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国人民志愿援朝铁路机车组的工作人员，日夜奔驰，支援着中朝人民部队。他们战胜了美国空中强盗，光荣地完成了艰巨的运输工作。这是司机长李遇春和他的同伴，驾驰着机车奋勇前进的雄姿。

第1版()专栏： 矛盾论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同志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一〕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二〕。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三〕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四〕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五〕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见）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六〕。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七〕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八〕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囘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九〕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一○〕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一一〕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二〕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一三〕，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一四〕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那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满清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一五〕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一六〕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一七〕，“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一八〕，“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一九〕和“聊斋志异”〔二○〕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像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二一〕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像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二二〕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二三〕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二四〕。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二五〕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七　结　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注　释 〔一〕引自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伊里亚学派的哲学’一节摘要”。 〔二〕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统一物之分而为二以及我们对其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又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这样一来，辩证法的核心就被抓住，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挥。” 〔三〕引自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四〕孔子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者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前一○四年）曾经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通用语，它的意义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则”或“规律”解说。 〔五〕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与质”。 〔六〕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七〕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与质”。 〔八〕引自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九〕引自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一○〕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共产主义”一文。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贝拉·贡说：“他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一一〕孙子，即孙武，也称孙武子，公元前五世纪时的中国著名军事家和军事学家，著“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卷三“谋攻”篇。 〔一二〕魏征（公元五八○年—六四三年），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家。本文引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一三〕“水浒传”是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的一部伟大的小说，相传为施耐庵所作，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战争。