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实现增产捐献计划保卫伟大祖国 各地按时缴款购买武器 继续修订爱国公约开展爱国增产运动 【本报讯】中南区各省市、天津市、河北省唐山市、苏南区、皖南区、陕西省人民以及昌都各民族人民，继续开展增产捐献运动。中南区、天津市及唐山市等地人民现已纷纷缴纳款项，并展开宣传运动，争取早日完成增产捐献计划。 中南区各省市人民捐献飞机数目，自七月十八日以来又增加九架。计武汉市增献二架，广东省增献四架，湖南省增献三架。现在中南全区已决定捐献飞机总数共五百七十八架。该区各省市已开始缴款，截至目前为止的不完全统计，全区已缴纳人民币七百零一亿元。计湖北省二百十二亿，广东省一百三十亿，湖南省一百二十五亿五千余万元，江西省五十八亿，广西省五十五亿，河南省七十七亿五千万，武汉市四十三亿。该区各地抗美援朝组织，为争取早日完成下半年增产捐献计划，现正结合时事教育、检查与修订爱国公约，进一步在各阶层群众中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天津市各界人民踊跃缴纳捐献武器的现款。据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十五日统计，该行代收各界人民的捐款已达五百零九亿六千六百余万元。全市工人所缴捐款已有七十八亿余元。工商界已缴款二百七十余亿元，其中金融业、花纱布绸业各认捐飞机两架，均已全部缴纳现款；进出口业认捐飞机五架，已缴款五十七亿余元。各界妇女正积极缴纳购买“天津妇女号”飞机的现款。学生们的捐款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六千万元，很多学生利用暑假参加社会服务或举行义演，将收入捐购飞机大炮。 唐山市各界人民已缴纳捐献飞机大炮款项六十五亿六千余万元，超过了全市认捐战斗机十二架、高射炮一门总值的三分之一。该市的许多单位，都根据该市抗美援朝分会计划在本年第三季度完成捐献飞机六架、高射炮一门的目标，订出了本季度的具体的捐献计划，并普遍修订了爱国公约，把增产捐献作为爱国公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全市职工现已缴款二十二亿八千余万元，提前完成并已超过本季度的计划百分之四十。该市启新洋灰工厂已缴款十五亿元。 苏南人民已认捐飞机一百二十二架又人民币四亿元（镇江专区各县认捐数字尚不在内），超过了预定捐献“苏南空军师”一百二十架飞机的目标。各界人民都订出了增产捐献计划。如无锡申新三厂，计划半年内从材料方面节约捐献二十三亿元。金山县全县农民保证从增产一成粮食中捐献一百六十万斤稻谷。苏南区在捐献运动中，曾结合推行爱国公约与优抚工作、发动全区百余万人听取赴朝慰问团代表的报告和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从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使增产捐献运动得以顺利地开展。但有部分地方尚发现捐献与增产脱节、只追求数字，以及强迫命令、平均摊派等偏向，必须加强领导，充分地进行政治动员与组织工作，及时予以纠正。 据八月二十日的不完全统计，皖南全区缴款已达人民币五十二亿二千五百余万元，占皖南区捐献计划的四分之一。各地职工、农民完成增产计划后，纷纷提前缴款。芜湖市明远电厂职工已缴款一千四百多万元，完成了半年捐献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四。该厂机器间、修理间等部门的职工，除已按月捐出加班一天所得全部工资外，还捐出七月份的生产奖金八十八万余元。屯溪市搬运工人将抽空参加修路工作所得工资的一半捐献。皖南著名农业劳动模范罗光明所领导的三十二个互助组的农民，捐出他们利用农闲时间打柴所得的工资三百零六万元，完成了半年捐献计划的三分之一。徽州专区人民已缴献款十五亿二千二百多万元，占半年捐献计划的三分之一。芜湖市民生、协新、精新三家制冰厂已提前全部缴清半年献款。 陕西省各界人民缴纳的飞机大炮献款，到八月十五日止，已有七十七亿元，完成了该省半年捐献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三。在缴款中，各地职工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白水县新生、新兴两煤矿职工缴纳了自己增产所得的三百万元。农村里许多互助组也因完成了他们的增产捐献计划而热烈缴款。扶风县帅家村两个互助组捐出了锄秋苗、推粪所得的工资一百五十万元。长安县灞桥七乡七十九个妇女和二十个农民一道搬运了五十吨沙子，捐出了他们所得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延安工商界现已以改善经营所增加的收入缴款一亿多元。 昌都藏族、汉族、回族等各族人民热烈开展捐献武器运动。各族人民已于上月底正式成立捐献委员会。仅上月三十一日至本月一日两天内，各民族人民捐献的毛牛、青稞、藏银等总值人民币九千万元。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邦达多吉首先带头捐献青稞一千斗，犛牛十头；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帕巴拉洛桑龙多呼图克图和起义的藏军第九代本主官桑格旺堆也都捐献了巨款。

