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春天里，首都各名胜区显得特别热闹，到处是春游的人们。这是北京中央民族印刷厂的各民族工人在颐和园春游的情景。

第1版()专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大会 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 据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二十一日晚在怀仁堂举行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参加纪念大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以及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参加大会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代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首都文化、科学、艺术、教育、宗教等各界著名人士，北京市工业和农业劳动模范，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负责干部。 参加大会的还有苏联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尤金院士和使馆人员，以及在京的苏联专家代表。 各人民民主国家驻我国使节和使馆人员也参加了大会。 参加纪念大会的有一千四百多人。 怀仁堂的入口处竖立着列宁的塑像。会场主席台的帷幕上，悬挂着列宁的遗像。 七时三十分，大会主席邓小平宣布纪念大会开始。 接着，乐队奏国际歌，全体起立。 接着，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杨献珍作了题为“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的讲话（全文见今天本报第二版）。 杨献珍说，列宁是人类历史上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伟大事业现在不只是在苏联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又在苏联以外的七亿多人口的十一个国家中获得了胜利，这种胜利现在正像旭日东升一样光辉地照耀着世界上还没有获得解放的被剥削的人民和被压迫的民族。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工人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列宁即着手制定了一个变经济落后的俄国为先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的科学的纲领。这个纲领规定：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力发展重工业，实行全部国民经济电气化，实行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俄国农业的合作社计划，实行文化革命。 中国自从完成了民主革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就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列宁的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 杨献珍在讲话中详细地阐述了列宁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他说，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必须利用自己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来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要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就是不仅要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而且要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转移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把包括多种经济成分的国民经济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杨献珍说，列宁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理，是建设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列宁关于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的理论，列宁天才的合作社计划，是在理论上创造性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解决最困难历史任务的问题。 杨献珍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中国的实际经验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所讨论和通过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内容，指出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杨献珍说，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分子虽然还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和阻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人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不能阻止我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纪念大会最后由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出了精彩的歌舞节目。（附图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宣布纪念大会开始。主席台上（自左至右）：杨献珍、董必武、彭德怀、朱德、尤金、邓小平、刘少奇、陈云、彭真、张闻天、康生。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刘东鳌摄

第1版()专栏： 亚非会议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发表公报 经济和文化两委员会分别发表公报宣布工作进行情况 新华社万隆二十日电　二十日举行的亚非会议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结束后发表公报。公报说：“二十九个与会国的代表团团长在今天（星期三）上午九时至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接着又在下午三时三十分至下午七时在国徽大厦举行会议。 “代表团团长们讨论了人权问题。他们还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早些时候，会议选举泰国外交部长那拉底亲王为报告员。代表团团长将在星期四（二十一日）在国徽大厦继续举行会议。” 新华社万隆二十一日电　出席亚非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二十一日继续举行秘密会议。 在会后发表的公报说：“由各代表团团长组成的委员会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从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到下午十二时三十分和从下午四时到下午六时三十分分别在国徽大厦举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 “它结束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自决问题的讨论。 “它也结束了关于种族歧视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审议以及关于西伊里安、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附属国人民的问题的审议。 “它将在明天，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上午九时再举行会议。” 新华社万隆二十一日电　亚非会议经济委员会二十一日上午在印度尼西亚经济部长罗西诺主持下举行了第四次会议。 在会议结束以前，委员会结束了议程上全部五个项目的讨论，即：经济发展方面的合作问题，发展贸易方面的合作问题，其他方面的合作问题，促进核子能的和平用途问题和组织方面的问题。 负责起草向全体会议提出报告的七国小组委员会已经从二十日起开始工作。根据经济委员会发表的公报，预计经济委员会在四月二十二日就能够讨论它将向全体会议提出的报告的草案。 新华社万隆二十日电　亚非会议文化委员会二十日上午在印度尼西亚代表穆罕默德·雅明主持下举行会议。委员会发表的公报说：各国代表在发言中热烈支持进行文化合作的建议。 代表们根据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巴基斯坦已经提出的工作文件在会上提出了修改意见和新的建议。 委员会已经任命一个十二人小组委员会负责审查文化合作的问题。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巴基斯坦、伊拉克、埃及、中国、菲律宾、苏丹、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利比里亚的代表被选为小组委员会委员。 文化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在二十日下午举行了会议。

第1版()专栏： 印度报纸欢迎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发言 新华社新德里二十一日电　印度报纸欢迎周恩来总理十九日在亚非会议上的发言。 “印度斯坦时报”二十一日发表社论说，“周恩来的贡献可能是最有建设性的。他明确表示他忠实于五项原则，并且不愿卷入舌战中去。他向代表们保证，他的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建议同一切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且邀请大家去访问中国，以亲自了解情况。” “印度快报”在二十一日的社论中欢迎周恩来总理发言的“建设性态度”。社论说，周恩来总理邀请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以亲自了解那里的情况的精神，一定会得到全体的钦佩。“他强调说明中国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所做的那样，在它的国境以外建立军事基地，这一点应当能够证明中国只是关心于加强它自己的。他表示愿意同有关国家政府讨论华侨问题，这一点也应当是令人满意的。” 社论说，“总之，周恩来的态度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它是温和的、合理的。只要台湾问题影响中国的权利一天，没有人可以期望他对台湾问题保持缄默；如果他也提到在履行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定方面存在着困难，那么不只他一个人感到有人进行了不必要的挑衅。当他着手谈到某些会议以外的国家中存在着肤色歧视和殖民心理的不公正情形时，他是完全有根据的。” 乌尔都文“光荣报”二十一日发表社论说，周恩来总理“避免在万隆会议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那是很恰当的”。

第1版()专栏： 周总理电贺赫格居斯当选匈部长会议主席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电贺安·赫格居斯当选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电文如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亲爱的安·赫格居斯同志： 欣悉您当选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致热烈的祝贺。 祝您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1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和平委员会希望亚非会议成功 三宝垄举行人民和平会议决定向亚非会议提出建议 新华社万隆二十一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二十日消息：印度尼西亚全国和平委员会向参加亚非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希望亚非会议得到和已经在茂物会议上取得一致协议的原则相符合的结果。请愿书还要求亚非会议准备致力于使原子能只用于和平用途。 请愿书说，世界紧张局势阻碍了国家和民族的和平发展。产生这种局势的根本原因是同殖民主义有关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目前仍然在西伊里安经历着殖民主义。请愿书强调说，为了获得世界和平和幸福，必须消灭殖民主义，同时人民必须能自由地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而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涉。 请愿书希望和平共处的原则将以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国际合作为基础。 请愿书最后表示相信，各国代表团将忠于它们的人民的愿望——他们只希望能够过着和平的生活，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获得繁荣和幸福。 新华社万隆二十一日电　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垄举行了三天会议的人民和平会议决定向亚非会议提出下列建议：一、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并且要求销毁一切现有的原子武器；二、赞成周恩来总理、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保卫联合国关于人民生存权等基本人权的原则。 会议还吁请印度尼西亚科学家共同进行斗争，反对某些国家现在正在加紧进行的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第1版()专栏： 雷任民接见日本“总评”代表和渔业代表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总局要求日本政府同意中日互设贸易机构 新华社东京二十一日电　中国访问日本贸易代表团团长雷任民在二十日上午接见了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代表高野实、北川义行和坂尾德太郎。 高野实在会见时表示，日本工人一致要求促进日中贸易，并热烈希望这次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访问日本能够有助于日中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日本的工人要和要求中日友好的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打破中日贸易的障碍而努力。 新华社东京二十一日电　中国访问日本贸易代表团团长雷任民在二十一日上午接见了刚从中国回到东京的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团长七田末吉，副团长村山佐太郎、山崎喜之助等人。 七田末吉等为中日渔业谈判的圆满结束向中国方面表示感谢。他们希望中国访日贸易代表团能顺利完成任务，并增进中日友好。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总局在十九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同意中国和日本双方互设常驻的贸易机构和举行样品展览会。 决议已提交通商产业省和众议院议长。

第1版()专栏： 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 应邀来我国参加“五一”节 新华社二十日讯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的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将在二十日动身离开贝尔格莱德前来北京。 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团长、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兼塞尔维亚共和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德拉吉·斯塔门科维奇向南斯拉夫工会报纸“拉德报”发表声明说：南斯拉夫劳动人民曾以关切的心情注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代表团将尽力去了解这个遥远的大国中的工人阶级的一般情况，工人阶级的成就以及工会的作用。斯塔门科维奇表示：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将有助于促进两国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相互间更好的了解。

第1版()专栏： 张致祥欢宴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歌舞团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二十一日中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宴会，欢迎以刘仲庐团长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歌舞团全体人员。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周亮和使馆人员。 出席作陪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洪深，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和首都文学艺术界人士等六十多人。 宴会上，张致祥副部长和刘仲庐团长先后致词，祝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宴会在热烈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第1版()专栏：社论 学习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八十五年前的今天，伟大的列宁在俄国诞生了。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组织者，是中国人民敬爱的革命导师。今天，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人民都以充满欢欣的热情共同庆祝伟大的列宁的诞辰。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预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必将取得胜利。现在，中国人民在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民主政权以后，正遵循着列宁的不朽学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工农联盟的理论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曾经引导苏联人民建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列宁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计划的实现，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列宁的理论也指导了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我国人民也正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 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重工业又是社会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再生产的理论首先阐明社会的全部生产是分作两大部类的，即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为了发展社会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必须占居优先地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不能维持一定的比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使社会生产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人和人的需要，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经常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因此，生产就可能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也可能经常地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而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不但不排斥，而恰恰保证了消费资料生产的不断增长，从而保证了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 列宁制定的并为苏联共产党胜利实现了的优先发展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的原则，现在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在向全国人民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就曾经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只有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整个国民经济面貌才会有所改变。