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东辽河二龙山水库是我国东北四大水库之一。在它的直接控制下，去年有十五万垧土地免于水灾。它的蓄水量足够灌溉三万垧稻田。这是水库正在放水的情形。

第1版()专栏： 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总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揭露美方迫害战俘的阴谋 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国家必须对迫害我被俘人员的暴行负全部的绝对的责任 【新华社开城二十五日电】五月二十三日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公开叫嚣他已下令釜山和巨济岛战俘营的美军使用“震荡手榴弹”、“催泪毒气弹”及“镇压暴动的战术”。敌方新闻报道公开宣称：巨济岛上的美军面对着战俘进行劈刺和施放毒气的演习。记者特就此事访问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承发表谈话如下： 今年二月十八日以来，美方为了强使我方被俘人员放弃停战后遣返回家的权利而接受其强迫甄别，曾数次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屠杀，伤亡我被俘人员三九一名。敌方通讯社在五月二十四日报道称，今年四月十日美方更曾在巨济岛另一次屠杀我方被俘人员，伤亡达六十人。五月上旬在我方被俘人员正义反抗下，美方当时战俘营长官保证“使暴力行动与流血事件不再发生”，并保证不再“进行强迫甄别或任何重新武装的行动。”但美方悍然推翻了这一保证，更进一步地加紧迫害我方被俘人员。五月二十日美军在釜山战俘营为强迫甄别，再次施行血腥屠杀，伤亡我被俘人员八十六名。敌方新闻报道透露在釜山战俘营屠杀血案之前，美方为强迫进行甄别，曾在五月十二日起，停止我方被俘人员的伙食。由于这种灭绝人性的非法行为丝毫不能动摇我方被俘人员要求遣返的坚决意志，野兽一般的美国侵略军就更进一步地采取了成批屠杀的手段。对于美方迭次的屠杀暴行，我方曾在停战谈判会议上提出严重抗议，而美方不但拒绝作任何答复，其负责人员反更公开加紧布置对我方被俘人员的迫害与屠杀。美军第八军军长范佛里特三次亲赴巨济岛布置镇压措施，美方增派到巨济岛和釜山的大量部队和喷火坦克等已开始活动，而更多的部队则正在调派中。五月二十三日克拉克的谈话是这些阴谋活动的更进一步的公开化，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注意。我方被俘人员要求人道待遇和在停战后遣返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权利。他们反对美方的非人道待遇和野蛮的强迫甄别是完全合乎正义的。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并将为他们停战后回家过和平生活的神圣权利斗争到底。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国家必须对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残酷暴行负全部的绝对的责任。

第1版()专栏： 美方强迫甄别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四月十日侵朝美军竟在巨济岛杀伤我方被俘人员数十名 【新华社开城二十五日电】本社特派记者沈建图报道：四月十日，巨济岛上的美国军队还打死和打伤了六十个战俘。这是最近透露的美国“甄别”的丑恶的秘密。这个秘密在世人面前隐瞒了四十四天，在美国首席代表哈利逊为了躲过公众的耳目而建议停战谈判休会以后才由美国检查官透露出来。 这些战俘的死伤，发生在参谋人员举行的关于战俘问题的秘密会议休会十五天的期间，当时，美军强迫把战俘们从巨济岛上迁走，以造成“既成事实”，证明战俘们不愿意回家。 到现在为止，由于所谓“甄别”而造成的战俘死伤数字仅据敌方通讯社所透露的，在二月十八日、三月十三日、五月十七日、五月二十日的数次暴行中，伤亡我被俘人员共达三百九十一名。此外，据美联社最近所透露的被扣压的消息报道称，四月十日美方曾在巨济岛另一次屠杀我方被俘人员，伤亡达六十人。但据路透社五月二十四日报道，在四月十日的暴行中，我方被俘人员被杀害者达三十人，受伤者达五十七人。这仅是敌方通讯社所透露的，一定还有更多丑恶的秘密没有透露出来！ 波纳的“精锐部队”已经在加速努力地掩灭岛上的屠杀痕迹。岛上的美国军官承认他们只来得及拖走在四月十日大屠杀中牺牲的三十个尸体中的三个。他们“相信”留下的二十七副尸体还埋葬在美国喷火坦克和伞兵准备予以占领的战俘营营场里面。目击美军罪行的平民已被迁出岛外。 这次屠杀战俘事件的经过如下： 二月十八日的屠杀事件后，那时担任这个恐怖之岛的长官的美国将军杜德于二月二十七日向新闻记者说：“我们要知道，他们是不是想离开那个营场，并且不受拘束地告诉我们：他们究竟是忠于谁。” 两个星期之后，岛上有三十八个战俘被杀害或打伤。又过了三个星期，“就在杜德的眼面前”又有三个战俘死去，五十七人受伤。 三天后，即四月十三日，李奇微在对这些屠杀事件的严密新闻封锁的保护之下，在东京向全世界宣布美国的“人类生命价值的观念”。为了运用这个美国的“人类生命价值的观念”，五月十七日，巨济岛有一个中国战俘被美国看守兵枪杀了；五月二十日，釜山八十六个战俘被杀死或击伤了；五月二十三日，波纳发表公报告诉全世界他预备作些什么。“请记住……他要用武力来行使他的管辖权。” 这就是从新闻封锁与严密的新闻检查下透露出来的人类生命和鲜血的痕迹，它把那些宁死也不愿在他们曾与之战斗的敌人手里过长期流落与受奴役的生活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告诉了全世界。在美国的枪炮与刺刀造成了这种屠杀与流血事件之后，美国的伪善也就更加暴露得彻底。

第1版()专栏： 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昨天离北京返朝鲜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二十五日下午离开北京返回朝鲜。到车站欢送的有北京各界人民代表张奚若、萧华、曾昭抡、吴晗等八百多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权五稷也到站欢送。 两代表团在今年一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向北京各界人民进行多次报告后即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访问和报告。四个多月来，两代表团在全国各地共作了五千五百八十九次大小报告，组织了三百三十五次广播会，作了四百七十四篇文字宣传，并在三十一个城市中举行了抗美援朝实物和图片展览，使广大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深刻教育，推动了当时在全国各地热烈展开的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两代表团并在全国各地广泛地慰问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归国休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

第1版()专栏： 我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七大队已从朝鲜回到北京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七大队已在二十二日回到北京。到车站欢迎的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李德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彭泽民、吴茂荪、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陈其瑗、卫生部鲍敬桓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北京市卫生局、中华医学会、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分会等单位代表数十人。到车站欢迎的还有朝鲜大使馆参赞崔英。 该大队共一百四十八人，到朝鲜后，在大队长王昌来、副大队长王庆春领导下，不分昼夜，不辞劳苦地为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服务，发挥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在工作上获得了光辉的成就。 该队队员在医院中除悉心为伤员治疗外，并且开动脑筋亲自动手克服了各种物质条件的困难。他们到朝鲜的第一天，就制造了应用器具，进行扩展医院的修建工作；以后又在不影响医疗工作的情况下，逐渐做出了活动手术台、足凳、洗手架、送药提盒、器械台、诊病床、固定用夹板等，因而使工作得到顺利开展。他们并争取到一个手术组在一天内做六个大手术，把一个手术室扩展成为六个手术室；同时还修建了地下病室、住室、洗澡场、防空洞式的手术室和治疗室等，战胜了美国侵略者滥施轰炸的兽行，保障了伤病人员的安全。严寒来到时，队员们大部分都上山砍柴，以节省公家的燃料，使病房和手术室保持温暖；女同志在零下十五度的寒冷气候里，坚持到河里去洗敷料，以减少敷料的消耗。当伤员需要输血时，全体队员都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血输给伤员，女护士郜静霞输血四百五十西西挽救了朝鲜人民军女战士李吉洙的生命。他们忠实地执行着在祖国所提出的“一切为伤员”的誓言。 队员们在业余时间还帮助朝鲜护士们学习技术，使他们在三个月内能参加手术工作，并帮助了朝鲜人民治疗疾病、春耕、运肥。临返国前两个月，他们还重点地做了扑灭细菌的环境卫生及防疫注射等工作。全体队员回国时，曾受到非常热烈的欢送。朝鲜人民和人民军赠给他们以“最高贵的生命之恩人”的称号。

第1版()专栏： 暴露美国在巨济岛罪行的两将官 已被美国陆军部贬职 美方妄图借此掩饰其狼狈的丑态 【新华社开城二十五日电】由于杜德和柯尔生暴露了美国侵略者在巨济岛上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罪行，使满口“人道主义”的美国政府大为“丢脸”，美国陆军部长佩斯已于二十三日宣布将他们两人降为上校。曾经亲手执行了对我方被俘人员的血腥屠杀与强迫甄别的杜德，当然知道柯尔生所供认的罪行，比起美方在巨济岛上所犯的全部罪行来，是太不足道了。他在十二日发表声明时就供认：“战俘们所提出的要求是关系不大的，俘虏营当局所答应的让步也是很不重要的。”尽管如此，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出了丑的处境十分狼狈的美国侵略者，却不能不把这两个按照华盛顿命令办事的将官贬职，以掩饰自己的窘态。杜德和柯尔生显然对华盛顿把他们当做替死鬼表示不满。据美联社汉城二十四日电透露，被降了职的杜德说：“华盛顿方面的人显然认为他们做得很对，所以我现在说什么也是等于白说。”关于这一点，连美国侵略军中的军官们都替他们感觉不平。美联社朝鲜议政府二十三日电透露，美军第一兵团的柯尔生某些同僚觉得柯尔生成了“受罪羊”。 美国侵略者害怕杜德和柯尔生泄露更多的巨济岛上的真相，一直不许记者向他们进行访问，也不许他们发表谈话。这不但使美国通讯社的记者啧有烦言，美国侵朝军中的军官也深感不满。上述美联社二十三日的电讯透露，许多军官说：他们曾建议让柯尔生有机会谈一谈关于杜德事件的经过情形，“但陆军部的命令使他们无能为力”。

第1版()专栏： 美机残酷轰炸平壤近郊 【新华社讯】塔斯社平壤二十二日电：在五月二十二日早晨，美国喷气式飞机对平壤的近郊，通往市区的公路，村庄和农田等施行连续六小时的轰炸。这次残酷轰炸的结果在和平居民中间造成了死伤。美国飞机抛下的装满燃烧性液体的桶子，在附近的一些村庄中引起了大火。 美国空军打算用他们在五月间对北朝鲜乡村施行的同样的昼袭来阻挠春季田间工作并恫吓在田间工作的农民。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美国空军对共和国的乡区实施的这些野蛮的轰炸时指出：朝鲜农民在飞机的轰炸之下照常工作，并决心在今年获得丰收。

第1版()专栏： 西北各族代表参观团昨抵京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西北各族代表参观团一行八十六人，已在二十五日中午到达北京。该团团长为张乐山（回族、甘肃临夏专区副专员），副团长为马腾霓（回族、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才旦夏茸（藏族、青海化隆县活佛）、托三主才郎（藏族、甘肃天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旗海田（蒙族、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处副处长）。参观团由西北的回、藏、蒙、汉、东乡、撒拉、维吾尔、锡伯、塔吉克和撒里维吾尔等十个民族的代表组成。该团到达时，在车站欢迎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厅主任杨静仁、委员马玉槐、办公厅副主任朋斯克、甘春雷、阿艾沙、藏族事务组组长孟特尔、青海同仁县活佛夏日仓等多人。

第1版()专栏： 彻头彻尾的捏造 朝鲜停战谈判已因美方蛮横无理地坚持其所谓“自愿遣返”原则而陷于危险的僵局。美方的所谓“自愿遣返”和“实行甄别”之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是人所共知的，而更其无耻的是：美方口口声声说我方被俘人员中只有七万人愿意遣返，还说什么这是“甄别的结果”，但美方自己的言行，却完全不打自招地证明了美方的所谓“自愿遣返”和“甄别结果”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和虚构。 美方在四月十九日提出只遣返我方七万战俘的蛮横无理的数字时，曾经宣称这是对十七万三千名我方被俘人员进行了“甄别”的结果。据所谓联合国军发言人希克曼的说法，这是“联合国军在四月四日到十九日秘密会议休会期间，调查了大约十七万三千战俘和被拘平民的意见”（路透社东京四月二十五日电）的结果。东京美国军中电台在四月二十六日还煞有介事地说：“联合国军手上共有十七万三千六百三十五名共方兵士和平民。最近甄别表示，这总数中只有七万零一百名要回到他们方面去。”但是法新社汶山四月二十六日的消息，却透露了希克曼自打嘴巴的另一种说法，证明美方这种所谓“调查”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据这个消息说，希克曼透露说：“需要投票的十一万六千人中只有七万人已举行了投票。”当然这里所谓的“投票”不过是美方的卑鄙谎言之一种，实际上，它不过是美方用毒打和屠杀来进行甄别的代名词。可是，就在这一点上，这个撒谎专家也不小心地露出了自己的马脚。既然到四月二十五日为止，照美方发言人的说法，“需要投票的十一万六千人中只有七万人举行了投票”，那么美方在四月十九日就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我方战俘只有七万人，有什么根据呢？惯于狡辩的美国侵略者难道还能再自圆其说吗？所谓只有“七万零一百名”我方被俘人员愿意被遣返，又有什么根据呢？美方露出来的马脚还不止此。自从巨济岛上我方被俘人员的正义斗争拆穿了美方所谓“甄别”的血腥内幕之后，早就宣称对我方全部被俘人员进行了所谓“甄别”的美方，竟然又不要脸地宣称对我方被俘人员的“甄别”尚未完毕。据美联社汉城十四日消息，美方战俘营中的美国军官亨特尔承认，巨济岛上的战俘中“有许多人从未受到询问”。美方战俘营负责人波纳也供认将来还要对岛上的我方被俘人员进行“甄别”。美联社东京十四日的内部电报也透露，该社“所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是：目前还有一万人左右在被“甄别”。柯尔生的供词还证明了美方的所谓“调查”和“甄别”，就是用酷刑和虐杀强迫我方被俘人员表示不愿遣返。这一切都证明了美方所谓对我方全体被俘人员进行“甄别的结果”只有七万人愿意遣返的说法，只是用来掩饰自己扣留我方大批被俘人员的罪恶阴谋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五月二十日美方屠杀釜山战俘营坚决要求遣返的我方被俘人员的野蛮行为，更加揭穿了美方所谓对我方全体被俘人员进行了“甄别”的血腥内幕。在美方提出其扣留我方十万以上战俘的无理方案时，所谓联合国军发言人希克曼曾经宣称：“当调查工作完毕后，那些要求被遣返的人们都被放在南朝鲜海岸外的巨济岛上的俘虏营中，那些说他们不愿被送回的人们则送到大陆上的俘虏营里。”（美国新闻处汶山四月二十五日电）美方并宣称已将这些所谓“不愿被送回的人们”移到釜山等六个战俘营中去。可是不到一个月，我方被俘人员就用自己的英勇斗争表明了要求遣返祖国的不屈意愿，迫使美国侵略者不得不自打嘴巴，承认这些曾经被他们列为“非共产党俘虏”的我方被俘人员，实际上都是“狂热的共产党俘虏”。在事件发生以后，美方釜山战俘营负责人波斯蒂克在二十二日承认这个战俘营的七个营场中的我方被俘人员以前都没有经过“甄别”，而当我方被俘人员抗拒美方对他们进行强迫“甄别”时，美国的步兵就对他们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合众社釜山二十一日电还透露：在二十日美方屠杀釜山战俘营中我方被俘人员时，“附近乡村的居民听到战俘们唱军歌，并听到他们高声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金日成万岁！’。”美方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罪行至此暴露无遗，而美方所谓根据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甄别”的结果而提出的方案，也更其证明是荒谬绝伦的，完全没有道理的，没有根据的。 美方的所谓“甄别”已经被证明了就是血腥迫害的代名词，而美方所提出的所谓根据对我方全部被俘人员进行了“甄别”而只遣返我方七万被俘人员的方案，也已经被证明了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自圆其说的无耻骗局。（新华社开城二十五日电）