第1版()专栏：　　美机轰炸开城中立区及双方联络官调查详情 【新华社开城二十四日电】本社记者报告，美国飞机轰炸开城我方谈判代表住宅区事件的经过如下： 二十二日二十二时二十分，突有美机侵入会议地区上空，先后盘旋五周，投弹两次，扫射一次，然后向东南方向逸去。 当美机突然轰炸与扫射时，附近居民从酣睡中惊醒，纷纷奔向防空洞躲避。记者目睹炸弹在窗外爆炸的火光，听到弹片在夜空嘶叫，一块弹片落在记者住室左侧一位哨兵的身前，火药味扑鼻而来。 事件发生后，我方代表团联络官即于当夜二十二时三十五分通知美方代表团联络官前来会同调查，美方联络官肯尼上校、穆莱上校偕翻译二人，二十三日零时二十五分到达指定地点，随即同赴落弹处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敌机两次共投掷炸弹九枚，其中六枚系杀伤弹，三枚为燃烧弹。在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住址以北百米左右处，以至代表团住宅及停放于门前的南日将军的坐车内，均落有杀伤弹弹片。有一枚燃烧弹落在谈判会议会场通往美方代表团宿舍的公路上，公路右侧两米处有一弹坑，已燃烧的弹壳落于路面。另两枚燃烧弹落在直升飞机机场以西千米外的高地山坡上，其中一个已爆炸燃烧，附近秧苗被毁；另一个爆炸后末燃烧，其弹片与汽油体仍保持在弹坑附近。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此次敌机空袭，显系有计划的破坏行为，且以我方代表团住宅地区为主要目标。因自谈判开始以来，开城会议地区夜间灯火辉煌，极易辨认，显然美方绝不能借口误炸而逃避其责任。加之，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曾有美方战斗机一架沿美方代表直升飞机航行路线自板门店方向飞来会场上空侦察，然后沿会场北上飞去，这很明白的是为夜间空袭预作准备。敌机在夜间的轰炸路线即系白昼的侦察路线，这是另一个证明。 美方联络官在调查此次轰炸事件时，与在调查杀害姚庆祥事件中一样，采取了敷衍狡猾等故技。当我方联络官奉命促请美方联络官前来会同调查时，美方联络官初则借口夜深，再三推诿，不愿前来出事地点调查；继则在调查过程中一再玩弄流氓手段，居心抵赖美方的罪恶行为。当察勘到第三个弹坑时，他们即不愿继续调查下去。我方联络官张春山上校、柴成文中校立即严词加以斥责：“我们有权利要你们调查下去。”美方联络官才勉强地调查下去，但仍提出许多可笑的问题，企图推卸罪责。例如明明有许多实物罪证，他们却问：你们说轰炸，有人证没有？明明是黑夜，但他们却问：你看见轰炸机有几个发动机？最可笑的是，在察勘一个弹坑时，弹坑中明明存有弹翅，但在他们拿起来看了看之后，居然卑鄙无耻地说：“见过炸弹的人是不会相信这是炸弹的。”这个空军上校如此信口雌黄，混淆黑白，其无耻无赖，已达到惊人的地步。在勘察机场西坡地上的两个燃烧弹时，明明罪证确凿，他们却无耻地反问我方联络官：“这是燃烧弹吗？”我方联络官随即严厉追问：“难道这是儿童玩具吗？”对方无法诡辩，又借口天黑下雨看不清楚，逃避调查责任。我方联络官洞察对方企图借雨水冲刷罪证的阴谋，立即予以揭破。我方联络官向美方联络官郑重宣告：“我必须指出这件事的绝大严重性，我奉我方首席代表之命，向你方先在口头提出最严重的抗议：并通知你：二十三日一切会议停开，我方保留提出一切要求的权利。”此次的会同调查于二十三日晨三时十五分结束。 今晨我方又在被炸地点进行察看，发现了更多的弹翅。我警卫会场地区的军事警察并检得敌机扫射之机关炮弹壳多枚。我方已将这些罪证摄成照片。

第1版()专栏：　　法国今晚报记者等报道 调查美机炸开城暴行 美方联络官竟耍无赖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今晚报记者贝却敌二十三日自开城报道：开城一万多个目击者齐指美国空军上校肯尼为说谎家。这个“中立”城的全体居民昨晚都听到飞机的声音，炸弹爆发和机枪扫射的声音。好几千人都像我一样看见汽油弹的火光和机枪发出的曳光弹。但是肯尼上校却拒绝和这些人谈话。因为我曾要给他一块证物，他“命令”我离开这块他和其他的美国人都毫无控制权的地区，于是他就要求结束调查。肯尼拒绝检验仍然还在炸弹坑里的炸弹尾翅，也不肯看一看汽油弹的弹片。他以一些蛮横，谩骂和傲慢的言词完全拒绝双方调查后，就坐上车子回他的基地去制造他那充满着“没有空袭，没有飞机，无中生有”这类话的报告去了。昨晚北朝鲜联络官打电话给肯尼的时候，他最初的回答是：“有多少死伤”，然后又拒绝来开城。直到北朝鲜联络官指出如果不来参加调查，肯尼个人要负责任时才答应来，后来他又曾设法中止调查。北朝鲜联络官又发现了两枚汽油弹，其中有一枚是未爆炸的之后，赶去追他，一直坚持了半小时，肯尼才同意回来。他对许多的见证都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故意歪曲证人报告轰炸经过时说的话。他竟问一群朝鲜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亲人死在美机轰炸暴行之下）说：“这儿有谁见过飞机投炸弹吗？”这种话说明了他的手段是多么诡诈。这里都郑重地认为这次事件是“有目的的蓄意挑衅”，以破坏和谈。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法国巴黎《今晚报》记者贝却敌二十三日自开城报道称：美国飞机昨晚轰炸扫射开城之后，美方联络官空军上校肯尼与陆战队上校穆莱所表现的惊人的行为，几乎就像空袭事件本身一样蛮不讲理。全体开城居民，包括记者在内，都听到低飞盘旋的飞机声，看见炸弹的火光，听到爆炸声、飞机第二次盘旋、俯冲并扫射。要美国人去看物证的时候，每一步都得拖着走才行。他们起初根本拒绝来，后来是对每一个物证，像炸弹坑、汽油弹弹片，都加以嘲笑。他们在半途突然中止了调查，把南日将军的口头抗议称为“不值一笑”，就回到他们的行营去了。朝、中联络官追上他们，带他们回头，一定要他们再看一些物证，包括一颗未爆炸的完整的汽油弹。这时，肯尼拒绝再继续看物证，他说：“天在下雨，我们停止这个调查吧！”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匈牙利《自由人民报》记者米赖依二十三日自开城报道：在杀害了中国军事警察排长之后不到三天，美方又无耻地破坏关于开城中立化的协议，在星期三夜里，轰炸开城。 在二十二日上午，已经有低飞美机一架飞过中立区。下午，我们看见飞机九架飞过。夜里听到飞机低飞的声音，随即听到炸弹的爆炸声。飞机回来在我们头上绕圈飞行，随即向朝、中代表团总部方面俯冲扫射。开城中立区没有灯火管制的预防措施，数分钟后，开城就变成一个像在前线的城市了。 朝、中联络官立即通知美方派员来开城作正式调查。在一时差几分的时候，美方穆莱上校和肯尼上校到达出事地点，他们两个人在杀害中国军事警察排长的事件上，曾显示出像纳粹一样蛮横。不久之后就看得很清楚，在蛮横和欺骗方面，和肯尼比较起来，穆莱还只算是个生手。 朝、中联络官开始调查时即把拾得的一块弹片放在桌上，这块弹片是落在朝、中代表团总部前面的南日将军的吉普车上的。双方联络官在交谈了两三句话之后，就开始调查。在一个地方有一个新的炸弹坑，坑内还留着汽油弹的弹片。可是，说谎大王肯尼站在炸弹坑旁边说：“这不是炸弹炸的。”随后看到了新的证据——炸弹落在岩山上，他显得看都不愿看一下的样子。他对穆莱不断地说：“好了，希姆，让我们回去吧。”

