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沈阳市郊区高坎村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听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以后，踊跃地把余粮卖给国家。这是社员们将卖给国家的粮食集中起来过秤的情形。

第1版()专栏： 北京中南海选区进行基层选举 毛泽东同志参加投票 【新华社十日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在八日和十日进行了西单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这次选举中同该区选民一起参加了投票。 选举以前，中南海选区的选民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完成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们，在选举以前曾热烈地进行了选民登记和代表候选人的提名。该选区共有两名代表名额，经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各民主党派组织及中央机关人民团体共同协商，联合提出共产党员王敬先和无党派人士沈谦为代表候选人。 选举在八日和十日的上午八时至午夜十二时分别在四个投票站举行。中共北京市西单区委员会书记、西单区人民政府区长杜若和西单区选举委员会主席李哲生八日曾到投票站观察投票的进行。选区内两处最美丽的建筑物——勤政殿和紫光阁，被指定作为投票站。在投票站的入口处，悬挂着写有“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投票站”字样的长幅匾额。投票站内悬挂着鲜艳的国旗。在红色票箱的前面，环绕着美丽的盆菊和各种鲜花。室内在几天以前便由普选工作组布置好了一切便利选民进行选举的设备条件。各个投票站都充满了庄严朴素的气氛。投票开始以后，选民们踏着初冬的薄雪，拿着选民证陆续地走进了投票站。 选举在庄严的气氛中进行。参加投票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的许多革命领袖，有中央人民政府的高级首长，有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以及机关内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 八日下午八时三十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以及许多党中央的委员和党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走进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投票站——勤政殿，经过验证发票处交验选民证，领取和填写了选票。八时四十分，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各领导同志相继把自己的选票投进了票箱。投票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北京市西单区委员会书记、西单区人民政府区长杜若和西单区选举委员会主席李哲生等一一握手。 十日在紫光阁参加投票的有李济深、张澜、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习仲勋等许多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 选举到十日夜晚十二时宣布结束。根据中南海选区普选工作组的统计材料，全选区所有在京的选民百分之百地参加了投票。 据新华社讯：伟大祖国首都的基层选举工作从十二月六日起已先后在城内各区全面展开。两千多名普选报告员和文艺宣传工作者，已纷纷在各工厂、企业、机关、团体、学校和街道中热烈展开普选的宣传活动。 连日来各选区纷纷举行报告会。崇文区两天当中就有工人、学生、工商业者、街道居民等三万七千余人听取了普选报告。东单区工会已举行了十五个报告会，向全区私营工厂、商店的九千多职工作了普选报告。在北京市的中央、华北及北京市各机关、团体，对普选工作都非常重视，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苏、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罗毅、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张策和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范瑾等，都已向本机关的工作人员作了关于普选的报告。 有着丰富民主生活的北京市各界各阶层人民，在普选运动一开始，便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国营和私营工厂、商店的职工们，踊跃参加报告会，听取普选的报告。东单区私营工厂商店的职工除生病的以外，都听了普选的报告。有的工人还特地作了彩色的普选报告签到簿，郑重地写上出席者的名字，以作纪念。听过普选报告后，职工们极为振奋，纷纷表示要以生产上的实际行动来庆祝普选。 广大妇女、工商业界、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人士也都开始了普选宣传活动。北京市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对于参加普选运动特别感到兴奋。中央民族印刷厂蒙族工人布仁色汗说：“现在有了用我们自己的文字出版书籍的工厂，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好处，我们要积极参加普选运动，选出好的代表来管理国家大事。”广大妇女热烈参加普选活动，很多家庭妇女都事先安排了家务，积极地去听取普选报告员的报告。有的工商业户在自己的厂、店里布置了精致的宣传普选的橱窗。（附图片） 毛泽东同志十二月八日在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投票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

第1版()专栏： 我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发表谈话 拥护政府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新华社十日讯】我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发表谈话，一致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并表示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带动所联系的群众踊跃认购。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说，我认为政府发行建设公债的措施，是正确的，适时的。全国人民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照耀之下，正在向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前途迈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都应为这一伟大的国家建设事业贡献其最大力量。发行公债是筹集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的重要的和经常的方法之一，也是与全国人民共同的长远的利益完全一致的。这次建设公债的发行，中央人民政府是充分估计到全国人民的购买能力的，其发行数字也是按照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和生活开支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的。我相信这次公债的发行，全国人民定会表现高度的爱国热情，一致拥护。我们民主党派成员应该首先响应国家号召，并带动所联系的群众踊跃认购，广泛宣传，务期于最短期间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购买任务。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说，我对于政府将发行的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表示热烈拥护。政府这次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不仅在经济上可以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行，而且在政治上也可以表现全国人民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深信它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热烈拥护。近四年来，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人民生活有了普遍的改善，拿出一部分收入和积余来购买公债是完全可能的。这次发行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数目及认购的办法，是充分估计到人民的购买力量，数额分配也很合理。可以断言，这次公债的发行，不但可以胜利完成，而且可能超额完成。 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说，在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是完全必要的，根据国家经济胜利恢复和发展以及人民经济生活上升的情况来看，发行公债数额的胜利完成，也是完全有把握的。这就是说，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全国人民经过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认识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前途，一定会踊跃地认购公债来表示自己对于伟大祖国的热爱，对于国家总路线的忠诚拥护。就私营工商界来说，今年全国的市场空前繁荣，私营企业的业务普遍好转；私营工商业者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下，认识上有了一定的进步，最近又学习了总路线，受到了爱国守法的教育，因此，我们相信，私营工商业者一定能够完成乃至超额完成这次购买公债的光荣任务。为此，本会号召全体会员在这次公债的认购工作中，发挥带头和骨干的作用，并和所有工商业者一起，争取超额完成，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说，我坚决拥护政府为加速国家经济建设所采取的这一重要措施。记得一九五○年我们国家发行过胜利折实公债，当时全国人民曾以无比的热情在极短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认购任务。这次发行建设公债对于国家进行有计划的建设，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保证人民获得更幸福的生活，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全体会员保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和全国人民一道，为胜利完成一九五四年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这一光荣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彭泽民说，当我们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同时也是与全国人民的利益完全符合的。踊跃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我们全国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表现。我们号召我党成员不仅要踊跃认购，而且要动员自己的亲属和所联系的群众，迅速地超额地完成认购数额，并广泛做好宣传工作。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说，在我国目前发行公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国已进入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的时期，而发行公债，是积累资金以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项极为必要的办法。几年来，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人民的政治觉悟都已大大提高，能够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远景和前途，人人都会愿意拿出自己的节余来认购公债，以帮助国家建设并为自己进行储蓄。我们中国致公党全体同志热烈拥护政府发行建设公债的正确措施，并将踊跃认购，同时将推动我们所联系的群众大量认购，以尽我们爱国的责任。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说，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适时的。公债一方面是人民的储蓄，一方面又是人民爱国的一种表现。涓涓之水，流为江河，小额的金钱只要聚集起来，就可以对国家发生积极作用。所以，购买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热爱祖国的真诚表现，是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一种具体的爱国行动，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国家应尽的一项光荣义务。我们文教科学工作者，应当踊跃购买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迅速地超额地来完成这一伟大光荣任务，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胜利进行。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驻京办事处发言人说，国家建设需要从各方面筹集资金，才有保障。发行公债就是筹集资金的重要和经常的方法之一。一九五四年是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第二年，这一年度计划的胜利完成对今后建设有极大关系，因此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完全必要的措施。我们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员将积极宣传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意义，和全国人民一道为胜利完成这个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奋斗。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说，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中国青年，对于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倾心向往，毫不吝惜自己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加速前进。在这次公债发行中，他们一定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对我国青年和全体人民来说，又是一次最生动最实际的教育。中国青年要成为动员全国人民认购公债的一支宣传队伍，积极地耐心地向自己家庭、亲戚、朋友和周围的群众作宣传工作，反复地解释发行公债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及其对国家和对人民的好处。我们青年还要按照自己的力量，踊跃地认购公债。我们相信，全国青年一定会和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一个爱国主义的购买公债的热潮，胜利完成这一次国家发行公债的任务。

第1版()专栏： 鞍钢大型轧钢厂热试轧顺利进行 重钢轨大型圆钢和无缝钢管管坯试轧成功 【新华社鞍山十日电】鞍山钢铁公司新建的大型轧钢厂在热试轧期间，已顺利地轧出了大型圆钢、无缝钢管的管坯和重型钢轨等三种产品。连日来，热试轧的情况很好。从十一月三十日晚开始到十二月七日的八天中，轧制出来的大型圆钢和无缝钢管的管坯，大部分都是一级品。试轧产品的产量一天比一天高，十二月六日轧出的数百吨钢材，经过检验没有发现一根废品。苏联专家总顾问检查了连日热试轧的情况，十分满意，他认为热试轧能够这样顺利，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十二月八日中午开始，大型轧钢厂又试轧出了一批重型钢轨。重钢轨的试轧成功，是热试轧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我国第一座大型轧钢厂轧制的大批重钢轨，就可以源源支援全国各地铁路交通的建设了。 在热试轧期间，生产人员在苏联专家的具体指导下，实际操作能力都有了很大进步。目前，许多工人和技术人员，已初步掌握了调整加热炉炉温和操纵轧钢机孔型等复杂的技术工作。 大型轧钢厂为了给正式生产打下基础，从十二月三日就开始了一班制的试轧性生产；参加第二班试轧的生产人员，也在六日开始继续走上操纵台，进行部分的生产实习。再经过几天的热试轧，大型轧钢厂就要全部竣工正式投入生产了。

第1版()专栏：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指示 要求各地做好新年、春节副食品供应工作 【新华社十日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最近发出“关于做好新年、春节副食品供应工作的指示”。指示除责成中央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共同负责妥善安排外，并要求各大区、省、市财委和商业厅、局认真领导，集中力量，保证供应人民需要。 指示首先说，新年、春节快要到来了。历年城乡人民在这一时期内，对副食品的需求量都比平常增多。今年由于国家开始计划建设，城市工矿区人口大量增加，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增加了副食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农民在出售余粮后购买力必然增长，对副食品的消费也会增多，这就可能使副食品的货源将会减少。因而各地就需要用更大的力量来做好新年、春节的副食品供应工作。 指示要求各大、中城市和重要工矿区的财委应召集国营商业部门、合作社以及有关单位组成副食品供应工作组，统一指挥，统一步调，首先做好国营贸易公司，合作社以及私商的年节供应计划，避免各自盲目进货，造成积压损失。在计划确定后，应根据商品流转规律，划定地区，分配收购任务。产区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应大力协助主要城市完成收购任务。各地必须加强组织货源，保证实现计划，适应消费者的需要。 指示指出：各地财委应对产区与销区的现行副食品价格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在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和照顾产、运、消三者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地调整现行副食品价格。同时要注意产销两地的市场管理，不准私商抬价抢购。在新年、春节前务须抓紧检查，并发动工人和市民予以监督。 指示最后要求各地因节日需要运输量比较集中，必须注意解决临时性的运输困难，使某些需要随时运输、随时供应的副食品，得以准时运输，保证供应。

第1版()专栏： 归国华侨愿积极认购建设公债和展开宣传 【新华社十日讯】广州、福州、厦门等地归国华侨，热烈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措施，并表示将尽力购买。 居住在广州的归国华侨，对政府决定发行建设公债一致表示赞同。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洁说：“我们华侨都热切盼望着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盼望能够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这次政府决定发行建设公债，对我们华侨来说是个为国尽力的很好的机会。”印尼巨港归侨王健初说：“这次发行建设公债是为了加速国家工业化，为了祖国的富强，购买建设公债好比栽种幸福的种子。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情的兴奋是无法形容的。”他表示：除自己尽力认购外，还要大力向海外侨胞宣传，使海外侨胞在祖国计划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印尼归国华侨、福建省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林珠光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发了很多公债，目的是向人民骗钱，用来买枪炮屠杀人民；现在，人民政府发行公债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人民谋福利，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公债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海外华侨一直盼望自己有一个独立富强的祖国，因此，一定会热烈拥护人民政府这一措施。”印尼归国华侨、前雅加达福州公会主席叶鸿宝说：“人民政府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为了完成百年大计的经济建设，是为了使大家子子孙孙能够过自由幸福的生活，我们热烈表示拥护。” 菲律宾归国华侨、厦门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蔡衍吉说：“为了加速国家经济建设，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几年来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厦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完全有能力用认购公债的行动，来支援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厦门市归国华侨联谊会主席林采之说：厦门市有许多归国华侨和华侨眷属在一九五零年曾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现在许多人已领到本息，这说明了：我们国家日益富强，币值十分稳定，政府有很高威望，发出的公债是有信用的。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是热爱祖国的一种实际行动，我们归国华侨和华侨眷属都衷心拥护，并要尽力购买。

