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山东省菏泽县牡丹乡是我国著名的牡丹花产地之一。这里培植牡丹花，从明代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少年先锋队员们在牡丹乡王黎庄第二互助组的花园里，观赏盛开的白玉牡丹。

第1版()专栏：　　欧洲国家华沙会议继续举行　　各国代表团团长在会上讲话 新华社十二日讯　塔斯社华沙十一日讯：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华沙会议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会议公报： 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会议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十时在华沙克拉科夫斯基—普热德密西大街的波兰部长会议大厦开幕。 出席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八国的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议。 主持上午会议的波兰代表团团长、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西伦凯维兹在会议开幕时致欢迎词。 会议通过了议程，接着开始讨论。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波兰代表团团长、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西伦凯维兹在会上讲了话。 下午会议由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乔治乌—德治主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格罗提渥和匈牙利代表团团长、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赫格居斯在会上讲了话。 下次会议将在五月十二日举行。 新华社十二日讯　据波兰通讯社华沙十二日讯：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会议的华沙会议公报： 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华沙会议于五月十二日继续进行讨论。 上午会议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安·赫格居斯主持。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穆·谢胡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伏·契尔文科夫在会上作了发言。 讨论在继续进行。

第1版()专栏：　　莫洛托夫复信给美法英三国外长　　同意举行会谈并在十五日签订对奥和约 新华社十二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日讯：前已报道，从五月二日起，苏联、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大使一直在奥地利代表的参加下在维也纳举行会议。这次大使会议的目的是完成草拟关于使奥地利恢复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国家的对奥和约的工作，这个条约将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以及奥地利加以审议和签字。 鉴于大使们共同草拟和约的工作即将结束，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海特尔爵士五月九日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法国外交部长比内、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的信件转交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上述三国的外交部长在这个信件中建议，如果一切都准备停当的话，对奥和约的签字仪式在五月十五日在维也纳举行。他们并且建议四国外交部长在五月十四日进行一次非正式会谈。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五月十日经由海特尔大使把复信交给杜勒斯、比内和麦克米伦，信中说，建议中的举行一次会议的日期是可以接受的，莫洛托夫表示他将在五月十四日到达维也纳，并且将能够参加这次非正式会谈。莫洛托夫还说，他很满意地接受三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提出的于五月十五日在维也纳在对奥和约上签字的建议。

第1版()专栏：　　西伦凯维兹在华沙会议上致开幕词 新华社十二日讯　据塔斯社华沙讯：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约·西伦凯维兹，十一日在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会议华沙会议上致开幕词。 西伦凯维兹首先代表波兰政府和人民向与会的各国代表团表示衷心的欢迎。 西伦凯维兹接着说，从我们上次在莫斯科聚会以来，五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莫斯科通过的宣言中，对西方国家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和变西德为侵略性军事集团前哨的行动，表示了明确的态度。莫斯科会议声明，如果巴黎协定获得批准，参加会议的国家就要采取具体的措施。由于美国统治集团施加压力的结果，侵略性的巴黎协定被批准了。 在这期间，我们就我们的联合防御工作问题，特别是缔结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问题，以及组织我们武装部队的联合司令部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西伦凯维兹说，这次会议面前摆着重大的任务，因为我们要讨论保障我们这些国家的安全的具体办法，以便保障欧洲和平。 我们一方面坚决沿着保证我们的安全和独立的道路前进，一方面也不放过任何机会来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来阻止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集团所策划的疯狂的扩充军备。因此，华沙会议有着重要的意义。 西伦凯维兹强调说，华沙会议将在实现集体安全原则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它将树立强大的障碍，来阻挡复活希特勒“国防军”的军国主义者、复仇主义者的侵略阴谋。 西伦凯维兹最后祝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第1版()专栏：　　西伦凯维兹招待参加华沙会议各国代表团 新华社华沙十二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十一日举行招待会，招待参加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华沙会议的各国代表团。 出席招待会的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代表团团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苏联元帅科涅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普扎诺夫，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卡尔钦科，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马楚罗夫，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拉齐斯，立陶宛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盖德维拉斯，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缪里谢普，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和苏联驻波兰大使波诺马连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西罗基，代表团团员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契皮茨卡大将和外交部长戴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代表团团员副总理乌布利希，副总理兼内务部长斯多夫，副总理努舍克，副总理洛赫，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农林部长赖希尔特，内务部副部长霍夫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波兰大使赫曼；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赫格居斯，代表团团员外交部长波尔多奇基，国防部长巴塔上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西克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德拉霍什；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乔治乌—德治，代表团团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武装部队部部长波德纳拉希大将，外交部长布吉奇，总参谋长图托维亚诺中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普利奥特亚萨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扬尼斯库；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契尔文科夫，代表团团员外交部长涅伊切夫和国防部长潘切夫斯基大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代表团团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和外交部长什图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华沙会议的观察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以及各代表团的顾问，专家和工作人员。 波兰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贝鲁特，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诺瓦克，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奥哈布和马茹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尔曼和约兹维亚克—韦托德，部长拉德凯维奇和萨姆布罗夫斯基等人以及波兰军队代表，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和科学、文化、新闻界人士。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波兰的外交使节和武官。 招待会在非常热烈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第1版()专栏：　　苏联政府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消除新战争威胁问题的建议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日电：苏联政府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消除新战争威胁问题的建议，全文如下： 宣言 联合国大会 鉴于联合国对维护国际和平的重大责任，认为有责任提请各国注意目前在国际关系上形成的局势。 经历过生命损失惨重和物质破坏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太久的各国人民，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烈地表现出争取和平的不屈不挠的意志。 各国人民这种爱好和平的深切愿望已经导致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流血战争的结束，从而为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创造了较有利的条件。 同时，各国人民有鉴于欧洲和亚洲目前形成的局势，对和平的命运表现出合理的关心。例如，不久以前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决议就反映了这种关心，这个会议对争取和平、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有重大的意义。 现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复杂起来，国同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加深了。国际关系中缺乏必要的信任，是阻挠欧洲和亚洲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解决的主要原因。 对维护普遍和平和各国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各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就处于这种情况之中。 尽管各大国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承担着在维护和平和国际安全方面互相合作的义务，但是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并不符合这些要求。各大国相互关系中的不信任，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产生了其后果将更为严重的新战争的威胁。 由于这种不信任，首先是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中的不信任，军备竞赛的规模越来越大，陆海空军的数量不断增加。科学和技术的最高成就被用于生产破坏性最大的杀人工具。在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这一类危险武器方面，军备竞赛的规模是特别大。 在别的国家的领土上正在建筑着无数的外国的军事基地，这将引起接近这些基地的国家的合理的担心。这种基地的建立也加深了对这些基地所在的国家的安全的威胁。这种基地的存在——其中有许多被某些国家用来进行原子战争准备——越来越加深国际关系中的互不信任，并且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许多年来世界一直处于所谓“冷战”的状态中，而各国的军事准备所加在各国人民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 早在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大会曾经一致通过了 一个决议，谴责“目的在于造成或者加强、或者能够造成或者加强对和平的威胁和破坏、或者侵略行动”的任何形式的宣传。但是在一些国家内，竟不顾这一决议，公开进行新战争的宣传。报纸、广播电台和公开演说中的战争叫嚣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经常了。尤其在最近时期，原子战争的叫嚣变得特别频繁了。 许多国家之间多年来的传统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受到了破坏，这对国际经济合作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目前形成的局势要求：采取急迫和切实的措施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信任。只要终止“冷战”，制止某些国家所进行的新战争宣传，同时制止它们在各国人民之间煽动敌视和仇恨，唆使一些国家的人民反对另一些国家的人民，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某些国家继续进行目的在于煽动战争歇斯底里的宣传和战争的叫嚣，只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增加各国之间的互相不信任，从而增强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相反，停止各国之间的“冷战”状态，就会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促成国际关系中的必要的信任，消除新战争威胁，为各国人民和平的和安宁的生活创造条件。这就会给实现广泛的裁军方案和建立必要的国际监督以监督这个方案的执行，创造必要的条件。 为了这些目的，联合国大会： 一、建议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严格执行联合国大会关于谴责任何方式的新战争宣传的决议，禁止在报刊、无线电、电影和公开演说中叫嚣战争和煽动人民间的敌对情绪。任何国家如果不遵守这项建议，将被认为是违反它的国际义务和对联合国所承担的义务——在国际关系中不用武力进行威胁或者采用武力，不容许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者政治独立。 二、满意地指出有关国家之间就朝鲜问题进行导致了停止朝鲜战争的谈判以及关于停止印度支那敌对行动问题的谈判中所获得的成就。这些成就消除了远东的两个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由于有关国家进行了谈判，缔结保证恢复奥地利独立的对奥和约的问题也有了解决的可能。奥地利问题的解决是对巩固欧洲和平事业的一个新的重大贡献，它有助于替圆满解决其他尚未解决的战后问题创造条件。 这一切表明，通过大国谈判、按照和平、各国人民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利益来解决尚未解决的国际问题的可能性，还远没有利用。 三、认为苏、美、英、法四国如果把它们驻德国的占领军，除了极少数在缔结完全撤退的协定以前还暂时留在德国领土上的部队以外，立刻撤回它们本国，那是符合缓和国际局势和树立各国之间的必要信任的目标的。在德国两部分建立员额有严格限制的地方警察部队，以及对相应的协定的执行建立四国共同监督，也是符合这些目标的。 四国如果为了从德国领土撤退自己的军队和为了便于按照欧洲安全和使德国统一为一个统一、和平、民主的国家的利益解决德国问题而采取任何其他步骤，大会都将予以欢迎。 四、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必须就取消外国在别国领土上建立的军事基地达成协议，并且把结果通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这种协议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国同国之间的不信任，会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可以为停止军备竞赛创造必要的条件。 五、号召在生产原子物质和原子能方面有经验的国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向其他国家提供广泛的、生产上的和科学技术上的帮助，而且提供这种帮助不得以任何政治性或者军事性的要求为先决条件。 六、号召各有关国家根据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解决远东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远东某些地区的现有的紧张局势包含着新战争的危险性，而且是对维护普遍和平的严重威胁。 七、认为各国在它们的经济关系中有必要消除各种歧视，这些歧视阻碍了各国之间广泛的经济合作的发展，首先是贸易方面的发展。各国间曾经长期存在的贸易关系陷于中断的局面，使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都遭到损失。消除这种歧视现象，并且根据互利的原则广泛地发展国际贸易关系，将有助于巩固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促进各国人民的福利。不消除在发展国际贸易道路上的这些障碍，就不可能指望在国际关系中达到真正的缓和。 扩大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广泛地互派代表团，促进工业、农业、贸易、科学、文化和艺术界人士的互相访问，以及互派学生代表团、发展旅行等等，也是改善各国间互相关系和使各国接近的重要方法。 八、决定把各国执行本宣言条款的结果的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常会的议程，这是因为：这些条款的执行符合各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有助在各国之间树立必要的信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广泛的裁军方案以及对这一方案的执行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 关于缔结裁减军备和禁止 原子武器的国际公约 大会（安全理事会） 为了拯救人类免于遭到新战争的浩劫，缓和各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使各国人民摆脱由于不断扩充军备而承受的沉重的赋税负担， 为了保证使那些解脱出来的资源有可能用来提高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给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以广泛的援助， 兹委托联合国裁军委员会草拟“关于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公约（条约）”草案，并且提交安全理事会批准。 