第1版()专栏：　　美方轰炸会址地区破坏谈判 开城军民极为愤怒 朝鲜报纸揭露美国扩大侵略阴谋 【新华社开城二十四日电】亲眼见到美机二十二日晚袭击开城停战谈判会议地区的开城市军民，对于美方这次胆大包天、居心破坏停战谈判会议的罪行，都表示极大的愤怒。在昨晚敌机侵袭时正在执行任务的我军事警察部队某班，于二十三日晨就此事举行座谈，战士们一致表示：我们的容忍已经到了最后地步了。战士鲁延志说：“昨晚当美机低飞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扔炸弹了。当时我还想：上次美、李军在板门店打死了我们的姚排长，我们抗议了，它还能再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吗？不料我的话还没有说出口，炸弹就在我身边爆炸了。美帝国主义真是狼心狗肺，根本就不要和平。”另一个战士李其坤说：“美帝国主义以为我们可欺吗？那真是瞎眼了，他不愿意停战，我们就把他打得粉碎。” 开城市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说：“美国人先用步兵侵入中立区杀死姚排长，昨晚又用飞机来轰炸，他们想破坏谈判，就根本不讲道理。”一位老大爷说：“美国鬼子竟敢这样破坏谈判，我们一定要用更大的气力来帮助我们的军队打败他们。”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塔斯社平壤二十四日讯：朝鲜报纸普遍评论美方想使开城停战谈判破裂的挑衅行为。这些报纸指出：联合国飞机扫射前往开城的朝鲜代表团的汽车，美李士兵射击中立地区以及美国飞机轰炸开城——这是一连串有计划的行为，是阻碍和破坏谈判的行为。 《劳动新闻》以《美帝国主义使开城谈判破裂的挑衅行为》为题发表社论称：开城谈判的整个过程清楚地证明美国代表一再设法阻碍或长期拖延谈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方最后通牒式地要求允许联合国记者采访开城谈判，拒绝讨论外国军队撤离朝鲜问题，提出关于建立分界线的荒谬要求，最后还命令美李军队在中立地区一再挑衅。 美国政府参加谈判，显然是想利用谈判作为准备扩大侵略的烟幕。下面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谈判开始以后，联合国的武装部队不久就在全线发动猛烈进攻，并加紧空军与海军的活动，他们开始野蛮轰炸和平的城市与乡村，目的是要屠杀和平人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美国方面所争取的不是和平，而是扩大战争与继续侵略。 《民主朝鲜》在以《美国方面一再侵犯开城中立区已引起朝鲜全体人民的愤怒》为题的社论中写道：美国方面在双方同意的开城中立区内的挑衅行动，暴露了美帝国主义者的真正阴谋，他们在谈判的幕后正准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朝鲜全体人民对于美国人在开城的挑衅行动非常愤怒。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电贺党的三十周年 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人民，包括个人和团体，纷纷打电报或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这些团体和个人的名单，除已发表者外，陆续发表如下： 新乡市尚素琴、北大街康宅全家、南大街李逸民、马家巷马伦元、南大街臧启亮、洒源海、王建丰、王国安、王文氏、李家昌、魏有光、张魏氏、刘家巷刘义伦、孙兴海、张守清、张德凤、马家巷李俊英、南大街藏贵喜、建筑公司工人陈玺卿、第二治安组组长马光喜、马家巷王秀清、卢长庆、南大街马刘氏、张德杰、赵凯田、李璐、许弼岑、马家巷王泰运、曹绍忠、田凤魁、曹绍臣、周绍夏、张秀英、童子凤、尚陪亚、崔玉珍、路振华、中国人民银行平原省分行家属范爱连。平原省菏泽城关区第一完小学生赵宗乾、张新魁、刘照亮、侯全玉、周贵珍、孙宝藏、崔翠菊、韦进福、文香珠、董伟林、庞承义、董素珍、团员周贵珍。菏泽县第二完小学生邵贵文、陈允敬、石书斋、陈允霞、李玉莲、邵张文、王昭华、程少忠、宋福昌、张克良、庞厚祥、少年儿童队员中纪文、朱爱民、学生吴凤格、第四完小学生秦建勋。菏泽县城关区第一完小学生阎兰春、蔡尚玺、萧惠卿、王从兴、武合仁、崔树华、王斌、曹森林、王爱霞、青年团员白思恩、李延祐。中国少年见童队平原省菏泽县第二完小队员李恒荣。菏泽县城关第二完小学生任庆贤、第三完小学生苏公彬。菏泽县恒大火柴厂封火组周惠珍等六人。菏泽恒大火柴工厂青年团员彭秀莲、孟秀云。新乡市第三区大东街赵惠生、联合烟厂男工李怀印。菏泽专区民政干部学校学员王瑞亭、张贵礼、马守智、韩叔莲、张钟灵、蔡厚成、马明溪、宋承虎、曹焕勋、王福秀、王常玺、江友让、王自起、李祥顺、孙继忠、韩元峰、吴健、岳德隆、李安章、陈丕兴、崔文超、岳新运、常仲贤、曹岭玉、李星用、管学彦、高平贵、高典岐、许全芝、于道隆、彭济鲁、苗伯和、杨邦芝、杨邦兴、李继法、刘夫鳌、杨兆平、彭步香、李继圣、申华坤、高景云、冉广奎、钟淑贵、杨占瀛、华镇五、五队司务处吉秀山、工作人员施立人、青年团员李英。平原联合烟厂全体妇女团员、抽烟梗全体女工、全体封烟女工。菏泽恒大火柴厂包装室第一组。中国油脂公司菏泽支公司全体职工。菏泽永丰泽厂全体工人。中苏友好协会菏泽中学支会全体会员。菏泽裕中烟厂全体青工。菏泽县城关区第三完小、第三完小教育工作者工会、城东关外全体群众、中苏友好协会平原省菏泽裕中烟厂全体中苏友好会员。中国店员工会平原省菏泽城关区瑞华池工会全体。菏泽恒大火柴厂工人、裕中烟厂全体工人、城关区第一完小全体教职员、第三完小团支部。中国搬运工会平原省菏泽搬运工会。菏泽永丰烟厂全体职员、城关区工商业界全体。中苏友好协会菏泽城关区工商业界全体会员、手工织袜业全体会员。中苏友好协会平原省菏泽支分会城关区第三完小全体会员。菏泽城关区第四完小全体师生。青年团菏泽县团区委二镇街道支部全体。中国百货公司菏泽分公司全体职工。中苏友好协会菏泽县手工业全体会员。青年团菏泽城关区瑞华池团支部。中国店员工会菏泽粮食分公司委员会及全体同志。青年团菏泽师范支部全体团员。菏泽师范学校学生会。菏泽恒大火柴厂全体妇女。菏泽专区政民干部学校第五队第六组第一大队第十组、第三组、第七组、第一队第十一组。