只有重工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才能推动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发展，因而才有可能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在这个根本方针上，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完全错误的，都只能对人民的敌人有利。 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所建立的国家可以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所有制。列宁曾经再三说明国家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门阶，而在工人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的条件之下，它是可以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苏联没有获得什么发展。但是这种过渡的经济形式对我国却有很大的意义。经验证明，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我国所能实行的列宁所说“对产品生产与分配上实行全民统计与监督”的妥善办法；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公私合营企业），可以把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工商业。当然，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复杂的紧张的阶级斗争。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这种斗争必将有利于消灭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对农民（对手工业者也是一样）是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的。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指明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并保证对农民实行领导的条件下，农民最容易懂得和最容易接受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办法就是合作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分析了农村各个阶层的态度，并指出苏联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要依靠贫农，要巩固地团结中农，一分钟也不停止反富农的斗争。苏联共产党实现了列宁的这个指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正是按照列宁的原则进行的。 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目前我国农民最容易懂得和最容易接受的形式。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已有相当大的发展；这种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已逐渐为群众所公认。群众正在越来越相信这种劳动群众的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可以引导广大的个体劳动者比较顺利地走向劳动群众的完全集体所有制。 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为着领导全体劳动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曾一再告诫我们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而要善于对中农让步，要巩固地团体中农。这就是说，绝对不允许用强迫命令的办法，而只能耐心地从多方面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工作，启发中农的觉悟，使他们自觉地自愿地参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列宁的这个指示对我国今天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这里，中农不仅是指那些没有加入合作社的中农，而且包括那些已经加入合作社的中农，不仅是指土地改革前的老中农，而且包括土地改革后的新中农。中农是否加入合作社必须取决于他们的自愿；而在他们自愿加入以后，在合作社内的贫农同中农的经济关系又必须坚决贯彻互利的原则，就是说必须保证贫农和中农双方都不吃亏。只有这样，农业合作化的事业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互相需要的，也是互相支持的。很明显，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基础，因此，只有实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使社会主义工业不断增长，才能带领农业前进，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也才能有效地改造资本主义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在我们庆祝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纪念的今天，我们欢欣地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原则正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实现。但是我们的工作还在开头，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困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列宁主义的理论，团结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

第1版()专栏： 努力争取亚非会议的成功 四月十九日，我国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总理的发言，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也符合亚非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大家知道，亚非国家这次历史性的伟大集会，一开始就遭到美国的敌视和破坏。美国竭力利用这一地区各国社会制度的不同和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某些国家间的隔阂和不和，来制造纷争，破坏亚非会议。美国宣传机关甚至公开提出，美国要指定参加亚非会议的某些国家做美国意见的发言者。但是，亚非两洲人民却清楚地晓得，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是我们两洲人民的共同愿望。亚非会议就体现着我们的这种共同愿望。因此，我们具有共同的基础来增进相互的了解，寻求团结，使会议取得积极的结果。周恩来总理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所表明的这个求同存异来争取会议成功的立场，受到了会议各国的广泛欢迎和赞扬。在与会各国代表的发言中，很多也表示了同样的要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是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彼此取得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的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将产生集体的行动。”印度总理尼赫鲁也曾一再表示，亚非各国的代表友好地在一起开会，能够“设法寻求在经济、文化或甚至政治方面实行合作的共同基础”。还应当看到，就是在会议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一些发言中，也不是找不到这种共同之处的。 我们求同的努力，是否有基础呢？周恩来总理完全肯定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必须指出，一些亚非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和不和，但这是外来的殖民主义势力所造成的，这并不符合于我们亚非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们没有理由保持和扩大这种隔阂和不和，只应该设法加以消除，而消除这种隔阂和不和，正是对于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贡献。 长期以来，美国当局就打着“反共”的幌子，在亚非国家间制造分裂和对立，借此侵扰各国的民族独立。可惜在亚非会议上，居然还有个别亚洲国家的代，表背诵着美国的“反共”滥调。但是，人类历史却表明，思想意识社会制度尽管不同，各国还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一个时代可以同时有实行封建制度的国家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同样，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就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并且还同它们共同进行过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取得了共同胜利。 我们中国人民认为我国现行的人民民主制度是完全适合我国条件和我国人民愿望的，我们经过多年的曲折艰难的斗争才选择了目前的制度。我们决不能容许别国的干涉，同时我们也决不干涉别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并且事实上这几年来我国也已经同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这种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我国人民从不干涉，将来也不干涉美国的内政，但美国却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国人民对任何外国从不进行，将来也不进行任何颠覆活动，但是我们正遭到美国的颠覆活动的威胁，美国政府对这种颠覆活动用了大批的金钱，派出了大批的人力，而且是并不隐瞒这一点的。我们要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而美国不仅不肯同我国和平共处，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并竭力诽谤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但是亚非人民都有眼睛。他们会看清，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对大家都好，分裂、对立和战争却是对大家毫无好处的。 科伦坡会议国家发起召开亚非会议，早就揭示了会议的四个目的，被邀请国参加会议应该是同意会议的目的的。很显然，亚非会议的召开，决不是为了寻找纷争和对立，而是为了寻求谅解和互信，促进相互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这一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因此，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都应该为防止会议遭到破坏，实现会议的目的而作共同的努力。依靠着千百万人民的支持，依靠着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亚非会议是可以获得成就的。周恩来总理说得对：“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和政府一定要争取亚非各国的和平、独立和友好，一定不能容许它们遭受破坏。

第2版()专栏： 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　杨献珍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生的斗争，给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指明了达到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他领导俄国英雄的人民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冲破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锁链，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政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列宁的伟大事业现在不只是在苏联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又在苏联以外的七亿多人口的十一个国家中获得了胜利，这种胜利现在正像旭日东升一样光辉地照耀着世界上还没有获得解放的被剥削的人民和被压迫的民族。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工人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列宁即着手制定了一个变经济落后的俄国为先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的科学的纲领。这个纲领规定：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力发展重工业，实行全部国民经济电气化，实行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俄国农业的合作社计划，实行文化革命。 中国自从完成了民主革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就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列宁的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 （一） 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着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底国家除了无产阶级底革命的专政以外，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一〕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制定了完整的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必须利用自己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来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要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就是不仅要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而且要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转移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把包括多种经济成份的国民经济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因此，党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首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石。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才能使国家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列宁一再地指示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底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没有高度设备的大工业，那就一般地谈不到社会主义，对于一个农民的国度，尤其谈不到社会主义了。”〔二〕“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收成丰盛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兴旺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三〕“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之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四〕 列宁特别注重电气化的作用和意义。列宁认为，实行电气化，不仅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而且对于改造小农经济和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列宁指出：“只有当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最终压倒了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了自己地位完全巩固及政令能充分施行，而在大集体生产与最新（基于全部经济电气化）技术基础上改组着全部工业的时候，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可以说是有了保证。”〔五〕这说明了全部国民经济在电气化基础上的改建，将引导社会主义成份战胜资本主义成份，将使占优势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他说：“只有当国家电气化了，当工业、农业、运输业都建筑在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上的时候，我们才算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六〕“如果经过十年到二十年的电气化，小农的个人主义及其在地方流通中的自由贸易就一点也不可怕。如果没有电气化，那么，无论如何都必不可避免地将恢复到资本主义去。”〔七〕“只有物质的基础，只有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运用拖拉机与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对小农关系的问题，才能够恢复他们的全部心理趋于健全。”〔八〕 列宁指出，为了积累足够的资金来建设大工业，必须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节约。为此，列宁曾号召：“精确而诚实地计算金钱，节省经济，不懒惰，不盗公肥私，在劳动中遵守最严格的纪律。”〔九〕“以我国经济上极大节约的代价，来达到积累所有最小的资金，以便发展我们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采取泥煤等。”〔十〕又说：“我们无论如何，应当缩减我们的国家机关人员，我们必须尽量节省。我们在各方面，甚至在学校经费方面，都实行节省。”〔十一〕“重工业是需要有国家补助金的。我们如果找不到这种补助金，便不能成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十二〕 列宁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理的正确性，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进程中完全得到了证实。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论点。斯大林谈到国民经济的任务时着重指出，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这就会是自杀，这就会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也在内。这就会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属品。”