第1版()专栏： 广东省、广州市二十九个人民团体集会 抗议香港英国政府迫害我国同胞 遭受迫害的同胞在会上愤怒地进行控诉 【新华社广州二十五日电】广东省、广州市总工会筹备会等二十九个人民团体在二十一日举行大会，抗议香港英国政府迫害中国居民和非法审判大公报的暴行，并表示坚决支援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以及香港同胞为争取正当权益的斗争。参加大会的有各团体代表一千三百多人。最近被香港英国政府驱逐出境的钱在鋆、马华、黄锦辉等三十多位同胞在会上愤怒控诉英帝国主义者的凶残暴行。 大会首由省总工会筹备会主任林锵云讲话，他代表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人民向被英帝国主义者迫害的同胞致以敬意和慰问。他指出：“我们对于香港英国政府最近的一连串敌视中国人民的暴行，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将以进一步的实际行动来为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五月十日的抗议作后盾，并支援香港同胞的反迫害斗争。”省总工会筹备会代表张振南在会上详尽地指控了香港英国政府迫害中国工人的罪行。 被香港英国政府迫害的同胞李文兴、钱在鋆、赵洁雯、袁香涛、张柏、马华、黄锦辉七人先后在会上愤怒地报告遭受英帝国主义者迫害的经过。赵洁雯、马华、黄锦辉三人身受重伤，还没有完全治愈，他们扶伤登台控诉，更激起全场群众对英帝国主义者的无限愤怒。 大会一致通过对香港英国政府的抗议书。抗议书警告香港英国政府说：“香港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香港我国同胞的非法逮捕、野蛮殴打、押解出境等一切迫害行为，撤销对大公报的非法判决。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漠视我国人民的严正抗议，继续执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中国人民为敌，则 一切后果应由你们负责。我国人民为了保障香港我国同胞的正当权益，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 大会最后并发起开展支援香港受害同胞的千元捐献运动。 【新华社广州二十五日电】遭受香港英国政府横暴迫害的同胞，在广东省、广州市二十九个人民团体代表二十一日举行的大会上，愤怒地控诉了英帝国主义的暴行。他们控诉的事实有力地揭发了英帝国主义者加紧迫害我爱国人民的无耻阴谋。曾被香港英国政府三月一日非法逮捕并驱逐出境的香港宝星纱厂工人钱在鋆说：香港英国政府在三月一日有计划有布置地屠杀和迫害我爱国同胞。那天上午，尖沙咀车站沿弥敦道到佐顿道口以及车站上，都布满了英国警察和便衣密探，车站铁闸入口也封锁起来，只留两个道口出入，两辆救火车停放在车站码头旁边，帆布水喉一端已放下海里。那时，万万千千的爱国同胞正热烈地聚集在车站上准备欢迎“广东省、广州市各界人民团体慰问九龙城东头村受灾同胞代表团”。当他们得知慰问团展期来港的消息后有秩序地归家时，英警车突然驶向人群里乱撞，街头上的大队英警投掷催泪弹，并用警棍毒打甚至开枪射击。随后，香港英国当局又派出大队军警，包括藤牌队、长木棍队、手枪队以及坦克车、冲锋车等，在街上搜查行人并大肆逮捕中国工人。下午四时许，我和工友董修业、周宗进、文广辉、周勤义等被英警横蛮无理的捕上囚车，并遭到英警多次的毒打。最后，香港英国政府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将我们判处徒刑，期满后又扣押了四个星期才递解出境。现在还有一些爱国同胞被关在香港英国政府的监狱中过着非人的生活。 头上缠着绷带、膝盖骨也被压碎的五金女工赵洁雯，由别人扶上讲台。她控诉道：“三月一日当我从车站回家走到南京街口的时候，一辆英国警车迎面驶来，突然违反行车路线，向人丛中乱撞。我正要转身躲避便被警车撞倒地上，那时一大群英警从警车上声势汹汹地跳下来抓人，秩序非常混乱。我忍痛挣扎起来，但走不到两步便吐了很多血，昏倒在地上。我的膝盖骨被警车撞碎，头部和腰骨也撞伤了。”这位勇敢的女工，在香港英国政府非法审讯香港“大公报”时，扶伤到法庭作证，揭穿了香港英国政府“三一”事件的阴谋暴行。后来英国警探们卑鄙地企图对她加以暗害，她就回到了广州。 香港英国政府在制造“三一”血腥事件之后，继续迫害我爱国同胞，妄图破坏香港同胞的爱国运动。在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期间，香港英国政府又非法逮捕和驱逐了包括许多工会主任、书记等在内的中国居民共三十四人。登台控诉的九龙船坞劳工联合会职员马华和黄锦辉，就是在五月十四日深夜被英国警察非法逮捕的。他们在被扣押期间，曾受到英国警官的百般虐待和毒打。马华、黄锦辉和华强树胶厂工人张柏在会上控诉了英帝国主义的无耻罪行后，都指出：香港英国政府近来正在嗾使蒋匪残余组织所谓“自由工会”，专事寻衅捣乱，企图破坏中国工人的爱国运动和反迫害斗争。我爱国工人和同胞对此已提高警惕，仍坚持正义的斗争。

第1版()专栏： 华东、上海、中南、西北等地 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正式开始 各地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华东区、上海市、中南区、西北区的文艺界都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十周年的集会上，正式开始了文艺整风学习运动。 华东和上海的纪念会在二十二日举行，参加纪念会的文艺工作者约七百余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舒同在会上作了文艺整风学习的动员报告。他首先指出：三年以来，华东和上海的文艺工作是有其重大成绩的，在配合每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政治水平以及不断参加各种群众运动的活动中，均曾表现出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工作中还存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思想中没有严肃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没有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可动摇的地位，文艺工作者本身也存在脱离群众与脱离实际的严重倾向。这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文艺思想的严重混乱，削弱了文学艺术的思想性战斗性，并阻碍其更大的发展和进步。舒同对今后华东和上海文艺工作的改进提出了几项意见，他指出：首先，应当用整风学习的方法，严肃地检查文艺思想和工作，并从检查中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划清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文艺思想界限，巩固工人阶级思想对文艺的领导。第二，要加强经常性的正确的文艺批评工作，首先是改善文艺批评的领导工作，并把组织创作的工作与组织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工作统一起来。第三，整顿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与改善其工作方法，特别是精简组织，缩小事务部门，加强思想领导。第四，集中力量办好文艺刊物。第五，克服文艺工作中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倾向，提高文艺工作的组织性与纪律性。舒同并要求文艺工作者中的共产党员要在所有活动中起模范作用。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夏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黄源，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厂长于伶都在会上作了以检查三年来工作和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发言。会上并成立了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文学艺术界分会，由夏衍任主任委员，彭柏山、郑君里为副主任委员，刘雪苇为秘书长。 中南区的纪念座谈会在二十三日举行，到会的有中南、武汉市及湖北省的文艺工作者共五十余人。会上首先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长赵毅敏作了关于中南区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动员报告。他于指出中南区在贯彻毛主席文艺方向的成绩后，着重批判了中南区文学艺术工作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的错误倾向；并指出这主要是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精神实质学习和领会不够的结果。他号召全区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三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认真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彻底的、全面的文艺整风运动，以彻底改变中南区文学艺术界的思想面貌。与会者一致坚决表示响应文艺整风运动的号召，决心通过文艺整风运动，把自己的政治水平提高一步。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南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委员会，由陈荒煤、于黑丁分任正副主任委员。 西北区文艺界整风学习委员会在二十日主持召开了西安文艺界整风动员大会。出席的有各文艺机关、团体、学校代表一千二百余人。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张稼夫和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柯仲平分别作了报告。张稼夫说：西北文艺界入城以来，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文艺的侵蚀，在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上，或多或少地有了动摇。这一严重情形必须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很好地加以解决。柯仲平在讲话中更具体指出：目前西北文艺工作中的缺点，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造成文艺创作的贫乏、空虚和形式主义；文艺批评的缺乏，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柯仲平并号召西北全体文艺工作者在整风中应深刻检讨自己的缺点，加强自我思想改造；为工农兵创造更光辉更有力的文艺作品而奋斗。二十三日西安文艺界举行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大会，柯仲平在会上再次号召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整风学习，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而奋斗。 【本报讯】据新华社讯：东北、华南、福建、重庆等地区文艺界分别举行各种集会和文艺活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十周年。 东北文艺工作者于二十三日在沈阳举行集会，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地阐述了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艺运动的历史，指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近代文艺运动史上的里程碑。这个文件的发表，奠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基础。他接着分析了目前东北文艺界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生活斗争的倾向，无产阶级思想和毛主席所确定的文艺路线在某些地方还未能坚决贯彻。因此，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工作方针，进行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这就是当前东北文艺界的迫切任务。最后，他号召东北文艺工作者，要在目前正在开展着的大规模增产节约运动中，努力做好文艺宣传工作。 上海文艺工作者一百多人在二十三日举行座谈会，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毅在会上作报告。他着重阐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经过十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已被日益证明为适合中国实际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他号召文艺工作者在这次文艺整风的学习运动中，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肝胆相照，互助互勉，在政治思想上取得团结，克服思想和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陈毅对这次学习运动的方法方式等问题，作了详尽具体的指示。 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华东军区驻南京部队的文艺工作干部和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共三百余人。会上大家根据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和文艺路线以及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最近关于全面开展战斗性、群众性的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检讨了华东军区部队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工作上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忽视普及工作、不适当地强调“提高”以及单纯技术观点的倾向。座谈会号召部队文艺工作者迅速深入连队为兵服务，开展战斗性、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 华南文艺界二百余人于二十三日在广州举行纪念大会。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讲话指出华南文艺界今后要加强文艺界的思想改造运动，肃清崇拜英美的、商业化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那些公然抗拒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思想。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长杜国庠、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等都在纪念会上发言，一致表示在今后的文艺工作实践中改造思想，贯彻毛主席所指出的文艺方针。 重庆市文艺界二十三日举行了一千余人的纪念大会。大会由作家沙汀主持。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任任白戈作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照耀着我们前进”的专题报告。重庆市文艺界连日举行各项文娱活动，各报也出版了特刊。全市文艺团体从二十二日起，连续举行工农兵优秀作品演出晚会一星期。 川西区暨成都市文艺界六百多人在二十三日集会。会上，由中共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长杜心源作报告。雅安市文化教育工作者也举行了纪念会。 此外福建省、苏南区和青岛市的文艺界也都举行了纪念会。检查了文艺工作中的缺点，也都确定了要进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 内蒙古文艺界二十三日在张家口市举行纪念大会，会上并进行了文艺评奖工作。