第1版()专栏：　　美国《指南针日报》载文抨击美方破坏谈判没有信义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塔斯社纽约二十四日电：八月二十三日，斯通在《指南针日报》抨击所谓“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在开城谈判中所采取的没有信义的态度。斯通说，正当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的代表们表示愿意在建立中立区问题上妥协时，“联合国军”于八月十九日在发射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猛烈炮火后发动攻势，并且在同日侵晨，一队武装人员袭击北朝鲜军队在开城中立区内的巡逻队，击毙了巡逻队长并击伤了一名兵士。 斯通写道，李奇微的答复诬蔑共产党，把事情说成是好像他们自己狙击他们自己的巡逻队一样，并且对他们的控诉加以拒绝，这一答复是不顾信义的新的表现。这是那些企图掩盖他们自己和他们同伙的罪行的人们的态度。 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埋兵的狙击以及新的攻势都是要在谈判有顺利完成的迹象时便立刻加以破坏的轻率行动的证明。

第1版()专栏：　　美国报纸供认美方阻挠谈判是企图先签订单独对日和约 【新华社讯】美国《华尔街日报》承认：美国方面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百般拖延阻挠，其目的之一是企图争取时间，以等待单独对日和约的签字。据电通社纽约二十一日电：八月十七的华尔街日报驻华盛顿记者就休战谈判写道：“美国的反应是：在朝鲜谈判中要求比我们预料共产党肯让步的还要多的东西。除非共产党完全屈服，在旧金山会议以前，国务院不愿缔结停火协定。”

第1版()专栏：　　争取各族共同发展和进步！ 全国民族卫生会议开幕 西北民族学院在兰州开学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全国民族卫生会议，二十三日在北京开幕。出席这次会议有藏、回、苗、彝、维吾尔、蒙、汉等民族代表，中央及各大行政区卫生行政与民族事务部门代表，各少数民族地区医疗防疫队队长及特邀各民族代表，共计九十余人。 这次会议将就各少数民族地区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性病、疟疾、妇幼疾病（破伤风、麻疹、天花、产褥热）等问题进行研究，以确定当前各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的方针、任务。会议并将对完成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任务所必须的具体措施，如逐步建立少数民族地区卫生机构，配备与培养少数民族卫生干部，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宣传及调查研究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新华社兰州二十三日电】筹备已久的西北民族学院已于八月二十日在兰州举行开学典礼。参加的有全校汉、蒙、回、藏、维吾尔、土、哈萨克、撒拉、东乡、塔塔尔、乌兹别克、柯尔克兹共十二个民族的学生、教职员计七百多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等均亲临指导。 习仲勋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西北地区各民族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了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大团结。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和发展这种大团结，争取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共同发展和进步。目前大量培养民族干部就是为各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创造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干部条件。这是各地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迫切任务，也是西北民族学院长期的奋斗目标。

第1版()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 首次选派的留苏学生已经分批启程赴苏联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派赴苏联留学学生，已于本月十三、十九两日分批离京出国。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为着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专门人才，经与有关部门会商，并呈请政务院批准，决定选派在职干部及一部分大学生、中学毕业生赴苏联留学，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此次留学生中大部分是具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革命知识分子，学习范围包括理、工、农、医、师范教育及法政交通建设等。在赴苏留学生中，有进大学学习者，有进研究院深造者。 行前曾在车站举行欢送会，到会欢送的有各有关部门首长和代表、苏联朋友及学生们的亲友。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曾在会上致欢送词，勉励出国学生学好本领，建设祖国。会后，全体留学生在热烈的掌声中，登车启程。

第1版()专栏：　　政务院举行会议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九十九次政务会议于二十四日下午举行。会议听取和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第一次侨务扩大会议的报告。会议在听取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章伯钧部长所作的关于修建塘沽新港的报告后，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塘沽建港委员会的决定。此外，会议并通过任免案多起。

