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北京郊区的农民热烈欢迎苏联艺术工作团。这是京郊黄土岗村民校的女学生。她们正在制作中苏友好的标志，准备带到欢迎会上去。

第1版()专栏： 苏联艺术工作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 昨晚在怀仁堂继续演出 【新华社十二日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所主办的苏联著名艺术家表演会，于十二日晚八时在怀仁堂继续举行。由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副主席楚拉基领导的苏联艺术工作团和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表演了精彩的节目。观看这次表演的有在京苏联专家、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工作干部以及在京的少数民族代表，共一千五百余人。 表演节目的第一部分，是由苏联艺术工作团演出。节目中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钢琴家叶美里扬诺娃演奏的“前奏曲”“波兰舞曲”；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盖达伊演唱的“亲爱的斯大林”、“哎，月儿别放光啊”等歌曲以及歌剧“蝴蝶夫人”中的一段插曲；巴蕾舞演员、莫斯科歌舞剧院演员索科洛娃、波马兹科夫表演的巴蕾舞“猎人与小鸟”；国际比赛得奖者、提琴家卡威尔兹涅娃演奏的“舞曲”、“圆舞曲谐谑曲”；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木偶戏剧院艺术指导奥布拉兹卓夫表演的木偶戏“我想和你在一起呆一会儿”、“摇篮曲”、“驯虎”；莫斯科国家杂技团演员卡拉巧娃和普奇岑表演的柔软体操；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裴布托夫演唱的“俄罗斯”、“我的苏维埃阿塞拜疆”等歌曲。 苏联艺术家卓越精湛的演技，受到在场的中苏两国观众的热烈欢迎。每一个节目演出后，演员们都要在观众的一再鼓掌声中频频谢幕。巴蕾舞演员索科洛娃和波马兹科夫曾谢幕七次之多。在观众热烈要求下，盖达伊又加演了乌克兰滑稽歌曲“杰古拉”，卡威尔兹涅娃加演了李姆斯基·柯尔萨科夫作曲的“野蜂飞舞”，裴布托夫加唱了影片“货郎与小姐”中的一段插曲，并用中国话演唱了中国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奥布拉兹卓夫加演了木偶戏“斟酒”，卡拉巧娃和普奇岑也再次表演了一段柔软体操。所有这些加演节目都十分精彩，全场观众再度报以热烈的掌声。 休息十五分钟以后，进行表演会的第二部分，由苏军红旗歌舞团表演。表演的艺术指导兼总指挥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鲍·亚·亚历山大罗夫，舞蹈总指导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维尔斯基，合唱总指导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维诺格拉陀夫，乐队指挥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符·亚·亚历山大罗夫，报幕是库兹聂卓夫。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斯大林之歌”，由格拉西莫夫、裴契叶夫、谢尔格叶夫、莫斯金、伊凡诺夫领唱。第二个节目是“东方红”，由普奇柯夫、谢尔格叶夫领唱。第三个节目是格拉西莫夫独唱“莫斯科—北京”。接着是：合唱“太阳落山”（行军歌），普奇柯夫独唱“镇长之歌”，合唱“梦想曲”，萨夫楚克独唱“红莓果”（俄罗斯民歌），“俄罗斯舞”，“伏尔加船夫曲”，俄罗斯共和国功勋演员拉茹莫夫独唱“青年团员之歌”，“回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尼基丁独唱“春天的花园花儿好”和“蓝花花”，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行军休息”（士兵舞）等，共计十五个节目。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每个节目演出之后，全场掌声经久不息，苏军红旗歌舞团表演者几次谢幕，仍然不能中止观众的掌声。“东方红”、“莫斯科——北京”、“太阳落山”、“红莓果”、“伏尔加船夫曲”，以及“青年团员之歌”、“回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节目，都在观众的热烈要求下再次表演。尼基丁在用中国话演唱了陕北民歌“蓝花花”后，又加唱了中国名歌“二月里来”一曲。 苏军红旗歌舞团表演完毕后，首都舞蹈工作者向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表演者献花。全体观众起立，掌声响遍了全场。 表演会至十一时四十五分始告结束。

第1版()专栏： 全国工人热烈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新华社十二日讯】全国各地工人热烈参加“中苏友好月”的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已展开了一个学习和推广苏联先进生产经验的运动。 各个工厂、矿山里，到处讨论和学习着苏联先进经验。西安铁路分局职工结合“中苏友好月”活动，提出要大力推广三十三种苏联先进经验，如软水法、鲁宁式机车保养法等，并要求全局十一月份的装车数要比十月份提高百分之二十七。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在各个车间都组织了推广苏联先进经验的小组，领导全厂推广“按生产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真达罗娃工作法”和“三检法”等三项重要的苏联先进经验。济南铁路工厂在“中苏友好月”中还专门成立了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委员会，制订了推广计划。许多工厂在这一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运动中已出现了显著的成绩。山东造纸总厂的工人，在十月革命节前夕试验了苏联专家威烈基金的稻草制造半料浆法，将在“中苏友好月”中大力推广。这一先进工作法运用的结果，已使该厂每吨纸浆的成本由一千四百万元降低为六百万元。西北建筑工程公司二十六个模范小组，学习和推行苏联先进砌砖法后，工作效率已比过去提高两倍到四倍。 为了更有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许多工矿部门正在总结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就和经验。沈阳市各机械厂在“中苏友好月”中，都认真总结苏联先进经验，以便解决当前增产节约运动中若干关键问题。机械七厂第三车间总结出推行联合小组分工专业的先进经验，预计可使十一月份生产任务超额完成。对于苏联先进经验之一——郭瓦廖夫工作法的运用，进一步引起了各地的重视。成都裕华纱厂各车间根据郭瓦廖夫工作法总结出车间工作法，摇纱工人的生产效率因此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落纱工人每落一台车的停车时间也因此降低了百分之五十一点五，粗纱间工人学习车间工作法后，看台能力普遍提高了一倍。济南邮电局运用郭瓦廖夫工作法已总结出十九种适用于本单位的先进经验。 在“中苏友好月”中，很多工矿部门结合推广苏联先进经验，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青岛国营第三棉纺织厂的织布车间，在“中苏友好月”中开展了“中苏友好红旗”竞赛，每台织布机每班产量已由十月份平均四十二点二四码提高到将近四十四码。正在修筑天成铁路成（都）绵（阳）段的工人，在十月革命节前夕举行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决定在全工区展开“优胜循环红旗竞赛”，保证在今年度最后两个月中，完成本年度基本建设计划，并争取超额完成原订增产节约百分之二十的任务。 各地工人纷纷用新的劳动成就作为庆祝“中苏友好月”的献礼，这些成就中有许多也是由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而获得的。中南区某钢铁公司炼铁车间管理某号小型高炉的工人，在原来实行苏联全风快速法和低温重料作业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合理化建议，结果在本月六日创造了炼铁炉日产量达到设计能力百分之二百七十一，容积利用系数降到每吨零点八一一吨的新纪录。这是该炉创造的第七次全国新纪录。国营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的女工们在 “中苏友好月”活动开始后，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细纱挡车工提高了看锭数量。原来看挡四十二支纱的女工，已普遍由看八百锭提高到一千锭，个别女工更提高到看一千二百锭。华东工业部南京化学工厂青年工人胡恒慈、邹国栋学习苏联半自动电焊法成功，使工作效率提高一倍，他在该厂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上曾作了第一次试验成功的表演。 在“中苏友好月”中，各地工矿部门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报告、表演、座谈等活动，以进一步鼓舞广大职工学习与推广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情。沈阳机械五厂和七厂都邀请苏联专家作了推广苏联先进经验的报告，机械一厂举办了高速切削训练班，准备逐步在全厂工人中传授这一重要的苏联先进经验。大连中苏造船公司和齐齐哈尔机械十五厂在“中苏友好月”中奖励了大批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有成就的工人。太原市总工会在市内文化宫展览了太原钢铁厂、太原机器厂等单位推广苏联先进经验的成就，各厂矿还邀请赴苏参观的劳动模范、工程技术人员讲演。甘肃省工业厅和兰州市总工会等单位，也联合举办先进经验报告会，请苏联专家作报告。

第1版()专栏： 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等单位举行座谈会 别洛沙普柯解答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问题 【新华社十一日讯】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和华北行政委员会农林水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农林局、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在十日下午，联合邀请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蒂米利亚泽夫农业学院农业系主任别洛沙普柯，举行关于苏联农业集体化问题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各单位的负责人和主要工作人员、专家、教授等，共计四十多人。 座谈会在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主持下进行。别洛沙普柯分别解答各单位所提出的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各项问题。 别洛沙普柯首先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所走过的道路。她说：苏联在二十年以前，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数百万农民坚决地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数百万个体的农民已变成为集体农民，他们可以在公有财产和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国家对集体农庄的帮助，保证了苏联农业从准备集体化过渡到全面集体化。她引证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指出在苏联集体农庄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并有很大的发展。在战争的艰苦岁月中，集体农庄完成了不断供给国家粮食和原料的任务；在战后，集体农庄的合并对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有特别巨大的意义。苏联现在有九万七千多个大型集体农庄，它们在一九四九年还是二十五万四千多个小型集体农庄。 别洛沙普柯谈到苏联农业在战后很短期间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产品已超过战前水平，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现在，根据新的五年计划——第五个五年计划，必须发展草田轮作制，扩大工业原料作物、饲料作物等的栽培面积。她说：所有在战后农业上的成就，保证了今后有可能完成更大的任务。 贯彻和推广农业科学上的成就与生产实践中的经验，在苏联已成为国家日常的重要工作之一。别洛沙普柯说：苏联的各级政府中都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各地科学上的成就和各地农业工作者的经验，将其整理推广，同时也进行提高干部技术水平的工作。在各集体农庄里，都设有农业作物馆，一般庄员除了从事生产外，便在当地科学工作者的帮助下，在馆内进行试验研究工作。近年来，各集体农庄都设立了不脱离生产的三年制的训练班，以提高庄员的技术水平。今年苏联全国在这种训练班学习的集体农庄庄员就有三百多万。此外，报告和影片对于推广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也有很重大的作用，因此，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和农业工作者都积极地参加这些工作。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的教育方针，也是中国农业教育工作者特别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别洛沙普柯也作了详尽的解答。她列举她所在的蒂米利亚泽夫农业学院时为例：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开始实习，一年级开始实习正是春季，学生是在附近的国营农场里实习春耕播种，要实习七个星期；第二年实习时，是被分配到拖拉机站的各个拖拉机队去实习秋耕、秋种、割草等秋季作业，使每一个学生有可能对于机器的使用和保养获得全面的知识；第三年，被分派到集体农庄去实习四个半月。第四年，学生便是以农业技师的身份进行实习了，时间是五个月。在实习期间，第一年，有教授辅导在实地讲解每一项农业技术的意义。以后每年由学校制订实习计划，由学生在实习终了时向学校作总结报告，最后一年的总结报告就作为毕业论文。 别洛沙普柯说：只有一面进行理论教育，一面认真实习，才能培养出很好的农业专家。也只有这样，学生毕业以后，才能毫无畏惧地参加到生产中去。 别洛沙普柯对集体农庄民主的经营管理方式、农副业收入的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集体农庄是否走上专业化及其他问题，都分别地作了解答。

第1版()专栏： 西北牧区各民族参观团抵京 【新华社十二日讯】西北牧区各民族参观团一行九十六人，在副团长扎喜才旺多杰（藏族、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率领下，十一日上午到达北京。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京委员刘春、朱早观、萨空了、翁独健、费孝通，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甘春雷、阿艾沙，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官保，班禅驻京办事处代理处长罗旺、副处长连慧珠及中央民族学院藏、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族学员共百余人。 西北牧区各民族参观团，包括藏、蒙、回、汉、保安、撒里维吾尔等六个民族的各阶层代表人物。

第1版()专栏： 美国在联大叫嚷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 目的在于诱骗其他国家同意其扣留战俘的荒谬主张 【新华社十二日讯】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联合国大会上叫嚷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的原则。美国政府企图用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手法，诱使其他国家同意它的强迫扣留战俘、破坏停战谈判的行为，以便把美国扩大战争的政策，强加于它们。 十月十六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声称如果朝中方面不接受美国政府的“公正的条件”，朝鲜战争就还要一直打下去。十月二十四日，艾奇逊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提出了一项提案，要求联合国大会通过。艾奇逊在这个提案中要求其他国家批准美国政府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一切破坏行为和荒谬的遣俘原则。这个提案还要求朝中方面同意这样一个“停战条件”，这就是“避免在遣返当中使用武力”。 十一月七日，美国政府在联合国中的发言人重新申明：在美国政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中，“不强迫遣返战俘”的主张是“绝对坚定的”。 从美国政府的提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政府之所以叫嚷“不强迫遣返战俘”，是因为它的“自愿遣返”的荒谬原则已经彻底破产。美国政府从朝鲜停战谈判中有关战俘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坚持“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但这个主张是如此明显地违反一切国际惯例和国际公约，以致它的仆从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也不能不认为“拒绝遣返‘全部’战俘可能破坏日内瓦公约”。在美方战俘营中因强迫扣留战俘而引起的一连串屠杀战俘事件，更使这个主张站不住脚。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政府自己也觉得这个“自愿遣返”的主张站不住脚，不得不将它抛弃。从七月份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行政性会议开始，美方就将这个荒谬主张改头换面，换了一个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的说法。美国政府现在又将这个论调拿到联合国大会上来大加搬弄，以为用这种文字游戏，就可以掩盖它的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 其实，美国政府的提案的欺骗性质是十分明显的。日内瓦公约第一一八条规定：“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第七条更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或上条所述特别协定——如其订有是项协定——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因此，战俘在停战以后被遣返回国，这是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交战国在停战以后有国际公约给它们规定的义务将所拘留的全部战俘“释放并遣送”给对方，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强迫”的问题，因为谁都知道，战俘是在敌方武力控制之下的，解除这种武力控制，使他们被遣返回家，是他们所绝对欢迎，用不着任何强迫的。 美国政府伪善地说它不能用武力“强迫遣返战俘”，但是事实上美国政府却在用武力强迫战俘不得遣返。在美方战俘营中发生的无数次屠杀战俘事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在几天以前，美方还无意中透露被他们列为“平民”而拘留在蜂岩岛上的原来都是“北朝鲜战俘”。这些战俘因为反对美方强迫扣留他们而有二十一人被打伤。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的“不强迫遣返”的主张，只是一种用来掩饰它扣留战俘的遮羞布。这种主张是完全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日内瓦公约正是为了防止用任何借口扣留战俘，才规定战俘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放弃其被遣返的权利。 归根结蒂，美国政府的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的主张，就是臭名远扬的“自愿遣返”的翻版。美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大会承认这个主张，无非是企图用这个主张来扣留朝中战俘，并驱策他们去残杀他们自己的弟兄，实现美国“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全世界人民必须警惕美国政府的这一阴谋，不许它实现。

第1版()专栏： 在金化以北上甘岭附近地区 我军二十四天歼敌一万八千多名 前线高射炮部队六天击落击伤敌机四十五架 【新华社朝鲜前线十二日电】在金化以北上甘岭附近两座山岭上继续发生着激烈的争夺战。自十一月二日我军完全控制了上甘岭右侧山岭以后，三日敌人接连用一个排到两个营的兵力攻击这座山岭，都被我军击退。四日没有发生战斗，敌人喘息了整整一天，到五日才再度发起进攻。这一天的战斗是在天亮时开始的，敌人用八个连的兵力分头向上甘岭右侧山岭的六个阵地进攻，一直激战到正午，都被我军击退。下午敌人又增兵两个营，绕到主峰背后进行攻击，在十五分钟内连续猛攻四次，但也都遭到失败，最后只好匆忙地退下山去。在这一天作战中，我军共计歼灭敌军一千七百多名。在上甘岭左侧的山岭上，敌我连日反复争夺主峰阵地。这个地方曾四度易手，到五日又为我军再度攻占。敌人在这个山岭上同样遭到了重大的伤亡。自十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六日的二十四天中，我军已在上甘岭附近两座山岭上歼敌一万八千多人。 在十一月一日到六日，我军在铁原东北、金化西北、金城以西、长承里西南等地区攻占十处敌军阵地，歼敌六百多名。我军前线高射炮部队击落敌机八架，击伤敌机三十七架。

第1版()专栏： 中央文化部举行宴会 欢宴戏曲观摩会演的演员等 【新华社十一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八日举行盛大宴会，欢宴各地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一千二百多位演员及其他戏曲工作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齐燕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余心清，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以及首都文化艺术界人士老舍、阳翰笙、欧阳予倩、艾青、洪深、张庚、吕骥等也出席了宴会。席间马叙伦、齐燕铭、余心清及吴晗都讲了话，庆祝戏曲观摩会演的胜利，并勉励各地来京演员及戏曲工作者在这次会演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工作方针。代表团及到会的老艺人和著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袁雪芬、常香玉、盖叫天等也互致祝词，相互勉励。 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结束后，华东、西北、中南等区及山西省的代表团继续留京举行公演。公演的有越剧、沪剧、江淮戏、秦腔、郿鄠戏、汉剧、楚剧、桂剧、湘剧、湖南花鼓戏、晋剧等十一种。同时，东北区代表团将赴武汉和上海公演；西北区香玉剧社将赴天津公演；西南区代表团将赴东北作短期旅行演出后再返京公演。

第1版()专栏：短评 揭穿美国所谓“不强迫遣返”的诡计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驱使联合国大会中的许多国家来支持它的强迫扣留战俘主张，最近正在由艾奇逊带头，高声叫嚷，说什么战俘不得强迫遣返。 人人都知道日内瓦公约主张无条件遣返战俘，反对借口所谓“不强迫遣返”而实际是强迫扣留战俘的蛮横主张。人人都知道是美国在用刺刀尖对着战俘，不许这些人回家，而美国却偏要说他们不能用刺刀尖来强迫遣返俘虏。这正如强盗扣留了人家的儿女，拆散了人家的家庭，还要装腔作势地说他是为了保护那些人家的儿女一样，这真是人类中最违反人道原则的行动。这是只有帝国主义好战分子才能做出来的。 在白雪皑皑的朝鲜前线，按照美国记者的报道，千万美国青年正在面对着“成批的大炮、铁丝网及地雷阵，冰冷的月光、严寒、残酷”的绝望情景，转而希望停战谈判能有结果使他们更早一些回家去过和平生活。可是，美国政府为了扣留朝中方面的被俘人员，拆散朝中人民的家庭，却坚决要这些美国年青人在朝鲜的冰天雪窟之中送死。在美国这种极端残忍、极端违反人道又极端违法的行动面前，联合国爱好和平的国家究竟何去何从？是跟着美国来与千千万万青年人和他们的家庭的幸福为敌呢？还是站在日内瓦公约的立场上来坚决主张把这些青年人早应得到的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幸福还给他们呢？这是一切稍有正义感的政治家们所应该立即予以解答的问题。 全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旨在强迫扣留战俘的所谓“不强迫遣返”。我们坚决相信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民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而绝不容许美国这一残酷主张来实现的。