这样一个以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为目的的公约，应该作下列规定： 一、完全禁止使用和制造核子武器以及其他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把现有的核子武器储备用在和平用途上； 二、大量裁减一切武装部队和一切常规军备； 三、建立一个监督机构，赋予它以应有的权利、权力和职能，以保证一切国家同样有效地遵守协议了的禁令和裁军规定。 为此，公约（条约）应该包含下列基本原则，就是关于裁减各国常规军备、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措施以及关于在两个时间内实现这些措施的程序的原则。 第一时期——在一九五六年内实施的一些措施。 在一九五六年内将实施下列措施： 一、公约（条约）缔约国承担下列义务作为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第一个步骤：不再把它们的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增加到超过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军备和武装部队水平。公约缔约国还应当承担义务：不再把用于武装部队和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军备的拨款增加到超过截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的一年内用于这些目的的拨款的水平。 上述措施在相应的协定生效以后两个月内实施。 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应在公约（条约）生效以后一个月内向裁军委员会提出关于自己的武装部队、常规军备和用于军事需要的拨款的全面的官方数字。 二、确定一个一致同意的水平，所有国家超过这一水平的武装部队都要裁减到这一水平，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足以严重威胁国际和平的武装部队。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都要大量裁减武装部队。为了这些目的，上述五个国家有义务把自己的武装部队的人数裁减到不超过下列水平： 美国——一百万人到一百五十万人； 苏联——一百万人到一百五十万人； 中国——一百万人到一百五十万人； 英国——六十五万人； 法国——六十五万人。 五国有义务相应地裁减自己的常规军备。 上述五国将以它们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武装部队和军备的水平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所规定的上述裁减后的水平为根据，在一年之内裁减两者之间的差额数量的百分之五十。 各国对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的拨款将相应地裁减。 三、最迟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召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非会员国参加的世界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会议，以决定其他国家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数量和禁止原子武器。 其他国家所能保有的武装部队人数，无论如何要大大低于替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规定的水平。 在确定各国——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裁减军备的数量时，应当考虑到简单的、大家同意的准则，其中包括人口的、地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其目的是加强普遍和平和国际安全以及减少侵略威胁。 四、作为实现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方案的首要措施之一，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国家必须停止试验这些武器。 为了监督各国履行上述义务，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它负责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作出报告。 五、在五大国开始采取措施把自己的军备和武装部队进行大家所同意的、为了裁减到规定水平所需要的那种裁减的百分之五十的裁减时，各国应当：在完全禁止原子武器的协定生效之前，庄严保证不使用核子武器，认为核子武器对它们来说是被禁止的。如果为了对侵略进行防御，当安全理事会通过相应的决议的时候，可以允许对本条规定有例外。 六、在别国领土上拥有陆、海、空军基地的国家应当保证撤除这些基地。 关于什么样的基地应当在第一时期内撤除的问题，有待另外取得协议。 实施这些措施能够促进巩固各国之间的必要的信任，并且有助于实施第二时期所规定的关于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措施。 第二时期——在一九五七年内实施的一些措施。 在一九五七年内将实施下列措施： 一、立即停止制造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相应地缩减国家预算上的军事拨款。 二、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在一年内裁减自己武装部队和军备的其余的百分之五十，即它们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武装部队和军备的水平和它们各自根据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所规定的裁减以后的水平之间的差额的百分之五十。这些国家将相应地缩减用于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的拨款。 在这一时期内，还将完成其他国家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措施，裁减的数额由世界会议为它们规定。 三、在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按照公约所规定的裁减总额裁减了百分之七十五之后，完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协定就将生效。从各国军备中去除这些武器并加以销毁，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的大家同意的裁减数额的余下的百分之二十五，这两项工作将同时开始进行，而且应在一九五七年内的一定时限内完成。那时所有原子物质将只用于和平目的。 各国应当承担义务：促进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也将包括自由交换有关在工业、农业、医药以及经济和科学的其他部门中利用原子能的情报。应当特别注意给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以帮助。这种帮助不应当以任何政治性或者军事性的要求为先决条件。 各国应致力于把在世界范围内裁军和去除核子武器之后所节省下来的款项的一部分，用于广泛地和平利用原子能。 四、关于撤除在别国领土上的所有外国的陆海空军基地的措施应当完成。 在所有上述措施实现后，各国进一步把自己的军备和武装部队裁减到为维持内部安全和完成它们所承担的联合国宪章的义务所绝对必要的水平，是适宜的。 中国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它所应承担的关于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公约中的义务问题，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下进行研究。关于对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进行的国际监督问题 联合国大会承认，对于各国执行关于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以及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公约的义务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大会指出：要想现在就建立一种可以获得一切国家的信任并且完全符合国际安全需要的监督，目前还不具备必要的条件。 不能忽视这一事实：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国同国之间的互不信任。这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目前国际间互不信任的局面之中，甚至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等代表团的互相访问也遭到各种障碍。由于这种情况，关于各国容许外国监督人员进入自己的企业，特别是进入军事生产企业来进行监督的问题，就很不容易达成协议。 在现在许多国家都对自己的安全表示正当关怀的情况下，很难设想这些国家会信任地让其他国家来接近它们的对它们的安全有着切身重要意义的工业资源和其他资源。 既然目前在国与国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关于国际监督的决定将实际上流于形式，而不能达到目的。而在目前这种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对于这种武器建立国际监督是特别困难的）的存在引起了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极大忧虑的情况下，上述这种情况就尤其是不能容忍的。 这种危险是由原子生产的性质所引起的。大家都知道，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生产可以被利用来积累原子爆炸物质，而且积累数量可以越来越多。这就是说，拥有原子能生产的企业的国家可以破坏相应的协定而积累大量用来制造原子武器的爆炸物质。在有相当数量的原子爆炸物质的情况下，从技术上来说，制造原子弹和氢弹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事，而且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制造。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就是越发可以理解的了。 因而，甚至即使有关于国际监督的形式上的协定存在，也会有国际监督所无法控制的逃避监督和进行秘密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签订国际公约的各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证，因为潜在的侵略者是会有可能储存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来对和平国家突然进行原子攻击的。 任何关于建立国际监督的协定，在没有造成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气氛之前，只会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这类协定只能造成虚假的安全感，而实际上存在的将是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危险，因而也就是突然的进攻和发动原子战争并使各国人民遭受这种战争的一切可怕后果的危险。 还不能不考虑到：新战争的准备（这种战争的危险由于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出现而大大增加了），不可避免地使得有必要在某些地点集中大量的武装部队和大量的常规军备：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等。这种大量地面武装部队、海军和空军的集中和它们的调动，只有通过大的中心点、港口和飞机场才能实现。这些中心点对于准备侵略性战争的作用，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恰恰相反，是在不断增加。 一旦战争爆发，除了具有很大破坏力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外，对任何大战的结局都有决定意义的千百万军队和大量常规军备，也必然将投入战斗。 在解决建立国际监督以监督各国履行根据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约所承担的义务这一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一切情况。 因此，必须把关于建立国际监督以及关于国际监督机构的权利和权力的问题同执行上述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各国之间的信任以及实行有关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其他办法的措施，紧密地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根据上述各点， 联合国大会成立一个拥有下列权利和权力的国际监督机构： 一、在实行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措施的第一时期。 甲、为了防止一个国家突然进攻另一个国家，国际监督机构将根据互相的原则在所有有关国家的各个大的港口、铁路枢纽、公路线和飞机场建立监察所。这些监察所的任务是进行监视工作，以便不让海、陆、空军进行危险的集中。 乙、国际监督机构将有权要求各国提供关于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措施的执行情况的必要情报。 丙、监督机构将有权不受限制地获得有关各国军事方面预算拨款的材料，包括各国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决定。各国应按时定期地向监督机构报告它们执行公约（条约）所规定的各项措施的情况。 二、在实行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措施的第二时期。 上述宣言中所规定的措施以及为第一时期规定的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措施的实行，将在各国之间造成必要的信任气氛。因而扩大国际监督机构的职能的适当条件将得到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监督机构将拥有下列权利和权力： 甲、执行监督，包括经常性的检查，监督和检查的范围应当足以保证使各国履行上述公约。国际监督机构在执行这些职能时，还有权要求各国供给关于执行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必要情报。 为执行这种检查要吸收一批根据国际原则挑选出来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 乙、派遣它的检查人员常驻公约所有签字国，检查人员在他们的监督职权的范围内有权在任何时间不受限制地视察所有监督对象。 为了防止一个国家突然进攻另一个国家，国际监督机构将根据互相的原则在所有有关国家的领土上，在各个大的港口、铁路枢纽、公路线和飞机场有监察所。 丙、监督机构将有权不受限制地获得有关各国军事方面预算拨款的材料，包括各国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决定。各国应按时定期向监督机构报告它们执行公约（条约）所规定的各项措施的情况。 三、监督机构就对破坏关于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公约的国家应采取怎样的警告和制裁措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 四、根据上述原则，应当明确规定常设国际监督机构的职能和权力，并为此目的制定有关的指示。 上述苏联政府的建议是由苏联代表雅·亚·马立克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在伦敦提交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讨论的。

第2版()专栏： 我的自我批判　　胡风 编者按：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底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表现为，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歪曲以至抹煞工人阶级立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底文艺方针。在作风和态度上表现为长期地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长期以来，我以自以为是的态度坚持错误，忽视了同志们底批评和期待，以至这些错误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继续有了恶性的发展。 在一九四○年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里面，我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思想作了错误的论断： “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学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我当时没有认识到“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错误地以为，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以后，才全面地建立了以无产阶级底世界观为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这完全违反了毛主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和结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虽然我当时也说明了：“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底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底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但这种说明，也仅仅止于“肯定劳动人民的观点”。把这种说明和错误论断联系起来，就混淆了当时无产阶级领导思想和被领导的实践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也就抹煞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 虽然一九四○年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可能学习到毛主席底著作，但严重的是，以后一直没有检查和改正这个错误，更严重的是，一九五二年我检查出了这个错误，但对这个错误底性质及其他的错误依然不能够认识。当时，一直到这以前不久，我认为这个错误论断只是个别的，我的其他的论点如果有错误也只是个别的。但情形恰恰相反。 事实上，这不简单是一个对五四运动当时的领导思想的判断的个别错误。在我的文字里，这种错误以后一直在不同的形式上出现着。 这是对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的性质的认识问题。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具体纲领，但只是工人阶级底最低纲领。这在理论上我是认识的，但在理解政治纲领下面的文艺实践底广泛基础的时候，却陷入了错误。因为我只是从文艺实践底广泛的现实基础，只是从这个纲领底下面去提出要求和区别各种实践底内容和发展程度，企图在那里面追求先进的东西，而不能从指导这个纲领的最高原则上把握住实践内容，于是就把符合这个纲领要求的东西和工人阶级的立场混淆了起来，把“人民大众”的内容和“工人阶级”的内容混淆了起来，把领导的与被领导的混淆了起来，结果必然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混淆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这种严重错误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底反映。这是从对党的思想原则缺乏追求的精神而来的错误，这是仅仅从局部实践观点而不从政治看问题而来的错误，但根本上，是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而来的错误。这是根本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由于这种错误，我就产生了严重的偏向，仅仅强调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而忽略了工人阶级立场；仅仅强调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下随处都可以进入实践，通过实践过程去解决问题，而陷进了狭隘的实践观点，贬低了革命理论对于文艺实践的指导作用；仅仅强调实践态度而模糊了阶级观点，并且回避着立场改造的问题；有时表现为“左”的教条主义，但实质上是右倾的思想。