第2版()专栏： 华北区物资交流大会工作总结 华北区物资交流大会工作委员会 为了在“三反”和“五反”的胜利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我们根据华北经济会议的决定，于四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华北物资交流大会。这个大会至五月二十一日闭幕，历时二十八天。到会者有华北五省二市、内蒙及各大行政区的小型贸易代表团，共一百零九个单位，华北各省辖市和大部专区及内蒙各盟旗，都派遣了小型贸易代表团，参加大会，进行交易。由于华北行政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各省、市和各大行政区的积极支援，以及大会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工作，大会已胜利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主要收获如下： （一）共签订了合同、协议二千八百零一件，组织了七千四百五十四亿三千四百万元的成交。其中合同部分占成交总金额百分之八十三点九，协议部分占百分之十六点一。成交商品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占成交总金额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八，城市工业品为次，占百分之十八点二。从经济成分来看，国营经济采购部分占成交总金额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五，推销部分占成交总金额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三，合作社采购部分占成交总金额百分之十六点七，推销部分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私营经济采购部分占成交总金额的百分之六点八，推销部分占成交总金额的百分之三。这种情况，表现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的带头作用。在大宗成交的土特产品中，计有：土布十六万三千八百匹，席子五十二万片，各种药材三百三十万斤，肥料一万二千吨，肥猪一十四万二千口，农具二万二千件。城市工业品大宗成交者为各色细布，共达一十三万三千匹。日用百货成交总值三百二十四亿元。 经过上述的大量成交，华北城乡经济暂时呆滞的现象，将要大大克服。土特产大体上推销完了。积压的工业品推销了一部分。这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此次大会，也建立了一些新的贸易关系。如山西省的生铁和铁货，河北省的虾皮，远销到广西省。 （二）灾区农民要解决的供销问题，在这次大会上解决了不少，对灾区生产起了很大的扶助与指导作用。例如：河北省天津专区宝坻县和唐山专区玉田县，自去冬到今春，积压了妇女生产的鞋和鞋底约三万双，通过这次大会，全部推销出去。又如河北省保定专区白洋淀一带灾区生产的席子，过去积压现象相当严重，无法继续生产，通过这次大会，推销了二十七万五千片，换回了大批肥料，解决了该地一百三十个村子的三万六千席民的生产问题。由于大会解决了灾区人民不少的供销问题，因此，到会的灾区代表都表示满意。 （三）清理了过去签订的合同协议，进一步树立了合同信用。据此次检查，一九五一年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大会上所签订的三千六百七十二件合同和五百三十四件协议的执行情况，一般说来是好的，计合同已执行百分之八十七，协议已执行百分之四十五。撤销的合同占百分之一，协议占百分之五。这说明去年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展览大会所订合同还比较接近于产销实际情况。在未执行的合同、协议中，除尚未到期者外，其未执行的原因是：或因不了解产销情况，盲目地签订合同；或因价格变化，有关方面感到无利；或因成交的货品不合标准规格，等等；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有些单位不顾合同的严肃性与法律性，不遵守合同信用。为了解决上述合同、协议执行中的问题，大会专设了合同协议检查委员会，以督促执行过去签订的合同，并把过去的协议转订为合同，使之进一步肯定起来。此次提请大会解决的合同协议纠纷问题共一百三十九件，其中由大会合同协议检查委员会调解仲裁获得解决者共一百件。占总件数百分之七十一，值一千六百八十五亿余元。其中协议变合同者二十八件，值一千三百九十一亿余元。经该委员会说服，按原订条件并调整价格数量后执行者共五十三件，值二百四十七亿元。批准撤销者十九件，值四十七亿元。通过此次检查清理工作，维护了合同信用，纠正了过去盲目签订合同的毛病，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合同的严肃性与法律责任。因此，在这次大会上，各单位签订合同时就比较慎重。这对此次签订的合同、协议的执行，给了有力的保证。 取得以上成绩的原因： 一、执行了正确的交易方针，采取了灵活的交易方式。此次大会的交易方针是：“公私兼顾、城乡互助、有买有卖、多买多卖、买卖结合”。这一方针的贯彻，对端正交易思想、组织大量成交起了极大作用。大会交易开始时，各地贸易代表团由于只看到自己商品积压、流动资金困难等情况，因而普遍地存在着“只卖不买”或“多卖少买”的片面观点。大会及时地批判了这种思想偏向，说明这是违反交易规律的，是达不到交易目的的。并号召各个贸易代表团发扬互助互利的精神，贯彻上述交易方针。这就迅速地打开了当时互相观望的局面。同时，大会又采取了现货现款、现货期款、现款期货、赊销、委托代购代销、联购联销、旧协议变新合同和以货易货等多种多样的交易方式，使得各地贸易代表团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仍能大量成交。对于私营企业，参加大会的国营经济各部门都贯彻了公私兼顾政策，在业务经营方式上、价格问题上、同一商品成交的分配上，都对私营企业作了必要的带动与照顾。此外，在成交手续上，力求简便，也便利了短期间组织大量交易。 二、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发扬了各地贸易代表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会交易开始时，部分干部和代表表现了畏首畏尾，不敢大胆进行交易。针对这一情况，大会明确指出：“三反”是反对“三害”，特别是反对贪污。只要没有“三害”，多做买卖，就是多为人民服务，因此，束手束脚、不敢负责是不对的。经过这样批判和解释，就解除了部分干部的顾虑，使他们都能主动地进行业务。大会也对私商代表进行了政策思想教育，说明只要去掉“五毒”，在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范围内进行经营，他们仍有合理的利润与发展的前途，以组织他们参加大会交易。此外，大会还适当地进行了政治鼓动工作，加强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如结合迎接“五一”劳动节，掀起了多作交易的爱国主义竞赛运动，从而在短短三天内，即组织了二千多亿元的成交。 三、进行了较细密的组织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大会分设了合同协议检查委员会、土产部、百货部、畜产油料部和服务部，并且贯彻了人人有专责、事事有专人做的原则。在组织成交上，大会有计划地主动地组织各单位相互交换情况，并抓紧贸易代表团团长会议，由大会领导干部亲自掌握，随时纠正在业务中发生的障碍和偏向，使许多交易得以成交。同时，大会有重点地组织了场外座谈与各种专业会议，以配合场内成交。在合同协议检查处理方面，大会采取了四种形式：（一）组织双方协商，由大会派人参加调解，这是主要的形式；（二）组织双方自行协商，这种方法用于问题不大者；（三）组织双方协商，邀请第三者协助调解；（四）对个别抗不执行合同的单位，召开各贸易代表团会议，民主讨论解决。由于采取了这种群众路线的方式，故能于较短时间内解决了不少的合同协议执行中的纠纷。 四、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的教育改造，加以大会反复强调必须遵守合同信用。各单位已开始树立了新的交易态度。在进行交易时，一般地比较老实负责，逐渐做到言而有信，货真价实，并慎重地签订合同。国营贸易和合作社互相信任，互相依靠，在业务上的结合更密切了。如国营贸易在此次大会上与合作社共订立了代购合同二十四件，总值二千七百零一亿元，对扶助合作社和保证国家收购、出口任务，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此次大会的体验，对今后组织物资交流的工作，提出几项建议： 1、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该随时随地了解各地产销情况，订立生产、销售计划，这是有计划地开展贸易工作的主要一环。只有了解了产销情况，才能使签订的合同协议不致落空，才能心中有数地去进行交易。有的单位在这次大会中因对产销情况不够了解，因而就不能很好地与人成交。 2、为巩固物资交流大会的成果，希望各区、省、市、专区、县在当地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下，建立检查合同、协议的机构，以便及时检查和监督合同、协议的执行。所有的合同在原则上都不许撕毁，遇有擅自撕毁者，应酌情给以赔偿、处罚或判刑等处分。 3、这种会议是物资流转的新形式，它对推动土产出口或内销，都能起很大的作用。我们建议各地有计划地定期召开这种会议。各省、市、专区、县亦可以地区为单位，多召开小型的物资交流会，以便增强各地短距离的群众性的物资交流。 4、目前广大农村迫切需要农具、农药等生产资料。我们建议各大城市有计划地发展农药、农具生产。中小城市应该有计划地设立小型农具工厂，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 5、我们建议各有关部门迅速拿出主要力量从事业务工作，以便迅速彻底结束暂时的经济呆滞现象。我们并建议各地立即组织大批工业品下乡，以适应麦收后农民的需要。

第2版()专栏： 访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和他的互助组 本报记者 鲁生 全国著名的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住在苏南区松江县城东南黄浦江北岸的长岸村。五月初，我到长岸村去访问他和他的互助组。稻田里生长着紫粉色的红花草（紫云英），散发出阵阵的清香。小河绕着稻田静静地流着，河岸上隔不多远就有一处用稻草搭成的凉亭，水牛在亭子里拉着水车，河水从龙骨水车里流进肥沃的稻田。我们通过竹园走进长岸村。经过驻村工作组的华鼎霖同志介绍，我在村外稻田里看到了陈永康。他正扬着鞭子，赶着牛耙田。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互助组的丰产田，现在已经做到了耕三遍耙四遍。他说：“今年我们组织起来了，每块田都要做到耕四遍耙八遍。” 组织起来春耕做得好 陈永康去年还是一个没有参加互助组的农民。去年十二月，他在无锡市参加苏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始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劳动，才能全面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于是，他在当地工作组的帮助和贫农的推动下，经过互相商量和多次讨论，在今年一月，和贫农顾伯林等组成互助组。现在全组共有七个男组员，十一个女组员，共种八十亩零六分田，其中有五十六亩零八厘水稻田。他们组织了互助组以后，今年在春修和播种方面，都比去年做出了更大的成绩，给今年完成爱国增产竞赛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改良土壤，发挥土壤的潜在能力，他们今年提早二十天开始了春耕（过去夏至后才开始春耕）。陈永康为使全组的土地都深耕到七寸（比去年深耕二寸），今年开始部分地采用了新式步犁。预计到插秧前，全部稻田可以做到四耕八耙；其中有十亩二分九厘白板田（即土质不好，不能长红花草的田）则保证做到五耕九耙。 今年他们计划每亩稻田平均施绿肥一千斤、猪圈肥一千五百斤、豆饼八十斤、肥田粉十斤。为实现施肥计划，他们在清明节前，就在三十九亩红花草田中，每亩施用了五斤肥田粉，因此，今年的红花草比过去那一年都长得好。今年多收的红花草，解决了六亩白板田所需的绿肥问题。其余的四亩多白板田所需的绿肥，陈永康又发动全组妇女、儿童割了两万多斤野草来补足。 今年全组采用陈永康“好种出好苗，好苗长好稻”的经验，做好了三块合式的秧田。这三块秧田都是经过四耕八耙，并用四股叉翻过的；并且全是采用陈永康“落谷稀”的播种办法播种的。秧田作得比那一年都好。为了及早防治虫害，今年的稻种全部用盐水选种，而且从现在起，每夜都在秧田外草堆旁点灯诱蛾，以便及早杀灭螟虫。此外，为了继续做好良种繁殖、良种保纯和良种对比的工作，他们今年全部采用陈永康用“一穗齐”的方法繁殖出来的“老来青”稻种。为了良种保纯，除由陈永康继续领导繁殖一穗齐“老来青”种外，还抽出一亩田作新品种“八五三”的对比试验。 一天的生活 陈永康互助组参加发起全国水稻增产竞赛后，全体组员生产情绪都很高。他们每天早上三点钟就开始劳动，天刚发亮，男组员就赶着牛去耕田，女组员也起来烧锅做早饭。饭后男组员继续耕田。女组员刚喂过猪，海潮就通过黄浦江来到了。妇女组长顾锦秀和陈秀娟号召有小孩的妇女，把孩子交给老人，齐集到稻草亭子里轮流车水。过去这里都是用水牛车水，今年她们为了争取完成爱国增产竞赛计划，就让水牛去耕耙稻田，用人力车水。妇女们在互助组内的劳动也是很重要的。海潮通过黄浦江每天要来潮两次，她们每天就要车两次水。此外，她们还要抽空喂牛喂猪。下午，男组员从田里回家了，这时民校里热闹起来。女组员先到秧田边草堆旁点起诱蛾灯，然后拿着识字课本，到民校里和男组员一块评工记工。以后，男组员和工作组的同志研究耕地耙田的技术和计划明天的工作，女组员就上起文化课来。 他们每天就是这样积极地劳动着，愉快地生活着，走着一条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的新道路。 打破思想顾虑 陈永康互助组从组长到组员的生产情绪，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高涨的。当他们开始订爱国增产计划时，他们的增产信心是不足的。当时陈永康的思想顾虑是：（一）怕遇到水旱灾，稻田会减产；（二）怕和组员们（特别是刚翻身的贫农）一齐生产，会影响他个人的稻子不能提高产量；（三）怕丰产后会多负担。其他组员们也有思想顾虑。他们怕多负担，还怕互助起来以后，多用了工，出不起工资米；有的人还怕没有钱买肥料。但是，他们对组织起来提高生产的要求是很迫切的。 工作组的同志了解了这种情况以后，就设法帮助陈永康互助组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认为陈永康所以有这些顾虑，主要是因为他过去只是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对人民政府的生产政策了解得不够；同时因为他过去和现在在生产上都不困难，而且过多地看重了自己的生产技术，看不见群众的力量，一时认识不到组织起来的好处。要解决他的这些思想顾虑，除应对他加强政策教育外，同时必须在互助的过程中经常拿具体事实来教育他。工作组的同志是这样认识也这样做了，他们得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陈永康怕遭水灾旱灾减产，这是过去许多农民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但是，今年他组织了互助组，全体组员，除了带头参加全县的修河工程以外，又在本村和其他群众一起疏通了三条老河，开凿了三条新的水渠；使受益的稻田由原来的三百多亩增加到七百一十亩。同时，为了在大潮来时不受水淹，他们还培修好四处圩塘。这样，他们的稻田今年就可以做到涝不积水，旱不缺水，这是在单干时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又如过去他个人做合式秧田，技术虽然很高，但是秧板做得再平，落谷落得再匀，当水流入秧田时，总免不了要冲散一些谷粒，破坏他的“落谷稀”播种法。今年在全体组员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研究下，就想出了合理的浇水办法，使“落谷稀”的播种法更加完善了。对于怕多收粮就要多负担的顾虑，工作组同志就拿陈永康本人的事实来教育他和大家。他去年获得高额产量后，政府不但没有向他多征收公粮，而且奖励了他。经过用这些事实进行教育，陈永康的思想顾虑就开始解除了，增产信心也逐渐提高了。 体验到了互助组的好处 现在，陈永康互助组已胜利地完成了春修、播种、积肥，并已开始进行了春耕工作。经过这一个时期互助生产集体劳动的初步体验，他们在总结这一阶段的生产工作时（按：他们一年的农事活动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修积肥，秧田播种；第二阶段是春耕插秧，夏收夏种；第三阶段是中耕耘耥，按期施追肥，合理灌溉，防治病虫害；第四阶段是秋收（主要收稻谷），秋种（种小麦、油菜及豆类）；第五阶段是副业生产，修置农具），已开始体会到了组织起来的好处。他们都高兴地说： “组织起来就是比单干强！”陈永康也说：“去年我一个人干，大工（技术性强的）小工（如挑草、刨茬、种瓜等）都得我一个人做，顾了东顾不了西，因此就不能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研究改进农作技术上。今年组织起来以后，这些小工全由妇女们做了。去年我个人做六分秧田，刨茬、翻土、挖沟、落谷、灌水、施肥全得一个人搞，结果费了一个星期功夫才做好。今年全组共做了四亩合式秧田，由于组织起来能分工合作，女刨茬，男翻田，有人管灌水，我专管播种（因为播种最需要好的技术），今年做的秧田不但省了工，而且比那一年做得都好。现在我开始体会到了组织起来比单干强的道理。” 还须继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陈永康互助组目前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当地领导机关注意帮助解决： 第一、必须继续进行关于组织起来集体生产的思想教育。陈永康本人是中农，他原来对组织起来的要求很淡漠。当工作组的同志向他提出要组织互助组时，他很长时间只是说：“慢慢来，慢慢来。”实际上，当时他认为组织起来提高产量，还不如他个人干有保障。现在他虽然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开始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好处，但这还是很不够的。当地领导机关过去对思想教育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注意了加强对陈永康互助组的技术指导，这是很大的缺点。目前松江县领导机关决定对陈永康互助组加强政治领导，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工作组干部要大胆放手，克服包办代替的作风。陈永康互助组已成立了四个多月，但到现在，每天召集开会评工记账都还是苏南行政公署农林处派去的干部代作。我曾参加他们的两次评工会，都是干部提问题，陈永康和其他组员回答，很少展开讨论。工分为什么应该那样评？又为什么要那样记？组员们都还不十分了解。这样就形成了他们对干部的依赖。必须设法克服这种包办代替的作法，启发全体组员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进一步巩固互助组，进一步加强每个组员的爱国增产信心。

