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各地粮食部门配合粮食收购，积极改进粮食安全入库和保管工作。这是河北省安新县某粮库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粮食。

第1版()专栏： 全国农业社发展到四十多万个 据新华社二十七日讯：入冬以来，各地广大农民积极要求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地区已完成今冬明春建社计划的一半以上。现在，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从秋收前的二十二万五千多个增加到四十多万个。河北、山西两省已经基本完成建社计划，大部分地区已转入整顿和巩固阶段。山东、河南、辽宁、黑龙江等省建社工作进展也较快。 各地农民要求建社的热情一般是高的。河北省有些农民向工作干部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方向好，生产多，收入大，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利，我们要积极参加。”江苏省金坛县新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对社员说：“再叫我单干，绳扣我也不去；赶我出社，棒打我也不走。”四川省乐山专区的常年互助组大部分进行联组活动，部分互助联组还学习社的经营管理办法，推行了小包工制。山西省武乡县有许多互助组和附近的社建立了经常联系，有的组还和社共同进行土地基本建设。广东、广西两省的有些地方互助组组长背着行李、带着干粮到几十里以外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学习办社经验。在合作社大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许多农民是“随大流”进来的，思想上还表现不同程度的观望和动摇态度。 各地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带动和帮助农民建立新社中，起了极大的作用。福建省南平、建阳专区的五百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目前一般都有三、四个互助组和一些单干农民团结在它的周围，向它学习办社。河北省涞源县开展了“一社带动二、三组”的工作，第七区三十二个老社骨干分子，帮助农民建立了三十个新社；易县六十九个老社协助互助组建立了四十五个新社。山西省壶关、武乡等县由老社帮助新社解决了建社后社内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使新社迅速走上正轨。陕西、吉林、浙江等省许许多多的老社，不仅以本身的生产增加、收入增多和不断得到巩固提高的事实向周围农民示范，而且还采取许多有效的办法带动互助组和单干农民一道前进。如建立定期的碰头会来交流和传播经验，主动地和组订立互相调剂劳动力合同，热情地团结互助组和单干农民共同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此外，各社还随时注意给予某些有困难的农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与鼓励，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老社的威信。但也有少数老社还没有充分显示出经济上的稳固与繁荣，使当地农民更加信任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发展，中共各级地方组织广泛地向农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的教育，训练了办社骨干分子和干部，健全和加强了领导建社的核心组织——中共农村支部。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得以基本上在“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下前进。 但据各地最近的检查，发现发展社的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不少干部对发展社的工作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产生了盲目乐观和急躁情绪。他们认为“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农民的思想都通了”、“随大流就是自愿”、“发动大多数农民入社已不成问题”等等。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就使发展社的计划订的偏高偏大，加之在具体执行中不顾当地实际条件和农民是否自愿，盲目追求合作化，这样某些地方就发生了才建成的社中就有人要求退社或者办了合作社，垮了互助组的现象，并且对农业生产发生不利影响。现在中共各级地方组织正注意解决这一问题。

第1版()专栏： 庆祝苏联展览会闭幕和音乐剧院演出结束 尤金和米古诺夫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苏联驻华商务代表米古诺夫和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负责人二十七日晚在北京举行盛大宴会，庆祝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市结束工作和苏联国立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结束访问中国的演出。 应邀出席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李先念，秘书长习仲勋，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北京市市长彭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副部长。 应邀出席的还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宋庆龄、吴玉章、郭沫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办公室副主任萧方洲，首都科学、教育、文艺、新闻界人士，工农业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以及现在展览会进行专业访问的工人、干部。 苏联方面出席的有：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人员、以波利雅科夫为首的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人员和来我国商谈中苏民用航空通航事宜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热沃隆科夫空军元帅和代表团团员。 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开始前，由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的艺术家们表演了精彩节目。 宴会开始，尤金大使首先讲话。他说：在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后，大约有二百七十多万中国人民来参观，这就证明了展览会是为中国各团体和中国人民所喜爱，证明了展览会获得了巨大成就。他又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无论在苏联展览馆的建设期间和在展览会的工作期间都给予了全面的巨大的帮助；由于这种帮助才使展览会获得巨大成绩。 尤金大使又说：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在北京的演出，也证明了苏中两国艺术工作者在共同的劳动中获得了巨大成就。 尤金大使最后指出，展览会的工作和音乐剧院的演出，是苏联和中国的工程师们、技术工作者、工人们和文化工作者共同地友好地进行工作的一个良好的榜样，它已毫无疑问的更进一步的巩固了苏中两国人民间的伟大的兄弟般的友谊。 苏联驻华商务代表米古诺夫接着讲话，他说：苏联人民和中国朋友们一样有理由对中苏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水平表示满意。苏联展览会在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接着，叶季壮部长讲话。他首先对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所获得的空前而巨大的成功以及圆满胜利的闭幕，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他说，中国人民通过参观这次规模巨大的展览会，都亲眼看见了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光辉而伟大的成就，并且深切地认识了这些成就正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的榜样和远景，因而为此感到极大的欢欣和鼓舞。 叶季壮说：毛泽东主席等给展览会的题词正是我国人民对这次盛大而壮丽的展览会的共同祝词。 叶季壮指出：与展览相结合的技术交流活动的范围是很全面的，它包括了工业、农业、文化、艺术、音乐、歌舞，以至于烹饪等各方面，并举行了报告会或座谈会二百五十六次，展品讲解和问题解答六百三十五次。从这些活动中，中国人民不但更深刻地看到了苏联先进的精湛的技术造诣，而且也得到一次全面学习的机会。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通过这次展览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增强和发展了。他说，展览会虽然在北京闭幕了，但它的印象却会永远深刻地留在人们的心里。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副主任斯莫里扬诺夫在讲话时，代表展览会全体苏联工作人员向在展览会工作的全体中国同志所表现的友好合作精神表示谢意，并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者、组织工作者、建筑家、设计师、艺术工作者、工程师和工人同志在组织这次展览会的工作中所付出的巨大劳动而干杯。 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院长波利雅科夫在讲话中说：我们在好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度过了六十三天，在这里我们受到了异常的关怀与照顾。我们非常兴奋愉快地感到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是和中国艺术工作者紧密合作的日子，是在创作上互相充实的日子。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了中国人民，并因他们的天才，热爱劳动，对自己的将来持有坚强信心而热爱他们。 在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在北京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展览会和音乐剧院全体人员表示感谢。宴会在热烈友好的空气中进行。（附图片） 在尤金大使和米古诺夫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为中苏人民团结友谊而干杯。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第1版()专栏： 越外交部发表声明斥责美蒋条约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据越南通讯社河内讯：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二十六日发表声明斥责美国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声明说：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的这一行动已经把美帝国主义者想长期占领台湾和澎湖并把这些领土变为美国军事基地以便准备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罪恶目的暴露无遗。这一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极严重的破坏，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的一种无耻的干涉。 这一行动证明，美国政府公开背弃它同其他大国缔结的、它自己在上面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些国际协定承认台湾和澎湖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这一行动证明，美帝国主义者故意破坏联合国宪章，宪章严格禁止对世界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有任何侵犯。 这一行动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破坏亚洲人民为保卫和平和发展国际友好关系而作的努力，因而直接地威胁亚洲的和平。 这一行动是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政策的一部分，它竭力要在全世界建立军事侵略集团，从而威胁各国人民的独立和安全，破坏在这个世界上的和平共处。 声明说：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积极实现这个政策，已经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成立了侵略性的东南亚集团，片面地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包括在这个侵略性集团的地区之内。他们派遣杰·劳顿·柯林斯将军到西贡去领导一直在破坏停战协定的法国殖民主义分子和一直无耻地违反日内瓦协议并且破坏越南和平的巩固的吴庭艳集团。 声明说：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台湾和澎湖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美蒋条约，全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发表的要求美国政府把它所有的武装部队撤出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的声明。 声明说：正在为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而斗争，反对美国干涉南越和破坏日内瓦协议的一切企图的越南人民，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使中国领土完整的斗争。

第1版()专栏： 政协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扩大会议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二十七日下午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交换了意见。

第1版()专栏： 苏联“真理报”刊载周副主席政治报告和政协宣言 【新华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　“真理报”二十七日以第四版将近全版篇幅登载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全文。

第1版()专栏： 粉碎美蒋战争条约坚决解放台湾 浙江省和杭州市人民努力生产支援解放台湾 【新华社杭州二十六日电】浙江省、杭州市各界代表一千七百多人在二十五日举行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大会。出席大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表示自己的决心：不怕任何阻挠，一定要解放台湾。 中共浙江省委员会委员、中共杭州市委员会书记吴宪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我们坚决反对美蒋条约，任何人也不能阻挠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浙江省处在国防前线，我们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担负着特别光荣的责任。全省农民要努力搞好农业生产，生产更多的工业原料和粮食，供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全省的工人和各个阶层的人民，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积累资金，做好前线的供应工作，部队到那里我们供应到那里，部队需要什么我们供应什么；全省人民还要做好对敌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粉碎敌人的侵略阴谋和各种破坏活动。 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支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姜震中在会上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蒋介石卖国集团统治时期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和对其成员的惨杀，我们坚决拥护周恩来外长的声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任何阻挠也不能动摇的。”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上海铁路运输局杭州分局闸口机务段副段长陈有生在大会上表示：我们铁路职工保证做好运输工作，把物资安全迅速地运到海防前线去，支援解放台湾。杭州市农业劳动模范沈六斤在会上表示要踊跃缴纳农业税，把余粮卖给国家，来回答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为。 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议。 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决心加紧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 【新华社广州二十六日电】广东省、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一千多人在二十五日举行的大会上，提出要以加紧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来彻底粉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大会由广东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陈汝棠主持。他说：我们举行这个大会，就是表示我们要以全力支持周恩来外长的声明，坚决反对美蒋的战争条约，一定要解放台湾。广东省协商委员会代理主席古大存在会上讲话，他说：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条约，不管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如何花言巧语进行诡辩，都不能掩饰这个条约所明显暴露出来的侵犯我国主权、割裂我国领土、威胁亚洲与世界和平的罪行。我们全省三千四百万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们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张醁村说：不管美国怎样进行无耻干涉，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它。民主党派代表杨荣国说：我们各民主党派广东省组织的成员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以实际行动粉碎这个最无耻的美蒋条约。华侨代表、广州市归侨联谊会主任蚁美厚指出：我们华侨深受在美帝国主义庇护下进行公开抢掠的蒋贼的祸害，我们广大华侨和侨眷坚决反对美蒋条约，一定要解放台湾。 到会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工商界、宗教界代表在发言中，都一致表示要和全国人民一起从各方面加强工作，积极支援解放台湾。 大会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我们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今后要从各方面加强力量，遏止美国侵略集团的狂妄野心，为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和加紧完成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而奋斗。 山东工人、农民纷纷集会反对美蒋条约 【新华社济南二十七日电】连日来，山东省济南、青岛、淄博、烟台等城市以及广大农村的工人农民纷纷举行各种集会，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 山东省协商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山东省分会及各民主党派济南市地方组织、各人民团体等，从十四日到二十三日分别举行了各种集会。在最近举行的中国第一机械工会济南市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一致拥护周外长的声明，并作出决议，号召全市四万多名机器工人及其家属积极提高产品质量，保证职工身体健康，为支援解放台湾而努力。 在支援解放台湾的口号下，各工矿中新的生产成就不断出现。济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货车车间已提前二十三天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工人们最近又提出保证在新年前后不缺勤，生产更多的货车，以增强国家建设的力量。国营新博煤矿职工在提前四十九天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基础上，又提出增产两万八千吨煤、掘进五百六十公尺的任务，现在全矿已掀起新的劳动热潮。 在广大农村中，农民们也都以自己的行动支援解放台湾。昆嵛县峰西村王德书互助组在举行了“支援解放台湾”的座谈会以后，全组组员已出卖了四千多斤余粮和花生给国家。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李振东所在的济南市郊第二区臧家屯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每亩平均生产了五百七十斤粮食；现在全体社员一致提出要挖掘增产潜力，使一九五五年比今年再增产百分之三十，以支援解放台湾。 沈阳市广大人民反对美国重走日本侵略我国的老路 【新华社沈阳二十六日电】沈阳市各界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在二十五日上午集会，严厉斥责美蒋条约，反对美帝国主义重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决议中说，沈阳市人民清楚地记得，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沈阳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的教训！为了和平，决不能以自己的领土作为代价乞求和平。只有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加紧团结，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以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彻底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才能保卫我国安全和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中国共产党沈阳市委员会书记焦若愚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揭露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侵略性质，谴责了美国政府对我国人民的战争挑衅。他说：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引导到 一九三七年的芦沟桥事变，最后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我们沈阳市人民对“九一八”事变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美帝国主义走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占领台湾的行为合法化，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要防止新的芦沟桥事变的再演。最后他说：“沈阳市各界人民，要更亲密地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为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为解放台湾而奋斗。” 接着，各民主党派沈阳市地方组织的代表、各人民团体、工人、农民、文化教育、少数民族、宗教界等代表在会上发言，一致斥责了美国侵略者勾结蒋介石卖国集团对我国人民的战争挑衅，表示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做好各项工作，支援解放军解放台湾。沈阳市工业劳动模范王文山说：“我们全厂工人，一定要更进一步开展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更多地试制新产品。”沈阳市农业劳动模范、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张振发在发言中，代表全体社员坚决拥护周恩来外长的声明，表示要把三十一万斤余粮全部卖给国家，支援解放军解放台湾。