第1版()专栏： 中苏友好与世界和平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九日在北京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 吉洪诺夫主席、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首先让我感谢今天这样热烈的衷心的欢迎。 一九四五年在争夺柏林的最后战斗中，和德国法西斯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候，有一位苏军司令员在德军司令部内找到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一个用木头作的、漆着颜色的拳头。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把它带回苏联，送给了莫斯科的一位年青的诗人。这位莫斯科诗人后来来看我，把这个木拳头的事告诉我。他说，这个拳头是从荷花里生出来的，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告诉他说，这是中国义和团的象征，是义和团起义时，插在旗杆头上的一个东西。原来是在一九○一年，德国侵略者、帝国主义分子到中国来和中国爱国者作斗争时抢去的。他们把旗杆上的拳头抢了去，而苏联的司令员解放了旗杆上的拳头，把它带到了莫斯科。不久以前，当我五十岁的时候，青年诗人把拳头送给了我。这个象征着中国爱国者的东西，现在放在我的桌子上。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外国干涉者及本国叛贼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候，我看到桌子上的这个拳头，心里就想：今天中国解放者是用千百万个拳头，比这木拳更大的力量在打击外国干涉者和本国反动分子。 当我现在在中国看到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土地时，我想起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中的插曲。我想你们各位也记得很清楚：当一九三四年中国中央红军从江西向陕北进行长征时，十万人经过了十一个省份，走了二万五千五百里路，合一万二千多公里。在他们走过山地而且没有敌人的时候，就举起火把。参加长征的同志叙述这些火把是用竹子放了火油点着的，他描写拿着火把的红军战士们翻山越岭，连绵不断地一直到地平线，成为一条火把线，驱除着黑暗。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另外一种形式的长征，就是在中国的大路上、小路上，最偏僻遥远的地方，中国人民正拿着知识与文化的火把在照耀着、驱除着黑暗。不久以后，在中国每一个偏僻的、闭塞的地方，都将闪耀智慧与文化的光亮。 还在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关于中国的革命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计量的。这些力量还没有恰当地表现出来。它们将来还会表现出来。”我们来到中国的人，看到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土地，虽然来到中国时间不多，但在这短期间所看到的，比起过去所知道的与在书本上所看到的，要更伟大、更多得多。我们在中国人民的每一个动作中、每一次会见中，都看到了这新的土地上的新的情况，甚至在小小的田地上也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也说明中国是胜利了。甚至很小的孩子，他们也来欢迎我们，他们唱的歌有俄文的、有中文的，中文俄文混合在一起，给了我们新的印象。 我一直在想：中国人民应该得到解放并强大起来。现在我看到了，中国人民确实是解放了，并强大起来了，这令我非常惊喜。 当我到达天津时，我寻思着，我应该记起一件事。是天津的历史吗？不，这不是我要想起的。但最后想起来了。是在对苏联人民最艰难的一九一九年。假使你们看过“难忘的一九一九年”，或者是未看而要看“难忘的一九一九年”的人，看过之后，你们就会想像出一九一九年对于苏联人民是多么艰难。那时苏联被帝国主义者封锁着，铁路交通断绝了，粮食不够，反动的白军向列宁格勒（当时的彼得格勒）进攻。那时我参加红军作战，在完全靠近城市的地方进行战斗。有一天，在战线上会见了一支中国人民的队伍。我奇怪，为什么会有中国队伍呢？原来是沙皇政府从华北招募来的工人，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去挖壕沟的，而现在中国工人却拿起了武器，为保卫十月革命而斗争了。这里面的中国人有的能讲俄文，虽然讲得并不好。我就问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的，有的回答是从哈尔滨、有的是从沈阳来的，其中有一个，他说是从天津来的。这个年青、愉快、强健的天津人对我说：“等我们胜利的时候，请你到我们的天津去玩。”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天津人在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经过很伟大的道路，他活着，在他的家里，他很幸福。 像神话似地，非常奇怪，我终于到了天津，不过我到天津并不是到那个天津人家里去作客，而是到整个中国人民的家里来作客。我非常愉快和高兴，因为，终于我亲眼看到了中国。 假使我们把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细细考察一下，就知道中苏友谊是非常深厚的，因为这个友谊是建立在许许多多使两国友谊加深的相同的事情上的。这两国人民都是很有才干的，这两国人民都同样被自己的压迫者压迫过。这两国人民都用自己的手，经过革命把自己解放了，于是他们的才干就又像金钢钻似的重新放光了。两国人民都有伟大的牺牲精神，正像苏联人民为拯救全人类，不惜自己的牺牲和法西斯作过斗争；而中国人民为帮助朝鲜兄弟人民，派了自己最优秀的儿女到朝鲜去进行自我牺牲的斗争。两国人民都有非常深厚的、自由的感情。中国人民过去虽然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但是自由的感情总是保持着的。过去他们非常尊重自由，现在当两国人民都得到解放而获自由的时候，他们又非常爱惜这个自由，坚决地保卫自己的自由，不许任何人夺去他们的自由。两国人民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中国人民长久地斗争着，为了解放自己的祖国，最后终于解放了全中国，和平解放了西藏，现在还在斗争着，终于要把台湾解放。 现在中国人民除了爱国主义外，也像苏联人民 一样，还有更深刻的、新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国际主义精神表现在对别国人民与别国人民劳动的尊敬上，而这种对别国人民的尊敬，使得别国人民也尊敬中国人民，使得别国人民也以中国人民所获得的成就而骄矜。 最后，两国人民还有相同的地方，即无论中国人民或苏联人民，他们都是非常喜爱劳动的，都是勤劳的人民。今天我们两国人民的任务，都同样地是和平建设，规模巨大的和平建设。当我们讲到苏联伟大的建设时，我们总联想到中国的建设。因为，除掉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建设规模会像苏联那样大。 不久以前，在今年的夏天，我参加了共产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产儿——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通航典礼。你们要知道，这个工程是值得一看的。在那没有一滴水的沙漠上，现在有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在那里流过了。人们早就幻想过：使沙漠变成有流水的沃地，并繁荣起来。但只有苏维埃政权才给了人民以力量，终于实现了他们的幻想，使沙漠变成有流水的地方。当我看到伏尔加河伟大的工程时，就联想到中国也在进行治淮的工程，这个工程将使得中国人民免于洪水汛滥的灾害。中国人民早就幻想过作这件事情，但只有人民政权才把它实现了。 俄国有句成语“搓搓手去劳动”，我想中国也会有这样的成语。我想中国这样伟大的国家，也能进行这样伟大的工程。远景是多么美好！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多么巨大！ 我向你们讲讲苏联的大建设。对于中央亚细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我知道得是详细的，卡拉·库姆沙漠几千年来一直是沙漠区，那里只有骆驼商队在那里经过，蜥蜴和毒蛇在沙漠上爬过，那是没有人迹的地方，可是现在在那里开凿了土库曼大运河，工程已经进行得很多了，再过几年，这条运河就可以开通了，运河两岸的土地就可以种东西了。可以种棉花了。到那时，开辟这条运河的工人们，将要在过去没有水道的地方，坐着轮船经过伏尔加河——顿河、里海、黑海，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条运河通航了。 什么叫做在沙漠地方进行建设呢？我现在来讲一讲。在过去没有这样的事，这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勘察队在沙漠里找到了石油，要开采石油，才要征服沙漠的。开采石油，需要工程师和工人，工程师和工人要有住处，于是他们就在沙漠上盖房子。但这不是盖临时的、帐篷式的房子，而是建造大房子，有洗澡间的大房子，可是在洗澡间里没有一滴水。在这个城市里住着许多人，有学校、有家眷、但是没有一滴水，水是从克拉斯诺伏斯克那里用飞机运来的。在那里，把水当作金子一样。不仅人们需要水，机器也需要水，而机器用水也是由飞机运来的。机器用过的水不倒掉，用来浇花。五年前从一百二十公里外的水源修了水道，使水流到这个城市。用水的情况好了一些，用水浇树，树长大了；孩子们喝到水也长大了；城里人也可以洗澡了。这一个没有一滴水的城市，虽然有了水，但还是不多。而再过三年以后，这个城市就将位在一条大河的河岸，这个城市就是在土库曼运河岸上的城市，将成为一个很大的五海通航的码头。这可以说是苏联先进技术的最高典型。 当你们看到一个机器代替一百个、一千个、五千个、一万个劳动力时，你就可以知道，人类是在难于置信地改造自然。当你看到行动着的巨大的起重机时，你会惊叹人们制造出巨大的野兽来了，然而，制造机器的就是那些曾经受过饥饿、贫穷、在三十五年前保卫过十月革命的人。 假如我们看一看最近的建筑，你们一定惊奇建设规模的巨大，但是这许多巨大规模的建设，只不过是大门口的小建筑，开了大门进去，还有更大规模的建设。等这些建设完成，过三年五年后，就要开始更大的工程：让西伯利亚的河道倒流的巨大工程。从地图上看一看很有意思，西伯利亚的伊尔德斯河不是流向北冰洋，而是流到里海。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事情。而这就是改造自然的事情。 假如从巨大的工程上，回头看一看小小的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方才讲过中央亚细亚的事情。一九二六年我第一次到乌兹别克斯坦去。我还记得很清楚，革命以前的时候，那里有几个学校。那时候，父亲送小孩子到学校去对先生说：“肉是你的，骨头是我的，你打吧。”过去是受这样的教育，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许多学校，在卫国战争时期，当地人虽然也为战争作了无数牺牲，虽然是在卫国战争的艰难时期，但是在他们的首都塔什干建立了一个大学校。一九二六年我经过那里，晚上看不到一盏灯，有些地方只有小油灯点着。一九四七年，我又到那里去，为了纪念阿里歇尔·那伏伊诗人。我是坐飞机去的，还是那一条路，经过这个地方时，一眼看去，都是灯火，每个农民家都有电灯。这次到中国来，我有一种预感：在这个地方，将要发生多少奇迹呀！在中国人民把自己土地下的宝藏发掘出来之后（虽然这些宝藏被帝国主义掠夺了很多），中国的面貌将要完全改变。有多少发明还在中国人民心里，城市在建设着，等到中国的农业能采用新的机械时，中国的状况就要更加不同了。中国人民心里的宝藏——人民的才干，也要发掘出来，有无数的发明，在中国人民心里蕴藏着，等发掘出来之后，人民的文化将大大提高。中国的文学艺术将要多么丰富啊！因为他有了新的主人翁。在中国的文学中，将要出现新的英雄，那是建设新中国的英雄。 我们两国的建设，都是和平的、创造性的建设，因此，非常自然的，我们两国都是站在和平的战线上。这两国伟大的人民是站在一起的，这两个巨人是邻居，而许多民主国家及千千万万拥护和平的人民，都围绕着我们，和我们团结起来。 我是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的主席，我曾进行许多次和平运动，如像和平公约签名的运动。苏联人民不是签了字就算了，还要说出自己的话来。在这次运动中，我们需要到山上去拍一部影片，摄影队到欧洲最高的拔海五千六百公尺的厄尔布鲁斯山峰上。山下是夏天，山上却是冬天，风雪很厉害。山上有科学家过冬的房子，那时工人从山下运粮食到科学家的小房子去，工人经过白雪齐腰的地方到我们摄影队跟前来，对我说：“你是我们拥护和平委员会的主席，所以请你到我们的山顶上去，我们要为和平公约签字，请你说几句话。”于是我就跟他在大雪齐腰的山上走到他们那里。那里有十个人，这是十个不同民族的人，这些都是普通的工人。他们谈到国际形势，他们是多么熟悉国际问题啊，可是他们是普通的工人。在我们谈话后，其中有一个工人对我说“我送送你”。当我们走下山去的时候，山是被迷雾遮盖着。那工人说：假使没有迷雾，我们从最高的山上，会看到全苏联的人民都在为和平公约签名。 命运给中国人民一个任务，是在太平洋上保卫和平！不仅仅是在太平洋上保卫和平，而且要在非常广大的亚细亚大陆上进行和平运动的领导工作！ 这并不是普通的和平劳动，而这是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民，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新中国的发展。 最近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就是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大会的决议中，把党的外交政策用这样的形式规定出来：“第一、继续奋斗，反对新战争的阴谋，制止新战争的发生，组成强大的民主反战阵线以巩固和平，加强与全世界和平拥护者的友好关系和团结，坚持不懈地揭露战争贩子为新的战争所作的一切准备和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第二、继续执行加强国际合作及发展与各国贸易关系的政策；第三、加强并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第四、不倦地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国防力量，加紧准备给任何侵略者以致命的反击。”这就是苏联的和平政策，要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苏联和中国之间，确实就是这种关系，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 假使说到世界和平运动的大事，当然应该说到不久召开过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个事件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好的反映。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全世界人民，首先是亚洲人民现在最不安心，因为有战争威胁的存在。不论在亚洲的那一个国家，你若和他们谈到国际形势，就是最普通的人，也首先请你注意，在英勇的朝鲜所发生的不幸的战争。 不久以前我到印度去了一趟。在印度和知识分子及普通人的谈话当中，他们都说在朝鲜所进行的残酷的杀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烧毁和平城市与和平农村的那种野蛮行为，是一种计划好了的可怕的行为。印度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的人民，都耽心在朝鲜所进行的计划好了的残酷的行为是包括在残酷的新的战争计划中的，这种战争也可能在印度爆炸。 假使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说出自己的坚决抗议的话来，假使不把制止侵略的任务担负起来的话，这种悲惨痛苦的事情，确实会在他们那里发生。 不久以前在欧洲还有一些天真的人，不相信美国在朝鲜使用了凝固汽油弹、细菌武器和化学弹。现在这些天真的人已经没有了，事实已经证明是在朝鲜进行了细菌战，因为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证实了这件事情。美国的领导者还公开地无耻地说，他们要继续进行这种野蛮手段。大家都要问为什么美国要使用这种野蛮手段？ 亚洲人民根据他们最近百年来的历史，应该在自己的回忆当中知道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的真正面目。大家根据自己的记忆就会知道现在朝鲜、马来亚、越南、缅甸所进行的残酷的战争，是帝国主义者、殖民者苟延残喘的最后挣扎。这是帝国主义者、殖民者为了保持他们在亚洲的掠夺政策，所以他们正在用最恶毒的手段来维持这个最后的局面。 现在，全亚洲的人民已经团结起来，为了反对这个政策，为了自己民族解放与和平而斗争。 在越南，在马来亚，侵略者烧毁了和平城市和乡村，他们连人带房子一起焚烧。那些侵略者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是必须这样做的，因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快要完结了，帝国主义者为了使亚洲人民继续在他们的统治下被掠夺被压迫，他们要把奴役殖民地的政策得以维持下去。他们一想到，在明天，觉醒了的站起来的亚洲人民要把他们赶走，不允许他们再在亚洲掠夺，这些殖民者怎么也不肯甘心。 为什么这些侵略者在朝鲜进行这样残酷的战争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朝鲜人民已经站起来要过文明的生活。为什么他们在马来亚、缅甸进行残酷的屠杀，因为他们要阻止这些人民走向光明，让他们永远在黑暗里生活。 他们不会有别的解释，他们只能说这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所以他们要这样做。 谁也没有看到中国人民侵略了加利福尼亚州，谁也没有看到朝鲜人在纽约附近登岸。现在世界上最进步的技术不是用来沟通人类文化的关系，而是被美国侵略者用来缩短国家之间的距离、作为进行侵略远隔重洋的别国的工具。 这样的侵略政策也在南美洲各国进行着。这些国家正实行着加重负担的捐税政策，被逼着扩大武装，事实上这些国家已经变成了乞丐，已经失去了独立，这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也在反动势力压迫之下，民族的成就已经失去了；民族运动在各种各样的方法下被压迫着，甚至于这样遥远的加拿大也在同样进行着战争的准备，最后美帝国主义还在这些国家要求血的捐税，就是要这些国家为他们充当炮灰。 日本人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的人民，在不久以前，还是受他们本国统治者的压迫，现在又受另外一个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了。现在，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公开地重新武装日本，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将要为他们来作战。他们要重新发动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经进行过的死伤了几百万人的罪恶战争，那个也曾经有几十万美国人死伤了的战争，而只是由于有英勇的苏联军队的参加，才使那一次的战争结束。现在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最恶毒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者握手了，并且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里承继了细菌战的遗产。 每一个真正了解旧金山对日“和约”的人都知道这个“和约”是不合法的，在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和约”，是全世界人民、亚洲人民所不承认的。 现在，亚洲人民感觉到一种新的力量，就是要为和平发展而斗争，要为文化的发扬而斗争，为在遥远的或很近的各国人民之间发展文化关系而斗争，在大大小小的民族之间发展文化关系。所有的亚洲各国人民都希望亚洲的压迫早些结束。亚洲人民一定要把亚洲人民的文化成就，变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财物，不论他们是什么民族，怎样的社会制度。 苏联人民并不害怕美帝国主义者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战争威胁。 现在美国为了准备战争，在学校学生中散布恐怖，让学生爬到书桌下面。可是在苏联的学校里，并不教育学生这样做，也不教人民去如何杀人。苏联反对使用像细菌弹、凝固汽油弹、原子弹这样的武器。 现在所有的亚洲各国人民，都在注视着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亚洲人民看苏联人民的生活还很遥远，不像他们的生活，中国人民的生活，比较接近他们的生活。可是他们看看中国不久以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他们就完全相信，他们也可以像中国那样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从地图上来看中国，从喀什米尔一直到缅甸，在这个国境线上，有不同的政府，不同的人民，而这些不同的政府和人民正在注视着中国。 我在这里举出两个例子： 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作为苏联作家我应巴基斯坦进步作家的邀请去过巴基斯坦。在一个晚上来到一个城市——白沙凡。我们乘坐两部汽车，一部汽车是苏联大使馆的，汽车上面有一面苏联的红旗。我们把汽车停在旅馆外面，晚上院子里没有人，只有这两部汽车。后来我从窗口往外看，看见了一个很高大的人，他走到汽车旁边来看这面红旗，看见红旗上有镰刀斧头，他以为是见了鬼，他走开了，但又回来看这面红旗，走了两步，又走回来重新观看……好像在舞台上演戏似的，不知道我们从窗户里看他。我们问旅馆的服务员，这个人是谁？他说：这是从新疆逃来的马将军，他是到这里来逃命的，忽然看见这个旗子害怕起来，害怕这里一旦也被红旗占领，他就没有地方逃跑了。这话是一个普通的巴基斯坦的旅馆服务员讲的。 我们后来又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你们都知道，他们有许多人是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这是真正的和平战士。他们都知道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天，一个很有钱的百万富翁，是一个老头，他对我说：我要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我老了，我知道的事情很多，什么事情我都能想像出来，比如说，我知道我可能被罚去做苦工，去开凿运河，可是我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胜利了”。我知道站在蒋介石这一方面的有美国、英国、飞机、大炮、坦克……等等武器，可是对方——中国人民，并没有这样的武器，但是中国人民胜利了？ 我回答道：可能在你们本国甚至很快就会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啊！你是多么狡猾呀！ 显然在这个百万富翁的心里，有很大的不安和恐怖。 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很普通的服务员的例子，一个是百万富翁的例子，两个互相矛盾的例子，却同样说明：亚洲人民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了！亚洲人民已经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胜利了，而领导这个和平运动的是伟大的中国人民！ 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很快就要来到了，那就是十二月十二日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世界各国的和平代表将要参加这个会议。也像从前一样，苏联和中国的代表——久经锻炼的保卫和平的战士将到那里去为保卫和平而工作。并且也一定是这样的。 和平、民主阵营的许多国家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发展起来；另外一个战争的反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却一天比一天混乱起来，矛盾一天比一天多，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它们。 在这个帝国主义的反动阵营里面，已经没有力量阻止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中苏两国人民的这种友谊合作将要违反着帝国主义的意志而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 和平必须胜利，而且是一定会胜利的！ 中国永久的青春万岁！ 中国青春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 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万岁！ （新华社）（附图片）

第2版()专栏： 全国各地三年来劳动就业和失业救济工作获显著成绩 全国各地三年来进行劳动就业和失业救济工作已获得显著成绩。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在中国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失业现象，这个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困难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三年里，已经得到初步的良好的解决。三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帮助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重新就业的共达二百二十余万人。在解放较早、经济建设发展较快的东北区，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全区职工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点八；今年劳动就业工作开始后，已登记的失业、半失业和无业人员，仅占东北区解放后四年来新增加的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五点六。在解放最晚的西南区，从一九五○年到今年九月底，也有二十七万多人得到就业机会，这个数目大约相等于全部登记的失业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三。 三年来，人民政府对于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是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方针来进行的。这一工作的成就及其过程，说明了我国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下具有逐步解决失业问题的优越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 早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后，各级人民政府一方面对九百万旧公教人员采取了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一方面对当时由于国家财政经济还暂时处于困难状况而无法解决的大批失业工人，积极设法进行救济。一九五○年，全国各地职工和广大人民曾捐款三百十二亿余元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中央人民政府同时拨出小米四亿斤作为失业工人救济基金，在失业现象较为严重的城市中建立了专门的救济机构，这些措施有力地粉碎了美蒋匪帮的破坏阴谋。当时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的主要方式是在各城市中举办以工代赈的各项市政建设工程。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北京等市在一年半时间内，采取这种方式动员失业工人翻修马路共长达一六四九里，整理下水道四八六里，不仅解决了大批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并使许多城市建设工程得以迅速完成。不少失业工人由于努力学习工程技术，因而创造了长期就业的条件，有的还被提拔为革命干部。 随着全国范围内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以及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从一九五一年开始，人民政府对于失业工人就业问题的解决逐渐采取了以转业训练为主的方针。据一九五一年十月底的统计：全国各城市举办转业训练的单位共有二○九个，参加训练的工人达三万七千四百人。经过转业训练的失业工人大部分都具备了良好的就业条件，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生产非常积极。这种转业训练的方法，不仅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正确道路，而且是培养工矿企业大批后备劳动力的有效措施。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今后转业训练的方式在劳动就业工作中仍将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今年以来，在全国各地劳动就业工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这便是由于国家工业的发展已由恢复生产逐渐走向基本建设的阶段，因而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到今年九月份为止，经过东北人民政府统一调配的建筑工人共七万多人（各省市在外），东北区并准备在今年内将现有建筑技术工人有计划地分批固定下来，以减少建筑工人的间歇失业现象。华东建筑工业部所属上海各工地今年吸收了两万多工人参加工作，比过去增加一倍半以上。目前上海市建筑工人的失业和半失业现象已逐渐好转，主要的建筑技术工人都已基本就业。 人民政府对广大的失业知识分子的就业问题也曾给予特殊的关心。在华东区，三年来由各大行政区前往招聘或由各省市直接介绍走上工作岗位的失业知识分子总数在二十三万人以上。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会等单位，三年来都曾为失业青年知识分子举办了政治、文化、业务的各种训练班，为他们准备就业条件。广东省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止，经过招聘、训练、录用的失业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共有四万多人，其中并包括一部分归国华侨。 三年来，各级人民政府还以很大力量组织了生产自救和还乡生产的工作。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底止，全国共有四百二十八个生产自救的单位，安置了失业工人达十一万八千多人。各地对于那些缺乏专门生产技术而又具备着从事农业生产条件的中、小城市失业人员，都动员他们在自愿原则下还乡生产。这一工作是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进行的。两年多以来，约有十三万失业人员被安置在农村，在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中起了一定的骨干作用。 对于社会上一批贫苦无依的老弱残废、流浪儿童和无业游民等，人民政府都予以收容，然后分别进行救济、教养或改造。根据不完全统计：华北、中南、西南三大行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四市，三年来收容和改造的失业或无业人员共达二十一万八千多人。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为这一部分人员开辟了广阔的就业道路，因此，人民政府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过去是而且今后还将是把单纯救济工作仅仅限于对待那些比重很小的真正丧失劳动力而又生活困难的人。例如西南全区在所有经过处理的失业人员中，发放救济金的仅占百分之十六。 目前，失业现象已日见减轻，但全部解决失业问题仍存在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会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而逐步被克服的。今后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协助下，我国历史性的失业问题，将分期分批逐步获得解决。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广泛持久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中国长春铁路先进经验介绍之六 中长地区铁路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任宏 中长铁路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新的方式组织了广泛持久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二年多来，随着全体职工政治觉悟的提高，竞赛运动逐步深入发展起来。目前参加竞赛的人数，已达全体职工的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在这个有着深厚群众基础上的竞赛运动中，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生产财务计划，涌现了很多先进工作者，创造了正在全国铁路推广的李锡奎调车法，郑锡坤超轴、五百公里作业法，杨茂林装车法，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中长铁路的竞赛是以生产财务计划为基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中心。每年的生产财务计划中都规定了多少吨公里和每一吨公里的成本。但铁路是一庞大复杂的联动机。很多部门的生产成品，不能直接用吨公里表示出来。因此每季度管理局、分局根据生产财务计划的需要，提出竞赛保证条件，作为全管理局和各分局的奋斗方向。每月各业务单位根据生产指标，提出本单位的竞赛保证条件，并以具体数字表明每一生产指标的经济效果（如每一车小时的价值、每一吨公里的价值），普遍地公布了主要原材料单价等，这样就使得每一工作人员知道自己工作以及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从而把竞赛和经济核算结合起来。在这样基础上，组织同样职务的职工，围绕着共同的生产指标，而展开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的竞赛。如在乘务员之间，开展超轴、五百公里的竞赛。在调车组之间，开展压缩中转时间的竞赛。在检修工人之间，开展压缩修车时间和节省材料的竞赛等。 中长铁路是把组织竞赛，当作完成国家任务的经常方法。自一九五○年生产财务计划公布之后，就组织了全管理局的红旗竞赛，并且把掌握日常业务和掌握竞赛条件完成情况结合起来。所以二年多来，中长铁路的竞赛，从没有间断过一次。每一个月管理局都要评定竞赛的结果，颁发优胜循环红旗。在竞赛过程中如管理局要掌握各分局、特等、一等站和各主要段、主要企业的竞赛情况。分局要掌握二、三、四、五等站及各分段的竞赛情况。各基层单位要掌握各生产小组竞赛情况。这样就能经常地把全体职工都组织到竞赛中来。每月月终管理局的各主管处根据日常业务中掌握的材料，提出各分局、各站、段的竞赛成绩，交党委、行政、工会、青年团参加的会议上讨论、通过。在每月五日以前管理局在电话会议上，向全路宣布竞赛的结果，不仅公布最好和最坏的单位，而且公布所有单位的位次。公布后，由丢掉红旗的单位，派代表将红旗送到新得的单位。在基层单位，每天都要公布竞赛的结果。所以基层单位的竞赛更能及时地促进工作的改进。比如各机务段每天公布费煤的情况，要求大家注意省煤，因而获得了效果，今年上半年有三百三十一台机车费煤，今年九月份却只有七十二台机车费煤了。为了克服单纯地加强体力劳动的偏向，在竞赛运动中，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领导方面注意培养掌握先进技术的新的英雄人物，并推广他们的先进方法。目前中长铁路李锡奎、郑锡坤和杨茂林的先进方法，已经成了领导竞赛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了。各单位在竞赛中还注意了培养本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以推动本单位前进。 在评定红旗中，是把行车安全和劳动保护放在第一位的。某个单位即使完成生产指标很好，但只要出了死亡事故或重大事故，就要被评为最末位。 中长铁路是把职工经济情况的根本改变，作为竞赛的基础之一。中长铁路领导方面，在竞赛中非常注意职工生活的改善。二年多来中长铁路职工的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九十四点七。虽然原材料、燃料的价格上涨了，但在中长铁路的总支出中，工资所占的比重是不断增大的，一九五一年工资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一九五二年却占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六。这说明了职工在减低成本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也说明随着生产的提高，职工生活也随着提高。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长铁路的竞赛是广泛和持久的。由于某些中国同志对苏联专家所介绍的丰富的经验体会不够，对完成任务，推广先进经验，组织竞赛的一致性认识不深，所以某些单位在竞赛中还有形式主义的偏向，需要克服。