宋江即该小说中的主人翁。祝家庄在农民战争根据地梁山泊的附近，该庄的统治者为一个大恶霸地主叫祝朝奉。 〔一四〕引自列宁“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错误”。 〔一五〕见列宁“做什么？”第一章第四节。 〔一六〕引自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一七〕“山海经”是中国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二世纪）的一部著作。夸父是“山海经”上记载的一个神人。据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 〔一八〕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射日”是关于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据汉朝人刘安（公元前二世纪时的贵族）所辑“淮南子”一书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万民皆喜。”东汉人王逸（公元二世纪时的著作家）关于屈原诗篇“天问”的注释也说：“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 〔一九〕“西游记”是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一部神话小说。孙悟空是“西游记”上的主角，他是一个神猴，有七十二变的法术，无论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人类，他都能够随意变化。 〔二○〕“聊斋志异”是公元十七世纪清朝人蒲松龄收集民间传说写成的一本小说集，共短篇小说四百三十一篇，大部分是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二一〕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 〔二二〕引自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二三〕这句话始见于班固（公元一世纪时中国著名历史家）所著“前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以后就颇为流行。班固的原文如下：“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二四〕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二五〕见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期经济学”的评注。 ——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

第1版()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业经本院第一百三十次政务会议批准，兹特公布，望各地遵照施行。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1版()专栏：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政务院第一百三十次政务会议批准） 在三反运动中，关于追缴机关、部队、学校、企业内的贪污分子的赃款赃物，特作如下规定： 一、为严肃国家纪律，凡已确定为贪污分子者，其赃款赃物应予追缴，以收回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二、在严肃原则的基础上，应根据贪污分子不同情况，对于追缴赃款赃物分别进行处理： 甲、凡贪污在一百万元以下者，除自动退回者外，一般可不予追缴，但顽固抗拒坦白或情节严重恶劣并以贪污分子论处者，应令其酌退贪污款物。 乙、凡贪污超过一百万元不满一千万元者，应尽可能追缴；如按实际情况追缴确有困难者，经各单位批准，可减免其不能追回的部分。但顽固抗拒坦白或情况严重恶劣并受刑事处分者，应按照二条丙款（2）项规定的办法处理。 丙、凡贪污在一千万元以上者：（1）已决定不予刑事处分者，经本单位小组评议、上级批准后，可按前款所定办法追缴贪污款物；（2）已决定予以刑事处分者，应追缴其贪污款物；如实无法追缴者，得由本机关人民法庭酌情作其他适当的处置，其中情节特别严重者，得加重刑罚或强迫劳动抵偿。判处死刑者，应没收其本人财产之一部或全部，以抵偿被贪污之款物。 丁、贪污分子利用贪污款物投资、放款或经营工商业者，应将其本利全部没收；如系与他人合股经营者，只没收属于贪污分子本人的股份。其利用贪污款物购买土地房屋者，应没收其土地房屋。 戊、贪污分子与其家庭无经济关系者，追缴应不涉及其家庭。但如赃款赃物经本人坦白或业经查实已送回其家庭者，则必须经过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向其家属酌情追还。 己、贪污分子承认贪污罪行，而又自动交出贪污款物、真诚表示悔过者，得酌量减轻处罚；贪污分子虽已承认贪污罪行，但故意隐瞒、拒不交出或分散破坏贪污款物者，应酌情加重处罚。 三、贪污分子承认贪污或其贪污罪行经调查属实后，应由专人负责，即时追查赃款赃物的线索，并按照各人具体情况，通过各种关系追取贪污款物。其具体办法如下： 甲、贪污分子所存现款、金银珠宝、重要物资，应立即取出。 乙、贪污分子在私人企业中的存款、股份及所得利润，应即时查对清楚，由私人企业负责人填写承认书，由当地政府负责处理或限令该企业主定期归还，或作为该企业之公股。 丙、贪污分子用赃款购买之土地房屋，应由本机关人民法庭协同当地人民政府没收，并拨交当地人民政府管理；如系牲畜车马等，或一次收回或分期由贪污分子折价还款，可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丁、凡到私人企业中起赃或转移贪污分子的产权，均须经过当地人民政府协同办理。 四、追缴及没收之赃款赃物如现款、股票、有价证券、金银珠宝、贵重物品及不动产等，应一律作为国家收入。有些赃物属于工厂企业需要的材料机械等，仍可折价拨归各原单位使用；如该单位原有国家投资预算者可作为国家投资，无投资预算者须分期将价款归还国库。但下列各款，则须分别交还各原单位或个人： 甲、被贪污的党费、团费、群众团体会费应交还所属党委、团委及团体。被贪污的抗美援朝捐款应交还抗美援朝总会或其地方组织。 乙、被贪污的机关人员伙食费、福利费，应交还原机关。 丙、被贪污之土地改革斗争果实，应交当地农会处理。 丁、被贪污之公私合营企业的款物，应交还原企业处理。 戊、被贪污之款物属于乡（村）镇财政收入者，仍作为乡（村）镇财政收入，但须由县人民政府统筹支配。 己、被贪污之款物属于合作社者，应交还原合作社。 庚、侵占勒索个人者，交还原主；但在一定限期内无法寻觅原主者则交国库。 五、各级各部门节约检查委员会应负责追缴和接收赃款赃物。除依照二、三、四各条处理外，并应在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内组织专门机构，挑选可靠、能算账、能鉴别贵重物资的干部加以管理，并须建立登记（三联单）、保管制度。现款、股票、有价证券等，登记后即缴回国家金库；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等，登记后交银行保管；武器、弹药等，登记后交公安部门保管（军队则交军械部门保管）；一般物资日用物品等，暂由各级各部门节约检查委员会保管，节约检查委员会结束后，再分别移交财政部门。 六、折合计算原则与计算方法： 甲、贪污分子，不论在何时何地贪污，其贪污款物一般即按当时货币实数实价计算，原则上不折算现价。 乙、但贪污情节严重恶劣者，或一贯贪污为数甚大者，或将贪污款物投资经营工商业或采用其他方法放债取利或买入土地房屋不动产者，均应将当时贪污款物折算为现价，作为贪污计算数目，并按此数目追缴。 丙、前款所规定之折算办法，统一规定如下： （1）贪污的货币，按贪污当时折实单位（无折实单位规定者可按米价）计算，折成现价。 （2）黄金、白银、外钞、股票、有价证券及实物等，均按现在价格计算。 （3）贵重物资应追回原物；如原物已卖掉，按本款（1）项办法将卖出之价款折成现价计算。 七、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应在追缴赃款赃物工作结束后，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节约检查委员会作总结报告。