第1版()专栏： 苏联文化部赠我文化部一套舞台照明设备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代表文化部接受了苏联文化部赠送的一套舞台用现代化电气照明设备。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院长波利雅科夫代表苏联文化部赠礼。在赠礼仪式上，张致祥代表文化部及我国文艺工作者对苏联文化部的热情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套现代化的照明设备是苏联文化部专为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来我国演出而备置的。全套设备包括能自动控制的变电器在内，共六百三十七件。

第1版()专栏： 越南人民收到我国赠送的第一批物资 【新华社河内二十七日电】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赠给越南人民的一万吨大米和五百万公尺棉布的第一批已在二十六日下午运到越南，受到越南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批物资包括三千多吨大米和三千八百多包棉布。

第1版()专栏：社论 中国人民一定要粉碎美蒋战争条约 美国侵略集团制造的美蒋条约，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限愤慨，使中国人民进一步加强了解放台湾、反对美国侵略的决心。最近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坚强决心和正义立场。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这样的革命大团结是任何侵略势力所不能战胜的。 周恩来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严正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蒋条约，任何战争威胁，决不能吓倒中国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而进行的坚决斗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表宣言，一致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是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斗争，我们将不屈不挠地斗争到底！” 朝鲜停战和日内瓦会议以后的国际局势，本来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美国侵略集团却继续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美蒋条约的签订就是又一证明。这个条约严重地威胁着远东和亚洲和平，正如巴黎协定威胁着欧洲和平一样。美国正在企图一方面把美蒋条约同它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的其他侵略条约联结成美国在东方的侵略体系，另一方面利用巴黎协定来扩大它在欧洲的侵略体系，同时积极策动组织它在中东的侵略体系，以便把美国在东方和西方的侵略体系连结起来，构成一个世界性的军事侵略体系。如果美国这个凶恶的战争计划得逞，国际局势就会更加恶化，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就将受到严重威胁。这显然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决不能容许的。反对美国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斗争。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巴黎协定的武装西德议定书，这又一次反映了法国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迫切愿望，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蒋条约，也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美蒋战争条约彻底地暴露了美国不顾国际信义的无赖面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了掩饰美国霸占台湾和澎湖的侵略行为，竟然无视“开罗宣言”和 “波茨坦公告”，硬说台湾和澎湖具有一种所谓“特殊的法律地位”和“特殊的国际地位”。同时，他断然否认台湾和澎湖已在日本投降后根据这些国际协议归还中国的事实。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 人们记得，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方面由陈仪在台北举行了受降仪式，接受了日本投降代表安藤利吉呈递的降书；后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九五○年一月五日发表的关于台湾的声明中，并曾宣布美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阐明杜鲁门的声明时还说：“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艾奇逊说这是“美国的基本品德”，并宣称美国政府决不会“把所说过的话抛到九霄云外”。 但是，当杜鲁门和艾奇逊之流发表了上述的声明以后，没有几个月就把他们自己说过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美国的统治集团又企图用美蒋条约使它侵占台湾合法化，武装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把台湾作为它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基地。美国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已经到了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不能容忍的程度了。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一些负责的外交官员竟公然支持美国霸占中国领土台湾、扩大侵略中国的蛮横立场，甚至鼓吹英国参加美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在英国外交副大臣、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纳丁在十二月十二日发表英国准备“卷入”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狂妄言论之后，另一个英国外交副大臣里丁侯爵在同月二十日在英国上议院的发言中，竟然企图抹杀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事实，说什么 “并不存在”规定台湾地位的国际文件，并且说： “我们并不认为它（台湾）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英国这两位外交副大臣的论调，是完全违反国际道义和英国所参加的国际协定的。英国政府不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且还曾参加了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台湾和澎湖等应该归还中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英国外交次官梅休在英国下院答复询问时，也承认根据开罗宣言，中国当局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已对台湾加以控制，“并在此后一直行使着对该岛的控制”。一九五○年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的发言中更说：“我认为没有理由自食其言否认开罗宣言”。这都是作为一个大国的负责的政府——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承担的道义责任和明明白白地宣布过的态度。但是，今天英国的两个外交副大臣竟然企图食言自肥，和美国搭伙来对中国进行威吓！人们不应该忘记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而英国如果采取这样的政策是不会对它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为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从事大规模的和平劳动。因此，我们期望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主张根据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所倡导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建立正常的关系；我们对于朝鲜停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所作的贡献，都清楚地证明了中国人民这种谋求和平、缓和紧张局势的真实意愿。但是，美国侵略者却以战争威胁中国人民，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骚扰我国大陆沿海，企图使我们不能进行和平建设。美蒋战争条约签订后，美国侵略者正在加紧把军火武器交给蒋介石卖国集团，积极准备在远东扩大战争。美国好战分子雷德福的到远东来，就是为了美蒋战争条约的具体实施，加紧策动对我国的战争威胁。美蒋战争条约的挑衅性质而绝非所谓“防御性质”，从这里看得更清楚了。美国 “纽约先驱论坛报”十二月二日透露，美国侵略集团对远东的政策，是要使中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和“完全工业化”；他们狂妄地认为：“要使中共不能巩固其地位，决不是不可能的事。……用美国海空军配合着当地的反共力量来适当地施加压力，就能保证使中共政权瓦解。”这就更赤裸裸地说明了美蒋战争条约的真实意图。 但是，美国侵略者的这种战争挑衅，只能吓唬那些神经衰弱的人，对于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根本没有作用的。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中已经百炼成钢，是决不怕任何战争威胁的。中国人民对于打击美国侵略和挑衅，绝不是生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中指出：“我们热烈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牺牲国家的领土和独立去乞求和平。我们坚决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为了保卫和平，必须反抗侵略。”这是全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坚决意志。 为了和平，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侵犯中国的领土和独立。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决的回击。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消灭蒋贼，粉碎美蒋战争条约。

第2版()专栏： 开辟一条通过“世界屋脊”的公路 西南公路工程局第二施工局总工程师　李昌源 西南公路工程局第二施工局工程师　甘城道 康藏高原是“世界屋脊”，选择一条经济的、合理的通过“世界屋脊”的公路线，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既缺乏线路设计的理论修养，更缺乏高原筑路的实际经验。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满怀信心地担负起这个任务。 揭开西藏地理之谜 西藏地理一直是个没有揭开的谜，很少有道路设计所必需的资料，一切工作都得从头来起。一九五○年冬，派了一个踏勘队由甘孜出发，开始勘查马尼干果至昌都的路线。一九五一年春，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织了一个踏勘队随军向拉萨踏勘。他们往返于北路、中路、小北路和拉萨至则拉宗，历程数千公里，为时一年有余，冒严寒、忍饥饿，不顾生命危险，失联络达数月之久。当他们安然归来时，已是破衣百结，须发满面。一九五二年又有四个踏勘队踏勘南线，一个踏勘队覆勘中线，同样历尽艰险。这些踏勘队万里长征，足迹遍于西藏，终于找出七条比较线，初步揭开了康藏地理的真面目。 选定南线 七条比较线，我们选定那一条？南线、小北线还是中线？ 我们比较了小北线和南线。小北线海拔高，工程艰巨，冬季不能施工，修通后，冬季冰雪封山，也不能全年通车，汽车行驶地区海拔愈高，能力愈小，车辆也容易损坏。因此，选定小北线，不仅增大建设成本，而且将降低线路的使用价值，增加运输成本。南线海拔低，可以全年通车，选定南线就能提高路线的使用价值和减低运输成本。小北线是牧畜区，南线大部分是农业区，人口多，矿产比较丰富。选定南线能够照顾到藏族同胞目前与将来日益增涨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但是，南线有地震、冰川、流沙和碎落坍方，在施工技术上将有许多困难。我们分析了踏勘的资料，估计到群众的智慧和伟大苏联的技术援助，肯定所有技术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康藏公路就这样选定了南线道。 高原线路标准 选定了南线，又要考虑：什么样的道路技术等级和标准才能适应康藏公路的运输要求？ 最初，确定马尼干果至昌都段的标准是有缺点的。当时对标准的要求很不具体，勘测设计所依据的技术文件很少，设计质量也不高，使马尼干果至昌都段的路线标准大部分偏低。但是，马尼干果至昌都段的设计锻炼了我们，教育了我们。一九五二年苏联专家别路·包罗多夫同志到昌都参加昌都至拉萨段的定线会议，他指出我们工作上的许多错误，强调要重视修建道路的技术等级及其标准，介绍了很多线路设计的理论和经验，并亲自为康藏公路拟定了标准。 这是康藏公路线路设计工作上划时代的转折点。从此，我们初步理解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观点和方法，懂得经济调查是确定技术等级及其标准的决定因素。但在实践中又遇到困难。如果要调查道路的货物交流量、客货流向、运向运量的密度、将来需要的交通量，这就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工作，况且康藏高原的商品经济比例极小，地下资源大都没有可靠的资料。我们就只能主要是从公路将引起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将来发展的可能性来作决定。 在确定昌都至拉萨段新标准的时候，有人认为应该迁就马尼干果至昌都段的标准，认为同一条路线必须同一个标准。根据苏联经验，在一条路线上，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结合地形，按一定的距离适当地变更技术等级。因此，像康藏公路这样长的路线，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等级是必要的。例如，等级高，线路的建筑成本就将增加，马尼干果至昌都段沿线经过六座大山，采用较低的技术等级是可以的；但昌都至拉萨段经过西藏富庶地区，是长远的干线，采用较高的技术等级也是有理由的。这种全面考虑问题的思想，最后终于战胜了那种强求统一的片面思想。 测过万重山 一九五二年冬，在昌都以西又组织三个测量队，向西定测；在太昭以西也有两个测量队，向拉萨定测。一九五三年夏东段又增加了两个测量队。在昌都至拉萨段上，到处飘扬着他们的旗帜，听到他们愉快的歌声。测量队员们在万重山中急走如飞，攀登如猿。他们一面和自然作战，一面在工作中不断展开思想斗争。 执行新标准的初期，还有许多人固守在旧标准的范围内。有一次，两个测量队分工定测怒江东岸一千九百公尺的下山线。下段山势陡峻，用新的定坡方法，线路好，而又经济；上段山势平坦，但沿用旧法，坡度太平，弯道增多，线路增长，开工前不得不改测。这教育我们要大胆地抛弃旧的陈腐的东西，勇敢地接受新的经验。 以前选线的主导思想是如何避免石岩，以减少施工的困难，这样就常把路线选在山上，因避让石岩而增长了里程。这种片面思想的错误，经过两年来在实践中的争论和比较，已逐渐纠正。 高原上的施工方法 路线测好了。但是，怎样修？又成了问题。 线路这样长，工程这样艰巨，为使西藏早日和祖国内地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必须先求初通。因此，确定了较低的初通标准，在设计线路时有“初通”及“完成”两条设计线，使线路的勘测设计从长远较高的标准着眼，施工从较低的标准着手，这是符合于国家总路线的精神和将来对公路发展的要求的。 西藏缺乏筑路的人力和物力，工地运输又极端困难，全线开工是不可能的。为适应这一情况，决定了分期分段的施工方法，逐段推进。但这种施工方法仍免不了要用人力背运料具和主、副食品，而在空气稀薄的康藏高原上，背运是困难的，为求尽量减少背运的工地运输，确定了先求初通、利用汽车运输、然后竣工的措施。 向拉萨前进 康藏高原的自然条件给予筑路的困难是巨大的，有高山病、有蚂蝗、有草虱，有原始森林，有缺乏燃料的地区，更有冰川、流沙、地震、泥沼地区和碎落坍方等技术上的严重困难。但是，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康藏公路的前进。 康藏地方海拔高，气候严寒，高山深谷的冰雪积成冰川，夏季部分融化，加以沟渠两侧土壤极不稳定，坍塌堵水，水位高涨后夹带泥沙，一拥而下，有时竟如排山倒海。由于目前线路的运量还不大，彻底解决冰川冲击的要求还不迫切，决定夏季采取便道通车，随毁随修，将来再修建构造物来解决，小规模的冰川，已采用架设高桥或砌透水路面的办法战胜了它。 流沙是岩石风化成的大小不同的沙子，因渗水而逐渐移动。苏联专家毕秋金同志指导我们采用了很多处理流沙的方法：线路可能由流沙顶部通过的，尽量从顶部通过；凡流沙堆积成圆锥体形状，线路就从坡脚通过；单纯从线位上不能解决的，做内外挡土墙把流沙挡住。 地震区怎样通过？苏联专家别路·包罗多夫同志也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他们介绍的计算公式和过去的地震资料，采用了足以承受地震波及的不同深度的线路基础。 康藏高原的雪山草地大部分就是泥沼地区。通过这些地区，人马下陷。我们最初采用先排水、再挖去泥沼土壤、换填石块的方法施工。方法是正确的，可是工程很大。一九五四年的施工地区接受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对于某些等级的道路，不再将泥沼土壤全部挖去，只是挖去表面的一部分，让路堤由于本身的重量下沉至泥沼土壤内，得到稳定。泥沼很严重的地区，用圆木修成木排，铺在泥沼土壤上面，再在木排上修筑路堤。 康藏冰雪促进了山岩的风化，在严峻的山坡上，堆积着大量风化岩石的产物，这些石块的不断下落，造成碎落坍方。与流沙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些石块比沙子的颗粒要大。我们基本上仿照处理流沙的方法解决了碎落坍方的威胁。 各种各样困难都被战胜了，公路迅速向拉萨前进。（附图片） 屹立在怒江天险上的铁桥。　张加里摄（解放军画报社稿） 建筑在青藏高原上的公路，是世界上最高的公路。这条公路所经的许多地方，远看是山，走近却是平原。这是汽车在青藏公路上霍霍西里一带行进的情景。 解放军画报社稿