第2版()专栏： 陈永康是怎样培育水稻秧苗的 龚樾苏 农民说：“秧好半年稻。”苏南松江县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从做秧田，落谷（播种），直到插秧移种，都有一套很好的办法。他的秧苗没有瘟病，也没有长短不齐的现象。松江县一般稻区的秧苗还正在发芽的时候，他的秧苗已有二三寸长了。秧苗根根健壮，整整齐齐，叶色绿得使人欢喜。 照陈永康的经验，要想使秧苗生长得好，需做好以下三桩工作： 第一桩是做秧板、落谷。陈永康做秧田时，先把红花草翻到地底下（陈永康在秧田上种红花草，春耕时把红花草翻到地下做肥料。翻时不能埋得太浅，浅了红花草烂不透，稻秧长出来就容易烂），然后把秧田的泥捣得烂熟，用狭木板推平，不使有高低不平的地方。每块秧板（即播种稻秧的苗床）宽四尺，每两块秧板中间留一尺宽的人行道，秧田四面开个水沟，外面再筑个挡水埂，便于在灌水时掌握水量，使水徐徐流入。等秧板变得稍硬而平滑的时候，就可以稀播稻谷在秧板上。 第二桩是认真管理秧田水。陈永康是用干谷播种的。落谷后，把秧田水全部排掉，让谷干晒一两天。他见到秧板上有小缝时，第二天清晨就往稻田里上水，水深正好淹没到一粒谷。如果天气好，浸两天一夜，稻谷抽芽以后，就要清晨灌水、晚上放水。需七八天功夫，一直这样做。等秧苗长到一寸多长以后，就不必日夜换水了，只要在秧田里经常保持清鲜的水就行。为什么出苗时期要白天灌水呢？因为白天没有水，秧脚容易被日光晒坏。（但灌水也不宜太多，秧板上的水深一、二分为最好。水太多了，秧苗全被水淹没，受不到阳光照射，秧叶容易发烂。）为什么要晚上放水呢？因为秧苗在无水的秧板上根扎得稳，可以发育得快，而且粗壮。 （编者按：苏南天气温暖，日夜温度相差不大，适于秧苗生长，所以白天灌水，晚上放水。但北方很多地区在秧苗生长期间日间温度不很高，夜间温度更低。这就需要白天放水，使秧田温度增高；晚上灌水，以保持田面的温度，以免因夜里太冷对秧苗的生长不利。南方有的地方温度更高，白天日光强烈，把水晒得发热，容易发生瘟秧、坏秧，在水温太高时白天还需要排水、换水。总之，对于管理秧田水的具体方法，各地应看当地的具体条件而定。学习陈永康认真管理秧田水的精神是十分必要的，但应注意，不一定要使用他在苏南的自然条件下所用的具体办法。） 落谷后七八天到十来天的时间内，管理水的工作非常重要。陈永康说：“熟习种田的人都晓得，日夜放水、灌水，确实麻烦；懒惰的人，往往不肯这样做，所以秧苗长得不好。”在落谷出苗前后，如果遇到大风雨，就更要加强管水工作。落谷后，如遇大雨，陈永康反把秧田水加深，使秧苗或稻谷全部淹没在水里；这样就可以保护秧苗、稻谷，使它们不被大雨点打坏、冲掉，不被大风吹歪、吹掉。最近一次大风雨时，陈永康互助组刚落谷没几天。他们连夜到秧田灌水使之加深，管好秧田。在这次大风雨中，松江县城西、天崑等区落的稻谷，被冲掉了一成，损失很大。陈永康互助组的稻谷不但没有被冲去，而且出苗很好。大雨时加深秧田水是临时的；雨一过就要把水排去，使秧田内经常有新鲜水，没有积水、污水。雨后放晴时，陈永康还耐心地用手把秧沟里的清水徐徐泼在秧苗上，洗去下雨时湔在秧叶上的泥浆。这些泥浆黏在秧叶上，容易坏秧；用清水洗濯，是防止发生病秧的好办法。 管理秧田水，最要紧的是不能有积水、污水；经常要保持新鲜的水。这样不但可使秧苗出得齐、发育好，而且能防治瘟秧。在污水、积水中，病菌多而且容易滋长，最容易发生病秧；经常换水，可以保持清鲜，病菌减少，且不易繁殖，就可避免病秧的发生。陈永康掌握了这种科学的管理水的方法，所以他的秧田中，几十年来很少发生瘟秧病，秧苗年年长得粗壮健康。 第三桩是秧田施追肥。陈永康对秧田施追肥也是很讲究的。往年他只施一次人粪；今年的秧苗因落谷后，阴雨过多，发育不快，改施两次肥料。第一次在秧长一寸左右时施，施的是人粪。在五月六日下午四时，他们先排水使秧板脱水，秧板和水沟相平，施上人粪；面积七厘的纯秧板施一担半人粪。施肥时间最好在早晨或傍晚。如果用的是新人粪，有沉淀物，要用旧竹箩滤去粪渣，用流下的半浓粪水。他第二次施的是肥田粉，是在五月十二日中午施的，和第一次隔了六天。施肥田粉时，秧长已是二、三寸了，秧板上有一薄层水，露水已干，均匀地施上肥田粉，正得肥力。施肥田粉不能在早晨，因为早上露水未干；肥田粉有酸性，遇到秧叶上的露水，容易坏秧，使秧叶发焦。大约可种二亩多稻田的秧苗施二斤肥田粉。施上肥田粉后，他又加上薄薄一层稻草灰。这样可以防病，还可以使秧脚松，插秧时好拔，不会把秧脚拔断。秧田如果只施 一次肥，在插秧前十天到半月施最合宜；如果施二次肥，最好在秧长一寸时施第一次，秧长二寸半到三寸时施第二次。后一次施肥约在拔秧前八天到十天。道理是：如果施得太迟，秧苗正得肥力长嫩时，拔秧易断；如果施得太早，种秧时脱肥力，秧发黄，种在田里长不好。施上肥料后，不能立即换水，要等秧板把肥水将近吸干，再灌清水。 陈永康和他的互助组，在盐水选种等方面也比去年有改进，六个人分工管理三块秧田，秧苗都长得很好。 （附图片） 陈永康正在秧田中施追肥 龚樾苏摄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杨茂林装车法的创造人杨茂林 要求各车站领导干部重视推广新装车法 编辑同志：我的装车方法，主要是为了多装货物，节省车皮，减少事故，增加国家运输的力量。中长铁路管理局普遍地推行了这个装车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外还有些车站也推行了这个装车法，提高了装载量。但有些车站的员工还不大了解这个装车法的作用，还没有积极地推广。最近，我曾访问了哈尔滨附近的八区车站。这个车站就没有很好地推广，车辆的装载量还没有提高，每辆整装零担车只装了二十一吨货物。为什么这样呢？据我了解，主要的原因是领导干部没有重视推广这个新的装车法，不具体帮助工人解决困难。比如，有的工人说：“运转部门老不按时送车，影响我们装车工作。”而领导干部没有及时把这个意见告诉运转部门，要他们赶快改进，因此，这个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影响了新装车法的推广。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我记得，在我采用“零担货物计划运送办法”的时候，也曾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但我和运转部门商量，订立了联系合同，就克服了送车不及时的现象。此外，有些人看不起商务工作，以为这个工作“没有啥”，领导干部也没有对他们加强教育，这也影响了新装车法的推广。我希望各车站注意解决这些问题，并把推广新装车法的困难告诉我。 工业劳动模范 杨茂林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铁路系统有关部门 检查装载枕木的货车不要让枕木突出车外 编辑同志：近来有些装载枕木的列车，因为装得过多或方法不当，致枕木突出车外。这是很危险的。四月三十日从天津开往山海关的一一三四二次货物列车，有十二根枕木突出来了；五月十四日一一三四零次货物列车，也有三根枕木突出来；五月十三日，一一三三二次货物列车从山海关开往天津，行至大桥附近时，有一根枕木突出八百公厘，当时幸被发现，不然枕木挂了桥架子，就会发生重大事故。因为枕木若从左右突出，容易挂坏车子；而且也可能击伤另一列车上的人；枕木若从前后掉下来，列车就有颠覆的可能。因此，我建议铁路系统装枕木部门，和装有枕木车的运转车长以及沿途有关人员，应注意加强检查，不让枕木突出，防止发生事故。 田树山　马济安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青岛市有些私营棉织厂的资本家 玩忽工人生命应受法律制裁 编辑同志：青岛市有些私营棉织厂的不法资本家，玩忽工人生命，应受法律制裁。建东染厂拉宽部的一个女工，三月二十二日发热很厉害，不能工作，请病假回家。她的家属见她的病日渐严重，加以工会又动员劝告，想把她送往医院医治。建东染厂资方张虞庭，在四月九日装着去“慰问”的样子，对她的父母说：“这是伤寒病，不会说话也不要紧，过几天就好了。”“千万不要送医院，如果住院，医院用冰冰病人，好人也会被冰死了。”吓得女工的父母不敢送她去医院，不久，病人就死了。永义织厂织布工人辛成节在三月十九日突然腹痛，向副经理要十滴水喝。副经理指着消毒水说：“你喝罢！”辛成节一口吞下，立刻就感觉到不好受，几个钟点后就不省人事了。后因急救，幸未致命。同甡棉织厂的安全设备很不好，工人董庆云，在四月四日被皮带折断臂骨两节，住了医院。同甡厂资方毫不理会这件事。医院为了动手术通知资方，他也不管。这种严重伤害工人的行为，在“五反”运动后的今天，是绝不能容许的。我们认为这些不法资本家应受到政府的惩处。 中国纺织工会青岛市委员会劳保部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青年学生 建议各钢铁厂作好钢筋 编辑同志：我们是一群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青年学生。根据一个多月来的现场工作体验，我们向全国钢铁厂提出几点建议： （一）所有钢筋的长度、粗细应该作到标准化。现用钢筋的长短不齐，从六公尺到十九公尺的都有。每种钢筋的断头率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在钢筋的粗细上也是这样。依照标准，一吋钢筋每公尺重三点九八公斤；但现用的钢筋粗细不匀，有的每公尺只重三点八公斤。工程师设计时是按标准粗细计算的，这些钢筋却不合标准，大大影响了工程的质量。 （二）不要让次品出厂。我们发现有些钢筋有龟裂、缺口、对开、剥皮等毛病，这些钢筋是不能用的。因此白白浪费了运输力，妨碍了工程的进展。 我们认为各钢铁厂应注意这些问题，以免损失国家财产，妨碍工程的建筑。 彭仁斌　余太运　辜天赐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牡丹江铁路分局 不该禁止所属单位订阅报纸 编辑同志：我们的报纸是反映现实、交流经验、指导工作、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力武器，是党、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政治粮食。在每一个运动中，在每种工作上，报纸都起着宣传、鼓舞和组织领导的作用。因此，报纸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读物。可是，现在有些单位偏偏不重视读报工作，他们强调“节约”，少订或不订报纸。东北一面坡各铁路部门的人员就一致反映：牡丹江铁路分局不批给订报经费，说什么已超过财务计划了。横道河子工务段把一面坡工厂七十多人看的一份报也裁减了。我认为这样的“节约”是不对的，这是一种不问政治的倾向。希望牡丹江铁路分局领导干部从速检查纠正错误；并建议各地有类似这种情形的单位注意这个问题。 王恩铎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机器厂工人 组织义务劳动队建筑宿舍 编辑同志：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解决工人宿舍问题，决定给工人修盖一批宿舍。我们北京机器厂的宿舍在东郊，五月十日已经动工修盖。我们全体职工听到给我们修盖宿舍的消息后，都非常高兴，打心眼里感激政府对工人的照顾。十日正是我们的休息日。我们在工会的号召下，组织了义务劳动队，做修垫地基工作。十日那天，五百个男女职工参加了工作。各车间单位组成五个中队，高举着“义务劳动”大红旗，打着腰鼓，向工地前进。我们在上午九时开始工作。首先由锻铆中队提出挑战，保证十二点前完成任务，并要修垫得又平又整齐。各中队相继都应了战。因为工具不够，机工中队创造游戏踏地法来踏平地，铸木中队用木板代替耙子来干活。锻铆中队不到两个钟点就全部把本段工作做好，并积极协助其他中队。工人们劳动热情非常高涨。厂长吉合群也参加了劳动，这更鼓舞了我们的情绪。广播器不断传来各中队的捷报。不到三小时，任务就完成了。我们都以无限愉快的心情看着劳动的成果，有的人说：“不到三个月，我们就可以住新房子啦！” 北京机器厂一群工人