第1版()专栏： 重点试验检查违法工商户获得预期胜利 上海市反盗窃斗争即将大规模展开 【新华社上海三十一日电】上海市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第一战役已经获得了预期的完全的胜利。上海市“五反”运动第一战役的中心任务是：重点试验，取得经验，为下一战役大规模地开展“五反”斗争准备好条件。在这一战役中，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除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工人、店员参加“五反”斗争外，并派出了“五反”工作检查队检查包括三十六个行业的七十四户违法工商户，进行重点试验。从三月二十一日开始，到三十日为止，约百分之九十的检查队都已彻底清查了被检查户的违法事实，作出了结论，胜利收兵。仅有少数的户还有待最后审查定案。 与重点试验检查同时，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统一了群众团体的力量，派了大批干部帮助各区发动工人、店员参加斗争。许多厂、店的工人、店员都通过控诉提高了阶级觉悟，检举了违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各区都按地区或行业建立了“五反”委员会和“五反”工作队，配合政府的检查工作。 重点试验的第一个战役，就已充分暴露了上海违法资产阶级违法的严重。在被检查的七十四户中，每一户的违法所得从几十亿元到几百亿元。“闻名”全国的梅林罐头厂资本家，全部工厂的总值不过几十亿元，但在上海解放的三年中，他们竟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二百五十多亿元。 上海市“五反”运动的主要特点是事先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好，并经过周密布置，因此初战即胜。这也说明“五反”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在运动正式开始以前，许多违法资本家都和他们的同谋或亲近的人物订立“攻守同盟”，也有些人采取“过关”甚至抗拒的态度。但在斗争的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依靠了工人、店员，团结了高级职员，违法资本家们都不能不交代问题。这一事实证明违法资本家的任何“同盟”、任何阴谋伎俩都必然要失败的。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现在正在总结第一战役的经验，并根据缩短“五反”时间、迅速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及维持正常经济生活的方针，调配干部，部署第二战役。新的、更大规模的运动即将展开，更大的胜利也将一如预期地到来。

第1版()专栏： 我方在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参谋会上 建议将中立国提名问题交小组委员会 【新华社开城三十一日电】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参谋会议上，我方已多次充分地说明了我方对于剩余的主要问题，即中立国提名问题的我方的合理主张。同时我方早已提出了两种合理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时并一次同意另一方的全部中立国的提名，或是双方各自提名三个中立国家而不进行任何同意手续。但由于对方坚持无理反对我方完全合乎中立国定义的提名，这一个问题至今仍未能获得解决。我方在三十一日的参谋会议上建议将这一未决问题，连同参谋会议上已获得协议的部分，提交第三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代表，并建议在四月一日召开小组委员会。 第四项议程参谋会议上，双方就遣俘原则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第1版()专栏： 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继续举行会议 讨论关于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问题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据塔斯社奥斯陆讯：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在三十日继续举行会议，讨论执行局副主席郭沫若关于细菌战的报告和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代表李箕永关于细菌战的声明。在会上发言的有英费尔德（波）、巴也塔（意）、德香布兰（法）、穆卡罗夫斯基（捷）、布伦姆（比）、达尔（美）、达波赛（非洲）、爱伦堡（苏）等人。这些代表发言以后，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就宣告结束。 执行局委员法奇（法）在会上作了关于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报告。布伦姆和刚刚赶到参加会议的德国和平委员会代表卫尔曼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执行局委员茅盾（中）接着作了关于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报告。约里奥—居里和郭沫若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执行局委员龙巴迪（意）作了关于民族主权的报告。 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各委员会将在三十一日开始工作，讨论各项提案。

