用的贵重材料——水泥和生料粉。 根据粗略的计算，启新水泥工厂每天从回转窑的烟囱和磨机里飞散出来的水泥、生料粉，约占日产量百分之十，一年飞散的水泥就可以建筑二十六万四千七百平方公尺的混凝土建筑物。这就是说，每年从启新水泥工厂烟囱里要飞掉人民币三百多万元。当然，这些损失都是计入了成本的，因此国家某些建筑物由于使用了启新水泥厂的水泥，造价也就增加了。启新水泥厂的粉尘对职工的健康影响很大。一九五四年职工患气管炎、气喘等职业病的就有七百八十九人次，损失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七个工作日，只是工资一项就损失三万七千四百三十二元。 中央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早就指示启新水泥厂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领导上对于贯彻上级大力防尘工作的技术指示，重视不足，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上级早已批准安装吸尘设备，可是启新水泥工厂的领导人员却一再强调困难，连设计工作都没有积极进行，对于恢复原有的吸尘设备工作，也没有专人负责。 我们提醒启新水泥工厂的领导人员：浪费人民的财富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种罪过，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浪费国家财富和妨碍人们健康的现象。 中共唐山市委会卞友声、吴迪余

第6版()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非生产性的工程上编辑同志： 湖南省森林工业局冷水滩集材场基本建设工程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开始施工，计划一直完不成。一九五四年只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四，今年第一季度计划只完成百分之三十七，第二季度计划也执行得不好。这主要是因为集材场的党支部书记周海山和场长王福瑞等领导工作人员，违背生活改善必须服从生产发展的原则，不重视有关生产的工程项目，却把大部精力和时间用在非生产性工程上。生产性工程到目前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七；由于重要基础生产工具出河机没有订货，影响了下水道和手车道的铺设，使整个工程陷于瘫痪状态。而非生产性建筑工程的办公大楼、礼堂、澡堂等已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六，去年冬季还曾花钱买炭来取暖赶工。 由于盲目施工和单纯追求富丽堂皇，这个工程的积压浪费现象很严重。据初步调查达七万元，占两年来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一以上。 这个基本建设单位还违反节约用地原则，浪费了不少土地。一九五四年一月征购的二百四十九亩土地，现在还有一百一十亩土地荒芜没有用，其中有四十亩是可以节省的。当地农民对土地荒芜现象很有意见，但集材场的领导工作人员还满不在乎。 湖南省森林工业局应该立即加强对这个工程的领导和检查，以扭转目前这种状况。 衡工

第6版()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我在苏联所看到的节约和简朴的情况编辑同志： 近来，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建筑方面的浪费现象的报道，有一些感触。我想，把我在苏联所看到的一些情况谈一谈： 我曾在喀山大学学过一年，现在在莫斯科大学。这里的学习是两班制，第一班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三时，第二班从下午三时到九时。以我们系来讲，每班都是一百五六十人一同上大课，讨论的时候二十五人到三十人一组，教室和阅览室都很简朴。苏联自十月革命胜利到今天已经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间，以莫斯科大学来说，这里主要的校舍仍是二百年前的校舍，四周虽然扩充了一部分，但那些都是运用学校附近的一些旧的建筑，在莫斯科大学原址和前莫斯科法学系并没有宽大的礼堂，日常的会议和晚会就利用教室进行，较大的晚会就借用戏院或公共礼堂。我初到这里感到教室拥挤，感到阅览室不够，甚至于感到一连上六、七小时课没有吃饭的时间而不习惯，而且怀疑苏联政府为什么不能多拿出一些钱来扩充一下学校。但当我将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学完以后，我才懂得原来苏联政府是把钱首先集中地用在重工业建设方面，用在农业集体化方面，用在巩固国防方面，用在提高生产力最需要的生产部门中去了。 