第2版()专栏： 太行一村 本报记者 田流 在建军节和国庆节之间，我访问了山西武乡县一个农村。想想过去老根据地人民的艰苦斗争，看看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让人特别振奋。 山西省武乡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太行老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抗战初期，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就驻在这里。日寇为了把八路军赶出太行山，摧毁这个指挥华北抗日战争的司令台，曾用最野蛮的手段——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攻这一带英勇不屈的人民。那时候，这里的人民的斗争情况，是全华北以至全中国人民所熟悉和关心的。现在，太行山上的农民怎样生活着？他们是否已经医治好了那沉重的战争创伤？在建设我们亲爱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他们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到窑上沟村去吧。”中共武乡县委书记李鹏飞同志对我说：“你这许多问题，在那里都能找到最好的答案。” 第一户人家 从县委驻地到窑上沟村，在山腰间绕来绕去，六十里路走了一整天，掌灯时分才到达目的地。昏暗中已看不清村庄的面貌。支部宣传委员王来秀同志领我进入一户人家。这是我看到的窑上沟第一户人家，一户十分美好的人家：房子漂亮，陈设美观。炕上铺着崭新的毡子和华丽的羊毛毯。被褥都是鲜艳的花布作的。炕厢被彩色的图案画装饰着。雪白的墙壁上贴着好些画报，中国人民的好女儿——刘胡兰那永远不会低下去的骄傲的头，高高昂起遥望着远方。毛主席巨像的下面，挂着他亲笔写给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字。迎面是一幅彩色山水画，它的左右挂着一幅对联：“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这是一户什么样的人家？正沉思间，院里传来快乐爽朗的话语： “谁们来啦？北京来的？”一个身穿海昌蓝上衣，下着黑色宽脚裤的青年妇女，一阵风似地走进来。她大方热情地同我握手，用同样快乐爽朗的声音不停地说着：“远路啦，快坐快坐。” “妇联主席郝冬莲”，支部宣传委员王来秀介绍说，“这就是她的家。” 妇联主席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硕长的身材，满头黑发，一对大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中闪闪发光。她关心多少事情啊，先问朝鲜停战谈判，再问首都建设，还问各地生产情形……。我把朝鲜的胜利，首都夏天的奇迹，各地庄稼都长得很好的情形告诉她，她把头一扬，又快乐而爽朗地笑起来了。看到她这种情形，我立刻想到了这幅“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对联的意义了，即便它不挂在这里，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它的。谈话中，知道郝冬莲不光是妇联主席，还是本村的支部委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担任这么多工作，忙得过来么？”我问她：“家里的生产怎么办呢？” “忙是忙些，算起来一年总有半年时间办工作。”冬莲平淡的回答，好像谈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 “个人误点工，大伙作得好，总抵得过了。”她这是刚从后沟——窑上沟村的一个自然庄开罢妇女大会回来。夏锄期间，每个妇女计划割五百斤蒿草，今天开会检查成绩，全村一百三十五个妇女，平均每人已经割了六百二十斤。这时，支部宣传委员王来秀说：“别看冬莲工作忙、误工多，生产可是最好的，她已割了一千斤蒿草了。” 郝冬莲有个七、八岁的女儿，在本村小学读书。这时放学回来了。一入门就扑到妈妈怀里，两条小膀臂搂着妈妈的脖子说：“老师叫我们写大字了，你给我买毛笔……”。及至发现还有一个陌生人在屋里，她使劲地钻到妈妈怀里，再不肯抬起头来。不久，冬莲的丈夫张五福也从田里回来了。他是一个老实农民。问过我从那里来、路上辛苦后又出去了。不大功夫，他左臂夹着张案板，右手拿着把明晃晃的菜刀进来。冬莲说：“走的渴啦，吃个西瓜吧。”武乡县村村出西瓜，这一带尤其出名。冬莲说：“如今家家都种着些，谁家也摘六、七十个。不为卖钱，专为下地回来热慌慌的解渴。” 漂亮的房子，美丽的陈设，女儿在学校读书，劳动过后吃那又凉又甜的大西瓜——这是什么样人家过的生活？ 老根据地的人民和革命干部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战斗情谊。我和房主人还是初次见面，却像久别重逢的知心朋友，见了面就无话不谈了。 原来郝冬莲的家庭是这样的。 早先，家里很穷。父亲死的早，母亲给地主作饭，养不活她姐弟四人，两石米卖了哥哥，几斗粮卖了姐姐，冬莲跟着母亲给地主看孩子，大些了也作饭。可是生活没有使这个女孩子屈服，反倒使她更坚强起来。她饿得宁肯喝涮锅水，也要把饭留给妈妈吃，浑身冻得像个红萝卜，一片破布也要补在妈妈的破衣上。因此，母亲几次想把她卖掉，几次都舍不得这个好闺女；几次想把这勤劳貌美的女儿嫁给财主家，几次都被这倔强的小姑娘拒绝了。最后，冬莲看上了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给地主放羊的张五福，结婚了。这是“七七”抗战那年的事。五福弟兄五人，虽然都是如铁似钢的好汉子，一个赛一个的“好劳动”，却连自家的肚子也填不满。他全家只有二亩三分坡地，弟兄五人一个下煤窑，两个扛长工，一个佃种着地主几亩地，五福给地主放羊。一年到头，只有腊月三十晚上，五弟兄才能见一次面。那时，弟兄们双肩扛着一张嘴，两手抱着个空肚子，齐聚在那眼破窑里，从荒山上刨来几个荆圪塔，拢着个火，面对面地叹息到天明。而后，又各自回到“东家”那里，牛马般地劳动去了……。 “不说这败兴的话了，那种日子永世也不会再来啦！”冬莲摇了摇头，改变了话题：“如今我家有三十四亩地，一头牛，去年收了五十四石粮食，今年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顶少要收入七十石。” 一家七口，收入七十石粮，生活怎么会不好？ 窑上沟村，并不只郝冬莲一家过着这样丰裕的生活。我连续访问了十多家，家家如此。现在，窑上沟村共有二百二十一户人家。支部书记王锦云告诉我：村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家——一百二十七户有余粮七百二十五石；“全村只有四户贫农，有八户缺吃粮——一户差三个月粮，那七家差个把月。” “怎么四户贫农，倒有八户缺粮？” “贫农是从土地、农具上看比别人少些，生活倒不坏。”锦云解释：“这八家缺粮户都有特殊原因。就像郑国胜家吧，本来日子挺好，他偏偏异想天开，去年作起投机买卖来，结果赔了账，垮了。” “村上有富农么？” “没有，”锦云回答：“我村没有雇长工的，没有出租地的，大家生活都很好，也很少有借贷的。就是有的人家一时手里不方便，乡亲们也不要利钱。”过了一阵，他又补充道：“眼下，我们正准备成立信贷社，把人们的余粮余钱用起来。” 早先那社会，要是有一家富起来，那就会有许多人家穷下去。现在，在新中国，在窑上沟，那情形已经完全倒转过来了，已经不是一人富万人穷，可说是万人富无人穷了。 恋爱和结婚 窑上沟村，不光人们的物质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已从穷困走向富裕；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在迅速地变化着。旧社会遗留给人们的旧思想旧风俗，正为新思想新风俗所代替。我在窑上沟看到了一对正在恋爱的青年人，也认识了一对刚刚结婚的新夫妇。 这一对正在恋爱的青年人，男的叫韩银旺，女的叫史娥子。 史娥子十八岁了，细眉大眼，配上她那圆圆的面庞，显得又秀丽又英俊。她的性情淑静温柔，从没跟人发过急，红过脸。她的劳动在全村妇女中是数得着的：锄草便锄草，追青便追青，收割便收割，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夏天割蒿压绿肥时，妇女们的任务是每人割五百斤，全村一百三十五个妇女都超过了任务，可是割到八百斤以上的，全村只有八个人，史娥子就是里面的一个。 村里的青年们人人都爱史娥子，可是她只爱一个名叫韩银旺的青年人。 韩银旺是村里的民校教员，今年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自己的耕作组里，最早开展起读报工作，后来别的耕作组都学着这样作，可是赶不上韩银旺组作的好。韩银旺还是村里图书室的管理员，每次娥子去借书时，他总是向她说：“又来新书啦，这本你看着最合适。”就是这样，两个人在图书室，在民校，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劳动中，慢慢恋爱起来了。几个月以后，两个人就要求订婚了。可是困难也在这里，沉寂寡言的史娥子，到这时候还没有把自己同银旺恋爱的事情跟父母说过一个字。固然，如今的婚姻是自己作主，可是如果闹的全家不高兴也不好啊。 “两个青年就找我来了。”支部书记王锦云谈起这件事情时说：“我一看，觉着二人挺合适，就帮他们跟娥子她娘说去了。你猜娥子她娘说什么？” “她娘说：‘自由婚姻是好事情，他们只要自己愿意，我当娘的没意见，既然她问我啦，我也得说说：银旺也是个好孩子，模样儿品行都不错，就是劳动上差点。’我就说啦，银旺劳动上不坏呀！‘是不坏，’娥子她娘说：‘可也不像俺娥子是全村最好的呀！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他们自己愿意，我没意见，这不过是当娘的一片心……。” “真是好妈妈，不包办儿女亲事，也尽了当母亲的责任。”几天以后，我看到史娥子的母亲，想起那天王锦云说的话，就这样向她说。娥子的母亲笑起来，她说：“其实我是故意那么说说，银旺可是个好孩子，也是恨铁不成钢，为儿女瞎操心呗。” “两人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日子呢，”她回答，随后又满意地笑起来：“我那意见灵验啦，银旺非要等着当上社里的劳动模范才结婚哩。” 我问起她们的家庭生活情形，她说：“去年打了三十石粮，今年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她爹说，社里庄稼长得好，至少能分四十多石。” “收这么多粮食，娥子结婚时，可要作两件漂亮嫁装了。” “我也是这么说呀！可是你不知道我们那姑娘，人家说：什么也不要。如今只要有人兴出个新道道来，谁都抢着学。”过了一阵，娥子母亲又对我说：“这几天你尽跟怀旺他们在一起，总知道他的事吧，我们这位也要跟他学呢。” 怀旺的事谁不知道？受过上级表扬，也登过报，一位青年诗人还为他写过一首长诗呢。 怀旺姓韩，青年团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劳动模范。他们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六月间。 六月正是麦秋的时候，人们顶星星戴月亮地在地里割麦，忙的伸不直腰。可是怀旺却找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请假去了。合作社社长就是支部书记王锦云。论乡俚，怀旺叫锦云表叔呢！ “表叔，我请个假。” “大忙的麦秋，请假作甚去？”那时候，锦云正和县里一个干部谈合作社的麦收情况，漫不经心地问。 “到区里去一趟，”怀旺申述理由：“有要紧的事。” 再问，还是说有要紧的事，但什么要紧的事呢？便不说了。要是别人像这样请假，准请不下，可是怀旺就不同了：从去年到现在，论劳动、论学习，不管那方面全是第一，每回过爱国日检查爱国公约时，都是模范，回回光荣榜上有他的名字。所以怀旺这种毫无理由的请假，竟例外的被批准了。 傍晚，人们正要收工回家的时候，忽然看见怀旺兴冲冲地从区上回来了。他肩上扛着一条花被子，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包。最惹人注意的是怀旺身后还跟着一个穿花衣裳的年青姑娘。 社员们老远就向怀旺打起招呼来：“扛的什么呀，怀旺——给人捎的？” “自家的。” 真怪，怀旺竟这么回答。他那黑苍苍的脸，高兴得简直要放光了；他后边那个姑娘只是低着头，抿着嘴儿笑，脸红得像黄昏的彩霞。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哈！怀旺要结婚了吧。” 人们一涌而上，把怀旺他俩围在中心。这个跟怀旺开玩笑，那个向怀旺作鬼脸；有的把花被子抢过来，反过来倒过去地察看着；有人抢过他手里的小包包，一个劲儿地只顾捏，急的怀旺赶紧嚷道： “别捏，别捏，那是挂面。” 这姑娘叫香花，是北面二里路上合村的人。 刹那间，怀旺结婚的消息就传遍全村了。怀旺和香花刚到家，全村男女就都挤到院里来了。合作社社长听说了，也赶来啦。 “你这孩，这有甚害羞的，告假还不肯说。”合作社社长一面说，一面双手分开众人来到中间，便又问二人道：“甚日子结婚呢？” “就今日晚上。” “那么——好，咱们举行个结婚会吧。”锦云说：“我当主席。” 结婚典礼开始了。这个结婚典礼不拜天地，不祭鬼神，只向毛主席鞠躬；不骑马坐轿，不大张酒筵，连结婚的被子都是新娘子家带来的。但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婚礼，好像整个村子都搬到怀旺家里来了，嘻嘻哈哈，嚷成一片，笑作一团。每逢村里开什么会，总是青年们说呀道的嚷在前头，老人们蹲在一边叭哒叭哒地吸烟，可是这回也不同了。 “这样好，”老汉们评论：“过去咱穷人就娶不上个媳妇，这咱二斤挂面就把事办了。” 老婆婆们张着没牙的嘴，一个劲地笑。 “一辈子的大事，这么了草，”快要聘闺女的史大娘笑了一阵子，不知为什么，眼里又有点湿润：“连个轿也不坐，走着就来了。” “你大婶可别那么说”，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头发都快白了的老太太说：“咱那时坐轿，可两眼哭的铜铃似的，看人家这走来的，笑的嘴都闭不上了。” “结婚大会”越开越热闹，人越来越高兴，青年们闹腾的最欢，提的问题最多：“你俩怎的恋爱来，也教教咱”，“谁先跟谁说的？”……说啊、笑啊、唱啊、闹啊，夜深了，怀旺家还像唱戏样的热闹呢。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耕作组的人们早已在地里匆忙地割麦子了。紧张的劳动，一点也妨碍不了人们对怀旺的喜事的谈论：“人家这结婚是不是也像早先人们结婚那样，头一夜谁也不肯先睡，背对背的坐一夜？” “问怀旺吧，”眼快的人说：“你看，他俩来了。” 现在的事情就是新奇，昨天的结婚仪式已够让人忘不掉了，结婚的第二天，新郎新妇就下地生产，更是没有听人说过。人们也顾不得问新婚之夜究竟是何情景了，便七嘴八舌地说： “看他俩割的快慢吧，要是割的慢，就是昨天夜里没好好睡觉。” “那要叫香花负责……” 新郎新娘不答言，两个人对看了一眼，就弯下腰去，镰刀飞舞起来，不大一会，怀旺就割到大永前头去了。香花紧紧地跟在他身边。大家欢笑着，镰刀闪闪发光，追赶一对新人。（全文未完）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昆嵛县人民政府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 编辑同志：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以后，山东省昆嵛县人民政府对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还是没有重视。 具体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该县人民政府秘书室，本应该设专人负责，但结果却只是兼职“代办”。一九五一年由该县检察署“代办”；一九五二年由该秘书室助理秘书“代办”两个月后，又由该秘书室收发员“代办”。所有这些“代办”的人，实际上只是“转办”，直接办理的极少，或只等于做了一次“收发”手续。其实，“转办”也不及时，还有拖延三、四个月甚至一年未“转办”的。如一九五一年八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给该县一件反映土地改革问题的人民来信，由该县检察署“代办”，压了一年未“办”；省人民政府曾经催办两次，也置之不理。后来，直到一九五二年八月才作了处理。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到九月这一段期间来看，该县人民政府共收到人民来信一百四十八件，仅“处理”了三十三件；其中关于在“三反”运动时反映该县区、乡、村干部贪污违法等的五十九件，仅由该县“三反”办公室“处理”了两件，由该县检察署处理了一件。处理的态度，不是有关部门互相协商，而是互相推诿。我建议昆嵛县人民政府彻底检查并改进这一工作。 邢育朗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应该用细致负责的态度对待革命工作 编辑同志：我们革命工作人员，本应该用细致负责的态度把工作做好，但实际上却有一些人员是用粗枝大叶的作风工作的。如我们松江省人民政府财政厅接到有关单位送来的一些表报，便常常有细数和小计对不起来，小计和总计对不起来，横的和直的总计不符，金额上没标位数，表上没机关首长签署及制表人不盖印等等情况，使看表的人很难看清楚。当我们汇总上报时，只好又向发表单位问。可是有的单位离我们很远，须用电话或信件问；紧急的，就得用电报或由专人出差去问。这样，原预期完成的任务便不能按期完成。这就要影响到其他工作的进行，甚或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我希望我们革命工作人员，都树立细致负责的工作态度。 任平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唐山市人民政府建设局等部门应彻底检查官僚主义 编辑同志：唐山市人民政府某些部门在处理人民群众的意见方面，拖拉现象很严重。如西辛庄村赵玉珍代表群众建议在该村建立水泵，经本会于八月十八日转给唐山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我们曾经先后用电话催过十次，并前去面谈过四次，都被应付过去了。何时修建，不得而知，但群众要求具体答复。十月二十日下午，本会李绍诚同志去找该局管理科科长鲁子安了解，鲁说：“经我们检查，来件没有收到……”我们问，为何以前和该科贾友芝同志谈时，曾经答复“已去西辛村看过按水泵地址”；为何在电话中催时，曾经答复“将来一定修建”，“已催自来水公司”等等。该局无话可说了，才说“研究后马上处理”。又如回民代表提出的关于国庆节牛羊肉食问题，应该是在国庆节前答复的。我们于九月二十日把这项意见转给唐山市人民政府工商局。该局拖到十月六日才答复说：“已失时效。”另外还有八件提案，我们已催过好几次，也还没有处理。我建议唐山市人民政府有关单位结合机关民主建设，彻底检查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官僚主义作风。 唐山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李长岐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山西省高平县第五区人民政府 应深入检查婚姻问题方面的旧法观点 编辑同志：我们是山西省高平县第五区的读者。在这次司法改革运动中，我们曾经听了第五区人民政府前秘书李同的检查报告。从他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旧法观点、旧司法作风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婚姻问题方面的。如青年郭富保和李其楼到区人民政府要求登记结婚时，连跑三次都未被允许，秘书李同说，男方的两个哥哥都没有结婚，所以他们要结婚是“不合理的”；又主观臆断他们是“买卖婚姻”，最后说他们是“先奸后婚”，所以“不能结婚”。郭富保不知道应该如何反抗，在绝望之下自己活埋致死。县司法科前科长张培森验了郭富保的尸首后说：“这是他自己愿死，与咱没关系。”这是什么话！由于旧法观点、旧司法作风作怪、婚姻法未被贯彻执行，一连串的命案发生了：如铁炉村一个十八岁的妇女因婶母干涉婚姻自由而投井自杀；酒务村一个妇女跳窑坑洞而死等等。我们建议有关领导方面对这些情况作深入的检查。 张广基 焦道琛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慈云寺村干部王永明等违反婚姻法 编辑同志：据我了解，某些农村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原因之一，是某些村干部和共产党员还有封建思想。北京市东郊区慈云寺村的情况便是这样。该村副村长王永明，早年因借过刘金元的十块钱，便把年仅九岁的女儿王文英订给刘金元的儿子刘启凤为妻。去年冬天他俩要被包办结婚时，王文英（十九岁）在王永明的威逼下领了结婚登记证。但她很不愿意，就到村中青年团支部书记于宝琴面前痛哭，于不管。结婚后两个月，王文英又去找于宝琴请求帮助离婚，于仍然没有积极支持她。王文英到村妇女会主任任忠敏处请求帮助时，任不但不帮助，反而说王文英“不要脸”。后来王文英向村人民政府提出，因为她父亲是副村长，被她父亲压下去了，没向上级人民政府反映。她母亲也对她表示：“你活着是刘家人，死了是刘家鬼。”现在王文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并且气得生了重病。又如该村李斌，是共产党员，但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今年九月，李斌到北京城里运输东西，因违犯交通规则，被扣留了一小时。李斌气冲冲地回家时，正赶上他妻子卖了四个鸡蛋，因为没有通过他，他便黑白不分地打他妻子，竟把他妻子的一只眼睛打瞎了。又如该村人民代表李吕氏，经常虐待儿媳。她儿媳李白氏，自从由父母包办到她家后，没好过一天，不是不给吃，就是挨打受骂，怀了孕也要照常作重活。解放后，李吕氏已经当选为人民代表，但对儿媳的虐待不变。全家吃饺子，却让李白氏吃玉米面饼子，即使剩下饺子，也宁可晒起来而不给李白氏吃。李吕氏还挑拨儿媳和儿子间的情感，唆使儿子打儿媳。李吕氏也曾经亲手打过儿媳两次。 上述村干部、共产党员、人民代表，本应该做群众的楷模，结果却带头违反婚姻法。我建议有关领导方面检查纠正，并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 王政民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关于改进收发工作的经验 编辑同志：我打听了好多机关的收发工作的情况。大多数的收发手续还是很繁杂，工作人员总感到“忙”，仍然没有克服文牍主义。现在我想把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总公司对改进收发工作的一点经验介绍出来，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过去，我们机关“收文”要经过三次手续：外来文件送到外收发室签收后登记一次，再送内收发室签收；内收发室登记后，又送给承办单位的文书签收；文书登记后，才送交承办人，档案部门的手续还没有算在内。我们研究后，把这样的“收文”登记已改为一次。我们把内、外收发工作和档案工作合为一体，收到文件时，由档案组复写两份登记单，一份作为内、外收发和档案的根据，一份随文件送交承办单位。关于“发文”，本来要经过五次登记手续：文件办好后，交本单位的文书登记，送档案组签收；在档案组登记后，送内收发室签收，登记后又送外收发室签收；在外收发室登记后由交通员签收，再登记后才送走。经改进后，这已减为登记两次。即文件办好后，由承办单位的文书复写两份登记单，一份存该单位，一份随文件送交档案组，然后由内收发登记，即发出。这样改进以后，做收发工作的同志们不“忙”了，更重要的是加速了公文的处理。 赵学良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中共闽侯县委员会有些干部不重视学习 编辑同志：十月六日早上，我在中共福建省闽侯县委会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县委会的七个同志学习十月四日福建日报刊载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秋收工作指示”。上午六时开始学习，十五分钟后他们读完了这个指示，并决定要讨论。我也想听听他们的讨论（因为这个指示刚公布，我也没有学习过）。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人发言。六点二十分以后，一个同志提起手表问题，接着大家都谈起手表来。从手表谈到脚踏车、留声机、电影、铁路等等。谈到七点半钟，吃早饭的哨子响了，大家才结束了这场“讨论”。早饭后，我和其中的一位负责同志谈起，他说：“因学习没有统一布置，读报也是为了凑足这个学习时间；已有好几天都是这样。”十月七日早上，我就特别注意他们的学习。这一天早上是学习薄一波同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成就”一文，又是读了两段便谈起闲话来。谈了十五分钟，昨天和我谈话的那位同志才赶快把大家纠正过来继续读下去。但大家仍表现了不很安心的样子。 这虽是一个小问题，但却反映了一个县委机关干部的学习情况。据我了解有很多区干部和工作组同志的学习都是自流的，有时连报纸都不看，甚至把上级发给的学习材料也放着不看。我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全体革命工作人员如不努力学习，就不能完成最少也难于完成伟大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建议中共闽侯县委会、各区委会必须注意机关干部和工作组干部的学习问题。 福建日报记者 吉景峰