多年以来，我只是注重在对文艺创作实践的探求，因而，在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上，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作家应该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下面从事实践这一点上，而不能对领导这一斗争的政治原则作进一步的追求。根本问题就在这里。由于长期没有把这当作一个根本问题，我就在有关文艺实践的具体问题上犯了与工人阶级立场游离甚至背道而驰的严重错误。 我的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从斯大林这个说法得来的： 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罢！如果他能以高度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真实，他就一定会达到马克思主义。 在解放前的十多年中间，我在当时的条件下面从事文字工作，企图探求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和现实主义的实践过程，要求作家反映“生活真实”，在人民解放、人类解放的远景下面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我认为，作家底思想认识须得变成他自己的血肉要求，否则在创作实践里会产生用概念代替真实的后果。但我多年来却局限于这样的实践观点，产生了贬低理论底指导作用的偏向；贬低了理论底指导作用，我所要求的“作家底思想认识”以及“人民解放、人类解放的远景”等，就必定是模糊的。因而，作家应该写出走向未来的真实这一要求，就不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保证。 斯大林底说法，应该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一个前提要求看，社会主义作家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像“拉普派”那样武断和粗暴地要求，而是应该帮助他们从实践去解决，同时，对于作家说来，如果他一时远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但通过向生活学习和“写真实”的创作道路，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他也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 同时，在理解斯大林这一说法所强调的实践观点的时候，应该和斯大林底另一原则，即“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联系起来看。这就是说，作家通过生活和创作的实践，固然有可能写出真实，认识真理，在这一意义上达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实践却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的。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所指出：“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五四页） 然而，我过去对斯大林底说法却作了片面的简单的理解，虽然也提到过理论底指导作用，但却经常抛开这一点，强调“在生活中学习”和在创作实践中达到真理。片面强调的结果，我就把“写真实”这一说法和“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一原则分离开来，犯了忽视以至贬低马克思主义对于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的错误。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态度，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 我年轻的时候痛切地感到过庸俗机械论底危害。在苏联清算“拉普”的影响之下，我反对对于文学创作的简单的理解，但由于未能很好改造自己，就更被狭隘的实践观点所限制，助长了贬低理论指导作用的这种错误，并且对一般的理论宣传工作采取了严重的轻视态度。 在我的对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的理解里，第二个要点是，作家必须有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在现实斗争中对于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态度，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应该而且可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要求产生的，我把这叫做“主观精神”或“主观战斗精神”。在这一点上，我的错误是，在把这种精神当作实践态度来强调的时候，却模糊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作家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带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东西的。一般地说，作家凭着一定的积极的实践态度，在实践过程中可以逐渐地克服自己的错误和变革自己，但同时必须提出，这一实践态度和实践要求，是需要争取正确的立场底保证的。关于“态度问题”，毛主席说：“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我只是要求建立实践的态度，在实践中去克服错误和逐渐变革自己，却没有同时认识到，立场及立场底改造是有着决定态度的性质，并起着对实践的保证作用的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就必定产生模糊以至抹煞阶级观点的错误。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一般地没有建立工人阶级立场，而是有着各种性质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大多数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那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党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纲领，却又是有着动摇性和不彻底性的。我强调了他们的要求符合党的政治纲领的一面，提出了实践态度（“主观战斗精神”）的重要，但由于我把符合党的政治纲领要求的东西和工人阶级立场混淆了起来，就模糊了以至抹煞了对于包含着各种性质的小资产阶级的实践态度和实践要求，同时必须从原则上提出改造立场的问题。这是和毛主席关于思想改造的指示背道而驰的。在表面意识上是以为在那样的环境下面不可能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非得在具体实践中贯彻不可的原则性的意义。此外，在我的文章里，“主观精神”这一用语底含义时常是不一样的，主要的是指上面说的实践态度，但有时又指作家反映现实的主观作用，有时又指世界观，又有时指的爱国主义的浪漫主义热情。这反映了我思想上的混乱。而且，有的说法，例如“仁爱的胸怀”等，脱离了阶级内容，变成唯心论的抽象的东西了。我片面地强调实践态度，抹煞阶级观点，以至陷入了唯心论的错误。 因为多半是从创作实践过程和创作方法这个范围来看问题，我也就没有明确地理解到过去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过去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当然都是反映现实的，但是，作家底阶级区别以及这种区别（世界观、立场）在作品中的反映却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现实，作家的党性立场是有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这就产生了它的方法上的强大的力量。虽然我指出了过去的现实主义者们所受到的阶级立场的限制，但更多地是结合着自己当时感到的实践要求，赞扬了那忠于现实的态度和创作方法，作为我们的借鉴，而没有把他们的现实主义的到达点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作出明确的比较和区别来。 虽然我也一般地说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高尔基和鲁迅的道路）和实践内容（表现“先进人民”等），并且知道他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区别是在于“从现实的革命的发展中”去描写现实和 “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但我对这两个任务的理解是不明确的。直到解放后，我仍然只强调作家从拥护党的政治纲领的创作实践出发，就可以吸取社会主义精神，“在革命的发展中”描写现实，并能够在写出真实来这一意义上“达到”马克思主义，而严重地轻视了作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底指导之下，才能深刻地充分地达到“在革命的发展中”描写现实，和充分地站在党性立场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在我的文字里，一直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作用而忽视了世界观的作用。 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般是不明确的，有的是根本没有认识的。他们从实践出发，在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现实斗争的，而且也有可能在革命思想底影响下从忠于现实的态度和创作方法争取克服自己的思想里的错误，在向生活学习和“写真实”的过程中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同前面所分析的，我的错误仍然在于我仅仅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作用，而严重地忽略了从实践出发和争取马克思主义指导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当时的现实里，从实践出发固然有可能争取到现实主义的成就，但同时，作家如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仅仅凭着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认识，创作实践（认识现实）的过程是会更困难的，作家主观上的错误的思想感情是更难得到克服的。至于在今天的现实里，马克思主义起着领导国家建设的根本作用，因此，仅仅强调从生活学习和创作实践去解决问题，而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作家的重要作用，就会使作家不可能清楚地认识现实生活的变革和发展，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我的其他论点的偏向和错误，分析起来也是类似的。 关于“发现并反映自发性”的问题和“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这一论点。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在文艺作品里反映劳动人民底自发的反抗要求，应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总的要求服务的。当时的处在黑暗统治下的作家，在他们的实践条件下，能够在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上把这描写出来，已经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需要一定的革命立场。我的错误是在于，我在肯定这些努力的时候，没有强调地指出这些作品底局限性，并且，我虽然屡次说到作家在生活中锻炼，但由于把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要求和工人阶级立场混淆了起来，实际上就抹煞了改造立场问题。而在后来我和香港的同志们辩论的时候，反而把这些作品底局限性说成似乎绝对不可克服的，因而实际上是不认为它们有局限性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倾向于革命的作家底努力方向，当在于不断地克服自己的局限性，改造立场，争取在革命的发展中历史地具体地写出真实来，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思想上教育人民。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一般作家，当然是受着客观条件和主观情况的限制的，很难做到这一点。可是，由于我的错误立场，又带着严重的错误情绪，我在辩论问题的时候，虽然在认识上是一般地接触到了作家应在革命的发展中写出真实来的各种主题内容，认为描写革命斗争的正面人物和胜利是一个首要任务，但在情绪上却用当时的限制来替自己辩护，回避改造立场的问题，于是在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上，就更多地着眼于现实主义底一般内容，而没有凸现出描写在革命斗争中的正面人物和胜利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首要内容。我的这种态度和观点，对当时革命的现实斗争向进步作家所提出的改造立场和深入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斗争这一努力目标，带来了有害的影响。这是和毛主席底文艺方针严重抵触的。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同样地，是当时片面地脱离政治地从狭隘的实践看问题的。这个论点本身，一般说来，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当时革命斗争正在发展，我这提法是直接违反了党在当时号召进步青年进入解放区并投入工农兵实际斗争中去得到思想改造，为进一步的革命需要准备力量这一政治要求。而且，就是从文艺实践本身说，这个论点如果不在改造立场的前提要求下面去提，那是也会引到对待生活和斗争的非政治倾向，模糊了政治对于文艺的领导作用的。更严重的是，当我和在香港的同志们辩论的时候，为了回护自己的观点，带着严重的对抗情绪，以致于把国民党统治区说成“此岸”，把香港的同志们所代表的党的政治要求说成“彼岸”，加以嘲笑，产生了极有害的政治影响。同志们责备我，说有的青年在我的这种见解的回护下拒绝到实际斗争中去，对这个，我是有严重责任的。在我的文字里，也曾提到过到实际斗争中去，但由于我的错误立场，那内容是不明确的，而且，长期的沉重的反动统治，使我的感情不能发展为比反抗具体环境的压迫更为积极的东西。这种思想情绪是以忠于此时此地的实践的面目出现的，以至于使我长期地不能认识自己，长期地违反毛主席底文艺方针，反而以毛主席底“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指示来辩护自己，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立场错误。 在关于选择文学创作的题材问题上，我的错误也是类似的。为了使作家能在当时所能有的条件下进入实践，为了说明当时作家生活周围的社会斗争和劳苦人民底反抗要求的意义，我认为，对于具有革命要求的现实主义作家说来，从当时的民主斗争的广泛的客观基础（题材）里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取出相应的、通向斗争全体的、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主题和形象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错误正是和在反映自发的反抗要求那个问题上的错误关联着的。问题不在于肯定作家实践基础底广泛性，问题不在于从社会生活和斗争底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选择题材，问题仍然在于我在说明当时社会斗争和 一般的劳动人民底反抗要求的意义时，带着安于现状的情绪，回避着深入革命群众底实际斗争的问题，没有凸现出描写正面人物和胜利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的首要内容。虽然一直在说深入生活，却不曾认识到深入革命群众底实际斗争的决定性的意义，反而用一般的生活斗争代替了革命群众底实际斗争，因而违反了毛主席底关于深入工农兵群众斗争的原则指示。 在关于民族文学遗产的问题上，我也犯过虽然表现得不一样，但却实质相同的错误。在强调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的斗争传统的时候，我错误地对待了民族的文学遗产。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总的说来，反动派正用民族文学遗产里的糟粕为武器向人民进攻，因而对这种情况的反抗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点里，我却从教条主义出发，错误地对待了民族文学遗产里的民主的、现实主义的内容。当时虽然我也肯定了民族文学遗产里有民主主义成分，但却从它们并未能“发展成作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群众性的、科学性的、实践的思想体系或生活态度”这一点看问题，严重地贬低了民族文学遗产底价值，不从作品历史内容底人民性的观点，而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要求，这本身就是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是带着 “左”的情绪出现的。而且，由于我的错误立场，又被这种“左”的情绪所膨胀，对一些同志们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态度，客观上对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给了损害。除了理论本身错误以外，这个带政治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原谅的。 在我的文字里，除了不少用语没有科学性以外，还从资产阶级启蒙文化里借用了一些概念和词句，例如“人格力量”，“主观精神”，等等。我使用这些概念和词句，是因为我感到它们曾经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里发生过积极作用，能够对当时苦闷的压迫和虚浮的颓废气氛做一些反抗，但是，这些原来属于唯心论的概念和词句，多半的场合在全文当中并未被我提出的实践内容和思想要求以及附与它们的含义所占领，却使我反而成了它们的俘虏了。这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是和资产阶级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由于从我的这种错误立场而来的对于当时反动的沉重压迫的脱离政治的、盲目的反抗情绪，实质上在许多观点上把个人主义思想也当作了武器，那看来好像是反抗了黑暗，但同时也抵抗了集体主义。由于这种思想和其他情况，我在我后期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论主观”等实质上是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文章，在读者中间造成了有害的影响。对于这，我长期地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发表的责任看，不能认识到这是从立场错误而来的、一个违反了党的思想原则的带政治性的严重错误。 回顾我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工作，由于我长期在具体工作上脱离领导，不靠拢领导，没有能得到改造，以至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更严重的问题是，我长期地不能认识错误，并且解放后一直坚持错误，以至于我的错误倾向有了恶性的发展。不改正错误，自以为是，轻视集体，并且用局部的实践观点和过去狭隘经验来看新的现实，就必然愈陷愈深。由于这一次思想运动，由于同志们底批评，我才逐渐地开始认识到了我的问题。 这些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它们是什么一种性质？ 前面说过，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得到改造，把自己追随革命事业的革命性和立场当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模糊了这中间的区别，这就是我前面简单地分析了的错误底阶级根源。 解放五年来，我没有正视并发现自己的错误，更没有努力从政治原则上认识错误，因而这种错误就恶性地发展了。 “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九九三页） 问题还可以在具体内容上前进一步。 从我的情况说来，多年以来，我凭着从古典作家和苏联作家得到一些关于创作实践的体会，和我自己在文学工作中所积累的一些实践经验来看问题，又被局部的实践所限制，因而往往“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同上，九九○页）。这是由于：“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同上，九九四页）这就是我前面所简单分析了的错误底思想根源。 