第2版()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西直门车站领导干部 检讨忽视推广李锡奎调车法的错误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四月十一日发表了读者张连德的来信，对我站领导方面不重视推广李锡奎调车法的现象提出批评。这个批评是很正确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张连德同志从丰台学习李锡奎调车法回来后，向我们提出了学习计划。我们强调在“三反”运动时没有时间，并强调上级没有指示，以致没有在三月一日如期学习李锡奎调车法。三月二日，上级指示我们在三月一日开始学习，我们在四日开会讨论，订出学习计划，成立了推行委员会。在推行委员会中，我们没有吸收从丰台学习回来的调车员参加，这是不对的。我们直到三月六日才开始领导学员学习李锡奎调车法。这都说明我们领导干部不重视推行先进经验，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对这件事已经作了检讨，并在四月份举行了李锡奎调车法的普遍测验，发动运转班互相参观。我们并召开了李锡奎调车法的总结大会，总结经验。这些措施使全站调车工作提高了一步。 西直门站站长 张五宪 副站长 关树森

第2版()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湖南机械厂领导干部 检讨官僚主义作风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二月八日刊登了读者来信，对我厂返工废活极多的严重现象提出批评，我们认为这个批评很对，从思想上表示接受。 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的确很严重，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当家作主的思想。我们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不负责的态度，来对待人民企业。我们不深入现场，也不倾听群众意见，只是上令下达，粗枝大叶地把任务交下去就算了。工人加班时，生产课负责干部很少去看。一九五一年九月到十二月铸工的平均废活率是百分之六点三九，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我们竟没有加以重视。我们总想铸工的返工废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错误地认为，先进的国家还有废活，我们的厂子还能不出废活？这种不求进步的想法是极错误的。 为了消灭返工废活的现象，我们进行了下列工作：（一）开返工废活展览会，把损失细账用图表列出来，并把大件废活集中展览；（二）建立每月返工废活统计和会议汇报制度。经过这些教育，我们都警惕起来了。现在，我厂铸工场的返工废活已大见减少，一月份的废品率为百分之五点二，二月份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二。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努力，决心彻底改正错误。 湖南机械厂

第3版()专栏：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 周扬 十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天才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要实现这个方针，一切前进的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创作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文艺真正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群众的阶级斗争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色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体地运用到中国环境中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模范地使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紧密结合。这个著作不但成了中国人民文艺运动的战斗纲领，而且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文艺运动发生了指导的影响和作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文艺工作上所发生和存在的许多问题，其中心关键何在呢？毛泽东同志解决文艺问题正如他解决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一样有力地抓住了整个链条上的有决定性的环节，他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就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针对我们的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家，他又进一步尖锐地提出问题：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呢，还是第一为着小资产阶级及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呢？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肯定地答复：第一要为工农兵。由于中国是一个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整个文艺战线上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主要就是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对象也主要地是他们。现在提出文艺第一要为工农兵，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新文艺的一个根本的历史性的变化，同时也就不能不准备对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因为小资产阶级文艺家不经过思想改造，就不能正确地表现工农兵，就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必须经历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他们是曾经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演过先驱者的光荣角色的。这些知识分子，当他们还没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时候，他们对于旧社会势力的斗争，就只能采取个人方式的反抗。他们中间真正愿意进步的人们曾竭力寻找群众，因为只有和群众结合，他们才有依靠和出路。这些人终于找到了工人阶级，并且毅然地参加了这个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的斗争行列，将自己的命运和这个阶级的命运结合起来，这时候，他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就表现了新的无限的力量。这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许多前进文艺家所走过的道路。他们对中国人民事业是有极大贡献的。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家在和群众结合的过程中，是历尽艰苦的，其中少数人始终没有能够和群众结合而最后被人民所抛弃。当知识分子不只是从抽象信仰和理论概念上，而要从实际行动、从日常生活的思想感情上，去和工农群众结合的时候，这个结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都有他们个人奋斗的历史，这个历史有时就成为他们前进中的包袱，他们生活上长期地习惯于单独工作或在很小的集团内工作，而在文艺修养上又往往感染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较深，这一切条件就养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个人主义心理和习惯，妨碍他们的前进，妨碍他们和工农群众的结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没有经过认真的思想改造以前，不管口头上如何称赞群众，如何表示愿意接近群众，实际上常常是轻视群众，并且安于脱离群众的状态的。他们充满知识分子的偏见、错觉和幻想；他们总是看个人重于群众；而在他们表现工农群众的时候，不是将工农的形象描写为他们想像中的呆头呆脑的人物，就是描写为完全小资产阶级化了的、狂热的、神经质的人物。在不少文艺工作者中间，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恶习是根深柢固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针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那么尖锐的批判的缘故。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由于经过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我们的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从此就开始了中国新文艺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经过十年，我们今天又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并从去年电影“武训传”批判开始，对文艺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正确的批判。 由于全国胜利之后，我们进入城市，以及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合作，我们周围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增大等等原因，加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成为了我们文艺工作上更迫切、更严重的任务了。城市中大批没有经过改造的文艺工作者把他们的各种各色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都带到了革命文艺队伍中来，而一些经过初步思想改造，但保留有较多旧意识的文艺工作者进入城市之后又很容易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而沉溺于个人享受的、安逸的生活；轻视革命文艺，轻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解放区文艺的成就，轻视民族传统、民间文艺，而醉心于西洋技巧；这些就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种种表现。这是资产阶级从精神方面来的诱惑。还有从物质方面来的诱惑。由于在城市，在某些文化商人（出版商、戏院老板等）的奉迎引诱下，就使一些意志薄弱，爱好虚荣的人们产生了追求名利的欲望。这些人忘记了文艺是一种教育人民的高尚精神武器，而以粗制滥造的作品去猎取金钱和迎合市场的需要。他们掌握了文化企业，如戏院等，作为单纯营利的手段；错误地把这些企业的经济收入的利益放在对人民教育的事业的利益之上。他们对于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文化企业，不加以必要的监督和领导，而采取自由放任的方针；甚至在与这些私营文化企业打交道的当中，逐渐沾染上庸俗的商业化的习气。他们只看到旧有艺术（戏曲、连环画等）和旧有观众、读者（主要是小市民）的旧的联系——迁就和迎合观众的落后思想和低级趣味，就是这种联系的手段之一——而没有看到观众的变化。新的观众增加了，旧的观众进步了。旧有艺术经过革新之后，应当努力和新的观众——在城市应当首先是工人阶级——去建立联系，灌输所有各种观众以前进思想和正当趣味。就在资产阶级的种种思想的和物质的诱惑之下，个人名利的思想在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头脑中间滋长起来，把他们自己和文艺事业一齐引到堕落的道路上去。这一切错误现象经过“三反”“五反”的伟大斗争已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不能不使我想起列宁在一九○五年所提出的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的有名定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但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而且一般讲来，它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具有特别新鲜的、现实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整个精神也就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的。 我们的文艺的队伍是一个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上的，包括了各个不同阶层的文艺家的统一战线，主要地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文艺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即一般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文艺家的联盟。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的生活各方面既已产生了具有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的以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文艺就应努力将这些生活中的新的因素真实地、突出地反映出来，借以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工人、农民及其它劳动群众。革命艺术的新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我们创作方法的最高准绳。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要求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而共产党员作家，就更“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些要求是无条件地必须遵从的。目前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文艺队伍中是人数较多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而，他们也就比较容易地接受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又使他们同样容易地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对他们加强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教育，帮助他们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使他们真正地、经过深思熟虑地、自觉地而不是虚伪地、敷衍地、勉强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我们文艺工作上一个特别艰苦的重要的任务。 思想改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克服一切落后思想，这就包含了一个人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整个思想、情感、心理、习惯、趣味的改变；对于被改造者来说，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时间的、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时间的长短，痛苦的大小，就要看个人主观上自觉的程度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了。那些把思想改造当作 “时髦”，当作儿戏，因而把思想改造简单化、庸俗化的人们，是不会懂得这个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同时毛泽东同志坚决地、肯定地指出：“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 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思想是和他的生活实践，和他的创作实践不能分开的；这就是说，思想改造不能关起门来进行；也不是一定要等到完全思想改造好了以后才进行创作。思想、生活和创作三者必须在文艺工作者本人的劳动和经验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而积极地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则是彻底改造自己思想，将自己的创作和工农群众的生活，和群众的阶级斗争真正结合起来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和社会的关系作了完全严格的唯物主义的说明，他把人民生活看成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他说： “无论是那一等级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人民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结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没有第二个源泉。”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关于文学艺术和人民生活的正确关系的规定正表现了他的最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美学观。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两部伟大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展开的关于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丰富思想，提供了一切站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立场上的文艺工作者以最好的、最有力的理论武装。 但是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因为强调人民生活的第一位的意义就丝毫看轻文艺的重要作用。他说： “自然形态上的文学艺术（毛泽东这里就是指的人民生活）虽是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地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加工后的文艺却比自然形态上的文艺更有组织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既然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投身到这个源泉中去。毛泽东同志向一切革命的和前进的文艺工作者所发出的号召，是值得我们时常温习，永远铭记在心的：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这样地把原料与生产，把研究过程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没有原料或半制品，你就无从加工，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文艺运动的全部经验证明：我们的文艺工作，当它和群众联系密切的时候，总是显得生气勃勃的，方向明确的，而一旦失去或减弱了这种联系的时候，就立刻变得没有生气，没有方向，以至陷于停滞和瘫痪的状态。同时也就证明：当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路线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成功，而一旦离开了这个路线的时候，我们就遭受失败。十年以来，我们文艺工作上所已经取得的许多重要成就——最近获得苏联斯大林奖金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就是这些成就的一部分——都是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领导分不开的。 目前文艺创作远落后于我们的人民的伟大斗争和国家建设的严重现象，其根源就是相当多的文艺工作者相当长时间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从去年北京发动文艺整风以来，这种状况已开始有了好的改变。 文艺的落后现象，主要还不在作品的量的方面，而是在质的方面。文艺表现新的人物，新的生活不够有力；反映人民生活的方面不够宽广；作品缺少应有的感动人、鼓舞人的力量。这就是说，创作上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这是一种有害的反现实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不加以反对和纠正的话，就会大大地妨碍文艺事业的前进和发展。我们批判了在表现群众的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上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来的或者甚至从封建思想而来的各种明显的歪曲，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必须继续这种批判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容忍了一种最普遍大量存在的，而且似乎是“合法”的歪曲——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概念化的作品把人民生活中本来非常丰富的、生动活泼的、新鲜的事物写成单调的、乏味的、千篇一律的公式；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有性格的，在一定环境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人写成没有血肉的，无性格、无思想的，完全任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像木偶似的人物；把本来是复杂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写成简单的儿戏。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很大的歪曲吗？这样的歪曲难道是可以容许的吗？ 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所以能够“合法”存在，没有受到批评，有时甚至受到鼓励，主要原因就是文艺工作者以及一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错误地了解了文艺服从政治的正确关系和真正意义。我们的文艺必须服从政治；必须以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指针，这是确定不移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离开了这个，就离开了群众的根本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这实际上就是使文艺服从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倾向。但是我们也要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反对在服从政治任务这个藉口之下一任这种作品的制造和泛滥，因为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够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真正目的的。毛泽东同志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与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而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是不能发生这种影响的。 究竟什么是一篇文艺作品所能够和应当完成的政治任务呢？文艺的任务是真实地深刻地描写生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创造各种人物，显示前进人物的力量。只有真实的、生动的人物才能吸引读者观众，打动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接受作品中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正确地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参加到实际生活的一切方面去，深刻地去观察、体验和研究人民的生活。正如列宁所说的，政治是开始在千百万群众所在的地方。离开了群众，还能有什么严重的政治和政策呢？离开了群众生活，群众的阶级斗争的真实描写，还能表现得出甚么真正的政治和政策呢？概念化，公式化的作者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他们的创作总是从抽象的政治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的人民生活出发。他们不注意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不注意工农兵群众生活中的日常事物；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正产生着人民的新的相互关系，新的情感和品质。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中去的时候不注意去在一切方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困难，在文化生活上帮助他们提高，而是一伸手就想向他们要东西，找“创作材料”，他们实际上是把自己个人创作的利益看得比群众的利益要高得多，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群众中间交上知心朋友，就听不到他们的知心话，这样，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把政策思想的正确传达和群众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就永远不可能表现出真实的新的人物的性格。我们的文艺应当培养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新的品质；培养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热爱，高度的劳动热忱，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远大而高尚的理想。在我们的劳动人民身上，在前线的战斗英雄和工业、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劳动英雄身上，在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身上，我们已经看见这种新的品质了。我们的文艺应当表现这些新的人物的新的品质，以作为全体人民的表率。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人的标准：一个人只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如果真实地、生动地写出了这样的人物，就能对人们起共产主义教育的作用，也就是最好地完成了政治任务。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家不注意写人物，对于他们，人物仅仅是为了解说某项具体政策的需要而存在的，这样，艺术就变成了简单的化装讲演；作品就变成了政策的简单的图解或者甚至政治概念的游戏了。 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在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就表现为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我们的历史人物中，曾有不少反抗内外压迫者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只要真实地表现出了他们的反抗，他们的谋略和勇敢，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仰的忠诚，就自然会激发起我们对于旧制度的仇恨，和对人类更美好未来的信心。反历史主义的作者却硬要将古代人物的行动写成合乎现代思想的水平和政策的标准，以便我们去向他们学习政策。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是和对文艺服从政治的庸俗的狭隘的了解有关系的。 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就这样地歪曲了文艺和政治的正确关系，因而也就妨碍了文艺和广大群众的真正的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方面分析了艺术和政治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却要求两者的统一。他说：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目前文艺工作上仍然应当进行这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一方面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 人民要求既有充实政治内容，又有适当艺术形式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的形式又必须是大众化的。我们的文艺必须采取群众所喜爱的，便于群众接受的形式。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里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九四○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又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作了最正确、最科学的规定，这是毛泽东同志文艺学说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之一。文艺既然第一是为工农兵的，普及的文艺就应当放在第一等重要的地位。文艺如果不采取群众所喜爱的，便于群众接受的形式，就不可能普及到群众中去，同时自然也就不可能达到文艺的真正提高。每个民族的文艺都应当有表现自己民族特点的民族形式，何况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五亿人口的，有大约四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的伟大民族，它的文艺是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特有的形式的。因此，我们的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十年以来，我们遵循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指示，开始认真地研究人民的语言，研究民间文艺，就在这个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创造出了一些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形式问题上，语言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大众化”作了最正确最科学的定义：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接着他又指出：“要打成一片，应从学习群众的言语开始”。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的有名讲演中特别说明了学习人民语言的重要。他对那些“洋八股、洋教条”的先生们，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那些写起文章来，句法有长到四、五十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鲁迅所说的“谁也看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的作家们给与了多么锋利的无情的批评呵！“洋八股，洋教条”的恶劣倾向在目前文艺工作上还是严重存在的，其主要表现是盲目地崇拜西洋资产阶级艺术，轻视自己民族的艺术传统，轻视民间文艺。这种“洋八股，洋教条”的倾向又是常常和上面所说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结合的，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作品既内容空虚，又语言无味，给我们的艺术带来了最破坏、最有害的结果。另外则有些文艺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不适当地任意地采用方言、土语，对人民语言不做加工和提炼的工作，在语言上不下苦工，有些通俗化的文艺作家满足于沿用封建旧文艺中的陈词滥调，而不去努力汲取新鲜活泼的人民语言，也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强调提出为保护我们民族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文艺家应当站在这个斗争的前列，他们的作品中的语言应当成为国民语言的模范。 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是极端丰富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丰富以及如何整理、继承并批判地发展这些遗产的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中国民族艺术的遗产和传统，很多至今还活在广大人民中间，它还有极大的强烈的生命力，人民又不断地以自己的新的创作去补充和丰富它们；其中，地方戏曲和民歌，特别值得我们的重视。我们的工人、农民及其它劳动人民喜爱它们。他们之所以喜爱这些艺术，并不只是因为这些形式为他们所熟习，而且也因为在这些人民的艺术创作中常常突破了封建统治思想的束缚而曲折地表现出了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中国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由于它们阶级的限制，都没有能够充分地正确地来运用和发展这些民间艺术；相反地，把它们歪曲和庸俗化，排斥和轻视它们。因此，这些丰富的民间艺术，就长期地处在被轻视的，被糟踏的，因而得不到发展的可怜的地位。我们必须认真地有计划地来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广泛地散在民间的艺术遗产和民间艺人的创作，并在新的基础上把它们加以改造和提高。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轻视民族艺术传统的错误倾向，反对对待艺术遗产的粗暴态度；同时也要反对不肯革新、不求进步的保守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上，特别指出了文艺专门家和做普及工作的同志之间建立正确关系的必要。他再三叫我们重视工农兵的萌芽状态的文艺，重视群众的墙报，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群众的歌唱。当时因为我们还处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以毛泽东同志主要地讲了军队和农村。现在工厂的工人群众文艺有了迅速的蓬勃的发展，应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一切真正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家都应当注意工人的文艺，在城市群众文艺工作上，更应当坚决地实行第一为工人服务的原则。 今天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十周年，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当： 继续改造思想，继续对文艺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 克服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为掌握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方法而斗争。 克服文艺上的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洋八股、洋教条”的倾向，为进一步发展文艺上的民族形式而斗争。 让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刻苦地钻研业务，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向而奋斗罢！