我到过一些学校的办公室，几乎每个屋里都是一个玻璃小瓶，两个或一个玻璃杯，我从来没有见过某一位工友给教授们倒过一杯茶，提过开水；而这些办公处、教研室也没有自己专门的工友。有时教员们渴了，也和学生一样自己到小吃部去喝水。我以前也有点不习惯，感到学校为什么连先生们的一杯水都不给；但当我学了苏联财政法以后，我才明白苏联国家预算的精密，在精确预算和国家银行的监督下，是不会让一个钱乱用的。 我曾到过几个休养所，也看过一些疗养院。除了黑海附近那些专门为了一些国际友人，政府高级干部，某些重工业部门以及对于国家特别有功绩的人休息的地方，修建得非常讲究以外，一般的休养所并不怎么讲究；但苏联办的疗养所却很普遍，因此每年每个工人、职员都能得到休息的机会。例如在伏尔加河沿岸每处森林附近都有好几个休养所，疗养院，夏令营等，都是设备比较简朴的。记得一九五二年夏，我到过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个休养所，住在这个休养所休养的大多数是大学生、教员、职员等，他们的房子全是俄罗斯式木制的，室内陈设也很简单；但，这对于休养说来，并没有什么妨害。 苏联今天正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仍然本着节约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和苏联相差整整一个时代，因此我们特别需要从各方面精打细算，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学生　佟明晖

第6版()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名符其实的“光荣里”编辑同志： 在河北省杨柳青镇的北面有一片新房，这是去年国家为当地缺房住的烈属军属们盖的。现在在这片新房里，住着十四家光荣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复员军人。人们亲切地给这片新房起了个名字，叫“光荣里”。 去年这地区闹了水灾，粮食收入减少，烈属军属积极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参加了生产自救运动。复员军人魏福顺，自动把生产资助金拿出一百六十元，帮助烈属军属买了三部草绳机；供销社也替烈属军属们调运了稻草，并帮助解决了草绳销路问题。六十二岁的军属褚振海和他的十七岁的儿子，一天打草绳二百七十多斤，平均每天收入一元五角，这样，他们战胜了灾荒。 今年开春，“光荣里”有十一户烈属军属参加了民主农业生产合作社。军属胡万良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保准没错，只有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才能更多地增产，更快地到达社会主义。”这个社的社员，也都很欢迎烈属军属入社。许多社员说：烈属军属把自己亲爱的儿女和丈夫送入了部队，解放了全中国，保卫着祖国的和平和我们的幸福生活；他们参加到社里来，是我们全社的光荣。因此，社员们对烈属军属的生产和生活特别照顾。对于年岁大的烈属军属只分配做些能做的轻活。军属褚振海病了，社里给他送去米面和钱，要他安心养病，不要挂念地里的活计。 烈属军属在社员们的照顾和帮助下更加提高了劳动热情。六十二岁的军属胡万良，负责饲养全社的牲口，除去白天要担水、喂料、打扫牲口棚、准备饲料以外，每天夜里还要定时起来喂四次牲口。有人问他：“胡大爷，这么大年岁，黑价白天干活不累么？”他说：“咱不能干地里的重活计，喂牲口可得喂得壮壮的，好保证增产啊！”经他喂的六头牲口，现在长得都很壮实。军属老大娘们也都参加了轻微的农业劳动和副业生产。 我觉得光荣里的烈属军属的劳动热情值得各地学习。 照庚

第6版()专栏： 反对占公家便宜的恶劣习气 （一）编辑同志： 昆明电机厂职工欠款共约一千二百元（五月十一日的统计），其中财务科长、计划科长、工资科某同志和总工长四个人“借支”的款数就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他们的生活并不困难，为什么借款那么多呢？原来他们常常因公出差，外出时只带个简单的行李卷，回来时就是大包、小包、用具、手表，带回一大堆。国家资金就这样被他们占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在厂里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凡是出差的人或多或少地都欠下了公家的债。有的人借“出差”的机会，从北京去上海探亲，再跑广西桂林去接侄女，大办私事；回厂后，又大诉“出差”之苦，作为挪欠公款的理由。 上面这些情况，一方面反映了这些挪欠公款、长期不还的工作人员，对待国家财产存在着极端错误的态度；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个工厂的管理制度也是有缺点的。