第2版()专栏： 为建设新西藏奋斗 人民解放军某师青年英雄　杨茂 当康藏公路通车的时候，有一种压制不住的兴奋心情冲动着我，千丝万缕的事情一齐涌现在脑子里。在一九五零年我和战友们来到康藏高原，五月十八日，我们第一次举起铁锤，打了第一个炮眼，随着轰隆隆的开山炮声，二郎山顶闪出一条宽阔的公路。从这里，公路迅速向西伸长。 在海拔五千三百公尺高的雀儿山上，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寒”、“冷”、“苦”谁都知道。可是，为了藏族人民的幸福，同志们什么困难都能忍受。就在这里，优秀的共产党员张福林同志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烈士的精神在每个同志的心里燃烧着，成了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在我们面前低头了。飞鸟都难飞过的雀儿山，现在人民的汽车可以畅行无阻。 一九五三年冬天我们在曲次拉蒙，十冬腊月，滴水成冰，手脚裂成一道一道的口子，同志们用胶布一黏，照样工作。并且展开了劳动竞赛，提出“团结互助比深度，英勇顽强攻山头”的口号，四十公尺高的石崖终于在年底提前辟开。 一九五四年，康藏公路的决战任务中，在波密地区筑路，正逢大雨季，山洪阻碍了工程进度，同志们广泛地开展了合理化建议运动，以“叫高山低头，洪水让路”的精神，战胜了自然。 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们这样顽强呢？是党、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我永远忘不了一九五四年全国人民慰问团对我们的慰问，称我们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光荣的称号，我们每个人都像生命一样的爱护它，珍惜它。在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藏族同胞热情的支援我们。我永远忘不了藏族老大娘像关心儿女一样，将茶水送到我们嘴边上的情景。 随着康藏公路通车，进一步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将会使藏族同胞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发展。今年到西南公路工程局参加劳动模范会议，沿途的藏胞向我们热情的招呼，对我们充满了热爱。在甘孜我看到新建的楼房、医院、电厂、农场等，更感到康藏高原的建设远景是无限光明美好的。 在修筑康藏公路的过程中，我虽然尽了对祖国应尽的一份光荣责任，但这只是我觉悟的开始，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我一定更加努力学习，为建设新西藏而奋斗。

第2版()专栏： 感谢全国人民的关怀 西南公路工程局第二施工局副局长　孙楷堂 康藏公路通车了，这项伟大工程的胜利完工是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康藏高原虽然蕴藏丰富，不少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土地也很肥沃，但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压榨，经济上仍处于落后状态，藏族同胞的生活水平很低。因此，康藏公路建筑工程中所需要的一切物资，从每个铁钉到桥涵料具、油料、轮胎，吃的粮食、油、盐，住的帐篷，穿的衣服、鞋、袜，用的锅、碗、瓢、盆等，没有一样不是依靠祖国内地人民的支援。 五年来，全国人民对康藏公路工程的支援规模是巨大的，对全体筑路人员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运往康藏的大米和白面一般都是上等品，供给我们的猪肉、花生米、黄豆和罐头食品，除四川、上海等地出产或制造的以外，还有远从黑龙江运来的鱼类罐头，从云南运来的咸菜和火腿，从贵州运来的豆皮。江南人民知道高原气候干燥，为我们运来了大量水果罐头，沿海人民怕我们缺乏碘质，给我们运来了大量海带。 康藏公路常在冰天雪地里施工，华北、内蒙古和西北人民特地为我们作了皮衣，棉衣和皮毛鞋袜。到了夏季或在温暖的河谷地带施工时，人民又给运来了单衣和衬衣。在雨季到来之前，人民又给我们送来了胶鞋和雨衣。由于在高山和森林中施工，要劈伐荆棘、攀登悬崖，衣服易于破烂，人民把针线包也运来了。高原气候严寒，冬季风霜中作工容易冻手裂脸，雪地里施工雪光刺眼，祖国人民给运来了擦脸油和眼镜。为了保证筑路人员的身体健康，祖国人民除了派来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以外，还给我们运来了X光机和显微镜等医疗器械和各种贵重药品，解决了预防和医疗工作中的困难。从每一件来自祖国内地的物资上，我们都可以亲切的感受到祖国对她的远在康藏高原的儿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天津的工人听说修筑康藏公路，特地为我们赶制了适合于康藏高原特点的帐篷，这种帐篷不但可以住人、办公、连结起来还可容纳百人开会或作俱乐部，转移时携带方便，顶子、围子各六十公斤，恰巧用一匹牲口来驮。为了使工人、战士们在雪地泥水里工作时，鞋子不会脱帮、掉底，北京皮革厂的工人特地用丝线来缝皮鞋。雅安的工人给我们做皮鞋时，保证质量坚固，发现不合规格的，都及时检查出来不让出厂。上海的工人为使我们的建桥工人和战士不再光腿站在刺骨的冰水中做工，给我们赶制了下水的胶皮衣和鞋子。全国人民对康藏公路筑路人员的爱护，每时每刻都激发着我们全体筑路人员的劳动热情，使我们在克服各种困难中增加了力量和勇气。 五年来，来自祖国内地的物资日益充沛，各种机器和料具日益完善，这使我们在遥远的康藏高原上，也听到了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事业大踏步前进的声音。鞍山、大冶和重庆的工厂供给了我们大量的钢铁桥料和钢钎，四川的工人为我们制造了压路机，山东潍坊工人为我们制造了打桩机，太原的工人给我们制造了工程钻探机，一九五四年公路进入森林区，祖国人民又送来了伐木机，比人工伐木的效率要高出好多倍。这些机器、这些材料的源源供应，表明我国工业水平的不断增长，激励了我们以更大的努力把康藏公路推向前进。 大量的物资是经很长的运输线才运到工地的。参加这个巨大运输工作的，有各个交通运输战线上的员工们。航空驾驶员给我们空运过钢丝绳，沿海和内河航运工人用轮船、木船给我们运过大量机具、器材，铁路工人为我们运过各种料具、油料和食品。在交通条件不便的地方，运输工人和农民们用骡马大车、手推车给我们运了粮食。当物资运到汽车终点以后，广大的藏族农、牧民和各阶层人士都热烈来参加运输工作，他们把牦牛、骡、马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甚至云南、青海地区的藏族同胞也参加了支援运输，他们不分昼夜，赶运工地所需要的料具和粮食。当经过交通闭塞，驮畜不能通过的地区时，男女藏胞们就把驮子卸下来，和战士、工人们一起参加背运。他们特别爱护物资，有时牦牛挤过陡崖，把米包挤下崖去，藏胞们就爬下崖，把它扛起来，有时米包摔破了，就把撒在地上的大米检起来装在帽子或衣兜里，交给我们。在途中遇雨时，藏胞常把自己的雨具甚至衣服脱下来遮盖物资。 祖国人民在人力上对康藏公路工程作了更大的支援。他们不但派来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来参加这项建设，而且还为我们输送了大批技术干部。中央和西南几次为康藏公路工程调来了大批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并从各大学、各专修科学校里选择了部分毕业的青年学生分配到康藏公路工作，他们在实际锻炼中，有的已成长为优秀的技术干部。 康藏公路全线通车了，我们深深的感到：这项伟大建筑工程的完成，应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全国人民。我们决心要更加勤恳地建设康藏高原，用建设祖国边疆的实际行动，来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援。（附图片） 舒　适绘