〔十三〕由于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遵循着列宁所指示的道路，所以，在一个短时期内，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了。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建设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 （二） 列宁认为，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说：“原来贫困不堪的农民经济如果仍旧不变，那么，任何坚固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十四〕列宁曾屡次指出教育农民和改造农民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列宁在他逝世的前夕，在患病中，还写了“论合作制”这篇光辉灿烂的不朽著作，在理论上全面地论证了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合作社计划。 列宁认为，一般合作制，特别是农业合作制，是个体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易于接受和了解的形式。因为这是在私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条件下，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它既便于向农民灌输集体制原则，便于国家检查监督，同时又照顾到了私人的利益，因为合作制是提高农民生活、免除贫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列宁指出，经过合作社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是逐步前进。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时，才能把农民吸引到我们方面来。企图用急速办法强迫加以改造，是完全荒谬的。要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需要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因为把农民吸引到合作社，不仅需要整个经济发展能够帮助农业，也不仅需要农民有文化知识，而且还需要有农民的亲身经验，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 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建立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获得的政治与经济的成果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认为经过“合作制”可以到达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幻想，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一切主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的条件下，合作制的作用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列宁说：“在我国，单纯的合作制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发展。”〔十五〕 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意味着整个农村生产关系的根本改造，这就是说，不但要消灭富农阶级，而且要使劳动农民彻底摆脱其千百年所走惯了的旧道路，而转向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发展大道。但是农民具有二重性的特点：作为劳动者，他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作为私有者，他的自发的趋向是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不会从个体农民中自发地产生出来。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前提，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改造农民的重要保证。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无产阶级除了以社会主义的工业领导和帮助农民之外，还要在政治上教育农民，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列宁指出，应当耐心地千番百次地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并且必须通过实际生活来教育农民，因为必须取得农民的自愿，才能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列宁说：“既然说必须求得自愿同意，也就是说，要说服农民，要在实践中说服农民。”〔十六〕列宁又指出：应当在财政上给合作社以某种优待，要用国家资金贷予合作社。因为每个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是有着相当阶级的财政帮助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花过许多万万卢布的。现时我们所应当帮助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 列宁天才的合作社计划，是在理论上创造性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解决最困难历史任务的问题，即把千百万小私有农户转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列宁的合作化理论，是劳动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党和政府对小商品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是党对农民政策的基础。列宁合作化的理论使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终于在经济上彻底战胜了资本主义并建成了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 列宁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重要条件是尽力发展国家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联系。因此，列宁规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所根据的社会条件是：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国家已经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而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经济还是小生产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一种经济联盟，是为了利用商品生产和市场的条件，使社会主义成份战胜资本主义成份，以利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列宁说：“与农民群众，即与普通的劳动农民接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计量，慢到了极点，但这里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和我们一同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十七〕 列宁指出，在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新经济政策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殊死斗争。“谁战胜谁”——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和自己所掌握的经济命脉来排挤并最后消灭资本主义经济。 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提出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并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重新论述了这个政策。列宁考虑到在小生产者还存在的条件之下，在资本主义的根基——小农经济还大量存在的条件之下，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的政策，是必要的。列宁认为：“谁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者，谁就可以把它变为自己的助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便是我们能够容许和应当容许的一种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限制和应当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十八〕在过渡期间的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以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其目的不是为着资本主义，而是为着社会主义。列宁说：“全部问题——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上的问题——就是要找到正当的方法，应该怎样把资本主义之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内和某种期限内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这必须赖有一些什么条件，怎样保证在不远将来变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十九〕而在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时候，列宁也同样指出，这“是阶级斗争另一形式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二十〕 （四） 关于文化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学说，也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一部分。列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需有高度的文化水准，如果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列宁对于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曾作了充分的估价，他说：“有了这文化革命，我国也就够称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二十一〕 列宁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巩固苏维埃国家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是依赖于工人和农民的觉悟性和积极性，以及他们对任务的理解程度，而提高工农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则是依靠于教育说服的工作。在过渡时期的开始，从旧俄时代遗留下来的劳动群众中多数是文盲的现象，成为教育群众的严重障碍。一九二○年，列宁谈到国家电气化计划的时候指出：电是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如果不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就不可能掌握现代的复杂的技术，也就不可能实现全部国民经济电气化的计划。列宁说：“必须知道而且记住：在我们还有文盲的时候，要实行电气化是不行的。”〔二十二〕一九二三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指出，提高劳动农民的文化水平，是把散漫的小农经济引上社会主义轨道的条件。列宁写道：“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是包含有农民（正是广大农民群众）的高度文化水准在内，即如果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那么，完全合作化便是不可能实现的。”〔二十三〕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首先要求“做到人人都识字”， “有足够的知识程度”，〔二十四〕所以列宁主张大力展开扫除文盲运动。 列宁又指出，文化革命的任务，还不仅限于求得基本知识的启蒙工作，同时要引导劳动群众参加集体生活，参加国家管理，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文化革命是要把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就是说，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改造必须相互结合。总之，文化革命是对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列宁特别强调在过渡时期对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帮助劳动农民克服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养成社会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部分。无产阶级在教育小资产阶级的过程中，也再教育了自己，使自己清洗掉感染到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并且发展了自己的组织领导才能。总之，使劳动人民提高文化水平，掌握科学技术知识，造就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培养大量的能够从事国家管理工作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是在过渡时期十分重要的事情。 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由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有计划地加以组织和指导的过程。一九二○年列宁和蔡特金的会谈，论述到文化问题时，列宁强调地提到党和苏维埃国家决不能袖手旁观，让文化自流发展，而应有完备的计划，以指导文化建设的进程。蔡特金在“列宁印象记”一书中回忆列宁的谈话说：“共产党人决不可以把手插在衣袋里，听任混乱的局面随意地骚动着，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指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成果。” 列宁认为：对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有计划地去组织和领导，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内容具有高度的思想原则性。苏维埃文化是最高度人民性的文化，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性和布尔什维克党性的文化，它具有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互联系的内容，也具有生动活泼的和多种多样的民族形式。这一切都是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和领导分不开的。 （五） 苏联人民在列宁事业的忠实的继承者、苏联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领导下，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已经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今天那样具有强大的工业、集体化的农业和高度文化的国家。还在苏联开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列宁不仅预见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国际意义，而且也预见到，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并不是千篇一律，彼此完全相同的。由于各国社会的条件不同，经济结构中的特点，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特点，都必然会造成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某些差别。因此，列宁指出：“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要看为建立社会主义的运动所由开始的那些条件为转移，它们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样式的。”〔二十五〕 远在十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即曾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还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于是中国革命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将要结束的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这个总路线已经载入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用法律形式把它巩固起来，作为中国人民在过渡时期努力奋斗的总任务。 党在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同时，就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始制定自己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具体地规定了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这是为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个计划草案已为本年三月下旬所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所讨论和通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在决议中号召全党同志要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决议中还说要把这个计划草案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予以审议和通过。 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经济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个重要经济纲领，从一九五三年起，中国共产党就根据这个经济纲领引导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坚决执行了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我国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在发展工业方面特别是重工业方面的成就特别显著。根据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我们发展工业的重点乃是重工业，因为要发展农业，要改造个体的农业为集体化的农业，没有重工业是不行的；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没有重工业是不行的；要发展轻工业，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没有重工业也是不行的。此外，我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时刻在威胁着我们。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解放军，以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为此，没有重工业更是不行的。所以，发展重工业，是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立强大国防力量的中心环节。这是符合于列宁的工业化的思想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而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分割的。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二十六〕农民几千年来都是穷苦的个体经济，“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二十七〕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我们，要遵循列宁所指示的耐心教育农民的原则，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二十八〕“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二十九〕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具体地体现了列宁所指示的农业集体化的精神。