希望这个工厂领导方面，注意纠正这种占用公款的恶劣风气。 文和 （二）编辑同志： 东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哈尔滨第一工程公司有五辆小汽车，每个月消耗的汽油总要超过定额，有些月份超过了定额将近三倍。是不是因为公司对外联系多，公务往来频繁呢？据行政科车次使用统计数字看来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四十一天中，开车共二百八十八次，其中因公用车的只有一百五十八次，其余都是私人看戏、看电影、洗澡、买东西、接送爱人和小孩，甚至访亲寻友等等。例如，党委张书记的爱人在离哈尔滨四十六公里的平房工作，本来可以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来回，但是每次都要派小汽车接送。司机同志每到星期天就要加班加点，忙个不停。行政科曾把这些情况向领导方面提出过，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以后不要在这方面打圈子。” 公司的经理和党委书记四家人住在一个宿舍里。为了给这四家服务，宿舍里专门办了一个食堂，还有通讯员、烧锅炉工人等六个人。边敬经理曾在大会上说过这是浪费，但他讲过之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 我们认为，这个公司的领导工作人员有必要立即检查一下对待国家财产的错误态度。 康宁　杨林 （三）编辑同志： 沈阳第一机电安装工程公司办公室主任秦守法每次发薪时都带着一股不满意的情绪。有一次，他拿着扣款条子，怒气冲冲地走进经理室，使劲往桌上一摔，厉声地说：“我的钱让人家扣啦，还让我吃饭不？”经理说：“有事慢慢商量，不用这样吵！”秦守法的粗暴态度和出乎意外的牢骚发了将近三、四个小时，在走出经理室的时候还不住地嘟囔着。 原来，秦守法来到公司以后，常常向公家借钱，连同他没有调来以前在别的单位欠下的公款，总数达到一千二百二十八元七角二分。欠了公家的钱，按制度应在不影响生活的条件下逐月扣还。秦守法夫妇每月有一百七、八十元的收入，加上三个孩子，全家五口人，一般说分期扣还欠款，是不会影响生活的，但他对每次扣款都不满意。 秦守法刚调来不久，就要求公家派小汽车接送他上班和下班，否则，就让他住到办公室的附近来。后来汽车和宿舍问题都没有给他解决，他一怒跑回家去了，一连六、七天也没来上班，直到快要发薪的时候，他才来上班。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秦守法严重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清算和纠正。直到今天，他所欠下的一切公款，仍然在打着算盘要公家报销，这是没有道理的。 李晋

第6版()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纠正招收工人中的混乱现象 （一）编辑同志： 有些工业部门到天津市招收技术工人时，盲目乱提招工计划，以后又随便变更，增加劳动部门工作上的困难。例如今年一月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基本建设管理局派人来天津市要招收五金技术工人三百五十名，天津市劳动局、工商局曾派出干部进行摸底、搜罗人材，但到三月一日该局来信说要改为招收工人一百二十名，最后又来信说连一名技工也不要了。建筑工程部机械总局四月初派人到天津招收一百九十二名技术工人，五月初又说不仅不需要增添新的工人，且在内部多余了一百八十二名工人；其中修理工原拟招收五十名，后来反而多余了八十二名，冷作工和铜工原拟招收二十五名，后来反而多余了五十二名。还有第一机械工业部哈尔滨电刷厂筹备处，今年二月派干部来天津市招收六十名技术工人，但据说到一九五七年生产才需要；当天津市劳动局答应调配工人后，这个干部却一去不复返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什么交代。 目前我国的技术工人很缺乏。为了满足某些工厂对招收技术工人的紧急要求，天津市劳动局不得不从在业工人中抽调。上述单位这种乱提招工计划的做法必须迅速纠正。　张兴文 （二）编辑同志： 有些企业单位到农村订约工人时计划不周，造成了很多混乱现象。 太原铁路管理局榆次北站线路第一大修队在三月底派张明合同志要阳高县民政科代招工人二百七十名，并约定四月七日到县里报到，八日动身。民政科专门抽了一个干部来调配工人，并给各乡发通知确定招工人数。到四月五日，张明合同志说是工期要推迟，让工人延期报到。这时除了十个乡可以用电话通知外，还有五十九个乡已来不及通知了，到四月七日就有一百六十多名农民先后来县报到。经民政科再三说服，并垫付路费，才将农民动员回去。　二月间，大同矿务局土木建筑公司向我县民政科预约烧砖、推土等工人三百名，并发来了预约证，约定到四月二十日让农民各自持证到工地报到。四月十三日，公司要求退工；我县民政科马上通知各乡。但奇怪的是，十五日公司又来了电话不让退工。 不料，四月十二日，北京铁路管理局桥梁大修队到我县招收普通工二百名，约定四月十五日上工的二十人，十七日上工的八十人，二十日上工的一百人。四月十五日，该队要求把十七日上工的八十名推迟到十九日，我县就按此发出通知。不久，该队又派人来说，原约十七日上工的八十名工人和二十日上工的一百名工人因工作变动都不要了。 以上订约工人中的混乱现象，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并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希望有关单位注意纠正。阳高县读者　马恩山　武彦林