第3版()专栏： 苏军红旗歌舞团的经历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文艺工作者大会上的报告 苏军红旗歌舞团团长 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请允许我把我领导的歌舞团，把它的一般情况和创作活动简单地介绍一下。 苏联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是苏联最大的最受群众欢迎的音乐演奏团之一。我们这个歌舞团是由男子合唱队，乐队，舞蹈组三个部分组成的。合唱队总共一百三十人。其中包括男高音，次高音，中音和低音。 合唱队中最好的歌手就是歌舞团的独唱者。舞蹈小组一共五十位演员，其中有十一位女演员。 乐队包括有由俄罗斯民间乐器如弦琴、手风琴等组成的弦乐队以及由笛、管、喇叭等乐器组成的管乐队。整个乐队有六十位音乐家。 本歌舞团由苏联政府与共产党发起，于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创立的。起初全歌舞团只有十二人，现在已经有二百五十人，其中包括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 本歌舞团的任务是广泛地传播苏维埃时代作曲家的近代歌曲、民间歌曲以及古典歌曲。舞蹈组的任务是创造和演出，主要是以俄国民间舞为基础的，反映目前苏军生活的大型舞蹈。 本歌舞团领导人除我以外，还有以下几位助理：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维诺格拉陀夫中校任本团合唱队长，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维尔斯基中校任舞蹈组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符·亚·亚历山大罗夫少校任本团音乐指挥。 本歌舞团把自己的艺术传达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在苏军部队中表演，也在俱乐部、戏院、音乐厅、露天广场向我国广大劳动者表演。我们二十四年来，演遍了苏联各地，直到最辽远最偏僻的地方。 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到前方去表演，用自己的艺术来鼓舞苏军军人为祖国的荣誉和独立而建立战功。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八年，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侵犯苏联国境的时候，我们的歌舞团就在远东前线表演过。 从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起，我们歌舞团就在战区工作。我们歌舞团的歌唱和舞蹈，鼓舞着红军指战员奋不顾身地去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斗争，四年战争期间，本歌舞团到过各个战场。在我们的艺术中，总是表现出生气勃勃的感觉、力量和必胜的信心，有些演员在前线负了伤，苏联政府因为他们参加伟大卫国战争用军功勋章表扬了他们。我们在前方表演时，亲眼看到被法西斯所毁坏了的俄罗斯城市和乡村，亲眼看到了德国法西斯的空军扫射那些聚集在火车站上的妇女和儿童。法西斯的兽行激起了苏联人民的巨大愤慨，他们决意要以全力帮助亲爱的祖国来粉碎残暴的敌人。我们歌舞团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它的艺术。 我们歌舞团以战斗的歌曲、板话和激情的舞蹈，唤起观众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获得最后的胜利，并决心去建立功勋。 本歌舞团不仅在待命出发作战的部队中表演，在休整和补充的部队中表演，也在军医院中，在飞机场上，在炮兵阵地上表演。当时我们只得不停地工作，没有休息的机会。常常碰到这样的日子：我们刚刚在一处演完，马上就坐汽车飞驰到另一个地方去表演，刚一演完，又马上到下一个地方去。 我们歌舞团本来不习惯在行军时表演，但是任何的困难和不方便的地方，都不能降低我们表演中的紧张情绪，观众由于受本团艺术感染而产生的兴奋情绪。快乐面孔，他们的欢笑声和热烈的掌声，对我们来说，乃是最好的奖励。 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与诗人列别节夫、库马奇共同创造了一首名叫“神圣战争”的歌曲。这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所创作的最优秀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平常、严肃而又雄伟，它的每一个音调都表达了苏联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表明了我国人民获得胜利的信心。 “神圣战争”最初不是在音乐厅，不是在俱乐部，而是在莫斯科车站月台上演出的，在这个车站上有许多军车开往前线。这歌曲给人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苏联人民很快地就爱上了这首歌，并且都学会唱它。“神圣战争”是我们人民、我们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一面战斗的、胜利的旗帜。 当时在歌舞团节目中还有一首歌，是作曲家诺维科夫根据诗人阿里莫夫的词“水火壶——火绳枪”作成的。歌子滑稽地把人民称之为“卡秋莎”的苏联近卫军的迫击炮的动作与俄国的水火壶来作比较。这首歌子在前线军人中极为流行。炮兵为了感谢本歌舞团的表演，始终都是兴高彩烈地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战斗技巧。 有一次在某段战线上，我们歌舞团演出节目中有一首歌子“水火壶——火绳枪”，在我们演出之后，部队指挥官代表观众向歌舞团全体演员扼要地讲了几句话：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刚才给我们开了一个精彩的表演会。为了报答你们，稍过几分钟，我们的‘演员’也要出演了，他们要给你们看看‘水火壶——火绳枪’的动作”。 当表针到了预定时间的时候，一声口令： “为了向红旗歌舞团表示敬意，向敌人开炮！” 这样一来，敌人身上就泼上了致命的“滚开水”。这并不是稀罕的事情。 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红旗歌舞团演奏了很多歌颂苏联人民保卫祖国的英勇行为的歌子。这些歌子按其性质来说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有赞颂歌、行军曲、抒情歌、滑稽歌。最享盛名的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的歌子“神圣的列宁旗帜”、“乌克兰之诗”、“苏军歌”；索洛维约夫—谢道伊的歌子“停泊场之夜”、“为什么在卡玛河彼岸”、“夜莺”；布兰特尔的歌子“在前线附近的森林里”、 “再见吧，城市和房屋”；弗拉得金的歌子“第聂伯河”，及其他很多的歌子。 我有时为了纪念某一部队的战斗功勋，不得不留在前线来作歌子。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我为了纪念斯大林格勒近卫旅的功勋曾写过一只歌子。歌舞团很快就学会了，就在前线音乐会上演出了。近卫军人很喜欢这首歌，也学会了这首歌，并且把学会这歌子当做是自己的战斗任务。我很快就从近卫军人那里收到一封信，他们写道： “为了执行祖国的命令，我们部队与全苏联军队一道参加进攻战斗，要把我们的神圣土地从法西斯恶魔手中解放出来。 “我们还记得红旗歌舞团在我们那里表演的情形。歌舞团的战斗歌曲是争取新胜利的号召，是和血腥的法西斯刽子手们彻底清算的号召。这些歌子，和纪念我们旅的歌子一样，是每个人都会唱的歌子。战士们唱着这些歌子，勇敢地前进，果敢地加入战斗。 “希望你们的歌舞团继续用你们勇敢的歌曲来鼓舞苏军战士获得新的胜利。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要像斯大林格勒近卫军人那样地战斗着。我们要以共同努力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战争胜利的时刻。到那时候，歌舞团的歌子也像今天号召我们去战场上战胜敌人一样，来号召我们进行建设性的劳动”。 这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我是在一九四三年当伟大卫国战争最炽热的时期收到的。 战争结束了。渴望已久的胜利日终于来到了。和平时期一开始，根据共产党的号召，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伟大建设性劳动也立即开始了。 苏军转入和平时光，我们的勇敢军人从被苏军解放了的外国境土上回到祖国来。除了描写胜利的主题以外，英勇完成全部战争任务、怀念家庭故乡、怀念和平劳动的士兵归家这一主题，也成了本歌舞团在战后时期创作歌曲的主要主题之一。歌舞团节目中出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的“胜利颂”和“亲爱的故乡”，我所作的“胜利歌”，索洛维约夫—谢多夫的“你们现在在那里呢，亲爱的同伴们？”，布兰特尔的“在巴尔干的星光下”，诺维科夫的“为期不远”，以及其他许多歌子。在战斗部队复员之后，苏军里面又来了一批没有作战过的新的青年士兵，这种情形也反映在歌舞团节目中，出现了和平时期的士兵行军歌，怀念个别英雄的歌子，怀念苏军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的歌子，关于青年士兵进行战斗学习和政治学习的歌子，这些战士受了祖国的委托，来严密地保卫建设共产主义的苏维埃人民的和平劳动。我们祖国的战后生活也在歌舞团歌曲中得到反映：如亚库登科的“青年士兵歌”，布兰特尔的“太阳落山”和“收获歌”，杜里柯夫的“我们保卫和平”，别雷依的“保卫和平”和“马特洛索夫颂”，莫克洛乌索夫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诺索夫的“遥远的地方”，杜那耶夫斯基的“我来自柏林”，诺维科夫的“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 我在这一期间写了两首献给斯大林同志的歌子，有一首是“祝十月革命”。为了纪念不久以前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我作了一只“歌颂共产党”的歌子。 始终为祖国人民利益服务的红旗歌舞团，无时无刻不在想用自己的歌舞来反映祖国的大事和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在歌舞团节目中出现了歌颂城乡劳动人民的和平劳动的歌子，歌颂苏联人民争取全世界和平的歌子，歌颂伟大的斯大林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的歌子，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除此之外，歌舞团最近期间的节目又添增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朋友们的民族歌曲。红旗歌舞团已经在两年来很有成效地在我们国内演奏了中国人民的歌曲，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为了祖国的解放”。至于作曲家莫拉特里作的“莫斯科—北京”是我们亿万苏联人民都会唱的歌子，更用不着我来介绍了。 为了最有成效地解决摆在我们歌舞团面前的创作任务，我们在我们工作人员当中大力进行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在富有经验的教师们的指导下，我们的歌手、音乐家和舞蹈家都在提高自己的业务，并且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来扩大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眼界。这种学习帮助我们把每个演员都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苏联艺术工作者。 歌舞的表演艺术是带有深刻的人民性的。它朴素、鲜明、有力、充满了人民创作所特有的现实精神。 苏维埃国家关心人民天才的发挥和培养，极为重视并支持艺术方面不断涌现出的幼芽，因为这些幼芽能够使艺术更加发展和更加丰富起来。苏军红旗歌舞团原来就是这种新生的幼芽，它为苏联的表演艺术创作了新的形式。 歌舞团产生在苏军中并和苏军一道发展起来。歌舞团的诞生是与苏联人民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一九二八——一九三三）所出现的劳动和文化高潮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苏军文化提高的直接结果。 苏军是一支新型的军队。它受过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教育，并经历过与祖国的敌人作战的锻炼，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它已经是培养勇敢精神与共产主义道德的伟大学校，同时也是先进的苏联文化的传播者。 与苏军血肉相连的苏军歌舞团，从苏联军人们的生活中汲取灵感，在自己的创作中培养起对祖国及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勇敢精神及乐观主义，这些都是苏联军队的特色。 苏军是苏联人民的亲人，因而描绘苏军军人形象的歌曲也就成为极受欢迎的歌曲。歌舞团从最初成立之日起就抱有确定自己的创作道路的那种令人鼓舞的崇高目的，那就是利用苏军中流行的歌曲来歌颂苏军的英雄功绩，使这些歌曲成为人民的享受物，帮助苏军作曲家及诗人去创造能反映新条件下苏军生活的新歌曲。 远东游击队歌“沿着高山，沿着平原”产生的经过以及它后来流传的情形是非常有趣的。这支歌子的作曲者已经查不清了。人民创造了这只歌子。一九二九年歌舞团到苏军部队中去表演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教授听见有一连战士唱着这支歌子来参加我们的表演会。他同这个连的连长相识之后，便根据这个连长所编的调子写了一首新歌，又经过他在音乐上的加工，这首远东游击队歌使当时这歌舞团的表演节目大为增色。这歌子很快地便从歌舞团流传到全苏联人“老老少少”的嘴边了。苏联人到处都在唱，它受到了外国人民的喜爱，外国人民也在唱。 歌舞团经常在苏联士兵歌子上大大地用工夫，帮助创作了许多新的优秀的歌子，这些歌子不但受到苏联各族人民的热爱，而且受到国外亿万人民的热爱，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在内。 我们歌舞团创作的一些优秀歌曲已经成为苏联作曲家、诗人、歌唱家的创作的典范。 人们把红旗歌舞团称做“苏联歌曲的实验室”。其所以叫做“实验室”，是因为我们的歌舞团不仅演出诗人和作曲家的最优秀的歌曲，而且它自己还同作者共同研究，极力协助他们找出一条创作新的优美歌曲的可靠的道路。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经常举办创作座谈会，讨论并从各方面分析歌舞团准备演出的一切新歌。在这样的座谈会上，苏联作曲家协会、苏联作家协会和苏军总政治部都派有代表参加。 参加会议的人对音乐及新歌曲所提出的具体意见，可以使我们最客观地、精确地评价某一歌曲，并帮助作者明了歌曲的缺点，以便更准确和更完美地解决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任务。 从歌舞团表演的歌舞节目中，可以看到苏联人民的精神领域。歌舞团的多种多样的节目内，既包括有苏维埃时代的歌曲和舞蹈，又包括有民间音乐及古典音乐，这些节目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择的。它在思想内容方面，在艺术性方面，在形式的明朗性和朴素性方面，都必须是广大民众所熟悉所了解的。歌舞团的一切创造活动都和苏联人民及其强大军队的生活紧密联系着。歌舞团是建筑在俄罗斯的民间艺术和古典艺术的优秀传统上的。 苏军的每一个军区都有自己的歌舞团，其演员数量虽比红旗歌舞团少，但都是依照红旗歌舞团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各军区歌舞团的领导人定期在莫斯科聚会，以便交流创作经验。 红旗歌舞团经常在创作经验和组织经验方面，帮助自己的弟弟——苏军各军区的歌舞团。 苏联的空军歌舞团和海军歌舞团，也是按照我们歌舞团的样式建立起来的。 苏联现有的一切歌舞团都经常地帮助战士开展业余艺术活动：教连队的领唱学唱新歌曲，或表演新的舞蹈，领导民间乐器的乐队，为军区的游艺检阅和游艺大会准备当地的业余艺术表演。 优秀的歌唱家、舞蹈家及音乐家就成为歌舞团的演员。我们红旗歌舞团在内，也有不少的人是很有才干的业余艺术活动者。例如我们的独唱家萨夫楚克和普奇柯夫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独唱家库兹聂卓夫的经历是很有趣的，他在进军队之前是一个农村的牧人，他在军队里服务时，歌舞团的领导人发现了他有美妙的、响亮的喉音，库兹聂卓夫就开始练习嗓子，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后来就加入了我们的歌舞团。他在歌舞团内，由于工作上的成就，获得了共和国功勋演员的称号。 我们歌舞团的第一个领导人是苏联老一代的有名的作曲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他有名的作品是“斯大林颂”及“苏联国歌”。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在一八八三年生于加桑省一个不富的农民家庭中。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在一些平凡的、但富有音乐天才的人们中生长起来，他从这些人那里打下了民间音乐思想的基础。当亚历山大罗夫还小的时候，他那响亮的嗓子，清晰的音调，准确而迅速的音乐记忆力，就为同村人所喜爱。幸运的机会使这位年青的亚历山大罗夫能受到音乐教育。他在莫斯科音乐大学作曲班及独唱班毕业后，不久就成了音乐大学的教师，一九二二年起，成了音乐大学的教授。同时他领导了莫斯科最优秀的合唱团。 在一九二八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就来领导初成立起来的苏军红旗歌舞团。他领导这个歌舞团共十八年，直到一九四六年他去世的时候止。在这个时期，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创作了许多美妙的歌曲，流行在苏联的人民和军队中。这些歌曲里除了我已提及的“斯大林颂”及“苏联国歌”外，还有“斯大林之歌”、“生活变好了”、“伏尔加船夫曲”、“祖国进行曲”、“神圣战争”、 “苏军歌”、“乌克兰之诗”、“亲爱的故乡”。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领导下，红旗歌舞团成了富有艺术价值的团体，是苏联艺术的先进部队之一。依照苏联政府的决定，赋予了红旗歌舞团以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的称号。 歌舞团的创作活动曾三次获得苏联政府的奖赏。我们全体人员获得了荣誉革命红旗奖，有些人得了红星勋章及战斗红旗勋章。歌舞团内有五位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两位获得了功勋章艺术家的称号，十六位歌唱家及舞蹈家获得了俄罗斯共和国功勋演员的称号，二十位演员是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与学生联欢大会得奖者。很大一部分人获得了苏联勋章和奖章。 我们歌舞团在许多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国、芬兰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功地表演了苏联的艺术。在巴黎国际技术展览会上，本歌舞团获得了一只大锦标杯。 我们歌舞团怀着最愉快的心情来到了我们友好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歌舞团演出最好的节目介绍给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看。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伟大中国人民的高度的文化，并用中国人民优美的歌舞来丰富我们的节目。 如果我们歌舞团在中国的表演能促进中苏两大人民间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进一步巩固，那么我们将感到无限的荣幸。（新华社）（附图片） 鲍·亚·亚历山大罗夫