第2版()专栏： 高原上的青藏公路 牟余 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青藏公路格尔穆至拉萨，这段一千二百八十公里的路修成了。全长二千一百公里，起自西宁，迄于拉萨的青藏公路全线通车了。 青藏公路修筑在拔海四千公尺以上的、广阔无际的大草原上，沿着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的南岸，进入富饶的柴达木盆地，南跨昆仑山，绕过黄河的发源地以西的丛山峻岭，横渡万里长江的最上游——楚玛尔河和穆鲁乌苏等河流，越过著名的唐古拉山，穿过羌塘草原，沿盛产硼砂的腾格里海南岸，进入拉萨河平原。 青海和西藏紧相毗连，两地的人民有着密切的经济上和宗教上的往来，但这荒漠的草地上，缺少一条起码的公路，在两地的人民之间划下了重重险阻。多少年来，从内蒙古，从甘肃，从青海去到拉萨的旅客只能步行或乘骑牛马行路，翻山涉水，少不了几个月的时间。修筑一条贯通青藏的公路，把西藏经由祖国的西北，和内地连结起来，是我国人民，特别是西藏和青海各族人民的宿愿。 一九五一年，由北路出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时，就配备了工程技术人员，随军踏勘青藏公路的线路。当时，他们走过青海中部广大的泥沼地带，没有能找出一条理想的线路。 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有好几支巨大的骆驼队接连不断地把数百万斤面粉，从青海运到西藏的黑河和拉萨。这件事，引起了西藏运输总队领导上的注意。几支巨大的骆驼队从青海过来了，这样多的骆驼，自然不可能排成一线前进；只要骆驼是三五成行地从青海走来，为什么不能在它们行走的路上开辟出一条公路，让汽车通行呢？ 西藏运输总队先后组织了两个大车勘探队，用和汽车一样宽的胶轮大车和木轮大车，各载一千多斤至两千多斤物资，沿着骆驼队行走的道路探测线路。大车勘探队拍回的电报，对这条线路的结论是令人兴奋的八个字：远看是山，近走是川。 原来，青藏一带虽是群山叠叠，但起伏不大，海拔高而落差小。这时，大家才深深体会到，为什么历来人们只说“青藏高原”，而不说“青藏高山”的道理，才相信一条得天独厚的公路线已经找到了。 但要在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上修筑一条公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筑路工具、运输工具从那里来？中央拨给一批资金，调拨了一批铁镐，几千斤炸药，少数汽车和工兵，开始了这条公路的建设。当时正是六月，骆驼队经过冬季运输，肥壮的驼峰消瘦下去，又该是一年一度牧放骆驼的“放场”季节了，有一千多名驼员闲了下来。西藏运输总队就把驼员们组织起来，参加筑路，解决了人力的困难。 从格尔穆开始，公路节节向前推进，筑路大军向雪山，石峡，激流和荒漠的草原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拔海四千七百多公尺的昆仑山首先横在面前。夏天的昆仑山时有骤雨冰雹，筑路大军在这里，劈开了两道被雪水冲刷成几十公尺深的大沟两岸坚硬的陡崖，登上空气稀薄的昆仑山顶。当公路修到唐古拉山时，大风大雪把这青藏公路上最高的一座山刮得一片昏暗迷茫，筑路员工都把能参加在祖国五千公尺以上的地方上开辟公路的工程，当作最大的光荣，经过二十天的艰苦奋斗，有时还借着月光连夜施工，唐古拉山三十公里的工程终于完成了。 在青康公路上，有通天河的上游支流楚玛尔河、套套河、乌兰木伦河及其他许多河流，挡住去路。修筑公路，必须在这些河流上架起桥梁。可是，这里既没有钢材，也没有混凝土，草地数百里连一根木材都没有，怎能架桥？这时，筑路的工兵们想起了战争的时候，曾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修筑过无数次过水路面，把石块从河底垒起，垒过了水面，让大军追击残敌。现在，为什么不修筑过水路面呢？于是，筑路员工把柳条编成篓子，装上石头，层层高垒，再在上面铺上石块，让公路通过一条条的河流向前挺进。 青藏公路是在最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修筑的。没有工具，搭帐篷用的钉子都拿出来了，没有修理工具的炭炉，就用牛粪烧火来代替。铁镐圆锹不知磨秃了多少次，不知重新锤打了多少回，就这样，他们把公路修到了拉萨。 中央、当地政府和人民始终关怀着这条公路的建设。施工逐渐紧张时，中央又调拨了大批汽车和工兵部队去支援青藏公路的建设。沿线的藏族人民纷纷组织支援委员会和牦牛队，帮助筑路人员运送物资。 青藏公路全线通车了。多少世纪以来，青藏高原一直袒露着它的宽广的胸怀。修筑公路的自然条件空有了多少年头？但历朝历代的青藏高原，有谁在那里添上一石一木？有谁不是用“谜”来形容青藏的交通、青藏的地理！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个“谜”终于被发奋建设的中国人民揭开了，公路穿过了青藏高原荒漠无边的草地，把西藏、青海和祖国的内地紧紧地联系起来了。

第2版()专栏： 英雄战胜了“冰桥” ——青藏公路通讯 赵元瑜 这是今年十一月的事情。 在拔海五千多公尺的唐古拉山上，昼夜大风狂啸，卷着山峦上的积雪，好像无数个车辆在旋转，漫天的、无天无边的雪花，盖满着公路和山岗，就在这冰天雪地里；随着马达的轰鸣，一队汽车披风破雪地在险峻陡滑的雪山上直奔着。这是西北军区汽车某团的一个连队，他们的任务就是赶运粮食，支援先头筑路部队。 雪团，撩乱着人们的眼睛，把前进的道路隔绝着。车轮辗着公路上硬梆梆的冰块，不时地发出“崩崩，吱吱”的声音。每个驾驶员的精神怪紧张的，一个个缓缓地转着方向盘，小心翼翼地把脚捺在油门上。他们知道，这样恶劣的天气，要是疏忽一点，就会跌下崖谷深渊呵！ 突然，前面的车子停下，所有车辆都依次序的停下来了。公路被一道横跨的冰河无情地冻封了。冰河的冰块有三四吋厚，冰块下面就是硬梆梆的冻土，河的两岸有二百多公尺宽，像一座大银桥，看样子，车辆是不能过去了。但部队必须马上从这里通过，因为前方筑路部队正等着他们，就是冰雪把山封了，也得劈开它冲过去。 “同志们，冰河冻封了我们的去路，但我们必须通过这里！祖国人民和筑路部队都在看着我们，咱们不能向困难低头呵！”连长发出了宏亮的声音，这声音冲破了风雪，像早晨的钟声和战斗中的第一声号令，震动着每个驾驶员的心。 “我们必须越过冰桥，炸翻冰路！”连长继续说：“但我们除了十来把十字镐和铁锹而外，没有火药，没有工具，没有工兵！……”“我们有一双克服困难的手！”驾驶员们都激动地回答了他。 “是呵，同志们！争取时间就是胜利，跟我来……”连长一边说，一边拿着十字镐带头跳下冰桥，驾驶员们谁也没向谁招呼，就争先恐后的跳下去了。工具不够，大家就拿帐篷杆子当十字镐，没有担挑、绳子，大家就用红肿的手把冰块抬走。大家激动地向着厚厚的冰层展开猛攻。唱着： 山再高高不过咱们的驾驶室， 天再冷冷不冻咱们火热的心， 穿过草原，爬过山岗， 一车一车，一趟一趟， 把物资安全运到祖国的边疆， 把边疆建设繁荣富强！ 大风刮着雪粒，不时发出“呜呜”的怪声，人们被刮的睁不开眼睛，棉衣都盖上了一层层的薄冰，身上冻得发紫，他们以自己的热血抗御着寒冷。饿了，就啃个干馍馍，渴了，就抓把雪花放进口里，冻得实在坚持不下去，才跑上岸抱着皮大衣取取暖，接着又干。 经过五六个钟头的搏斗，冰桥，被驾驶员们的热情融化了。马达又轰隆隆地响起来了，英雄的驾驶员驾着自己心爱的“铁马”，冒着风雪，继续向前直奔，——向西藏直奔，向拉萨直奔！

第2版()专栏： 我在康藏公路上受到的教育 第二施工局汽车大队特等模范　路超 康藏公路的全线通车，是祖国在边疆建设上的一大胜利。它的修成是不简单的，四年多来，工人和战士，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在一起，克服了冰川、流砂、坍方等困难，筑成一条长达二千多公里的公路。在这四年多的筑路过程中，我们运输部队，按时把一切物资运到工地。四年多来，我给祖国、给藏族人民做了一些什么呢？ 我是一九五零年六月进入康藏的，到今年年初，我在康藏公路安全行驶了十二万五千多车公里，这一点点成绩，是在党的教育下取得的。回想我在某团二连的时候，指导员刘德明对我说过一位勇敢的驾驶员的故事，他在敌人炮火下，抢救了十多辆汽车，保全了人民的财产。我听了很受感动。一九五一年二月，我们的车在二郎山担任运输，山上积雪、路面结冰，我建议全连每辆车带沙子两麻袋，铺在路面冻冰的地方，来回的行驶，没发生过事故。 记得有一次，我驾驶的车，送劳动模范到四川新津开劳动模范大会，我看到他们到处受到尊重，很受感动，决心向他们学习，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调到西南公路工程局第二施工局汽车大队后，大队长张超经常指示我们，叫我们长远的保持在解放军队伍里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大队长的话，我经常记在心里，怒江两岸的工程快竣工时，一个晚上，快十一点钟了，上级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叫我驾驶车从怒江边出发到翁达，再从翁达运钢架到怒江桥头，这一车钢架一定要在天明时运到，因为第二天怒江要通车，这一车钢架是决定通车的关键。我接受了任务，开车到翁达时，快两点多钟了，我赶快把装卸工人叫醒来，和他们一道将桥料装上车后，赶回怒江东岸时，天快亮了，按时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怒江桥架好了，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 四年多来，我在康藏公路驾驶汽车，每碰到困难，经常想起指导员刘德明和大队长张超的话，想起党对我的教育，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勇气，使我时刻的注意爱护车辆，节省油料和轮胎，时刻注意安全行驶。我感谢党对我的教育，今后更要虚心谨慎，为长期建设康藏而努力。