第1版()专栏：　　美方有意制造板门店事件破坏停战谈判 乔埃以流氓口吻抵赖美方罪责 对我方抗议竟无耻反噬以欺骗世界人民 【新华社开城二十四日电】本报记者报道：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乔埃八月二十二日对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十九日提出的严重抗议的荒谬答复以及美方为狡赖谋杀我方军事警察人员所散布的恶毒诽谤，在此间各界人士中激起极大的愤怒，认为这正是美方有意破坏谈判的一个有力佐证。 八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五十五分，预先潜入中立区的联合国军武装人员，在板门店西南的松谷里附近，突然袭击我方担任巡逻任务的军事警察九人，打死我方军事警察排长姚庆祥，重伤我方战士王仁元。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及三小时，我方即通知对方派员共同至现场调查。双方在调查中，听取了当地居民及我方军事警察人员的报告，检验了各种物证，完全证实了这一非法偷袭事件的真相。如果美方稍具诚意，理应在不可辩驳的铁证面前，对南日将军十九日严重抗议中所提出的公允要求，给以满意的答复，即：严惩凶手，保证不再发生任何违反中立区协议的事件。 但是，蓄意破坏谈判的美方，对于这样严重的事件，却采取了无耻狡赖的态度，并制造了恶毒的诽谤，企图一手遮天，反噬我方。在南日将军提出严重抗议之后，隔了两天，乔埃才于八月二十一日提出第一个简单的答复。在这个答复中，乔埃一方面扬言他还未收到关于破坏中立区事件的“详细调查报告”，另方面却武断地肯定：“初步报告未证明你方的抗议合乎事实。”乔埃这个答复表明：美方一开始就决定了采取狡赖的态度。乔埃的狡赖态度，在美方于同日（二十一日）发表的关于违反中立区事件的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个报告借口无法证明“袭击者中有人头戴钢盔——一切联合国正规部队的标准装备”，断言袭击者的“身份”无法判明，企图以此来为美方今后的正式抵赖，制造“根据”。不仅如此，尤其下流可鄙的是，这个报告还愚蠢而又恶毒地企图把美方武装人员杀害我方军事警察人员的责任，转嫁到我方身上。该报告说：“有可能这一射击事件是在政治上受人指使的便衣队奉令制造的，目的是造成一种足以促使目前的军事停战会议破裂的紧张空气。”而在这报告发表的前一天，联合国军代表团发言人纳科斯即无耻地发出诽谤说：这次袭击“可能是北朝鲜游击队干的”，北朝鲜“认为应该把他们对南朝鲜的战争继续下去”。美方这种妄图挑拨中朝人民团结、做贼喊贼的笨拙伎俩，决不能蒙蔽美方一再破坏中立区事件的真相。它这种伎俩只能受到全世界一切公正人士的唾弃，激起中、朝两国人民的最大愤怒。 八月二十二日，乔埃送来了对南日将军抗议的正式复文。他在这一复文中仍然完全抵赖美方在这次武装破坏中立区事件以及美方在七月十六日、八月七日类似事件上的罪责。关于美方八月十九日破坏中立区的事件，乔埃并附来了一个冗长的附件。乔埃在附件中，虽然不得不承认“巡逻队被攻击的时间与情况和你（按指南日将军）的联络员向你报告的一样”，但仍然借口袭击者“有些人身穿制服”、“一部分穿便衣”、“未看到有人戴钢盔”等等，硬说“袭击者身份未能判定，仅知他们是一群武装人员”，因而他不能负责。乔埃对于这“一群武装人员”何以不属于联合国军，没有也决不可能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乔埃以袭击者的衣着为借口来推卸美方罪责，是极端荒唐的。因为，美方既然“判断”这群武装人员是“奉令制造”事件的，难道他们不能“奉令”不戴钢盔，一部分“奉令”换上便衣吗？ 乔埃在复文中还无耻地说：“控制中立区内的游击队完全是你们的责任。”“在中立区内未能维持秩序的责任完全应由你们负。”乔埃企图以这样横蛮无理的“论据”来完全推卸美方对此次罪行的责任。根据乔埃这种“论据”，不论袭击者是美军也罢、不是美军也罢，是李承晚伪军也罢、不是李承晚伪军也罢，反正都要由朝、中方面负责，与美方毫不相干。这完全是芝加哥式流氓的口吻。乔埃这种“论据”，不仅企图抵赖美方此次罪行的责任，而且为美方今后继续破坏中立区的协议，开辟了后门。乔埃在复文的附件中就完全透露了这个阴谋。尽管在这次照会之前美方曾胡说什么这次袭击是“北朝鲜游击队干的”，但在这个附件中却又扯出了一个“大韩民国公民”来。乔埃在附件中说：“联合国司令部对于在你方军队占领下的大韩民国地区内的公民自动拿起武器抵抗一个入侵者，无法控制，也不负责任。”尽人皆知，所谓“大韩民国公民”乃是美国侵略者百分之百的驯服走狗。乔埃的这段话，不仅反证“联合国司令部”是这次袭击事件的主谋者，而且还表明美方决心在今后还要继续破坏中立区，继续杀害我方人员，使谈判根本无法进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必须洞察美方的这种奸计，并予以彻底的揭露。

第1版()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戚桂芝是旅大地区第一个参加重工业生产的女镟盘工。她在一九四七年冬进入大连铁路工厂当学徒。她苦学了六个月之后，就成为一个熟练的镟盘工人；八个月后，她就能带徒弟了。她是旅大地区的一等劳动模范，东北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这是戚桂芝同志（右）正在教徒弟掌握镟床，使用削切法的情形。

第2版()专栏：　　全国总工会召开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 讨论加强建筑业工会工作 提出实行民主管理取消封建把头等办法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六月十一日到二十一日，召开了一次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讨论加强建筑业工会工作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各大行政区和几个中心城市建筑业工会工作者及华北、华东、西南三大行政区的建筑企业行政负责干部等三十六人。 据各地代表反映：目前的建筑业，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由于无组织、无计划、无领导、无管理，所以投机倒把、偷工减料、敷衍塞责、欺骗蒙蔽的行为，到处皆是。这就使工程质量甚差，反工浪费很多，给国家带来重大的损失。抚顺矿务局一九五○年上半年的建筑工程，经普遍检查的结果，其中质量有毛病的达半数以上。大同市胜利建筑公司包修的雁北地委的房子，墙上的砖竟可以用手拔出。另一方面，把头统治、层层转包、封建剥削的情况，也非常严重。有的工程转包达七层；把头的剥削，占工资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工人实得只占应得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各地建筑工会组织，由于开始组织工会时，大部分致力于建立生产合作社，没有着重面向生产，工作失掉重心。因此，在四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六个建筑工人中，到现在加入工会的只有十八万三千三百零九人。在教育工人、改进工人的劳动态度，保证工程质量和准时完成工程任务，以及从提高生产中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这几方面，建筑业工会组织都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会议也介绍了各地建筑业工会组织中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如中国建筑公司工会，在北京交通银行工地成立了现场工会，取消了中间剥削，解决了工人的一些切身困难；工人工作情绪高涨，在现场工会领导下，展开了劳动竞赛，对保证工程质量和节约方面，都起了不小的作用。华北纺织管理局国营天津第一棉纺织厂在修建工房时，由于现场工会的推动，成立了现场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评验工程，不但工程质量提高了，而且提前六天完工。 会议经过十天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些整理与改革建筑业的办法。例如：工会组织与委托者（即业主）、承包工程公司三方面在工地组织现场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废除把头制和层层转包制，订立集体合同，取消中间剥削，提高职工群众的责任感；逐步地统一建筑材料的规格；有步骤地消灭施工的浪费现象等等。 会议指出：为要切实整理和改革建筑业，首先必须加强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建议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建筑业工会工作委员会，筹备建立统一的建筑业工会组织，以加强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的领导。 最后，会议根据上述各种意见作出了决议，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建议有关机关采纳执行。 （希嘉）