因此，我的错误还向着一个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了。这就是，长期以来，由于脱离集体，个人奋斗，滋长了宗派情绪，不肯倾向同志们底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就在解放前的一些辩论中发展成不顾政治影响以及目无大局的严重情况，例如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所表现出来的。 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九四八年）里面，为了辩护我的一些文艺理解，被强烈的宗派情绪所鼓舞，我就把我的一些关于文艺创作的狭隘的实践要求和理解推广至一般的重大的问题上去，用这去看、其实是“套”客观现实，自以为是地解释了党的思想原则和政治要求，今天看来，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曲解即反对了党的思想原则和政治要求的。在这些问题上，在上面偏重于平列叙述的论点里面还不能明确看出的、我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和它的危险倾向，就鲜明地暴露了出来。 由于在文艺创作问题上强调作家底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强调通过实践去达到真理，我就主观主义地、片面地强调了“理论或原则，应该是从‘具体历史或现实’提升出来”，强调了“理论或原则，只能从历史要求或实践性质来衡量”。但我所说的“历史要求”，虽然在理性上是指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走向未来的斗争方向，但在实际感受上并没有能够取得比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所能感受到的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更进一步的思想内容，我所说的“实践性质”，又指的是例如知识分子作家们底“在自己的处境里面寻求有效的实践方式去开拓人民底道路”这种狭隘的实践途径。那么，这必然的逻辑的结果是，“在自己的处境里面”所感受不到的，对自己说来就是“无效的”，因而也就是空洞的“一般性的原则”了。 不用说，作家的思想，应该像血液似地流贯在作品里的形象底运动过程里面。这是要在创作过程中去实现的。但我却把这个理解推广到一般问题上去，说：“思想（意识），不能是逻辑公式平面上的 ‘思想’，非得成为‘意识的存在’，即从现实要求来的主观的要求不可。”就创作过程中的形象的思维说，就作家底创作成果说，思想当然不能是逻辑公式平面上的，但我推广了这一点，丢掉了思想原则在生活实践和研究过程中对于作家的巨大的指导作用，由这逐渐成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内在要求，以至改造作家底不正确的内在要求。而且还进一步就创作过程以外的一般问题这样说：“实践性的真实的思想（“理性”），决不能不是‘感性的活动’底内容，不能不成为热情的实践态度，所以，被压迫者底代言人所表现的仇恨是‘一切智慧之母’”。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变为自发性的“感性的活动”底内容、“实践态度”、“仇恨”，也就是我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了。这实质上是会达到取消作为客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是会达到取消没有被感性接触到的、但为革命理论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底发展规律的。从狭隘的创作实践要求所产生的片面性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就这样曲曲折折地通向了主观唯心论。 这也表现在其他的论点和问题上面。 为了辩护狭隘的实践要求，我强调了作家底“主观战斗精神”、“真诚的思想要求”，等。离开了立场问题的前提要求，这“真诚”应该是很难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真诚的，并以这为武器来证明别人是不真诚的。这就丧失了客观标准，要引向主观随意性的结果。事实上正是这样，我自己和我影响下的人们，被宗派情绪所膨胀，觉得自己是真诚的，主观主义地攻击了革命阵营里的一些作家是不真诚的。因而，我的真诚就落到了一个主观标准上面，即，以“自己的处境”里的具体的实践为武器的，对于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感受的真诚底完全肯定上面。 从这进一步，我曲解了思想革命，即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我没有理解到党的整风运动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为主要内容，而认为整风运动里所提出的反教条主义就是和我自己的反主观公式主义相符合的，这就把反教条主义的伟大的革命任务庸俗化了。我正是用整风运动所反对的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狭隘的实践要求去曲解了反教条主义。因此，我就仅仅停留在 “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这个一般的说法上面，说整风运动对于国民党统治区作家的意义底“中心点是争取主观的思想立场或思想要求的加强”，这所谓“加强”，是直接地从根本上曲解了“从一个阶级改变到另一个阶级”的改造立场的原则意义的。而且，不从思想实质上，而仅仅从知识分子底“优越感”、“幻想”、“虚浮的精神状态”等去说明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也是从这种对于思想改造的主观主义的曲解而来的。这也就当然不能够真正理解作家和人民结合的问题。五四以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倾向革命的作家，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斗争底影响下面，和人民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以至血缘关系的；我为了鼓励实践努力而肯定了这一点，但却把这个一定程度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感受当做了就是和人民的结合。把存在着的和人民的距离不当作严重问题，而不把不存在的和人民的真正结合当作艰苦的斗争方向。这是我的实践的感受，我的“自己的处境”，我的对原则的轻视的结果，一方面是我的立场问题，一方面是从我的立场所产生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结果。 从狭隘的实践要求去看客观的革命现实，那就必然要犯更严重的错误。我用这一类的说法叙述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文艺斗争底任务：“被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所照明，被先进人民底英勇战绩所招引，在这个灰色战场上的文艺斗争，它的中心目标是要体现人民底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而坚强的主观的思想要求，也就是为了反映人民底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而丰富的客观的历史内容的”，说这是“无处不在的历史现实”。这里所要求的第二种真实，即通向未来的真实，在理性上虽然是指的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的现实，但在实际感受上却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里面模糊了主导性的内容，即工人阶级先锋队底领导作用和领导力量。因而这里所叙述的人民底觉醒和夺取生路等历史现实，实质上只能是指自发的反抗要求说的，而这里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虽然在理性上是指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走向未来的斗争方向，但在实际感受上并不能够取得比我的立场、“处境”所能感受到的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更高一步的思想内容。这就夸大了自发性，其逻辑的必然结果是排斥了领导。 既然不能够站在“自己的处境里面”所未能感受到的革命现实的高度去看问题，从“自己的处境”出发，因而常常把感情集中到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上面，感觉特别鲜明，把我所在的“泥塘”夸大成庞大得挡住一切的现实内容，在对人民的感受上夸大了“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更进一步，在对于人民力量的叙述里面，把人民作为历史底伟大的创造者这一面看得轻，反而把人民作为阶级压迫底受难者这一面看得重了；在对于敌对思想给与革命的损害的叙述里面，就直接用自己的主观感受代替了客观现实，把革命内部的偏向和错误，即敌对阶级的思想在革命内部的反映和危害，也归到人民底 “精神奴役创伤”上面，说成是“虐杀千万生灵可怕的屠刀”，达到了歪曲革命内部斗争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这样地理解革命现实，是直接地跌进了主观唯心论的。 由于“自己的处境”和狭隘的实践要求，表现在对于现实的理解上，就片面地解释了、实质上是割裂了列宁底关于辩证法的原则。强调了从个别的事物通到一般的事物，而丢掉了一般的事物对于理解个别事物的指导作用；强调了“从一粒砂看世界”，而丢掉了“从世界看一粒砂”；强调了“阶级是在活的个别的阶级成员里面，或通过他而存在的；离开了具体的活的阶级成员就没有阶级”，而丢掉了原则性的阶级概念和阶级这一集体的历史内容对于理解阶级成员的指导作用。这种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来的片面化的理解，实际上是重个人而轻视集体的个人主义思想底反映。 但在这些错误以外，“论现实主义的路”在关于文艺运动的现实问题上更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第一，在关于抗战期间文艺发展叙述里面，我表现了强烈的宗派情绪，对现实文艺情况下了一些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判断。我把自己叙述成了现实主义底保卫者，把我所肯定的作品以至在我影响下的作家们说成了现实主义底坚持者。这就造成了和整个文艺运动，实际上是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对抗的结果，使我进一步地陷进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里面。 第二，再加上对于一些党的作家们所采取的目中无人的强烈的对立态度，造成了实质上是和党对抗的结果，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在检查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更是深深地感到了惭愧和痛苦的。 而且，更不可原谅的是，到解放以后，我的这种有害的、狭隘的宗派情绪以及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根本没有克服，对解放后的人民文艺运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对文艺运动的实践情况不了解，却又自以为是。近年来，这种错误更加发展了，从个人的对立情绪出发，我凭感想和零碎的事实对文艺运动作出了主观的粗暴的论断，终于发展成为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直接采取反对态度的严重错误，在文联及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牺牲了的先烈们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过我，教导过我，有些同志长期以来规劝过我，期待着我。正因为我个人的一点微小的工作是从伟大的革命事业而来，所以我的错误就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应该有的损失。解放前许多年，我在群众眼睛中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这就使我的错误在性质上更为严重。我对于应该从我得到较好的帮助的青年同志们感到了悔恨性的内疚。我沉痛地感到辜负了人民，辜负了党和阶级事业，辜负了伟大的时代。 这次思想运动才使我觉醒过来，帮助我前进了一步。现在把我的初步认识提供同志们作为讨论的参考，希望得到同志们底继续帮助。在同志们底批判和帮助之下，我将对我自己的思想继续进行深入的全面的检查。在党底领导下面改造自己，努力学习，并争取努力工作，以求逐渐解除我过去的错误所带来的负债的痛苦。（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　　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 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月，我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我写这个“材料”的当时，自己觉得应该把几年来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提出来，知无不言，毫无顾忌，这才符合党的要求；但今天看来，我写这个“材料”恰恰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的抗拒心理出发的，与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因而，在“材料”里，我的上述的论点和态度底错误有了恶性的发展。在写前面的自我批判的时候，内容虽然包括了这“材料”里面的论点底错误，但没有正面提到这些错误底发展程度。现在，“材料”预备发表出来由群众进行讨论和批判，我应当在“我的自我批判”后面，除了那里已经说过的以外，直接对“材料”里发展了的错误作一补充的检讨。 在“材料”里，我不仅仍然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是工人阶级立场底具体要求，认为只要在这个纲领底领导下就可以一步一步达到工人阶级立场，于是把符合于这个纲领的东西和工人阶级立场混淆了起来，把“人民大众”的内容和“工人阶级”的内容混淆了起来，而且发展到了用符合这纲领的东西来抹煞工人阶级立场，用“人民大众”的内容来抹煞工人阶级立场的程度，实际上就是用小资产阶级立场来抹煞工人阶级立场了。因而，在对文艺运动的理解里，不能把领导思想和被领导的实践内容辩证地去认识，这就歪曲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和毛主席关于立场的指示。如果说在过去的环境里我没有能够追求到这个根本的政治原则，没有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被狭隘的文艺实践所蒙蔽，那么，在解放几年之后，我不但没有认识错误，反而发展了错误，就只能证明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底顽固性。我过去一直用毛主席底“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指示来替自己的局限性和错误立场辩护，但今天，“环境和任务的区别”已不存在，我的错误便更鲜明地暴露出来了。例如我说：“对于人民的态度问题。这既是无产阶级政治纲领底基础，同时也是文艺创作底生命。”这里，我不但用阶级立场模糊的“对人民的态度”来掉换了无产阶级立场，而且把这种立场模糊的“态度”说成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底基础”，这就抹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客观现实。这是不可容忍的。 在“材料”里，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我引用了毛主席底话：“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得出结论来说：“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对毛主席底话作了严重的歪曲。毛主席底这个指示的意思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同时现实主义又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艺术认识上的特殊方式；因此，应该只能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和研究现实主义的实践，但却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来代替现实主义。而我从过去的错误出发，陷入了这样的严重错误：只要现实主义的特殊规律，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文艺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把毛主席的话也曲解了来替自己辩护。而且还一律把理论说成了“先验的”，这就实质上否定了争取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努力。 在“材料”里，在“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这一类论点上，我继续替自己的实质上是安于当时局部实践的狭小圈子和非政治的态度辩护，发展了我的错误；最不可原谅的是，拿当时学生运动底某些个别情况来替自己辩护。而且，用过去的错误观点来看今天的现实，实际上是抹煞了深入工农兵对于改造思想的关键性的作用。我说明了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感情经验和锻炼品质，但这个片面的提法实质上是否定了今天的作家非得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得到思想改造、即思想感情的痛苦磨炼，就不能达到毛主席所指示的把立足点移过来，从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达到在工人阶级的立足点上去审核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感情经验和锻炼品质的基础，反而会停留在不健康的错误的感情经验底原有性质上面，成为它们的俘虏的。 “材料”里面关于民族文学遗产的问题上，我的错误同样发展了。我从斯大林底关于近代民族的定义和列宁底关于民族文化的说法出发，教条主义地来衡量我们民族的文学遗产，认为我们民族文学遗产里虽然有着“多少带有民主主义性和社会主义性的东西”，但这“多少带有民主主义性和社会主义性的东西”和“优良的传统”是“两回事”，这就暴露了我对于民族文学遗产的庸俗社会学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我说，“思想材料”和优良的传统并不是一件事，用这个来否认了优良的传统应该是“思想材料”里更为重要的东西。而且，从这里出发，我把几年来客观情况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主要倾向，得出了实际上认为重视民族文学遗产是民族复古主义的错误结论，这是根本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在思想改造的问题上，我过去一直是从回避改造的情绪和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虽然说明了知识分子底二重性，但却常常强调他们的革命性。并且，在内心深处，是把自己的局部实践当做了就是参加革命实践，因而是抹煞了在党底组织领导下的革命实践和在党底周围的追随革命的实践在性质上的区别。从这一点看来，我所强调的在实践中逐渐变革自己的这种说法，它同时是反映了我并没有真正感受到思想改造的原则性的意义，反映了知识分子底软弱性和回避改造的心情的。 在“材料”里，我从这种错误立场来看今天的现实，因而发展了我的错误。文艺工作者底思想改造，无疑地应该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实际斗争联系着创作实践去进行，但我却为了回护我的错误，仅仅强调了忠于现实的创作实践对于作家的自我变革的作用。在“材料”里我实质上是抱着拒绝改造的态度。而且，不仅如此。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七页）我抹煞了今天的作家底政治上的区别，荒谬地攻击了“改造好了的”、“经过改造但没有改造好的”、“没有经过改造的”等说法，我把这作为文艺上的一种宗派主义的现象来提出，而且把实践情况中的某些缺点和基本原则混淆了起来，把实际上是革命现实对作家提出的要求说成了“棍子”和“刀子”。这表现了我的顽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拉普文艺离开政治的资产阶级思想，我的错误的立场已经发展为对工人阶级立场的攻击了。我抹煞了几年来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把其中的内容一律断定为宗派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臆断，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是丧失了起码的政治原则的。回过来检查我自己，我恰恰是没有经过改造而拒绝改造的。 在“材料”里，我没有经过反复的慎重的研究，轻率地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底著作来辩护自己的见解，这种工作态度是不可容忍的。在文联和文协主席团扩大会上的发言里面，我提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事实上，像周扬同志所批评的，恰恰是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责备我自己的。 在“材料”里，我对一些情况的理解是主观片面的，我凭着这些主观片面的理解，怀着宗派主义的成见和腐朽的个人主义情绪，攻击了党的文艺领导干部，攻击了过去用期待我认识错误的善意批评过我的同志们，实际上是对党的领导表现了顽强的反对态度。因此，我不仅是模糊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工人阶级革命性的区别，而且发展成了以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顽强地反对以至攻击工人阶级立场的极其严重的状态了。 我感谢同志们指出了我的这种发展下去会不堪设想的错误，使我多次地玩忽了同志们底批评之后，仍然能够再一次地得到了一个“大喝一声”的警告。我渴望深入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的这个补充检讨一定是不深刻不全面的，希望继续得到同志们底帮助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 ——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修改。　　附记：这个自我批判，是在一月中旬写成，后来再作过部分的补充修改的。当时检查后发现错误严重，觉得应当把自己开始认识到的一些问题作一初步检讨，跟着再做深入的检查。现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已经发表了，同志们对我的错误展开了讨论和批判；我已认识到这个批判是必要的，适时的，而且更明确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文学事业是有极大的危害性的。今天看来，我觉得这个自我批判很不够，没有深入地分析清楚问题底具体内容和错误底思想实质，也许还含有新的错误。但目前限于水平和时间等条件，希望同志们把它当做我自己拥护对我的错误的批判的一种表示看。我要努力从同志们底批评当中进行学习和反省，进入深一步的检查，写出新的文章来，清除和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来弥补我的过失。（三月二十六日）