第3版()专栏： 访苏联艺术工作团领导人楚拉基 林淡秋 率领苏联艺术工作团前来我国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的楚拉基，是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副主席，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之一，苏联有名的作曲家。他的“第二交响曲”、“假未婚夫”和“青春”三部曲子，使他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在创作这些曲子的时候，他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每一部曲子的创作时间都在一年半以上。“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纸张呀！”他笑着说。但他是那样谦虚，关于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得很少。他回答记者们说：“创作经验吗？创作主要靠努力，写了一个曲子，觉得不好，再想，再写。写十个曲子，有一个可用，就算不错了。” 这种认真负责的创作态度，正是苏联艺术家们所共有的。这是苏联艺术界所以获得卓越成就的原因之一。 “苏联艺术界的最大成就，就是使艺术成为广大人民的东西，成为广大人民所理解的东西”，楚拉基说。“苏联艺术家从现实生活中或从历史材料中选择主题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人民所关心，能否给人民以教育。人民的光辉事迹，都是苏联创作家们所要表现的对象。但这不过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方面，苏联艺术家们非常注重作品的质量，竭力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具有高度感染力量的艺术品。苏联艺术作品所以能得到国内外人民的普遍爱好，那是容易理解的。” 他举了好些例子。例如雕塑艺术吧，在许多表现现代伟大主题的作品中，首先值得介绍的是巨人斯大林的塑像。这个塑像，建立在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伏尔加河那一段，高达五十公尺，有可以保存三千年的耐久性。这是一个杰作，是苏联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丰碑。“自由女神”一向被称为全世界最高的塑像，但它的高度不过十八公尺，不到斯大林塑像高度的一半。在苏联，雕塑艺术方面已经订出了全面的创作计划，有一部分计划已经实现了。在苏军跟德国法西斯匪徒作战的战场上，已经出现了大批表现激烈战斗场面的雕塑作品。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歼灭了三十三万敌人的地方，正在建立着雕塑作品。雕塑艺术品还出现在各种建筑物上，出现在地下铁道，出现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以提高一般人民的艺术兴趣。 在音乐方面，苏联作曲家们最近创作了许多以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为主题的曲子，例如关于经济建设问题、保卫世界和平问题等。这些曲子在团结和鼓舞千百万人民的意志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绘画方面，苏联画家们不但表现自然，而且着重表现人改造自然的伟大劳动，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不断提高劳动热情。为了普及各方面的艺术，苏联艺术界尽量举行音乐演奏会，尽量多印绘画复制品，尽量多印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之，我们尽一切力量来实现列宁和斯大林的指示：艺术属于人民。我们跟反动派相反，非但把艺术介绍给人民，而且大力培养人民自己的创作，改进和提高现有的人民艺术。艺术在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就是教育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如果没有巨大的艺术财富，实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楚拉基着重地说。 为了教育人民，苏联艺术家们正用各种辉煌的艺术创作来反映国内和平建设的伟大成就。“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各方面的艺术家都要以各自的艺术手段，表现出党代表大会所反映的各项建设成就。他们要用艺术本身的进一步普及和提高来回答这次党代表大会。”楚拉基说。 谈话转移到苏联艺术与资产阶级艺术在本质上的区别，接触到资产阶级艺术所以腐化堕落的基本原因。楚拉基说，资产阶级艺术不是以博得广大人民的爱好为目的，而是看不起人民，脱离人民，不表现人民的先进思想和健康感情，结果变成了形式主义的消遣品。这样的货色当然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其次，资产阶级的艺术跟苏联的艺术相反，轻视民族的特点，不尊重每个民族的艺术宝库，抹杀艺术的民族性。脱离人民的生活，取消民族的艺术传统，就等于摧毁了任何艺术的发展基础。 谈到接受民族优秀艺术遗产问题时，楚拉基同志劈头就说：“这是苏联艺术界最基本的问题。”他说苏联艺术界对艺术遗产的态度，完全是建立在尊敬的基础之上的。没有遗产，就不可能建设今天的艺术；发扬过去优秀的艺术传统，正是发展今天的艺术所必需的，否则所谓新艺术，不过是沙滩上的楼阁罢了。形式主义者是否认艺术遗产、否认民族形式的，他们以谁也不懂的“新形式”自炫，但人民不需要这一类东西。“艺术遗产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否认遗产，就是否认人民！”他这样结束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 楚拉基同志关于中苏友谊和两国文化交流的谈话，给与我国文化艺术界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说中苏目标的相同，保证了两国友谊的日益发展和巩固，保证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这对于两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与世界持久和平都有莫大的助益。两国代表团的相互往来，不断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例如我们这次来此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就是发展和巩固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方法。”他说苏联人民热爱新中国的艺术，莫斯科文化宫在“中国音乐节”（七月十七日），在可容一万五千人的音乐堂里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中国音乐演奏会。苏联许多作曲家都在研究中国音乐，创作关于新中国的曲子。例如最近柯尔契马寥夫就作出了名为“解放了的中国”的曲子。 “苏联艺术界的各方面经验，对新中国艺术界有很大的用处”，楚拉基同志接着说。“例如苏联艺术界过去在接受民族遗产、发展民族形式问题上曾犯过错误，后来改正了。有了这个经验，中国艺术界就可以不再犯错误了。这就是帮助。一定要发展民族形式，脱离了民族形式，要创作出为广大人民所热爱的作品，是不可能的。” 在记者们访问他的前一天晚上，楚拉基同志看了中国旧剧，很感兴趣。“中国旧剧的表现方法，是数百年来积累起来的表现方法，”他说。“自然，要表现现代的生活和人物，旧的艺术形式应该适当地加以改造和提高，但决不能根本舍弃这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是中国人民所喜爱的。像中国这样特殊的艺术形式，世界上是少有的，应该充分加以尊重。我再说一遍，应该发展这种形式，不能抛弃这种形式。放在新中国艺术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这样的古国，这样丰富的艺术遗产，要是好好加以研究，一定可以从过去的艺术宝库中吸取许多东西。自然，一国新艺术的创造，是不可能在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的，各国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互相影响，应该从其他国家优秀艺术中吸取有利于本国新艺术的创造的东西。但绝不能机械地摹仿外国的艺术，一定要在本国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以丰富自己的艺术宝库。中国的新艺术，必须具有中国民族特色。” 需要请教楚拉基同志的问题还多得很，但时间已经不容许了。即使在这不到两个钟头的谈话中，楚拉基同志不但提高了我们对于苏联文化艺术的认识，而且益发加强了我们对自己祖国文化艺术的发展的信心。为了更好地执行我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加速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发展，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学习苏联艺术界的先进经验。楚拉基同志的谈话，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启发呀。（附图片） 楚拉基

第3版()专栏： 评越剧“西厢记”的改编工作 戴不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所属的越剧团在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演出的越剧“西厢记”，在改编工作上是取得一定成绩的。他们在使这部古典名著通俗化的工作中，采取比较严肃的态度，根据王实甫的原作，以张生和莺莺为主角，改变了以红娘为主角的处理方法，不再只由红娘一人在其中说情作合，使主角反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符合“西厢记”原来故事的主题的。 越剧“西厢记”把故事发展到“哭宴”为止。这是比较干净的处理方法。前人传说，王实甫写“西厢记”至“长亭”这一折的起首“碧云天，黄花地，……”时，精疲力尽而死。这虽然不足深信，但从这一传说，多少可隐约看出前人对“西厢记”结尾的态度。——他们对“长亭”以后的情节，是很不满意的。“王西厢”的结尾是“惊梦”，用梦来代替团圆，这在王实甫那个时代，不失为一个美丽的想像，可是今天看来未免有过于凄苦的感觉。另外，如果把莺莺处理成出走，就情理而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莺莺和张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精神，但由于他俩的阶级条件、性格和所处的时代、地位，他们的斗争性不可能是高度强烈的。要是斗争性很强，张生在夫人赖婚时就该据理力争，莺莺至迟应在“拷红”后刚强地站出来和母亲讲理，不待“哭宴”后在半夜三更背母私逃。因此，如越剧‘西厢记’改编者所采取的方法，适当地加强莺莺的反抗性，在长亭送别时结束剧情，留下莺莺的结局给观众去判断，这是不妨害主题和故事的完整性的。 改编者对场面的处理是用了一些力量的。例如，他把原来的“惊艳”和“借厢”合并成一幕，把惠明下战书的明场省去，使全剧比较精练。另一方面，改编者也去掉了原作中的胡闹和色情部分，将“闹斋”演至张生赴斋为止，免去了众僧出场，为一个已死的封建贵族（崔相国）大做道场的丑恶场面，也除去了和尚们在佛堂中对一个女性挤眉弄眼的庸俗噱头。“酬简”则演到莺莺入房为止，删除了色情的部分。这样做，并不损害原来的情节，而使剧情更紧凑和干净。 使古典作品通俗化，而仍能保持原作的神韵，改编者在一些方面也做出了成绩。例如“酬简”之前，原作只有张生唱的“仙吕”“点绛唇”半套曲文，如今把这七支曲子改为有动作，有唱词，有独白，仅仅用了三四百字，而仍能表现出原作的精神，较生动地刻划出张生的面貌，使观众理会他等候情人的焦急心情。 从上面所举的看来，越剧“西厢记”在若干情节的处理上，基本上还能掌握原作的精神，并在不损伤原作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这是应当肯定的成绩。不过从演出效果看来，越剧“西厢记”却还不很能引起观众心情上的共鸣，全剧似乎有些平铺直叙，甚至于使人有沉闷之感。 这是什么原因呢？ 除了导演和演员在掌握角色上的缺点以外，主要的是由于改编者没有充分掌握和发挥“西厢记”的主题精神，在人物处理上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人物色彩不够鲜明，性格不够突出，给观众的印象当然是不会很深刻的。 就女主角莺莺而说，她之所以会受到观众喜爱，是由于她具有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不管封建社会中的门第之别，去同情并爱上了张生这位飘零的书生。她的善良的性格，是能够打动观众的心肠的。王实甫在“寺警”的前半折和“琴心”“赖婚”等两折，以高超的笔法，细腻地刻划出这位相国小姐处处怜悯张生的心情，使观众仿佛也感受到她的一往情深。可是，改编者在剧中并没有把莺莺这种动人的性格描绘得更鲜明一些，相反，由于生硬地把原本中莺莺一人独唱的曲子改为二人或数人对唱，反而冲淡了这个人物的色彩。例如“赖婚”时，在原本中原都是莺莺的唱词。从莺莺口中唱出张生“你而今烦恼犹闲可，你久后思量怎奈何！”这些地方描绘出这位小姐的热情和善良，但越剧中，却把这些唱词改为张生自述：“而今烦恼犹可过，久后思量怎奈何”，这样的改法，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原作的词句，但却削弱了莺莺的性格。另外，在不超过当时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适当地加强莺莺的反抗性，也是可以的。改编者对此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以“酬简”来说，莺莺在决定二次送信前，虽然唱着：“母亲哪！你纵有铁壁铜墙，我也自插翅飞奔”，可是，像这样的“警句”，并不曾使观众受到感动。这是由于改编者虽然加强了莺莺的反抗言语，但却没有写出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抗性，没有深刻表达出莺莺内心中爱情战胜封建传统观念的矛盾过程，所以这样的反抗性，像是不扎根的，因此也是不动人的。在剧本的最后一场“哭宴”中，按莺莺的性格的发展，这是她大胆表露自己对封建制度的态度的时候，但我们所听到的，只是莺莺凄苦诉别之词为多，（这些话当然是有必要的）而强烈表示她如何不满母亲的无理决定的话语则很少，使这个主角在最后出场时还显得相当软弱无力。观众在莺莺身上不能很满足地找到她的热情和善良，以及她对封建制度的一定的不满情绪，是这个人物不能动人的基本原因。 对张生这个人物的处理也不够完整。改编者似乎很想着重描写张生的大胆、热情，所以一面用张生的唱词来描绘他这种性格，例如“游寺”一场见莺莺回去时，竟唱出“我心里痒骨头酸”的句子来， （注：“骨头酸”三字似乎是从原本“我明白透骨相思病缠”中演化出来的，未免有些过火）；一面又用张生的行动来表示他的神魂颠倒，例如同场唱完了“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以后，还叫张生 “模拟莺莺脚步”（这是“王西厢”中没有的）；另一方面，改编者还从剧中其他人物的口中，来描写张生的疯魔样子，例如“闹斋”前安排琴童出场，嘲笑张生“我看你不是拜菩萨，啊！倒像是去拜那水月观音”，（这也是“王西厢”中所没有的）；自然，我们是反对拘泥于“王西厢”情节和原词的改编工作的，可是这样处理的结果，很易使观众误会张生是个轻浮子弟，就很难对这个人物发生同情。张生虽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人物，但他在那个社会中的地位是比较低微的，他也读过一些所谓“圣贤之书”，处在“湖海飘零”的境地中，遇到的对方则是个相国的女儿，在这些条件下，要是把他处理得如同一位花花公子，是违反本剧主题（通过“等级有别”的一对男女身上表现反封建的精神）所安排的这位男主角的身份的。 越剧“西厢记”把老夫人这个人物，也处理得不很近情理。老夫人不是莺莺的后母，这位未亡人对自己的独养女儿应当倍加体惜。不过由于她存在着浓重的封建观念（不愿招白衣女婿，尤其是像张生这样的外路人），这种对女儿的爱是完全走错了路的。写出她的封建思想压倒了爱惜女儿的心情，以致不顾女儿的幸福与死活的矛盾过程，是可以从加强她的封建性上，来暴露封建社会的残酷和罪恶的。固然，这一点在“王西厢”中原也做得不够，可是在原本中，第一场也写出老夫人很体谅女儿，着红娘陪她去庭院散心；张君瑞病了，她还着红娘去“问太医下什么药，是何症候，脉息如何？”（现均改为暗场，由莺莺口中一言带过，使人印象不深。）这样写，比较可以看清这位老夫人的真面貌。而在越剧“西厢记”中，老夫人给人的印象，一贯的是个一心要拆散女儿自由婚姻，凶板板得几乎不近情理的老太婆。这种概念化和脸谱化的人物，是不会怎样引起观众注意的。最多只能使观众去仇恨老夫人一个人，而不能使人提高去仇恨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京戏和一些地方戏中，把红娘处理成“西厢记”的主要人物，这当然不是最合适的。越剧“西厢记”的改编者似乎很注意这一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改编者过分削弱了红娘的作用，这就很难使观众满意了。全本“西厢记”在舞台上已绝迹多年，而“红娘”则尚在各种戏曲里面流行，这固然是因为“红娘”旧本中有些色情成分，可以迎合以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落后观众的低级趣味；但不可否认的，经过舞台上多年来的创造和积累，红娘已经成为一个性格很鲜明的形象，她的热情、大胆和正义性，是观众喜爱她的主要原因。可是，越剧“西厢记”中却把她的地位贬得比“王西厢”中还低。在“王西厢”中，“前候”、“闹简”、“后候”等几折，全是以红娘为主的戏，很生动地显示出红娘的作用。以“前候”为例，红娘没有敲门入张生房中时，“王西厢”中红娘先唱从“点绛唇”到“元和令”六支曲子，这些曲文表现了红娘同情崔、张恋爱的心情；但改编者却把六支曲子简化为十句七言句，而其中五句好像还是在嘲笑张生“披衣危坐”“中疯魔”的。对于原作中“……凄凉情绪，无人服侍，涩滞气息，渐弱声息，黄瘦脸儿，张生呵！你不病死多应闷死。”（“村里迓鼓”）这样能表现红娘同情心（正义感）的句子，却加以割爱了。像这样处理红娘，显然不够恰当，因为在崔、张的恋爱中，红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同时，给予红娘以应得地位，写出她丰富的感情和一片好心肠，还可以丰富“西厢记”改编本的血肉，使观众在剧中体会到更多的人民性。 总的说来，越剧“西厢记”人物的色彩都不够鲜明、突出，该使人爱的未能使人热爱和同情，因此在观众中未能收到预期效果。这个重大的缺点固然有一部分是受“王西厢”的影响所致，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改编者比较着重于技术性的改编工作，（在这方面是有收获的）却较少从掌握原作精神入手，细致而周详地去具体分析这些人物的处境和他们的内心矛盾，这样一来，莺莺和老夫人的性格便变成简单化，张生则陷于轻薄，红娘的地位则大为削弱。因此，改编本对情节的取舍虽较原本为好，而整个剧本看去却仍缺少光彩，缺少以人物性格的鲜明对比所造成的戏剧效果，因而不能给予观众足够的思想上的启发和回味。 其次，这个戏对古典文学通俗化虽已做了一些工作，但还做得不够。在语言上留着不少毛病。改编者在不少地方采用了“王西厢”的原句，使一般观众颇难理解它的意义；有些地方改编者似乎是为了适合越剧唱词的形式，还对原句作了不适当的割裂，例如同一场莺莺原唱“想嫦娥西没东升有谁共”，改本去了“有谁共”三字，便不很贴切莺莺的心情；有些地方原来是主角很重要的唱词，如“琴心”莺莺原唱“绵搭絮”：“怎得人来信息通，便道十二巫峰，也有高唐来梦中”，现改为幕外合唱“怎得人来信息通，只有高唐来梦中”，也较原作大为逊色。总之，戏剧这一形式是在舞台上和观众见面的，把已经衰亡的杂剧改为演给现代人看的越剧时，叫古代人说现代俗语固然不对，但过多的采用古人口语也是不大适当的。保持原作的神韵，应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加强主题和人物性格的描写，而不应从技术上采摘原著的语言入手。现在把几百年前剧曲中的口语不加融化的翻译或搬用进越剧里去，自然会使观众感到文人气味太重，甚至于听不懂的。 改编古典名剧，这是一件繁重复杂的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不够丰富。我们还应从如何保持并发挥原著的积极意义这一方面多加努力。多多从主题的发挥，人物性格的深入分析，从剧情安排的妥切合理着手。我们改编“西厢记”是给现代人看的，我们的“西厢记”内容还不应停留在“王西厢”的思想高度。只要是不超过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原作的基础上把“西厢记”的内容提高一步，使这个故事更动人、更为人喜爱，这是今天的戏剧家的责任。

第4版()专栏： 民主德国人民议会主席狄克曼致函波恩议会主席 再次建议定期交换关于全德问题的意见 国际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会议在柏林开幕 【新华社讯】据塔斯社柏林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狄克曼于十月三十一日再度写信给波恩联邦议会主席爱勒斯，建议人民议会与联邦议会代表团在十一月十三日就全德问题互相交换意见。 信中首先指出：自从九月十九日人民议会选出的五人代表团，把人民议会在九月五日写给联邦议会主席及全体议员的信，送交给爱勒斯本人以来，至今已有六个星期了。但是，人民议会还没有收到联邦议会关于人民议会信件内容的任何声明。 狄克曼的信再次建议： 一、联邦议会与人民议会联合要求立刻举行四国会议，并由东德与西德派代表参加； 二、联邦议会与人民议会代表举行会谈，以便就如何在这次四大国会议上共同保卫德国利益的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 三、东德与西德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的条件，并立刻开始讨论组织这个委员会的方法，规定这个委员会开始活动的日期； 四、让人民议会代表团有机会自由地、不受阻碍地向联邦议会提出人民议会关于要进行讨论的所有问题的见解；人民议会也已经建议联邦议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来，以便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说明联邦议会的意见。 信中最后建议与联邦议会在十一月十三日或更早的日子，就上述问题交换意见，并要求联邦议会告知它准备在什么时候表明它对于人民议会建议的态度，以便人民议会代表团在联邦议会开会时可以提出它的意见。 据西德消息：狄克曼的信件已引起西德公众的极大注意。纽伦堡各报均以极大的标题登载了有关这封信的消息。 【新华社十日讯】据塔斯社柏林九日讯：国际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会议已于十一月八日在柏林开幕。 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来自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和芬兰等十二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有关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以及保障德国邻国的安全的问题。 会议由德国前慕尼黑—格拉德巴赫市长艾尔费斯担任主席。在主席发表简短的开幕词以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狄克曼发言。狄克曼指出：在这个会议上，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极不相同的人士，以及许多国家的各个阶层的代表都聚集在一堂了。狄克曼表示，他深信：这次会议必能胜利完成它的工作而在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保障和平与国际安全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法国天主教杂志“灵报”总编辑多门纳克在发言中指出：所谓“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严重危害和平。 在会议开幕以前，代表们还在柏林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人有：多门纳克、意大利议会议员尼蒂、西德牧师马丁·尼穆勒，前德意志帝国总理维尔特、艾尔费斯，波恩大学教授法斯宾德夫人及西德和欧洲各国许多其他著名社会人士。发言者着重指出会议的重要意义。

第4版()专栏： 比苏友好月、奥苏友好月 分别在比奥两国热烈举行 【新华社十二日讯】据塔斯社讯：比利时和奥地利人民热烈庆祝比苏友好月和奥苏友好月。 九日，比利时人民在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晚会，庆祝七日在比利时开始的比苏友好月。到会的有两千多人。比苏友好协会秘书长桑日在会上发表演说，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他历述苏联和平建设的卓越成就，并且着重指出苏联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随后会上放映了苏联影片“难忘的一九一九年”等，受到观众的热烈赞赏。会场不断响起了向斯大林和苏联致敬的热烈欢呼声。 奥地利也开始了奥苏友好月。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劳动人民的盛大庆祝会。奥地利国会议员费希尔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苏联是和平阵营的领导者，它一贯坚决执行和平以及巩固与各国的友好的政策。费希尔最后说：和苏联友好就保证了和平，并且会促成奥地利和平工业的发展。大会随后热烈通过了给斯大林的致敬信。 同时，维也纳还举行了以“二亿人改造自然”为题的图片展览，介绍苏联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和苏联人民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的情况。

第4版()专栏： 联大政治委员会继续讨论朝鲜问题 捷代表等斥美国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美英集团代表为美国屠杀战俘罪行辩护 【本报讯】据新华社讯：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在十一月三日、五日和七日举行会议，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美英集团国家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再一次证明了美国和它在干涉朝鲜战争中的盟友是反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主张继续侵略朝鲜和中国人民的。像以前一样，美英集团国家的代表使用种种诡计，企图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迫害战俘的无耻、野蛮行为辩解。他们力图强迫委员会接受臭名远扬的美国关于朝鲜的提案，从而排除达成一致决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尽管美国代表团使用了很大的压力，它仍然只能拉到二十个代表团在它的提案上签名。在这方面，美国报纸指出，某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都不愿支持美国的提案。美英集团代表在会上的发言说明：美国已决定加紧施用压力，使得联合国第七届大会支持它在朝鲜的侵略战争。 在三日会上发言的有：加拿大、土耳其和秘鲁代表。 加拿大代表马丁在谈到遣返战俘问题时，硬扯上不相干的庇护政治流亡者的权利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朝鲜问题的症结不是给予某种政治流亡者以“庇护”，而在于保障战俘回家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所保证的。 继起发言的是土耳其代表沙贝，他讲了一大套陈词滥调，把艾奇逊的话和英国代表劳埃德的话重复了一遍。 美国对于遣返战俘问题的立场也得到秘鲁代表碧朗第的支持。这位秘鲁代表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国遣返战俘委员会，不难想见，根据碧朗第的意见，这样一个委员会势必要用联合国的名义来掩饰美军司令部在朝鲜迫害战俘的罪恶行为。 被美英集团允许出席政治委员会的李承晚的代表在他的无耻的发言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南朝鲜统治者想结束朝鲜战争。相反地，这位美国的衙役却叫嚣把战争继续进行到“胜利”为止。他说，只要北朝鲜有一寸土地在共产党人手里，他们就要统一朝鲜。 这位李承晚的代表在提到李承晚和他的走狗在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夕所发表的侵略言论时，无耻地承认这是事实，承认他们当初打算采取 一切手段，包括战争在内，来恢复已经“丧失的民族遗产”。 南朝鲜代表乞求他的主子给予帮助，以继续维持朝鲜的屠场。他坦白地说：如果南朝鲜士兵的亲属在后方挨饿，那就无法驱使这些士兵上前线作战。 在五日会上发言的有菲律宾、乌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巴西、黎巴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菲律宾代表公然说，任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如果谴责美国的干涉，或者——如他所说的——使人们对美国军队“在朝鲜的作为发生怀疑”，委员会就不能加以讨论。 菲律宾代表不敢否认苏联代表团团长举出的关于美军司令部在所谓“甄别”战俘期间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的事实。他支持“重新甄别”战俘，并表示他认为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在讨论朝鲜问题中的作用，应该减少到仅仅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一项决议。 美国提案的提案人之一、乌拉圭代表查龙奈完全支持美国提案以及美军司令部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态度。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弗兰哥也奴颜婢膝地说，他“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 黎巴嫩和巴西代表也支持美国的提案。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塞卡尼诺娃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说，举出具体事实揭露美英集团代表企图用联合国的旗帜来掩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并指出美国竭力企图利用遣返战俘问题来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在七日会上发言的有尼加拉瓜、阿比西尼亚、埃及、南斯拉夫以及乌克兰代表。 尼加拉瓜和阿比西尼亚的代表只是把美国侵略朝鲜的政策的其它支持者在委员会上的发言重复了一遍。 南斯拉夫铁托匪帮的代表也支持美国在朝鲜的侵略，为了讨好他的主子，他竟然无耻地诽谤苏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奴颜婢膝地称颂美国的提案。 埃及代表承认，美国以及一些其它国家的代表团所支持的所谓“自愿遣返”战俘，实际上只会走向 “强迫扣留战俘”。他着重指出，委员会在处理朝鲜问题的时候应该始终记住：在联合国进行争吵的时候，人民正在朝鲜死去；委员会有任务来制止朝鲜战争，找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好办法，不要“热中于起草决议案”。 埃及代表说，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时候，应该提出保证，反对“强迫扣留或是强迫询问战俘”。但他马上又说，也有必要保证反对“强迫遣返”战俘。 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巴拉诺夫斯基在发言中指出，美国以及帮同美国侵略朝鲜的那些国家：不愿意寻求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方法，而要继续进行朝鲜战争。