第2版()专栏：　　加强建筑工会工作 ——工人日报社论 建筑工业是国家建设时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是有关国家百年大计的事业。因为，不论国防建设、工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其他各种建设事业，都离不开建筑工业。我们要开工厂、办学校、修铁道、辟码头……，没有那一件不需要建筑工业。现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那一天不需要建筑工业。如果建筑工业搞不好，我们国家的基本建设工作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目前建筑业的情况怎样呢？总括起来可以说是混乱不堪，无组织、无领导的现象异常严重。首先是建筑工人还没有组织好，四十七万二千余建筑工人中，工会会员只有十八万三千余人，即不过占全部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左右。其次，公私建筑机构也相当混乱。“建筑公司”多如牛毛。不久以前，上海还有所谓“皮包公司”，它的负责人只有一个皮包，在旅馆租一间房子，就算是“建筑公司”。至于工程无计划，材料没有统一规格，施工无制度等等，更是例不胜举。在这种情况下，工程中偷工减料，敷衍塞责，层层转包，把头横行等，当然是意料中事，也是必然的结果。而最后蒙受损失的，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建设事业。 建筑事业中这种无政府状态，是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的遗物。革命胜利后，各方面都有了一些改造；在建筑业中，虽然各地方也作了些工作，像东北、天津、太原等地已经或正在纠正混乱现象，但在全国范围来说，还没有基本改变。 全国总工会召集的这次全国建筑工会工作会议，根据各地的情况与经验，提出了整理与改革建筑业的办法，交与各有关方面采纳执行，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毫无疑义，协助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这些办法，是我们工会的重大责任。但整理与改革建筑业的办法很多，其中与我们工会工作和建筑工人直接有关的也是最迫切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建筑工会工作。只有把全国建筑工人组织到建筑工会中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工会才能协助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整理与改革建筑业的工作；也才能够有组织、有领导地反对封建剥削压迫，保护建筑工人的利益。 我们希望各地工会组织，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重视建筑工业工作，加强建筑业工会的工作，把广大建筑工人组织起来，依靠建筑工人群众，为整理与改革现有的建筑工业而奋斗！

第2版()专栏：　　西北棉花生长良好 陕南和关中单位面积产量预计可超过去年一倍 西北各产棉区，今年棉花生长良好。陕南和关中今年棉花单位面积的产量，预计可超过去年产量的一倍左右。新疆北部新棉区和甘肃今年棉花也都长得很旺。新棉将于九月间上市，各级合作社正积极准备收购新棉。 今年棉花长得好的原因，除去天气和雨量合宜外，主要是群众从实际中了解人民政府奖励和扶助植棉的各项政策，积极地进行了爱国保棉工作的结果。今年各地在棉花播种前，一般地均耕犁过三次，不少地方种籽都作到了粒选和拌种。各产棉区人民政府并及时贷放了大量的优良棉种和各种肥料，创造了棉苗生长的良好条件。单是陕西的关中和陕南贷放的良种就有二百万斤。北疆新棉区在人民政府帮助下今年引种和推广了苏联的优良品种。关中和陕南的棉农，今年就贷到油渣、豆饼等肥料二百余万斤，化学肥料（硫酸铔）两千吨。七月间陕西地区棉花发生了棉蚜等病虫灾害，当地各级党、政机关积极动员一切力量抢救，领导棉农展开了爱国保棉的防治病虫害运动。 今年各地棉花长得好，群众都知道是由于政府领导得好。兰州农业劳动模范陈作桢说：“人民政府领导我们和自然灾害作了斗争。不下雨，政府领导我们点种；生棉蚜，政府领导我们防治。在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没有人管我们的死活。”尤其是在六、七、八三个月内开展爱国售棉储棉运动中，对棉农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大大提高了植棉农民的政治觉悟。许多棉农已认识了多种棉花、保证供应工厂原料，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争取棉花自给的爱国运动。这也鼓舞了棉农爱国保棉运动的热情。陕西省兴平县有一千多个互助组卷入了爱国保棉竞赛，并保证：新花上市后，除自用外全部卖给国家。 现在，关中区各级合作社收购新棉的准备工作正积极进行，已准备以四十八亿多元的资金整修仓房和购置、修理各种加工设备；各专区合作办事处正计划举办短期的技术、会计人员训练班，使每个基层合作社将来能有一个具有购棉专门知识的技术干部。为了提高皮棉品质，适应全国纺织工业的要求，各地合作社准备向社员或非社员租赁大批轧花机，与合作社现有的轧花机合组轧花队，有计划地轮流到各村轧花。目前各地合作社在各级中共党委、人民政府领导下，正进行“爱国售棉运动”的宣传工作，广泛向棉农宣传拾花、晒花时要注意不混入杂质，尽量提高棉花的品质。 （胡绩伟）

第2版()专栏：　　西南预购棉花完成 超过计划百分之五十 西南区预购棉花工作已经完成，预购量超过计划百分之五十。西南区广大农村尚未建立合作社，预购工作是由各地人民政府与中国花纱布公司进行的。今年六月份起，各地人民政府与中国花纱布公司便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预购。中国粮食公司、中国百货公司也调运大量粮食、肥料、食盐及工业品到产棉地区供应农民。各地棉农在了解了预售棉花的道理后，都踊跃地把棉花预售给国家。川西广汉县原计划预购棉花二十万斤，但该县一个区预售的棉花即超过二十万斤。川北著名产棉区射洪县陆合、东岳两乡棉农预售棉花时，坚决不要人民政府的定金，他们说：“我们种棉花，人民政府贷给口粮、种籽、肥料，还指导我们改进技术，防治害虫，现在我们那能要啥定金。”西南区少数民族棉农也踊跃预售棉花给国家，云南普洱专区少数民族预售的棉花达七千多担。现在西南各产棉区农民正展开加肥、治虫、除草运动，并保证一定把棉花种好，将来可以交好棉给国家。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反对浪费木材，反对滥伐林木！ 吉林黑龙江等省采伐、销售“地方材” 损害国家森林引起木材市场混乱 东北黑龙江、吉林、松江、辽东等省人民政府从地方财政观点出发，砍伐及销售“地方材”，使国家森林遭受损害，木材市场发生混乱。东北的森林为国有林，归东北森林工业总局统一经营采伐。但东北黑龙江等省人民政府借口自用及解决地方民需用材，向东北人民政府请准采伐一部分“地方材”。实际上所有上述各省“地方材”的用途，很少是自用，而全部或大部分都是向市场推销，补助地方财政开支。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一年，各省“地方材”采伐总数为七十二万九千立方公尺。其中吉林省为二十六万立方公尺。黑龙江省为二十四万立方公尺，松江省为十五万一千立方公尺。除少数自用外，大部分都在市场上销售了。辽东省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年共采伐七万八千立方公尺，除自用外，也拿一部分向市场出售。这样，就产生了以下不良影响： （一）各省在采伐木材中，除松江以全部、辽东以一部委托林业机关采伐外，一般的都是自行雇工伐木。在采伐时都是用“剃光头”的方法，不注意留母树，不保护幼树，伐根留得很高，不清理林场，违反了合理采伐的原则，造成国家木材资源的损失。 （二）各省采伐木材的主要目的既是为了销售获利，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曾到北京、天津等地推销木材。吉林、黑龙江、松江等省到天津推销木材的竟有三十多个单位。一九五○年以后虽不到关内直接推销，但仍有通过私商或有关机关在关内推销的。同时，各省的销售木材已成为引起关内某些机关、部队、学校到东北去购买木材的主要原因之一。关内各机关、部队、学校在购买木材中，有的通过木商，或利用私人关系，互相勾结，辗转贩卖，以获取厚利。各省销售木材的结果，使木材市场发生混乱。 （三）地方的采伐区与林业机关的采伐区交错。有的地方政府由于暂时急需伐木的技术工人，不惜乱定工资，高价争雇林业机关的固定工人。结果，使工人们的工作情绪不安，大大影响了林业机关长年采伐作业的进行。 东北吉林、黑龙江等省“地方材”的采伐量虽不算太大，但对森林的损害与对木材市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各省应从国家建设的整体利益出发，对自己的地方财政观点进行检查，彻底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国有林区由林业机关统一采伐的政策，停止采伐“地方材”。东北人民政府并应不再批准“地方材”的采伐，以消除由此而引起的各种不良影响，使国家的林业建设工作，能很快地走上正轨。 （林利）