第3版()专栏： 要更好地为兵服务 ——记本报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 本报于五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二日分别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的文艺座谈会，参加这两次座谈会的有驻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公安部队和防空部队中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文艺爱好者、文娱干事等，共四十六人。他们反映了部队文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是符合军委总政治部上月所召开的全军文化部长座谈会所反映的情况的。军委总政治部已决定今年及明年上半年一定要把连队的文化工作在过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搞好，并决定全军文化干部、文艺工作者、专业文工团、队毫无例外地必须深入连队，配合连队的文化学习，辅导连队的文化工作，开展连队的文化活动。在文化经费使用上决定以十分之六的数字直接使用到连队。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已经开始执行这一工作，并受到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各大军区，特种兵亦正在开会布置如何贯彻。兹将座谈会所反映的问题报道如下： 部队文艺工作要面向连队 文艺工作在驻京部队的各个兵种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连队一般地缺乏文化娱乐生活，文艺为兵服务还很不够，部队的文艺工作入城以来浮在上层的较多。某部五团的房国英，某团的刘秀芳等都在座谈会上反映，许多连队都没有看见过文工团的演出，当然也谈不到文工团对连队文艺活动做过些什么辅导工作了。有些连队的战士由于驻地分散，很长时间没有看见电影和戏剧，他们只能看看报纸上的电影戏剧广告。关于北京演出的戏剧，某部的陈宗荫说：“报上总是登着‘客满’的广告。不说票贵，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票。”某部二团石宗善说：“高射炮兵，担任主要任务的不能远离工作岗位，文工团队不去给他们演出，他们就无法看到戏。”某部二团苏臣说：“我们七、八个月没有看到电影了，一年多没看到话剧了。”某团朱建训说：“有的战士一年没看到电影和戏剧了。”他列举了一个数目字：该团某连队因驻地分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没有看到电影和戏剧。某部一团陈喆说：“战士多么希望电影放映队去给演演电影啊，战士们说没有放映室可以在庙里演，把窗户堵上；不然，就是冬天，野地演也很好。重要的是要常来。”有的部队分散，既没有书读，也没有报看，别的娱乐更谈不上。有的住处既不靠城，也不靠村庄，除去自己单位的几个人出来进去之外，连人都很少看到。某团刘恩普说：“战士们没有什么玩，几个人凑钱买个乒乓球，没有台子，就在墙上拍拍。城内戏院里唱戏，战士们不能去看。”他们这个连队曾特地给文工团写信，要求文工团去给他们演演戏，但文工团连个回信也没有。空军部队吴天佑说：“文艺工作者就没有深入我们空军部队，很长时间也没见演出什么东西，即使演出，也不合我们的口味。”公安部队的文艺生活也和他们差不多。 一般战士最爱看连环图画和画报，但他们普遍反映：战士能看到的读物太少。海军政治部通讯班赵金华说：“画报、书刊我们最爱看，但捞不着看。有时我们到机关各部门去借，他们那里却有不少。我们借来看一下，马上得还，有时还不借给我们，怕弄坏了。”有的战士就说：‘不知道那一级的人该看什么样的书！’”海军某部警卫连杨生荣等也反映了同一情况。海军文化部文艺科干部吕恩谊，曾在某地区海军战士中收集过意见，他说：“战士能看到的读物极少，应该发到连队去的读物，没有发下去。好的带彩色的画报、连环图画和书刊等，被逐级层层扣压下来不往下发，或者撕去了五彩的部分，连队里能看到的只有很少几本单线条的，黑白的图画。”这种现象不但在海军某部中普遍存在，其他兵种其他部分也或多或少地有这种现象。 许多人在发言中都提到连队的文娱经费太少，不用说演戏，就是出墙报都困难。某部二团石宗善说：“每月的文娱费只够买一些带色粉笔，只可出出黑板报，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有许多人提到体育器材，某部三团陈书林说：“发到连队的篮球太少，但是大家情绪很高，球破了，缝上再打，但这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许多人要求及时补发篮球。某部一团支广文说：“光发个篮球，不发框子，我们节约了伙食费买个框子，但篮球坏了，框子也闲起来了。”某部五团房国英说：“战士对篮球兴趣很大，有的去种菜累的满头大汗，回来还要摔两下，但就是摔不常，太少。”海军某部警卫连杨生荣说： “我们那里打篮球，大部分是干部，战士不会，也摸不着学，只有站在一边看。战士的体育运动差，只有早上跑跑步。” 战士对集体舞蹈非常喜欢，既可锻炼体力，又不受物质条件限制。但困难的是没有人教。某部一团支广文说：“天安门跳舞，我们光溜边站着，想跳又不会，心里真着急。”海军某部警卫连杨生荣说： “战士喜欢集体舞，就是没人教。”有的跑到文化宫去学，或请学校里的学生教几种简单的舞蹈，但跳来跳去总是那几种，就跳腻了。某部二团苏臣说：“过去找几个青年教我们几种舞，现在也厌烦了，有的说：‘小孩的玩艺，不适合大兵。’想学‘马刀舞’‘红军舞’，请一个中学里的学生教，他们答应了却没有来。战士们说：‘他们对兵的文艺帮助不够。’”有的连队自己创作了一些舞蹈，但缺乏指导，不能提高，也不能推广，他们希望专业文艺工作者今后多帮助他们开展集体舞蹈。某部五团郑小友、房国英，某部一团支广文等许多同志都提出应成立训练班，组织轮训，不断学习新东西向连队开展文艺活动。大家都赞成这样做。 许多同志说战士没有新歌唱，唱来唱去还是老歌子多；战士中能认谱的不多，他们盼望专业文艺团体能经常下去教他们唱。目前歌曲创作中，有不少是不适合战士的口味。这也是音乐不能在连队普遍活跃的原因之一。某部二团孙广欣说：“适合部队唱的歌太少了，有许多歌子是给文工团、合唱团唱的，战士唱不了那些比较复杂的曲子。他们爱唱简单易学，雄壮有力的歌子，但这种歌子太少了。”不少单位盼望上级给他们发一些口琴之类的乐器，最好是发一个手风琴，他们说：“我们不会拉唱，有了东西，就可以学呀。” 部队文艺活动需要加强领导和辅导 有的连队的文艺活动搞的不好，或没有文艺活动，原因很多，其中领导不够重视和没有文艺活动时间，是不少连队的共同困难。某部一团陈喆说：“我们夜间站岗，白天上操，学习，有时生产，一天到晚挤不出文艺活动时间，有时军政干部还争时间。”有些领导同志对文艺活动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认为这是简单的玩玩，这是知识分子们的事，没有认识文艺是有力的宣传、鼓动的武器。某部五团陈宗荫说：“只要团首长对文艺工作不重视，下面的各级干部也连带不重视了。别的工作作不好要受批评，文艺工作作不好没关系。”其实时间只要运用得好，互相好好协商一下，时间是完全可以挤得出来的。 有的单位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很严重，如发文娱器材不看战士是否喜欢，环境是否适用，能打篮球的地方，发给棒球。”海军魏岑远说，他们那里学习速成识字法正起劲，可是有时上文化课的时间被别的事占了去。没有很好计算。 战士们迫切要求看电影。电影放映队的同志却去得不多。好些战士说：“电影放映队应‘面向连队’。”当然，要使电影进一步的普及，其根本解决的办法是增加放映队，增加影片供应，但是目前也应该就领导组织方面加以改进。某部五团陈家荫和空军吴天佑都分别提出今后应设辅导连队文艺活动的专职干部和加强基层领导的问题。 海军吕恩谊提出了领导上使用干部不当的问题。他说，“三反”前华东海军文化部有个美术组，有十二个干部，本可以深入下面为兵创作，但领导上却把他们放在机关里写写标语，布置布置会场，尽搞些事务工作，虽然这些工作有时也必要，但不放他们到舰艇里去体验生活，是不应该的，所以他们虽然离海军战士很近，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自然不熟悉海军战士的生活，怎能为兵创作出他们所需要和爱好的东西来呢？ 文艺工作者由于深入部队不够，因此他们表现部队时也就不深刻。某部五团王志忠说：“有一个关于高射炮的歌子，其中很多‘轰?！轰?！’的字眼，其实高射炮并不只是‘轰?’。他只学了高射炮部队的生活皮毛！”吕恩谊说，有些海军战士看到一幅画海军战士的图画上，仿照苏联红军的样子拿着手风琴，战士说：“这幅画的作者净吹牛，我们海军战士那里有手风琴！”有的绘画者画海军，为了好看，总画一个海军披着大衣被风吹飘起来，战士说：“如果我们那个海军战士不论什么季节都穿着大衣，那他一定是个傻瓜！” 部队的文艺活动，只要开展起来，就对部队起很大作用，这点，应该充分加以估计。某部二团张标反映了另一种情况，他说他们团有一个连队舞蹈开展得很好，一休息大家就跳呀唱呀，情绪一直很饱满，对练兵起了推动作用，这个连在团内被评为模范连。 连队需要短小通俗的文艺作品 大家一致感到目前的文艺作品表现兵非常不够，尤其为战士所能接受的通俗文艺读物、连环图画、短小精练的戏剧等，远远不能满足战士的要求。速成识字法在部队普遍推行后，部队中的文盲将在不久的一个时期内完全消灭。北京市公安总队警卫师李自治说：“那时，战士对文艺的要求就更高、更普遍了。”海军政治部通讯班赵金华说：“战士要求作家深入连队培养战士写作，并为战士写作。”过去许多连队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在部队文艺的普及工作上和对战士进行宣传教育上都起了不少作用，但因“兵演兵”得不到应有的帮助和指导，提不高，突不破，产生了苦闷。某部五团郑小友说，现在连队战士中流行着一句话：“兵演兵，真稀松，台下受批评，台上也受批评。”北京市公安总队杨承祺说：“现在兵演兵成老一套了。战士虽有生活，但得不到指导，提不高。”某部五团周传正，提出了演员问题和演技不能提高的问题：“一个戏里总要有男有女才像一家人家，但战士演女角演不好，扮老太婆的走路不像老太婆，演妇女的没头发，上面演，下面笑。”现在战士的欣赏水平提高了，“兵演兵”无论编剧和演出，都要提高一步才能满足战士的要求。从大家的发言中，有一个相同的意见，就是：希望专业文艺工作者，文工团队经常深入连队进行辅导，不要成为突击，还要多组织连队观摩演出，成立训练班。 谈到这里，许多同志提到目前适合战士演出的短小精悍的剧本太少了，普遍感到剧本荒。他们希望作家多创作短小的剧本，更希望专业文工团体，多演些小戏，给他们引引路。北京市公安总队纪因说：“像‘长征’‘打击侵略者’的大型歌剧，有它一定的教育意义，但这只有专业文工团体才能演出，我们希望看看小戏，可以观摩一下。” 某部二团陶国唐建议“解放军文艺”设立战士文艺创作指导栏，经常刊登战士的作品，指出该作品好在那里，缺点是什么。这样作，战士的文艺创作就会慢慢得到培养和提高。过去“解放军文艺”虽发到连队，有不少战士可以读的作品，但因为没有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阅读，所以效果还不大。比起“战友”来，连队战士觉得“解放军文艺”是给干部看的，他们喜欢看比较通俗的“战友”。“解放军画报”发到连队战士中去的也很少，一般战士只能看画，觉得说明文字还不通俗。