第4版()专栏： 各国和平代表返国前发表对新中国的观感 【本报讯】综合新华社消息：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各国代表们，于返国前纷纷发表对新中国的观感。 锡兰代表团团长那拉威拉·达马拉塔纳说：“十月一日，我们荣幸地看到伟大的国庆节的和平游行，当时有数十万人民在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面前行进。看到了这个游行，我们不仅体会到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热望，并且还体会到他们愿为和平而战斗的坚强决心。我们曾经访问了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和广州的乡村、工厂、疗养院、工人俱乐部、大学等等。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在短短的三年中所获得的巨大进步。人民政府对劳动人民福利的照顾，使我们特别感动。我毫不怀疑中国工人阶级在新社会中的崇高地位。未来几年的更伟大的和平建设计划，每一年都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最渴望和平的原因。” 他接着说：“我们一定要在公开场所大声疾呼地宣扬一个伟大的真理：中国人民所最渴望的就是和平。作为一个佛门弟子，我还要告诉我的教友们，佛教在中国极受尊重，关于压制宗教和没有信教自由的一切谣传都是假的。我还要告诉我国人民：我已经参观过好几处寺庙，不仅亲眼看到一切宗教团体都有自由，而且亲眼看到政府在协助修理寺院。” 叙利亚和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契克·穆哈默德·塔哈—阿契玛尔发表书面谈话说：“我们从阿拉伯国家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完成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工作，在中国国庆节日看到了中国的武装部队和人民的狂欢。我们参观了历史的宫殿，参观了各地的工厂和农村，我们觉得中国的工业、农业和文化都有伟大的发展。当我们访问农村时，曾经和农民们谈话，问过他们的情况，他们回答说： ‘我们曾经遭受着迫害、贫穷和饥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那时吃过麦麸、树叶，我们的孩子曾因缺乏衣食冻馁而死；但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新生，我们是很富裕而且自由了。’这是我们在北京郊区的所见所闻。在我们访问华东区上海、杭州、无锡等城市时，见到那里的人民富裕、快乐、健康，工业农业都有显著的进步。今天虽然我们的身体离开了中国，但我们的心是和中国人民联在一起的。” 印度代表团副团长杰安·昌德博士和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路易·艾黎在离沪前，发表对新中国的观感。昌德博士说：“中国的治淮工程，不仅在技术方面有着伟大成功，而且对整个中国人民来说，是有着无可估价的利益。它使千百万人民从水灾中被挽救出来。”路易·艾黎说：“我们看到了这一规模宏大的淮河工程后，使我们每个代表更加明确地认识了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因为一个准备侵略战争的国家，是不会，也不可能从事这样的建设的。”哥伦比亚代表团团长迪埃哥·蒙塔尼亚·库艾拉发表书面谈话说：“一个法国诗人说过：‘黯然神伤，唯别而已’。离开北京无疑使我感到难过，但是当我离开的是像中国朋友这样的好朋友时，我又感到有百倍的勇气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已不再是和平代表，而是和平战士了。” 缅甸代表团副团长宇伯登发表谈话说：“在过去四个星期里面，我们有机会亲眼看到人民政府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了乡村中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工人。现在，我们了解到：人民政府意味着人民的幸福和欢欣，他们对现在感到满意，而对将来充满了奋斗的坚定意志和希望。 和平会议的闭幕情景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已经是早晨三点钟了，早起的雄鸡一定已经开始报晓，然而代表们还在快乐地随着中国音乐拍着手，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会议大厅里愉快地跳跃着、歌唱着，抛着鲜花。男女孩子的清脆的中国话‘和平万岁’和西方国家代表的成年人的深沉的欢呼声此起彼落。整个场面使我受到从未有过的感动。我的腿在颤动着，眼泪从脸上流下来。这些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快乐和胜利的眼泪。和平一定战胜！和平万岁！” 巴基斯坦代表哈伊说：“在中国，我看到中国人民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新中国已经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国民党所造成的摧残与破坏而建立起新的生活。工厂和机器已经修好，新的工厂已建立起来，过去的生产纪录都被打破了，新的生产方法不断地被发现，工人的生活已大大改善，房屋在大规模建造，劳动保险保障了工人的福利，这些都证明新中国是一心一意致力于和平建设的。封建制度的消灭，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建立了互助组，改变了整个农民的生活。淮河工程生动地证明了人的劳动是可以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求知的欲望是那样普遍，对儿童是那样关怀，妇女和男人并肩地参加国家生活。” 哈伊最后对中国人民为保卫和平的努力，表示感谢。

第5版()专栏： 苏维埃艺术的光辉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三次获得者珈丽娜·乌兰诺娃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尤利·康德拉托夫表演古典舞。 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在十一月六日接见了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苏联艺术工作团领导人楚拉基、苏军红旗歌舞团团长鲍·亚·亚历山大罗夫、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费道罗夫等。这是在接见后的合影。（新华社稿 陈勃摄）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马克西姆·米哈依洛夫独唱“伏尔加船夫曲”。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哈利马·纳赛罗娃独唱“乌兹别克女郎的和平之歌”。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卓娅·盖达依独唱“亲爱的斯大林”。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谢尔盖·奥布拉兹卓夫表演木偶戏“摇篮曲”。（新华社稿 吴宣伯摄） 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拉西德·裴布托夫独唱中国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国际比赛获奖者卡威尔兹涅娃的小提琴独奏。 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塔马拉·哈侬表演采棉歌舞曲。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尼娜·叶美里扬诺娃的钢琴独奏。 莫斯科歌舞剧院演员索科洛娃和波马兹科夫表演歌舞剧“蝙蝠”中的一段——猎人与小鸟。

第6版()专栏： 在中南区及武汉各界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上 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的讲话 在列宁—斯大林党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所实现的共产主义建设，把以前落后的俄罗斯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变成了进步的、文明的和文化的灯塔，成为全人类的和平和繁荣的保障，和平和繁荣的支柱。 在苏联建国的初期，新社会的建设，是由近代最伟大的天才家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列宁逝世以后，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一切发展，并且卓越地领导她走向新的高峰。苏联人民将这个时代称为伟大的斯大林时代。 最近苏联通过了重要决定，这个决定辉煌地表现了斯大林的天才，他指示在国家广大的领土上改造大自然，并且将生产力的发展再度地空前提高。 可以肯定地说，世界文化的历史，直到现在还不晓得大自然的力量能像这样掌握在人的手中，还不晓得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发展的生产力、科学和技术，能被利用得如此广泛。 民间一代一代的传说着这样的故事：伟大的力士镇压天灾，转移山河，来灌溉沙漠，将沙漠变成为肥沃的田亩和庄园。但是只有现在，这些传说才能够在实际的计划中具体实现；根据这个计划，用很短的期间，在苏联广大的领土上，进行了经济和大自然的伟大改造。 还在革命的初期，列宁和斯大林为了发展电气事业和创造现代化的大规模工业，作了一个大量发展国家生产力的计划。在当时很多人曾认为这个计划是一个空想。 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初期——一九二○年那个时候，国家还是处于破乱不堪的状态下，著名的英国作家威尔斯，来到了处于饥寒并且没有灯光的莫斯科。他被列宁接见的时候，听到列宁很兴奋地讲了关于当时苏联政府拟订的俄国电气化计划。回到英国以后，威尔斯用惊奇怀疑的心情发表了列宁的计划，他把列宁称为是“克里姆林宫的天才幻想家”。被英国人称为大幻想家的威尔斯，他的智慧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成长和教育出来的，他不可能理解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伟大，也看不见革命为实现真实乐土而创造的真实乐土。 列宁的国家电气化的伟大计划，在苏联人民生活中已经逐步地实现了。斯大林同志在解释列宁国家电气化的思想中指出：“列宁要使全国电气化，他的意图并不是把建筑的各个发电站孤立起来，而是逐步地要把国家的经济，其中也包括农业，变成为新技术的基础——现代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基础，这个基础直接或者间接的同电气化的事业起着联带关系。”（“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百五十四页） 国家电气化的计划已经实现了，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苏联国民经济作了更大规模的改造。列宁所想到的，斯大林就列入五年计划里，而苏联的人民就把它付诸实现。由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前三年之后，苏联在短短的期间内就由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最有力量的工业国家，而这样也就同时建设了大规模先进的农业经济。 现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自己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上，利用自己巨大的富源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更进一步去实现改造大自然的伟大计划和经济的发展。 生产量有富裕，是共产主义社会主要标志之一。为了使得生产量有富裕，就必定要有更高度的农业生产。为了要有更高度的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方法上就一定要有更高度的技术。 国民经济中的一切部门，包括农业在内，其物质与技术基础的实际提高，是借重于苏维埃五个五年计划。 在五年计划中的农业方面，由于提高了旱田的农业技术，和普遍加强了机械的使用，水田的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最近的几年中，能灌溉和引水的田亩将比美国大三倍。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再过六、七年，灌溉和引水的新辟田亩将要超过二千八百万公顷。这个面积比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各国领土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处处比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优越，这不过举了一个例子。此外，在五年计划中还要建造三万至三万五千个池塘。 某些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从前灌溉的土地、住人的地区、古老的都市和沙漠中的良田等毁坏的原因，是天然——历史的过程。 例如一九四八年，有一个比较著名的马尔萨斯论者威耳牙穆·弗格特，在美国发行了一本所谓“拯救的道路”一书，他利用土壤学的科学理论来做欺骗的分析。弗格特企图证明农业中土壤的肥沃性是递减的，理由就是科学和技术好像是不能同这种过程作斗争。根据弗格特的认识，这是不可能避免的，所以人类要走向文化的毁灭。 按照弗格特的理论，地球上耕种面积的绝对数量是不很多的，大约是在十四至十六亿公顷左右，并且地球上新的后备土地实际上好像再没有了。弗格特所证明的是世界上的耕种面积，因为农作而产生各种不满意的现象，将不断地减少；他算了一算各国的耕种面积，认为因为人口不断的增加，每个人仅有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二公顷，这些个国家的食粮是不能自给的。由此就得出了所谓唯一的“拯救的道路”，其内容就是要减少欧洲、印度、中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人口。人民的仇敌弗格特，他也要把自己美国的人口减少四千万。 苏联的科学工作者们，打破了这个臭名远扬的理论。 由于苏维埃社会农业的经验，证明了北部地区、半沙漠地区、沙漠地区、山区对于人类能很顺利地贡献着新的大片的肥沃土地，适宜于食粮作物、亚麻、棉花、蔬菜、水果和树木的种植。 苏联的科学院士Л·И·伯拉绍夫和他的学生，对于土地资源的蕴藏和能贡献于人类的程度，研究了多年，结果证明了对于人类发展农业、生产食粮和工业原料方面，土地是有无尽的蕴藏的。 农业的主要土地——黑土地所有的面积，不过占地面的百分之三十或者三十五，不能生产的土地所占的面积还非常之多，尤其是在沙漠中，在荒野中，在热带地方占的更多。 这样一来，弗格特关于地球上土壤所贡献的限度，是科学的伪造物，他替希特勒法西斯的生活资料不够用的反动学说做了辩护。 资本主义摧毁了古代的灌溉田亩，是由于不合理的灌溉把土壤摧毁。数千年来保持着肥沃的地亩，被资本主义的农业方法在十数年之间即行摧毁。例如英国人在埃及、印度统治的结果，被第二次盐硷化的灌溉土地面积，有三百五十万公顷（注：第二次盐硷化的定义是由于不合理的灌溉，把地下水升高，因此在地面上产生盐硷化的成分）。 卡尔·马克思写过：“勉强的发展农作物，而不按照它的自然方向……其结果是一片不毛之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十五页） 只有社会主义的建设——有计划的、多目标的改变大自然，才能取消土壤中不适宜的成分，并且能增加他们的肥沃。 土库曼主干运河，仅是改造大自然伟大计划的一部分，可是它就灌溉了一百三十万公顷沙漠的土地，而将不毛之地变成为繁荣的庄园。 随着发展灌溉和引水的同时，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口比较多和工业比较密的地区，也注意到大规模的排水问题，以便利用排完水的土地，来种植粮食作物和工业作物。 排水的主要地区是“巴拉宾斯卡亚”洼地和“伯列斯卡亚”洼地——这个洼地，包括白俄罗斯共和国、乌克兰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由于排水增加的土地面积，达到原有的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 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已经修完了的第一个工程，有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有齐姆良蓄水库。正在大力建设中的有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这两个水电站，有世界上最大的蓄水库，此外还有南乌克兰运河和在莫洛奇河上有蓄水库的北克雷穆斯基运河，有土库曼主干运河和运河上的蓄水库，还有高穆斯水电站、郭力阔夫水电站、民节高尔水电站、高货夫斯基水电站、乌斯奇·高民郭尔水电站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水电站。 这些工程建设实现了以后，仅是在能控制的水量上来讲，其体积就有一千三百亿立方公尺，至于蓄水库的容量比这个水量还要多几倍。 在水量不足因而受灾的区域里，将要建设许多的人造海，这可以从根本上把气候改变，在这些区域里湿素循环会自然改善。 在新开辟的灌溉地亩上，将会得到确保的高度收获量，将不受大自然中气候变化的任何影响。农业经济在广大的面积上将得到保障，不会因偶然事件的发生而遭受损失。 由集体农庄庄员的实践中证明了，每一公顷的灌溉地亩可以产糖萝卜五万公斤，产葡萄九千公斤，产小麦两千五百至四千五百公斤，产棉花三千至三千五百公斤，也就是说收获量比以前起码要增加二倍以上。 发展灌溉和排水的面积，提高使用机械的水平，并且改善一般的农业技术，这是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的必要条件之一。 还想要特别地谈一谈，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开垦、耕作、除草并抽水，采用与电气有关系的农业技术水平提高的问题。 根据五年计划来发展内燃拖拉机，这对于农业机械化是一个重要任务，但是以利用电气为基础，尤其是在大发电区来发展电气农业机械和电气拖拉机械，也有同样的重要性。古比雪夫水电站对于农业用电供给十五亿瓩时，或者是等于其全部发电量的百分之十五；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对于农业用电供给二十亿瓩时，或者是等于其全部发电量的百分之二十，齐姆良水电站十六万瓩，几乎全被灌溉利用。 在农业中采用电气拖拉机，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手段。采用电气拖拉机，可以产生最高级劳力，这也是共产主义社会里必要条件之一。 利用电力从事农业生产，列宁很早就注意到。根据他的主张，在一九二一年制造了第一个由电气播扬机来工作的电气犁。 一九四九年，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制造了第一批三十台电气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在三年里，一共耕了六万公顷的土地。 像这样真实的利用电气拖拉机在田亩里工作，历史上还没有过。使用电气拖拉机在田亩里工作，不仅能减轻和改善劳动力，而且生产力要比内燃拖拉机提高百分之十六，而工作成本则反降低百分之七至三十。 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在农业生产里，和庄员们在习惯上所用的，已经有了四百多种不同的集体农庄电气工具和机械。 在灌溉的抽水上，也将要广泛地采用电气。尤其是在配水方面，或者说是往田亩里浇水，采用电气，其意义更为重大。 机械化浇灌农作物，在共产主义伟大建设范围中的灌溉方面，是重要任务之一。它将要同电气化灌溉，与电气化多目标的农业工作，顺利地一道取得功效。 曾经有过这样的计算，如果把农业生产的全部过程电气化，则农业产量能增加五倍以上。 天才的斯大林所创造的改造大自然的伟大计划体现到各个角落，体现到我们祖国民族、人民在科学和技术工作中所创造的丰富经验，并且指点了苏维埃社会的劳动者们，在生活的需要上来征服自然。 当我们国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代，不断有新的大量荒地变成为肥沃的良田，使生产品造成空前的丰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对于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人民，将能保证无限的幸福和文明。同时，中国人民，也开始了征服大自然的事业。 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万岁！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第6版()专栏： 永远为中国人民怀念的苏联医学教育专家比阔夫 敏增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在莫斯科某医院里，一位永远为中国人民怀念的苏联医学教育专家佛·斯·比阔夫同志逝世了。 佛·斯·比阔夫是一九五一年一月由莫斯科来中国帮助卫生建设的苏联专家之一。一年多来，他对中国人民卫生事业作了极大的贡献。 比阔夫是从一九一九年即加入苏联共产党的，是苏维埃卫生保健组织与培养医务人材的老干部，是苏联医学候补博士。他毕生从事于卫生事业，特别对医学教育有着多年的研究成绩和工作经验。由于他对苏联人民卫生建设的贡献，曾经荣膺苏联红星勋章。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以无比的爱国热情参加了。在这一战争中，为了祖国的幸福，他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因此光荣地获得了卫国战争二级勋章与奖章。 比阔夫从来到中国的第一天起，就担负起了介绍苏联先进卫生保健制度和医学经验的光荣任务。他以大部分的精力从事了帮助改革中国医学教育制度的工作。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卫生建设的丰富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情况，他对中国卫生事业的恢复发展及医学教育制度改进的具体措施上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为了解中国医学院校的基本情况，他访问了东北中国医科大学，到过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大连医学院，也考察了上海、杭州每个医学院校。通过缜密的调查研究以后，花费了半年的时间，经过多次的讨论，五六次的修改，终于，中央卫生部在他的具体协助下编制出了医学院中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公共卫生、口腔、眼科、皮花科、耳鼻喉科等九个学系及医士学校、护士学校、助产学校的统一的教学课程表。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举办了一个高级卫生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在比阔夫建议之下开办的。学员是由全国各地在职的卫生干部调来学习的。比阔夫同志担任了这个班的主讲。 这个班，经过四十五天的学习，十四次苏联专家的大报告，使学员们懂得了为什么学习和怎样学习。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王聿先在学习后说：“经过这次学习，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苏联卫生工作的先进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里，人民健康才能获得最大的保障……”这些学员们——原是卫生部门高级领导干部，他们都把在这次学习中所学习到的苏联卫生保健工作先进经验带到他们的岗位上去了，传达给他们所领导的广大卫生人员，扎下全国卫生人员向苏联学习的基础。 ×××××× 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专家比阔夫，他不仅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经验，更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党员的认真负责坚苦朴实的优良作风。来中国一年多，他很少空闲地度过星期日——这个自己的假日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为建设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工作着。平常日子，从办公室回到宿舍后，他还经常翻阅书籍、写报告、看文件一直到深夜。高级卫生干部训练班开班以后，他每晚在十二点以前睡觉是很少的。白天，一个报告就要站着讲四、五个小时；夜里，他要准备材料写讲义，写提纲，为学员们详细解答提出来的所有问题。“做好这件工作，对中国人民是很有用的。”他从来没有一点劳累的表示。他经常说：“来中国的时间很短，要做的事很多，不应该有休息的时间，我要抓紧时间工作。” 杭州是中国和世界出名的风景区，人们来到这里总会先要去看看西湖名胜。比阔夫到了杭州的第二天，大家邀他去看风景。当时，他毫不迟疑地拒绝了。“我们是来工作的，不应该先放下工作去游山逛水。”直到工作完毕，离开杭州的前夕，他才利用星期日畅快地观览了杭州名胜。 一九五二年二月中旬，他患感冒，头晕。别人劝他休息，他仍然坚持工作。后来病情稍重，躺在宿舍里，心脏病复发了。二十四日才愿搬进医院。 三月一日，卫生部负责同志去看他，他在病床上很高兴地用简单的中国话说：“谢谢！”他相信他的病过几天一定会好。他讲起了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段病史：他得过很严重的病，医生说他要死了，赶紧准备后事吧。但是他有信心能够战胜死亡。终于，由于医院的耐心护理和他爱人比阔娃同志的看顾而痊愈出院了。这次他抱着同样的信心说：“过几天我就可以回到卫生部去工作了。” 然而，病情的发展不随人愿，一天天地恶化了。除了原来的心脏病，又得了半身不遂，不能吃饭了，只能从鼻孔里灌牛奶。往日他那张喜欢讲故事的嘴，现在，嘴唇、舌头都不能动了，只会说一句简单的俄语“是”或“不”。 他的爱人比阔娃从莫斯科赶来看他。虽然他不同意比阔娃来中国，但是她来了，使他的病情立即有些好转。比阔娃问他： “送你回莫斯科去休养吧！” 他毫不考虑的摇了摇头。 “你不要离开中国吗？” “是”，他点点头，说出了他只能说的一个字。 卫生部的同志也劝他回莫斯科去休养，他同样的摇摇头。他坚信能够在中国养好，可以继续工作。 在病床上过着痛苦寂寞的日子里，他没有想到他的病，他的生命；他时时想念的是当前重大政治事件和他所要做的工作。他以手表示要求翻译读报纸给他听。翻译找了一篇电影评介的题目读给他，他摇摇头表示不要听。他用手指指东北的方向，翻译会意了他是要知道朝鲜战场的事情。当他听到美国破坏停战谈判和在朝鲜及我国东北进行罪恶的细菌战的消息，苍白的脸上立即表露出极度的愤怒。 同志们来看他，他用手、用嘴唇、用眼睛表示要求别人向他讲话。“你是要知道我自己的生活吗？”他摇头。“你是要知道北京苏联专家的情况吗？”他仍然摇头。“你是不是要听听卫生部的工作呀？”他吃力的说了一个字“是”。他闭着眼静静地听着卫生部工作进展的讲话。当他听到他亲手协助草拟的医学院校教学计划已经公布并在各地院校实施了的时候，他高兴极了，眼睛里发出微笑的光彩，一张已经歪了的嘴，嘴角上裂出了几条笑纹。 中央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亲自去看他，劝他回莫斯科去休养，并告诉他病好了再来中国。比阔娃也几次的向他讲：“回莫斯科安心地去休养吧！中国人民需要你，病好了，还可以来中国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他答应回莫斯科了。 然而，很不幸，比阔夫的病已不治了。回到苏联仅仅四天，就与世长辞了。 中国人民将永远记着比阔夫的名字，他的工作，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活着。