第2版()专栏： 武汉破获两个黄金毒品走私集团 主犯张涛等七个黄金毒品贩子已被逮捕 武汉市最近破获两个大规模走私黄金、毒品的集团。主犯张涛、张伯樵、沈绍敏、芮世玉、陈时彦、李朝宗、陈荣福等已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一个黄金、毒品走私集团的组织者是武汉市行商商业会主任委员张涛。张涛本是武汉市有名的金银贩子，同上海、天津、重庆、广州、香港等地的金银贩子都有勾结，解放前就长期在粤汉、湘桂铁路上走私。一九五零年六月，他勾结刘维华、张良浩等一批金银、毒品犯成立走私集团，由其弟张伯樵出面负责，张涛本人在幕后策划指挥。走私转运站设在汉口大董家巷公亚新商行。由三十多个金银贩子从外地和本埠大量贩进黄金，由张良浩住广州负责偷运黄金出口和毒品、手表、糖精等进口。为便于走私，张涛利用解放前旧关系，用分赃、搭股等手段收买某些铁路职工为其接货、交货、带钱。据初步材料统计，解放以来，张涛走私集团即贩运黄金一万四千八百多两，白银二千三百两，银元一千四百块，吗啡、糖精、手表、西药等无算。 另一个黄金、毒品走私集团，是由沈绍敏（武汉大黄金贩子）、芮世玉（裕华纱厂财务专员）、陈荣福（上海大棉纱投机奸商）、陈时彦（汉口合昌花号经理）、郭驹（中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财务会计处副处长，原伪中央信托局副经理，留用）、周祖诒（中南贸易部科员，原伪中央信托局储信科主任，留用）、李朝宗（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之侄）等七人组成的。他们集股二千两黄金为资本，利用汉口胜利街二十三号的“合昌花号”为掩护，由沈绍敏负总责，芮世玉为总账房，在一九五零年七月开始走私活动。平时主要是私运黄金去香港。一九五零年下半年，他们往香港私运黄金四次共一万二千多两；在香港向日本洋行购买毒品白面，封装成瓶，假充日本产品“胃活”运回。他们又将黄金夹入废棉中，由汉口运至上海两次，计一千七百两；又以价值五百两黄金的大烟夹入废棉中运往上海。这个走私集团和陈荣福另在上海组织的黄金、毒品走私集团有联系。陈荣福曾将黄金夹入火腿中由上海运到香港两次，为数达二千八百两；另外又运往香港价值一千七百两黄金的金钢钻戒一百六十个；在香港换成毒品白面后偷运回国。陈荣福在上海并大胆地以替新建公司运废棉出口为名，窃取护照，做他自己私运黄金去香港的勾当。沈绍敏等所组织的走私集团，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纱价波动时，还利用郭驹、周祖诒窃取“中南花纱布机密措施”的重要情报，由上海、汉口两地运棉纱一千二百件去广州牟取非法利润。 这些奸商扰乱金融物价，扰乱棉纱市场，使国家和人民受到重大损失。现这两个走私集团的主犯张涛、张伯樵、沈绍敏、芮世玉、陈时彦、李朝宗等六人已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予以逮捕法办；陈犯荣福也已在上海被逮捕法办。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南昌市破获私宰耕牛的封建性集团 他们从南昌解放到去年年底，私宰耕牛一万多头 南昌市最近破获了九记屠牛场非法屠宰耕牛的巨案。九记屠牛场是南昌市九家屠牛商集资组成的，它是一个封建性的私宰耕牛集团。这个集团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就已秘密组成，一九五一年春，他们借联营为名取得了合法的名称。据目前已查获的材料，从南昌市解放到去年年底止，九记屠牛场奸商私宰的耕牛已达一万多头。 九记屠牛场为了达到他们私宰耕牛的目的，除了把屠牛场设在市郊较冷僻的地方外，还用各种办法来隐蔽他们的非法活动。他们的内部组织非常严密，场内人员禁止互相过问宰杀情况，并威胁职工不准走漏消息。现在在南昌大学做校警、曾经在该场做过宰牛工人的胡冬孑说：“我在离开屠牛场时，贾寿山对我说：你出去后如果让政府知道了我们的私宰，就把你杀掉。”他们还拉拢查验人员。从一九五零年春天起，他们每天以银元三十元贿赂南昌市人民政府建设局负责查验的干部胡厚茂。一九五零年冬，南昌市人民政府曾破获这个集团的私宰耕牛案一起，但由于其内部组织严密，未能全部破案。当时贾寿山指示其党羽邓金根、黄金根投案自首，以蒙骗政府，使政府不再继续追查全案。 九记屠牛场私宰耕牛都是在深夜进行的。私宰时，他们在牛场周围设有“哨口”，并规定了发现查验人员时的通讯暗号。一个曾经在该场守过二年“哨口”的工人乘建中说：“每日晚间我都守二小时以上。守哨时如果发现检查人员来时，即以放射手电筒为暗号，里面就把私宰的耕牛藏起来。”他们在深夜把耕牛宰杀后，牛皮、牛骨、牛肉都是有组织地出售的，他们和许多家牛皮坊及料骨店订有专利合同，将牛皮和牛骨卖给这些坊店。他们又将一百五十多个牛肉商贩组织起来，专门销售他们私宰的牛肉。 九记屠牛场私宰耕牛所给予国家的损失是惊人的，单是偷税一项就达十七亿元。他们大量地私销牛皮，破坏了人民政府对牛皮实行统购的规定。特别是他们在农村中大量收购耕牛，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南昌市反盗窃斗争开始后，这个集团的首领贾寿山烧毁账簿，企图顽抗。九家屠牛场的老板集体订立了“攻守同盟”，威胁检举他们的工人，准备抵抗到底。但是他们的一切挣扎都归徒然，全部罪行还是被屠牛场的工人检举出来。南昌市人民政府根据工人的检举材料，已将这个私宰耕牛集团的首犯贾寿山逮捕。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张家口市工人店员在“五反”运动中组织性和阶级觉悟有极大的提高 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张家口市私营行业的工人店员已锻炼成为一支有觉悟有组织的强大队伍了。 张家口市和其他中小城市一样，私营小工厂商店占绝对多数。全市共有工人店员七千一百多人，雇用工人店员五人以下的工厂、商店占全市工商户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三。违法资本家利用职工分散和一厂一店不能单独形成工会组织的弱点，肆意欺压工人，并用种种威逼利诱手段破坏工会组织。皮毛业大奸商孙阴樊派遣他的亲信窃取了皮毛业工会主席的职务；五金电料业工会也被新华电料行经理许建农、五洲电料行股东王钧等钻了进来。有些奸商拉会计、老店员“入股”，以便阻挡他们加入工会。皮毛业六十一个会计、老店员中，就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被拉“入股”。许多违法资本家甚至不给工人店员报户口、强迫工人店员填写“临时工志愿书”的办法，限制加入工会。在建筑、木器、粗皮、铁工修制、铸造等手工业中，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统治。这些行业中竟有半数工人学徒解放后没有开过一次会和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不少工人学徒还给资本家写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资方有任意开除权”等的卖身契。厂主任意打骂虐待工人学徒的现象十分严重。魁顺昌木器厂工徒安富善，一年中竟遭毒打三百四十多次。同时由于职工人数少而又分散，市总工会长期忽视对私营行业工人运动的领导，三年来竟有二千多店员一直未被发现。因此，在这次“五反”运动以前，张家口市私营行业工人运动的基础十分薄弱，组织起来的工人店员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许多行业三年来根本没有建立起工会组织，已经建立的也大部分流于形式主义。“五反”运动开始后，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中共张家口市委员会、张家口市总工会等领导机关，即从各个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若干工作组，深入各行业普遍发动工人店员。