第1版()专栏：社论 教育区乡干部彻底懂得总路线 目前各地正在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和党员会议，组织基层干部和党员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布置购粮工作、合作互助工作及其他冬季生产工作，收到很大的效果。许多地区的基层干部、共产党员，在参加会议的讨论和学习之后，原来不懂得党的总路线的现在懂得了，原来不积极参加和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现在变得积极了，原来不打算把粮食卖给国家的现在卖给国家了。 斯大林说过：“为了实现正确的政治路线，就需要有干部，就需要有懂得党底政治路线，把它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意把它实现起来，善于切实把它实现起来，能够对它负责，能够保护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材。没有这个条件，正确的政治路线就不免要化为纸上空文了。”（“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区乡干部会议就是培养懂得党的路线的干部的方法之一，它能不能开得好，是目前农村工作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经验证明，要开好这些会议，要使广大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彻底懂得总路线，自觉地拥护总路线，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逐步提高到社会主义的高度，并使他们自觉地拥护国家的互助合作政策和粮食收购政策，以身作则地把自己的余粮卖给国家，就必须坚持耐心的反复的思想教育，而这种思想教育又必须由原则到具体，由近到远，由浅入深；并采用看展览会、参观工厂、算账、回忆、对比、诉苦等办法，生动地把正确的思想内容和广大基层干部、共产党员的切身利益，切身经验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大家把眼前的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从许多地区的会议情况来看，到会干部、党员的思想的发展规律一般地是这样的：在传达总路线之后，一般的情绪是高的，热烈拥护总路线，他们说：“奋斗目标明确了”，“总路线照亮了咱们前进的道路”，“过去天天闹组织起来，但不知道什么目的，现在知道就是为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当接触到具体工作，比如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的问题时，有的人又感觉有困难。经过仔细算账、对比之后，情绪又高了，更高了，说：“这回不光大道理通了，小道理也通了”，“多谢毛主席把我们从三岔路口拉回来了”，“坚决要完成党所分配的任务”。许多地区的农村工作，就这样得到了胜利开展的保证。 要开好区乡干部和党员的会议，首先要作好关于党的总路线的报告，使干部、党员大体上懂得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怎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报告不仅要从大道理上来说明问题；而且要从农民切身利益、切身经验来说明这些问题。许多地区为了作好这个报告，事前派出干部深入乡村调查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农民生产和生活情况，并选择其中典型的事例来充实自己的报告。在报告之前，又向骨干分子征求意见，加以修正。这样报告的好处，就是它把党的总路线与干部、党员的切身经验密切联系起来了，说服力大，容易为大家接受。它发挥了四年来工作中的积极因素，避免在干部中造成“过去走错了路”的错觉，更加提高大家前进的勇气。它把党的总路线和当前各项重要工作联系起来，引导大家联系自己的生产、生活及思想等问题来进行讨论，特别是对小农经济等问题进行讨论。 党的总路线传达之后，就要组织到会干部、党员进行讨论。各种思想问题会在讨论中暴露出来。比如在讨论国家工业化问题时，就有人提出：农业应当是国家建设的重点。所以有这样不同的意见，是因为许多干部因为长期在农村工作，很多基层干部本身就是农民出身，他们不自觉地用小农经济观点来了解党的总路线，这是并不奇怪的。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的责任不是采取简单粗鲁的方式，给这些同志戴几个“小农经济观点”、“资本主义思想”、“落后”、“保守”等帽子，而应耐心地领导大家进行自由的切实的讨论，鼓励大家自由地思想，大胆地提出问题。在大量暴露思想之后，围绕几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思想问题暴露得越多，解决问题越彻底。 怎样组织讨论呢？江苏省松江县的干部扩大会议和其他地区的三级干部会都创造了很好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一个乡一个村的干部会议或党员会议同样是适用的。他们通过回忆对比，就四年来国家伟大成就和农民得到的好处算了几笔账。这就使干部认识了过去四年来的工作，都是遵循着党的总路线而进行的。讨论中，大家体会得最深刻的是产量年年提高。比如，松江县刚解放时平均每亩产量还不到四百斤，一九五一年增产至四百五十斤，一九五二年的产量接近五百斤，今年已经超过了五百斤了；全县耕牛增加了一万五千多头，猪仔增加了五万八千多只。由于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就得到改善。长楼乡吴家桥村一百八十四户中，刚解放时只有十八户吃“二干一稀”，其余都吃稀、吃糠、吃番瓜，现在已有一百十四户吃“二干一稀”。农民生活上的这种改善又是与工业品的价格降低分不开的。解放前要两石米做一套单衣，现在只要一石米就能做起来；解放前一斗米换一斤煤油，现在可以换到五斤煤油。从今年与去年的价格比较，农民得到的好处也很大。如以全县合作社今年卖出的铁锅、龙头细布、肥皂、生油、纱、红糖、食盐、麻皮八项东西计算，比去年的价格便宜了约一百十八亿元，拿这些钱去买耕牛，就可买到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多头，买抽水机就可买到一百十八部。这种对比算账，就使到会干部认清了四年来农民所以能够得到这些好处，是由于党的总路线的胜利；是由于工业对农业的支持；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样，便把农民所得到的种种好处，和总路线联系起来，鼓舞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在初步认识了总路线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后，再进行两条道路的教育。揭小农经济的短，诉小农经济的苦，成为提高基层干部阶级觉悟的中心环节。松江县干部扩大会议上，发动大家讨论了“过去想富，为什么富不了”的问题。在讨论中，干部就很自然地回忆到解放以前的苦处，枫泾区王钱乡一千一百户中，只发了五户富农，二户地主。这个乡的农会副主任十一岁死了父亲，没钱埋葬，姊姊做了童养媳，妹妹送给别人抚养，弟弟死掉，自己当了七年雇工，娶了老婆，买了耕牛，自己种田，但隔不多久，老婆死了，又穷困下去，直到土地改革才翻了身。这样，大家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走老路发财，数不到我们种田的，过去发财的不是伪军官，就是大恶霸，不是伪乡长，就是投机商人。勤俭农民起五更，半夜睡，还糊不了口，祖祖辈辈想‘黄金万两’，但总是发不了财。”这就使大家从切身经验中认识了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小农经济必定是“苦死千家，发财一家”。因而摆在农民面前唯一的光明大道，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再进一步讨论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首先是从对比今天苏联人民幸福的生活和对比农民解放前后的生活着手，进一步搞通要集体致富，要依靠工业化，要依靠农业的合作化，要依靠工农联盟的思想。比如松江县干部在讨论中，深刻体会到的是今年的抗旱斗争，因为有政府支援了戽水机，收成就没有降低。城东区五龙乡干部还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今年该乡有戽水机，每亩一定可以再多打五十斤粮食，全乡就可多打四十三万斤。经过这样对比算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变成了到会干部的自觉要求。为了帮助到会干部加深对工业化的理解，松江县委还举办了展览会，运用各种图表、实物和模型，用对比算账的方法，反映了解放后生产资料的增加，农民生活改善以及农产品交换工业品比价的提高，并组织干部参观了工厂。在干部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较深的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干部明确认识在农村中发展互助合作，做好收购粮食工作，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所采取的具体步骤。 为了使大家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界限，为了更深刻地领会总路线，必须由领导干部带头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思想检查。从各地所揭发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是很严重的，许多干部、党员受到了它的影响和侵蚀，党的工作受到了它的破坏和损害。检查思想就要结合检查各项工作，检查过去的工作，有那些离开了党的总路线？有那些发展了资本主义？在许多地区的干部会议上，在负责干部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之后，到会的干部、党员都自觉地揭发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但应当注意的是，干部、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是盲目的，是不自觉的，也和上级过去缺乏经常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有关系；一经说清楚，大家就会自动地抛掉这种思想影响；即使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也有不少是属于盲目的。因此，对这些干部和党员必须坚持教育提高的方针，不能采取打击、嘲笑或其他方针。这就是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方针：“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整顿党的作风”） 为了开好区乡干部会议，教育区乡干部彻底懂得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亲自组织和指导这些会议的进行。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各级领导干部能够按照上述原则和经验去进行，那末会议一定是会开得成功的。

第2版()专栏： 中共松江县委召开干部会议 创造了宣传总路线的好经验 为了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教育和结合布置粮食收购工作，中共松江县委于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间召开了区乡干部扩大会议，到会干部一千二百余人。会议创造了比较系统的向乡村干部进行总路线、总任务教育的经验。 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到会，作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对干部鼓舞很大。会议期间，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书记江渭清同志又针对干部在讨论中产生的顾虑和问题，从思想、政策和工作作风等各方面作了明确的指示。这次会议收获很大，到会干部普遍反映明确地认识了革命方向，提高了社会主义的觉悟和工作的积极性，初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认识到国家工业化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懂得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做法，纷纷表示带头出卖余粮，保证国家购粮任务的完成。 会议在贯彻总路线教育，结合布置粮食收购工作方面，大体上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弄通过渡时期总路线。 首先，根据谭震林同志报告的精神，县委又作了一个启发报告，然后组织大家讨论“翻身革命已走到那一步？今后再往那里走？怎样走法？”在讨论中，反映了基层干部向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但在具体工作中，又往往迷失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不少干部徘徊、苦闷、不安心工作，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日益上升。当他们知道了目前就是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时，莫不欢欣鼓舞。 接着，通过回忆对比，算了一笔四年来国家伟大成就和农民得到好处的细账，引导干部认清解放以来的一切重大工作，都是遵循着毛主席制订的总路线而进行的，因此，国家的成就和农民得到的好处，都是总路线的胜利。在对比算账中，大家体会得最深刻的是产量年年提高：刚解放时，全县平均每亩产量还不到四百斤，一九五一年增产至四百五十斤，一九五二年的产量接近五百斤，今年已经超过五百斤了；全县耕牛增加了一万五千多头，猪仔增加了五万八千多只。由于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日趋改善。长楼乡吴家桥村一百八十四户中，刚解放时只有十八户吃“二干一稀”，其余都吃稀、吃糠、吃番瓜，现在已有一百十四户吃“二干一稀”。亭林区陆金奎互助组组员大都有了一套列宁装，今年多数女组员还新做了呢裤子。而农民生活上的这种改善又是与农产品交换工业品的比价提高分不开的，解放前要两石米做一套单衣，现在只要一石米就能做起来；解放前一斗米换一斤火油，现在可以换到五斤火油。从今年与去年的价格比较，农民得到的好处也很大，如以全县合作社今年卖出的铁锅、龙头细布、肥皂、生油、洋纱、红糖、食盐、麻皮八项东西计算，比去年的价格便宜了约一百十八亿元，拿这些钱去买耕牛，就可买到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一头半，买抽水机可以买到一百十八部。在解放前后对比和解放后逐年对比中，领导上又有意识地启发引导，使到会干部大都认清了四年来所以能够得到这些好处，是由于党的总路线的胜利；由于工业对农业的支持；由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他们说：“人民银行也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想得周到，农民缺什么贷什么。”“乘火车便当了，因为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的”。这样，便把条条好处，和总路线联系起来，鼓舞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不仅如此，到会干部还从自己四年来的经验中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因素越多，农民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大。同时，还懂得了现在的好处还仅仅是开始，日子会过得“好了还要好，甜了还要甜”。当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后，农民会有更大的好处，如枫泾区干部说：“比比过去生活是好了一百倍，比起苏联，还差一万倍。” 第二步，解决如何在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方法是进行农业生产的两条不同道路、两个不同前途的对比教育，启发大家诉小农经济的苦，达到仇恨老道路，向往新道路，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 首先，讨论“老路走不得”。到会干部以亲身体验，揭露小农经济是农民的“穷根子”。在讨论 “过去想富，为什么富不了”时，不少干部列举具体事例说明了小农经济的本质。如漕泾区牛树村一百六十七户中，解放前只有一户发了家，成了富农，其余都贫困负债；枫泾区王钱乡一千一百户中，解放前只发了五户富农、二户地主。到会干部普遍反映：“走老道路发财，数不到我们种田的，过去发财的不是伪军官，就是大恶霸，不是伪乡长，就是投机商人，勤俭农民五更起、半夜睡，还糊不了口，祖祖辈辈想‘黄金万两’，但总是发不了财。”当大家深入地诉说了小农经济的苦处以后，就越加暴露了小农经济带给农民的悲惨命运。王钱乡农会副主任十一岁死了父亲，没钱埋葬，姊姊做了童养媳，妹妹送给别人抚养，弟弟死掉，自己当了七年雇工，娶了老婆，买了耕牛，自己种田，但隔不多久，老婆死了，又穷困下去，直到土地改革才翻了身。城西区干部说：“过去大多数农民是过着‘赊饼（豆饼）垩瘦田，破车踏漏田，借债缴会钱，穷鬼落井潭’的悲惨日子。”因此，他们把小农经济比作“韭菜命”长不长；比作“看鸭船”一碰就翻，又比作是“狗尾巴上的露水一摆动就掉了”，即使是“三月桃花一时红”，但还是“风吹雨打一场空”；并且，进一步体会到由于小农经济本身不稳定，必然会产生剥削，必然会有阶级分化。小农经济如不改造，“穷三石，富三石，没有多大富头”，而结果一定还是“苦死千家，发财一户”。通过以上的回忆、对比、算细账，大大提高了到会干部的阶级觉悟，认识到小农经济不改造，发展下去，只有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普遍感到“走解放前的道路是死路一条”。 第二，解决如何走社会主义新路的问题。开始从对比今天苏联人民幸福的生活和对比农民解放前后的生活着手，进一步搞通要集体致富，要依靠工业化，要依靠农业的合作化，要依靠工农联盟。大家体会最深刻最亲切的是今年的抗旱斗争。漕泾区干部说：“一九三四年五十多天不下雨，稻田全部荒掉，今年也是五十多天不下雨，但今年有互助组，有政府及时支援的戽水机，所以，产量仍旧不差。”城东区五龙乡干部算了一笔账：如果今年该乡有戽水机，每亩一定可以再多打五十斤粮食，全乡就可多打四十三万斤。经过这样对比算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变成了到会干部的自觉要求。县委为了帮助到会干部加深对工业化的理解，举办了展览会，运用各种图表、实物和模型，用对比算账的方法，反映了解放后生产资料的增加，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产品交换工业品比价的提高。许多干部看过展览会后说：“国家工业化给了我们这许多好处，我们还不晓得！”同时，又组织干部参观通用机器厂和上海电机厂，使大家进一步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在干部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较深的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干部明确认识在农村中发展互助合作，做好收购粮食工作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此，会议又作了合作化和收购粮食工作的补充报告。在讨论中，深入一步地批判了小农经济的弱点，一致认为土地改革后，虽然分到了土地，生活虽然有了改善，可是小农经济毕竟是经不起天灾病祸的，如泗泾区新浜村农民周照生，全家十口人，土地改革时，分了三十亩田，生活很好，不巧在一九五一年死了媳妇，卖掉十亩田，今年周照生死了，又顶去十亩田。同时，在讨论中也反映了凡是互助合作运动开展得不好的地方，阶级分化就比较严重，如漕泾区刘赵村农民方来云，去年单干，每亩只收二百八十斤，生活困难，典掉了二亩田；而今年参加了互助组之后，每亩产量达到三百五十斤，生活好转，二亩田也赎回来了。干部反映：“互助组当中有一点点社会主义芽子，产量就比单干农民高，生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的，产量又比互助组高，证明社会主义因素越多，产量就越高。”到会干部在认识了发展互助合作的重要意义后，大都自觉地检查了今年对互助组放任自流的错误，以及怕领导互助组的畏难情绪，纷纷表示要回去根据积极领导和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互助合作运动。 第三，在明确认识了“老路万万走不得”，“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农民唯一的幸福的道路”后，到会干部就自觉地批判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新建乡民兵队长朱志林沉痛地检讨了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五年计划（先囤粮放债，再盖房买田，自己做木匠，土地由互助组耕作，由贫农变成富农。现已买了两亩田，马上可再买一亩半，并放车水工资）。许多干部经过思想斗争后，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就更加增强了。 第三步，布置收购粮食工作。主要引导到会干部在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收购粮食工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具体步骤。 首先，把余粮卖给国家的意义、好处反复讲清楚。到会干部弄通了收购粮食工作对保障国家建设巩固国防和稳定市场等方面的重大意义后，开始揭发投机奸商囤积粮食、杀价、抬价、搀假欺骗等伤天害理的活动，并纷纷回忆奸商给予农民的苦处，解放前奸商如何与地主、反动派勾结起来欺诈农民，造成“丰收成灾”的痛苦，以及解放后继续抢购粮食，囤积居奇，捣乱市场，危害国家建设等罪行。如城东区洞泾乡的五个村，今年春天向投机粮商借高利贷一亿一千多万元，秋收后付还一亿八千多万元，净息七千多万元。尤其投机粮商采用买青苗等恶毒方式放高利贷，仅洞泾一乡算一算账，农民所借高利贷（四亿多元），就要付稻谷五十多万斤，这使大家大吃一惊，说：“一年到头忙着增产，想不到一万多亩田增产的稻谷都要流到奸商手里去了。”因而不少干部自觉地检查了过去的许多错误想法，如认为私商“价钱好”，以及帮助私商套购粮食、“买东西靠合作社，卖东西靠私商”等错误的行为。表示拥护并坚决完成购粮任务。 其次，针对着干部的思想顾虑，交代政策和具体办法，反复地打通思想，使到会干部真正达到“道理通，具体通，办法通”。他们纷纷表示响应领导号召，改正错误，做个好干部，并带头把余粮卖给国家。 在组织讨论时，县委按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随时讨论，随时小结，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不断启发，不断提高。发现有解决不透的地方，由县、区作补充报告或补充发言，进行补课。并注意培养典型，现身说法，把一般教育与个别谈话、耐心帮助结合起来。最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思想成果，树立榜样，统一认识，又组织了大会典型发言。内容生动有力，对到会干部启发推动很大，造成了完成购粮任务支持国家工业化的热烈气氛。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松江县委贯彻着批判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贯彻着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不论是组织讨论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不论是回忆、对比、算账和诉苦，都为了达到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思想水平、批判干部中资本主义思想和各种糊涂观念的目的。松江县委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特别重视了保护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对那些存在着资本主义思想的干部，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此外，松江县委还对不同思想情况的干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不同的教育，并抓紧在每一段落、每一环节中深深挖出干部的思想根源，对症下药，绝不中途而废，务求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在会议总结中着重指出对贯彻总路线教育和完成购粮任务应着重抓住以下三个环节：一，集中力量开好各乡干部积极分子会议与人民代表会议；二，切实做好收购粮食的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三，切实做好基点工作，先行取得经验，以便有力地推动全面。 最后，县委向到会干部全面的布置了以生产为中心，以购粮工作为重点，以总路线宣传为动力的冬季工作。