第2版()专栏：　　吉林某些矿局干部存在着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 违反规定滥伐山林浪费木材 吉林省矿区多位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为解决运材上的困难，矿区的需用木材，多报请政府批准，由公营矿山企业自行采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矿局干部却不从国家利益出发，存在着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滥行砍伐森林。如安图县某矿，一九五一年批准采伐窑顶木一千二百立方公尺，在采伐时，却不按政府的规定施行间伐作业，竟挑好的“拔大毛”（即挑好的、大的砍伐）。在木材利用方面，更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造材是砍头去尾，百分之三十能用的梢头木都抛弃在树林里。另外，他们还擅自变更采伐林场。原指定在沙松背前坡采伐，而矿山方面为便于运材，省工省钱，未经批准即移至锑矿坑口附近采伐。这样，使坑口附近已不能再行采伐的林木，又遭到破坏。又如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某金矿局，为修建火药库，不经批准，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板庙子擅自把七千平方公尺的林地砍光，所伐树木绝大部分都是硬杂木，榆树占百分之七十，其余百分之三十均为黄婆罗、水曲柳等珍贵树种；极少部分为杨桦等软杂木。同年九月该矿局擅自砍伐林木一千根，树种亦为水曲柳、柞、榆等硬杂木。该地区政府知道这情况后，即去矿局联系。而该矿局经理科刘科长，竟推诿说不知道，后因人证物证确凿，不得不承认，但又无原则地说：“拉倒吧，都是公家事！”这种严重的本位观点是与国家利益不能相容的。 （李贵龄）