目前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就是以列宁关于合作化的学说为依据的。我国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再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内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不是走到社会主义社会，就要走到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者是我国人民所不许可的。走社会主义的路，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即第一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第二步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过去五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目前我国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是确实可行的政策，这个政策也正是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在中国条件下的具体运用。 实行文化革命也是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事业之一。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痛切地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他把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列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并特别讲到农民，认为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对于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要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要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把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作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当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又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又说：“……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党和国家在文化革命事业方面，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首先，我国学校教育事业有了巨大发展，各级学校学生中的工农子女成份逐年增加，为了培养工农出身的新知识分子，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在广大知识分子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中小学教育中注意了劳动教育。我国的科学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在过去几年内都有了不小的发展和重要的贡献。扫除文盲的工作已经着手进行。这种文化革命事业同时也根据具体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近几年中，经 过学校和其他方法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十余万人。更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党最近所领导开展的广泛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运动。现在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人，这一宣传唯物主义运动，须要在较长时期中做到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例如三百万人）都能够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的广泛的宣传教育做基础，我们就不能在我们的国土上培植出社会主义的文化来，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文化，我们也就不能建立起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教育的深入，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将要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中国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一个拥有六万万人口的、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决不会不遇到许多困难的。但是，如果把我国的过渡时期的条件同苏联的过渡时期的条件比较一下，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便百倍地提高了。苏联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国家的援助上说，它不但是孤立无援的，而且是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帝国主义国家时时刻刻想要扑灭它。它曾经经受过许许多多令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可是任何巨大的困难，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在列宁和他的继承者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终于扫除了一切困难，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今天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首先就不是孤立地来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已经有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样一个优越条件下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为指针，有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无限丰富的实际经验作借镜，并且有苏联对我们经济上技术上的无私援助，有各人民民主国家同我们的亲密合作，全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已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大提高。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许多优越条件，即我们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团结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我们有几万万勤劳勇敢不怕任何困难的英雄的人民愿意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有无限丰富的天然资源可以开采利用，如此等等，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分子虽然还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和阻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人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不能阻止我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哥达纲领批判”。 〔二〕“列宁文集”第七册，第一五一页。 〔三〕“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九八九页。 〔四〕同上。 〔五〕同上，第七八七页。 〔六〕“列宁全集”第三一卷，俄文版，第四八四页。 〔七〕“列宁全集”第二六卷，俄文版，第三一三页。 〔八〕“列宁全集”第三二卷，俄文版，第一九四页。 〔九〕“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三七六页。 〔十〕“列宁全集”第三三卷，俄文版，第四五九页。 〔十一〕“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九八九页。 〔十二〕同上。 〔十三〕“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第二七三页。 〔十四〕“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六五○页。 〔十五〕同上，第一○○九页。 〔十六〕同上，第五五七页。 〔十七〕同上，第九三九页。 〔十八〕同上，第九四六页。 〔十九〕同上，第八六○页。 〔二十〕同上，第八六二页。 〔二十一〕同上，第一○一○页。 〔二十二〕摘自一九二○年十二月在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活动的报告。 〔二十三〕“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一○页。 〔二十四〕同上，第一○○七页。 〔二十五〕“列宁全集”第二七卷，第四版，第一八一页。 〔二十六〕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解放社版，第一五页。 〔二十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五四页。 〔二十八〕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解放社版，第一五页。 〔二十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一○二页。

第2版()专栏： 列宁和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通讯 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　李楠 在我们这个时代，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不单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的纪念物，而且还是人类历史的新篇页的起点。当人们来到莫斯科的中心，看到在一绿色的山岗上，在雉堞林立的宫墙中间，古老的五座尖塔上擎着巨大的红星时，当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想起许多诗人歌颂克里姆林宫的诗句时，我们不禁也会想起马雅柯夫斯基的诗句：“像大家所知道的一样，土地开始于克里姆林。” 这是光荣中的最大光荣，纪念中的最大纪念，人类社会中第一个苏维埃工农政权确立在克里姆林宫。 一九一八年三月，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了莫斯科。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们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我们在克里姆林”，——和列宁一道的人这样讲着。“是的，我们在克里姆林。”——列宁简短地回答，并且接着说：“在这里，应该完全彻底地巩固工农政权。” 列宁的计划实现了。在俄罗斯古都的心脏，劳动人民的政权巩固下来了，这个政权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给世界劳动人民树立了摆脱奴役和剥削的可靠的榜样。 列宁曾经生活和工作在克里姆林宫，这使克里姆林宫永远赋有新的意义。在克里姆林宫，有许多对于人民说来是永志难忘的地方，是衷心珍爱的角落；那里联系着伟大的列宁的名字。 列宁曾工作在克里姆林。列宁的工作室在克里姆林——我们走进克里姆林宫朱红色的宫墙时，脑际中会自然最先浮起这种想法。如果从斯巴斯基大门进来，首先映入眼廉的是一座圆屋顶上飘着红旗的巨厦。这是叶卡切林娜二世时代俄罗斯卓越建筑师卡扎科夫从一七七六到一七八七年间的建筑。就在这座大厦三楼上靠近尼古里斯基大门的一边，那儿就是列宁的工作室，列宁在那儿生活和工作过。 房间并不大。屋子里有一张不大的书桌，上面摆着三部电话机。一盏玻璃灯罩的台灯和供停电时使用的腊烛台。桌子上的文具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削过的铅笔、裁书页用的小刀、记事册、日历和小胶水瓶。在书桌上，还陈列着文件夹。最重要的文件夹放在桌子的中间，上面压着剪刀，——不准挪动的表示。 横靠着列宁书桌的是一张铺着红毡的长桌，两边共有四把软椅。这是供来拜访的人坐的。 在右边壁炉的墙上，挂着俄国地图，列宁在图上亲自作了记号，表示在国内战争前线上敌军的位置。在另一边墙壁上挂着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地图以及铁路交通图。四边都是书橱和放报刊的架子。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室就是这样的简单朴素。就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列宁永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思索着，不仅掌握着现在，并且计划着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 列宁的工作室直通人民委员会开会的会议厅。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日子里，这里除星期日外，每天晚上都要举行会议，直到深夜。在列宁的工作室和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里，决定着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重大问题。在这里，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的智慧和毅力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奠定了苏维埃国家的基础。 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工作室里，列宁接见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团，和自己的同志们谈话，准备在党和苏维埃会议上的讲演，处理国家生活的日常事务。 看过画家谢罗夫的名画“农民代表和列宁在一起”的人，谁不被这幅画所表露的真情所感动呢？一九一八年春天，在列宁所在的这座建筑物里，也可以看到一九一七年冬天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一样的情景。在建筑物的走廊里，来往着各地来的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们，和赤卫军的战士们。列宁亲自接见来访的普通劳动者，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要求，这是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最生动的联系。 生活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列宁关怀着全国各地人民。每天有大批写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列宁同志”的信件寄到这里。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阅读这些信件。列宁曾经关心过小剧院演员的居住条件，也曾注意到著名的俄国地质学家穆什克托夫的孀妇向他提出来的生活上的请求。我们在高尔基回忆列宁的著作里，也读到过列宁关心自己同志健康的情况。 当然，列宁和人民的联系还不仅仅限于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里面。他常常离开克里姆林宫到群众和工人集会上去讲演。在莫斯科的三山纺织厂、伊里奇工厂、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等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列宁曾经演说过的值得纪念的地方。 在克里姆林宫离“钟王”不远的地方，一九二○年五月列宁曾经在这儿参加了“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他同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一起，在那里搬运木头和废铁。列宁劳动的热情感动了同他一起劳动的人们。 克里姆林宫在一九一七年的战争中受到了损害。在繁忙的工作中，列宁仍然分出时间来注意克里姆林宫的恢复工作。一九一八年五月，列宁命令开始修复尼古里斯基大门的塔楼。斯巴斯基钟楼也是列宁找来的专门机械师修复的。克里姆林宫的修复工作一直到现在还继续着，三座著名教堂中最后一座的恢复工作快要完成了。 克里姆林宫内的安德烈耶夫大厅是过去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会议集会的地方。列宁常常在这个大厅内发表演说。共产国际开会时，各国的代表们在这里听到了列宁的激动人心的言辞。“安德烈耶夫大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这是瞿秋白对列宁在安德烈耶夫大厅演说盛况的叙述。列宁的声音透过了克里姆林的宫墙，激励着和白卫军、和帝国主义战斗的人民。 帝国主义的可耻的干涉失败了。在克里姆林宫中，列宁拟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和全俄电气化的计划。列宁理想着社会主义的远景，而且在他坚定的指导下面，理想立即付诸实施了。“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这样表达了人民的预见和信念。 苏维埃政权巩固起来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这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列宁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工作室里工作。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九日，列宁最后一次从高尔克疗养地来到克里姆林宫。 继列宁之后，斯大林曾经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和工作。克里姆林宫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所在地。许多重要的决议和命令就从这里发出，许多重大的会议就在这里举行。 全世界人民都听到克里姆林宫的声音，听到克里姆林宫号召争取和平的声音。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这几个字使人想起一个伟大的形象——人类的天才列宁。