第2版()专栏： 广西全县第六、七、八区召开代表会议 宣传国家总路线动员农民卖粮 广西省全县第七区全区和第六区、第八区部分乡，在十一月中旬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取得不少成绩和经验。 这三个区在召开代表会议时，首先从对比解放前后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入手，深入进行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代表们通过总结解放后生产和生活提高的原因，深刻体会到人民政府的领导、扶助，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和国家发展工业对农民的好处。如六区南宅乡的代表们以雷家村为典型，仅计算了一下全村解放以来由于政府领导增产和廉价供应工业品使农民得到的利益，就比全村缴的公粮多出三倍。 代表们受到两条道路的教育以后，都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少人自动批判了想退出互助组、想放债等错误思想。如七区白石乡代表谢永吉看到邻居常时松放债盖了大房子，也曾想走这条路。这次他在代表会议上说：“过去我想不搞互助组了，分了那几十担稻谷的公积金，拿来放债，将来也可以照样盖房子。现在认识到这样的想法不对，我一定要搞好互助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许多代表在看清楚当地已经有些农民卖地、受高利贷剥削的事实后说：我们还是水里的浮萍，未落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危险得很！ 第七区代表会议在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以后，及时把农民增加收入的要求引导到扩大生产上来，彻底打破了部分代表自发的想从扩大剥削增加收入的资本主义思想。如白石乡代表李絮明原来计划放八担稻谷的债，明年收十二担谷，经过代表会议帮助他改订计划，把八担稻谷卖给国家，卖谷得到的钱买成肥料，他十五亩田每亩增产一担谷，就可以增产十五担，比放债的收入还多。李絮明恍然大悟地说：“我没认识到扩大生产也可以增加收入，这才是爱国增产呢！要是个个都想放债，国家却没有增产谷子！”第七区代表会议通过普遍修订个人打算的“小计划”为服从国家利益的“大计划”，代表们卖出大批余粮。仅才湾乡二十九个代表就卖出余粮三万斤。 各区代表会议在进行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代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讨论了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的问题。代表们都认为把余粮卖给国家是配合实行总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行动，代表们都把动员农民卖粮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时，还有部分代表存在着等价惜售等思想，代表会议便用真人真事进行了教育。如七星乡第四居民组有六户农民去年因等价惜售，存的稻谷今年已变质不好吃。通过这些事实，代表们更加认识到把余粮卖给国家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 代表们认识到把余粮卖给国家的意义后，都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代表会议进一步引导代表们修订增产节约和扩大生产的计划。六区南宅乡有十四个代表原计划卖粮五千斤，经过修订增产节约计划，卖粮数量增加到一万零七百四十斤；缺粮户也订出了生产渡荒的计划。 最后，代表会议都交代了国家收购粮食的政策，研究了发动群众卖粮的方法。如第七区代表会议上，由才湾乡代表蒋受栋作了用回忆对比的方法耐心发动妻子、女儿卖出余粮的典型报告，对到会代表启发很大。会后，代表们都欢欣鼓舞，信心充沛，决心回家后很好地向农民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 （莫冠英）

第2版()专栏： 辽东盖平县召开农业互助合作代表会议 纠正不积极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偏向 辽东省盖平县在十一月八日召开全县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代表会议，会上，盖平县县长章明作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使全体代表进一步明确认识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并在讨论中总结和检查了全县一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成就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该县在去冬整党学习的基础上，今春又组织干部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等三个文件，并切实贯彻了东北局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全县互助合作运动又有新的发展。据今年九月的统计，组织起来的农民占全县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六，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计有集体农庄一处、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七个、常年组一千二百一十三个、三大季组三千六百三十四个、换工插犋组二千一百七十五个。在生产中，这些互助合作组织都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但是，由于部分区村领导干部没有全面地领会中共中央指示中所提出的“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的精神，不敢对群众大胆地进行互助合作的教育，把“积极领导”变成“放任自流”，放松了对互助合作的领导，致使许多互助组存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许多本身富裕、不愿组织起来的农民（并有一部分村干部）断章取义地到处宣传单干，把“允许单干”说成“提倡单干”，影响了农民组织起来的积极性。七盘岭村春起有六个常年组，现已散伙一个，组长放弃领导的两个；六个三大季组有两个组从夏锄时就散了伙，组织起来的户数比春天减少百分之十六，形成“春天轰轰烈烈、夏天松松懈懈、秋天自消自灭”的现象。第二区厢黄旗村互助组中有问题，互助组长看村干部不领导，区干部来了也不提互助合作的事，就等待秋后再说，庄稼作务得不好，草苗齐长。夏锄中雨多，草苗齐长，许多互助组轮流作业发生困难，领导方面也没有及时领导研究合理的解决办法。另外，牲畜使用、果树入社分红问题都长期没有解决，也影响互助组不能巩固。 在会上，有不少区村干部和互助合作代表，检讨了过去放松领导的错误，进一步认识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领导农民建设大家富裕的农村。会上并研究了结合冬季生产整顿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的做法和步骤。　　　　　（刘延芝）