第2版()专栏： 难忘的五个年头 第二施工局施工支队一等劳动模范　钟海清 当康藏公路通车的时候，我感到无限的兴奋。我们在高原上筑路将近五年，已经完成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公路已经将祖国内地和拉萨紧密地联系起来，物资将源源不断地运到西藏，从而提高藏族同胞物质和文化生活。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党和毛主席教育的成果。我们要在现有基础上，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不骄不躁，继续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 回忆我在解放前是个贫农，吃不饱、穿不暖，九岁时替地主放牛，好容易盼到解放，参加了工人队伍，在完成了成渝铁路修筑任务后，调到康藏工作。我们初到康藏高原，就担任加宽雀儿山公路的任务。冬天，雀儿山的积雪有两三公尺高，工务段叫我们做大保坎，当时石头全被雪盖住了，搬石头是很困难的，但同志们都没有叫过苦，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 我们从加皮拉下山后，和兄弟部队在一起，参加了有名的怒江工程的工作。怒江两岸是悬崖绝壁，被人称为天险。我们中队开凿石岩，大家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终于征服了怒江天险。 去年十二月，我们在波密地区的密密，开凿石岩，石岩平均有四、五十公尺高，假若要达到公路标准，须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但是上级要求一个半月通车，我们想到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打通石岩，否则将影响整个施工计划。经过我们开动脑筋，改进爆破方法，不但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并且给国家节约了大批材料。 我在施工中，被评选为劳动模范，今年二月，出席了西南公路工程局召开的劳动模范座谈会。又派我到北戴河休养。还到首都，参加了国庆节观礼，我见到了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回想我这贫农出身的人，受到这样的荣誉，真是使我感动得掉下泪来。今后我决心提高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第3版()专栏： 在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 郭沫若 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即所谓“北京人”，他的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到今年是二十五周年了。 五十万年前的化石人类的发现，在科学研究上自然是很值得纪念的事。大家都知道，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在解放前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参加之下进行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成为了人民的科学事业，这是首先值得庆贺的事。 中国猿人化石地点的最初发现，我们不要忘记，是应当归功于当地的人民。在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之前也曾经发现过一些牙齿和头骨的碎片，在一九二七年发现了一个臼齿，由性质上的鉴定，已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但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由裴文中同志发现了很完整的第一个头盖骨，这才奠定了中国猿人在科学上的坚实基础。 周口店的初期发掘，由一九二七年起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为止，一直不曾中断过。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中国猿人地点一共发掘了一、八七三天，共一七八、九六五个工作日，在北京城内进行研究和修理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包含在内。在中国猿人地点，挖去约两万立方公尺的岩石和砂土。在其他地点，挖去了四千二百立方公尺。像这样大规模的发掘，事实上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 这样大规模的发掘的结果，一共采获了一、二二一箱——约合三七五立方公尺的有待修理的标本。单是在发现中国猿人的第一地点，自从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以后，就络续有大量的发现。中国猿人化石连解放以来后期的发掘成果在内，已有四十个上下的个体，包含五个比较完整的头骨，七个头骨碎片，两个上颚骨，十四个下颌骨，一百五十二个牙齿。还有一些破碎的肢骨，一个锁骨，三个肱骨，一个月骨，七个股骨，一个胫骨。同时出土的文化遗物，有旧石器和经过人工打击的石片和石块，一共有十万多件，还有用火的证迹。其他还有两种植物化石，一百一十八种动物化石—其中有九十四种哺乳动物，哺乳动物中有三十种是绝灭了。动物化石的丰富，有一部分是很惊人的，例如肿骨鹿和鬣狗都各有两千多个个体。 关于人类化石，在今天所知道的材料，是以南洋的爪哇猿人和我们的“北京人”为最古。两者的年代相差不远，一般的推测认为爪哇猿人比较早些。但爪哇猿人最初发现的只三个牙齿，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骨，一个股骨，是否属于一个个体，尚无定论。虽然有少数的石器，而未发现出用火的证迹。其后受到周口店发掘的刺激，在一九二九年以后又曾继续发掘，得到四个头骨，也发现了新人类的化石，但和周口店遗物的丰富比较起来，仍然是大有逊色的。 在过去二十几年中，周口店所发掘出的资料，由研究人员分别进行研究，已出版发表单篇论文的专册七十二种，共有四、三一○印刷页。一般性的论文和通俗性的文字还未计算在内。这些研究的成果，虽然夹杂着不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的工作在内，内容也少不了有大量的唯心论的说法，但由于材料的十分丰富，毕竟肯定了中国是世界人类化石最丰富的地区。所有有关材料对于进一步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以及第四纪地层的地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就人类发展来说，中国猿人是由猿到人的一个中间类型。同时发现的大批的旧石器和经过人工打击的石片石块以及用火的证迹，这些文化遗物可以充分反映中国猿人的生活情况。再从共生的许多动物化石来考察，我们更可以了解在五十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在生活中同这些动物和自然环境，是作过了怎样的艰苦的斗争。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劳动、不断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就为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的天才的学说，找到了无比丰富的证据。 这些丰富的宝贵的材料，在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北京的岁月里，不幸曾经遭受了严重的摧毁。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当初在北京城内的研究室占据了，用作特务机关，把大部分的化石和其他重要的材料损毁了。据初步估计，除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等材料外，其他标本约共损失了六十七大箱，图书设备等还不包含在内。周口店原有的房屋也在那一时期遭受摧毁，在房山县有三位工作人员更遭受枪杀，这是使我们十分痛心的事。 目前所有以前所发掘出的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全部化石都已经离开了中国。关于这件事情，美国的一部分人要负责任。那一大批宝贵资料，是由前协和医学院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这两位美国人在保管，在珍珠港事变后，是在他们的手里弄得下落不明的。这是全人类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相信全世界的人民和有道义感的学者都会关心这件事情，希望把它弄个水落石出，把原物归还原处以便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就这样，在解放前周口店的发掘一直是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干预、把持、操纵、破坏，而终至于掠夺的。这儿又在别种意义上呈现出了一个完整的标本，那就是在解放前遭受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中国科学研究工作本身的一个典型的化石。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粉碎了半殖民地命运的枷锁，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同样得到解放。中断了十二年的周口店工作，在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以后，便立即恢复了。一九五一年更曾经作过大规模的发掘，又络续得到中国猿人的五个牙齿和一些肢骨。我们还把摧毁了的山场整顿恢复了，重新培植了树木，新建了办公室、陈列室和招待室，以迎接国内外的参观者。由北京至周口店的公路已经测量完毕，即将进行修建，预计明年夏秋之交可以完工。公路修成后，这个世界知名的周口店——中国猿人的故乡，必将成为北京近郊的游览的胜境了。 周口店的发掘还大有继续进行的必要，估计在土内埋藏的人类化石和其他文化遗品还很多，还有更丰富的大量收获的可能。但由于新中国基本建设事业大量的展开，随时随地都发现了地下的宝藏，我们的古生物研究工作者、考古学研究工作者为数实在太少，完全应接不暇，仅有的人力为其他的任务所分散，因而周口店的工作就不能够集中力量来做。这在当前，一面是可喜的事，一面也是可惜的事。 但在我们今天，可喜的事实在多。几年来，我们在国内又有了好几处旧人类遗址的新发现。一九五二年在成渝铁路的修建工程中，在四川省资阳县发现了可能是八万左右年前的资阳人的头盖骨。今年六月，在治淮工程中，在安徽省泗洪县也发现了比较新的旧人类的化石。这些材料都正在进行研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山西襄汾县的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这项工作，在今年九、十两月由中国科学院和地方有关机关作了有系统的发掘，发现了三个人类牙齿，两千多个石器和经过人工打击的石块和石片，二十五种动物化石。据初步判断，这些文化遗产和动物群，虽比周口店中国猿人年轻些，但大体上是可以相比的。那就是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更新统中期约略三四十万年前的人类遗址。关于襄汾县的发掘，在本次纪念会上将由贾兰坡同志作专题报告，我在这里就不准备多说了。 生物如何起源，如何发展，以达到今天所有的阶段？人类如何发生，如何发展，以达到今天所有的阶段？这些，自人类有思想以来，一直是被注意的问题。目前全世界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还不很多，前人研究的成果也很浓厚地带着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色彩，要想得出真正的科学的解答，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努力。 由二十五年来积累的事实来看，特别由最近五年来的事实来看，中国是人类化石与古人类文化最丰富的国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生长在这样好的环境里面，又生长在我们的思维活动可以不受任何唯心论束缚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努力，积极充实我们的力量，来胜任地担负起解答问题的责任呢？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加紧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我们自己；并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促进国际间的学术文化的交流。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加紧培养新生力量，壮大我们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队伍，加强团结；并努力与群众密切联系，要使得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成为名实相符的人民科学。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努力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以前的研究应该加以批判，抛弃那些不正确的部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的说法。 我们准备把这一次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作为新的任务的新的开始，我们要勤勤恳恳地努力学习，努力扶植新生力量，决不骄傲自满，要好好做好工作。 中国不仅物产丰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有无限的光明； 中国的古脊椎动物乃至古人类化石在地下的埋藏也非常丰富，关于这一门科学的研究的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

第3版()专栏： 访“中国猿人”之家——周口店 本报记者　柏生 今年十二月二日是“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在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下，我们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访问了北京西南约五十四公里的周口店——“中国猿人”之家。 早晨八点多钟出发，午间到达周口店时，天空已飘起了雪花。在寒风和雪花中，我们爬上了被当地人民称做“龙骨山”的宝山——它是世界著名的化石人类产地。就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我们人类的祖先，五十万年以前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征服着自然，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化。 我们随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刘宪亭同志和曾参加“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掘工作的老工人刘义山，首先参观了“中国猿人”产地陈列室。这个陈列室是在去年九月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说明了我们的党和国家对科学文化事业的关怀和重视。这里陈列的材料是人类从猿演变来的一个有力证据。陈列室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五十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和五、六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模型和他们的文化。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猿人”的头骨模型和“中国猿人”使用的生产工具——石器；还可看到被火燃烧过的许多石块和兽骨，这是“中国猿人”用火的遗迹。接下去是“山顶洞人”使用的骨制、石制和介壳制的装饰品，以及用兽骨磨成的骨针。这里，每一件简单的原始工具，都是我们人类祖先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每一件工具的进步，都标志着人类进化的里程。这些丰富的化石材料，也有力地告诉人们劳动创造人类的历史。这里陈列的有解放后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模型（原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包括肱骨干一段，胫骨干一段和牙齿五个。当人们在这里参观时，就联想到被帝国主义抢劫和盗窃的“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等标本，这使每一个人激起无限愤慨的心情。 陈列室的第二部分是和“中国猿人”、“山顶洞人”同时期的动物群化石材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猿人”产地发掘出来的各种动物化石；特别是脊椎动物化石，尤为丰富，其中有许多早已绝了种，如剑齿虎、梅氏犀牛等。“中国猿人”曾和这些凶猛的兽类作过艰险的斗争，同时把水牛、鹿类等动物作为猎取的对象。这些动物群化石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五十万年前周口店附近地方的地理环境是和现在不同的。据古生物学家们的研究，当时周口店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湿润，有如现在中国的南部；附近可能有草原和广阔的森林。和“山顶洞人”同时期生存过的动物，大多是现在还生存着的种类。 陈列的第三部分，是“中国猿人”产地附近的其他地点发掘的动物化石。其中有中国鬣狗的骨架、肿骨鹿和斑鹿的犄角、完整的犀牛的头骨，以及鱼化石等。据古生物学家说，这些动物化石的年代已很久远。如陈列在壁上的鱼化石已在五百万年以上了。这些鱼化石，看来仍栩栩如生，保持着各自的游水姿态。 参观陈列室以后，我们又访问了“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发掘地点。年近六十岁的刘义山老工人引我们到“中国猿人”产地；这里洞顶已经不存在了，但洞壁大部分还保存着。他指着一个已经被填了的小洞口告诉我们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下午四点钟，太阳快要落山，洞口附近光线慢慢地暗下来，天气又异常的寒冷，工人们就在这里挖掘出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来。 接着我们又到解放以后的发掘地点参观。向导同志告诉大家，一九四九年九月，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恢复了停止十二年之久的“中国猿人”发掘工作。在开工后的第三天，就发现了“中国猿人”的三个牙齿。一九五一年又发掘出两个牙齿。同年又由积存的碎骨中发现了“中国猿人”的胫骨干下部的一段，和“中国猿人”的肱骨干一段，这段肱骨由于受到火的焚烧，一部分已变成黑色；一部分变成灰蓝色。现在，这个地点已发掘到三十四公尺深，除掘获“中国猿人”的骸骨外，还发现了许多石器和动物的化石。 我们绕着山坡转了一圈，参观了一部分发掘地点后，攀上了山顶洞。这个洞在“中国猿人”产地的最上部，和“中国猿人”居住的洞穴互相连接。这个洞穴原来是有洞顶的，后因破碎，便在发掘时拆除了。在这里，曾经发掘出距今五、六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三个完整的头骨和一部分躯干骨。同时由山顶洞堆积中还发现了许多很好的骨器，如骨针和磨光的鹿角等；还发现有许多装饰品，如钻孔的小砾石、小石珠和穿孔的狐、獾的犬齿，穿孔的海蚶壳等。石器则发现的比较少。此外，在山顶洞还发现许多动物化石，其中以兔化石最丰富。 当我们站在“山顶洞”的最高处，在雪花飞舞中向山下眺望时，看到山脚下工人们正在火车站上紧张地劳动，搬运石灰。远处，石灰窑正冒着一缕缕的白烟。这个美丽的图景，揭示了我们的未来：以自己的劳动创造更美满的生活！（附图片） 这是中国猿人产地（周口店第一地点）。在这里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完整的头盖骨及头骨残片和四肢的残骨。 新华社记者　牛畏予摄

第3版()专栏： 中国科学院举行纪念会 纪念中国猿人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 今年十二月二日是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中国科学院在二十七日上午邀请首都科学文化界人士举行了纪念会。出席纪念会的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稼夫、竺可桢及科学文化界人士范文澜、胡绳、马寅初、许杰、钱崇澍、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尹达、夏鼐、孙云铸、袁复礼等一百二十多人。 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及外宾多人也应邀出席了纪念会。 纪念会由中国科学院张稼夫副院长主持。会上郭沫若院长作了关于发现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报告。接着，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马克思大学东方学院院长考古学家爱吉士、北京地质学院苏联教授帕夫林诺夫等也在会上讲了话。裴文中并报告了中国猿人化石失落的经过。 下午举行了报告会，由有关的科学家做专题报告。报告人和题目是：杨钟健的“中国化石人类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周明镇的“从脊椎动物化石上可能看到的中国化石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吴汝康、贾兰坡的“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裴文中的“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贾兰坡的“山西襄汾县丁村人类化石及旧石器发掘报告”。 晚上，中国科学院并举办了有关中国猿人历年发掘情况的幻灯放映会。 二十八日，中国科学院并将举行有关中国猿人发掘工作的讨论会和展览会。

第3版()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第五次科学讨论会闭幕 中国人民大学第五次科学讨论会经过了九天会议已于二十六日闭幕。参加这次会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生、学生和教学行政干部三千一百多人，校外有关企业部门、学术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来宾一千四百多人。此外，天津、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地部分高等学校和厂矿、机关也派代表远道赶来参加。会议期间，报告讨论了二十六篇论文。 这次科学讨论会的特点，在报告内容上，进一步结合了国家总任务的要求，提出了我国当前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科学报告讨论的题目是有现实意义的。在讨论形式上，比较生动活泼，广泛地展开了学术上的自由争辩和自由批评。在全会和分组会上发言的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有校外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和厂、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五十多人，他们对报告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实际材料。 在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的全体讨论会上，学术的自由争辩的气氛到达高潮。会上，首先做了“‘五四’以来胡适派怎样歪曲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倾向性”两篇报告。大会继续进行了近六小时的讨论和争辩。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员杨正典、孙健、龚古今，学生程海果，资料员吴容和文化、学术界人士、冯至、吴大琨、钟敬文、李希凡、蓝翎等十一人。他们比较集中地对“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和它所反映的矛盾，以及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典型性等问题，展开了自由的、热烈的争论。 二十六日下午，苏联专家费·谢·巴甫洛夫作了关于“苏联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报告。 在讨论会结束时，由吴玉章校长作总结发言。他说：这次讨论会的规模、报告内容和讨论情况，都比过去前进了一步。但是，为了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科学研究工作，要在提高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工作；要和校外有关业务部门、科学机关和高等学校加强联系；科学研究的选题应当密切结合国家建设实际、教学实际和思想斗争实际；要更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并吸收高年级学生参加科学活动。