各小组首先以本市违法资本家的具体违法事例，揭穿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号召广大店员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并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组成“打虎”队，突击组。在战斗中，以战斗的成果鼓舞工人店员的斗志。在战斗的间隙，又对全市工人店员普遍进行阶级教育和前途教育。工人店员觉悟逐渐提高。永兴隆杂货店会计主任马荫麟在“五反”运动刚开始时，曾给资方烧掉十二本假账，当时他想：“我来到柜上不久，经理就提拔我当会计主任，还给顶上股子，真是恩情难忘！”经过工会干部再三耐心教育，帮助他细算账，他才认识到资方的阴险毒辣，因此他勇敢地检举了违法资本家三年来利用他造假账偷漏税款七亿多元的罪行。在那些至今仍存在着残酷封建统治的行业，工作组便领导广大工人店员结合清除违法厂商的“五毒”进行诉苦。木器、铸造、建筑等行业，都以行业为单位召开大会，当场焚毁了“卖身契”，并对那些残酷打骂虐待工人学徒的违法厂商，进行了控诉斗争。曾经被吉兴魁面庄奴役了三十多年的六十岁老工人胡尚宝，解放后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这回也在面粉业工人大会上检举了资方的违法行为，并诉说了他被资本家蒙蔽摆弄的情形。裕成泰绸布庄的会计王吉恭，解放后曾被该号经理拉拢，用他多年来的劳动所得一百多万元入了股，三年来不但没分一次红，还给违法资方造了许多假账。这次运动中，该号经理仍然企图拉拢他，王吉恭参加学习后，坚决地对该号经理说：“三年来你利用咱为非作歹吃肥了，咱再不给你背黑锅了！”当下他就向检查组检举了违法资方的罪行。 广大店员在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之后，都纷纷参加“打虎”队，投入“五反”战斗。气势之猛，超过了过去任何一次运动。从一月中旬到二月初的半个多月中，就有二千多工人店员组织起二百多个“打虎”队。在全市一千多会计、跑外人员中，有七百五十多人参加了“打虎”战斗。原来以青年团店员第一支部十四个团员为基础组成的“打虎”队，不到一个月就壮大为拥有一百多青年店员、会计、跑外人员的战斗大队。他们两个多月来揭发违法厂商的违法事实九百五十多件，这些奸商盗窃国家资财达四十四亿八千多万元。 张家口市总工会领导工人店员在运动中不断发展和整顿了工会组织。截至目前，全市已建立起五十个行业基层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店员已达六千一百三十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四。针对过去在组织工作上的缺点，他们将过去许多性质不同的混合成立的行业基层工会，另行分别建立，并在工人店员二十五人以下的厂店里建立组织员，以加强工会的基层组织活动。 目前该市正计划随着“五反”运动的深入，继续领导广大店员和资本家订立集体合同，调整劳资关系等，以进一步巩固现有成绩。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武汉市在“五反”战斗空隙整训工人工作队 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在三月中旬利用“五反”战斗空隙整训工人工作队，巩固和扩大了这支战斗队伍，为继续深入开展“五反”运动和今后大量选拔工人干部准备了条件。 武汉市工人工作队是在二月初成立的，到三月中旬已发展到三千多人。队员们在运动中积极地带动工人群众，团结高级店员和职员，向违法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五反”运动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这支工作队由于成立不久，战斗频繁，没有经过学习和训练，一般工作队员的政策思想都不够明确。又因为工作队是在各行业工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其中有些工会组织不纯，为阶级异己分子所把持，这些阶级异己分子窃踞了工作队的某些领导岗位，这就使工作队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联业（包括文具仪器、纸张、皮货、照相四个行业）工会主席詹敏夫，曾经当过国民党匪军团长，副主席陈恒和委员熊克明、李培堃等都是解放前伪工会的理事，他们在“五反”运动中和奸商勾结，压制群众，阻碍了运动的开展。针对这些情况，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决定在“五反”运动第二阶段结束，集中全力围攻大奸商之前的这一战斗空隙，将全市工人工作队普遍加以整训，并提出创模立功的号召。从三月十六日到二十日，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各行业分会和各区办事处分别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工作队员在整训中提高自己，同时号召工人群众大胆向工作队员的思想、立场、作风等提出批评。这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交给工人群众掌握后，立即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一部分工作虽积极，但作风不好的工作队员都作了诚恳的自我检讨。工人群众对立场坚定、工作负责、能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作队员提出表扬，对于工作态度不好的队员提出批评，对于那些混入工作队的阶级异己分子一致要求加以清洗。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即根据群众意见，开除了詹敏夫、陈恒等阶级异己分子的队籍，对其他错误严重的也分别给予留队察看或当众警告的处分。 经过这次群众性的整顿队伍，工人工作队更加巩固和扩大了。队员们在整训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一步，斗志高昂，各人纷纷订出争取立功做模范的计划。组与组之间也提出了争取做“模范小组”的具体条件，展开了热烈的挑战应战。各分队都设立了记功员，有的分队并已初步评选出“五反”战斗模范。队员们都一再表示在和大奸商的最后决战阶段中，一定要取得彻底的胜利。 经过整训后，队员们的政策思想也更加明确了，如联业第二十六组的九个工作队员明白了扩大“五反”统一战线的意义后，他们就把纸业中已作结论的十一户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学习，动员他们和大奸商作斗争。工作队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大大提高，许多参加整训的工人群众认识到工作队员的光荣任务，纷纷申请入队。领导方面经过慎重的评选以后，吸收了一批工人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工作队扩大到四千多人。工作队中并有一百多个队员被吸收参加检查组的工作，还有八十二个优秀的青年队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从消极怠工到猖狂盗窃 ——记上海违法资本家三年来的罪恶行为 新华社记者　徐中尼 三年前，上海解放前夕，这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大城市的工商业情况，十分凄惨。