第3版()专栏： 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下前进 艾思奇 一 在纪念列宁八十五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很光荣地感觉到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在引导着我们前进。为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正在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我们认真地向列宁学习，认真地领会列宁有关战斗唯物主义的一切指示。 列宁在他一生的革命事业中自始至终都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的早期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曾彻底揭露了民粹派那些“主观哲学家”或“主观社会学家”的反动面貌。一九○八年他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把流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反动最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马赫主义驳斥得体无完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曾用很大的力量钻研哲学，写出了有名的“哲学笔记”，其中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给我们作出了批判地钻研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的榜样。“哲学笔记”中“论辩证法”一文，从认识论方面揭露了唯心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给了我们一个批判和克服唯心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一九二二年他给“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指示信，号召这杂志举起战斗唯物主义的旗帜，来“坚决揭露并攻击所有一切现代‘僧侣手下拥有学位的仆役’”（“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战斗唯物主义的最辉煌的范例之一。它是这样深刻、这样彻底地揭露和击破了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胡说，使得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都可以从这部著作里发掘出无尽的力量的源泉。 我们应该深刻地领会列宁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阶级意义的指示。列宁指出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党派性的斗争，它是社会上互相敌对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社会思想领域内的集中反映。现代的唯心主义是为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如果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不予以坚决的打击，它就要极力扩大它的影响，以反科学的信仰主义的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队伍，把各种工作和斗争引向主观盲目性的方向，使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失去指导作用，并由此导致革命力量的瓦解。列宁关于经验批判主义的下述论断，对于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都是适用的。 “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一斗争归根结底是表现着现代社会中互相敌对的阶级底倾向与观念形态。……经验批判主义底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可以归结为：替信仰主义者在其一般地反对唯物主义，特别地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忠实服务。” 列宁之所以要下决心彻底粉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当时俄国已经表现了这种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恶毒作用。当俄国沙皇政府利用着一九○五年——一九○七年革命失败的局面，对工人阶级和它的革命政党加紧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攻击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马赫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竟然侵入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来。一些立场不稳的党内分子竟成了马赫主义者，他们配合着反动派对革命的迫害，开始着手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和“修正”。而这种企图又采取了最狡猾和最危险的方式，那就是，他们在表面上仍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在暗中却力图摧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极端危险的企图如果不加以彻底的揭露和粉碎，而任其扩大影响，那么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将会不知不觉地在思想上根本变质，以至于成为效忠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集团，就像各国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克服了当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俄国党的危害。 列宁的这部著作还有这样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它把科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造成的危机之下解放出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上的新发现，使自然科学上关于物质构造的旧的看法遭受到动摇，由于自然科学家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来正确地总结这些成就，有些人竟作出了这样荒谬的结论，说“物质消灭了”。这样，自然科学家因为不能用正确的世界观来理解世界，就在思想上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俘虏。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也就利用了科学家的这个弱点，把“科学”的招牌骗取到自己手里，把十八世纪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的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改头换面地假装成“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底哲学”（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版序言及第五章第二节）。这样，列宁在批判“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就面临着要驳斥主观唯心主义对科学成就的曲解的任务。列宁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他“用唯物主义观点综合了从恩格斯逝世起，至列宁所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问世这整个时期内在科学方面，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最重大最实在的成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一节），指出这些成果只是说明我们对于物质构造的认识比旧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而不是证明唯心主义的“物质消灭了”的谬论。这些成果证明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证明我们对于物质的认识是无穷尽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就一步比一步更深入地认识了事物的本质。 由于列宁正确地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及帝国主义时期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二 自从中国的先进人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中间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党派斗争。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如孙中山，虽然继续探求革命的道路，并且终于找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但另一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资产阶级，却走上了坚决反对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反动的道路。代表这些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者”们，接二连三地从帝国主义国家的哲学教授们那里搬来了各色各样反对唯物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差不多现代所有的一切最腐朽最反动的哲学流派，在五四运动前后都泛滥到中国来，主观唯心主义好像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开世界博览会。这自然是由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条件所产生的特殊情况：每个主要的帝国主义者不但在旧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有它的代理人，也在哲学思想上找到它的代理人。在这中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竟占居第一位。这又是和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凌驾到其他帝国主义之上这一种趋势相适应的。胡适并不掩饰他在哲学上和政治上一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公开地把实用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把他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对立起来。胡适的活动迷惑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吸引他们离开人民，离开革命运动，这样来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利益服务。实用主义的恶影响一直遗留到新中国来，它严重地阻碍着知识界和学术文艺界的许多人士走向人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就必须用很大力量来展开对它的批判斗争。 实用主义把自己假装作“最新的”哲学思想，但在实际上它是和马赫主义同样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流派。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早已指出过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反动的血缘关系。列宁说：“从唯物主义底观点看来，马赫主义与实用主义底差异，是像经验批判主义与经验一元论底差异一样地极琐细和极不重要的”。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一样，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企图用“‘经验’掩盖了哲学上唯物主义的路线与唯心主义的路线，并且把两者之混淆不清奉为神圣”，但实质上却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经验，否认经验中包含着不依赖人的主观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内容。实用主义也在经验的名义之下来否认理性，也就是否认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知识，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它把真理看做主观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不承认有客观真理，不承认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的联系。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同样地把现代科学的成果加以曲解，使它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表面装璜，不同的只是马赫假借了现代新物理学的名义，而实用主义则利用了进化论的招牌。它和马赫主义同样狡猾地在“科学”的假面具之下偷偷地来破坏科学。 和实用主义同时，资产阶级的学者们还把其他马赫主义的流派也搬到中国来，例如英国的罗素的哲学——以数理逻辑的科学招牌为标榜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曾流行一时而影响仅次于实用主义。与马赫主义稍有不同但同样信奉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康德主义哲学思想，五四运动前后也在中国找到了一定的市场。 还有更露骨地表现着反动面目的唯心主义思想，公开主张抛弃科学，标榜“精神文明”，叫喊着要回到古代的东方（梁漱溟），宣扬盲目的“自由意志”，宣扬蔑视理性的柏格森式的“生命力的突进”，甚至于要求回到动物的本能生活（张君劢）等等，这些带有封建主义以至于法西斯主义因素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也在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 这就是五四运动以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蜂涌出现的一幅简略的图景。应该提到的是：这些唯心主义的流派的传播者，常常是以“自由主义”的，“超政治”和“超党派”的“纯学术”面貌出现的。然而，不论人们口头上是怎样讲得好听，或者主观上自以为好像是多么不偏不倚，真正的“超党派”、“超政治”的哲学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然，在旧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同帝国主义紧紧勾结着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如此卑劣狭隘，如此残暴腐朽，以至于连抱有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人有时也感觉到不能完全依赖它，因而个别地也有人在政治上走到同它对立的地位，并且在全国解放后还有逐渐放弃了唯心主义思想的。但是，当着这些“学者”们在热中地散播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时候，他们的“纯学术”的反对锋芒不正是或明或暗地针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针对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因此就在实际上配合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革命人民的“围剿”吗？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不是一致地以反理性反科学的信仰主义的热狂来迷乱人的头脑，并因此就直接间接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人的思想引导到反动统治者的法西斯哲学——所谓“力行哲学”“唯生论”等等——的方向去吗？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最顽固最主要的代表，如胡适、张君劢之流，不是已经死心蹋地投靠了蒋介石匪帮了吗！ 列宁批判马赫主义时候的俄国思想界中的情形，在中国也是有的，那就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混到革命的思想队伍里来，要来“修正”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最近展开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胡风的文艺思想不仅仅是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面来“修正”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而且同时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或“现实主义”的招牌下面，来一般地破坏马克思主义，破坏辩证唯物主义和散布各种最腐朽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杂拌。胡风的文艺纲领的实质就是要通过文艺活动来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 三 正如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派性原则所指示的那样，目前正在我国展开着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外国帝国主义和一切已被消灭以及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动分子千方百计企图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和腐蚀人民，腐蚀革命工作干部和我们的党。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散布，就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必须对目前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予以高度的重视。 如果有人把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看做仅仅是哲学界内部的事情，或仅仅是学术文艺界的事情，而认为同实际工作无关，那就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曾发生过种种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主观主义就是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散布，必然会促进主观盲目性的滋长。列宁指出唯心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用“信仰主义”来为资产阶级服务。信仰主义的实质也就是主观盲目性。如果任随资产阶级用唯心主义的思想来造成我们工作中的主观盲目性，这就会严重地阻碍和破坏我们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就会使资产阶级达到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集中在胡适的实用主义和胡风的文艺思想方面，以为问题只涉及胡适和胡风的活动领域，如历史，哲学，考据，文艺等领域。我们要注意到，五四以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散布的方面是比这更为广泛的，例如自然科学，工农业技术方面，由于许多科学家是在资产阶级学校里受过教育的，所以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这些方面也决不会没有影响。问题是这种影响常常是不自觉的，因此，有些科学家虽然自以为是单纯的科学工作者，同任何哲学思想没有关系，但在讲授科学上带理论性质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使用了马赫主义一类的词句。有些工农业技术家在处理技术问题的时候，往往凭着自己主观的教条公式或主观的爱好来决定一切，而不顾是否适合客观的实际，还自以为是在做“真正”“科学”的工作。最近揭露的关于建筑方面和医药方面的错误倾向，正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表现。为什么自信是崇奉科学的科学家们和技术家们和在这些方面工作中负领导责任的干部竟会受到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为什么他们竟会陷入这种不自觉的矛盾？那就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哲学问题不是仅仅限于哲学家才要考虑的问题，任何一种工作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运用思想和钻研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某种哲学观点（唯物的或唯心的）发生一定的联系，而真正的科学思考，必然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为基础的。不能自觉地在工作中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难免在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上成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俘虏。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曾说过下面一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自然科学和工农业技术工作的人员认真加以学习和领会： “……应该知道，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若拿不出强有力的哲学上的论证，就抵挡不住资产阶级观念底攻击，也阻止不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底复辟。