第6版()专栏： 开通机械造林站应正视自己的缺点 三月二十七日本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盲目经营浪费严重”的批评信以后，造林站工会主席（党支部委员）孙永海、业务负责人陈洗贵、技佐王逸真等人来信声明读者的批评有不符实际的地方。不久，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主任周作翰、副主任林中元、张相贵三人又来信表示“接受”读者批评，但并未提出任何改进办法。 究竟读者的批评有哪些不符事实呢？究竟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报纸的批评的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本报请吉林省林业厅、吉林日报读者来信组帮助我们作了一次调查。现在把他们的调查结果摘要发表于下。 ××× 吉林省林业厅的来信：自读者在“人民日报”对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提出批评后，我厅厅长即指示造林站领导人员从思想上认识错误，并要发动群众进行检查；同时迅速地向党报表示态度。但造林站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对批评表示不满，说什么“设备是上级调来的，与站里有啥关系？”说什么“不翻碱地怎样造林”等等，有些干部甚至对写信的人进行讽刺，说什么“要稿费花，我们大家可给凑几个，可别这么整呵！”这种情况直到林业部造林局张局长到那里去检查工作，对这种态度作了批判，吉林日报社又派记者去组织座谈，才有些转变。五月十三日和二十日造林站才提出了一份说明和检讨。 根据我们了解，读者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两个数字计算得不准确（即是检查时计算得不准确，因读者批评信是根据检查报告写的），即：第一、“去年已造林的一百二十七公顷中，成活率只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实际上一百二十七公顷中有一百一十七公顷是一九五四年秋季才造的，必须到一九五五年才能确定成活率，当时都按一九五三年的成活率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计算是不正确的。第二、“机械利用率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计算得也不准确，因为有四台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是在十月下旬才运到的，不应全部打入利用率内。 但是开通机械造林站没有从本质上来认识问题，而是企图抓住一点否认全部事实（他们在“说明”中提出的翻地问题、成本问题、修理厂设备购置问题，强调的一些原因都是不正确的），并采取抗拒的态度来对待报纸的批评，在实际工作上没有采取任何改进措施。 ××× 吉林日报读者来信组来信：读者对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的批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有的工人认为报纸批评的都对，实际浪费比报上登的还要严重；但也有人（主要是一部分站的领导工作人员）认为报上的批评和事实不符，他们对写信人表示冷淡和不满。 读者对造林站的批评究竟有哪点和事实不符呢？五月十三日在造林站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人除本报前去调查的人以外，还有造林站的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张相贵、机务部门负责人兼工会主席孙永海（又是党支部委员）、人事股长李明义（党支部委员）、工作人员李迪忠等和林业部蔡大亨同志。大家就读者的批评和站内同志的反映，进行了逐项的讨论，结论是：读者的批评，除了两个数字有出入外，批评的精神、提法、事实都是正确的。 ×××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那末为什么在批评发表以后，造林站的某些领导工作人员还会存在着抗拒情绪呢？