第3版()专栏： 莫斯科大学成立二百周年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何 五月七日，全体苏联人民同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教员和学生一道，隆重地庆祝国立“洛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成立二百周年。这个光荣的纪念日是苏联科学和文化的真正的节日，是苏联社会生活和科学生活中著名的事件。 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专家们散布在苏联全国各地。物理系毕业生科兹洛夫和伊巴托夫在极北地区工作，维诺格拉多夫和托里钦在库页岛工作，经济系毕业生库基诺夫在垦荒地区工作。在校庆的日子里，莫斯科大学培育出来的人们给母校寄来了大批的信件，毕业生季里洛娃从遥远的小地方然—阿尔卡寄来的信中写道，只是在工作的考验中，她才明白了学校教给她的东西是多么丰富。中亚细亚“基洛夫”大学讲师沙比罗夫写道：“许多人都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帮助下成了科学工作者，他们同我一样，都深深地怀念着那些人，那关心地和爱护地把他们引向知识的宝库，从而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了本民族的科学干部的人。”华沙大学的一级助教写道，我们在莫斯科大学所得到的一切知识、劳动热情和广阔的生活眼界，现在，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在我们波兰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帮助了我们。 在纪念日，介绍该校光荣历史的展览会开幕了。 两个世纪以来，莫斯科大学在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历史上居于显著地位。数十年中，这个学校都是社会进步力量争取俄国科学和文化发展的斗争舞台，而且，在所有的重大事件中，莫斯科大学都曾起过作用。许多作家都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们的名字是俄国文学的骄傲。这些作家是：冯维辛、格里包耶多夫、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富尔曼诺夫等。伟大的俄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奥加辽夫、别林斯基也曾在该校学习。当一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四千名大学生聚集在校院里，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自己同俄国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向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制度作殊死斗争的时候，弗·伊·列宁曾把莫斯科大学称为革命大学。这个学校在警察部队的包围中进行了战斗，学校周围出现了街垒。一九一一年，有三百七十人因参加集会而被反动的教育部长开除出校；为了抗议这一暴行，大批著名的教授，其中有季米里亚捷夫、茹可夫斯基、列别捷夫、维尔纳德斯基、泽林斯基，都离开了这个学校，直到一九一七年才回校工作。而过了几个月，这个学校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掀起了罢课。 二百年来，莫斯科大学培养出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学者。在这些学者中，伊·谢切诺夫在自己的著作中作出了一项富有革命性的重大的结论，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材料证明人们是平等的，同时可以用培养和教育的方法把最落后的民族提升到高度的文化水平。著名的莫斯科地质学派的创立者阿·巴甫洛夫曾在莫斯科大学工作，他从伏尔加流域地质学的研究结果得出重要的实际结论，认为伏尔加沿岸地区有丰富的石油矿藏，他的预言由于“第二巴库”的发现而被光辉地证实了。在莫斯科大学内，亚·斯托列托夫创制了第一个光电管。在这里，尼·茹可夫斯基早在一八九八年就在世界上第一次宣布，人将不靠自己筋肉的力量而靠自己智慧的力量飞行。茹可夫斯基是理论、实验和技术的空气动力学的奠基人。茹可夫斯基的飞机上升力的公式，直到现在还是一切空气动力学计算的基础。莫斯科大学的最卓越的活动家、科学院院士泽林斯基制定了从石油中提炼出珍贵的碳氢化合物的方法，从这里面可以得到染料、人造橡胶和药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建议采用活性炭。俄国学者的这一发明成为防毒面具的基础，现在，世界各国军队中都使用了这种防毒面具。泽林斯基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苏联化学学派。苏联科学院院长亚·涅斯米扬诺夫就是他的学生。 大学里的学者继续发展和增加了莫斯科大学的光荣，学者们荣获了一百四十一次斯大林奖金。该校不仅在和平年代里给苏维埃国家以巨大的帮助，而且在卫国战争时期，有五千多名教员、学生走上前线，保卫祖国免受法西斯匪徒的践踏。 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还有许多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学生。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很大一部分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们在这里受到亲切的关怀和帮助，享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得到一切必要的知识。 快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的教授、教员、科学工作者和学生们，工人、中小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来到了列宁山上学校前边的广场上。为了迎接纪念日，校舍披上了节日的装束。在建筑物的中央部分出现了“二百年”几个大字，两旁的塔上标有“一七五五”“一九五五”的字样，到处都是热情洋溢的年轻的面孔。 大会在下午两点正开始。教授、教员和大学生们非常注意地倾听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贺词。他们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感谢党对科学和大学生们的巨大关怀。 下午七点钟，在苏联大剧院举行了庆祝荣获列宁勋章的苏联国立“洛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的盛大庆祝会。参加大会的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党、苏维埃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以及外国来宾。 莫斯科大学校长彼得罗夫斯基院士作了关于莫斯科大学的发展历史及其任务的报告。 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布尔拉科娃在讲话中说道： “我们因为我们的青春在莫斯科大学度过而感到幸福。莫斯科大学的门对苏联青年是大敞着的。我们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保证要更好地学习和更加深刻地掌握知识，并且要献出我们的全部知识和力量为人民谋幸福。” 最后，由莫斯科大学教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索波列夫宣读了致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致敬信： “我们，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学生和工作人员们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经常关怀。我们因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对莫斯科大学的工作给了高度评价而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党和苏维埃政府所给予我们的可能性。我们要用一切力量来克服缺点，并要对科学的发展，首先是对原子能和把它利用在国民经济中的问题作出新的贡献。我们保证今后要继续为党的事业服务，并为了使共产主义在我国获得胜利而贡献出全部力量。”

第3版()专栏：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舒芜 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 我在解放以前，是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在胡风主编的“希望”以及其他胡风文艺集团的刊物上，发表了“论主观”等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狂热地宣传着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直到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之下，在参加实际斗争当中，我才初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胡风在解放后不仅是对于他的错误没有认识，反而对抗着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对他的批评，以至使他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发展到更加严重的程度。在这里，我要提供一些有关的材料，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胡风思想和他的反党宗派活动的实质。 我所掌握的材料，就是胡风在解放前后写给我的一批信。下面就将信中较重要的有关材料分成四类，依写信时间先后摘录出来，附加必要的说明。 第一、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一、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信（重庆） 来此日期，顶好过了十六日。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还有，他们说是要和我细谈，其实已谈过了两次，但还是要细谈。好像要谈出我底“私房话”，但又不指明，我又怎样猜得着。这一回，我预备谈时请他们出题，我做答案。这是他们特选的机会。所以，你如这时来，我们就得不到偶语的时间，等于空跑。过了十六日，就空了。 〔两位马褂〕指何其芳、刘白羽两同志。他们当时刚由延安到重庆，是党派遣到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豪绅们〕指当时重庆的进步作家们。 二、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信（重庆） 二十五日进城，当天发一信后复接一信。当天下车后即参加一个几个人的谈话会后半会。抬头的市侩首先向“主观”开炮，说作者是卖野人头，抬脚的作家接上，胡说几句，蔡某想接上，但语不成声而止。也有辩解的人，但也不过用心是好的，但论点甚危险之类。最后我还了几闷棍，但抬头的已走，只由抬脚的独受而已。但问题正在开展，他们在动员人，已晓得是古典社会史的那个政客哲学家。今天遇见，说是有人送刊物请他看，他看了四节，觉得有均衡论的倾向云。 那么，我底估计完全对了（抬脚的也当场恭维了杂文），后记里的伏线也完全下对了。看情形，一是想闷死你，一是想借闷死你而闷死刊物。哲学家们和官们属于前者，文学家们属于后者。我底回答是：要他们写出文章来！ 你现在，一要预备杂文，一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厉！（旁点是原有的。下同。——舒芜） 现在考虑中庸是否即发表，多给他们找缺口。你意见？望即告。 〔一个几个人的谈话会〕指当时在重庆由冯乃超同志主持的一次座谈会。在这个会上，茅盾同志等对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一期上发表的舒芜的论文“论主观”提出了批评。这篇文章是宣传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抬头的市侩〕指茅盾同志。〔蔡某〕指蔡仪同志。 〔也有辩解的人〕指冯雪峰同志。〔古典社会史的那个政客哲学家〕指侯外庐同志。〔官们〕是指一些党员同志，出席那次座谈会的当然不会有国民党官员。〔中庸〕指舒芜的文章“论中庸”，该文后来登在“希望”第一集第二期上面。 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信（重庆） 本来可走的路是很多的。不过，我们虽从来没有希望得到批准之心，但无奈他们总要来审定，因而从此多事了。而时代又是这样的时代，所以要考虑作法，而且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考虑作法。而其次，要加强实力，非大大地加强实力不可。这一点就有些感到痛苦了。 那第二天，我说了几句话，用意是，我从来没有打过什么旗号。看他们怎样了解罢。还有，另一位何爷，攻击嗣兴是宣传盲动主义的云。天下就有这样可笑的法官。 〔他们总要来审定〕这里的“他们”指当时重庆党在文艺方面的负责同志。〔那第二天〕指一位党的负责同志和胡风、舒芜谈话，批评“论主观”的错误之后的第二天。〔何爷〕指何其芳同志。 〔嗣兴〕即路翎。 四、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信　（重庆） 弄到这样，当然有些无聊，但问题不仅在老爷们，而在于老爷们也是一大群读者底代表。我想，以后得在下笔前先变成老爷们，再来和变成了老爷们的自己作战，一面妨（防）止他们不懂，一面妨（防）止他们构成罪案。这当然也无聊，但也只好做做能和无聊作战的大勇者。 〔老爷们〕指党的文艺工作中的负责同志。胡风把党的工作中的负责岗位说成是“小官地位”，所以把负责同志称为“官们”“老爷们”。后面所引的材料中还有称为“权贵”的。后面还把党称为“官方”。 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信（重庆） 两信都收到。我想，还是要沉着一点的好。我说变换方法，只是说的要在战略上加些防卫而已。没有什么飘渺迷茫的。他们底战法不是已经领教过了么？而你却想根本不要生活唯物论的稿子，这却使我糊涂了。如果在你主观的要求上觉得非改写不可，那是应该的，否则，只要站得坚实，又怕什么呢？ 两次信都提到乔胡二位。其实，胡早走了，乔则那次后没有单独见面谈过话。我不知道要告诉他们什么。你还不觉得他们是权贵么？不过，乔君好作微服出行而已。我觉得暂时沉着一点的好。 〔他们底战法不是已经领教过了么〕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信中所涉及的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和胡风、舒芜谈话，批评“论主观”的错误那件事。〔生活唯物论〕舒芜当时所写的一部稿子，更系统地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后来没有出版。〔乔〕指乔冠华同志。〔胡〕指胡乔木同志。 六、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信　（重庆） 对于官方，我想，也妥协不来。他们只就左右人士底说话中取平均数，这就难得说通了。但当然，敷衍总是要敷衍的。 〔官方〕指党，参看前引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信后的说明。 七、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信　（上海） 现在，已经成了全面攻来之势，由那些公子们一直联到姚、端木之流。主要对象就是几个人。……看情形，还要愈加猖獗下去。 ……战争已经发动了，做得好，可以推进一步，否则只好丢开不管，做自己的事情。…… 〔全面攻来〕指当时在香港的一部分党的作家邵荃麟同志等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和斗争。下面的一封信也是谈这件事的。〔那些公子们〕指当时在香港写文章批判胡风的几位作家。〔几个人〕指胡风及其文艺小集团中几个主要成员。 八、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信 今天这一斗争，意义能够提得很高，对手又特别恶劣，……看情形，他们一面在发动各种卑鄙的手段（包括文字上的武断宣传）来抵抗、反攻，一方面尽力想逼我去“谈谈”，谋得一个有利的休战。……但由于我们处境的不利，就应该特别谨慎，不能轻敌的。…… 我们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 现在的武器是想把我马上“请”走，也是公子们底最后一着。现在是在逼与请的双攻之中了。 〔今天这一斗争〕指胡风小集团反对在香港的党的作家批评他们的文艺思想的斗争。当时在香港的党员同志为了担心胡风住在环境恶劣的上海有危险，劝他到香港转解放区，同时可以进一步面谈文艺思想问题，胡风则把这种好意解释为“逼我去‘谈谈’”、“想把我马上‘请’走”。 九、一九五○年三月十五日信　（解放后的北京） 一、那里，在文化上是新区，可以摆脱一切人事关系，从事开辟工作，恐怕比任何地方都好。………… 三、上海文坛被几个猛人驰骋着，我们出书出刊物都不可能，北京太挤，武汉、湖南似乎茫无头绪，是以香港余风为指针的。东北没有这个压力（或者很薄），且与天津接近。天津文运很活泼，鲁藜等主持，很有前途。 〔那里〕指东北。解放初期胡风要介绍舒芜到东北去开辟工作。〔香港余风〕胡风始终把在香港的党员作家对他进行的思想斗争，形容成为宗派性的东西，“香港余风”及下面所引信中所谓“港派”，即此意。 一○、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信　（解放后的北京） 大文坛，实在乱得很，几乎非装死不可。港派还不放手，上海新华（港派主持）不卖“挂剑集”，北京在讨伐阿垄，何理论家在打你和我，可想而知。…… ……经港派一闹，书店看见你的名字就摇头的。 ……诗，发表了后，在读者里面引起了热潮，但文坛却想抹煞它，压下它。许多地方朗诵，广播。……有人愿意，可以朗诵看看。 〔北京在讨伐阿垄〕指当时“人民日报”、“文艺报”对阿垄文艺思想的批评。〔何理论家〕指何其芳同志。〔诗〕指胡风自己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近十年来，胡风在文艺战线上的活动，主要就是有意识地、一贯地、日益顽强和狡猾地向着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进行斗争。他把这种思想领导称为“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号召他的小集团中的人要“费点力气”把它从根“动摇”。他在一九四八年写的信中，认为文艺方面二十年来都是机械论的统治，这就是说，他把一九二八年以来“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左翼作家联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思想的宣传，以至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都包括在“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里面去，对它们加以反对和进攻。 胡风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必然也就要反对和抵制借以贯彻这个思想领导的组织领导。