第3版()专栏： 同安文昌鱼制成标本 在生物进化史上富有研究价值的福建省特产之一——同安文昌鱼，是一种稀罕的海产。它是动物从无脊椎进化到有脊椎这个时期的一种产物。世界各地和我国各省都极少发现，只有福建省同安县属刘五店、琼头等地出产不少。国内外各学术机关，大、中学校曾纷纷写信要文昌鱼标本作研究用，厦门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今年四月即拨款六百万元交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委会试制。该会已试制成功切片用文昌鱼标本、有生殖腺文昌鱼标本、全体装片文昌鱼标本及一般供保存用文昌鱼标本等多种。部分制成品已开始供应。

第3版()专栏： 五四运动中的胡适和杜威 王若水 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胡适唱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调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倡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这件事情是大家知道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件事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就是当时有一个帝国主义的“学者”，和胡适勾结在一起，参与了这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和公开活动。这个帝国主义的“学者”就是胡适称之为“良师益友”的杜威。 杜威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的头子，美国资产阶级报纸捧他是“西方文明的救主和保卫者”“人类心灵的伟大领袖”。他的学说在中国曾起过不小的影响。但杜威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大棍子”政策的拥护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竭力主张美国参加这场帝国主义的火并。多少年来，他一直捏造着“苏维埃帝国主义”的弥天大谎。他鼓吹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好战论调。尤其不应当忽视的，是他还公然支持过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朝鲜的战争，赤裸裸地暴露他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就是这个学者的政治面目，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的“良师益友”的面目。 不过，如果说杜威是胡适的“良师”那是一点也不错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这位“良师”就向他表明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心”。胡适归国前在他的“留学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嘱适有关于远东时局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这段记载很简单。究竟杜威仅仅是表示他的“关心”呢，还是在“关心”之外对“远东时局”（当然首先是中国时局）有什么具体的“教导”，不得而知。但以后的事实可以证明，胡适对中国政治的“言论”，和杜威是完全符合的。 胡适回国的时间是一九一七年七月。据他自己说，他一回国就“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他打定这个“决心”之后的三个多月，俄国就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历史大变革的年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来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方向。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之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局，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影响。 显然，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先进的人们已经看出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腐化无力和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生气勃勃的力量。 正是在这个时候，杜威用事实表明了他的“关心”：他亲自到中国来“讲学”了。而在他到中国之前，胡适也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实验主义”。这时离胡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的时候还只有两年，他的“决心”一时好像还不便变更，而这篇文章好像还是一篇“纯学术”的介绍。但以后发生的事情，不但暴露了胡适输入实验主义的政治目的，而且也说明了杜威的“讲学”是为了什么目的。 杜威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一〕到中国的。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碰上五四运动。他来迟一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谁要想把它扑灭下去是不可能的了。这时胡适赶到上海恭迎杜威去了。北京的学生既没有时间去听杜威这位“良师”的教导，也没有机会去接受胡适这面“旗帜”的指引，就举行罢课游行了。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七月，胡适“忍不住了”，“发愤要想谈政治”，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他那篇针对左翼共产主义者而发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立刻遭到李大钊同志的反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第一次交锋——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十二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正式提出“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又开始连载由胡适口译，高一涵笔录的杜威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录。（根据当时北京晨报的记载，这个演讲是九月二十日起开始的。）在这个“讲演录”的前面，胡适加了一段值得注意的引言说： 杜威先生这一派的实验主义，……独有政治哲学一方面还不曾有系统的大著作出世。……所以今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讲演题目时，我就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他借这个机会做出一部代表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他很赞成我这个意思，故有这十六次的长期讲演。这是杜威先生第一次正式发表他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我很希望中国的读者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从来不会“正式发表”过“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杜威，为什么会“很赞成”胡适的意思，特地为中国人作这个题目的讲演呢？本来“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的胡适，为什么在自己“发愤要想谈政治”之余，还要“希望”杜威也来“谈政治”呢？ 这里面是大有奥妙的。 如果我们把杜威的这个讲演录和胡适当时的言论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原来他们两人是在一唱一和，异曲同工，调子的名称都叫“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倡改良主义”。 杜威：比方有一件东西，若没有学理的补助，不久就会消灭了，若是得了学理的补助，把他变做抽象的学说和主义，这件东西便可以固定，便可以永远存在。但是这种效果是狠危险的。〔二〕 胡适：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是啊，世界工人运动若得了“学理的补助”，变成了马克思的学说，这种“效果”对胡适和杜威所代表的阶级来说，的确是很“危险”的。 杜威：到了危急的时候，只有几个抽象的名词可以轰动一世，连那金钱势力也都丧失作用了，这还不是学理的功用吗？ 胡适：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胡适和杜威是在这里“指桑骂槐”，表面上好像是说别的东西，其实是暗示共产主义也属于这“好听的抽象名词”之列。所以那意思是叫人不去接近共产主义。 杜威：从前的哲学家不是完全推翻现制，就是完全保持现制。这第三派的哲学（按指杜威自己的哲学）不说这样笼统的话，只注意个体，研究特别情形，绝不承认有包医百病的药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 胡适：“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胡适替杜威作了注解，“包医百病的药方”就是指“根本解决”。杜威也替胡适作了说明，所谓“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就是“只注意个体，研究特别情形”。换句话说，实验主义是“绝不承认”从根本上治病的，它只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杜威：必定先要观察社会冲突的原因，……能够如此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预先来设法救正他，调剂各群的地位，让他们有平等发展平等进步的机会；不但不互相冲突，并且可以互相帮助。 胡适：阶级战争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得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杜威的话，是以善于绕圈子出名的。胡适虽然是他的高足，这一套本领究竟不如杜威。不过这样一对照，杜威的真意倒明显了。这就是说，不要促进无产阶级的觉醒，不要让被剥削阶级起来斗争，而要使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互助”，让剥削阶级永远剥削下去。 　杜威：现在世界有许多野心家，高谈阔论，一张口就说要改造社会，我想改造社会绝不是一件笼统的事，绝不是一笔批发的货，是要零零碎碎做成功的。 胡适：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笼统改造”这个名词有点不大容易明白，但我们参考前面引过的杜威的话就懂了：“笼统改造”者，“完全推翻现制”之谓也。别的地方很清楚，毋须注明。 像这样的双簧还很多，不过我想引证到这里也够了。这些东西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杜威之所以特地发表他那“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目的就是抵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的影响，贩卖他那一套反动的改良主义。胡适就是杜威的传声筒，而杜威的演讲也就是为胡适撑腰。这两个人，一师一徒，一个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一个半殖民地的文化买办，一个站在当时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的讲坛上，一个蹲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的编辑部中，表演了一幕滑稽的“二重唱”。 如果我们再看看杜威对“五四”的态度，事情就更明白了。杜威对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是恐惧的，仇视的。他诬蔑五四运动是“偶然的”“感情的”“消极的”，诽谤反对帝国主义是“排外”。他装出一副学者的态度，竟然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忠告”：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贵国的学生运动。五四以来，学生很难专心读书，大半因为外交紧急，也因为学生感情用事。教育上受了莫大的损失，要是长此不改，损失恐怕还要大，教育一定要瓦解了。……诸君要知道，爱国是一事，排外又是一事。排外是消极的，……诸君应该努力去做积极的事业……〔三〕请看，“感情用事”“排外”这些话，还不是十足的帝国主义的口吻吗？杜威虽然善于辞令，但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对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敌意却是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杜威对“五四”的这种态度，恰恰也就是胡适的态度。在五四运动期间，胡适也同样担心“教育一定要瓦解了”，出面劝说学生复课。从此他就不断强调“学生的职责是读书”。十六年之后，他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这篇文章里，还模仿杜威的腔调，污蔑五四运动是“最浅的排外”。 既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道路，那就必须指出另外一个方向了。于是杜威又发出了“号召”： 学生啊！你们以各人的智识，一点一点的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四〕。 这也就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这篇文章的根本思想。这篇文章的实质，是企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规定”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把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那里夺过去。胡适后来自己说：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种趋势的危险，故发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五〕这是一个很好的招供。它表明了胡适和杜威当时在中国贩卖实验主义这种哲学的目的，是影响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使五四运动变质，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运动。 关于哲学上的实验主义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的关系，需要一篇文章来作专门的说明，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种思想是有它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根源的。五四运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由“五四”到“六三”，斗争日益广泛和深入，由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都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在革命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展，怕得要死的军阀政府三番五次地下令“严防”和“查禁”所谓“过激主义”（这是他们给“布尔什维主义”的名字）。六月，陈独秀被捕。而不料在一些官僚的眼中，胡适也成了“过激党”〔六〕。这种种情势把胡适吓倒了，他感觉到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胡适在“问题与主义”里质问左翼知识分子说：“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一个主义呢？难道单是为了‘号召党徒’吗？还是要想收一点实际的效果，做一点实际的改良呢？”这句话明显地透露了他的害怕群众运动，害怕革命的情绪。作为五四运动的右翼代表，胡适拼命想把五四运动限制在单纯反对文言文和某些封建文化等的狭隘范围内，拼命想使五四运动不超出对他所代表的阶级有利的范围以外。这样，他们就必须争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这样，他们就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提倡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这就是五四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但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需要有一种思想武器。于是亲美的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也就很自然地从美国资产阶级那里借来了实验主义这个武器。五四运动的锋芒，首先是对准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准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政府的。而这时，美国一面和日本协同来侵略中国，一面又和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发生冲突。所以，一方面，美国也高兴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受到打击，（附带说一句，胡适在“问题与主义”里也提出了一个解散段祺瑞的安福部的“问题”，这也是反映了美国的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更害怕五四运动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无产阶级的兴起。因此，它就要极力抵制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它就要在文化思想上向中国的新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进行反攻。而打着“讲学”的幌子来到中国的杜威，也就负起了这个任务，亲自出马来帮助胡适。杜威在中国为时两年零两个月，遍历十一省，大肆贩卖他的实验主义反动哲学，这正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而胡适就是实验主义在中国的经纪人，就是这个文化侵略的工具。 所以，五四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斗争在中国的表现。 杜威回国时，胡适欢送他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七〕但是胡适这个愿望被历史粉碎了。在如今，开出灿烂的花，结出丰盛的果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杜威和胡适的影响虽然还未被肃清，但也到了最后被清算的日子了！ 附注： 〔一〕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说是五月一日；此处根据当时上海申报的记载。 〔二〕自此以下所引杜威的话均见“新青年”上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录，胡适的话均见“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文。 〔三〕此处引文根据晨报社出版的“杜威五大讲演”。 〔四〕同上。 〔五〕“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六〕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中述说：“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李大钊同志也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到这件事。 〔七〕“杜威先生与中国”。