这是由于他们认为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是全国第一个机械造林站，在两年来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讯社、报纸、画报社和纪录影片都曾进行过报道，因而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只能受表扬，不能受批评。因此，他们便想抓住读者批评中个别枝节有出入的地方否认全部事实；因此，虽然报纸对造林站的批评已发表了两个多月，他们并未组织学习和研究改进。他们忘记了骄傲自满是思想上最危险的敌人，而谦虚谨慎，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地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则是一切革命机关、革命干部的特点。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应该清醒过来，正视自己的缺点，改正自己的缺点，否则，你们的“全国第一”是不可能保持下去的。

第6版()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为什么不受理刘志英反革命案件编辑同志： 五月初，我们机关把反革命分子刘志英和坏分子梁兴才、陶霖轩等混进机关阴谋破坏的事件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处理，而检察院却迟迟不受理这个案件。 是不是因为这个案件不该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呢？完全不是。请看反革命分子刘志英、坏分子梁兴才、陶霖轩的犯罪事实。 坏分子梁兴才于一九五一年五月通过私人关系混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先后骗取了秘书室副主任、行政科长等职。梁到创作所不久，就组织小集团对抗党和行政领导，打击作风正派的人。同时和隐藏在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保健员刘志英通奸，并有计划地把国家的机密（如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和我们机关保卫工作情况、全体党员干部的优点、缺点、告诉刘志英。他一贯隐瞒历史，伪造证件；并隐藏白朗宁手枪一支、子弹十八颗、盒子枪弹三十颗，长期不作交代。 坏分子陶霖轩是一个有严重政治嫌疑的脱党分子，他的主要罪行是：（一）和隐藏在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有夫之妇的保健员刘志英通奸，诱骗落后分子，行为卑污。（二）盗窃、泄漏国家机密，深夜打开赵增祥的抽屉偷阅赵的笔记和报告底稿，包庇反革命分子刘志英。（三）杀害胎儿，虐待妻、子。（四）挑拨离间，假公济私，指挥他们的小集团，极力在群众中制造对党对领导不满的情绪。 隐藏在我们机关的反革命分子刘志英，是一个在一九四五年叛变投敌的分子。刘犯一九四六年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保定分局调查统计室行动队，担任直属情报员。一九四八年潜逃到北京，同特务头子王铁铮、特务傅建等发生关系，并由王铁铮介绍到丰台伪陆军医院在护士名义的掩护下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一年十月，刘犯伪造历史和改换名字，混入卫生部第三门诊部保健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创作所工作。到创作所后，利用色情引诱坏分子梁兴才、陶霖轩探听我们党组织活动及国家机关重大措施等情况，并和陶霖轩共同谋杀胎儿，破坏陶的夫妇关系。 根据以上情节，我们接受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请求，除将梁兴才、陶霖轩、刘志英等清洗出去以外，并于五月初向国家检察机关、司法机关提出控诉，要求依法处理。开始，我们向机关所在地的西单区人民法院提出报告，并由我所负责同志到法院和刑事庭杨庭长当面商谈。他们认为这件案子不能直接由法院处理，必须先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控诉，由检察院侦察后提起公诉，然后再由法院处理。我们到市人民检察院，接谈的侯科长说此案应由法院或公安机关处理，检察院不能受理。于是我们又和西单区法院联系，并由西单区法院请示了北京市人民法院，法院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我们接受了法院的意见，又一次请求市人民检察院处理，过了几天，他们答复说此案问题很严重复杂，而且牵涉到政治问题，必须经过公安机关审理，如公安机关要他们办，他们才受理。