当时上海私营工厂的平均开工率不足百分之三十。占全市私营工业总值一半以上的棉纺、织、染及其复制工业，历来情况比别的行业好些，这时百分之七十以上也已停工。棉纺业除欠交的纱布外，负债达六百多亿元。商业也十分萧条，老板们只能叫职工去马路上摆摊叫卖，几家大百货公司每天的营业收入只够买小菜等日常开支。这是他们长期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垄断压榨的结果。在蒋匪帮溃退时，他们又曾遭受一次劫掠。 上海和全国大陆的解放，不但从此消灭了美蒋匪帮的罪恶统治，同时也使上海资产阶级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国性市场。解放了的新中国，对他们提供了真正能发挥潜力、为祖国服务的光辉前途。 但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曾被美蒋匪帮的封锁轰炸所吓倒，有一部分人反对全国实行财经统一时的巨大改革，或者经不起这种改革的考验，对前途缺少信心。他们中许多人在解放前后向国外逃避巨额资金，对恢复生产抱消极态度。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零年五月，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逃跑的资本家约有二百四十多人，向工商局申请停工歇业的案件，工业有一千八百多件，商业有七千一百多件。上海失业工人曾因此突增至十九万多人。 就在上海资产阶级对恢复生产抱消极态度、实行怠工的这段时期，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尽了最大的努力鼓励和支持他们恢复生产。国营贸易部门在解放后到一九五零年四月底的十一个月中，匀出了足够维持一百万纱锭两个月生产的棉花来委托私营棉纺工业加工，供给橡胶业百分之九十的原料，在旧历年节前后又收购了六千多亿元的各业滞销货物。国营五金机器工厂让出了自己承受的定货总额三分之一给私营工厂承制。国家银行对私营工商业在一九五零年四月底的贷款余额即达二千六百多亿元。绝大部分私营企业工人自愿减低工资，甚至拿出积蓄或应领的工资来替资方垫款，其中许多工人并自愿地遣散回乡。 一九五零年五月开始，全国实行调整公私关系和工商业，上海工商业从维持到好转。这一年八个月中，全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投资的主要部分，都是委托上海私营工商业加工或向他们定货收购的。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城乡交流扩展了，加上抗美援朝支援前线物资的加工、定货、收购，上海资产阶级都首先受惠而且受惠最多。他们获得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二十二年期间从未有过的利润。 这里就是他们获得空前利润的纪录：在下半年才逐步好转的一九五零年一年内，根据偷漏十分严重的税收纪录来看，他们的账面纯益就在三万亿元以上。一九五一年，同样是记载极不老实的账面纯益，初步估计至少在六万亿元以上。两年合计净赚九万亿元以上。这不是上海资产阶级两年来实际利润的全部。根据全国各地“三反”“五反”斗争中发现的税收被偷漏、国家资财被盗窃以及他们偷工减料的一般比例作最保守的估计，他们两年来营业所得利润加盗公肥私的违法利润，至少达十五万亿元。 十五万亿元，可以买九千九百架战斗机（他们在抗美援朝捐献中只捐了三百多架），可以办三十个像上海申新第九厂那样全国最大的纱厂，等于一百五十亿斤粮食（以最近受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奖励的苏南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那样的耕作水平，要种一千零五十万亩田才生产出这样多）。 上海资产阶级在解放后起死回生了，壮大了。但他们当中的违法分子不但不感激救命的恩人——共产党、工人阶级、人民政府，而竟忘恩负义地实行猖狂的进攻。这十五万亿元，大部分是恩将仇报的不义之财。他们进攻之猖狂，对国家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破坏之严重，对人民生活为害之烈，都是全国违法资产阶级的魁首。 这里随便举出几家厂商的五毒例子和别的城市比一比。老闸区一个有两家铁厂的老板，对十多个税务人员行贿金额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上海一个资本家的行贿数字就达重庆市违法资产阶级两年来行贿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家规模中等的宝威药房，偷漏税款达一百亿元，民丰、华丰造纸厂仅一九五零年一年所得税一项的偷漏就有一百十八亿元。这两家的偷漏都抵上内地几个城市应收的全部税额。正泰、大中华橡胶厂两年来用虚报轮胎成本的办法，盗窃国家资财达五百二十三亿元以上。新艺营造公司仅仅在营造石家庄某国营工厂、承修一处国防工程、承修上海浦东海塘三项工程中的偷工减料，就使国家损失达九十四亿八千多万元。盗窃经济情报的范围更是全国莫及。上海某机器厂老板以十亿元的“酬劳”，去辽远的东北抚顺矿务局机器厂盗得某种刨床的图样。另一造纸机制造厂的老板，趁在广州国营某厂装配机器的机会，把许多机器图样抄来了。人人企业公司副经理陶颖中混入国营进出口公司后，专门盗窃经济情报，欺诈进出口公司一万二千多英镑、十四万元美金、一万三千多元港币。上海市一级九个国营公司的重要营业部门，多数被违法资本家的“坐探”所篡夺。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初步的检举和坦白材料中随便举出的事例。全国从中央到各地机关企业部门“三反”中擒获的大贪污犯、破获的大盗窃案，大都和上海违法资产阶级有关。 必须说明，解放以来，上海资产阶级曾普遍受到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起死回生的救助，但是上述十五万亿元的巨额利润，并不是所有资本家平均地沾得的；获利最大、盗窃最多的是其中少数的一部分人。上海资产阶级违法行为也是普遍的，但是严重违法、为害最烈的也是其中最少数的一部分人。 这一批盗窃最多、为害最烈的违法资本家，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种是盗窃起家的流氓资本家，他们是过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培养的上海的“特产”，他们提倡“白手成家”，不务正当经营，而全部依靠撞骗和盗窃。奸商李乐平请别人代制一批笔尖，买通国营百货公司的贪污分子为他高价推销，骗取非法利润后办起一家“文华笔厂”，现在已经有二十亿元资金。解放时只有五六个工人、一千五百万元资金的华兴农具五金机器厂老板孙达凯，用贿赂干部、占用国营工厂工具和厂房、在别家工厂门口挂上自己招牌等办法骗到两批超过他资产好几百倍的定货，从中大肆盗窃，不到两年发展成有一个总厂两个分厂的“大老板”，他并公然对厂中职工说：“三年之内打垮华东农林部的病虫药械厂。”他们中最有势力的分子，就是封建帮会中的恶霸，拜师父，收徒弟，控制同业，无恶不作。 一种是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国营经济比重较小的行业，特别是这些行业中的大户。他们强烈地追求垄断，妄图独占市场。解放初期，米商业中的大户就叫嚣过“没有我们，上海米市场就没有办法”。