为要支持住这个斗争，为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获得完全胜利，那么自然科学家就必须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主义底自觉信徒，即必须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党派性的斗争，是同一切学术部门和一切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斗争，我们要从这个斗争中来学会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学会在工作中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武器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避免主观盲目性的滋长。这样，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之下，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就会一天天做得更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第3版()专栏： 列宁怎样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戚本禹 列宁在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活动中，极其重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列宁认为吸引人民群众来管理国家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是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而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来访乃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跟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吸引他们参加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方法。 列宁重视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工作。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苏维埃政权刚建立不久的时候，列宁就在其亲手制定的“苏维埃机关行政条例草案”中明确规定：每个苏维埃机关都必须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草案并要求苏维埃劳动、国家监察、司法等人民委员部都要在各处设立问讯局，并把办公日期、时间通告人民；为了便利群众起见，即使星期天和例假日也要规定办公时间。这些问讯局不仅要处理人民群众口头或书信提出的一切问题，而且还要替不识字或不会写的人，免费代写申诉书。 列宁本人在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中给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列宁不但教育群众，同时又非常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并严厉地斥责一切以傲慢态度对待群众的人。对那些用官僚主义态度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因拖延积压群众来信而失职的人员，列宁非常生气，他要求严厉惩办这些人。 列宁注意工农来信，他经常关怀工农来信的内容。一九二二年一月，列宁给“贫农报”的编辑卡尔宾斯基写道：“是否可以简略示知（最多两三页）：‘贫农报’收到的农民来信有多少？在这些信中有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的东西？情绪怎样？当前问题是什么？能否做到每两个月收到一次这样的信？”列宁经常亲自阅读各地群众寄给他的信件，并迅速回复和批示处理意见。列宁不但从农民来信而且从农民的来访中细心了解农民的思想和农村的生活。列宁经常接见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亲切地同他们谈话。美国进步作家阿尔勃特·里斯·威廉斯在回忆列宁的一本书里，曾叙述过一段有趣的话。他在莫斯科时，有一次他被邀谒见列宁，当时列宁因同农民谈话，于是他在会客室等候了一个多钟头才会到列宁。威廉斯起初料想：一定是某一件特别重要的国家大事，某一特别重要人物耽误了他，因为列宁平常总是很遵守时间的，但当列宁的房门打开时，原来被接见的是一个平平常常，穿着羊皮袄和草鞋的农民，一个典型的贫农。当威廉斯走进列宁的房里时，列宁对他说：“请原谅我。这是唐波夫省的一个农民，我想听听他对于电气化、集体化和偿付沙皇借款的想法。是这样有趣而动人，我完全把时间忘记了。” 列宁在决定重要事情时，总是先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他把群众来信来访的材料，看成是决定党的政策和实行正确领导的重要依据。一九二一年初，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这是苏联共产党在政策上的重大的转变。在制定这一政策的时候，列宁曾屡次同农民谈话，看了许多农民的来信，并利用了这些材料。 列宁极其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在改进国家领导机关工作中的作用。他认为群众自下而上的批评和告发，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纯洁国家机关的重要武器。他在“苏维埃机关行政条例草案”中即明白指出，规定上述条例的原因就是“为了反对官僚习气，为了更能有成效地发现滥用职权，以及揭露和消灭混入苏维埃机关里来的不良公务人员”。一九一九年列宁曾任命斯大林主持国家监察部，他给斯大林指示说，在监察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据公民控告来作突然的检查。列宁本人就是非常有效地运用群众来信来访去同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的。列宁对待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者、违法乱纪的分子是丝毫不留情面的，他主张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惩罚。一九二一年有一个红军战士到莫斯科写了一封信给列宁，信中反映顿河地区某些干部有滥用职权和贪污、盗窃等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已引起当地群众极大的愤慨。列宁看到这封信以后，马上把原信抄了一份给中央书记处书记莫洛托夫同志，建议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几个同志和一二十个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带着来信人到顿河区去调查这件违法案件，如果调查情况完全属实，即把这些犯了严重罪行的人就地枪决。列宁在给莫洛托夫同志的字条上还写道：“火速找到来信作者，接见他，安慰他，告诉他说，我有病，但他所提出的案子，我是会督促办理的。” 列宁认为通过典型案件的处理，来推动整个国家机关的反官僚主义和反违法乱纪的斗争，有重要意义。一九二一年九月列宁在“关于用司法手段与官僚习气作斗争的问题给司法人民委员长库尔斯基的信”中说，要选择“最惹人注目”的案件，并对每件案子加以政治上的审判。列宁有一次接到一个女教师伊万诺娃的控诉信，他看后立即派人调查，并且抓住这件案子向各县各乡发布通告，让广大群众知道：证据确凿的控告有重大意义，并能收到重大效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来信来访所谈的问题都是正确的，在苏联处于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过渡时期中，列宁曾接到各种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件，接到许多表面似乎是诚恳的，但实际是含有恶意的信件，其中还有些是阶级敌人写来的信件。但是列宁从没有上过这些人的当，列宁英明的地方就是他善于细密地分析这些信件，不是按一个公式而是分别不同情况正确地对待各种不同阶级不同态度的人的来信。 上面所叙述的，只是列宁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一部分事例。但已充分地说明列宁是何等重视国家机关同群众的密切联系、重视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了。今天，我们纪念列宁，必须认真学习列宁的伟大榜样，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进一步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密切我们国家机关同群众的联系，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3版()专栏： 全国已有二十多省市举办唯物主义讲演会 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河北、山东、贵州、热河、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湖北、青海、江苏、浙江、甘肃、辽宁、云南、江西、山西、河南、广东、广西、内蒙古等二十五个省市先后开始举办唯物主义讲座。各地除计划在省会所在地举办讲座外，并将在许多中等城市设立讲座。如：华南有桂林等十一个市；江苏有徐州等七个市；安徽有蚌埠等四个市；江西有赣州等二市；辽宁有鞍山等九个市；陕西有宝鸡等三个市；甘肃有酒泉等九个专区；山西有大同等三个市；河南有洛阳等五个市；河北有保定等四个市。预计参加听讲的人数北京二十三万人；上海二十万人；安徽五十万人；辽宁二十万人；山西十一万人；天津十万人；湖南四万人；贵州二万人；甘肃五万人。 讲演次数一般规定每月一至二次，每次二至三小时。讲演在业余时间举行，并按自愿原则组织听讲。 为了提高讲演质量，各地党委都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北京市的办法是先由大报告员向报告员进行通俗辅导报告，然后由报告员向下传达；山西、河南、华南分局，内蒙东部区党委等均成立了讲师团；贵州、湖南、甘肃、云南、辽宁等均成立了演讲研究组；青海规定讲稿先在高级组讨论会上进行讨论，而后再向大家报告；浙江计划把讲师集中进行备课；陕西、湖南规定讲稿应经省委宣传部审查；江苏计划先抽市宣传部长到省学习两周哲学，并计划在省党校举办哲学教员训练班以培养县的讲演者。不少负责干部还亲自参加讲演。如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河北省委副书记张承先都担任了讲演工作。 各地党委并注意组织报社、广播电台、出版社配合唯物主义宣传。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为了对在北京各机关参加高级组学习的干部（包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驻京军事机关及北京市机关等）进行唯物主义宣传，决定举办“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会。这个演讲会初步计划自四月至七月举办讲演四次，每月一次，现已聘请周扬、杨献珍、胡绳、艾思奇等同志分别主讲以下四个题目：（一）为什么要批判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二）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三）胡适思想批判；（四）胡风思想批判。 这个讲演会每次准备吸收听众五千人，在怀仁堂和其它几个礼堂同时听讲，参加听讲以自愿为原则。 第一次讲演定四月二十三日举行。由胡绳同志讲“为什么要批判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 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为了更广泛地满足在北京的自然科学家和高等学校教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要求，决定自本月起将原来由自然科学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委会单独举办的哲学报告会，扩大为三个单位联合举办的辩证唯物主义讲座。扩大以后的讲座，每次可容纳听众三千五百人左右，参加听讲的除在京自然科学家外，还包括北京高等学校的教师。计划每月举办讲演一次，按自愿原则，由有关单位分别组织听讲。该讲座已聘定陈伯达、周扬、胡绳、艾思奇、孙定国等同志为主讲人，初步确定的讲题有： “为什么要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方法论批判”“胡风思想批判”以及“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唯物辩证法”等。 第一次讲演业已在本月二日举行，由艾思奇同志作了“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报告。第二次讲演（扩大为讲座后的第一次）定本月二十三日举行，由孙定国同志讲“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方法论”。

第3版()专栏： 回忆列宁 荣膺四次勋章的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过去的普梯洛夫工厂），是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共产党的英勇的历史记载着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在一九一七年的沸腾的日子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是革命的俄罗斯人民的突击队伍之一。他们幸运地看到了伟大的列宁，听到了他的声音，执行过他的战斗指令。当时参加过那激动人心的事件的许多人，现在还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着。他们都听到过列宁的话、同列宁谈过话。下面是几位工人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回忆。 伊里奇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中间 基洛夫工厂印刷车间主任　阿·卡·米罗什尼科夫 据我所记得的，列宁到我们工厂来过两次。 记得在一九一七年五月的紧张日子里，列宁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大家还不是都了解临时政府的政策，那时临时政府里是一些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五月十二日在工厂里开了一次大会。几千人都聚集在院子里。孟什维克齐赫芝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来参加了大会。工人们不愿意听他们所说的话，简直就没有让切尔诺夫说完。“高贵的客人”走了，他们那漂亮的演词没有能打动任何人。 这时，从大门口飞快地传来了一个消息：列宁来了！我们一看，工人们从门口把伊里奇抬进来了。四周是暴风雨般的喧闹的欢迎声。伊里奇走上讲台，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可是四周安静极了，简直像有人敲过了钟一样。开始时，他谈到了齐赫芝和切尔诺夫，他说：“我今天虽然没有听到他们讲的是什么，可是我知道……”于是伊里奇就彻底粉碎了“临时政府”拥护者们所说的话。他用简单明了的话向工人们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对战争和和平的看法。必须结束战争——这就是全体参加大会的人从他的话中所懂得的道理。 列宁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他一讲完，那些站得离他近的人就又把他抬起来了，大家高唱着“国际歌”，把他一直抬到汽车上去。伊里奇走了，可是各车间都长久地谈论着他。从那一天起，工厂里就发生了转变。布尔什维克完全占了上风。 我第二次看到列宁已经是一九一八年了。那是很艰难的时候。工厂里的燃料都快烧完了。工厂面临停工的威胁。秋天，弗·伊·列宁到我们这儿来了。他召集起工厂委员会的委员、车间委员会的主席。列宁说，不能让这样一个重要的工厂停工。他说，工人们应该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到别的工厂看看，看一下那儿有没有多余的燃料，看一下城里的运河，特别是环形运河。那儿有不少木材：木筏、旧驳船、木板。应该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他说，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会帮助我们。同时，只要路一通，就应该立刻派火车到产木材的地区去。伊里奇说：“革命需要普梯洛夫工厂照常工作。我们非常需要它的产品。” 他的话鼓舞了我们，我们行动起来了。十二节火车车厢改装成载重电车的样式，用这些车从环形运河运来了木柴、木板，并用它们运送煤和石油。我们的锅炉房活跃起来了，我们得到在全市所有的运河上收集燃料的许可。等到刚刚有了可能时，我们就从四十部油槽车中派了一列车到巴库去运燃料。 同所有的苏维埃人一样，我以我们祖国的伟大成就而自豪。我们大家沿着列宁指示的道路大踏步前进。早在伟大卫国战争以前，我国就已建立了强大的燃料、动力基地。现在你要是向青年们说，我们当时是怎样在缺乏燃料的情况下进行斗争，这也许很难使人相信：那么大的工厂怎么会是这样的。现在，无论看看哪儿，到处都是发电站，而且，还有多少新的发电站正在建设起来啊！而这正是从实现列宁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开始的。这就使你不能不一再赞叹：伊里奇看得多么远啊。 列宁交给我们的任务 基洛夫工厂干部教育科科长　弗·伊·索包列夫 我记得，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不到一个星期，我们被召集到斯莫尔尼来。听说是我们将按列宁的指示到俄罗斯各地去作宣传。大家聚集在大厅里。门开了，列宁走了进来，一直走向我们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中间。我们紧紧地把他团团围住。我们谈起来了。我是第一次离他这样近，简直没有想到他是这样容易接近，这样质朴。 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们和列宁做了长时间倾心的谈话。伊里奇的谈话，使任何人都感不到一点拘束。他的话全都是多么简明啊。他对我们讲述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在这儿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的全文），讲到应该怎样向人民解说这些法令，怎样解释苏维埃政权的本质。 应当说明，我们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呢。 伊里奇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说，应该怎样行动。他说，我们应当依靠贫农，在贫农的支持下才能永远给革命的敌人以打击。列宁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应当怎样行动。他说：“不要住到那些有钱的人和富裕的人家里。在召开会议以前，要和贫农谈一谈，应当事先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列宁的鼓舞下，我们分散到国内各地去，有的人去费尔干，有的人去西伯利亚，有的人去高加索。我是在特维尔省的农村执行列宁所给的任务的。 列宁的使者怀着愉快的心情回来了，他们把表示支持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大会的记录带到斯莫尔尼来。 当回顾过去的时候，特别使人激动的就是列宁给予人民的第一个文件——和平法令。现在当你看到强大的和平运动的新胜利的时候，就会想道：“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从列宁的火花中燃烧起来的争取和平斗争的烈火，它用希望的光辉照耀着大地上普通人的命运。” 从前线去会见列宁 基洛夫工厂中央工具车间前机床调整手　依·卡·柯洛列夫 一九一七年春天，我们驻在旧康斯坦丁诺夫附近的师团，举行了对临时政府的宣誓。军官们又谈论着战争要“进行到胜利为止”的话。当时我们这里的布尔什维克还很少。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支配了更多的人。他们要把我们拖到哪里去，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这样，同志们就对我说：“伊万，你是彼得格勒人，那里的大街小巷你都熟习，你去找一趟列宁吧，问一问我们应该怎样办，并且把他的意见带回来。这样，我就作为一个团的代表出现在彼得格勒了。这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初的事。我来到克谢辛斯卡娅宫，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设在那里。起初警卫人员不放我这个非党员进去，而我解释说我是由前线战士派来会见列宁的。我进去了，在那里，刚好碰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会议室走去。我走近伊里奇，向他打招呼。 “同志，您从哪儿来的啊？”他问。 “从乌克兰前线来的。”我说。 弗拉基米尔立刻就感到兴趣了：我们那里的事情怎样，士兵们想些什么呢？我尽可能地向他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派我来。我说我来是为了征求意见，为了倾听党的主张。提示我们应当怎样行动。最好是派几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到我们团里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笑着说道： “同志，就是我们这里人手也不多。而在你们那里，显然有跟人民站在一边的人。我们给你们一些书籍，并向你们说明一切。道理是很简单的。” 伊里奇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和我谈话，虽然那天他的事情很多。 他这样关怀一个不熟识的普通人，这样亲切地问到士兵的起居，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在谈话结束时，他突然问道： “同志，您入党了吗？” “没有，”我回答说。 “怎么回事，是您不愿意吗？” “您这是怎么说的呢，”我说，“只是因为我还不会办手续。” “那么，”列宁对我说，“如果真有这种愿望的话，您就上楼去，”他指着一间屋子说，“那里有人跟您谈。” 于是他同我告别，到那些等候着他的同志们那儿去了。 在楼上，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个负责工作人员和我谈了话。过了一天，我在中央委员会的军事部接受了党证——一张珍贵的粉红色卡片。 我带着大量党的文件和布尔什维克报纸，口袋里装着党证回到了本团的同志们那里。我们这里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开始聚集力量。这样，社会革命党人的猖獗情形，很快就变成了过去。 这并不是我同列宁的唯一的一次会面。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常看到他，因为我是苏维埃代表。此外，在群众大会上也看到过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异乎寻常的朴素，他同人们进行谈话的技巧，能使人时刻不忘；他的说服力，他那在最复杂的时期帮助他对敌进行斗争的钢铁般的毅力，是使人惊叹不止的。　（本报特约稿）（附图片） 一九一七年五月列宁在普梯洛夫工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苏联　布洛德斯基绘