为此，我们又找到公安部，经他们详细对证了全部案情材料，认为此案应作刑事罪提交检察院处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安部还派了一个同志和我们机关的负责人一同到市检察院去研究，检察院王会之同志和一位姓田的同志才勉强接受了我们的控告书和全部材料。谁知不到两天，他们又把这件案件推出来，理由是：这是属于我们内部审查干部所揭露出来的问题，不能构成犯罪；而且创作所是中央机关系统，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处理。当时我们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又推说最好你们到人民法院去处理。为了早日清除这些坏分子，又由公安部、电影局和我们机关各派了一位同志，再去同检察院那位田同志商量，我们再三对他解说并批评他们的“批示”不合理，虽然他自知理屈，但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表示毫无考虑的余地。而且当他知道我们要向上级检察机关和人民日报提出控告时，竟横蛮地说：到什么地方也不怕，不受理就不受理，甚至企图把那张批示撕毁。 这样，这件案子就拖了一个月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现在已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我们觉得这事拖得这样久，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应负主要责任。作为国家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应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对于过去混进国家机关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案件，还当做机关内部的问题来处理，难道这不是失去革命警惕性的表现吗？我们认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在对待这个案件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麻痹和不负责任的恶劣作风，实在辜负了人民的委托和信任。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

第6版()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白黏土可以制作浆糊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在济南市附近历城县四区禹山一带，发现一种白黏土（俗名叫干子土、皂王土固体、色白，有黏性），可以代替面粉制浆糊，节省大量的粮食。 这种白黏土制作浆糊的办法很简单，先把白黏土研细，再用一个二点五四公分一百三十眼的罗筛筛过，以后，用三分之一的面粉、三分之二的白黏土拌匀，用凉水调匀（注意必须在煮以前添水调匀），再把锅放在炉子上烧煮，在烧煮时要用木棍在锅内勤搅不得停止，不让沉淀，直到煮熟为止，凉透后就可以用。 如果用这种浆糊去制葛褙（有的地方叫硬衬），在用量方面，可以用四分之一的面粉拌和四分之三的白黏土，每斤面粉用火碱二两的比率，将火碱放于盆内用开水化开掺入，作好后当日不可使用，可在第二天使用。 过去火柴厂糊火柴盒一千个需用面粉一百二十五公分，如采用白黏土只需用面粉五六点二五公分。济南市有八个火柴厂，每月糊盒用面粉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七斤，如果利用白黏土来代替，每月可节省面粉九千七百多斤。过去每制五张葛褙，需用面粉一斤，现在用面粉一斤掺上三斤白黏土打成浆糊，可制一三点五张葛褙；济南市有四户葛褙组、社，每月用面粉二万八千一百八十八斤，按照试验结果，采用代用品，每月即可节约面粉一万七千七百四十八斤。 全市四个葛褙组、社，八个火柴厂每月需要面粉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斤，按照试验用白黏土代替面粉掺配的比数计算，每年就可节约面粉三十二万九千五百多斤。折合小麦四十余万斤。 济南市粮食局于五月十九日召开了八个火柴厂，四个葛褙组、社，并吸收了七户鞋帽组、社负责人的会议，推广了利用白黏土制作浆糊的经验。过去，为了解决白黏土的原料供应，济南市已组织了加工户专门加工。 济南市人民委员会粮食局购销科 马洪印、高庆汶