第2版()专栏： 广西省各族农民种植八百多万亩冬季作物 广西省八百多万亩冬季农作物已基本种植完毕。其中桂西僮族自治区的冬种面积约达五百万亩左右，较去年扩大二百四十万亩，现已播种百分之七十以上，估计明春可增产两亿斤粮食。其他地区已播种的麦类、豆类、红薯和蔬菜，也超过了去冬的种植面积。 广西省各族农民过去虽有冬种习惯，但大多抱着“有则收、无则丢”的态度。为了动员农民增产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今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中共广西省委员会指示各地把冬种当作一季生产看待。中共宜山地方委员会书记和许多县的中共县委会委员都深入产粮地区，领导各族农民开展冬种运动。鹿寨、临桂等县农民提前完成秋收，及时种下了小麦。都安、马山等县各族农民原无冬种习惯，今年也试种了不少荞麦和马铃薯。邕宁、武鸣等县许多僮族农民说：冬种一亩田，来春多担粮，能改善自己生活，又能多卖粮食给国家，听共产党的话没错！他们纷纷扩大冬种面积，并积极加强田间管理，计划每亩要比去冬增产十斤粮食。 由于冬种时间短促，广西省各地农民曾组织许多临时互助组，克服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目前，各族农民为保证冬种作物丰收，已开始进行保苗、追肥等活动。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 赖若愚 编者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今年十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的发言，下面是这个发言的全文。 这次主席团会议只准备解决一个问题，即增产节约——劳动竞赛问题。 根据两方面的需要，劳动竞赛问题是应该着重加以注意和研究的。第一、中央号召增产节约，我们必须响亮地回答中央的号召，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度计划。如果第一年度计划不能完成或完成得不好，就会影响职工群众对于五年建设计划的胜利信心。反之，如果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好，我们就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要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就必须展开劳动竞赛。第二、劳动竞赛是在解放以后就出现了的，但以往的劳动竞赛，一般是处在初级阶段。而今天却已经有可能也完全需要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只有把劳动竞赛不断地向前推进，使它成为职工群众经常的劳动方式，才能有把握地保证今年的和整个五年的建设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如何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这便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劳动竞赛，是工人阶级在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之后自觉的、主动的劳动热情的一种必然的表现。从解放以后的护厂、接管、清点物资、献纳器材、恢复生产、抗美援朝以及几次的增产节约运动，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以往的劳动竞赛，大多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的劳动竞赛的主要特点是：偏重于加强劳动强度，突击性盲目性很大，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往往对产品质量和劳动保护注意不够。而正常的劳动竞赛则应当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应当着重于改进生产技术与劳动组织，推广先进经验，发掘生产潜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改善操作环境和技术安全，全面地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当然，初期的劳动竞赛也自有其积极的意义，劳动强度也是应该适当提高的。同时，当企业的改革工作还没有基本完成，我们还忙于企业改革的时期，也不可能集中精力来领导劳动竞赛，更没有足够的条件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可是现在不同了。在“三反”运动之后，企业的民主改革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各工业部门又都开始实行了计划管理、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各个地区的工作逐渐趋向平衡，即全国绝大部分厂矿都有可能由改革运动切实转到生产方面来。工会组织完全有可能与生产管理工作的进步相适应，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并根据正常的劳动竞赛的需要，来改进整个的工会工作，建立工会的正常的工作秩序。这是目前整个工会工作的迫切任务。 工会在一年以来，特别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作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从整个工作的发展来看，我们依然处在由政治改革运动切实转向正常生产的过渡阶段（由改革运动到正规生产是一个质的变化）。要顺利地结束这种过渡，使工作早日走上正规，其中心问题是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并围绕着劳动竞赛来解决其他问题——整个工作秩序的问题。 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劳动竞赛比过去有了一些进步，许多厂矿已经注意了克服劳动竞赛中的盲目性和突击性；注意了生产技术上和劳动组织上的改进；注意了保证质量、降低成本和安全生产。同时，集体合同、特别是生产会议也开始为许多厂矿所采用，并取得了一些经验。根据这些初步的经验来看，生产会议是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开展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搞好生产的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 但是应该指出，工会在组织群众的生产工作——劳动竞赛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多数厂矿企业的劳动竞赛，还是停留在一般号召和挑战应战的水平上，缺乏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缺乏切合实际的竞赛条件（生产计划）—明确的奋斗目标。所以竞赛往往是“一阵风”，虎头蛇尾，没有持续力。 有些工会组织不研究怎样组织竞赛，怎样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只是在形式上打圈子，追求新形式，就连竞赛的名称也是很奇怪的，有什么“单一竞赛”、“天安门点将台分四阶”、“抗美援朝保卫胜利果实”等等。这种现象一方面表现了领导政治运动时期的“轰”的作风还没有转变，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工会干部在领导劳动竞赛中的“苦闷”状态。 第二、许多厂矿放松了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根据华北地区的统计，去年地方国营纱厂，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和“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曾达到百分之八十，今年反而降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了。山西的纺织厂（晋生、晋华），去年“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推广到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百，而今年比较好的也只达到百分之六十。富家滩煤矿“长壁式回采”的工作面，去年有五个，现在只有一个。山西机器厂“多刀多刃切削法”去年曾推广到百分之五十九，今年只留下十一个人了。这种下降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为什么推广先进经验的情况有“倒退”的趋势呢？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过去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是突击，突击之后，没有使它成为经常工作，没有把已经取得的成绩加以巩固和提高，这样就形成自流，就自然松懈下来了。 二、在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中原来就有虚假数字。 三、对于解决推广先进经验中的具体困难注意不够。 在合理化建议的问题上存在着两个缺点：一是处理建议不及时，如沈阳五月份竞赛中，出现大小窍门八千六百四十一件，而处理了的只占三分之一。二是合理化建议缺乏明确的目的，许多地方不是像五三厂那样，根据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提出课题，围绕着课题发动大家找窍门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形成“窍门满街跑，任务完不了”的现象。 第三、劳动竞赛中资本主义思想相当严重。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虚假现象，个别厂矿企业的干部为了骗取荣誉，不惜采取各种恶劣的欺骗手段。如去年揭发的铁路系统的假劳动模范李永禄，过去说他“安全行车十万公里”，实际上他没有一万公里的行车是安全的。今年铁路系统又揭发了牡丹江铁路工厂的领导干部连续假报成绩。沪宁铁路高资工区，过去叫“全国铁路模范工区”，可是，这个光荣的称号也是骗来的。在轻工业系统中，沈阳橡胶四厂的前任厂长赵均、党总支副书记潘巨、副厂长丁洪涛、工会主席曾宪宁等，从一九五一年起就连续假报成绩，骗取了沈阳市“模范厂”和“轻工业模范厂”的荣誉。这一类的现象，虽然只是个别的，但它的性质是极严重的，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必须坚决地反对和纠正。 资本主义思想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主义倾向：有些厂矿的生产鼓动工作缺乏政治性、思想性，提出的口号有许多是经济主义的口号。如：“好好生产吧，奖金向你招手了”、“超额生产多得工资”、“找窍门得奖励”等。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以后，在工厂里还提这一类的口号，这是惊人的。工作超额完成，应该给予物质的和荣誉的奖励，但是工会工作者应该把这种奖励提到政治上来教育群众，即强调他这样作的政治意义，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而不应该把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降低到经济主义的水平来适应一部分落后群众。这是资本主义思想表现的另一个方面。 第四、对劳动模范的联系和培养教育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因而有不少的劳动模范存在着骄傲情绪。由于骄傲情绪，使得某些劳动模范停滞不前，脱离群众。这也是必须严重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把劳动模范提拔成干部，一般地说，这是不恰当的。我们对于劳动模范应该是从生产中去培养，不断地从政治上、文化上、技术上去提高他们，让他们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真正成为生产中的骨干。 总而言之，工会的群众生产工作做得很不够，既跟不上行政管理方面的进步，也落后于群众的热情，更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提高对劳动竞赛的领导水平，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并围绕着劳动竞赛解决工会工作的秩序问题。 关于劳动竞赛这个问题，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有原则的决定，其基本精神是要求通过劳动竞赛来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并改善操作条件，保证生产安全。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十分注意生产技术与劳动组织的改进，而不应该是偏重于拚体力的。这样的劳动竞赛，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不能是自发的。这样的劳动竞赛才能够是持续的经常的劳动方式，而不是突击运动。应该指出，在厂矿企业实行作业计划之后，劳动竞赛的目标（或条件）是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了。作业计划同时应当是竞赛的目标或条件。这就使竞赛的组织性、计划性加强起来了。所以作业计划并不否定竞赛，而是使竞赛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许多工会组织正是根据这种认识领导了劳动竞赛，因而使劳动竞赛得以经常化。他们在发动广大群众讨论国家计划（指标），或配合企业行政制订与执行作业计划的主要方法，就是引导群众针对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展开找窍门、挖潜力的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运动，突破旧的定额，变国家计划（生产计划）为群众的行动纲领，并制订车间、工段、小组及个人的具体奋斗目标与各项保证办法，作为竞赛条件，在此基础上开展以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或作业计划）为中心内容的经常性的劳动竞赛。群众性的找窍门、挖潜力的合理化建议运动，会促使企业行政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制订出先进的生产计划——或切实可行的作业计划；它也能够促使职工群众顺利地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 加强计划管理推行作业计划，就是严格地要求厂矿企业全面地、均衡地完成生产任务。保持均衡性就要消灭落后环节，不使其影响整个生产的有节奏的进行。为此，也必须发动职工群众找窍门、挖潜力配合企业行政的技术组织措施，以保证作业计划得以贯彻执行。只有不断消灭落后环节，才能使我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有的同志认为均衡生产就不能开展竞赛，这是对于均衡生产的误解。所谓均衡生产是向先进的生产水平求得均衡，而不是向落后的水平求得均衡。生产的均衡常常被破坏，但那不应该是由于落后，而应该是由于先进。当生产中的某一环节突破了现在的定额的时候，应该使其他落后了的环节很快地赶上，以求得新的均衡。这样地使先进带动落后，就使生产不断地前进，就使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 目前，在许多厂矿的劳动竞赛，已经注意了生产技术与劳动组织的改进，而鞍钢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现在，让我介绍一下鞍山的经验，作为一个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的范例。 自从去年秋天，小型轧钢厂张明山创造反围盘成功以后，鞍山钢铁公司就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技术改进运动，自去年秋天到今年七月止，参加技术改进、提合理化建议的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七月的十个月来，经公司审查认为可以采纳的合理化建议共四六八件，已经试验成功的有二九九件。这些成功的建议中有五一件是增加了产量的，有二十三件是提高了质量的；有二十八件保证了安全生产；有六十六件节省了劳动力；有二十二件改善了操作环境；有四十件使体力劳动大大减轻。这都是合乎增产节约的要求的。 根据鞍山的经验（五三工厂也有这些经验），要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开展合理化建议，领导上对于合理化建议必须有力地予以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鼓励，而且要从实际上给以很多便利。鞍山钢铁公司对支持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有一些具体规定： 一、职工所提的合理化建议，经初步研究认为有价值者，即批准给予一定的试制时间。试制期间的工资不低于本人前三个月的实际平均收入。 二、初步试制成功的技术上的改进，经审查批准后即在生产中试用。为避免试用期间由于技术措施上的不完善或操作上的不熟练所引起的暂时的产量降低，影响工人的计件工资，规定试用期间，操作工人的工资不低于其前三个月的平均收入。 三、试验或试制时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工具，由行政方面拨给。 四、对于使某些生产过程机械化的建议，由行政方面安排施工力量。 五、每一项技术改进成功以后，要组织工人学习，使他们掌握新的操作法。 六、由于生产的合理化使定员减少时，被减少的工人不能辞退，要给他们新的工作，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技术。 行政领导上有这样明白的规定，对于职工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鞍钢行政上还积极地支持了工会所领导的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已成了团结广大职工群众的组织。行政支持加上党和工会的政治工作，就使工人、技术人员的主动性大大得到了发扬，使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受到了打击。鞍山钢铁公司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第二、要重视和做好老工人、技术人员的工作。鞍山钢铁公司所有重大的创造发明，几乎全部是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倡议的。由这里可以看出，老工人和技术人员是生产中的骨干。把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发动起来，才能使工人的实际生产经验与技术人员的技术知识相结合，才能不断地提高工人群众的技术水平，才能不断地改进我国工业的技术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加强对于技术人员的政治工作，树立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重视群众的实际经验的思想。同时，也必须加强工人群众的技术教育和文化教育，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技术，提高他们为了掌握新的技术所必需的文化水平。 要使劳动竞赛经常化，科室人员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在实行计划管理以后，科室工作人员的作用比较显著了，科室工作做不好，计划管理就搞不好，劳动竞赛也必然要受到影响。 有许多基层工会的同志，不敢做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工作，认为自己的文化、技术不如人家，做不了人家的工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不是和技术人员、职员比技术、比文化，而是做政治工作，以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三、必须有正确的奖励制度。鞍山钢铁公司对于采用了的合理化建议，都按照重工业部的规定，及时地给予奖励。第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取得苏联专家的帮助。以上几点经验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可作为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的方向。现在已决定把鞍钢的展览会搬到北京来展览一次，通过这次展览，把它的经验加以推广。最后，再讲一下关于整个工会工作的秩序问题。 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这是当前工会工作的中心问题。可是，如果工会基层和厂矿整个工作没有正常的秩序，如果工作上的混乱状态不能克服，就不可能真正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先建立厂矿的工作秩序，然后才能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而是在开展劳动竞赛的同时，要围绕着劳动竞赛，把工会工作和厂矿整个工作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劳动竞赛的正常发展，将有助于正常的工作秩序的建立，而正常秩序的建立，将会保证劳动竞赛的正常的持续的发展，使它成为经常的劳动方式。 工会工作的秩序，可以从三个方面即组织方面、制度方面和工作方法方面加以整顿。 组织方面：基层的许多组织不是根据工作的发展和需要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的，所以有些组织直至现在还是徒具形式，应根据工作的要求加以整顿，各厂矿也不必强求一致。同时，既然建立了一种组织，就要明确地规定它的职责，充实它的工作。 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会议问题，一是业余活动问题。会议多、会议长、会议质量不高，干部忙于开会，不能深入车间小组，这就是问题。所以必须采取各种办法减少会议、缩短会议时间、提高会议质量。 业余活动（技术学习、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各种讲座等等）有许多是强制参加，我们提议把这些业余活动的强迫制改成自愿制，即不是以行政权力来强使群众参加，而是以我们正确的工作来吸引群众参加。当然这并不能理解为可以削弱这些工作，而是要认真地改善工作方法加强这些工作，因为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好，才能吸引群众来参加，而吸引和说服的方法是工会工作的基本方法。这种自愿制，应该有重点地，逐步地加以推行。 工作方法方面：政治改革运动、突击工作的工作方法，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深厚的影响，在我们的整个工作切实转向生产的时候，这种工作方法必须加以改变，必须使我们的工作更加深入、更加具体、更加细致。任何工作都不应当只是“动员”，除开进行必要的一般的动员号召之外，更重要的还要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解决具体的问题，并及时地总结经验，抓住典型，加以推广。关于工作秩序的问题，十二月基层工作会议将进一步地加以讨论。 目前的工会工作，正处在由不正规转向正规、由政治改革运动转向生产的过渡阶段，为了早日结束这个过渡阶段，我们应该抓住劳动竞赛这个中心环节，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同时，随着劳动竞赛的发展，并适应劳动竞赛的要求，把厂矿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建立起来。