他们曾狠心地吞下国营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以掀起食米涨风。造纸工业要求政府迅速颁令禁止洋纸进口，政府实行后，他们就拒绝政府委托加工文化用纸。在全国卷烟纸生产中有独占地位的民丰、华丰造纸厂，更抗拒政府委托加工，漫天讨价，最近已初步承认过去的盘纸利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铜料冶制工业和其他几种国营经济比重较小的行业中，都曾有抗拒政府委托加工，或以高价相要挟，极力争取“自由市场”，恣意破坏合同、偷工减料、以次货抵充好货等行为。在上海，这已经是一种明显的、危险的趋势了。这一类型的违法资本家，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发生严重阻力。 还有一种是掌握游资的投机家，他们独资或合伙开一家资金不大的字号，但是狡兔数窟，账外资产很多，有的就完全没有什么企业。他们只要一有空隙，就大肆投机。三年来他们曾掀起过米、纱、煤、糖、盐、五金、西药等涨风，波及全国。举几个很小的例子，已足以说明上海奸商是如何惯于投机了。一九五零年江西某机关一个采购员到上海买四架收音机，因为多跑几家探询价格，该业就轰传 “大批交易来到”，结果几天内收音机从每架三百万元陡涨到四百六十万元以上。玻璃业奸商卢耿臣听到公营耀华玻璃公司暂停开售玻璃的消息，立即勾结一批人去外埠抢购，同时在同业中互相哄抬门售价，一天把售价变更七次。曾掀起过三次五金涨风的五金商业中几家大户，对供过于求的货物也能掀起涨风。他们派出一批“采购员”四出“询价”，造成市上“买气很浓”，煽动同业竞相抬价，他们就乘高价抛售，大赚一笔。这一类投机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这三种违法资本家，“有的都一身兼备三种性格”。他们为了攫取非法利润，就无所不用其极，任何伤风败俗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有的已十足成为祖国的叛徒。危害志愿军的有西药商王康年和牛肉商张新根、徐苗新以及其他几个承制志愿军供应物资的奸商。暗害解放战争的有五金商赵金峰、新华电机厂老板顾本善等，他们用劣质的绳索、废料做的轮船推进器，使解放舟山的部队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承制解放舟山部队所需蓄电池的王仲记蓄电池厂老板对职工说：“横竖要沉到海底里，拆烂污不要紧。” 上海违法资本家中具有强烈的垄断欲望的一批人，不但在经济上破坏国计民生，而且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一股狂妄破坏共同纲领、对抗工人阶级领导、抗拒国营经济领导的力量。上海市工商界某些代表人物在上海市二届三次人民代表会议上曾要求修改陈毅市长开幕词中关于确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为唯一的领导力量的词句。在“三反”运动开始以后，有一个在造纸机工业中具有地位的违法资本家，在蓬莱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决议案时，还坚决要把决议案中关于“少数政府人员受剥削阶级坏思想……腐蚀”一句中的“剥削阶级”四字删去。违法资本家并在同业公会之外朋党结社，操纵同业，圈定代表，策划对抗工人、对抗国营经济的办法。他们在各种会议上，从共同纲领中断章取义地要求“自由市场”，要求国家改变性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上海的经济地位和上海资产阶级三年来从消极怠工到猖狂进攻的罪恶事实，说明了上海展开“五反”斗争，对全国经济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再让他们的进攻自由泛滥下去，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不可能建设成功，人民的生活就不可能改善，社会主义前途就不可能实现。上海私营工商业必须去除五毒，实行改造。现在，为实现这个改造的“五反”运动，已经雷厉风行地展开了。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志愿军归国休养员来信 抗议美国侵略者谋害我被俘人员的罪行 编辑同志：看到人民日报三月十八日登载的美国侵略者将我志愿军被俘人员送往台湾的消息，我们万分愤慨。万恶的美国强盗为了达到这个无耻的目的，竟勾结蒋匪特务，强迫我方被俘人员签写“自愿遣返”的血书，并在臂上刺上极端侮辱的字句，这种完全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卑鄙手段，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美国侵略者的无耻阴谋，说明了他们在停战谈判中提出“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的目的，正是企图大批杀害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美国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只能激起中朝部队更大的愤怒，并遭到世界人民的严厉惩罚。 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和阶级觉悟的志愿军战士，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养下，从来不曾在敌人面前低过头，他们坚定的阶级立场是永远不会动摇的，美国侵略者和蒋匪帮的阴谋诡计，必然要完全失败。 我们是回国休养的志愿军，我们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抗议美帝国主义的暴行，粉碎敌人的无耻阴谋，给侵略者以有力的回击。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休养员　王永哲 杨仲英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山东某些县区领导干部 严重压制群众批评必须检讨 编辑同志：自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后，山东省某些县区领导干部对人民来信工作以及人民的批评，继续采取置之不理或打击的态度，这是非常错误的。 去年九月，汶上县二区东芦庄农民通讯员王革底来信，反映汶上县张吾乡合作社干部借公款给私商投机倒把，和大秤买小秤卖等违法乱纪的事实，本组即将来信转至汶上县联社，请他们调查处理。该区区长张仙瀛知道此事后，不但不检查合作社的问题，反把来信人王革底叫到区里，要他反省、检讨写稿的出发点，并说王革底“自高自大”“超越组织”“立场不稳”等，强迫他承认错误，使王革底在区政府饿了一天。这事经我们调查证实后，就在本报上开展了批评。先后有一百六十多人来信发表了意见，要求汶上县领导机关认真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仅县政府、县委员会宣传部长和张仙瀛自己作了极不深刻的检讨，此事便不了了之。 再如去年七月间，桓台县五区东沙河村部分群众曾联名来信控告他们的乡长、党总支书记有贪污违法行为。本报把信转给桓台县府调查处理。至今已八个月，我们先后催过五次，桓台县府既不处理，也不来信。今年三月一日，我们接到山东省长清县四区周王庄村李宝玑检举村干部李宝林贪污六千多斤粮食的来信。