第6版()专栏： 坚决执行党关于正确选拔干部的指示 ——苏联“真理报”九月三十日社论 列宁—斯大林的党在群众中进行着巨大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在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中获得了新的胜利。我党过去和现在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它知道事情将向何处发展，并胜利地引导事情前进。 在为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斗争中，干部有着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还在一九二七年就曾指示说：“为要领导建设事业，仅仅有正确的指示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这样的人们配备在我们苏维埃的、经济的、合作社的和一切其他建设工作的领导岗位上，他们了解这些指示的意思和意义，他们能够忠实地执行这些指示，他们认为执行这些指示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荣誉的事业，是自己对党和无产阶级的崇高义务的事业。” 我们的党培养和锻炼了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工作干部，他们忠实于列宁—斯大林党的事业，能够胜利地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我们的干部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都从党和国家的利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们的觉悟性、对缺点的不调和精神、克服困难的顽强性和向前进以求努力达到新的成就的志向，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的非凡品质。 我党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中所面临的伟大任务，要求进一步改进选拔、配备和培养干部的事业。这一要求表现在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党章修正草案中。 党章修正草案责成每个共产党员有义务：在党所付托的任何岗位上，坚决执行党关于按照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正确选拔干部的指示。凡是破坏这种指示，按照朋友关系、私人情面、同乡和亲戚关系选拔工作人员的行为，都是与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 必须承认：在党、苏维埃和经济的许多组织中，有一种重大的恶行，这就是用不合理的方法选拔干部。常常有按照朋友关系、私人情面、同乡和亲戚关系选拔工作人员的情形。在各共和国的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揭发了干部工作中的严重缺点。 问题首先在于：许多党组织破坏了按照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选拔干部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在白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对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持不负责态度的人们有时被提拔到共和国的领导岗位上去。个别领导人有时持着按照同乡关系、私人情面、朋友关系选拔工作人员的反党原则。 在阿尔明尼亚的党代表大会上，干部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和缺点受到了公正的批评。在该共和国的某些党组织中，特别是在列尼那堪斯克，一些不止一次没有完成他们受委托的任务的人们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 在其他一些党组织中也有着类似的事实。显然，破坏选拔干部的布尔什维克原则会给党带来危害。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严格地执行斯大林同志关于正确选拔和配备干部的指示。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七年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的二—三月全会上说：“正确选拔工作人员和正确地把他们分配在工作岗位上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选拔工作人员，首先要按照政治品质，即是他们是否值得政治上的信任，其次要按照业务能力，即是他们是否胜任那种具体工作。 “这就是说，当人们关心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而不关心他们的政治面貌时，不要把业务的观点变为事务的观点。 “这就是说，当人们关心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而不关心他们的业务能力时，不要把政治的观点变为唯一的和包罗一切的观点。” 在活生生的实际工作中研究和审查干部是正确选拔干部的最重要的条件。党教导我们不要根据许诺和宣言，而要根据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党和政府的指令和指示的情况来审查工作人员。这种方法能够看见每个工作人员的优点和缺点，正确地给他的能力以评价，最适当地把他运用在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的这个或那个岗位上。然而，在地方党组织的实践中，还常常遇到不根据工作而仅仅根据履历表上的材料判断工作人员的情形。 现在，在任何一个州、任何一个区里，有着受过足够训练的、有经验的一切工作部门的干部。任务在于：要更大胆地把正在成长的年轻工作人员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采取老干部和青年干部结合的方针。应当特别注意提拔和培养妇女干部。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要爱护和重视干部——党和国家的宝贵资金。在对干部的工作上，在培养干部上，不能吝惜时间和精力。提拔人们到领导岗位上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创造帮助他提高和表现其组织才能和其他才能的条件。斯大林同志说，领导人必须十分关怀工作人员，“小的”和“大的”工作人员——不管他们在什么部门工作，关心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他们以援助，当他们做出成绩时，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前进。 正确培养干部，就是说要经常关心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关心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党组织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干部不断扩大他们的政治眼界，在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有很好的决定方向的能力。党组织的任务是要在其全部活动中以对党对国家忠诚老实的精神，以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纪律的精神、以原则性和对缺点的不调和性的精神教育干部。必须努力使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具有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在一切事业中表现创造的主动精神。 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教育干部的久经考验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帮助反对满足于表面成绩的情绪，反对由于工作中的成绩而冲昏头脑。它能帮助锻炼我们的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警惕性，克服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那些企图带引工作人员逃避批评，怜惜他们的自尊心的党的领导人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的领导人忘记了：用掩饰他们的错误的办法来怜惜和保护干部的企图，对培养干部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联共（布）党提交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拟订了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这个纲领鼓舞着全体苏联人民去建立新的劳动功勋。为了胜利地实现新五年计划中的任务，必须更高地提高我们的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水平，不断改进选拔、配备和培养无限忠于我党的干部的事业。

第6版()专栏： 给我们的中国朋友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苏联美术学院院长 亚·格拉西莫夫院士 对自己的伟大邻邦怀着热爱心情的苏联人民，不久之前庆祝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日，他们把这个纪念日看作愉快的节日、看作伟大兄弟国家的多方面胜利的标志。 我们苏联人对于你们伟大的、解放了的国家在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巨大任务时的那种真正突击的速度，表示极大的喜悦。对于那种也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尤其是美术方面的建设所特具的广泛的革命建设的人民性，我们不能不表示高兴。在苏联每次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上，不仅艺术传统的高度水平——中国美术中所包含的几世纪甚至几十世纪的经验，使苏联艺术家和广大的苏联舆论界感到惊奇，而且，中国新艺术的不可遏止的日益加强的社会目的性也是令人惊奇的。这种新艺术现在已日益成为对人民进行革命教育的强大因素。这个强大的创作巨流不断地吸引着，并且往往首先是唤醒着成十个乃至数百个有天才的新、老艺术家来进行创作。 中国人民正在创造新的艺术，而且是在前所未有的广泛的人民基础上创造着新的艺术。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过一篇谈话。他说，中国新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而文艺的主题应当是人民。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谈话成了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里程碑，它规定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方向。 莫斯科最近举行最有意义的中国年画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引起了爱好这种艺术的莫斯科人的很热烈的评论。展览会证明这一最独特的创作的高度艺术水平，这里面可以看到真正的杰作。这种艺术是中国人民斗争和建设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这种年画的题材，很明白地向我们苏联人说明了中国人民现在的思想感情是什么。这些应用极广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很亲切地和很生动地向我们说明了中国人民对他们的英明领袖毛泽东是如何的爱戴和忠诚。在这些画里，苏联观众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和斯大林同志在一起，看到他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看到他在少年儿童队员中间，他在那热望倾听到他每一句话的农民中间（画家古元画），而在一幅综合的作品里，他在人群中间象征着中国各民族的兄弟团结（画家冯真、李琦以及叶浅予画的构图不大的壮丽的作品）。 中国画家的民间画也向我们表明：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已经起了如何深刻的变革了。新中国的画家怀着这样深刻的爱国主义的感情，以致他们的每一页画都成了歌颂祖国新面目的歌曲，成了鼓舞人们在劳动和斗争中更加团结的恳切的号召（画家金浪、周觉钧、张怀江和曹思明等描绘土地改革、新家庭、劳动、大建筑工程等的作品）。 在新中国的艺术作品里非常生动地反映出来的，还有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战斗友谊，以及他们对于侵略者的共同的英勇斗争。在这些卓越地表达出中朝人民斗争的大群人物中，有多少创作天才啊 （如画家阿老的“中朝部队前线胜利联欢”及其他许多作品）。 在中国画家的作品里，生动地反映出来的，还有伟大人民对于劳动与和平的意志。男女老幼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表现出他们对于和平劳动的意志。 描绘中苏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图画，给苏联观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观众在画家武德祖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一幅画旁边停留了很久。画家用极亲切的感情描绘出苏联专家在工厂里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中国同志的情形。这里不由地令人想起刘少奇同志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宣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词里的几句话：“世界上一切进步事业都是和苏联的存在与发展分不开的……。在帝国主义长期奴役下的东方被压迫民族，看见苏联建设的成就，苏联为世界和平的努力，因而百倍地加强了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勇气。” 在中国画家——老的一代的有经验的大师们和在最近英勇斗争年代里加入战斗队伍的人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种类，说明这大部分石印画片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这就是艺术家的生活观察力（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卓越地窥出人们可作为特征的动作）和构图机敏的才能（甚至在最精巧的、似乎是修饰过了的形象、衣服、集团、环境的联系中，它也保有画面的活的自然性）。 所有这些创作都渗透着那找到了正确历史道路的强大人民的乐观主义。 中国人民的艺术在苏联艺术家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心坎里愈加强烈地燃起了对于伟大人民、对于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我们的盟友、兄弟的友谊的感情。 中国艺术的形象无论在整个的构思上或最小的细节上，都是十分具体的。观众从这种艺术中所得到的感觉是特别强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的几句话，明白地说明了中国艺术的胜利的原因：“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地运用苏联共产党关于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第6版()专栏： 苏联专家保保夫同志给我们的帮助 李华清 三年来，东北的卫生工作，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的亲切耐心的帮助下开展起来了，而且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工作中，苏联医学专家保保夫同志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不问在贯彻国家卫生工作方针和开展医疗预防工作上，他使我们学习了许多先进的经验，少走了许多弯路。 保保夫同志曾经给我们提出：“乡村卫生工作，决定于卫生机构。因此，乡村医生要明白治疗，也要会做组织工作。”这是他首先考虑到我们乡村中广大劳动人民的保健问题。在东北乡村卫生工作的重点实验工作中，保保夫同志，更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例如沈阳西十五公里的沙岭区卫生实验所，就是在他的亲自帮助下而建立起来的。在该所建立的前后，保保夫同志曾经三番五次地亲自到该区，协助选择地址以及筹划其他事宜。 我们东北区继一九五○年四十个卫生实验县之后，又开辟了十二个卫生实验县，建立了五十个新型区卫生所，进行了重点的实验。这些工作是在保保夫同志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 三年来，东北广大农村的卫生组织，在这些卫生实验县的推动和影响下，有了蓬勃发展。至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止，全东北的县旗，已有百分之九十四点六有了县卫生院或县立医院，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二；区卫生所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一七八一点四，占全东北的农村区数百分之六二点二，部分县区已发展到村一级，中心村卫生所和村卫生站已达八四○个。这些成绩，都是与保保夫同志的帮助相关联的。 在医疗预防机构发展方向上，保保夫同志更告诉我们要争取实行“地区制”和“医师区制”。这样才能不因机构的重叠而浪费人力，才能在目前卫生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以最少的人力发挥最大的效能；这样也才能更好地贯彻“预防为主”。这个建议是很重要的。仅以东北工业部系统为例，在大连就有几个管理局所属的二、三十个工厂，各厂又都有自己的卫生所，甚至机械七厂和二十厂的厂部，同在 一个楼里，而各有各的卫生所。这些卫生所，每天只能看几个门诊患者，不能解决更大的问题。如果统一起来，以现有人员组织医院，在人力和时间上都能有所节省。因此，我们就接受这个意见，将鞍山市与鞍钢的卫生工作，以及将抚顺市和抚顺矿务局的卫生工作，减去了工作中许多重叠以及步骤不一致的现象。 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上，保保夫同志的看法：单纯认为预防只是防止传染病的发生是不对的；对劳动者有了照顾和观察也是预防，对衣、食、住注意也是预防，关怀儿童的身体发育、定期的检查劳动者的身体、提倡体育，也是预防。同时早期发现病人、早期诊断、用新的疗法治疗病人，也是预防工作的内容。为了完成上述的任务，治疗医师，仅仅做治疗工作，而对病人的衣、食、住不进行调查，不经常来观察病人的生活情况，是不对的。这些有益的启发，对我们的工作及医务人员的帮助很大。 在医疗方面，保保夫同志也根据苏联的先进经验，给我们介绍营养、理疗等疗法。大家知道过去我们对理疗工作上是不够重视的；自此部分医院和疗养院已开始建立理疗设备，进行泥疗、水疗、电疗、光疗、热疗等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果。因此提高了治疗率。当然保保夫同志不光是嘴讲，并且也亲自帮助中国医大附属医院建立和改进了新的理疗科，协助培养了理疗工作干部。这给我们在理疗工作的开展上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东北的医疗机构大多数存在着重视门诊不重视病房，重视工作人员占用的房间而不重视病室，以及缺乏必要的住院处、卫生厨房等现象。保保夫同志针对着这些情况，给我们提出了首先在医院里建立住院处、卫生厨房的建议。目前在省市一级以上的医院已建立卫生厨房二十个，住院处十八个。扭转了卫生人员不重视厨房工作反而认为这是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的思想；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只讲口味不讲营养价值的饭馆式的作风，因而提高了卫生人员对营养疗法的重视。 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几年来东北曾经进行了部分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基本建筑的设计上，保保夫同志更协助我们制定一系列的合乎科学的设计标准并亲手培养了设计干部，使东北的医疗设施的设计工作有了基础，走向了既科学又实用的道路。 在设计当中保保夫同志特别强调的是：“一切为了病人”，“处处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明确而彻底地批判医疗设施设计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人民大众的医疗设施的设计工作必须既重视门诊又特别重视病房，因为病房是病人比较长期住院休养的地方，必须有优美的环境。要有一定绿化地带，要有良好的通风换气设备。病房必须在阳面占院房内最好的地方，而工作人员办公室可以占次的地方，而且面积的比例也不要太大。同时，必须按病情的需要而划分病室的等级。为了贯彻预防为主又必须注意医院的下水的合理处理，注意院内外感染的防止。为了节省物资在化验用具上主张集中使用等。 保保夫同志经常这样讲：“做一个苏联公民能够参加人民中国的建设工作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因此，他能光荣地完成了苏联人民所交给他帮助中国人民的任务，直接地教给我们许多苏联保健工作的先进经验。我们卫生工作者，除了衷心地感谢苏联政府和保保夫同志给我们的帮助之外，还要继续努力向苏联学习，向保保夫同志学习。

第7版()专栏： 向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同志致敬 亲爱的布可夫同志：当伟大的治淮工程开始时，我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你响应伟大斯大林的号召来到中国，要把三十多年来苏联社会主义水利建设的先进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新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者，用之于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造大自然的斗争。我，正像每一个中国人民一样，深深感到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深切友爱，并且对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后，我时常翻阅报纸，寻找着你的光荣的名字。我看到了你的忘我的工作热情，学习过你的许多先进科学技术经验。我觉着你从没休息过，不断奔走在淮河上下游之间。后来，我得知你因为过于疲劳，长久受着河岸风沙的侵袭，害着很严重的眼疾；但还坚持不肯休息。直到医生数次劝告以后，你才肯去诊治。在医院里你仍是念念不忘你的工作——如何才能更好地控制洪水。你是多么关怀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啊！ 有一次，在上土壤力学课时，老师特别提到了你在治淮工程中介绍给我们的“建闸不打桩”的苏联先进经验，节省了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保证了建闸工程的顺利完成。过去，美国侵略者让我们用打桩稳固闸基，这就是说：要我们出很高的价钱去向美国资本家买钢板桩。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侵略和压榨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民打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无私援助下，开始用自己的双手重新建设起祖国的花园。 去年寒假期间，我们参观了淮河的板桥水库工程和黄河北岸的引黄济卫工程。在板桥水库工地上，我们听了许多工程师的专题讲演，差不多每个报告都提到了你的名字。这引起我们极大的兴奋，我们爱听一切有关你的事迹，那怕是你平时的一言一动。在那里我得到了一本业务学习资料，打开一看，第一页就记载着你光荣的工作事实：你和中央水利部傅作义部长冒着风雪沿淮河检查工程。在板桥水库中，你解决了坝基淤泥的问题；对隧道的设计作了很多指示；和其他专家们共同改良了静水池的设计工程；对溢洪道尾渠的土底也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你提出的这许多宝贵的指示和建议，有的保证了工程的安全，有的节省了不必要的开支。这些，使我们深刻地认识了“向苏联学习”的重要性。在引黄济卫工程的工地上，我们发现，那里的工程师对你同样是十分熟悉和钦佩，连附近正在修筑斗渠和农渠的农民们没有一个不知道你。当我们一提起你的名字时，他们不加思索地回答说：“苏联老大哥，那个不认得！”正如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在全中国人民心里深深地生了根一样，你的名字，从淮河一直传到了黄河。 今年四月，荆江分洪工程开始了，我们学校有六十多位师生参加了工作。他们都怀着极其愉快兴奋的心情写信告诉留校的同学，他们荣幸地看到了你。我的老师冯国栋先生曾经在沙市出席你也参加了的技术座谈会。他钦佩地告诉我们说：你很尊重中国工程师的意见。你对每一问题的新的建议和改进，都善于启发诱导大家来集体讨论。而且，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你也能坦率地批评某些不正确的态度和思想。工程师们对你介绍经验的民主方式感到非常满意和敬佩。为了荆江分洪工程能在短期内完成，你不但在技术上作了很大的贡献，并且不辞劳苦地在工地上奔走着，有时，你冒着危险攀上很高的石墩向远处了望；有时，你卷起裤腿在泥泞中走来走去；有时，在旅途中你找不到铺位，就随意睡在屋檐下。你经常告诉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必须依靠群众，要使技术、政治、群众紧密地结合，而且以实际行动做出了榜样。当你在节制闸发现有些工人在拌混凝土和捣固工作不够标准时，你就问干部：“在工人群众中开过会没有？”随后，你又用生动的事实严肃地告诉大家：必须把技术交给群众，还说：“中国还是刚刚开始比较大规模地进行水利建设，通过开头就重视工程质量，会给群众特别是那些来实习的学生以实际的教育，树立起将来水利建设事业上良好的榜样。”你是多么关心我们未来的建设啊！ 在我们水利学院的同学中，“以布可夫同志为光辉榜样”这句话已经成为互相勉励的口号了。中国人民是如何地衷心感激你啊！许多工人和农民一看到你就欢呼鼓舞。松滋县的哑吧民工张玉松，看到你欢喜得手舞足蹈地跳跃起来；一位农妇一定要请你吃甜酒，但坚持不肯要钱。这些，正是全中国人民对你热爱的表现，正是全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及其教育和领导下的伟大苏联人民的尊敬和感谢的可贵感情。 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学生 刘岳松

第7版()专栏： 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 决心为发展祖国航空事业而努力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我们深深感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幸福和做一个中国人民空军战士的光荣！每当我们执行任务降落在任何一个机场时，周围总有好多同志用羡慕和希望的眼光看着我们。当我们走在街头或出现在群众场合时，人们总是向我们亲切地、热烈地欢呼。我们经常接到成千成万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信件，里面有长者的关怀嘱咐；有少年们的亲切问候；还有很多女青年向我们表示的决心——她们将来也要当一个光荣的人民航空员。每当接到这些来信时，我们就想：这是您，敬爱的毛主席，给我们的光荣。 “组织起来完成任务，为开辟新中国妇女从事航空事业的道路而不断努力。”党这样教导着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报告：我们没有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在党和上级的领导下，半年来，从实际工作中，逐渐提高了技术、政治、文化水平。我们战胜了严寒酷暑和一切困难，完成了各种训练任务，掌握了复杂的航空技术。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穿云飞行；在气流不好或操纵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坚持长途飞行。我们已经编了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空军的工作。最近，我们还完成了祖国给予我们的飞行任务。在其他工作上和每个运动中，我们也没有落在后边。在爱护器材方面，我们全队每个同志爱护飞机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夏天，机翼热得能烫死蚂蚁，我们流着大汗去擦洗它；在大风大雨的夜间，我们冒着风雨的吹打，也要奔赴机场去维护飞机。在整顿军风纪、整顿内务秩序运动中，我们受到过本单位首长的几次表扬。 毛主席！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成绩距离祖国的需要还很远，必须加倍努力学习，继续提高业务水平，才能担当起建设伟大祖国的光荣任务。敬爱的毛主席！在此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向您保证：一定不骄不躁、虚心钻研业务，提高工作效率，为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百倍努力！ 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全体同志

第7版()专栏： 谢万福小组全体工人 报告掌握机器提高工作效率的情况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小组全体同志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向你报告：在党的教育下，我们已经由手工业方式的生产转变为机械化的生产了，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改革。 四个多月前，我们搬进了庞大的厂房，开始使用现代化的大规模的机器。巨大的截锯、万能机、四面刨等机器逐渐成了我们亲密的朋友。我们使用它们后，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我们改造了万能机、平面刨、四面刨、开榫机、截口机等机器，使工作效率提高一倍到两倍；还改进了截料、传料、清锯末等操作方法。到九月底为止，我们已为祖国增产了四百七十吨粮食的财富，完成了全年增产节约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九十八以上。 回想我们刚进木工厂的时候，看着新式的机器，别说操作、安装，就连那一个电门管那一部车床都不知道。党支部书记鼓励我们：“干一件新鲜事情是会遇到困难的。前进中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不能在困难面前抬不起头来！”全组同志在党的教育下，研究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团结了原来厂房的工人同志，打破了某些同志的保守思想，采用了互教互学的办法，我们由不懂机器，逐渐能掌握机器，并且还改进了机器。这使我们提高了信心，在党和您的领导下，我们工人阶级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 为了迎接祖国伟大建设，壮大我们的队伍，我们小组在半年中培养了二十个徒工。现在他们也都能掌握机器了。我们向你保证：我们今后一定加倍努力地学习先进经验，进一步提高技术，积极找窍门、挖潜力，为加速祖国的工业化而奋斗！ 谢万福小组全体工人