第4版()专栏： 巴基斯坦举行全国和平大会 决议欢迎在北京召开和平会议 并猛烈谴责美国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 【新华社新德里二十四日电】全巴基斯坦和平大会于五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合尔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巴基斯坦全国各地各党派的代表、诗人、作家、律师、新闻工作者和民主妇女运动的领袖。主持大会的三人主席团是：律师卡苏里、喀喇蚩和平委员会秘书蒙塔兹·胡赛恩和西北边省代表乌玛尔·法汝克。 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法里达巴第在报告巴基斯坦人民和平运动的情况时说：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的，在西巴基斯坦有十万多人。在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宣言上签名的，在拉合尔已有四万一千人，在喀喇蚩有二万四千人，在其他地方共有一万五千人，这个征集签名的运动仍在继续进行中。 大会决议成立全巴基斯坦和平委员会，并选出曼基·沙里夫为委员会主席，喀喇蚩的哈伊教授为秘书长。大会还选出了十七人为执行委员。 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支持突尼斯人民的斗争，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埃及、苏丹和突尼斯；要求裁减军备；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关于近东和中东的决议；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要求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政府通过协商的途径解决克什米尔的争端；并号召巴基斯坦各地和平委员会和文化团体纪念阿维森纳诞生一千周年纪念。 大会又通过决议，表示衷心欢迎中国和平运动领袖们发起在北京举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猛烈谴责“美军对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的人民使用细菌武器”。决议指出：使用细菌武器是一种道德彻底堕落的行为，并且违反了一切文明的法典。 大会并通过关于中国的决议称：“大会认为：如果没有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五亿人民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决定和决议都是不民主和违反宪章的，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第4版()专栏： 英国全国和平会议在伦敦举行 号召英国人民共同努力制止侵朝战争 决议谴责使用原子弹、细菌武器和凝固汽油弹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据塔斯社伦敦消息：英国和平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和平会议于十八日在伦敦圣潘克拉斯市议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方和平委员会、各工会及其他团体的代表六百多人。会议的口号是“走向和平与不断提高生活水准的道路！” 英国和平委员会会长普里特首先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英国人民正处在一个巨大危机的时期。他同时指出，我们不应低估刚刚被唤起的英国人民群众的战斗精神。他说，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关于如何制止战争的各种实际任务、关于改进并加强英国和平委员会以便使政府改变政策的任务”。他提到战争的恐怖已由于进行细菌战和使用凝固汽油弹而日益增加。他说，五大国和平公约“是符合一切国家人民及一切政府的利益的”，现在要求英国政府进行这种谈判的英国大工会的数目已越来越多了。 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在会上相继发言，表达广大英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刚刚参加了混合机器工会年会回来的伦敦区分会代表克赖恩着重指出：这个强大工会已通过了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和裁减军备的决议，它所代表的舆论力量是英国职工大会和英国政府所不能熟视无睹的。 曼彻斯特和平委员会代表恩莱说，他在会议上觉察到一种迹象，说明在英国有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举例说明在工会与合作社最近的一些决议中，态度已有了改变。他说，和平公约宣言的签名运动正在曼彻斯特进行，并指出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引起了兰开夏极大的兴趣。增加东西方贸易的主张得到最有力的支持。 英国全国矿工联盟总书记霍尔纳发言说，如果不制止制造战争物资的政策，英国就会面临经济灾难。对英国来说，和平与稳定的经济是不可分割的。他的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团员加斯特尔向出席的代表们报告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滔天罪行。 留英马来亚民主青年与学生组织书记萨米发言时受到热烈的欢呼，他报告了英帝国主义对马来亚人民的暴行，他在掌声中要求立即结束马来亚战争，并撤退马来亚的英国军队。 会议在闭幕前一致通过了谴责使用原子弹、细菌武器和凝固汽油弹；并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武器表明态度的决议。会议也一致通过了告英国人民的宣言，其中指出，只有人民共同努力坚决主张大国用谈判的办法解决分歧，才能拯救英国。宣言指出，扩张军备运动正在使生活水准降低，美国所强制施行的限制正在使英国的贸易受到破坏。前景是普遍失业和工商企业家的破产。每一个爱国男女的职责是参加伟大的民族运动，阻止战争，要求把英国的资源用于增进英国人民的繁荣与福利。 宣言要求：“停止朝鲜战争，遣返战俘。召开四国会议以建立统一和平的德国。停止马来亚的野蛮战争，用谈判来解决问题。五大国开会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争端，签订和平公约，并把联合国组织变成一个强大的、民主的与缔造和平的组织。” 宣言最后号召成立地方和平团体，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从而加强争取和平的斗争。

第4版()专栏： 英“工人日报”发表专文和社论 斥美方拖延停战谈判 【新华社布拉格二十三日电】伦敦“工人日报”在十七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照片，痛斥美国侵略者强迫扣留和虐待朝中战俘的暴行。 “工人日报”在“美国枪杀俘虏——华盛顿和白厅不敢发表这种事实”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在日内瓦出版的所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红十字国际评论”一九五二年四月号中一篇文章的摘要，这篇文章承认二月十八日美国在巨济岛屠杀战俘。“工人日报”说：这篇文章“表明，美军总司令部强迫甄别战俘，而不顾他们的愿望；如果他们表示抗议，就把他们惨加枪杀；不让他们照料伤亡的俘虏；把日内瓦战俘公约都破坏了。” “工人日报”并以头版的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刊载了一些题为“野蛮与文明的对比”的照片。这些照片一面描绘了侵朝美军野蛮虐待战俘的情形：俘虏们赤身露体，被俘的女护士裸体受审；一面描绘了朝中军队手里的战俘受到照顾和过着舒服愉快的生活的情形：美国俘虏看到一只猪被牵到厨房去，显得很高兴；三个英国俘虏在下棋；朝鲜儿童在看美国俘虏打球。 “工人日报”还刊载了该报记者对英国战俘家属的访问记。记者写道：被访问的英国各地的战俘家属总是问：“为什么他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回家呢？”例如苔莉萨·甘贝尔夫人说：“这个停战谈判本可以明天就结束的，美国却一味拖延。这真使我气愤极了。”她的儿子在朝鲜当了战俘。M·卡尔怀利夫人说：“我认为朝鲜要求放回他们的所有俘虏是完全正当的要求。如果我们的人像这样受到甄别，我们愿意不愿意呢？我愿尽一切力量使阿瑟回家。”他的儿子阿瑟·卡尔怀利也在朝鲜当了俘虏。拉维尼亚·李盖特夫人说：“我们的孩子谁也不应当留在那里。”她的儿子跟阿瑟·卡尔怀利同在一个战俘营里。 同日“工人日报”的社论号召英国人民注意英国妇女要求立即实现停战和放回一切俘虏的呼声，并提醒英国人民说：“目前停战的唯一障碍是美国拒绝放回全部中国俘虏和北朝鲜俘虏。”社论指出：连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也证明所谓有些中朝战俘不愿回国的说法是骗人的谎言。社论末了说：“用这种藉口把这场战争多延长一天，就是立意利用最无聊的托词来进行屠杀。”

第4版()专栏： 从巨济岛脱险的我方被俘人员 控诉侵朝美军屠杀战俘的罪行 【新华社平壤二十五日电】平壤出版的“人民军新闻”在二十二日刊载了冒死从巨济岛美方第七十六号战俘营逃出的我方被俘人员朝鲜人民军下士崔松玉、上等兵李勋时和战士尹昌一（均译音）三人写给朝鲜人民军全体战士的公开信。他们在信中以亲身经历的苦难和亲眼看到的事实，愤怒地控诉美国侵略强盗虐待、拷打、侮辱和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血腥罪行，无情地揭穿了美方谈判代表的所谓“自愿遣返”、“人道原则”等极端虚伪无耻的谎言。下面就是崔松玉、李勋时、尹昌一三人所写的两封公开信。 崔松玉的信全文如下：亲爱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同志们： 当李承晚匪帮和美帝国主义者侵入朝鲜的时候，我志愿参加了我们的人民军，手执武器不顾一切地进行了以鲜血保卫我们神圣疆土的斗争。 在某次战斗中，我负伤后失去了知觉，被美国强盗们拉去送到釜山地区的美方俘虏营，后来又被移到巨济岛。 我在巨济岛上所亲身经历过的和我们的弟兄们还在那里遭受着的恐怖，实在是无法形容的。美军的俘虏营是充满恐怖的人间地狱。 我在五月七日从恐怖的魔掌中逃脱出来，回到自由的祖国大地，感到万分幸福。但当我想起我们的同志们仍在巨济岛上遭受难以形容的苦难时，我的心都要爆裂了！我现在谈一谈美军第七十六号俘虏营的情形。 设在巨济岛上的美军第七十六号俘虏营非常潮湿，空气恶浊。住的地方漆黑一团。地上什么铺的东西也没有。这个俘虏营里有十八个拷问室和六个所谓“蒸气室”（美国刽子手们在这里用人类难以忍受的高温迫害我们被俘人员，使人致死）。另外还有用以屠杀和威胁我们被俘人员的四个绞刑台。 美国强盗对待战俘就像对待牲口一样。我们一直是吃不饱的。但是每天都被迫做劳役。每天两顿饭，食物少得可怜，经常是小米粥或高粱米粥。一个星期只能吃到一顿大米饭。 美国强盗们不但对战俘横施拷问，而且还常常使战俘饥饿致死。 美国强盗们，像对待其他战俘一样，曾强迫我在背叛我们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愿书”上写血书。但是我没有气馁，没有向美国强盗屈服，没有受强盗们的欺骗。 今年四月中旬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四月十四日这一天，美军俘虏营负责人杜德准将领着一个美军上校和另外三个军官来到俘虏营，让战俘们集合听杜德演说。会场被美国警备兵们包围起来。杜德说：全体战俘应该一律重新登记。发给每一个战俘以纸张，由战俘填写并签名。他又说：美军司令部打算释放“希望”为联合国军服务的战俘，因此需要战俘们用自己的血在反共的“请愿书”上签名。 会场上立刻爆发了“把我们送回家去！我们不愿意为美国人卖命！”和“要遵守日内瓦公约，我们不参加联合国军！”的呼喊声。全体战俘都握紧拳头站起来了！ 杜德马上就下了讲台。这时美国警备兵们已用机枪和步枪包围了我们。杜德很快地躲避起来，美国强盗们就对战俘开始射击。当场死了十八个人，还有三十七个人负伤。 第二天他们就对战俘进行了个别的审讯。我也被叫了去。一个美军上校问我知道不知道那一个战俘是劳动党员，并问及他们的名字，还问我谁是掀起“暴动”的人。那个美军上校对我说：“你如果把事实说出来，就给你八百美元，并把你释放出去。那你就可以到汉城去作一个自由民了。” 当时我以战俘没有义务答复政治问题的国际法规为理由，顽强地拒绝了回答这一挑衅性的讯问。于是他们就把我从审讯室拉出去，推到一间漆黑的地下室里，剥光我的衣服，捆住我的两手，用皮鞭抽打我。 在地下室里还有和我同样地受着拷打的弟兄们。 我曾经好几度昏厥过去。强盗们又用滚烫的水浇我的全身，并继续抽打我。最后美国刽子手们把我押到另一个地下室里，把我推进了一个铁笼似的地方，使我连动也不能动。 美国强盗们威胁我说：“你如果不说出昨天在会上喊共产主义口号的人是谁，就用电把你杀死。” 我对这些洋狗们的残暴罪行，简直恨入骨髓，恨不得把他们吃掉。 我用沉默抗拒了拷问。 后来我终于找到机会逃出俘虏营，越过三八线回到了自由的祖国大地。 我永远忘不了巨济岛美军俘虏营的恐怖，也永远消除不了对美国强盗的深切憎恨。我要献出我的一切以至我的生命，坚决把可恨的洋狗们驱逐出我国领土来报仇雪恨。 李勋时和尹昌一合写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对美李匪帮无耻地蹂躏一切国际公法、血腥地镇压巨济岛上的我军被俘人员的暴行，万分愤怒和憎恨。 我们在五月四日逃出巨济岛美军俘虏营，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现在我们快活地呼吸着自由的新鲜空气。 我们要向一切善良的人们控诉美国屠夫们在巨济岛制造的恐怖暴行。我们要求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致声援在巨济岛上遭受美军拷打和蹂躏的我们的弟兄们。 美国干涉者在巨济岛俘虏营制造残暴到极点的罪行；目的是要强迫我方被俘人员充当李承晚匪帮和蒋介石匪帮的炮灰，强迫我方被俘人员做美国人的奴隶。为了这个目的，巨济岛的美军当局在四月间再次开始了所谓“甄别”。美国强盗们捏造了所谓“请愿书”，强迫我们被俘人员在那上面加盖血指印。拒绝那样做的人就要遭受惨无人道的拷问和虐待。当我们两个人拒绝在所谓“请愿书”上加盖血指印的时候，我们就受到了拷问。他们把我们押到漆黑的地下室里，用皮鞭和铁棒抽打我们，用针刺我们的手指头，甚至威胁我们说要锯掉我们的两肩。他们把我们吊起来用烧红的铁条烙我们的全身，一把一把地拔我们的头发，并用绞刑和电刑威胁我们。 我们所经受的苦难是难以想像的。我们以为我们的性命一定要葬送在美国强盗们的地狱里了。但是我们坚信美国侵略强盗必将在我国人民和全人类的面前担负其罪恶暴行的责任。 受过拷问以后，我们就决定想尽一切办法逃出俘虏营。 我们终于乘着到俘虏营外面做强迫劳役的机会逃脱出来，回到了自由祖国的怀抱。 所有朝中人民军队的被俘人员都愿意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相信那个日子不久必将到来。 美国强盗企图把我方被俘人员变成美国人的奴隶，并充当李承晚、蒋介石匪帮的炮灰的计划，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美国强盗必须负起它在巨济岛制造的罪行的责任。 回到自由的祖国怀抱的我们，决心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斩断卑鄙无耻的美国强盗和李承晚匪帮的魔手，坚决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争取彻底的胜利。 光荣的朝鲜劳动党万岁！ 我们亲爱的共和国政府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将军万岁！