第4版()专栏： 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闭幕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讯：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二十六日下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闭幕会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伯洛夫和苏斯洛夫参加了会议。 闭幕会议由最年长的俄罗斯作家之一费·格拉德科夫主持。蒂奇纳在会上发言。他以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名义向外国来宾并且通过他们向世界所有进步作家致敬。 蒂奇纳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总结了我们过去二十年的活动的成绩。过去二十年是苏联文学，也是世界各国进步文学成长和繁荣的年代。伟大的中国、各人民民主国家、欧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的发展，反映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同新战争威胁作斗争的伟大进程。尽管参加这次大会的外国作家们有着不同的信念，但是他们都在人道主义、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谊的伟大理想下团结在一起。 大会在高涨的热情中通过向苏共中央致敬的电文。大会在电文中向党中央保证：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苏联知识分子——文学家——的大军，决心在创作方面加倍努力来满足人民的要求。 最后，格拉德科夫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广泛地讨论了创作方面的各种问题。我可以代表所有在场的代表说：我们大会的特点就是：战斗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集中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完成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的决心。 又讯：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继续举行会议。 在二十四日会议上，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发言说，苏联全体人民和全世界进步舆论，都密切注意苏联作家代表大会，这是十分自然的。这反映出了苏联文化工作者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工作的巨大的国际意义。苏联文学现在已成为强大的新生力量的泉源，各国进步人们从这里汲取了对社会进步的胜利的信心。谢皮洛夫接着引述了许多明显的事实，证明苏联经济和文化空前未有的高涨的情况。他强调指出，用自己的创作参加祖国人民伟大的建设工作是每一个作家的光荣事业。 二十四日向代表大会祝贺的外国作家有：黎巴嫩作家穆鲁维、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家达木丁苏隆、伊朗作家纳菲西、南斯拉夫作家马·弗朗尼契维奇、波兰作家雅·伊瓦希凯维奇和乌拉圭作家艾·格拉维纳等人。代表大会还接到了土耳其作家纳·希克梅特、西班牙作家胡·雷哈诺和意大利的“当代”杂志的编辑部的贺电。 会议最后听取了关于各项报告和副报告的讨论的总结发言。 二十五日，会议就苏尔科夫的“关于苏联文学的现状和任务”的报告和其他七个有关的补充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会议并就吉洪诺夫的“关于现代世界进步文学”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修改作家协会会章和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且新选出了由一百三十四人组成的作家协会委员会和由二十九人组成的资格审查委员会。 大会在关于苏尔科夫的报告和七个补充报告的决议中指出：自从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举行以来，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的发展是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着的，它已经在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绩。由于神圣地执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使命，遵循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由于忠实于生活的实际，渗透着高度的思想性，苏维埃文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作品，使它更加充实了。决议同时指出，在苏联文学的发展中还存在有重大的缺点。决议规定了苏维埃文学当前的一些最重大的任务。决议指出：苏联作家的使命是充分反映苏联人民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作家的神圣责任就是更高地举起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旗帜，更加努力地去揭露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用一切办法来提高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战斗精神，提高他们在一旦必要时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反击的准备。决议指出，作家协会在过去二十年中完全证明了它是一个联合和团结所有苏联作家的创作组织。作家协会今后应该在严格遵守广泛民主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一切工作。 大会通过的关于吉洪诺夫的报告的决议指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全世界的进步文学有了发展。许多为全体进步人类所珍视和亲近的作品已经创造出来。苏联文学和外国的进步文学日益接近。人类文化前途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巩固着人道主义作家的这种友谊，尽管他们的国籍、宗教和哲学信仰以及审美观点不同。任何障碍都拦阻不了反映人民的美好希望和他们要和平和要自由的愿望的文学日益发展和繁荣。决议还指出了维护和平事业的作家之间经常交流创作经验的必要性。 决议欢迎并支持各国作家提出的这样的希望：在团结在和平和文化口号下的各国文学工作者广泛参加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五年举行世界作家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坚决相信，体现着各国人民要求制止新的世界大战、要求生活和幸福、要求充分发扬人类的伟大创造性的愿望的进步文学的力量和威望将一年年地增长。

第4版()专栏： 苏联作家协会委员会招待外国作家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作家协会委员会二十六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招待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外国作家。 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伯洛夫和苏斯洛夫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苏联文学工作者以及苏联科学家和艺术家也参加了招待会。 招待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会后举行了艺术表演。

第4版()专栏： 苏联报纸报道法国人民反对武装西德的斗争 法国爱国者反对巴黎协定的运动日益壮大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塔斯社莫斯科二十六日讯：“真理报”驻巴黎记者报道说：法国议会已经拒绝巴黎协定的主要条款并且已经正式表示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这个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法国全国各地。 法国所有的真正爱国者都欢迎那些已经考虑到民族的意志、表现了他们作为公民的勇气和他们对和平和法国安全的真正关怀的议员们的行动。 这些天，在巴黎人人都在谈论议会中的事件。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国工人在工厂大门前彼此道贺国民议会的决定。 但是当一般法国公众在欢迎复活“国防军”的支持者的初步失败时，极端右翼的反动报纸已经表示出极度的混乱和掩饰不住的惊慌。“震旦报”和 “费加罗报”发动了一个挑衅宣传来恫吓那些受良心和荣誉的驱使而投票反对复活“国防军”计划的法国议员们。 法国反动报纸所反映出的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对法国的威胁不过是沧海一粟。美国宣传机器的厚颜无耻的论调已经使得过去所使用过的恫吓和讹诈法国的一切手段黯然失色。美英两国的统治集团目前大规模奉行的讹诈、压迫和恫吓法国的政策引起了广大法国公众的无比愤怒。这种外来的厚颜无耻的压力使得每一个法国爱国者更加清楚地看出：一种真正的威胁笼罩着他的国家。法国国内反对巴黎协定的斗争愈益壮大，也愈益坚决了。 法国国内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在苏联建议的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范围内才能保障法国的安全。法国一般公众越来越积极地要求加强和发展同苏联的友好合作，他们注意到：同苏联的这种关系将是加强欧洲安全和保障及巩固和平的最重要的因素。 “消息报”发表了米哈伊洛夫的一篇文章，文章评论英美对法国的压力说：千万不能过低估计这种压力的效果，因为孟戴斯—弗朗斯政府正在竭尽全力来协助实现这种压力所要达到的目的。把一切事情考虑在内，这位法国政府的领袖似乎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可以遵循。当苏联从欧洲和平的利益和对法国人民的友情出发、就关于批准巴黎协定将产生的后果、特别是对法苏条约产生的后果提出友好的警告时，孟戴斯—弗朗斯却竭力——虽然他失败了——对苏联意图的诚意表示怀疑。 但是，孟戴斯—弗朗斯似乎认为，华盛顿和伦敦对法国所施加的威胁、命令、凌辱和讹诈都是平常的事。他虽然已经不得不承认：法国人民对巴黎协定是“深恶痛绝”的，却仍然竭力要使议会赶快批准这些协定。 但是，不像某些政客那样，法国是“不能牺牲它的良心的”。这句话是法国伟大的爱国者赫里欧说的，他还说：“虽然我喜欢美国，但是我更喜欢我自己的国家”。如果法国议员们都能学习赫里欧的榜样，如果他们都能听从爱国心和法国人民的意志的引导，那么他们将会抵御美国的压力，而作出符合法国利益的决定。像法国全国人民一样，他们将会对巴黎协定说“不”，对德国“国防军”说“不！”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讯：“消息报”二十五日刊载了该报驻柏林记者普拉尔尼科夫的通讯，这篇通讯报道，波恩复仇主义者已经提出对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的要求。 普拉尔尼科夫写道：巴黎协定还没有被批准，波恩军国主义者就已经对很久以来就属于法国的领土公开提出要求了。复仇主义报纸愈来愈经常地要求阿尔萨斯“政治自治”。波恩复仇主义者企图证明阿尔萨斯和洛林根本不是法国的领土，硬说它们“从远古以来”就属于古日耳曼族。 普拉尔尼科夫指出：即使把阿尔萨斯变成“欧洲领土”也不能满足德国军国主义者。他们梦想要并吞阿尔萨斯、洛林以及德国邻国的其他一些领土。 普拉尔尼科夫说：波恩复仇主义者的这种厚颜无耻的态度引起了德国舆论愈来愈大的愤怒。在西德，愈来愈经常地听到下面这样的舆论：只要波恩复仇主义者没有军队，他们就只能狂吠。但是，如果实施巴黎协定而使他们得到了军队，他们就要开始咬人了。为了防止这种局势发生，必须拒绝巴黎协定！

第4版()专栏：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发表声明 斥责杜勒斯干涉阿尔巴尼亚内政的谰言 【新华社讯】据塔斯社地拉那二十六日讯：地拉那报纸刊载了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的一篇声明，谴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干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内政的诽谤性的言论。 声明说：若干时候以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对阿尔巴尼亚人民所谓“友谊”和“关怀”的声明。杜勒斯硬说，阿尔巴尼亚现在是处于别人奴役之下，美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使阿尔巴尼亚获得自由。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受权来揭露和愤怒地驳斥美国国务卿这篇声明，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一个独立和自主的国家的内政进行粗暴和不能容忍的干涉，而且是公然破坏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的行为。它是美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贯采取的侵略政策的新证明。 美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的这种“友谊”、“关怀”和“努力”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瓜分我们的国家，颠覆它的人民政府和奴役阿尔巴尼亚人民。 声明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将不允许任何这种侮辱性的干涉。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要侵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自由和切身利益的一切企图，都将遭到应有的打击。阿尔巴尼亚人民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自主和强大的国家——同伟大的苏联及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兄弟国家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和永久的友谊联系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声明最后说：为了回答杜勒斯的声明，阿尔巴尼亚人民将更加提高警惕，保护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和平劳动。

第4版()专栏： 美英报纸承认法国人民坚决反对武装西德 它们对孟戴斯—弗朗斯能否获得议会信任表示不安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伦敦消息：英国的星期日报纸直言不讳地谈到英国和美国对法国施加粗暴和露骨的压力，企图影响就武装西德问题举行第二次投票的结局。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外交观察家指出，英国声明全文是艾登亲自命令以十分特别、十分郑重其事的官方形式向各报记者宣读的，“这种异常的程序和声明中的不容分辩的口气，泄露了白厅对于法国可能拒绝巴黎协定的不安情绪”。 许多报纸着重指出对法国施加的压力，然而它们的语气也表现出它们对这种空前粗暴的措施可能引起的后果表示非常担心。 “观察家报”驻巴黎记者写道：法国政府似乎很少可能取得超过二百五十九票的赞成巴黎协定的票数。报纸指出，国民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员在他们的选区内过圣诞节，和选民会晤，从那里获得的警告比英国外交部的声明有力得多。 “星期日泰晤士报”暗示：“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们主要关心的是要保留他们在下届大选中的席位。议员们似乎害怕在他们选区里被谴责曾经投票赞成德国新国防军。” 但是，亲美报纸对于拥护武装西德者的幕后活动寄予极大的希望。譬如，“星期日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写道，孟戴斯—弗朗斯和他的拥护者企图借助秘密谈判的方式，把二十来个议员拉过来，或者使他们弃权，以便使国民议会通过巴黎协定。 “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同时担心，既然孟戴斯—弗朗斯以前对国民议会情绪的乐观估计毫无根据，那么表决的最后结果如何，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据新华社讯：美国报纸现在不得不承认：法国人把华盛顿和伦敦对法国国民议会拒绝巴黎协定中关于武装西德的条款的反应看成对议员们施加压力，为的是要迫使议员们不考虑法国人民的意志。 “纽约时报”刊登了它的驻巴黎记者的一篇报道，标题就是“法国人把盟国对法国议会表决的反应看成威胁。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忧虑被当作压力”。 “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写道：许多法国人认为华盛顿和伦敦对国民议会表决的威胁，类似“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辩论并且遭到否决时杜勒斯所发出的威胁。记者在预测法国议会二十七日进行表决将有怎样的结果时不得不承认：“一切说明，大多数法国公民仍旧反对重建德国军队。” 华盛顿威胁说，当协定被否决时要提出法国是否有能力作出决定的问题，据记者说，巴黎对这一点的答复是：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能不能作出决定，而是能不能作出违背反对武装西德的绝大部分舆论的决定。记者用侮辱傲慢的口吻对待法国议会，说法国国民议会的决定是“一些议员们的荒唐的举动”。 “纽约时报”评论说，在武装西德问题上法国选民的情绪“和官方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报纸写道，“从一九五零年华盛顿第一次提出建立德国军队的建议的时候起，法国官方的观点和法国人的情绪的不一致就一直存在。”报纸承认，法国人民不相信捏造的“苏联威胁”的神话，而对复活西德武装力量却是极度反感。

第4版()专栏： 美政府再次对法国横加压力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在法国国民议会二十七日举行投票的前夕，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二十六日又在奥古斯大（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在那里度假）那里发表声明。声明中重复艾森豪威尔已经在二十四日说过的威胁法国的话：他认为这次投票结果“极其严重”，美国“政府希望这个投票结果不是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决定”。声明说，自从法国国民议会二十四日对武装西德投了反对票以来，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每天都要通好几次电话来进行商谈。如果情况同美国政府希望的相反，艾森豪威尔就要飞返华盛顿进行商谈。 这个声明正是配合着美国政府官员这几天散布的威胁法国的论调：如果法国国民议会不改变拒绝武装西德的决定，美国和英国将立即进行商谈，“修改”它们在西欧的战略计划，“抛弃”法国而径自武装西德。美联社消息说，杜勒斯“将考虑改变战略计划，以使西方防御体系以英国、比利时、荷兰以及西德为基地”。 合众社记者露骨地说，对法国的这种威胁是指望“震动一下法国议员，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态度”。 同时，也有的美国报纸指出美国要不顾法国的态度而武装西德的威胁是难以实现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说，“当然，我们能够不经过法国的同意，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外重新武装德国，但是如果得不到法国的积极合作的话，我们在欧洲实行的干涉政策成功的机会就不大。”文章说，实行一种“我们不能指望欧洲国家同意”的欧洲政策是鲁莽的。