胡风恶意地、挑拨性地把党说成“官方”，把党在文艺方面的工作同志说成“官们”、“钦差”、“权贵”、“老爷们”、“公子们”，这里充分表现了胡风对于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是如何反感与仇视。胡风明白说出，他对于党（即他所说的“官方”）是表面敷衍，实际上决不“妥协”的。 这里也可看到，胡风对于当时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批评“论主观”等文的错误思想，是采取十分顽强的抗拒态度的。他用了最恶毒的字眼来咒骂那些同志们。 第二、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一一、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信（重庆） 我后天下乡，但来月十三、四又得来。这中间，得挤出一篇八股文。人生短促，这不晓得是命运开的什么玩笑。然而，只得“忍受”。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 ……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跳它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里面。 〔跳加官〕指参加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信把参加农历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活动称作“为诗人们跳加官”，可证。这里，胡风竟恶毒地把进步文艺界的人们称为“蛆虫”。 一二、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信（重庆） 前一信早几天想回的，但因为心绪有些阴暗，搁下了。这阴暗，我也不想去分析它了，总之，好像置身在大家无端得意忘形地欢乐，但自己感受的正是相反，因而不但落莫不欢，反被当作异端仇视的那一种处境下的心绪。总之，好像和世界离开了。 ……所幸的，这种享受也常有，正如俗话所说的，一根草有一粒露水养，只不过这绝对又绝对地不会从那些各种各样的市侩们得来。警戒他们，肯定他们，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都可以，但如果对他们发生了一丝的希望，那就是自己污辱了自己。 〔市侩们〕指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们。上节所引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信称茅盾同志为“抬头的市侩”，又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信中说到马哲民同志时说：“马也是熟人，一个小市侩。”均可证。 一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信（重庆） 君不见那些只把自己当作宝贝，视别人为蒭狗或猪仔的市侩们，是怎样的卑贱！…… 闻一多当然是投机，但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这里还有比他更丑的角色。 一四、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信（重庆） 连书店老爷都以为刊物犯了宗派主义（没有广约文坛大亨），托词说四期起不能出了。你看，这是什么世界。但一定要出下去，设法出下去。而且要出得更有光，更有力，用这来打他们底耳光子。 〔刊物〕指“希望”。 一五、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信（重庆） 关心“坛”上么？——狗打架而已。当然，并不真打。 刊，二期已寄，收到否？困难，一言难尽。一些文人在设法谋杀它。 〔坛〕指文坛。 一六、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信（重庆） 关于答文，有几点意见。（一）对于大师们的回敬，太斗鸡式的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所提及的都可以提及，但可以简单一点，口气冷一点，也就是更轻蔑一点。 （二）如果前面轻带几笔就进到回答正文，临了再回转头来回敬一下，也许更神气一点？（三）招供之处，似应提及教条主义，强调地规定它为主观主义，着重地指出它底灾祸的实情，这不但是为了把大旗抓到手里，而且不如此就难得招供或控诉底重量。…… 〔大师们〕指当时批评了舒芜的“论主观”的人们，这封信中所谈的，就是如何回答他们的方法。 一七、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信（重庆） 坛上，几乎无一有人气者，真是如履荆棘。 〔坛上〕指文坛上。 一八、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信（重庆） 我告诉了你杜老头子的事，后来听到别人攻击主观，最近知道他也许为了表白自己罢，也到处攻击，说是在青年中间会引起不好的影响云。前几天因事来此，对中庸一字不提，倒是向我大赞美其新出的厚杂志。由这些可以类推其余。……对人犹如对己，不能存幻想的，更何况是坛上的人。 你说我们过去只是孤独地作战云。这话怎么说？对读者说，在主观立场上说，是孤独作战么？至于对坛上说，如果不孤独作战，就（一）联络人，（二）争取人。那么，你以为有哪一些对象呢？ 〔杜老头子〕指杜国庠同志。〔主观〕〔中庸〕指发表在“希望”第一、二期的舒芜的两篇文章“论主观”和“论中庸”。 一九、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信（重庆） 后天有纪念会，但这照例对我是灾难，与那些诸公合伙纪念死人，无聊之至。 〔纪念会〕指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会。 二○、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信（上海） 现在，有过锻炼而又诚实思考的人们对他们很反感，但无数投机家们坦（袒）护他们（大半暗地地），浮华的或天真的青年们还对他们多少有迷惑。 ……我那篇，给“中国作家”，但被龙兄刺过的一小棍子在此当权，怀恨在心，发动杨晦、陈白尘等破坏，不让刊出。还在暗斗中。 〔他们〕指当时在香港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邵荃麟同志等。〔我那篇〕指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文，这篇文章是反驳香港的同志对于他的批评的。〔龙兄〕指阿垄。 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胡风表面上虚伪地站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中，实际上，对这个文学队伍却十分仇视和鄙视。他把所有党和非党进步作家，一律骂作“蛆虫”、“市侩”等等，甚至对闻一多先生加以侮蔑，把他的进步也骂为“投机”。 第三、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为了反对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 二一、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信（重庆） 希望实现了。…… 脱难后的两年多，我一直在等着这个希望，虽然理智上晓得是一个吃力的重负，但心情却是旺的。但一旦实现了，忽然感到意料外的沉重。忽然感到非和无穷多的东西甚至我自己仇人相见不可了。借用一个夸大点的比方，好像一个军人，接受了重大的危险的任务，但却没有准备，没有武器，没有自信，对于必要的条件没有认清，而敌人却是非常强大的。…… ……也只有迎上去，而且非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可。 〔希望实现了〕指“希望”杂志能够出版了。〔脱难〕指太平洋战争中香港沦陷，胡风从香港回重庆来。 二二、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信（重庆） 杂文，甚有趣。……更好的是每篇一名，使我布得成疑阵，使他们看来遍山旗帜，不敢轻易来犯，快何如之。成集之前，望勿与外人道及。 〔杂文〕指舒芜投寄“希望”的一些杂文。 二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信（重庆） 刊，看到后，望给意见。……据我看，在坛上，它是绝对孤立的。…… ……多年来，我用的是集束手榴弹的战术，这是从守梅兄听来的（在武汉时）。各种对手是懂得的，但有些朋友却不懂，不上一两个回合，就自以为是千磅重弹，结果是小花一散，对超重坦克，连一个齿轮也炸不断。所以有时想，不如放弃这一套，免得自己吃苦，招人误会，完全独个儿玩自己的火箭，向无论什么毛厕或渣滓堆随时放一支去罢。近日来，这心情又强烈起来了。 〔刊〕指“希望”第一集第一期。〔守梅〕即阿垄。 二四、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信（重庆） 我积了太多的愤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但一到使用这战法的时候，自己就只有做一条没有爆炸力的绳子而已。所以顶怕朋友们底消沉。…… 一面流血一面走罢，泄气不得！ ……松不得劲，我们要决心打一年冲锋。 二五、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信（重庆） 主要问题是刊，给密密地封锁住了。……为这刊，受气受苦不小，但想来想去，打散兵战也效力太小，被淹没。真不知如何是好。问题还是一个：要能妥协，刊就可出。但如果妥协，又何必出它呢！ 二六、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信（重庆） 这信刚写完（早上），他就来了。新蜀报副刊已说妥，——每周三天。要稿子，而且要我非写不可。一来那个报坏得很，二来不知道他会弄出什么花头来，但无法谢绝，只好答应写一点，但请他允许换一个名字。他说，不行！你看，这如何得了！这又怪我多事，不但不能在战略上得一配合的小据点，反而弄出了麻烦，弄得不好就要增加攻击者们底材料。 〔他〕指何剑薰同志。当时胡风介绍他编“新蜀报”的副刊“蜀道”。 二七、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信（上海） 有一个报要出一个周刊，我答应了，用别人的名去编（报纸立场不好之故），几百字到二三千字的短文望能继续寄些来。 〔有一个报〕指“时事新报”。〔周刊〕指“青光”。〔别人〕指贾植芳。 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胡风在近十年来如何苦心孤诣地培植他的小集团。他主编的“希望”杂志，是他的小集团作战的主要阵地。他一再向他的小集团的成员进行鼓动，鼓动他们“冲锋”，鼓动他们“与阵地共存亡”，并且虚张声势，故布疑阵，矛头则是指向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指向党所领导的进步文学队伍。他还介绍别人在反动报纸上编副刊，为他建立“配合的小据点”。第四、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二八、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信（重庆）（这封信是写给路翎的。当时路翎和我住在一起，所以胡风给他的这封信和另外几封信混在我这里留存下来。——舒芜） ……人是总得“拿别人养活自己的”，不过，须得互“养”而已。……热情是可爱的，谁也不愿它失去天然的状态，但在这社会里，有的人不得不把它凝成冰，热得发冷的热情之所以神圣，那不外说明了这人世的悲哀。……“侮辱”也是人底养料，忍受一时罢。……把“侮辱”也当作乳汁，把作品完成罢。 二九、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日信（重庆） 我虽不配称为猛兽，但却宛如被琐（锁）在栏中，即偶有喊声，看客们也觉得与己无关，哀哉！而另一些人们，却觉得这喊声也可厌可恶，还想镶上不通风的铁板。 三○、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信（重庆） 处此时会，我想，恐怕非得“以天下为己任”不可。这不是那阔气的英雄主义，而是要自己负责，更强一些，更多一些，连那些最脏最混蛋的东西都算在自己的账上。在这意义上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也许并不是不可以说的。 三一、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信（重庆） 我写了一则短论，为了配样子。本想打击创作上的客观主义，后来发现了好像和你呼应似的。但枯涩之至，很不满意。一涉及这理论问题，我就吃苦。 〔一则短论〕指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当时发表在“希望”第一集第一期上面。 三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信（重庆） 昨天匆匆续读完了“人的哲学”，觉得也算一个不小的仗，并非毫无“新意”的。……关于个人主义，似说得太少，而且，这一定要和集团主义结合起来说，这不仅由于顾虑，而且，非如此不足以见它底真价值和如何批判地接受了。……应有一章论精神底高扬或升华，从这里理解意识形态底独立性，由此以见理想底力量和牺牲精神。而且我觉得这么是全书底最高峰，给市侩底唯物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人的哲学”〕是当时舒芜写的一部稿子，后改名为“生活唯物论”，未出版。 三三、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信　（重庆） 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只能说你把认识（？）化成了实感。以前，何尝不是肯定了它的？所以，主观、中庸二文没有被这实感所充溢，恐怕这才是缺点。权威之类不必说了，而有的老实人也总觉得有点异样者，未非不是由于这一点。 三四、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信（重庆） ……像“主观”，对抽象的意识形态作战也就是一种。且战且走，且打滚且作战，也只好算是一种生活方式或实践罢。 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反党的宗派活动，正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胡风把个人力量看得那样大，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和“万物皆备于我”，简直以救世主和造物主自命，因而轻蔑世界，轻蔑人民，轻蔑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轻蔑党所领导的文学队伍的集体力量，妄想要党和党所领导的文学队伍服从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意志，按照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面貌来改造它们。他在文艺界所进行的宗派活动，就是为了实现他这种狂妄的个人野心。 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在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什么“主观在运行”，什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在这里，也表明了胡风对于我当时所发表的许多宣传唯心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错误文章是全力支持的，决不是像他后来所抵赖，说他是不赞成那些文章的。 极端疯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极端顽固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这就是胡风反党小集团的思想基础。 ×　×　× 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这些材料，现在摆在面前，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地强烈。可是当时，却把这些信当作经常指导自己整个生活、工作和思想的宝贵文献，从来没有看出什么不对的地方。这就是一个镜子，可以照见自己当时思想的面貌是何等的丑恶！ 我在这里提供这些材料，主要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实质，同时也为了促使自己更进一步检查过去的错误。

第4版()专栏： 在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会议五月十一日会议上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的讲话主席同志！代表同志们！ 苏联外交政策的不变原则是不同社会制度共处的列宁主义的原则。苏联政府坚守这一原则，以使人类可以摆脱战争的恐怖和灾难，以使世界各国人民得到安宁。苏联积极为巩固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并欢迎其他国家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任何步骤。 因此，苏联政府认为这次将讨论有关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问题的会议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 去年年尾，在欧洲国家的莫斯科会议上，现在到这里来开会的各国政府曾达成了关于巴黎协定一旦批准就有必要再一次研讨局势的协议。 现在有了这种必要。巴黎协定的批准已经成为事实。这就严重地改变了整个国际局势，使得爱好和平的国家遇到了新的问题。 在莫斯科会议参加者的发言中以及在他们通过的宣言中，会经深刻地分析了巴黎协定，并且指出了这些协定给欧洲和平事业带来的危险。从那时以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 我们必须考虑这一事实：巴黎协定已经被批准，并且正在付诸实施。 由于巴黎协定被批准，西德军国主义者和复仇分子就有机会公开建立常备军和用各种类型的现代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来供给这支军队。西德正在变成一个部署大量侵略军的基地。那里正在广泛建筑飞机场、打靶场、营房和仓库。西德军国主义者正在制定使用原子武器的措施。大批美国武器正准备运到西德，同时西德工业的军国主义化也在加紧进行。 巴黎协定就这样在把进行新侵略和新压迫的工具放到昨天的侵略者和占领者手里。在一代的生活中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国主义再度出现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威胁着国际和平和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十年，西德在美、英、法三国的帮助下，正在成为欧洲战争威胁的主要温床。它正在成为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一员，而且也是针对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西欧军事联盟的一员。 应该提到，英、法两国已同西德的军国主义者和复仇分子组成了一个军事集团，违背了它们根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同苏联所缔结的、对付德国军国主义侵略的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因此，英、法两国实际上已废除了这些重要的条约。由于这种情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在五月七日命令废除这些条约。 在去年十二月下半月，在莫斯科会议已经开过后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准备原子战争的决议。这也是同巴黎协定直接有关的，并且再度证明了这些协定对欧洲和平事业的威胁。 这些侵略势力不仅加紧在欧洲的活动。大家知道，目前正在对一些近东和中东国家施加很大的压力，以便迫使它们参加现在正在建立的、作为侵略性的北大西洋联盟的附属机构的军事集团。现在正在对叙利亚、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同苏联接壤的阿富汗施加压力。现在有人正在企图把伊朗拖入侵略集团，虽然根据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的苏伊关于保证中立的条约，伊朗已保证不参加任何针对苏联的政治联盟或协定。 在建立军事联盟的同时，美利坚合众国也正在采取步骤来扩大它的军事基地网、特别是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边境附近。目的就在于利用这些基地对我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动空中进攻，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现在正在远东、在台湾地区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挑衅行动。非常明显，如果逃到台湾去藏身的蒋介石分子没有得到一个有力的保护者——美国——的支持的话，他们是决不敢进行他们的海盗活动的；美国已把被赶出中国的蒋介石匪帮收录起来为它服务。 台湾、澎湖列岛和沿海岛屿变成了由美国控制的军队用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无端的进攻和对在公海上航行的商船采取海盗行为的军事基地。 美国的官方人士把这种政策叫做“防御共产党的侵略”，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不是别人，正是美国自己霸占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美国的陆海军将领们正在企图使用原子武器来发动一次大战。 