第4版()专栏： 伊朗政府接受“美援”充当美国反苏的帮凶 苏联政府严斥伊朗政府违反苏伊协定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三日讯：五月二十一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将苏联政府致伊朗政府的照会一件交给伊朗驻苏大使阿拉斯特，这个照会是关于今年四月底伊朗首相摩萨台和美国驻伊朗大使韩德逊就恢复美国对伊朗的所谓“援助”问题交换信件一事的照会。照会全文如下： “关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底伊朗首相摩萨台先生与美国驻伊朗大使韩德逊先生就美利坚合众国给予伊朗所谓‘援助’问题交换信件一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谨通知伊朗政府如下： 从上述交换信件一事可以看出，伊朗政府与美国政府已就美利坚合众国给予伊朗以军事及财政援助问题取得协议，伊朗政府并已担负确定的军事性与政治性的义务。 根据伊朗报纸的消息以及伊朗政府和美国政府代表的声明可以知道，按照这个协定，伊朗政府必须和美国军事顾问重新签订契约。伊朗交通大臣布施利今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正式声明以及美国助理国务卿麦克德谟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正式声明，都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大家也都知道，摩萨台首相和韩德逊先生交换信件之后，原来已在今年一月停止活动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又恢复了工作，同时，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美国和伊朗间关于军事援助和美国驻伊朗军事代表团的协定又重新生效。 这样，由于上述的交换信件和伊美军事协定之重新生效，伊朗政府就把伊朗军队交给了美国政府控制。伊朗军队因此便不复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军队。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提起伊朗政府注意：伊朗政府同意接受所谓美国的援助，并在这方面向美国政府承担了确定的军事性的义务，实际上就是开始帮助美国政府实现其对苏联的侵略计划。 伊朗政府这种行动只能被认为是抵触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苏伊协定中有关睦邻关系条款的行动，而维持并巩固这种关系乃是缔约双方的责任。” 伊朗大使答应把这照会转交伊朗政府。

第4版()专栏： 美联社记者自釜山的报道 供认美方屠杀我被俘人员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据塔斯社纽约二十四日讯：据美联社记者釜山消息，在釜山的大“医院营”（即第十号战俘营）内，伤病的战俘因反抗战俘营当局的暴行和强制“甄别”，惨遭美国人屠杀。 记者指出，“在这个战俘营里，骚乱从四月十六日以来就不断地酝酿着”，到了五月二十日，战俘营当局决定“采取强硬手段”。 据该记者说：“有战斗经验的步兵一个营开到了俘虏营，增援当地的警卫。坦克在营地外隆隆地开过。当局向战俘说，假如他们不走出营地来，他们就得不到东西吃。最后当局向他们说，假如他们不出来，美国军队就要开进去把他们赶出来。” 该记者继续说：“营地内全部一千六百名有病或无病的战俘中，约有一千一百名参加了战斗。约有五百名被截去肢体的残废者打得非常勇猛。” 那个记者引证了一些数字，驳斥了美国方面捏造的所谓朝中战俘不愿遣返的谎话。 战俘营长官波斯蒂克中尉说：“战俘营现在有俘虏五千五百人，他们全都是亲共分子。”这就是说，这些人都要求遣返。

第4版()专栏： 美国统治者难于诱骗青年当炮灰 美国空军人员缺乏 侵朝美军士气亦日益低落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纽约消息：“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军事评论员鲍尔温一篇论述美国空军人员缺乏的文章，这篇文章充分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已愈来愈难于诱骗美国青年为他们的战争计划卖命。 文章从最近美国几个空军基地中发生的军官拒绝起飞的轰动一时的事件谈起，文章说：“一些美国空军后备军官的所谓‘违抗命令’、拒绝飞行的事件，遮住了一个更基本的、远为严重的打击美国空军心脏的发展。”这里所指的更基本的“发展”就是：“飞行以前曾经是美国人最热中的目标，现在这种热情已下降到危险的程度。” 文章举例说明这种“戏剧性的转变”说：“西点军校和安那普里斯海军军官学校，一向以毕业班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供应空军，现在都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飞行员配额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海军军官学校里，申请做空军地面勤务的超过了定额，志愿受飞行训练的人，以前总是超过定额两倍，今年却无法补足缺额。安那普里斯海军军官学校四百八十四名体格及格的人中，只有二百零七人请求在空军或海军航空队中担负飞行任务。今年美国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毕业的六千七百人中，只有一千八百人自愿飞行，而其中又只有七百五十人是在体格和其他方面及格的。” 美国空军后备人员不只数量不足，而且质量也大大降低了。鲍尔温说：去年八月到十二月，海军的飞行士官生只够规定数额的约一半。而且其中大部分只受过最起码的必需教育。美国空军也难以获得合格的飞行士官生。他又说：“美国空军以及美国海军航空队的许许多多的新进飞行人员，事实上仅仅是一些“开飞机的”，并没有受过一个军官所应受的教育，也没有领导能力。”鲍尔温指出：为了补足缺额，已经把原定的教育程度和体格标准“降到最低限度”，但“即使如此，美国空军当局也还无法招收满额”。 最后，文章忧郁地作结说：这些事情“确乎构成了目前的危机。至少，在现在，要求飞行的人在减少了……对于飞行人员用不到关心的那种单纯容易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美国和美国青年们都变了。”鲍尔温在这里不敢进一步说明，美国青年们为什么“变了”。事实是：美国青年们已愈来愈多地了解到，杜鲁门政府的战争计划正在驱使他们作无谓的牺牲，并且，美国能在空中横行的时代是已经“一去不返”了。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塔斯社纽约二十日讯：“芝加哥论坛报”刊载了一封来自朝鲜的信，署名是“一个完全厌倦了的美国大兵”，这封信证明在朝鲜的美国干涉军的士气已在日渐低落。信里说：任何关于干涉军遭受损失的消息都会在美国士兵中间引起波动。他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什么目的？得到了甚么？ 写信者断然驳斥了一些访问过朝鲜的华盛顿官员们的谰言——说什么美国士兵的士气很高。他尖刻地问道：“我不知道他们是和谁谈话后得出这个结论的，我想他们未曾和伏在地堡里面的、肮脏的、极端厌倦了的美国大兵谈话吧？”

第4版()专栏： 英国工人代表团离京返国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应邀来我国参加“五一”节观礼的英国工人代表团，在我国东北和华东等地参观访问后，在二十四日晨乘飞机离北京返国。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栗再温等人。

第4版()专栏： 访问英国、挪威、芬兰的情况 ——中国学生访问英国、挪威、芬兰代表团团长袁永熙五月十一日在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主席、副主席、各位执委：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接受英国、挪威、芬兰三国的学生联合会及芬中友好协会的邀请派遣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生代表团去访问英、挪、芬三国学生。 我们于一月二十四日抵达伦敦、在英国逗留了四个星期，访问了十六个城市的大学，参观了这些大学的校舍和设备。我们看到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和大诗人拜伦过去工作过的地方，也看到英国人民在科学文化方面的贡献。我们见到了一些教授及社会人士，他们在为世界和平及对中国友好努力工作着。我们在结束了访问英国之后，又去挪威，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访问了五天。我们又在芬兰逗留了八天，访问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土尔库两城市的大学，参加了不少次芬中友协所组织的工人和青年的集会；我们代表中国学生向芬兰的工人阶级表示了敬意。 代表团是由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中华全国学联驻国际学联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北京大学代表、上海学联代表及翻译等六人组成的。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介绍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新中国学生幸福的生活，同时了解这些国家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以便增进中国学生和英、挪、芬三国学生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共同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我们与英国学生作了友谊的会见。在群众集会上、在周末晚会上、在喝茶漫谈中，我们接触到许多正直的学生。从这些普通大学生的谈话中，我们听到英国人民真正的声音——他们对和平的热烈的愿望和对新中国友好的态度。虽然这声音被美国式的战争叫嚣，被资产阶级报纸对中国歪曲恶意的宣传所掩蔽了，可是我们十分珍重它。我们知道它正在一天一天地扩大起来。英国的许多学生对新中国建设成就和抗美援朝的胜利感到极大的兴趣。对我们带去的中国唱片，画片和各种艺术品，他们十分喜爱。有好几个大学发起签名欢迎我们；有些学生跑到车站欢送我们。我们知道，这不仅表示对我们六个代表的友谊，而是表示了对新中国学生的友谊，对站立起来了的新中国的敬意。 在英国我们会见了许多殖民地国家的学生，他们热烈地关怀着新中国，迫切地希望知道中国建设事业、中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及学生运动的情况。他们十分珍爱我们送给他们的毛泽东像的徽章。他们知道中国革命斗争是他们的榜样，毛泽东所指出的方向是他们的方向。我们也会见了我国留学生和华侨学生。他们热烈地欢迎我们。他们注意地听取关于国内情况的报告，看了我们带去的电影，大家都为祖国的胜利和强大而兴奋。很多留学生希望迅速回国为人民服务。 当我们参观古老而著名的大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些正直的教授和学生们为了人类幸福而努力研究学术的时候，我们也深深感到帝国主义战争宣传和庞大备战预算带给了英国人民和学生的灾难。直到现在，许多东西还保留着配给制。随着军费的增加，文教经费在降低。中学生只有一小部分有机会升入大学。在大学里奖学金名额是有限的，不少学生为了不致辍学要半工半读，假期里要到工厂或农场去做零工。英国许多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已停止添修校舍。我们看到许多学校的建设计划，现在都被扩充军备计划所代替了。当一些英国学生听我们谈到解放前中国学生“毕业就是失业”的时候，他们露出痛苦的微笑。在经济危机面前，他们找职业是困难的，女学生找职业比男学生更为困难。因此，当我们说到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各个部门都需要大批专门人才的时候，他们之中有的人就探问道：“可不可以到中国去找工作？” 英国的学生渐渐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逐渐认识追随美国侵略政策带给他们的将是什么。上次大战中惨痛的经历他们记忆犹新。英国到处可见轰炸遗下的断墙零瓦。布利斯托尔大学在大战中被炸塌的礼堂，还未完全修复，但是现在战争的叫嚣与疯狂的备战行动，却又迫人而来，这能使他们不惶惑吗？在和我们多次谈话中，他们对在和平时期野蛮的美国兵还驻扎在他们国土上这一事实，透露出不满。他们看到美帝国主义者横蛮地限制他们国家和东方进行自由贸易，使英国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他们发觉承认新中国与让蒋介石匪帮代表留在联合国是一个荒谬的矛盾，而美国军队侵占台湾，正是对和平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他们之间对美国的怀疑和不满正在滋长。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的费尔顿夫人，在一年以前，在剑桥大学指出美国在朝鲜的侵略时，几乎还挨打的，今天她告诉我们，剑桥大学学生已经能够平静地听她报告朝鲜问题的真相，并且开始怀疑美国的虚假宣传。这些看法的逐渐改变，反映在英国学生争取和平的运动的日渐发展，像加狄夫大学学生在欢迎我们的签名书上写道：“让和平的声音压倒一切！英国人民不要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作战！”更多的学生要求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来共同消灭战争的威胁。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向英国学联提出：在这个战争危机威胁着他们时，他们要了解苏联、中国等国家学生的情况，要求邀请苏联、中国的学生代表团去访问他们。 诚然，这些增进国际了解的要求许多是有诚意的，但是进行这项工作并不是轻易的，是会遭到各种各样的阻挠与破坏的。每日每时在散布大量谎言的美英资产阶级报纸和电台，不断对我们中国恣意地诽谤和污蔑。受了这些歪曲宣传的影响，许多英国学生向我们提出了：“你们为什么侵略西藏？”、 “你们为什么要外籍教士和修女游街？”之类的问题。我们对于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一一耐心地予以解答。可是伯明罕的一家报纸，却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标题是：“铁幕在问题面前落下来了”，在消息前还特意附上一张偷偷地拍下的代表团几个团员托腮的照片，来证明中国学生代表团不愿解答问题。虽然我们着重介绍新中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伟大成就，可是很少报纸登载。这些报纸是害怕英国人民和学生了解新中国真实情况的。 在各次集会和谈话中，我们和英国学生耐心地交换了不同的意见，回答了各种问题。我们相信每次会晤都能增加相互的了解，我们非常重视这些会晤，因为真诚的友谊是会从真诚的了解上得来的。还有一些大学和学生团体曾邀请我们，由于节目安排的困难，所以未能与他们会见。我们对这些组织的善意是十分领会的。但的确也有些英国学生“领袖”们想尽办法把我们和英国学生隔离开，譬如用发请帖来限制学生参加集会，或把会议时间安排在学生上课和运动比赛节目的同时，但是他们的做法有时也遭到可耻的失败。加狄夫大学学生会主席不把我们到达的消息告诉同学，把代表团送到离校很远的海滨住下，但事后该校的学生知道了这一事实，开会斥责了这个学生会主席。 在英国，我们看到的事实说明：要增进中英两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了解和友谊，还需要我们和英国正直的人民和青年学生们共同努力，拨开恶毒的歪曲宣传的烟雾，对破坏国际合作的活动，进行严肃的斗争。我们相信，世界人民和青年学生团结一致争取和平、友好和进步的斗争，一定能获得更多更大的胜利！（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