第3版()专栏：社论 结合宣传国家总路线，办好今年冬学 向农民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一九五三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今年冬学，一般以进行政治教育为主，其内容应特别注重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总路线，国家对粮食的政策和继续发展互助合作，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等三项”。指示并指出，在上政治课的时候，除原有冬学学员外，应尽量号召和组织一般群众参加学习。这是很正确的。 过去的经验证明：通过冬学向广大农民进行政治时事教育，对配合当地各项中心工作，提高农民的政治认识，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领导农民按照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采用各种形式，向农民反复进行总路线的宣传，而冬学正是较有系统地进行总路线宣传的重要场所。首先必须教育所有参加冬学工作的干部懂得今年冬学中宣传总路线的重大政治意义，防止某些干部在冬学中只进行文化教育，不注意政治教育的偏向。 在冬学中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时，要使农民懂得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怎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关于总路线的宣传，不能光讲大道理，必须联系当前的中心工作，主要是联系粮食的计划收购工作。要针对着当地农民在出售余粮时的思想情况，用具体生动的事实和模范事例来进行讲解和宣传。其次就要结合当地互助合作的实际情况，教育广大农民走向大家富裕的道路。再次，要动员农民积极进行冬季生产和对明年的生产作积极的准备。为了完成上述的任务，除对冬学中的文化教师要认真地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外，各地县委还必须在农村党的支部、宣传员和乡村干部中，指定适当的人担任冬学的政治教员，并及时地供给他们宣传提纲和有关材料。教育内容要通俗具体，要结合群众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用算细账、对比、回忆等方法通过上大课、小组讨论、小组漫谈等方式，有计划地进行。经验证明，凡是政治教育效果良好的冬学，都是因为教师懂得群众的思想情况，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政治课的内容，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教学。各地必须注意对教学的指导，及时检查其教学效果。 今年冬学的文化学习，各地可根据去年的经验和今年的情况以及学员的不同的学习条件，适当地规定学习进度。应当指出：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使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有步骤地扫除农民中的文盲，是完全必要的。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说：“农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将它当作经济目的看待，那就正是要实行合作化。……但这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是包含有农民 （正是广大农民群众）底高度文化水准在内，即如果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那么，完全合作化便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便是扫除文盲。这便是扫除文盲工作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扫除文盲工作，应当在逐步进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和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条件下，稳步前进。脱离农村现实条件，不照顾当前工作情况，孤立地强调文化教育工作是错误的；但根本不考虑农民对学习文化的要求，看不到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这种要求将必然要日益增长的趋势，忽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认为农村中的扫盲工作是可有可无的，因而不采取积极的精神实事求是地领导进行这一工作，也是错误的。 一年多来的扫除文盲工作是有成绩的。估计到明春冬学结束时，将有三百万的农民达到非文盲标准，这将大大地鼓舞农民对学习的信心。今后将继续采用冬学、民校、识字班、识字组等形式，逐步扫除农村中的文盲。今年冬学的文化学习，各地应在不妨碍总路线的宣传和中心工作的前提下，作妥善的计划和布置。全国情况不同，在要求和作法上也不宜强求一律。 为了使今年冬学正确而有效地宣传国家总路线和粮食计划收购政策，以及适当地进行文化教育，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及时地解决教员、教材、经费等问题。在本期冬学结束时，还应注意总结经验，以便为明年的冬学工作准备更好的条件。

第3版()专栏： 中央教育部、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 关于一九五三年冬学工作的指示 多年的经验证明，利用冬季农闲季节举办的冬学，是从政治上和文化上教育农民的重要方法之一。今年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利用冬学向农民群众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教育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粮食产量，并把余粮踊跃地卖给国家，以支援国家建设事业，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工作。由于今冬农村工作任务繁重，冬学的文化教育工作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施行，不能要求过高。为此特作如下指示： 一、今年冬学，一般以进行政治教育为主，其内容应特别注重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总路线，国家对粮食的政策和继续发展互助合作，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等三项。此外还应适当地联系到抗美援朝、普选和婚姻法的宣传等。政治教育的教材或提纲，由各地编写。政治教员由各县根据当地情况设法解决。冬学应依照向来习惯上政治课，每课应有中心，最好是集中讲一个题目。上课时除原有的冬学学员外，应尽量号召和组织一般群众来听讲。教员讲政治课时要力求针对当地农民的思想情况恰当地解答他们的疑问和顾虑。 二、冬学的文化学习，仍用去年出版的“农民识字课本”为教材，由各地根据去年经验和今年情况，自行规定学习进度。鉴于冬学、民校已办了多年，农民中已经不全是文盲，今年应力求将文盲和半文盲依其文化程度分别编班（或编组）学习；但在初办冬学、或程度比较一致或教师不够的地方，仍可只开一种班次。对于学习条件较差的学员，如孩子多的妇女，冬季副业生产较忙的农民等，学习的要求应当较一般学员放低。文化教育的重心，应放在使男女青年和壮年农民提高文化水平，扫除其中的文盲和半文盲，这对于国家的建设是很重要的。为了迅速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应特别注意抓紧教育文盲，识字的人多了，经过他们去扫除文盲也更容易了。 三、提高农村干部、积极分子的政治文化水平，对正确贯彻政府在农村中的各种政策和做好农村的各项工作，有极大的作用。但鉴于农村干部、积极分子虽迫切需要提高文化，惟因工作较忙，在冬学中往往带头入学，但不能经常上课，以致成绩不如一般学员，甚至丧失对文化学习的信心，又鉴于今冬农村工作任务繁重，因此必须适当地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应在不妨碍工作和冬季生产的条件下，运用冬学有计划地组织全部或一部分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学文化。以往经验证明，使农村干部、积极分子轮流学习，和在冬学中把他们另行编班（组）的办法是可行的。这些办法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 四、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在学习时间较长的冬学教育中，农民学习文化适当地采取速成识字法是有效的。但在农村中一律机械地以速成识字法作为唯一的方法，这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各有不同，因此就不能只采取一种方法，要求一样进度。今年在冬学中，应依据情况，不同地方、不同教员、不同学员，采取不同的教法。在少数完全有条件（即一、有懂得速成识字法的教员，二、学员自愿，三、学员容易集中和有时间突击识字）的地方，可采取“分段突击、分段巩固”的速成识字法；在没有条件和条件不完备的地方可采取其他教法，包括每次教三五个字的方法在内。但必须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注意创造和总结经验，使我们能在农村识字教育中力求采取比较进步而又适合于农村的教学方法。并希各地将这方面的经验，报告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 五、冬学政治教员应由各县筹划解决。文化教员应主要依靠当地不脱离生产的业余教师担任。小学教员任务繁重，寒假一般的应让他们休息，只可请他们作业余教员的辅导工作，非不得已不要动员他们来教冬学。对已经识了大约两千字的原来冬学和民校的学员，应培养他们成为冬学教员，他们将来会成为冬学教员的主力。对业余教员，不要要求过高，对他们要进行业务指导，使他们逐渐进步，成为好的冬学教员。 六、关于冬学经费问题，除教师训练和一定数量的奖励费由人民政府开支外，其他一切费用均以群众自筹为主，但确有必要时，人民政府可酌情予以补助。多年以来，群众中有维持冬学经费的传统办法，并且各地不同。这些办法，应加以研究，把好的办法推广出去，不好的为群众所不赞成的办法，应加以改变。 七、由于过去在冬学工作中，单纯追求数字现象和无计划现象比较严重，又由于今冬农村工作繁重，因此，各地必须注意对冬学工作的领导与掌握，一方面防止冬学工作中的不切实际、追求数字的现象，防止把冬学工作的地位放得不适当以致妨碍中心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对冬学采取消极态度，不积极利用冬学来帮助完成中心任务，并引起要求识字的农民的不满。今年办冬学，必须结合农村中心工作进行宣传动员，仍要有适当的一部分农村干部、积极分子来领导和组织这件事，但入学的学员必须是自愿的，并必须有教员，有经费，不致使冬学中途停顿。 冬学工作，应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主，联合青年团、妇联等有关方面来进行。县以上可以由上述几方面的代表，组成冬学工作委员会，负责管理今年的冬学工作。 八、各地应在今年的冬学工作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冬学的学员、教员、经费、教法、教学效果，和工作中的问题。为了使一九五四年的冬学预先有计划，并能早作准备，各地应在明春总结冬学工作时，拟出明年冬学工作的计划，层报省政府，省政府限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以前同时报送大行政区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大行政区的明年冬学工作计划，应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中旬以前报告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

第3版()专栏： 纪念徐悲鸿先生 郭沫若 悲鸿先生是中国新美术界的前驱者。由于他的父亲是画家，故对于祖国文化遗产颇有深厚的亲炙。又由于早年赴法国勤苦学习，故对于泰西近代画法复有真切的揣摩。就因有这样的根柢，悲鸿先生的画颇能融会新旧而创立一独自的风格。近十余年为慢性肾脏疾患与高血压症所苦，限制了他的从事创作的体力，使他未能得到应有的更大的成就，是一遗憾。 悲鸿先生于作画外，复尽瘁于美术教育事业。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似乎更大。他曾屡次主持国立高等美术院校，现代中国美术家，大多受过他的熏陶。他的注重基本训练、主张师法造化、反对形式主义、尊崇文化遗产的教育宗旨对中国美术界是发生了良好的影响的。 悲鸿先生富于爱国心，亦富于正义感。虽然他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过教育，和国内旧社会中的上层人物亦颇有往还，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反动派更存心利用他作为摆设，但他却能和而不流，有所自守。这是他能在艺术创作上和艺术教育上有所贡献的基本原因。 一九四五年初，民主运动达到高潮。重庆各界均向国民党当局进言，要求废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中国文学艺术界也于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宣言，有三百七十二人签名，悲鸿先生也是签名者的一位。这件事情是使蒋介石震怒了：因为他没有料到悲鸿先生和其他一部分人士会在宣言上签名。宣言发表后，反动派曾用尽种种方法迫使签名者声明反汗。不肯反汗者不少人因此失掉职业，如费巩教授则更因此遭了暗杀。悲鸿先生虽然是被迫的一位主要对象，但他终于坚定下来了。这一往事恰足以表示悲鸿先生的性格，他和反动派确实是不肯同流合污的。 悲鸿先生自解放以来更有显著的进步，在思想学习上认真地体会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满怀信心地准备把自己的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一九五○年曾抱病到山东导沂工程地区去住了两个月，体验实际生活，为创作作准备。对于美术教育工作也未忘记锐意加以改进。假使健康允许，无疑，悲鸿先生是应该有更大的成就的。 可惜得很，疾病终于夺去了这样有根柢、有才能的艺术家，疾病终于从艺术界中夺去了一位人民的友人。 我们对于悲鸿先生是不能忘记的。他所遗留下来的担子，我们应该用更大的力量来共同担负起来。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3版()专栏： 向卓越的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学习 江丰 我们美术界敬爱的徐悲鸿先生，不仅是一个卓越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个卓越的美术教育家；他对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的成长和发展，贡献是很大的。徐先生对美术教育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在艺术教学上一贯主张和坚持严格的素描练习和忠实于对象的写实精神。从这要求出发，他在长期实践中，建立了比较科学的训练方法，从而培养出了不少具有实学的美术工作者，这给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无论在师资方面或在训练方法上，都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徐先生在教学上所以十分重视素描练习，强调素描练习为培养美术家的最重要的课题，其目的是为了使学习者通过素描的练习能够掌握正确的写实方法和熟练的写实技术。徐先生认为：只有这样，在创作上才有可能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这一看法，从他自己的艺术实践更可以证明是正确的。以他的国画创作为例，他所以能够突破传统的格式、题材，摆脱一般国画家的墨守陈法和摹仿古人的习气，而从事于现实事物的忠实描写，创造了形象正确生动的、富于现实感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这显然与他的高度的素描修养是分不开的。素描在美术教育上的地位，如同造房屋的打基础工作，基础打得不巩固，房屋是造不起或造不好的，徐先生所以重视素描练习，其理由就在这里。 徐先生要求素描练习必须忠实于描写对象，这并不是在提倡“依样画葫芦”的手法，这种自然主义的手法，他向来是坚决反对的。忠实于描写对象这个概念，徐先生一直认为除了要求对象的比例、明暗、轮廓、解剖等精确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现象的描写，应该表现出对象所具有的特性。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他在指导学生作画过程中，主张观察对象要“尽精微”，表现对象要“致广大”。这意思就是要求作画者细致地观察对象，根据自己理解对象的程度，从对象的复杂现象中，加以取舍和概括，找出它的规律，掌握它的大体，从而使对象的特性凸出，以达到单纯而又丰富的效果。徐先生为了防止学生作画用眼不用脑的倾向，曾十分强调锻炼记忆的“默画”作业。由此可见，徐先生所说的忠实于描写对象的这个概念，是有着丰富内容的，它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的要求是一致的。 熟练的写实技术的获得，徐先生曾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除了勤学苦练，再没有其它捷径可走。因此他要求学生多画，严格规定了课内外作业数量，并在学习态度上要求“诚实”，反对取巧和空谈。为了勉励学生在艺术学习上养成勤劳的习惯，他经常向他们说：要做一个具有真实功夫的艺术家，必须要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恒心。 我们回忆一下旧中国时期的一般美术教育的混乱情况，就更显得徐先生的教育主张和教学方法的优越。在旧时代，大多数的美术教育工作者，受了西欧形式主义艺术的影响，在教学上轻视严格的素描练习和写实作风，提倡所谓“个性自由”，而实际上是在放任学生任意涂抹画面，鼓励学生养成偷懒取巧的习惯，因而很多有才能的美术青年的前途被贻误了。当时国画教学的缺点也很明显，几乎是以那种依照稿本临摹的陈旧方法去训练学生，结果，把学生训练成为只知摹仿前人和只会画几种古巳有之的题材的“国画家”。这种对青年、对艺术不负责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教育方法，徐先生一直是凭着自己的艺术、良心和爱护青年的热情，经常尖锐地给予批评的。然而那些被批评者往往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因此，徐先生在美术教育上的主张，在旧社会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这直到解放后，才得到了真实的评价和应有的发扬；而徐先生所反对的那种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教育倾向，也受到了有力的批判，从而在美术教育的领域中已不再有它们的地位了。 三十年如一日地，徐先生一直是以无比的热情从事培养青年的教育工作，近年来因患高血压症在休养中，但还是念念不忘地关心美术学院的教学工作，他亲自给学生讲美术史，主持评审新生和赴苏学习学生的考试成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今年暑期，学院的教员组织业务进修时，他非常热情地制订进修计划，选集参考资料，不知疲倦地每天按时到工作室指导，给进修者改画和讲解。徐先生在培养青年的工作中，总是无私地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他们，并且他经常以敏锐的艺术眼光，热心地发掘着艺术的才能，对于具有艺术才能的人，不论是校内或校外的，他都愿尽心加以培植，使他们的才能不被湮没。有不少优秀的美术家，就是经过他的发现和培植而成长起来的。徐先生对培养青年的工作，可以说，真正达到了忘我的程度，表现了他甘愿做青年一代“垫脚石”的崇高品质。这将永远成为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者的榜样。在美术界中，还存在着轻视培养青年工作的这种反常现象的今天，发扬徐先生以全身心付与美术教育事业的精神，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徐先生重视素描练习和主张写实作风，反对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教育方法，这在美术教育上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也不能否认，他过去的教育思想，受了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并没有突破旧现实主义的范畴，因而还存在着很大的弱点，这就是还没有把教育的目的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作为教育事业的出发点。指出徐先生的教育思想这一弱点，并不是企图降低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只是更明确地说明旧社会束缚了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发展。解放后，由于徐先生勇于追求进步，接受了毛主席所指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于是他的教育思想起了显著的变化，开始认识了人民的教育事业必须与人民的需要相结合这一原则。因此，他鼓励学生下厂下乡实习，赞成他们从事普及工作，为了向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他曾屡次设法与苏联交换美术作品作为艺术学习上的借鉴。同时，在这个时期，徐先生在创作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在一九五一年卧病之前，创作了不少描写新主题和新人物的作品，如“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水墨画）、“毛主席在人民中”（油画）、“鲁迅与瞿秋白”（油画稿）、毛主席像（油画），以及二十多幅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的素描像。 徐先生在艺术思想上的进步，正与他在政治上的进步一样，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向来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和热爱真理的艺术家的必然结果。不幸徐先生已永远离开我们了！否则，我们相信他在教育事业上和艺术创作上一定会有更多和更高的成就的；他的逝世，实在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附图片） 徐悲鸿先生和他未完成的油画稿“鲁迅与瞿秋白”