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名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集团，这是西方的殖民国家和某些依赖它们的亚洲国家的联盟，它的目的在于保持和巩固殖民制度、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事务。 因此，像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尊重自由和独立的东南亚国家断然拒绝参加殖民主义者的这个侵略的和反动的集团，是毫不奇怪的。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在重建西德军国主义的同时，全世界的侵略势力的活动加紧了。而西德的“国防军”在其中担负着突击部队的特别角色。 苏联一贯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维护并加强和平而努力。在这个政策上，苏联政府估计到出席这个会议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支持与合作。苏联政府还相信它的政策也是受到其他国家的爱好和平的力量的支持的。我们的信心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一切国家人民的切身利益要求维护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西欧各国人民反对巴黎协定的斗争已显示出，在那些有人企图使国内的发展和外交政策从属于准备新战争的国家中支持和平的力量是多末壮大。西欧各国的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反对曾经长期地阻止了在西德恢复军国主义的计划的实行。人民群众充分地意识到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和在欧洲准备新战争的政策的危险。 苏联曾经是而且依然是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政策的一个坚决的、一贯的反对者。在为反对批准巴黎协定而斗争时我们曾认为，正如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和它的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按照和平与民主的方针恢复德国的国家统 一的主要障碍。同时，我们曾经而且现在仍旧支持把德国恢复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和平的和民主的国家。 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在将来也将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 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并进行广泛的、全力的斗争来反对巴黎协定的实施。在这种新局势下面，也必须为德国的国家统一而努力。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是正在努力防止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德国人民本身的爱国力量应起决定性的作用。 东德和西德的和睦相处、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缓和能对统一德国和维护欧洲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毫无疑问，德国的两部分在建立一个统一、自由和民主的德国方面的一致行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是符合全体德国人民的利益的。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下面的事实：巴黎协定的批准在解决德国问题上已经为德国人民造成了一种新的、整个说来是不利的局势。 大家知道，苏联政府在它以前的各次声明中一再强调通过有德国的两部分的代表参加的四大国谈判来解决德国国家统一问题的重要性。 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的目的的确是在于德国统一，并且不坚持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它加入它们的侵略集团——这当然只能加深德国的分裂，那么苏联所建议的谈判无疑将产生积极的结果。 然而西方三大国的政府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批准了巴黎协定，它们就表明了它们不愿意考虑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以及欧洲和平和安全的利益。 因此，苏联政府将来也还是愿意尽力促进恢复德国的统一；并促进在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同德国缔结和约。 苏联一直在支持、而且将继续支持那些关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和安全的国家和力量。 苏联政府在奥地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符合这种政策的。不能不承认，完全恢复一个中立的奥地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是对巩固欧洲和平的相当大的贡献。奥地利已经出现坚决走这条道路的社会力量，这一事实就证明了各国——不管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之间发展合作的巨大可能性。 假如认为仅仅是奥地利政府才会持这种态度那就错了。在欧洲和亚洲都有不少的国家不愿意参加军事侵略集团。这类国家的和平愿望将始终得到苏联方面的充分谅解和支持。 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意下最近曾采取步骤来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为此曾同英国和印度政府进行了谈判。 苏联政府曾提出以下的建议：特别关心调整台湾和其他中国岛屿地区所出现的局势的各国应该举行一次相应的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以外，还应当有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由于美国的反对，会议没有开成。美国坚持蒋介石集团应当参加会议，虽然这个集团除了代表它自己以外不能代表任何人。 苏联政府方面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人民中国为了巩固那个地区的和平而采取的措施。 鉴于近东和中东局势的恶化，苏联政府曾在它最近关于那个地区的安全的声明中强调指出，它不能对正在那里产生的局势漠不关心。苏联政府已经宣布：如果对近东和中东国家施用压力和威胁的政策继续下去的话，这个问题就必须由联合国加以考虑。 苏联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担负着维护和平的主要责任的各国有诚意的话，就有可能解决一些目前阻碍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的重大的国际问题。 苏联政府的领导者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声明，他们主张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主张会晤，主张尽可能地扩大贸易和互派文化代表团，一句话，主张可以缓和紧张局势的一切。然而，在这方面，并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甚至像互派学生代表团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都没有得到积极的解决。我们向美国建议互派学生代表团，但是他们在答复中告诉我们，需要盖指印。为了要缓和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并积极地解决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就必须在信任和互相谅解的基础上提供令人满意的条件。 从报纸消息看来，最近，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说了并写了不少关于需要举行四大国最高级会议的话。这并不是偶然的。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想法已经深入广大人民的心，他们对这个会议寄托着很大的希望，认为会议将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这种情绪是不能忽视的。 苏联政府对举行大国会议的主张采取肯定的态度。当然，举行这样一个会议将是适宜的，如果它真正能够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改善国际关系的话。 昨天，五月十日，苏联政府接到了美国政府以及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一个照会。这个照会建议召开有外长参加的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苏联政府将仔细地研究这个照会。 一贯努力加强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苏联政府，正继续采取措施来就禁止原子武器、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以及消除新战争威胁达成协议。 今天各报刊载了苏联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新建议。 苏联提出的将要求联合国大会考虑的新建议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是对和平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它们将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且为建立各国之间的必要的信任和相互谅解创造条件。 苏联的宣言说，最近才经历了在人力和物力上造成大量损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地表现了要求和平的坚决意志。各国人民这种深切地要求和平的愿望已经取得了某些成果，但是，尽管如此，世界某些地区的形势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地，变得日益复杂了，各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一直在增加着。 宣言说：“各国之间的关系中缺乏必要的信任是妨碍欧洲和亚洲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调整的主要原因。对维护普遍和平和各国间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如此。” 大国关系中的不信任产生了一种形势：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另一次战争的威胁又形成了，而这个战争的后果是更为可怕的。 军备竞赛的规模日益扩大，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正在不断地现代化。科学和技术方面最大的成就被用来生产屠杀人民的毁灭性最大的武器。军备竞赛在制造像原子弹和氢弹这种危险的武器方面的规模特别巨大。无数的外国军事基地正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建立起来，这引起了这些军事基地的矛头所指的那些国家的正当的忧虑。这种基地的建立加重了对那些领土上有这些基地的国家的安全的威胁。 世界许多年来一直处在“冷战”的状态中，同时各国的军事准备的担子更沉重地压在各国人民的身上。在一些国家中公开地进行着另一次战争的宣传。在报纸、电台和公开的演说中号召进行战争——包括原子战争——的事是越来越频繁了。许多国家之间在许多年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传统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已经被打乱了。 目前的国际关系是十分不正常的，这是用不着证明的。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且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必要的、基本的信任，消除新战争的危险，并为各国人民创造一个和平的宁静的生活的条件。 怎么才能作到这点呢？首先是停止“冷战”。苏联认为联合国大会必须建议所有国家采取必要措施来严格履行关于谴责任何形式的新战争宣传，停止通过报刊、电台、电影和公开的演说来发出任何战争号召和煽动各国人民之间的仇恨。不遵从这种建议的行为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破坏它的国际责任和它对联合国的义务的行为。 苏联认为，苏联、美利坚合众国、英国和法国四大国立即从德国领土上撤退它们的占领军——除了加以严格限制的少数军队暂时留在德国领土上以待缔结关于它们全部撤退的协定以外，将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各国之间的必要的信任。 苏联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必须就取消在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达成协议。 远东某些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充满着另一次战争的危险，而且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的维持。有关国家必须根据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来解决远东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苏联建议各国在它们的经济关系中消除阻碍它们之间的广泛经济合作，首先是贸易方面的合作的发展的每一种歧视，并且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这些措施的执行将有助于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这是使裁军问题获得有效的和切实的解决的主要先决条件。如果不在各国之间建立必要的信任，裁军问题可能仍旧是一个悬在半空中的问题。我们明确地主张把裁军问题从一个悬在半空中的问题变成一个放在坚实土地上的问题，并且主张解决这个问题。 怀着这些目的，苏联建议联合国大会除了实施上述的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之外，指令联合国裁军委员会起草一个“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公约”的草案，提交安全理事会批准。 苏联的建议规定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应该在两年期间分为两个阶段执行，每个阶段为时一年。 在第一阶段一九五六年中，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公约的签字国保证不把它们的武装部队和军备增加到超过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水平，作为第一个步骤。它们的军事需要方面的拨款也要维持在一九五四年的这方面费用的水平上。 苏联的建议还规定各国军队所应裁减的水平。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不应当超过下列水平： 美国——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 苏联——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 中国——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 英国——六十五万人。 法国——六十五万人。 各国不应当拥有可能对国际和平造成威胁的军队。 裁减这五个国家的军队和军备到规定的水平的工作将分两个相等的阶段来进行：一九五六年裁减百分之五十，一九五七年裁减其余的百分之五十。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用于军事需要的拨款也要相应地减少。 苏联的建议规定，不迟于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召开一次世界会议，目的是完全实施普遍裁军的各项措施并决定其他国家的裁减军备和军队的水平的问题。将由这次会议来决定的其他国家的军队的人数必须大大低于替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所规定的水平。 苏联的建议规定停止进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试验，以作为实行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计划的第一步措施。 苏联的建议还指出，与开始采取裁减军备与武装部队的措施同时，各国要庄严保证不使用它们认为应该禁用的核子武器。如果事情牵涉到对侵略进行防御，并有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关的决定，那么这一规定的例外是可以被允许的。 苏联的新建议规定，在他国领土上拥有陆、海、空军基地的国家保证在一九五六年内撤除这些基地的一部分。 苏联的建议规定在第二期，即在一九五七年内，实行下列的措施： 第一，立即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生产；第二，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以它们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武装部队和军备的水平和条约允许它们保有的水平为根据，再裁减两者之间的差数的百分之五十。 在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裁减到裁减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后，原子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完全禁止即付诸实行。从军备中排除这些武器以及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的裁减总数的其余百分之二十五，应在一九五七年同时开始并且结束。 苏联的建议责成各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促进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同时应当特别注意援助经济落后的国家。 最后，苏联的建议规定在第二个时期内完成清除外国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所有的海陆空军基地的措施。 十分明显，没有切实可行的和真正的监督制度，要实现所有这些措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监督问题是公约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将近九年来，监督问题一直是联合国机构中讨论的中心问题和主要的分歧之点，这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这些分歧是对监督问题采取不现实的态度的结果。苏联政府深信，对裁减军备进行有效的监督是可能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各国所建议的一切种类和形式的监督以及监督机构的权利和职能，在目前的条件下都是不可靠的。 苏联政府在提出关于监督问题的新建议时，它考虑到了目前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说过了，这种关系的特点是缺乏信任和存在着怀疑。有着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实现在以前所提出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监督。 很难想像，互不信任和处在紧张关系中的国家会让其他国家的监督人员真正进入自己的制造原子物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工厂。事实证明，有些国家的政府甚至对文化、农业、学生代表团的访问都在加以阻挡。 这种监督即使有可能实行，也会是没有效力的，因为，在缺乏互相信任的情况下，规避这种监督是可能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尤其因为，原子生产的技术程序使得供和平使用的原子物质，只要借助某些特别装备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迅速变成原子武器。这一来，可能有监督员，但是没有监督。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大家知道，现代的战争不出动和集中大量的陆军、空军和海军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原子武器本身如果没有各种武装部队的积极配合，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单单原子武器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原子武器没有把它运到目的地的工具就不能够使用。