第4版()专栏： 法总理千方百计诱迫法议员支持巴黎协定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巴黎消息：法国报纸报道，孟戴斯—弗朗斯千方百计利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对某些议员施加影响，企图迫使一些反对武装西德的议员在二十七日表决中弃权，并且迫使一些原来弃权的议员改投赞成票。 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二十六日又采取了一项骗取支持的措施，规定提高家庭津贴。合众社驻巴黎记者毫不掩饰地指出，孟戴斯—弗朗斯“出人意外”的此举的目的，显然是在争取人们“支持这个他正在为之斗争的最不得人心的问题——重新武装德国”。 法新社消息说，孟戴斯—弗朗斯在国民议会表决前将“向国民议会强调说明拒绝这个（巴黎）协定的严重国际后果”。他准备依靠美国和英国对法国的粗暴恫吓，来威胁议员支持巴黎协定。 报纸报道，有人已在恐吓议员说：如果大多数议员再度反对武装西德，美国和英国将“不能宽恕”法国议会。 “星期日报”威吓右翼议员，特别是人民共和党议员说：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一旦辞职，就不可能再有多数。

第4版()专栏： 雷德福干的是什么勾当 李高 极端好战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最近在南越、柬埔寨、泰国、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进行了一次所谓“闪电式访问”，现在正准备前往台湾进行阴谋活动。 雷德福来远东之前，曾在巴黎参加了美英法三国关于印度支那政策的商谈。许多迹象表明，美国侵略集团是要挟持英法等国破坏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以便直接干涉印度支那，把南越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 雷德福在西贡时，先后同美国驻南越特使柯林斯、美国驻印度支那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奥丹尼尔以及吴庭艳集团和法国驻印度支那军事当局举行了会谈。雷德福说：“我一定采纳柯林斯将军所提出的意见。”柯林斯的意见是什么呢？据“印度斯坦时报”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华盛顿消息透露，柯林斯最近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报告，他要求美国“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来准备破坏一九五六年的越南民主选举，同时加紧排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势力。这个报告说：“法国人必须加速撤退，把保卫（？）南越的工作交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本地军队担任。”为了达到美国的罪恶目的，雷德福的皮包里带着一大叠破坏日内瓦会议协议、危害东南亚和平和安全的阴谋计划。据美国“纽约邮报”记者艾伦透露，雷德福竟主张美国同南越吴庭艳集团和泰国缔结类似美蒋条约的“共同防御条约”。雷德福在曼谷公开说，他认为美国把泰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的吴庭艳集团捆在一起组成一个军事集团“将是有用的”。 雷德福在东南亚的活动，显然是为美国侵略集团在东南亚国家采取新的侵略性的军事措施进行准备工作，并向东南亚军事集团国家施行压力，驱使它们追随美国冒险，分担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责任。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意图，已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谈话所证实了。杜勒斯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说：美国要求“重新部署”在印度支那的“作战部队”，要求“发展”吴庭艳集团的保安部队，这是与雷德福的活动正相符合的。杜勒斯还宣布：美国在“原则上”已决定明年二月底召开东南亚军事集团国家的首次会议。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消息说：“杜勒斯先生想要召开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拟订确切的军事计划，以便根据条约采取集体行动来保卫（应读作干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那么，雷德福到台湾去想干些什么呢？据西方报纸和通讯社透露：雷德福是要在台湾策划实施美蒋条约的具体办法，包括视察和选择建筑美国陆军和空军军事基地的地点、同蒋介石卖国集团商讨 “军事配合”等方面的问题。据说，蒋介石卖国集团正在赶忙拟订一个什么“全面的军事计划”，以便交给雷德福“考虑和讨论”。仅从这些初步透露出来的事实就可以看出，雷德福台湾之行的目的，不但是在希图强化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澎湖的非法占领，而且是在加紧勾结蒋介石卖国集团准备战争和冒险，以图扩大美国对我国的侵略，并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自从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以来，亚洲人民和亚洲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一致要求有关国家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基础上，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在亚洲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可是，美国侵略集团始终敌视亚洲各国人民的这种和平愿望。它不顾东南亚各主要国家的反对，纠合它的追随者组成了旨在破坏日内瓦会议协议的东南亚军事集团，紧接着又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一个美蒋战争条约。 在全世界公众舆论的严厉谴责之下，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曾经力图掩饰东南亚军事集团条约和美蒋条约的侵略性质和战争性质。但事实却彻底洞穿了这一切的谎言。 从东南亚军事集团条约签订之后，美国违背日内瓦会议协议，日益嚣张地对印度支那实行干涉。美国驱使它的追随者——菲律宾和泰国等进行扩军备战的活动也越来越加紧。随着美蒋条约的签订，美国又赶紧把鱼雷艇、喷气式飞机等军火武器大量运交蒋介石卖国集团。合众社毫不掩饰地说：美国这样做，“为的是大大地增加蒋介石部队的机动性和攻击力量”。同时，美国还大量增加了太平洋的海空军侵略兵力，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如调整指挥系统、封锁新闻等等。最近，美国第七舰队竟在接近我国的海面举行了“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挑衅性的演习。这一切都说明：美国侵略集团所图谋的，就是使远东局势恶化，从而为其侵略战争制造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雷德福亲自出场了。 谁都知道，雷德福是一贯敌视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好战分子。早在一九五○年六月美国宣布强占我国台湾之前，雷德福就公开叫嚣要“占领台湾”。这几年来，雷德福和诺兰、罗伯逊等臭名远扬的好战分子，一直在主张和叫喊向中国和亚洲发动大规模战争，并向亚洲各国人民进行原子恫吓。最近，雷德福和诺兰等又在叫喊要“封锁”中国。 显然，雷德福之流还没有从美国侵朝战争的失败中接受教训。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对于雷德福的侵略活动是看得清楚的，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必将以更坚决的打击来粉碎雷德福之流破坏亚洲和平的阴谋和冒险。

第4版()专栏：莫斯科通讯 加强作家的创作劳动 龚远英 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大的省和市曾先后召开了作家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报刊上也接连不断地发表了许多有关的文章。这些会议和这些文章，一方面初步总结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以后的二十年来各地在文学领域内所获得的成就，一方面也提出了现存于文学活动中的一些问题。作家的劳动、劳动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已经涉及、虽然尚未十分展开讨论的问题之一。 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同目前苏联文学中的一些消极现象有关的。近些年来，苏联在不同地方，不同的文学部门和不同的作家中间，存在着不同的沉寂现象。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不少的疑问和忧虑。莫斯科日丹诺夫区青年团区委书记在读者、作家见面会上发言道：“一个共同的和令我们大家都不安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写得这么少？”“消息报”在一篇社论中问道：“为什么人民所喜爱的某些作家这么长久拿不出新作品？为什么戏院的出演剧目中这么缺乏现代主题的戏剧？为什么出产用其他文学创作改编的电影成了‘时髦’事情而没有不重复已经众所熟知的文学作品的崭新题材的影片？”这种情况，在某些地区，如乌兹别克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已被称为“创作的衰退”或某种文学领域的“落后”。 在苏联，文学发展的一切客观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因此，这种不正常情况的发生，公认为是由于作家主观努力的不够。白俄罗斯作家柯拉斯指出：作家们在激烈的论争、永无休止地谈论文学的这样或那样的任务、开会和草拟决议的忙碌中却忽略了自己的“最首要的职责—写作”。乌兹别克共和国作家代表大会，认为创作衰退的最主要原因，乃是“主要作家们的懈怠”；由于这种懈怠，所以在许多主要作家们的创作活动中产生了“不应有的间歇时期”。而且，这种“在一部作品结束和另一部作品开头之间所有的间歇时期，长得几乎令人害怕” （十月二日“文学报”西蒙诺夫：“论作家的劳动艺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格鲁吉亚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格鲁吉亚散文落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主要散文作家们的自满，安于既得之名，而不再用“全力”进行写作了。某些作家竟至用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再版旧书，而不去创作描写今天人民生活的新作品。 这样，实际生活便向作家们提出了作家的劳动、劳动态度和劳动方法的问题。 在纪念俄国伟大作家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时，苏联报刊就曾经强调了劳动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劳动和天才的关系。当时许多文章都指出，在契诃夫看来，天才就是劳动；而契诃夫一生不倦的劳动和他在文学上所达到的伟迹，正是他的看法的最好的证明。近来，苏联报刊又随时提到高尔基的劳动态度和劳动观点。高尔基认为：一个人的天赋才能有如一星可熄灭又可燃大的火花，而使它变成熊熊之火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高尔基本人每天用于读书和写作的时间不下十小时，总是工作到“肩酸手痛”。而列夫·托尔斯泰之能用不到七年的时光写出如“战争与和平”这样宏伟的作品，据作家西蒙诺夫看来，除去他的非凡的才能外，主要因为他在这七年中曾每天笔不离手。因此，“文学报”在论及作家的劳动态度时，引证了高尔基的名言：“……如果你要作文学家，那你就应当懂得：文学是一桩责任非常重大的事业，而我们的读者有权要求作家完全诚恳地、真诚地劳动……”。 最近，苏联的报刊也反映了一部分读者对作家的这样的要求。“近些年来，我们没有读过斯维特洛夫一首新诗，我们多年来就在等着萧洛霍夫的新作品、费定和西蒙诺夫用现代题材写的创作。”读者甚至指出：只有那些不能不写作、随时都处在创作热情和要告诉人们一些新的、独特的、动人的事物的愿望状态中的人，才配称做作家（十月十五日 “莫斯科青年团员报”：“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写得这么少？”）。 常用来解释这写得少的一个原因，乃是作家们被所担负的社会活动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苏联作家不仅要担负作家协会的组织和出版工作，还要参加和平运动的工作、文化代表团和其他政治社会活动。从事这些活动，当然就得化用一部分时间。表面上看，这似乎只会给作家的创作工作造成损失。但是，作家格拉特柯夫指出：“开展个人的创作主动性，只有在作家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只有在他生活在人民当中才是可能的。” 实际上，繁重的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也不能解释为作家为什么“写得这么少”的主要原因。西蒙诺夫在“论作家的劳动艺术”一文中，以拉脱维亚的著名作家拉齐斯为例。拉齐斯作为作家，每年出版一本新书，而且已经数次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但同时，他却是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就是说，他所担负的社会职责，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为繁重。因此，西蒙诺夫指出，作家不应把社会工作当作“救生的盾牌”，以之掩盖长年无新作品问世的事实。 因此，进一步改善现存于文学中的某些消极状况的唯一办法，是加强作家的劳动，自觉而紧张的劳动。一个作家，不能在出版一二本好书之后，就懒散起来，而由“一个劳动者变为一个半二流子”。“作家应当过着充满劳动的生活，应当找时间学习、阅读、自修，简言之，应当成为……劳动者”。 “可不可以生活在我们国家里，嘴里赞叹人民的努力，赞叹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城乡劳动者的丰功伟迹，赞叹又赞叹，可是自己每天却不像我们所赞叹和我们所描写的那些劳动者一样最少工作八小时！？” （西蒙诺夫：“论作家的劳动。”） 对于一些因繁重的社会职责而被占去一部分时间的作家，西蒙诺夫在他的文章中提出，必须进行 “经常性的文学劳动”。一个作家应当具有经常劳动的习惯，而不能仅靠冲动和灵感进行工作。“需要的不是将来的计划——如等候创作休假和免除一切工作的时候一气写成一本书，——需要的是每日的经常性的工作，那怕就是一个半小时或二小时也好，只要每天不断。”这种每日经常性的劳动，对那些为行政工作或社会活动而给创作活动造成一定困难的作家，乃是“克服实际困难的唯一办法。” 作家劳动问题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上的完全解决，将大大地使作家大军的创作活动活跃起来，从而改善目前文学中的某些落后状况。创作活动的活跃，不仅将在数量上，而且还会在质量上使目前的景况提高一步。因为“能完美地描绘以其伟大劳动而自豪的我们时代的，只有那本身将不倦地劳动的人”（科拉斯：“论文学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