第7版()专栏：新人新事 热爱革命军人家属的喇嘛医生们 绥远省伊克昭盟郡王旗二区的六十二家蒙汉革命军人家属中，有四十多家在给他们参加解放军或志愿军的子弟写信时，怀着感激的心情提到二区医药合作社的医生们是怎样关心他们。他们都要求自己的亲人作好工作，来答谢医生们的关怀。 这个医药合作社是由保尔太庙的喇嘛医生阿文史拉布在去年二月间发起创办的。合作社成立不久，正赶上人民政府号召全国人民作好拥军优属工作。阿文史拉布就和社里的三十二位医生（其中有二十五位喇嘛）立刻响应号召，决定每个医生分别照顾几家军属，经常去探望，遇有病人就免费医治。假若有谁给常驻医社的医生捎来口信，说是那个军属病了，不管是黑夜白天，或是刮风下雨，医生马上骑马赶去医治。革命军人喀拉增的母亲去年秋天得了很重的伤寒病。阿文史拉布和另外两位医生听说后，当即顶着大风赶去为她医治，并且不分昼夜地照顾着病人。病人病好了要给钱，医生们不要；病人想送礼，医生们也婉言谢绝了。后来她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儿子，喀拉增就给医生们写信说：今后一定更努力工作，来答谢大家的好意。 最初，合作社的医生们还只是给本区的军属们免费看病，后来就是左近几个旗县，甚至陕北神木县的军属们来看病，阿文史拉布也不让收医药费了。他说：“全国的解放军都一个样，我们怎能对他们的家属不一样看待呢！” 这个医药合作社每逢蒙汉佳节，还给军属们写慰问信，送应时的礼品；每逢庙会就像接亲戚一样，把军属们请去参加庙会。从去年六月到现在，医生们每月给志愿军写一次慰问信。 这些喇嘛医生们为什么会对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并这样关心着他们的家属呢？对这个问题，阿文史拉布曾经不止一次地用他的亲身经历来回答：解放前，喇嘛在蒙族社会里虽然是比较有地位和被人尊崇的，但仍受着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者的欺凌。在一九四○年前，保尔太庙的喇嘛们就因国民党匪军整天抢劫掠夺，不得不把贵重东西埋在山沟里，白天赶上牲口去逃难。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是保尔太庙的庙会，喇嘛们都回到庙上去跳鬼、念经。正在热闹的时候，一千多个匪军把庙包围了，挨屋翻箱倒柜抢东西，把神龛也翻了个乱七八糟；最后还嫌东西太少，把喇嘛们挨个儿打了一顿。阿文史拉布的师傅速龙?布和喇嘛升腾的头都被打破了，阿文史拉布的帽子也被匪军枪弹打穿了。情况越来越严重。临解放时，喇嘛们晚上都不敢回来，只好在山沟里念经、吃饭。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是庙会，喇嘛们正跳鬼，远远地来了一支军队。很多喇嘛吓跑了，留在庙上的老弱喇嘛也都换了破衣裳，提心吊胆地准备应付这场灾难。但是来的是解放军。他们并不进庙，对人挺和气。老喇嘛觉得冷待这样的好人太不像话，就把解放军同志们请到庙里吃饭。吃罢饭，解放军不顾喇嘛推辞，坚决付了钱。这时老喇嘛就把跑了的喇嘛都喊回来，又穿起好衣服跳起鬼来。 这个地方解放了。从此，喇嘛的财产受到了保护，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受到尊重。更要紧的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蒙族人民的人口和牲畜急剧下降的情况改变了，开始出现的是人畜两旺的新气象。这就使阿文史拉布和全体蒙族人民一样，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他说：“解放军和志愿军都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保卫者，我们照顾他们的家属不是应该的吗！” 杨树林（附图片） 喇嘛医生热情地为革命军人家属免费治病 王角插图

第7版()专栏： 唐山市人民政府重视群众意见 市内交通安全问题已基本解决 编辑同志：五月二十一日“读者来信专页”提出了唐山市的交通安全问题以后，唐山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和其他有关部门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厂矿铁道通行的危险地段，都设立了铁丝防护网；各交通要道都添加了交通岗哨。建设局最近制做了十四个警伞，并安装安全灯和警铃，设在各重要交通岗位上。 人们特别兴奋的是，唐山市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工程，市内交通安全问题将获得基本解决。据建设局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修好和正在修理的马路，全长约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七公尺，面积约十七万九千四百七十一平方公尺。乔屯地道桥是唐山市贯通南北的交通要道，从四乡来的车辆和各工厂的工人们都要从这里通过。可是原来的地道桥通道只有两公尺高、三公尺半宽，不用说汽车，就连装载货物多的大车都不能通过。从七月中旬起，建设局和天津铁路管理局已经联合修建这座地道桥。修好以后，地道桥将有两个通道，每个宽六公尺、高五点八公尺，双行的大卡车也可以畅通。通往地道桥的四个马路（全长一千四百四十七公尺），也正在翻修，改成宽八公尺到十三公尺的水泥路，两旁并有行人道。这个工程，听说在十一月中旬可以全部完工。此外，一些严重妨碍交通的建筑物，经市人民政府向房主和住户作了充分的说服动员工作后，也被拆除了，使当地交通安全问题得到了解决。 唐山市五十万人民一致热烈拥护和衷心感激人民政府这些措施。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人民政府是真正重视群众意见和给人民办好事的，也进一步体会到了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启新洋灰厂老工人常敬安对我说：“人民政府真给我们办好事啦！在过去，修马路是预备给当官人走的；现在不那样了，我们要走那条路，人民政府给修那条路。” 以上这些措施还只是唐山市市政建设的开端。唐山市和我们伟大的祖国一样，将一天天走向繁荣。唐山市都市建设计划委员会正计划扩大市区，迁移繁华区，把唐山市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那时，市区街道整齐，交通秩序井然，唐山市的面貌将大大改变。我们全市人民都决心为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而努力。枫椿

第7版()专栏： 发动群众检查报纸批评效果将鼓舞人民更关心国家事业 编辑同志：最近“读者来信专页”辟了“正确地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栏，要求读者把报纸上发表批评建议后所起的效果告诉你们。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报纸的监督作用，才能使群众性的批评建议更有效地成为推动改进工作的力量，才能巩固与鼓舞人民群众关心国家事业的积极性，才能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战斗力。这是党报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表现。希望你们把这种精神贯彻下去，并建议全国各地的党报也能这样做。 现在我把九月十二日“读者来信”栏所刊“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应即废除向职工要铺保等不合理制度”的建议所起的效果告诉你们。 我们在交通银行华东区行干部训练班学习后，由华东人事部分配到南京分行工作。但该行却要我们找一家“殷实铺保”或二个“在当地社会上享有声誉的人”负“无限责任”。这使很多同志感到十分为难。我弟弟周修庆知道了这件事，认为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就在八月中旬把情况反映给上海解放日报，并在八月末把情况反映给你们。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还以旧的眼光来看新的社会，认为他这样做是不能得到多大效果的。 由于党报的支持，交通银行华东区领导机关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研究后，就指示南京分行停止执行这一制度。当人事股通知我时，我不禁喜悦万分；和我一起被分配到此工作的其他同志也感到无比的兴奋。我高兴地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我弟弟和分配在其他地区工作的同学们。我说：“这一个具体事实，使我认识到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和正确。这件事鼓舞了我。我要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以报答党与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 同志们的回信中也一致反映，他们从这个事件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弟弟回信说：“通过这一事件，我进一步认识到报纸的监督作用，深深地体会到党报是认真负责处理人民来信的。我今后一定要更好地给报社反映情况和群众意见。” 周熙

第7版()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绥远省副主席杨植霖、奎璧对错估灾情问题的检讨 编辑同志：八月九日“读者来信专页”中，柳崖明同志对我省去年根据假报告决定生产救灾工作而产生的严重错误的意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在三反运动中对此问题虽进行了检查，但仍不够深刻与彻底。柳崖明同志的意见发表后，我们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检查，并将过去各地报告与调查材料以及粮食调运情况进行查对，才进一步感到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们已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干部进行了检讨。现将初步检查结果送上。 一九五一年夏、秋，我省各地普遍遭受不同程度的旱、虫、风、雹、冻等灾害。根据各地报告估算，全省平均受灾减产六成。十月间我们组织灾区慰问查灾团，分赴各灾区了解灾情并稳定群众情绪，发现不少地区有意无意地扩大了灾情。省人民政府在十月底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批判了多报灾情及各种错误思想，将全省受灾减产数核定为五成五。至十二月底，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并深入灾区作了典型调查，发现有些地区灾情仍有估计过高的现象。根据征收公粮的评灾材料，全省估计平均收成在五成五以上，实际减产为四成五。也就是说，我省过去多估了一成至一成五的灾情。 由于灾情估算错误，在调粮问题上也就发生了错误。在去年十月底根据全省减产五成五的估计，初步确定全省缺粮三亿斤；除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外，尚需从省外调入粮食一亿八千万斤。十二月后发现灾情估计仍过高，当把调粮数字减为一亿二千万斤。最后根据征公粮评灾材料（收成五成五以上）计算，证明全省粮食基本够用。本省粮食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自行适当调剂，不需要从外调入。但灾情发生后，正值青黄不接之时，群众有恐慌情绪，奸商趁机捣乱市场。当时我们除大力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外，采取紧急措施，从省外调进一部粮食，对解决粮食问题、稳定群众情绪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今天看来也是需要的。但错误在于调入粮食太多，超过了需要。尤其我们对本省潜在粮食的估算和根据灾情决定向省外调粮问题的计划未能随时作认真的修正，以致调入的粮食又往外调运，造成严重的浪费，使国家遭受了巨大损失。 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缺乏深入调查研究的精神与严肃认真的态度。灾情发生后，我们被群众一时的恐慌情绪以及干部的叫声所迷惑。因此，在不真实的报告基础上主观地错误地估计灾情为五成五，从而又产生了缺粮估算和盲目调粮的错误。在去年十二月缩小省外调粮数字后，我们发现调入灾区的粮食销售不快；今年二月土地改革，结果，我们才知全省农民分得地主多余粮食七千余万斤和农民生产自救解决粮食三千多万斤；在征粮工作中已证明收成不是四成五而是五成五，但我们对这些新情况并未注意研究，重新修正计划，直到今年四月才停止向外调粮。这证明我们工作中不严肃、不认真的作风是十分严重的。其次，我们还有着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错误思想。我们片面地认为本地区灾情严重，为使救灾粮食充足，不饿死一个人，在情况掌握不清的情况下，便产生了对灾情估计宁高勿低，要救济粮时宁多勿少的思想。这说明了我们还不能够正确地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国家整体观念是不够强的。 总之，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除了我们深刻检讨、纠正错误，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和加强整体观念外，为了维护国家法纪和使我们更深刻地接受这一教训，我们诚恳地要求上级给予我们处分，并愿接受各方面的严格批评。 杨植霖 奎璧

第7版()专栏： 峰峰矿务局石灰窑连续发生五次熏人事故 编辑同志：我们是国营峰峰矿务局的工人。我们要揭发峰峰矿务局基本建设处副业科砂石厂石灰窑各级领导干部单纯追求完成任务、忽视工人生命安全的错误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已经连续造成了五次熏人事故：有二十一个工人被熏倒，其中一个工人几乎丧失性命。 矿务局基本建设处砂石厂为了让石灰窑多出石灰，就决定采取一面装窑、一面点火的办法。也就是说，石灰窑还没装满就点上了火，叫工人在已经点上了火的窑上继续运装。但他们对工人安全问题却没考虑，五六个灰窑一齐点上火，全场迷漫着炭烟和烧石灰的烟，所有装窑工人和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被熏得受不了。九月九日，有五个工人被熏得头痛、作呕，下窑休息了半小时才恢复正常。十日，又有七个工人先后感到头痛。领导方面还是不重视这个问题。十一日下午五时多，有三个工人被熏得头发痛；其中张永红走下窑没多远，就晕倒了。经送医院施行人工呼吸，过了二个多小时才清醒过来。出了这个事件以后，领导方面算是研究了一下，但仍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止事故的办法。因此，十二、十三两日各有工人三个被熏得头痛。 我们认为，砂石厂领导方面单纯追求增产而忽视工人生命安全，甚至在发生事故后也不设法防止，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们看到人民日报经常给工人解决各种问题，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协助解决。 王学祖 史书业

第7版()专栏： 峰峰矿务局基本建设处来信 石灰窑事故已进行检查处理 编辑同志：读者王学祖、史书业对我处副业科砂石厂石灰窑连续发生熏人事故的批评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将检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告诉你们。 我处基本建设的任务追加很多，石灰感到不够用。砂石厂为了争取早日出灰，在纸坊村北石灰窑采取了各窑同时并进，一面装窑、一面点火的办法。原来估计：这些窑是新窑，窑湿，容量大，点上火最快也得十几天才能冒烟，因而在冒火前就可以把窑装满。但没有想到：窑大、口大，通风好，火上的快，结果点上火五、六天就冒烟了。砂石厂主任知道这个情况后，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止办法，因而造成了九月九日的熏人事故。第一次事故发生后，砂石厂主任仍不具体研究安全生产办法。九月十日又发生了事故。行政与工会这才研究决定让工人每工作两小时后即下窑休息一次，由临时工代替工作。第二天该厂主任只到现场说了一下，没有具体解决临时工的工资问题，因而这个办法实际上并没执行。当天下午又发生三个工人被熏头痛、工人张永纪晕倒的严重事故。这个严重事故仍未引起领导方面的注意，十二、十三两日又各有三个工人被熏得头痛。 这一连串事故的发生，说明我们基本建设处的处、科、厂各级领导干部单纯追求完成任务而忽视工人安全的错误思想是很严重的。尤其是事故连续发生，有关干部仍不设法防止，更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行为。我们在九月十六日已召开了副业科各厂干部扩大会议，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检查。与此事件有关的干部都做了检讨，要求上级给以处分，并表示今后要好好工作，戴罪立功。 基本建设处处长孟昭远，因为要求石灰增产，在九月一日到石灰窑召集砂石厂主任等干部研究任务、制订生产计划；虽然当时也提出要注意安全生产，但自己思想上并未十分重视，因而就未作具体布置。九月十日，他听到砂石厂石灰窑发生熏人事故后，虽然指示副业科科长和人事科科长到石灰窑去检查原因，研究防止办法，但自己没亲到现场研究，发出指示后也未作检查。到九月十五日，他才派人到石灰窑，但事故已连续发生。那时，他思想上才真正重视这个问题，责令立即停止装窑，召开工人座谈会，检讨领导方面的缺点。他的忽视工人安全的错误思想和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是造成事故连续发生的原因之一，因此已要求上级给予处分。 副业科长侯和轩直接领导砂石厂工作。石灰窑发生事故后，他既不处理，也不向上级作报告。在接到处长指示后，仍不下现场，只派一个办事员去“布置”工作。事故连续发生五次，他始终没去现场，认真研究防止办法。这说明他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很严重的，故已要求上级给以降职处分。 砂石厂主任高子良，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不研究防止办法，也不向上级报告；第二次事故发生后，对工人安全问题仍不重视，形式主义地布置一下工作，而不解决具体问题。工人张永红熏晕事件发生后，他到第二天才向上级报告。接到科长、处长指示后，仍不认真执行，继续坚持错误，以致连续发生五次事故。这种忽视工人生命安全的错误思想是极其严重的。已要求上级给以撤职处分。 人事科长刘树林接到处长指示后，未亲去现场执行任务，要求上级给以批评处分。 在会上，又决定在各厂建立各种安全生产制度、操作规程和保安设备，并向工人群众进行安全生产的思想教育，以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 峰峰矿务局基本建设处

第7版()专栏： 寻找革命军人名单 编者按：请下列军人写信与家属联系 姓名通讯处及住址寻找者石　生　北京宣外兵马司后街一六号　康为启张华清　北京宣外兵马司后街一六号　李淑兰屈志刚　北京地外蓑衣胡同一五号　屈文升王剑秋　北京东单栖凤楼胡同五三号　王砚芝张　弘　北京地安门内油漆作胡同八号　林　静钟文强　北京地安门外帽儿胡同九号　邓金兰杨允善　北京广安门大街一二二号　杨允兰秦国华　北京西四区观音庵胡同一六号　常文芝杨鑫琴　北京乾面胡同四四号　杨子词马宜泉　北京后赵家楼胡同六号　马　氏叶春生　北京西罗圈胡同乙三号　叶又辰赵天枢　北京西总布胡同甲一五号　杜玉芝杜　淮　北京草厂胡同六号　杜培基邵文山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邵文锦李砚田　北京草厂三条胡同甲一一号　李韩氏李塞涛　北京市长辛店区槐树岭村　李明珠白　各　北京首都汽车公司杨秋林转　白文喜苏业成　北京国会街新华社研究室　苏仲湘杜　荣　北京东四七条二九号　杜　泉韩金表　北京养蜂夹道勤良巷六号　田宽林王有福　北京西郊圆明园树村北头四一号　王　和郭二孩　北京首都汽车公司杨秋林转　郭臭的吴伟群　北京建国门贡院西大街甲一二号　吴玉桂彭克勤　北京武王侯端王府夹道一号综合工业所　彭克诚张　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张　靖郝玉峰　中共中央华北局　王玉堂计长有　北京市丰台区南蜂窝小马厂　计文平计成明　北京市丰台区南蜂窝小马厂　计文平陈宝玉　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村二号　陈　瑞张守仁　北京宣武区下斜街二号　张鸿恩侯富山　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军粮城分场　侯凤禄侯居山　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军粮城分场　侯凤禄粟　荣　北京市人民法院　粟　发杜根德　北京北池子二六号转　良正芳刘国浩　北京北池子二六号转　刘国俄赵邦廉　北京南河沿文化俱乐部　赵发祥龚素真　北京西郊燕京大学一院　朱耐香田种山　北京东四区利溥营一四号　田桂山张中林　北京排子胡同三五号　张吕氏穆延森　北京辛寺胡同甲二零号　穆赵氏穆延信　北京辛寺胡同甲二零号　穆赵氏王衍祥　北京海运仓街新一号　王进祥高克兰　北京海运仓街新一号　王进祥王　伟　北京市立第五医院　王　忠董锡嘏　北京育德中学　董锡鼎薛玉斌　北京骡马市大街四川营胡同七号　薛逢山柳　静　军委总政治部　岳　明章　瑛　军委总政治部　岳　明张志平　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　李金亭阎文胜　华北军区后勤部直属政治部　李　震罗仕飞　天津大学学生会转　丘正胜陈博良　天津市三区河堤八经路一一号　陈博忠王新铭　天津市八区四棵树东胡同六号　王树棠刘兆安　河北唐山市五区下村会坨庄十号　刘兆平蒋新金　河北唐山市小广东街七条一号　蒋之富张德生　河北唐山市小广东街一条三号　张金波杨振江　河北唐山市小广东街四条三号　杨开甲王言聪　河北唐山市福星前街三零号　王汉武阎锡奎　河北保定市长春胡同三号　阎刘氏段马驹　河北石家庄市五区未岗头村　段贵良高顺堂　察哈尔大同煤矿煤峪口矿南沟　高文奎李宗棠　察哈尔日报社　马　序杨　祯　察哈尔大同市通顺巷一号　杨发明薛太本　青年团察哈尔宣化市下花园矿区委员会　薛大千范　筠　察哈尔张家口市老茶店巷九号　张翠兰贾云龙　察哈尔张家口市内蒙古日报社　舍　灯李春华　察哈尔张家口市三区石匠窑村　武全贞李子俊　察哈尔张家口市三区碱店巷五号　李郝氏赵　明　察哈尔张家口市三区一道巷三号　赵刘氏崔　洪　察哈尔张家口市三区城墙底街二二号　崔子林郝席珍　察哈尔张家口市三区明德北街一五九号　罗正文祁俊喜　察哈尔张家口市三区生产教养院　祁　爱王义增　察哈尔张家口市下蒙古营一道巷五号　王宋氏张　凡　察哈尔张家口市上蒙古营三道巷六号　张　凡伍　孝　察哈尔张家口市三区上东菜园十号　伍侯氏崇进德　察哈尔张家口市东市场四六号　陈雅如王好仁　察哈尔张家口市东北二道巷八号　伍贵梅屈永春　察哈尔张家口市东北五道巷七号　屈志远沈玉璋　察哈尔张家口市永丰前街一一号　李戎氏李德根　察哈尔张家口市三区银行宿舍　李建棠李自成　察哈尔张家口市北瓦盆窑一二号　姚福荣贾建烈　察哈尔张家口市三区礼拜寺巷五号　杨桂芳孙有安　察哈尔张家口市新华前街五九号　孙洪义刘旭初　察哈尔宣化南大街九六号　刘享治林化愚　中共平原梁山县委宣传部　林庭芳吴凤桐　平原安阳市二区唐子巷一七号　吴景鸿郑常德　山西太原市首义园三零号　郑喜子宋全创　山西太原市首义园三零号　张林女乔国梁　山西太原市精营二道街三八号　卢玉凤张玉举　热河翁牛特旗一区巴汗他拉村　尹桂荣拉西桑布　内蒙巴林左翼旗乌苏次肯村　希日布桑布乌力吉都冷　内蒙巴林左翼旗阿布力格村　占　柱官布札布　内蒙巴林左翼旗西哈达英哥村　崔　米刘鹤生　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　柴培兰王天兴　河南郑州市杜岭街一○二号　王天炳王桂琴　河南商邱市察院街路南　王儒志桑金秋　河南开封市乐观街三号　桑建东刘相臣　河南开封市后新华街三四号　刘景玉孙绍钧　河南洛阳市北大街二三三号　孙徐氏曹飞鸿　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干部处　曹济晦罗桂香　江西吉安市上人民路八二号　罗涂生萧斌之　江西萍乡县湘东正街一五○号　萧耀鑫黄　琪　广东台山县白沙供销合作社　余瑞云王世禄　西北区西安市南院门水车巷一号　李志捷

第8版()专栏： 苏维埃艺术的光辉 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合唱团。 苏军红旗歌舞团（右起）团长鲍·亚·亚历山大罗夫、巴·维尔斯基、尼基丁、格拉西莫夫、符·亚·亚历山大罗夫。 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出的“马刀舞”。（本报 张力摄） 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出的“大军舞”。（本报 张力摄） 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国际竞赛获奖者列奥尼得·柯岗的小提琴独奏。 莫斯科国家杂技团演员卡拉巧娃和普奇岑表演柔软体操。 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出的舞蹈“在宿营地”。 苏联广播委员会演员聂恰耶夫独唱俄罗斯民歌“祖国”。 莫斯科国家杂技团演员契托希维里表演魔术。 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出的“士兵竞赛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