第4版()专栏： 范文同向亚非会议提出声明 新华社万隆二十一日讯　亚非会议新闻委员会二十一日发表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二十日提交亚非会议的声明，声明全文如下：主席先生，各位代表， 今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很高兴地代表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亚非会议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团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在祝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会的时候，我们是在祝贺亿万亚非人民不可抗拒的兴起。我们祝贺亚非人民的大团结。我们欢呼亚非人民在当代国际舞台上发挥的重大作用。 这次亚非会议充满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代表着亚非人民对和平的愿望和意志的亚非会议决心要维持和巩固和平，同时它要坚决保卫争取独立和平等的民族权利。它将是对亚洲和非洲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事业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它将成为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基础。它将成为亚非国家之间以及同全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 亚非国家都是具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它们有着天赋的丰富而珍贵的矿藏，广大而肥沃的平原，蕴藏着极珍贵的林产宝藏的无穷无尽的森林与山脉和有着无限水产资源的漫长的海岸线。我们的财富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中的一部分，这些财富足以保证我们地区的人民过富裕而幸福的生活。亚非地区是有人类居住的地区的最优秀和最古老的文明——像中国、印度、阿拉伯、埃及以及其他亚非文明——的摇篮。它们照亮了全人类。我们的文化成就是世界著名的，并且永远成为亚非人民的光辉的过去的明证。我们的许多发现仍然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的最卓越的业绩，而且是最宝贵的科学遗产的一部分。 但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亚非人民一直遭受着殖民统治的痛苦。由于各方面所受的非人剥削，他们一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民族独立受到压制，民主自由受到禁止，作为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权利受到漠视，他们所有的潜能都受到抑制而不得发挥，他们的地位和威望被贬低了，他们的进步受到阻碍。 由于殖民主义，我们各个国家曾经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没有正当权利的国家，它们被剥夺了自决的权利和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它们的地位的权利。 但是，亚非国家已经恢复了或正在恢复它们的民族独立、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在这里的人都是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和在见解上有许多不同的国家的代表。正是这些不同反而更加显现了我们共同的感情：所有我们各国人民和政府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愿望。 这些共同的感情已经使我们聚会在这里。我们的会议就是亚非国家和平共处和在和平共处原则的指导下一起工作的意愿的表现。 我们正在亚非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担负着一项重大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使这次聚会获得很大的成就。我们的会议本身应该是一个和平共处的榜样，而且它应该促成我们这些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从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 越南民主共和国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非常高兴，它保证要尽最大的努力，以求对这次会议的成功和对亚非国家人民的友谊与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这次会议需要解决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说明一下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态度：第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明确无误和有力的方式表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人民要在他们自己之间和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保持和平共处的意志、他们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决心以及坚决反对一切战争阴谋的态度。 亚非人民从来没有挑起过战争。他们在战争方面没有任何既得利益。他们是发生在他们领土上的许多次战争的牺牲者。亚非土地时常成为鲜血遍地的战场，亚非青年时常变成了炮灰。许多无辜的平民受到屠杀，许多庙宇、宝塔、教堂、学校和文化场所化为灰烬。许多亚洲人和非洲人的家庭还在悲悼他们心爱的人，许多亚洲和非洲的城镇和乡村仍然显露着尚未复原的战争创伤。第一次的原子弹投在亚洲的领土上，亚洲人成了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牺牲者，难道这还不够吗？ 今天，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战争的炮声正在亚非两洲的某些地方隆隆地震响；军事侵略集团正在建立，这种集团严重地危害着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安全。 今天，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毁坏力已使每一个人确信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和平共处的道路。另一方面，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的首次尝试的成功，已经展开了人类从未梦想到的最光辉的前景。 因此，亚非人民对于战争感到无限的痛恨和厌恶。他们对和平抱有最深切的希望，他们坚决要为维护和平而斗争。 越南人民属于亚非地区，他们曾经经历了长时期战争的痛苦。日内瓦会议替他们带来了十五年来第一次的和平。因此越南人民同亚非人民一起，坚决反对一切战争阴谋、一切侵略性的军事条约和原子战争，要求停止制造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销毁一切原子弹和氢弹，并且衷心支持和平使用原子能，以提高各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第二，对亚非人民以及对全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和平生活同民族独立和各国人民平等是分不开的。如果各国人民仍然受外国侵略者统治，如果仍然有领土为外国侵略者所占领，如果既没有民族独立，也没有民族主权，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今天打算破坏和平的人，正是那些试图用幕后活动的办法来奴役亚洲和非洲人民的侵略者。历史事实证明：只要是殖民主义统治亚非国家一天，这些国家就只是炮灰、奴隶劳工和战争原料的供应者。它们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具。它们的土地变成了血腥的战场。 但是由于和平是人民的热烈愿望，只要亚非国家争取到它们的独立、平等待遇的权利和决定它们自己命运的权利，那么它们就要尽它们最大的力量维护和平。只有在这个时候，和平才成为真正的和稳固的和平。 因此，对亚非人民来说，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是和反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和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各民族平等的斗争一致的。 由于越南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来恢复他们自己的民族独立和重建他们的和平生活，由于他们得到了亚非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他们热心地支持亚非人民反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过和平生活的一切斗争。 今天，这种斗争在许多国家里，在不同的形式下进行着。 越南人民全力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恢复领土完整的斗争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争取统一的斗争。越南人民有力地要求在尊重领土完整和各国人民的独立、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解决像西伊里安、果阿、马来亚、怯尼亚这样的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非洲人民的解放运动。越南人民要求彻底废除亚洲、非洲和全世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且要求外国部队全部从亚洲和非洲撤退。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外国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亚非国家的内政。亚非国家人民要求持久和稳定的和平，要求民族独立和各国人民之间平等的权利，因为他们希望建设幸福、繁荣的生活。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亚非国家人民之间的团结、友谊和各方面的亲密关系。在亚非国家的历史中，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证明是每一个国家进步和所有亚非国家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推动力。殖民主义和战争打断了这种古老的、宝贵的接触，树立了隔离的壁垒，制造了种族仇恨，阻止了一切经济和文化交流。最近几年以来强迫实施的禁运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这种禁运已经严重损害了亚非国家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和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恢复并且一直在发展。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共同宣布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以后，又和缅甸联邦总理共同宣布了这些原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宣言，它在亚、非两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亚非国家在维护和平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友好和合作的新纪元。从那时以来，许多亚非国家相继出来支持这些原则，亚非的团结已经成为事实，这种团结意味着亚非人民的觉醒。 我们亚洲和非洲国家是人力和原料的巨大的源泉。但是殖民主义和破坏性战争阻碍了我们经济的进展。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目前感觉到需要扩大亚非国家之间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经济合作，以便充分发展我们的经济潜力和建立一种繁荣的经济，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扩大我们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发扬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加强我们人民之间的友谊的先决条件。 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扩大和加强亚非国家之间的各方面的关系。 越南人民在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争取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斗争是完全符合于这次会议的宗旨和目的的。 越南人民所进行的历时八年多的长期艰苦的爱国战争，是争取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它引起了深远的反响。它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它取得了两次重大的胜利，一次在奠边府，一次在日内瓦。 日内瓦会议是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对和平、对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日内瓦协定明确地规定了关于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和恢复和平的必要条款。日内瓦协定也规定了关于巩固和平和防止战争再起的必要条款。那就是禁止运入新的武器和军事人员，禁止在印度支那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禁止利用印度支那的土地达到侵略的目的，并禁止印度支那国家参加任何军事同盟。 实施日内瓦协定，不仅将巩固和平，而且也将缓和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紧张局势。 日内瓦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实现民族独立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给予了正式承认，并且规定了切实可行的步骤。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所有国家，曾经保证尊重印度支那人民的合法权利，保证不干涉印度支那国家的内政，并且坚信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从此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在和平的国际大家庭中充分起它们的作用。 因此，日内瓦协定是迄今最明确和最清楚地承认了争取民族解放的弱小的和被压迫民族的要求的第一个国际协定，它符合一切被剥夺权利和被压迫的民族的最珍贵的愿望。 正是因为日内瓦协定是和平力量的一个重大胜利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所以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和非洲人民热烈地欢呼日内瓦协定，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胜利。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所有领袖、政府和舆论一致欢迎和支持日内瓦协定并要求所有有关方面彻底和正确地履行协定的所有条款。 日内瓦会议后，越南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目的在于彻底履行停战协定，巩固和平，争取全国统一、独立和民主。这种斗争同时也是维护亚洲、非洲和全世界和平、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使协定中已经被承认的小国取得完全的民族权利的斗争。 越南人民已经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正确地履行了目的在于结束战争和恢复和平的条款。 越南人民要和平。他们已经在日内瓦会议上恢复了和平。他们决心为巩固这个已经恢复的和平而斗争。他们需要和平，以便重建他们被十五年的战争所破坏了的经济，并重建他们的国家，消灭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痕迹和继续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水平。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就说明为什么所谓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后增加了好几个师的武装力量的谰言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并且遭到了受权人士的断然驳斥。 双方军队撤到它们各自的集结区所规定的三百天期限已将近结束。一个新的时期即将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关于通过自由的普选来统一越南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越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任何人都不能分裂它。在越南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中都贯穿着统一这两个字的印痕。它们深深地刻在越南的土地上和从北部到南部的全体越南人民的心中。在目前，争取统一的斗争是全体越南人民的神圣的斗争。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宣布，为了给北部和南部当局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举行协商会议作好准备，它愿意恢复北部和南部之间的所有的正常关系，作为取得越南统一的第一步，同时它也宣布它愿意同南部当局进行接触。在这方面，胡志明主席在新年宣布：“我们准备真诚地团结任何希望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的个人和团体。”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真诚、现实精神和善意。 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心要严格地和充分地履行日内瓦协定。这就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始终同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进行紧密的合作，并且给委员会以一切协助，以帮助它完成它的任务。 老挝和柬埔寨是越南的两个邻邦。它们和越南一样，是一定会充分履行保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民族权利的日内瓦协定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止一次地宣布它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建立关系。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希望而且愿意尽它最大的努力，根据这五项原则发展它同亚非国家——特别是同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和各方面的关系。 