第6版()专栏： 对于节约棉纱小包打包绳建议的答复 很多读者来信提出有关节约棉纱小包打包绳的建议，现请纺织工业部对这些建议综合答复如下： 采用棉纱绳打包是为了保证棉纱在运输过程中不致磨损和散包。麻绳质硬，容易磨伤纤维，而且目前麻的原料供应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不宜用麻绳作代用品。纸绳强力太小，受了潮湿容易脱断，不合于打包要求。目前一般工厂打包的棉纱绳，都是用纺纱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坏纱或合用下脚花纱纺的副牌纱制成的。这些纱一般都不宜于机织使用。为了节约棉纱，每根打包绳的单纱根数已由原规定的十支纱三十五根陆续减少到三十根以下。至于个别工厂（包括公私合营或私营工厂）在打包绳中混用部分较好的棉纱或有根数过多的现象，这是应该纠正的。 有些读者建议将四道打包绳改为三道。这个办法早于一九五四年在东北地区营口纺织厂试行，上海国营第三棉纺织厂也进行了试验，将准备全面推广。 有些读者来信建议将用过的棉纱打包绳收回再用。由于棉纱绳分散后不易收回集中，而且付出的加工整理费及运输费用很多，这样做是不合算的。

第6版()专栏： 防止吃河豚鱼中毒 读者秦北海、张吉甫等来信反映，山东省羊角沟有渔民七人因为吃河豚鱼中毒，其中有两人死亡。读者沈剑来信建议各地应采取措施，防止吃河豚鱼中毒事故的发生。本报同农业部水产管理总局研究后，认为防止吃河豚鱼中毒现象是值得引起各地群众深切注意的问题。 河豚鱼（在山东和东北地区叫?巴鱼，福建叫?鱼或鬼仔鱼，广东叫鸡抱）是一种产量较大，价格便宜，肉味鲜美的食品。这种鱼的形状像纺锤，皮肤表面光滑，没有鳞，它的生殖腺（精巢和卵巢）、肝脏、肠胃，脊髓和血液里都有毒素，在春季产卵期间生殖腺的毒性更大。 几年来，各地群众曾不断发生因误食河豚鱼中毒死亡事件；今年渔汛开始以来，广东、福建、山东、河北、武汉及乌兰浩特等地区又发生十一件，中毒五十八人，其中死亡十九人。中毒后的症状，一般是先头晕，恶心呕吐，以后是呼吸困难，全身麻木，重的一、二小时就会死亡，死后全身发青。发生中毒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下面三点：一、有些水产部门，对河豚鱼容易引起中毒的认识不足，没有向群众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工作；二、生产单位和运销部门对渔获物处理不当，对鱼货拣选不严。如今年春季渔汛期间，旅顺地区在批发的黄花鱼中就混有河豚鱼，这种鱼运到乌兰浩特市，当地居民缺乏食用常识，根本不了解这种鱼类有毒，因而发生了中毒致死的事件。三、有的人抱着“拼死吃河豚”的盲目态度，他们明明知道河豚鱼是有毒的，但是他们贪吃这种鱼的美味，以致在烹调制作不慎的情况下中毒。 各地水产部门以及有关部门应当重视防止食用河豚鱼中毒的宣传，向群众说明吃河豚鱼的危险性，并且介绍一些食用河豚鱼的处理方法。食用河豚鱼，先要去头剥皮，割除内脏和血块，洗净血液，然后将肉放在清水中浸洗干净，直到没有血色后，方可煎煮或腌晒鱼干，再吃。沿海沿江国营水产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在加工时，必须妥慎进行去毒处理。各地水产市场，水产运销部门应严密检查鱼货中有无鲜河豚鱼混杂，如果有混杂就要分别放置，并控制鱼贩，不要随便向没有食用习惯的地区运售，出售时要告诉买主注意洗制方法，以保证安全。

第6版()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新华书店江苏宜兴支店来信：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刊载“宜兴陶器工人的要求急需解决”一稿中对我店书刊供应存在缺点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为改进工作，我店已作出一些具体措施，满足陶器工人的学习要求。 ××× 交通部来信：二月六日“人民日报”揭发河北省同北京市在跨区线路上发生的一些运输业务纠纷问题，经公路总局派人检查，证明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已作出“交通部对北京同河北在运输工作上发生的问题的处理决定”，划清了双方业务范围和责任。 ××× 中共通县委员会来信：六月六日“人民日报”揭发我县八区区委副书记姜洪春同志等压制批评事件，是完全正确的。 县委根据党报的批评，已决定将这一事件通报全县区、乡党的组织，进行学习和讨论，并结合区、乡具体情况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对于这一错误的直接有关人员也分别给予处分：前公主坟乡党支部书记东德福留党察看一年，八区委副书记姜洪春对错误的认识和检查尚好，给予当众警告的处分。赵广清等非党工作人员，建议县人民委员会作适当处理。 ××× 本报于六月十二日发表了“不知作何用途”的批评信以后，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钢铁工业综合研究所（即钢铁工业试验所）已来信检讨，表示今后要加强责任心，健全收发制度，加强内部联系，以免发生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