长清四区房子恒区长接到我们的调查信后，竟把反映意见的民兵指导员李宝瑢（李宝玑是根据他反映写的信）非法传至区政府扣押五天，令其“反省错误”。最后撤销了李宝瑢的指导员职务。区干部还说李宝林贪污这点算不了什么。写信人李宝玑对此极为不满。 领导干部严重地压制批评，以及对人民来信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在山东省来说，并非是个别地方干部的问题。我建议有关机关对于各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以及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决定的情形，来一次彻底的检查，作出必要的规定，使人民群众和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济南市农村大众报大众来信组　郑文华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中共沂水地方委员会 不该忽视对党报工作的领导 编辑同志：山东沂水农村报是中共沂水地方委员会的机关报，但沂水地方委员会从不重视运用报纸来指导工作。地委、专署对当前各项工作的指示、计划等文件，发到县级机关以下，但不发给报社。如地委对防旱抗旱春耕工作指示是二月二十二日发到县的，但报社不知道。直到三月七日，报社才从地委的档案里找到一份发表了。专区一九五二年生产计划、互助合作计划等都是拖到半个多月才发到报社来。专署开种棉丰产代表会议、互助代表会议、评产会议，报社的工作同志都是在会议结束了才知道。虽然中共沂水地委也曾做出关于创办沂水农村报的决定，但由于地委本身不重视，下面各级党委也就忽视它。如莒南县一区区委宣传委员到现在还不知道地委有这个决定。 在报纸创刊时，地委宣传部长狄生同志曾表示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来领导报纸”。但实际不是如此。狄生同志没有负责对报社工作提出系统的指示，根本忽视了对党报的政治领导。有一次，报社的收音机坏了，为了不误工作，报社向狄生同志借用他的收音机收音，却遭到他的拒绝。 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领导机关的干部不看自己的报纸。地委、专署机关就没有正式订阅；指导全区农业建设的建设科，在报纸出刊一个月后，还不知道有这个报纸。地委农委会书记也不看报，报纸在一月份连续报道沂水专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丰产户情况，他就不知道。地委书记、专员对报纸刊载的本区农民的重大活动也不知道。 为了改进我们的报纸，发挥报纸的作用，我们建议沂水地委应认真检查对报纸的领导，具体订出改进报纸工作的有效办法。 张爱群　于朴农　高振东　邹　安 刘庆诗　朱孟明　李　华　王立芬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各地卫生领导部门应该严格 审查开业医生的医疗能力 湖南平江县庸医易简清，伪造药品，招摇撞骗，屡次贻误人命。二月下旬，有一个病人腰部微痛，服了他的两包药，顿时呕吐发汗，四肢冰冷，手足发青，继而不省人事。人们把病人抬到人民医院，经急救后才转危为安。三月初，居民李浣清服了易简清的两包药，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有一位妇人乳部生一瘤子，易简清用“修脚刀”替她割开后，水流不止，后来伤口溃烂，随之身死。又一病人李校老，全身发肿，上午吃了易简清的药，下午就死了。农民赖抗仇患淋巴腺结核，易简清说：非吃“画符水”不能好。第一次他给病人吃了一杯冷水，骗了人民币八万元；第二次给病人两包药，又骗了人民币十四万元。病人服药后，中毒身死。人民政府从易简清家里查出了假药十多种，其中有一瓶“点眼水”，是用烧酒作的。用它治眼病，很有使人失明的可能。易简清招摇撞骗，危害人民健康，已由人民政府逮捕。 像易简清这种以骗财害命为业的“医生”，并非是个别的。为了确保人民的健康，各地卫生机关应严格地审查医生，对无医学知识、又无临床经验、专门欺诈人民钱财的庸医，应禁止其开业。 湖南平江县卫生科长　郭文彬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河南潢川专区人民医院 玩忽人命抗拒批评不可容忍 编辑同志：河南省潢川专区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不关心病人，工作粗枝大叶，表现了浓厚的单纯营利观点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病人孙世典自入院以后，身体已逐渐恢复健康。有一天，雷作霖大夫给他多注射了一倍的“六○六”，当时病人便觉得心境烦燥；大夫又叫他服了七粒?胺药，病人当晚就气绝身死。病人闻素芝和孙耀三，因大夫治疗错误，成了残废。诸如此类的错误，真是举不胜举。 该院院长李槐保对待批评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病人向他提意见，他就说病人“调皮”、“难伺候”，甚至说：“非整他一下不可”。因此，病人有了意见，都不敢向他提。他知道了有人对他提意见，马上就召集病人开会，说：“好，你们告发我，但是你们须知道，告掉我的院长，告不掉我的科长（他根本并不是什么科长）；告掉我的科长，告不掉我的处长（他兼任治淮指挥部卫生处长）。” 潢川县有一干部害急性病症，中共潢川县委介绍他到该医院医治，但院方不肯接收。有一位工作人员竟说：“管他是谁，先交六十万元才得入院。”有一次潢川县人民政府介绍一位荣誉军人到该院医治，李槐保说：“先交三十万元再说。” 潢川县的群众对该院非常不满。我希望有关领导机关，派人对该院的工作进行检查。 中原　先觉　良才 兴武　徐原　于晖 编者按：河南潢川专区人民医院这样玩忽人命和抗拒批评的极端恶劣态度，是决不能容忍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应派人彻底予以查究。

第2版()专栏：对人民日报批评建议的反应 上海新民报晚刊 对刊登“百丑图”的检讨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对于我报在二月二十三日刊登的“百丑图”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完全接受。 我报采用该画，事先未予审核。该画作者江栋良于画好后，直接送制版公司制版。我报编辑同志以为江栋良是经常投稿者，不会发生什么错误，因此发刊前也未仔细复审。出版后，总编室才发觉错误，当即通知主编人员，不得歪曲题材，侮辱工人阶级。此后作者江栋良又送来类似画稿，总编室即指出其错误，令其重画。 这一重大错误的发生，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着思想上的麻痹和严重的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发稿、审稿制度不严格，只知道抢时间，早出版，多销几份报。因此，失去了政治警惕性，竟在“三反”斗争时，使代资产阶级辩护的图画出现在报纸上。这种错误是不能容忍的。 我报一定依照人民日报“简评”中的意见，提高警惕，不让那些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图画侵据报纸的篇幅。除我报各级有关人员进行检讨外，并以此事件教育全体工作人员。 上海新民报晚刊总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