第3版()专栏： 华北区各地结合各项具体工作 向群众宣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 华北区各地普遍举行了三级干部会议，向全区乡级以上干部传达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现在，华北各地正结合各项工作在群众中广泛展开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 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已在华北全区持续了两月之久。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行政委员会和河北、山西、绥远三省以及北京、天津两市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先后召集专门会议反复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除向华北一级机关干部传达外，又到保定、石家庄等地，向五千多机关干部传达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十一月中旬起，全区各县又相继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河北、山西各县的会议已在十一月底结束。北京、天津两市已在各界人民中进行了突击性的宣传。全区将在干部普遍学习总路线的基础上，由近万的报告员、宣传员组成一支强大的宣传队伍，深入到工厂、矿山、乡村，向全区人民宣传总路线。在各县召开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一般都采用了对比的方法向干部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教育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以互助合作组织起来的办法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 各县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使干部学会了结合当前任务宣传总路线的方法。这就是在干部中要先讲总路线，然后结合当前具体任务和政策，有讨论有检查，反复进行宣传。在群众中要大量培养骨干，采用小型座谈、家庭访问、个别座谈等多种方式，启发群众想过去、比现在、看将来，并正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使总路线的宣传教育逐步作到普遍和深入。 各地向群众宣传总路线后，大大推动了各项工作。工厂、矿山中的增产节约竞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华北区十一月份已有七十多个厂矿先后提前完成了国家的生产计划。提前完成计划的厂矿正在追加任务；没有完成计划的厂矿也在发动职工争取完成计划。在各县三级会议上，有成千万的党员、干部自报将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如遵化县五里屯乡老庄子村，因为深入宣传了总路线，在十多天当中，就超过计划一倍多完成了粮食收购任务，并推动了互助合作与冬季生产工作。 （新华社）

第3版()专栏： 中共江苏嘉定县委采取各种方式 向基层干部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 中共江苏省嘉定县委在十一月间召开全县区、乡、村干部会议，采取启发、诱导、回忆、对比等方法，向到会干部进行了总路线教育，收效良好。 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全省党员干部会议结束前，县曾召开了全县区委委员、乡支部书记会议，深入地讨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大家基本上弄清了总路线、总任务的精神和实质。这样就为扩大干部会议训练了一批骨干和核心力量。会议结束后于十一月十七日召开了全县扩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县一千三百多个区、乡、村干部和六百多个机关干部。会上听取了县委书记潘林儒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并结合嘉定县的具体情况，生动通俗地对总路线的内容进行了阐释，又引导全体干部进行了复述和讨论。 会议开始时，多数到会干部对当前革命斗争的任务缺乏认识，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方泰乡干部吴厚礼说：“以前，我总觉得，社会主义像是迷雾中的远山，白茫茫，见不到影儿。听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以后，工作有了灯塔，认识到社会主义并不是太远的。”沥江乡戴玉丰说：“现在，我认识到，在过渡时期，我们大家就好像坐在摆渡船上，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主席掌着舵，我们在撑篙、划桨；要到社会主义，我们就得加劲撑篙、划桨。”杨甸乡的互助组组长刘阿毛开会前对互助组没有信心搞，听到报告后说：“小农经济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光靠锄头、铁?是不行的，一定要通过互助合作来改造，回去下决心搞。”新泾乡干部朱春荣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今年已经活了六十六岁，还要干下去，看看社会主义！” 讨论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意义时，会议启发干部们回忆了过去，使大家认识到工业化对巩固国防的重要性。甘南乡金荣祥说：“过去，我们吃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许多苦头，村上房子都烧掉；只有工业化，才能保障国家和个人的安全。大家又认识到：只有发展了工业，才能用机器种田，用药械消灭虫害。马陆乡的一个干部说：“今年抗旱时，亏得机器帮忙，要不，年成好不了。”新杨乡的干部说：“今年棉花田里打了‘二二三’乳剂，把虫害消灭掉，每亩平均收到一百八十斤。”马桥乡孟福兴说：“今年靠了工业的支持，得到了丰收；今后要开拖拉机，更离不开工业。” 干部们明确认识了工业化的意义和重要性之后，县委书记潘林儒同志、副书记牟敦高同志又分别向干部们作了报告，用事实对比了两条道路，指出了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总结了过去四年来国家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的情况及其危害性。会议期中，还组织全体干部参观了嘉丰纺织厂，听劳动模范报告了访苏见闻，看了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影片，更加深了对总路线的认识。 会议又采取算细账、诉苦、回忆、对比等办法进行了讨论。大家从讨论中一致认识到，解放四年来，在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嘉定县十三万农民分到土地十六万三千亩，水稻、小麦、棉花等主要作物产量已有很大提高。如小麦：解放前平均每亩只产九十斤，现在每亩的产量已达到二百十四斤；讴思乡横泾村的水稻，一九四九年每亩产量为三百斤，一九五三年的产量则为五百斤。随着生产的提高，生产资料也大大增加，如新杨乡宗家村的农民倪文甫，房子两次被日寇、蒋匪烧光，农具也都被毁；现在房子修起来了，农具也全部办齐了。他的互助组里还有风车、稻床、犁耙、喷雾器，以及中耕机、拌种机；马陆乡泾圈村土地改革以后，买了大船两只，水车两部，喷雾器七部，锄头、铁?每家都增加三把；方泰乡解放前轧稻机只有四部，解放后添了六十一部。农民的生活，土地改革后大多上升到中农水平。沥江乡解放前有近百个农民讨饭，现在讨饭的一个也没有了，生活过的挺好。南翔区农民在解放前冬天床底垫草席，现在上下都用被子，很多人穿上了新衣。文化教育事业，几年来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小学入学儿童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多；农民参加民校、冬学学习的已有二万多人，不识字的逐渐减少了。电影放映队、剧团、业余剧团也经常给农民放映电影或演出。 另外，四年来，人民政府为了鼓励农民增产，仅嘉定县就发放了二百亿元的农业贷款。在兴修水利方面：在反动派统治的三十多年间，全县只修了四条河，而解放后短短四年中，就修了河八十条，使今年的庄稼在天旱的条件下得到了丰收。在价格政策方面，也使农民得到了好处。比如，解放前，农民要拿七十斤小麦才能在市场上换到一张大豆饼，现在只要四十一斤五两就可以换到一张。泾河乡干部说：四年来泾河乡农民共买了四万多张豆饼，每张便宜了一万八千元，全乡得益有七亿元；如果用这七亿元来买米的话，二千个人可以吃一年。政府又在农村中组织了互助组，提高了产量。 为了使到会的干部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危害性和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会议引导大家通过讨论，认识到农村阶级分化的严重情况。如方泰乡的杨家弄村二年多以来，就有三户把田卖了；鹰房乡农民徐阿照分到的五亩土地也已全部卖光。农村中买田和雇工、放高利贷进行剥削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发展下去，正如干部们所说，结果一定是“十年田地转三村”（嘉定谚语）。通过回忆，使大家认识到小农经济发展结果是“少数人发财，多数人遭殃”。泾河乡干部朱雪桂说：“小农经济有如小船重载，经不起风浪，一碰就翻”。望仙乡干部黄裕文说：“小农经济的发展结果只能是少数人吃鱼吃肉，多数人哭南哭北。”六里乡干部朱流宇说：“去年，我们夫妻俩生了病，孩子年纪小，稻在田里没有人收，亏得互助组的帮助，才把稻收回家来。” 通过听报告、典型发言、小组讨论、参观工厂等，到会干部自觉地检查并批判了买田、囤粮做生意、出租土地和当中人等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表示决心划清思想界限，组织起来，提高产量，过“大家好”的生活。许多互助组的领导人表示：回去下决心搞好互助组、合作社。 在全体干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副县长刘文鲁作了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布置了冬季工作，并展开了讨论。很多干部在讨论中，纷纷控诉奸商投机倒把、抢购粮食的罪恶。如葛隆乡贫农陆甘卿解放前向粮商尤克明借了一百斤米，过了二年，要他还二千五百斤，陆甘卿只得将三亩土地抵债。解放以后，有些奸商仍投机倒把，抢购粮食，破坏粮食供应工作。为了稳定物价，保证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干部们纷纷表示：回村后一定做好粮食收购工作，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很多有余粮的干部在会上自报卖粮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娄塘区即卖给国家两万多斤粮食。会议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结束后，全县干部即回到各区、乡向农民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目前，嘉定县各乡全面展开总路线的宣传工作。 （朱敬禹）

第3版()专栏： “我”的摆法 马前卒 学习总路线，首先要端正“我”的摆法。 我们经常会说，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集体、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但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可就不一定那样。 在一个单位里，同志之间有时也爱比等级和待遇。“我”的能力不比你弱，你居然高我一级， “我”不服气。同级的呢，能力强的，往往感到委屈。“哼，他竟能和我列在同一级，而‘我’呢？”接着，自然还是一个“哼”！ 有些领导干部，一谈起工作，总是“我这单位”工作怎样怎样，或者说，“我这单位”工作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既不爱说“我们”，“单位”上面仅有一个“我”；也很少想到戏是难于独脚唱得好的；一个单位工作的成就，不全靠领导，更应该说是靠集体的共同努力。一个同志的错误，也未必没有自己的一份，领导的更不用说。工作从来不犯错误，是好的，但重要的还须检查成就是怎样的，这才是“向前看”的精神。太看重“我”的人，对工作总容易故步自封，“但求无过”；或者是，不从工作的实际结合着政策出发，专门揣摩领导个人的意图，借以讨好领导。 也有这样的人，一报告起工作来，总是“我呀我的”，“我”怎样怎样做了工作；“我”讲了话，怎样引起广大群众的欢迎；“我”早已说过，这么干是不行的；好，现在上级来批评了，这可不关“我”的事。这样的人，就是把“我”摆在集体之上或集体之外的；“英雄”是够“英雄”的了，也许是个诸葛亮，然而是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是事后诸葛亮；还是有害集体的。 应该多多记住“我们”或“咱们”。从集体、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的高度来衡量这个“我”；不仅要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社会和人民的利益，而且要使这个“我”尽最善的努力来扩大集体、社会和人民的利益。这才是正确的“我”的摆法。

第3版()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徐悲鸿先生纪念会和遗作展览会 为了悼念中国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逝世，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今天在北京举行徐悲鸿先生纪念会和遗作展览会预展。展览会自明日（十二日）起将在中山公园公开展览，展出作品包括油画、素描、国画等二百二十余件。