因此，苏联关于监督的建议根据的是必须建立一种条件，使任何国家的侵略意图都能够及时地被发觉和受到警告。 我们建议：建立一种能够及时防止陆、海、空军的危险集结的监督。为此，必须在各大港口、飞机场和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点上设有监察所。建立这种监督机构可以完全消除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突然侵犯。 苏联的建议规定对裁减武装部队、常规军备和军事拨款进行有效的监督。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建立的国际监督机构应有权要求各国报告它们执行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措施的必要的情况，并且有权毫无阻碍地查问各国有关军事用途的预算拨款的材料。 苏联政府提出这些建议时认为，它所提出的关于在最初时期实行监督的措施，将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相互信任创造条件，从而可以在今后过渡到其他种类的监督，其中包括对永远消灭和取消原子武器的监督，这种监督的详细内容在达成原则上的协议后将在特别指令中确定。 苏联的关于裁军问题的新建议所抱定的目的是：使人类免遭新战争的浩劫，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使人民摆脱由于不断地扩充军备而承受的沉重的赋税负担，保证有可能将解放出来的资源用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给予经济落后的国家以广泛援助。 最近在万隆闭幕的有二十九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生动地表明了广大人民群众目前的情绪。这次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它的良好结果将在争取和平、自由和独立的事业中起重大的作用。虽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种社会制度的代表，但是会议参加者就一切讨论的问题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决议。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普遍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是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为基础的。 讨论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问题的亚非会议的决议，说明了对待国际生活问题的正确态度。会议声明，应当用和平方式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这种途径是正确的，会有成果的。大家知道，在不久以前，由于走了这条道路，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停止了。今后沿着这条道路走，也能使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奥地利问题就是一个证明。现在有关国家已经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关于恢复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的和约将于五月十五日在维也纳签字。 我想回过来谈谈欧洲安全问题，我要讲的是，苏联政府的出发点仍然是：在现在的情况下，组织有各种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欧洲国家参加的集体安全体系，是保证和平和防止这一地区侵略重演的最好办法。 欧洲安全问题是目前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问题如果得到良好的解决，都会有助于为各国人民和平的和安宁的生活创造条件。巴黎协定的批准使这个问题的解决遇到了困难，但是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从日程上取消掉。 苏联政府曾经提请欧洲国家和美国重视组织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方案，然而非常遗憾，当时西方国家却没有支持这个建议，以致使这个建议不能实现。 西方国家宁愿执行恢复德国军国主义，任其产生一切后果的政策，宁愿执行规定建立西欧联盟这样一个有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西德参加的军事集团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为新的侵略开辟了道路，加深了发生新战争的危险，造成了对爱好和平国家的国家安全的威胁。 苏联政府认为，欧洲爱好和平的国家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应该关心保障自己的安全。这需要根据八国在莫斯科会议上以及在它们以后的磋商中所拟定的原则来做。苏联政府希望，将来有可能达到这样一种欧洲安全的保障，参加这种安全保障的将包括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 莫斯科会议促进了我们民主阵营力量的进一步团结，引起了所有和平朋友们的同情。而会议参加国的人民则一致拥护这次会议的工作。会议又一次肯定了我们各国之间的亲密而真诚的友谊，使我们国家之间的合作范围扩大了，现在这种合作还扩大到关于组织共同防御的问题方面。 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八国政府在莫斯科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宣言中说，目前形成的局势使参加会议的国家把共同努力保障自己安全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它们当时还说，必须采取迫切的措施，用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的力量来对抗西方国家所组成的军事集团的侵略势力，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莫斯科会议参加国在莫斯科会议后进行的磋商，说明了莫斯科会议的八个参加国对签订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必要性以及对这一条约的原则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知道，我们各国之间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共同的目的和利益、平等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为基础的。我们各国真诚愿望互相帮助和取得普遍的高涨。我们各国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崇高原则、体现了自由和平等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的伟大理想。 我们各国之间几乎全都由双边的友好、互助条约联系起来，这些条约在保障和平和欧洲安全方面过去起了、现在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新的环境中，这种情况已经不够了。我们大家都同意，西方国家的侵略措施对我们各国的安全已经造成的威胁，要求我们联合起我们的力量，并采取加强我们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国防力量的新措施。我们聚集在这里所要签订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也应当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 这个条约应当规定，一旦某个缔约国遭到武装侵犯时，要承担共同防御的责任。如果这种侵犯竟然发生，那么每一个缔约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实行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利，应当立即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使用武装力量在内，来单独地或同其他缔约国协同援助遭到侵犯的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应当就为恢复和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共同措施进行协商。 根据莫斯科会议宣言，条约应当规定建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来统率将根据缔约国之间的协定拨给这个司令部管辖的武装部队。同时注意到，缔约国将采取为加强它们的国防力量所必要的其他一致同意的措施，以保障它们的边境和领土的不可侵犯和抵御可能遭到的侵略。 依据条约草案，缔约国将就一切有关它们的共同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 自然，缔约国之间的合作将不仅包括共同防御问题，而且还包括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经济和文化联系的问题。 帝国主义国家所建立的集团是建筑在统治和从属的原则上的。那些集团的本质就是如此，它们是为自己的组织者——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效劳的。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把小国拖进它们所建立的军事侵略集团中去，是为了获得人力和保证建立新的军事跳板和军事基地。同时它们还利用侵略集团来使它们的同盟伙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从属于它们。大家知道，自从北大西洋联盟成立之后，参加这一联盟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害。在这一侵略集团中起主要作用的美国使参加这一集团的其他国家越来越屈从于它。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条约草案是根据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原则。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家、一国人民控制另一国人民的原则对我们这些国家、我们人民和我们的社会制度来说是毫不相干的。我们的条约草案是从尊重别国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出发的，这就是在这里开会的各国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大家知道，帝国主义国家所缔结的侵略性条约排除其他国家自由参加进去的可能性。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侵略条约就是为了利用它们来反对其他国家才缔结的。北大西洋公约就可以说是这种条约的例子。 你们记得，一九五四年三月苏联政府曾建议同有关国家共同研究关于苏联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的问题，而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因而它们在世界舆论面前证明了北大西洋联盟是反对苏联的侵略集团。 我们八国建议签订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草案将不采取关门态度。所有其他国家，不问它们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如何，都可以加入这一条约。八国条约的这种特点证明它的防御性质以及根据它而将成立的那个组织的防御性质。 在事先磋商的过程中，我们大家都一致得出结论，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缔约国放弃继续努力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条约草案反映了这一点，其中说，缔约国今后仍将不断争取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和为此目的签订全欧集体安全条约。我们的条约草案本着这样的原则：全欧集体安全体系一旦建立，八国条约将自全欧条约生效之时起停止它的效力。 提交给我们这次会议的条约草案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我希望，苏联和所有其他参加会议的国家尽一切努力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使我们即将建立的组织成为保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有效工具。 条约草案指出，缔约国表示愿意本着真诚合作的精神参加旨在保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所有国际行动，并将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促使这个目的的实现而努力。 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一贯支持坚决的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我们这种共同愿望反映在条约草案中的这样一段话里：缔约国将和其他表示愿意在这方面合作的国家协议，争取采取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及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有效措施。 同志们！当然，如果我们坐视不动，不采取任何措施，而让他们奉行自己的“实力地位”政策，武装起来，把自己意志强加给所有的人，那么这是帝国主义阵营再高兴不过的了。 但是，“实力地位”政策是利弊兼有的。如果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力量，那么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这样做。 结果是产生了在政治术语中叫做军备竞赛情况，这种情况蕴藏着爆发战争的严重威胁。 我们不是“实力地位”政策的拥护者。我们不希望战争，不希望军备竞赛，我们主张最治本的裁军措施。我们宁愿把我们现在不得不花费在军事用途上面的资源用于和平的需要，用来提高我们人民的物质福利。但是当有人在建立军事集团来反对我们、用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些国家并用原子战争来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责任采取对应措施，而这些措施之一，就是我们的会议和我们在会议上将要作出的决议。 莫斯科宣言和这个会议参加国之间进行的初步磋商表明：为了对付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新的军事集团，现在出席会议的各国充满决心要团结自己的力量，更加加强它们的友谊和合作。 八国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缔结，将为爱好和平的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以回击现在正在策划中的侵略，以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础。 苏联政府坚信，这个会议的决议将为保障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安全打下可靠的基础。同时，我们的会议将是解决巩固欧洲和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任务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新华社据塔斯社华沙十一日电）

第4版()专栏：　　华沙会议开幕　　本报记者　蒋元椿 五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欧洲国家第二次会议在华沙拉兹籽洛夫宫开幕了。 在这座从战争中残存下来的古老的建筑物前面，升起了参加会议的八个欧洲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明亮宽敞的会议厅里，各国代表团的席位按着波兰文各国名称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排成一个长方形。 在水银灯的照耀之下，各国代表团先后进入了会场。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们聚集到了这里，开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华沙会议开幕之前，西方的宣传机器曾经竭力企图歪曲华沙会议的宗旨，它们硬说会议将要缔结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和将要建立的武装力量联合司令部是所谓“东方北大西洋集团”，硬说华沙会议是要“在既成事实的道路上加强自己的地位”。他们想把事情说成似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像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走上了“实力政策”的道路，企图这样来替美国及其追随者在欧洲加紧侵略战争准备、复活德国军国主义辩护，同时在人民中间散布战争不可避免的气氛。 但是它们这种企图甚至在华沙会议还没有开幕以前就宣告破产了。五月十日，苏联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上提出了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消除新战争威胁问题的建议。苏联的建议主张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内分阶段裁减各国的，首先是五大国的武装力量和军备，禁止原子武器。苏联在华沙会议前提出这个切实可行的具体裁军方案，清楚地表明了它为消弭战争危险所作的努力，以致于英国官方也认为“需要仔细研究”。 华沙会议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发言的代表们一致地指出了巴黎协定批准以后西德军国主义复活对于欧洲安全的危险性，因此欧洲国家有必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华沙会议所将要缔结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将是对于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新的侵略集团的坚决回答。这个条约将使参加华沙会议的各国更加巩固它们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并且为抵抗侵略、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而采取的统一行动奠定基础。这个条约是一个纯粹防御性的条约，它将不排斥其他国家参加，不管它们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如何。这和美国拒绝苏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的情形截然相反。这清楚地说明了两个条约的本质上的不同。 参加华沙会议的各国确信它们的团结的力量，确信欧洲人民在反对重新武装西德的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它们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有着充分的信心。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发言中表示，苏联将继续为组织有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参加安全保障的全欧集体安全体系而努力。他强调指出，虽然批准巴黎协定使解决欧洲安全问题遇到了困难，但是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除去。他指出，一旦全欧集体安全条约签订，华沙会议所签订的条约就将在全欧条约生效时起停止它的效力。显然，全欧集体安全条约的签订将使欧洲局势大大得到缓和。这符合于欧洲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一点是八国将要缔结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同美国所搞的北大西洋公约完全相反的，北大西洋公约是以破坏欧洲集体安全、准备新战争为目的的。 华沙会议的第一天就使欧洲人民清楚地看到，威胁着他们的和平生活和生存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而是美国的战争政策和美国重新武装起来的西德军国主义。就在苏联提出裁军建议的差不多同时，西德参加的西欧联盟公布了关于建立常设军备委员会的决定。据法新社引巴黎“权威人士”的话透露，这个常设委员会的目的是最后成立一个 “欧洲军备集团”。西德的原子能协会宣布西德将进行制造原子武器所需要的原子研究。西德复仇主义者正在急于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但是欧洲人民从华沙会议进一步看到他们在复活的德国军国主义面前并不是束手无策的。华沙会议向他们指出了缓和局势、制止战争的道路。（五月十二日发自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