至于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愿意在尊重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的基础上并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来同它恢复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 越南民主共和国将努力发展它同友好国家、特别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兄弟关系和各方面的密切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旧中国截然不同，正如光明和黑暗截然不同一样，它是坚决争取自己的民族权利、同时也争取不论远近大小所有国家的民族权利的一个世界强国，它是同印度共和国一起最先提出五项原则的国家，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 上述一切都证明了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诚恳态度、现实精神和争取和平的意志。 但是在印度支那和平恢复后不久，一直在策划继续和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却致力于组织反对日内瓦协议的军事集团，在他们将把南越、柬埔寨和老挝包括进去的所谓“保护地区”之内，他们曾试图用尽最大力量扩大他们对南部内政的干涉，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并把新武器和军事人员运往南越。 镇压民主自由，扼杀南越人民要求和平和统一的意愿，在南部制造目前的纠纷，从而破坏治安和威胁人民的和平生存，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的最恶毒的阴谋之一就是诱骗和强迫一部分的人民，特别是天主教徒到南部去，以便为他们新成立的军队提供士兵，为他们的橡胶园提供劳工。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阻挠北越的经济复兴和和平建设。同时，他们还试图在世界上煽动起不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舆论，从而实现他们破坏日内瓦协议的黑暗的阴谋。 他们采用了这样的宣传手段：上帝已到南方去了，留在北越的人们不仅将失去他们的灵魂，而且还将死在美国人在北越投掷的原子弹下。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有一些人民，虽然留恋他们的家乡，忠实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胡志明主席，但是他们决定到南部去，因为他们害怕失去灵魂，怕死在原子弹下。除了欺骗之外，他们还用了各种各样的胁迫的办法，强迫人民到南部去。 在日内瓦协定签订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宣布，愿意到南部去的人可以自由到南部去。 这样人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到南部去。他们之所以去，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欺骗和胁迫，而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南部的政权而不喜欢北部的政权。人们可能问：为什么没有人离开南部到北部去呢？这是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鼓励这种流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越南的公民，不论他们居住在北部或居住在南部，都是居住在自己的祖国，都是团结在争取和平与领土统一的共同斗争中的。像绝大多数的外国记者所注意到的那样，全体越南人民，包括那些居住在南越的在内，他们的心都是向着胡志明主席的，他是统一和独立的越南的活的象征。 这是没有人能掩盖的真理。 为了使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关系恢复正常，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在它的权限范围内，宣布那些愿意到南部去的人可以完全自由地流动。可是，由于南越当局所造成的困难，北部和南部之间的流动仍然受着限制。 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者的上述一切的活动都是彰明昭著地违反日内瓦协定的，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要扰乱印度支那的和平，破坏越南以及柬埔寨和老挝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并侵犯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这些活动是在亚洲、非洲和全世界制造新的紧张局势的整个阴谋的一部分，而这个阴谋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和平，奴役亚非各国人民。 越南全体人民决心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这些阴谋。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斗争。但是这是一个争取和平、统一和独立、争取实现越南人民以及所有人民的正当愿望的正义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将能动员越南全体人民的潜在的力量，这个斗争之所以将博得所有亚非国家的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其原因就在于此。 今天，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在为争取越南的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而斗争，为争取被压迫国家的独立和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为争取亚洲、非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为争取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和合作的斗争作出贡献。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有荣幸对亚非会议表示欢迎。 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感谢发起国家邀请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参加亚非会议。他们诚挚地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热烈的和殷勤的招待。

第4版()专栏： 波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签订十周年 华沙和莫斯科分别举行盛大庆祝会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据塔斯社华沙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部长会议，二十日在华沙联合举行庆祝大会，庆祝波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签订十周年。 出席庆祝大会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贝鲁特和萨瓦茨基，各政党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华沙的先进工人、文化和科学工作者。 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庆祝大会。 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致开幕词，他向苏联人民、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热烈祝贺波苏条约签订十周年。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贝鲁特作了波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签订十周年的报告。他着重指出了波苏条约对于人民波兰的巨大历史意义。贝鲁特的报告一再为到会者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接着，赫鲁晓夫在会上致词。他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体波兰人民致衷心的祝贺。他的贺词受到了到会者的热烈欢迎。 最后举行了盛大的艺术表演会，参加表演的有波兰和苏联的艺术家。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苏联文化部，二十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联合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波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签订十周年。参加会议的有莫斯科各社会团体和劳动人民的代表，以及许多国家驻苏联的外交使节。 以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苏联文化部部长尼·米哈伊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和波兰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和友谊的报告。 接着，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他代表人民波兰向苏联人民祝贺，并感谢苏联人民在各方面给予波兰的帮助。 西伦凯维兹最后宣读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波兰政府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 最后，举行了盛大的演出，参加演出的有波兰和苏联的艺术家。

第4版()专栏： 亚非会议十九日全体会议的情况 新华社万隆二十日电　亚非会议在十九日上午九点十五分继续举行全体会议。在会议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宣布会议开始后，会议秘书长阿卜杜加尼宣读了全世界各地拍来的贺电。其中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索马里兰的青年团体、塞浦路斯的主教和新加坡工党政府的贺电。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团长德雷萨首先发言。他说，会议的工作应当成为“对亚非各国间互相了解和合作作出建设性的贡献”。他说：正是在世界上我们这一部分地区，争取独立的运动有了最大的发展，但是就在这个地区，今天仍然有百分之九十七的殖民地人民和殖民地。我们大家都身受殖民主义野心之害，这就是埃塞俄比亚一向主张结束殖民主义的原因。他主张废除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制度，并指出，亚洲和非洲国家必须以最大速度发展经济。他说，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就是不可能的。 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说，“我了解，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增进亚非地区人民之间的善邻关系和相互了解，并且仔细地研究他们今天的问题以探讨建立持久和平的方法”。他说，“这个目的符合于旨在维护和平、自由和正义的普遍性的人权宣言。”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惭愧地说，日本曾使它的邻国蒙受了损失，但是结果给它自己带来了无法形容的痛苦。” 高碕说，“我们是经历过原子弹的恐怖的唯一的民族，因此我们对于企图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的罪恶做法不抱任何幻想。 “同其他民主国家携手合作，发展同全世界所有和平的国家的友好关系，从而对于奠定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是日本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 他说，“我愿趁这个机会再一次宣布，日本已经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已经弃绝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他说，日本代表团将向会议提出某些关于经济和文化合作的建议，以及维护国际和平的建议。 在日本代表以后发言的是约旦外交大臣华利德·萨拉。他详细叙述了巴勒斯坦难民的困苦状况，并要求会议在人权和自决项目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主持正义。 老挝首相克特接着发言。他强调会议的重要性，并表示老挝政府完全支持共处的五项原则。 黎巴嫩总理萨米·索勒哈发言。他说，亚非两大洲第一次举行这样盛大的集会，来谋求把它们的力量和资源集中起来为它们的共同利益服务。他说，许许多多国家的人民的福利有赖于我们的工作。黎巴嫩总理在发言中提出了巴勒斯坦问题。 利比里亚代表团团长摩莫卢·杜库利说：亚非两洲大多数国家的这种最高级会议“不能不被认为是象征着这两大洲人民认识到他们对全人类的重大责任的新觉醒的新时代的开始。它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活力的概念的诞生。这种概念的目的在于产生和促进在为全人类——不管他们的种族、信仰、经济地位或地区如何——获得世界和平、永久的友谊、持久的平等和不受限制的正义方面的积极和持久的兴趣。” 他在强调核子武器的危险时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运用一致的影响把这种巨大的力量引导到和平和世界繁荣的途径上去。” 利比亚代表马茂德·蒙塔塞尔说，在这里举行会议是为了用最有效的方式促进国家谅解，保障一切国家人民的基本自由和世界和平事业。他向那些仍然遭受殖民主义桎梏、正在为摆脱这种桎梏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国家的人民致敬。 他把殖民主义称为产生目前世界关系中紧张局势的第一个罪恶。他说：“只要一个国家使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国家，并且使这个国家屈从于它的目的和一己的利益，我不相信，世界和平是能够取得的。”他对三个北非国家仍然处在外国统治之下表示遗憾。 蒙塔塞尔还在发言中反对种族歧视。他说，这是从殖民主义精神中产生出来的罪恶，并且是对人类的很大触犯。 尼泊尔代表塔帕接着发言。他宣读了尼泊尔国王预祝会议成功的电报。他说尼泊尔支持一切民主原则，并希望在和平、自由和国际友谊中生活。他认为尼赫鲁总理和周恩来总理所宣布的五项原则是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正当办法，可以作为扩大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的真正基础。他最后说，尼泊尔希望看到联合国的门对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敞开着。 巴基斯坦代表、总理阿里接着发言。他说，参加这个历史性会议的国家的人民属于不同的种族、地区和文化，操许多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社会习俗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怀有促进国际谅解和和平的共同愿望。 巴基斯坦总理认为下列各点对维持和平是重要的：尊重一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每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是平等的；一国不干涉另一国内政；不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有权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各国人民有自决的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剥削；用和平方法，即用协商、斡旋或调解的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他说，为了帮助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给突尼斯和摩洛哥自治的问题和阿尔及利亚问题应当讨论。 巴基斯坦总理着重指出了亚非国家间经济和文化合作的重要性。他说：“在引起政治焦虑的今天，我们必须加紧努力，争取我们国家人民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智力上的改善。我们必须用组织思想家和哲学家之间的讨论、翻译古典和当代书籍，自由交换教师和学生等办法，来促进国际谅解。在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之间进行这种文化合作，是特别必要的。这样，为同一个共同理想所鼓舞着，它们就能对和平、安全和一切国家的进步作出贡献。” 接着发言的是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他认为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关心的问题是：（一）殖民主义和政治自由。（二）种族平等。（三）和平的经济发展。但是他的发言大部分只是冗长地陈述他的政治见解，歪曲和诽谤共产主义。 苏丹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是上午会议的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在他发言以后会议休会。 新华社万隆二十一日电　亚非会议十九日下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叙利亚代表团团长阿泽姆外长、泰国代表团团长那拉底亲王、土耳其代表团团长佐鲁副总理、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和南越代表团团长阮文瑞的发言。 叙利亚外长阿泽姆在发言中反对帝国主义，并表示拥护和平共处的概念。 他说，和平共处必须成为“我们国际生活的根本的基础”。他继续说：“认为战争是必要的看法是错误的。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罪恶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很大的罪恶。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人类有着利用自然的富源的能力，一切人类的需要是能够得到满足的。有充分的余地来发展一切思想，也有足够的余地来达到一切理想。” 他着重指出：“有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余，就不可能有和平。进犯或者侵略，不论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是不会导向和平的。消除侵略是安全和稳定的先决条件。” 他说，在这一切问题中，帝国主义是主要原因。他指出：“如果这种侵略行动继续下去，各种问题就将继续存在，不安全的状态也必然将继续存在。为了实现和平，应该消灭帝国主义的所有残余据点，应该扫除所有的邪恶的歧视。当一切帝国主义残余被消除时，那个时候，也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开始一个持久和平和繁荣的时代。” 接着，泰国代表团团长那拉底亲王发言。 他说，泰国同意会议的目的，诸如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善意和合作，以及促进经济和文化合作等。 至于泰国对五项共处原则的态度，他硬说：“这些原则，或许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以外，在国际法中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他说，这些原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最后一项和平共处的原则是例外。他说，对这项原则有“疑问”。他还说，“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 但是，正如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在同一次会议上比较后一些时候发言时所指出的那样，他所说的关于正在中国和泰国边境组织的“渗入和颠覆活动”的事是毫无根据的。 土耳其代表法丁·吕斯图·佐鲁接着发言。他首先指出了这样多亚非国家共聚一堂这个事实的重要意义。他说：“这件事本身最生动地证明了人类为了争取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不断斗争是永远地向前进展。” 他说：他的代表团“充分相信应该使已经在消灭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旧帝国主义的残余从地面上绝迹”。 他指出，今天的世界还没有达到和平、安全和稳定的状态。他接着毫无事实根据地提出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指责，并且把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其他类似的军事条约都说成是为了和平。 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他的用书面形式发表的发言全文分发完毕后，作了补充发言。 周恩来总理答复了其他一些代表提出的若干说法，并且说，他是来“求团结”的。他指出了派有代表参加会议的各国之间的求同的基础。 周恩来总理的发言引起了听众的很大兴趣。 最后发言的是南越代表阮文瑞。他声称他的政府“诚恳地希望致力于和平和自由事业”，并且说，因此，他的政府接受了参加亚非会议的邀请。他在发言中猛烈攻击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定，虽然产生亚非会议的茂物会议已经在公报中宣布，日内瓦协定应该受到一切有关方面的充分的尊重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