第4版()专栏： 联大全会通过巴西和印度关于延期讨论朝鲜问题的提案 维辛斯基谴责美方破坏停战协定 并重申联大应及时讨论朝鲜问题的主张 【新华社十日讯】塔斯社纽约九日讯：联合国大会于八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了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交大会讨论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巴西和印度代表团的联合提案。 苏联代表安·扬·维辛斯基发言，提请代表们注意，在政治委员会讨论大会休会问题时，若干代表曾指出，板门店的谈判正遭遇到严重的困难。维辛斯基说，已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散发给大会各代表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电报，也证明了板门店谈判中所发生的极端严重的局势。周恩来在电报中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朝鲜的局势目前发展到了严重的阶段。据周恩来通知，在停战协定规定的解释工作期限九十天中，朝中方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只进行了七天，从解释工作第五次被迫停顿之后，至今已达二十天之久未能恢复，因之朝鲜停战协定中关于战俘遣返的协议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维辛斯基说，周恩来指出：同时，在板门店举行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也遭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政治会议的召开已被阴谋拖延。 维辛斯基继续说，有些代表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硬说，现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只会使局势恶化，甚至只会有害于板门店的谈判。苏联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只要大会真正有意促成谈判的顺利进行，它是可以设法扫除阻碍顺利解决有关召开政治会议问题的一切障碍，因而促进整个朝鲜问题的顺利解决的。 苏联代表又说，虽然阻碍重重，可是朝中方面在板门店会议上仍在作巨大的努力，以求就有关召开政治会议问题达成协议。然而对方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停战协定规定对战俘的解释工作为期九十天，现在看来这个期限是不能兑现的，因为在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百般捣乱和其他非法行动的阻挠之下，对朝中战俘的解释工作经常被迫中断。维辛斯基接着提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企图从美军司令部控制的地区潜入东场里战俘营的李承晚特务身上截获的信件。南朝鲜宪兵总司令官与国民党的所谓“大使馆”在这封信里指示他们的特务在战俘营破坏解释工作，并消灭那些坚持遣返的朝中战俘。维辛斯基并指出美方坚持拖延谈判的策略这一事实。 维辛斯基说，联合国大会如果对这种情况不闻不问，就是没有尽到它促成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职责，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是与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有关的。在必要的情况下恢复联合国第八届大会以便讨论朝鲜问题的决定，应在这样的条件下作出，这些条件不仅不会使复会发生困难，而且要保证最迅速和无阻碍地复会。政治委员会所提出的提案完全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在这一提案中对联合国第八届大会复会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维辛斯基指出，只要把这些条件深思熟虑一下，就可以看出，第八届大会复会手续是极其复杂，而且是危险的。这种手续对事情是不会有益处的。相反的，它倒便利于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切工作的阴谋。如果真正想要尽量便于恢复第八届大会以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话，那末提案中第二项“征得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同意”这句话就应该删去。波兰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苏联代表团拥护这一修正案。 维辛斯基最后说，如果说苏联代表团不坚持目前在大会上讨论朝鲜问题，那末它的出发点就是：一旦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时，联合国第八届大会应在任何时间复会。为此，必须赋予大会主席以复会的权力。 印度代表梅农接着发言，他同意维辛斯基所说的朝鲜局势严重的意见。他着重说，遣返战俘的问题已陷入僵局。梅农还说，最好不要以任何条件来约束大会主席进行联合国复会的工作。可是，大多数代表却想通过目前形式的联合提案。 大会表决结果，波兰对联合提案的修正案遭到否决。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投票赞成这个修正案。阿富汗、缅甸、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代表弃权。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联合提案。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在投票表决联合提案时弃权。 随后，大会讨论了政治委员会关于缅甸控诉国民党集团侵略案的提案。 波兰代表卡茨—苏希说，国民党匪帮侵略缅甸，是美国援助盘据台湾的国民党集团的直接结果。波兰代表说，尽管这个提案中有着缺点，他仍将投票赞成这个提案，因为它受到与这个问题有最密切关系的国家——缅甸的支持。 美国代表和国民党分子企图藉口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困难，来为他们不执行联合国大会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决议作辩护，这个决议规定国民党匪帮完全解除武装，并撤出缅甸。 苏联代表马立克说明他投票的理由。他说，苏联代表团不反对政治委员会的整个提案。但苏联代表团对其中一项不能同意，这项建议说，美国似乎曾为撤退缅境的蒋介石部队作了努力，而对美国“表示感谢”，这是毫无根据的。马立克着重指出，政治委员会在提案中公正地指出了这种撤退是有限的，并对蒋介石军队缴出武器之少表示忧虑，因此，政治委员会坚决要求有关方面采取使蒋介石军队解除武装和撤退的措施。 缅甸代表说，缅甸代表团不完全满意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但也将投票赞成。因为这个提案事实上已在谴责国民党集团对缅甸的侵略。同时，缅甸代表对苏联和波兰代表团同意支持这个提案表示感谢。 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以五十六票通过。投赞成票的包括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党分子没有参加投票。

第4版()专栏： 维辛斯基荣获列宁勋章 【新华社十日讯】塔斯社莫斯科九日讯：在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扬·维辛斯基七十寿辰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扬他对苏维埃国家的杰出贡献。

第4版()专栏： 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举行第二十一次会议 我方指出美方建议不能成为双方协议的基础 【新华社开城十日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代表团发表公报如下： 十二月十日，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举行第二十一次会议。 美方代表迪安继续以对朝中方面和苏联的诬蔑拖延双方会谈，拒绝进行认真的讨论。 我方代表奇石福先生发言，以对比方式说明我方的建议是合理可行的，斥责对方的所谓建议只是便利对方破坏双方会谈，根本不能成为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奇石福先生并针对迪安的所谓“单位表决程序”，特别就两方面所提出的表决办法作了比较分析。奇石福先生指出我方建议在双方一致同意的原则之下，双方的每一个国家应一律参加投票，在一个每方有两个以上国家参加的双方对等的会议中，这是唯一可行的、严肃负责的表决方法，因为只有双方的每一个国家都投票表示了意见，达到了双方所有国家一致同意之后才能取得真正的协议，而这样达成的协议，对双方所有国家也才有真正的约束力，而且这样的表决办法也可以考验对方是否有达成协议与遵守协议的诚意，不致使政治会议的决议成为对方所企图造成的一种欺骗与滑稽戏；按照对方的表决方法，对方以单位投票方法与我方所达成的协议对方中的任何一国如不同意，那么它就可不受该协议的约束，这说明对方正是企图推翻双方一致同意的原则，而替对方的某些成员破坏协议预留地步。对方自称对方的国家为主权国家，应有其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对方所主张的所谓单位表决办法，正是美国破坏各该国的主权，企图剥夺各该国家的表决权，而使它们屈从美国意志的一种阴谋。 最后，奇石福先生再一次郑重劝告对方，如果对方尚有协商解决问题的诚意，就应该改变其横蛮无理的态度，丢弃其拖延欺骗的手段，而老老实实回到认真的讨论上来。

第4版()专栏： 苏联储蓄银行的存款数目大大增加 苏联人民都把储蓄当成一种美德 【新华社十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储蓄银行的存款数目大大增加，反映出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目前，苏联约有四万四千家储蓄银行。今年头十个月，在这些银行存款的人数增加了五百万，今年年底这些银行的存款总数将超过三百六十亿卢布，比战前一九四○年几乎增加了四倍。 无论在城市或乡村，储蓄银行的存款数目都在日益增加，这种情况在卫国战争结束以后的几年内尤其显著。例如，莫斯科“热心者”大街上的一家储蓄银行，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时，存款总数将近四百万卢布；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时，存款总数已达到二千九百万卢布，其后，又增加到四千六百万卢布。单在今年一年，该银行又收进了一千万卢布的存款，存款的人数增加了四千四百五十人。在列宁格勒，每四个居民中就有一人在储蓄银行有存款。苏联人民都把储蓄当成一种美德，他们同时还可从储蓄中得到利息和奖金。今年苏联储蓄银行付出的利息和奖金达十亿卢布。

第4版()专栏： 迪安因袭哈利逊的老办法扬言要中断会谈 企图强迫扣留战俘和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新华社开城九日电】本社特派记者江南报道：美方在将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拖过第八届联合国大会这一关以后，现在正在蓄意制造僵局，企图完全破坏目前的会谈，以便使李承晚得以放手强迫扣留战俘、破坏朝鲜停战。朝中方面在今天的会议上尖锐地揭露了美方的这一阴谋。 就在第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延期讨论朝鲜问题、宣告休会的同一天，美方在板门店提出了所谓“建议草案”。美方显然认为，他们拖延会谈的第一个目的既然已经达到，就可以大胆地实现它的第二个目的——拖过明年一月二十一日，以便强迫扣留战俘。迪安在八日提出的这个所谓“建议草案”，就是美方用来继续拖延以至破坏会谈的一劳永逸的工具。迪安八日在会外用哈利逊在停战谈判中曾经一再用过的腔调公开宣称，“这是我们最后的建议。”“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他们接受它。”他对合众社的记者说，“我的工作已经完了，今后我只消坐待。” 就在同一天，美联社从东京报道美国的“一位在朝鲜的高级人士”的“预言”说：“美国代表团将于十二月二十日以前离开这里。”这就证明迪安在提出他的所谓“建议草案”的时候，就明知朝中方面是决不会接受的，因此早就作了破坏会谈的打算。正如朝中方面在八、九两日会议上所揭露的，美方这个所谓“全面建议”除了老一套的反苏宣传和限制中立国作用的荒谬办法，以及无限期拖延政治会议召开日期的无理主张以外，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迪安提出这个用早已为朝中方面拒绝过的无理要求构成的“建议草案”，无非是故意要使问题得不到解决，以便陷会谈于僵局，同时用以欺骗世界舆论、推卸自己的责任。 迪安这种破坏会谈的企图今天已经公然表示了出来。他宣称他“有权力随时中断预备会议”。同时，美国宣传机器正在奉命一改前几天的虚伪乐观论调，大肆散放悲观空气，说什么举行政治会议的希望将“化为泡影”。现在板门店的情势和一九五二年十月间的板门店情势十分相似。那时候，哈利逊的几个“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无理方案都遭到了彻底的驳斥，他在他那无可羡慕的位置上再也坐不住了。最后为了利用第七届联合国大会来破坏谈判，哈利逊提出了明知朝中方面不会接受的换汤不换药的所谓“三项建议”，接着就片面中断了停战谈判，陷谈判于危险的僵局。现在，迪安显然也处于和哈利逊当时相似的尴尬地位。他的所有自相矛盾的无理主张都遭到了彻底的揭露和驳斥，他的宣传伎俩已经用光了。他现在显然企图学哈利逊的办法，提出明知朝中方面不会接受的所谓“建议草案”，然后，片面中断会谈，以免继续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被告的地位，并使李承晚得有机会来实现他强迫扣留战俘、破坏停战的阴谋。 为了迫使美国的盟国同意美国的这个破坏阴谋，李承晚正在奉命大叫大嚷，反对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声称一定要在明年一月二十二日“释放”战俘。美国企图用李承晚这只牧羊犬的叫嚣，把那些盟国像绵羊一样地赶到美国所预先设计好的圈套里去，强迫他们听任美国破坏双方会谈，强迫扣留战俘，以达到破坏停战协定，在远东保持紧张局势的目的。 朝中方面今天已经严正地告诉迪安，他的中断会谈的威胁是吓不倒任何人的。无论美方如何阻挠破坏，朝中方面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努力是决不中止的。在两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曾经不止一次击败了美国方面的破坏阴谋。迪安如果真正要向哈利逊之流学点什么的话，最好还是学点这方面的教训。

第4版()专栏： 美方仍然强迫扣留着大批我方被俘人员 王永祥向我方提供美方强迫战俘充当特务的新罪证 【新华社开城十日电】朝中方面现在又掌握了新的证据，进一步证实美国军事当局目前仍然强迫扣留着大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并且强迫他们充当美方特务，派遣他们潜入我方地区，来进行破坏我方的特务活动。落入我方手中的曾被美国军事当局强迫扣留并强迫施以特务训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永祥的报告，揭发了美方这种严重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行为。 王永祥（化名王祥）原系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在今年七月十八日被俘。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被美方派遣越过军事分界线。王永祥在进入我方地区后向我方报告了他被迫充当美方特务的经过。 据王永祥报告说，他被俘以后，美军把他送到汉城西南永登浦附近的战俘营中。七月二十三日，战俘营中的一个美国军官在审问他时对他说：“现在你想回家是不可能的，只有为联军服务才有出路。”第二天，美军就把他及其他十七个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叫到一间房子里，里面有一个美国军官和二个拿着棍棒的美国兵，他们强迫这些被俘人员每人在一张纸上按上了两个大拇指的指印，然后就给他们脱下在战俘营中穿的带有战俘字样的衣服，换上美军军装。当天夜里，就把他们送到了仁川西南六十多公里的仙甲岛上。 王永祥说，美军特务机关就设在这个岛上。在机关里有一个身体高大肥胖的美军中尉和另外两个美军人员。还有六个“教官”，其中五个是台湾蒋匪特务，一个是李承晚集团特务。台湾蒋匪特务说，这个机关是“美军远东总司令部的情报机关”。在这个机关中一共强迫扣留了一百六十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其中有一百三十多名被俘人员是从釜山等地的战俘营中送到那里去的，这些人身上都带着在战俘营中被强迫刺的字，他们已经被强迫受过了特务训练，有的为了使特务工作方便，又把身上刺的字改刺成各种花纹。 王永祥说，在仙甲岛上的这些被俘人员根本不知道关于朝鲜停战后遣返战俘和把不直接遣返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等消息。从十月初开始，他和其他二十四人就被强迫受了三个星期的特务训练，训练他们怎样探听军事情报，怎样越过军事分界线潜入我方地区等。 王永祥说，在受完特务训练以后，十一月十七日台湾蒋匪特务“教官”张秀义就押送他及其他五人离开仙甲岛到汉城以北三里的一条山沟里的特务机关中。在这个机关里，他看到早从仙甲岛调来的三十多个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正被迫执行着特务工作任务。到十一月二十日，这个特务机关里一个台湾蒋匪特务给他换上了一套伪造的志愿军衣服，发给他四张伪造的志愿军证明文件、一枚指南针和一些日用品，叫他化名王祥，并命令他到伊川一带去探听朝中人民部队的军事情报。当天下午七时，一个美国军官押送他到铁原以北的非军事区南缘，美国军官交给他一支汤姆手枪，然后就命令他越过军事分界线。 朝中方面早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一再指出美方仍然强迫扣留着大批朝中被俘人员，并提出一份包括九万八千七百四十二名朝中被俘人员的名单，要求美方作负责的交代。王永祥的报告，充分说明了作贼心虚的美方为什么迟迟不敢对朝中方面提出的名单中每一名我方被俘人员的下落作出负责的具体的交代。

第4版()专栏： 印尼外交部部长苏纳约发表谈话 印尼政府将考虑参加朝鲜政治会议的问题 【新华社十日讯】据安尼塔通讯社雅加达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纳约在九日就朝中方面提出的邀请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中立国家参加朝鲜政治会议的建议发表谈话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将考虑参加朝鲜政治会议的问题，如果被邀请的话。苏纳约又说，印度尼西亚同意这样的意见：除了有关国家以外，中立国也应被邀请参加政治会议。

第4版()专栏： 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李四光 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正在期待着政治会议早日召开，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当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提出“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重要提案的时候，美国政府却捏造了什么朝中方面对“联合国军”战俘施行“暴行”的谰言，并拉出几个仆从国家凑成一个荒谬的提案，硬挟持联合国大会把它通过。美帝国主义者这一行动，很清楚，是妄想掩饰它自己曾经干过而且现在还在干的万恶暴行。 谁都知道，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对于好战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它是极不甘心接受的。只是在中朝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大压力之下，并由于它扩大战争的力量不够，内部矛盾甚多，才勉强接受了停战。它为了继续进行侵略，继续控制那些仆从国家，替华尔街老板攫取最大利润，因此又希望继续保持国际紧张局势。朝鲜停战使国际局势有了某些和缓，这是美国所害怕的。它为了继续保持国际局势的紧张，不得不用制造谎言来遂其阴谋。美国代表在朝鲜停战缔约双方会谈的会议上，制造一些无耻的谎言来从事拖延，就是这个道理。美国政府逼迫美国空军战俘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什么“宣誓书”，抵赖细菌战罪行；现在纠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四个仆从国家联合提出所谓“暴行”的提案，对朝中人民部队进行诬蔑，也是为了制造紧张局势。 美国诬蔑朝中方面对于它所进行的细菌战的指责是假的，并捏造美国空军战俘之所以供出细菌战罪行是由于朝中方面使用“酷刑”的谎言。这显然是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扯谎。谁都知道，朝中方面对战俘素来是宽大的。从历次发表的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和已遣返的战俘们的谈话，以及一些英、美记者的报道，甚至美国陆军部长斯蒂文斯、英国陆军大臣的谈话，都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说那些参加过细菌战的战俘招供，是受到过什么威胁；那末，那些威胁，很清楚，不是朝中方面的对待战俘的任何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威胁，而只是他们自己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威胁着他们自己的良心。美国空军战俘们在朝中方面宽待政策的感召之下，在战俘营安静和平的气氛之中，回想起他们过去撒布细菌的罪行，而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所以他们才将参加细菌战的经过事实揭露出来。这样的心情，大量地流露在他们供词的字里行间，只要我们仔细看看那些供词，我们是很容易察觉的。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大规模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是早经各方面的公正调查所确定了的。由于中朝两国人民有组织地大力地进行了反细菌战的措施，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大量地清除了虫窠孑孓，大量地消灭了各种有害昆虫，美帝国主义者所预期的细菌战恶果才被粉碎了。正由于细菌战被粉碎，瘟疫并没有能在中朝境内流行，所以当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在开始调查前，并不是没有人抱着怀疑态度的。直到他们到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查，获得了大批的事实：包括昆虫、细菌等实物标本和疾病、医学等方面的事实，经过缜密的分析、鉴定，得出了万分正确的证据，这才对美国在朝鲜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在伪装之下进行的细菌战正式作了肯定的结论。很可想见，正因如此，所以曾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才在他最近发表的公开信中说到他自己之所以相信细菌战的真实性，“绝不决定于飞行人员所承认的，也不决定于他们现在在新的、不同的环境下所否认的”。应该指出，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确凿证据，是远远超过当时国际科学委员会所获得的证据的。因此，美国的细菌战罪行是绝对抵赖不了的。 美国政府诬蔑朝中人民部队对战俘施行的所谓“暴行”，也是毫无根据的。美国侵略者这种贼喊捉贼的卑劣手法，绝对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因为朝中人民部队宽待战俘和爱护人民的事实，早已传遍天下，得到世界公正人士的交口赞扬。而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杀人放火，恣意屠杀战俘和虐杀平民的种种严重暴行，早已是有目共见的事实，并已受到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的暴行，不但已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等公正团体的客观调查所证实，甚至为许多美英记者及美国战俘营长官杜德和柯尔生所供认。美军对我方被俘人员所施行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包括刺字、毒打、割手、剁足、剖腹、挖心、蒸死、煮死、活活烧死等骇人听闻的虐杀方法。对于手无寸铁的战俘，美军竟使用坦克、装甲车、喷火弹、手榴弹、毒气、刺刀等武器加以屠杀。侵朝美军对朝鲜和平居民所犯的罪行，也是不胜枚举的。单是“国际妇女对朝鲜美李军暴行调查团报告书”就列举了美军的无数血腥事实，指出美方“惨无人道地消灭朝鲜居民。在暂时遭到美军和李承晚军队侵占的地区，有数十万的和平居民，全家从老人到婴孩都遭受到拷打、烧死、打死、活埋。”报告书并指出：“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拷打，超过了希特勒纳粹匪徒占领欧洲时所犯的罪行。”美军这些暴行，已经彻底破坏了日内瓦公约和一九○七年的海牙公约，并构成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法规第六条所规定的战争罪行。现在，双手染满了鲜血的美国杀人犯，竟含血喷人，企图混淆视听，以逃脱它的应得惩罚，当然，这除了激起世界人民对美国侵略者的更大的愤怒外，是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的。 美国政府造谣诬蔑的伎俩，显然是戈培尔一脉相传的，但戈培尔的谎言宣传不能帮助德国法西斯逃避纽伦堡的审判，洛奇、梅奥之流的诽谤也不能挽救美国帝国主义者逃避今天所处的狼狈不堪的窘境。 中国人民正警惕地注视着美帝国主义者谣言后面的阴谋，并且一定有力量粉碎它的任何阴谋！

第4版()专栏：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即将审判谋杀张子龙的美方特务 我方反对由主谋者充当凶手的“辩护律师” 【新华社开城九日电】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李相朝将军在八日致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反对美方派人为谋杀张子龙的七名特务凶手作“辩护律师”。李相朝将军指出：“我方坚决反对这些凶犯由他们的主使人联合国军方面获得所谓‘辩护律师’出席军事法庭，为这些双手染满了我方被俘人员的鲜血的凶手作‘辩护’。”李相朝将军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为了人类正义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军事法庭的尊严，对此作郑重的考虑。 在此以前，印度看管部队新闻处发布的新闻曾称这些凶手要求由美方获得“辩护律师”出席审判。据印度新闻处八日发自新德里的消息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军法处长”摩里逊将担任这些凶手的“辩护人”。但是，合众社同日却把摩里逊说成是“美国平民”，这显然是因为举世皆知主使特务杀死张子龙的正是联合国军方面，因此合众社也就不好意思说出摩里逊的真正身分，而把他说成是“美国平民”，企图以此欺骗世界舆论。 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前曾决定：谋杀张子龙案将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审。七名谋杀张子龙的凶手是在十一月二日被捕的。自东场里二十八号营场归来的十多名我方被俘人员曾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供大量事实，证明这些凶手是美方指挥下的特务，他们用吊打、火烧、剥皮、割肉、钉钉子、割耳朵、剖腹、挖心、挖肝、割臀等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杀死了要求遣返的张子龙，最后并烧尸灭迹。

第4版()专栏： 我方被俘人员八名逃脱特务控制遣返归来 揭露特务加紧准备劫持战俘“逃跑”的阴谋 【新华社开城九日电】在美方指使蒋、李特务强使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陷于长期停顿的情况下，今天又有逃脱特务控制的三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和五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遣返归来。这是美方制造的战俘“拒绝遣返”谎言的又一次破产。这八名归来人员在板门店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遣交我方后，即在大批中立国人员和各国新闻记者的面前，揭露了东场里战俘营中美李蒋特务在美方指挥下，正在准备劫持我方被俘人员“逃跑”和继续虐杀战俘的罪行。 志愿军归来人员陆广义控诉美方经由潜伏在十七号营场的CIE特务王顺清发出劫持战俘“逃跑”的命令。大约十天前，陆广义所在的三号营场特务“副大队长”丁正兴曾集合战俘说，王顺清（化名张玉清）已从无线电中收到美方的指示，要在看管期满后强迫战俘集体越营逃往南朝鲜，再送到台湾。美方这个指示规定，越营命令统一发出后，各营场就要迅即剪开铁丝网，胁迫战俘一拥而出，向指定的路线逃跑。指示规定到时每一战俘都要背一块纸牌作为识别记号，以防战俘在黑夜逃出特务控制申请遣返。指示并说，美军和李伪军都已做好接应越营战俘的准备，载运战俘的火车也准备好了。 陆广义说，此后，特务们即强迫战俘在每天上下午各进行两小时的军事训练，说是准备到台湾参加蒋匪军。特务们还准备了大批刀子、木棒等武器，强迫战俘做鞋、帽、绑腿和识别记号，并且规定一俟紧急命令下达后，晚上睡觉不准脱衣服，要把背包打好。特务分子还宣布，在“逃跑”之前还将举行几次演习。陆广义和今天归来的另外两个志愿军被俘人员黄文清、钟世敬看到再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就装病到医院看病，寻找机会一齐逃出营场申请遣返。当他们逃走时，押送他们到医院的“小队长”等还拿着刀子追上来要杀他们，但被印度兵赶走了。 今天归来的人民军被俘人员安石野是五十二号营场的“艺术部长”，他也听到营场里的李承晚特务头子们谈论“逃跑”计划，并知道这个计划是从美军第六十四野战医院的南朝鲜“护士”那里传来的。安石野说，现在五十二号营场的特务已搜集了大批刀子、木棒等埋在床铺底下，并用玻璃瓶子盛汽油做成“燃烧弹”。安石野曾到过五十三号营场，听到五十三号营场的“特务部长”说，他们已用汽油桶做了二百多把刺刀，准备在集体越营时用。 从五十号营场逃出来的人民军被俘人员高永学说，他曾在“大队部”看到一本从汉城送来的规定了六十多种联络记号的密码册子，也是准备“逃跑”时使用的。与安石野、高永学一同遣返的人民军被俘人员赵奎洙、朴龙吉、宋仁淳三人，也揭露了在他们所在的第三十八、四十四、五十等号营场也有类似的特务准备挟持战俘“逃跑”情况。 与此同时，美李蒋特务对战俘的暴行也在不断发生。从五十号营场逃出来的朴龙吉说，前几天有三个战俘因想爬铁丝网逃出要求遣返，被特务们捉回去，用棒打、尖刀刺、刺手指、坐老虎凳等酷刑弄成了残废。从四十四号医院营场逃出来的宋仁淳说，在十天前，他看见又有四个志愿军被俘人员被特务们捆在床上，“看护员”告诉宋仁淳说，这四个人是“共产党分子”，准备饿死他们。宋仁淳也证实了“医院”中蒋匪特务谋杀张六泰的惨案，他是又一个目睹这一惨案的证人。

第4版()专栏： 侵朝美军士兵意气消沉 据新华社讯：美国合众社记者约翰·萨克透露：美军士兵对于长期留驻朝鲜已感到极端厌烦，他说：“美国士兵们已经厌倦了他们枯燥的坐候生活，厌倦了玩牌写信的夜晚。”“目前值勤是十六个月——十六个月单调无味意气消沉的生活，以致已有不少人自杀。”同时，由于神经不正常而需要给以心理治疗的病人“比战时还多”。这个记者说：“甚至连长们也不喜欢十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