第2版()专栏：　　集中群众智慧，普遍推广！ 张淑云工作法使天津恒大烟草厂工作效率普遍提高 在执行爱国公约竞赛运动中，天津公营恒大烟草厂中包部女工张淑云集中群众智慧，在今年六月创造了一种先进的工作方法。这一方法的推广后，该厂各部门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本月十九日天津市工业局所属各单位的先进工作者特为此集会庆祝。工业局局长杨成在会上宣布赠给张淑云以爱国竞赛公约运动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并号召各厂职工向她学习。天津市总工会已决定在全市工厂、企业中广泛推广“张淑云工作法”。 张淑云是中包部包烟快手中的一个，去年因劳动生产成绩优良，被评为天津市的特等劳动模范。她在悉心研究如何提高大家劳动效率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包烟快是因为抓烟快的缘故。她又研究了其他两个快手冯文贞、焦桂枝的特点是掩角快和装盒快。为了把三个人的长处传授给中包部的工人，她在工会支持下组织了技术研究会。在研究会上又发现于桂兰盖盖快。这样中包部一套最好的操作法（包括抓烟、掩角、装盒、盖盖四个动作），便由张淑云集中起来，成为一套最好的操作方法。张淑云工作法正和苏联郭瓦廖夫工作法的基本方法相符。该厂中共支部、行政、工会和青年团对于张淑云工作法非常重视，积极地组织全体职工学习。自今年七月起，张淑云工作法就在中包部全面推行，并在其他各部门重点施行。 恒大烟草厂各个部门工人学习了张淑云工作法后，生产已有显著改进。中包部在七月份有一百八十七人参加学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人提高了产量。八月又有八十三人提高了产量。卷烟部二十三台卷烟车平均提高产量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七，卷烟纸节约百分之一点四一，不合格的产品也由千分之四降低到千分之二。切丝部参加学习的五台车和卷烟部的九台车，自七月中旬至今已消灭了事故。卷烟部勤杂工人，在推行张淑云工作法以前每天提前一小时上班，延迟一小时下班，还是忙不过来，八月份他们把推车快、装车快，卸车快、装架快的工人动作中的优点集中起来，进行了学习后，结果已能做到按时上下班，并提前完成推烟任务。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集中群众智慧，普遍推广！ 张淑云工作法使天津恒大烟草厂工作效率普遍提高 在执行爱国公约竞赛运动中，天津公营恒大烟草厂中包部女工张淑云集中群众智慧，在今年六月创造了一种先进的工作方法。这一方法的推广后，该厂各部门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本月十九日天津市工业局所属各单位的先进工作者特为此集会庆祝。工业局局长杨成在会上宣布赠给张淑云以爱国竞赛公约运动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并号召各厂职工向她学习。天津市总工会已决定在全市工厂、企业中广泛推广“张淑云工作法”。 张淑云是中包部包烟快手中的一个，去年因劳动生产成绩优良，被评为天津市的特等劳动模范。她在悉心研究如何提高大家劳动效率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包烟快是因为抓烟快的缘故。她又研究了其他两个快手冯文贞、焦桂枝的特点是掩角快和装盒快。为了把三个人的长处传授给中包部的工人，她在工会支持下组织了技术研究会。在研究会上又发现于桂兰盖盖快。这样中包部一套最好的操作法（包括抓烟、掩角、装盒、盖盖四个动作），便由张淑云集中起来，成为一套最好的操作方法。张淑云工作法正和苏联郭瓦廖夫工作法的基本方法相符。该厂中共支部、行政、工会和青年团对于张淑云工作法非常重视，积极地组织全体职工学习。自今年七月起，张淑云工作法就在中包部全面推行，并在其他各部门重点施行。 恒大烟草厂各个部门工人学习了张淑云工作法后，生产已有显著改进。中包部在七月份有一百八十七人参加学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人提高了产量。八月又有八十三人提高了产量。卷烟部二十三台卷烟车平均提高产量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七，卷烟纸节约百分之一点四一，不合格的产品也由千分之四降低到千分之二。切丝部参加学习的五台车和卷烟部的九台车，自七月中旬至今已消灭了事故。卷烟部勤杂工人，在推行张淑云工作法以前每天提前一小时上班，延迟一小时下班，还是忙不过来，八月份他们把推车快、装车快，卸车快、装架快的工人动作中的优点集中起来，进行了学习后，结果已能做到按时上下班，并提前完成推烟任务。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张淑云工作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新华社记者 孟帆 在爱国竞赛公约运动中，天津市广大职工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竞先创造各种先进工作方法，希望对祖国有更多贡献。天津恒大烟草厂女工张淑云所创造的“集中优点、普遍推广”的工作方法，就是在这种爱国热情的鼓舞下产生的。 张淑云是该厂中包部女工，共产党员，市特等劳动模范。今年五月，市人民政府发布评选劳动模范条例后，她想：自从加入共产党后，党就不断地教育自己：作为一个劳动模范不仅自己要生产好，重要的是能够团结大伙儿一齐把生产搞好。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一要求呢？小组的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每个人的劳动强度也发挥得差不多了，再要提高产量就非改进操作方法不可。怎么改进呢？她反复地考虑这个问题。后来想到：在中包部包烟最快的除她自己外，还有冯文贞、焦桂枝两个人。自己包得快是因为抓烟比别人快；她们包得快是什么原因呢？她决定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她每天利用空隙，出来进去地观察、比较着冯文贞、焦桂枝两个人的工作法。结果发现她们在包烟的细小动作上都有特点，都比别人快得多。冯文贞的优点是在掩锡纸折角的时候，两个手的拇指和食指同时动作。焦桂枝的优点是在装烟的时候，把锡纸包的一角先装入盒内，然后用手一扭就很快地装进去，别人装一盒时，她已装完两盒。这样再加上张淑云自己的抓烟法，差不多就是中包部的全部操作过程了。她想：“如果把这三个优点合并起来，放在一个人身上，那效率不定提高多少呢！”她想通了以后，高兴得跳起来，马上去找工会主席，提出了她的意见，并且得到了工会主席的全力支持。 张淑云创造先进工作法的活动，先从动员冯文贞和焦桂枝公开技术开始。 她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去找冯文贞谈，业余学校放学的时候，在工厂门口等着她一同回家。两个人逐渐熟了。张淑云就对她说：“咱们部里包二千包以上的人不多，我看你的掩角法最快，要能教给大家，我们部里的产量一定会提高。”张淑云看她没有表示反对，又接下去说：“我正想组织一个技术研究组，请咱们部的生产好的工人当老师，你给大家讲掩角法，行不行？”经过她的动员，冯文贞同意了。焦桂枝呢？她的产量一向是在中包部数第一，是厂里的劳动模范；可是她不大爱接近人，下了班就回家。想叫她把技术公开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张淑云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跟她谈：“劳动模范应该起带头作用，团结大家一齐搞好生产。”慢慢地焦桂枝的脑筋开了窍，她说：“淑云，你说得对，我加入技术研究组好了！”以后，张淑云又在工会的帮助下，动员了十二个积极分子，把技术研究组组织了起来。 六月二十日，技术研究组开始成立了。张淑云等三个人每天抽出一小时轮流给大家讲新的操作法。大家学得很起劲。过了两天，张淑云想起：中包部全部操作过程包括四个动作：抓烟、掩角、装烟、盖盖。前三个好的方法都有了，可是盖盖还不行。她们就开始在技术研究组内注意每个人的盖盖方法，结果发现于桂兰盖盖最快。她的优点是由食指带锡纸，中指带盒盖，两个动作一齐作好，比别人分两次做恰恰节省一半时间。经过研究大家便开始学习于桂兰的“盖盖法”。在工会和行政的支持下，研究组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行政方面拿出锡纸、纸烟、盒子等材料让她们练习。经过十一天，研究组工人都学会了新的操作方法。有的工人开始在生产上有了新的表现。如王淑琴过去最多包两千二百包，学会新操作法后，提高到两千四百包，后来达到两千六百包。张淑云这时信心更高了。她想扩大这个研究组，让每个工人都会这种“优良操作法”，于是他去找工会主席，说明了自己的打算。工会主席热情地鼓励了她，并且告诉她说：这种集中优点的方法，和苏联郭瓦廖夫工作法的特点正相符合。 工会主席，厂长与共产党支部书记在碰头会上研究后，认为这个工作法很有价值，应该广泛推行。于是厂长派技术人员深入车间帮助技术研究小组测量工时，研究结果证明这个新操作方法确实比其他任何个人的工作法优越。于是工会发出号召，动员全厂工人来学习这个先进工作方法，确定中包部全面推行，其他各部重点试行。 方法虽好，开始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学习。张淑云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她召开了技术研究组会议研究，结果发现是其他工人有顾虑。一部分技术相当熟练的工人的日常产量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他们觉得不能老和高的比。有的说：“学吧，学不好一个月就少挣几万！”还有的是开始学时劲头很大，几天过去了产量没增加，就泄劲了。有的是上午用新的操作法，下午又改了老样，怕少出活。至于原来产量很低的工人们，都积极参加学习。对于这些有顾虑的工人，张淑云和冯文贞、焦桂枝等几个人在工会帮助下，分别进行了宣传解释。工会把全厂的壁报、广播等一切宣传工具都利用起来。反复向工人们说明：“即使产量有些降低也是短时期的事情，一旦熟练了就会多出活，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同时张淑云利用具体事例来教育大家。如张小凤、赵佩忠开始学习时每天少包三、四百包，但是他们坚持学习，现在已经比原来的产量增加了一百包。开始学习时降低了产量的王继文在他们的影响下鼓起勇气，现在已经完全熟练，产量较前提高了四百包。经过用具体的实际事例进行宣传教育，大批工人才参加了学习。中包部现在参加学习的已有一百八十七人，其中已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人提高了产量。其中平均每天增加产量四百包的有三个人，一百包到三百包的有七十三个人，而张淑云、冯文贞等都创造了两千六百包的最高纪录。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中国粮食公司浙江省公司新建仓库 全部不适用使国家资财遭受巨大损失 编辑同志： 中国粮食公司浙江省公司在某地所建一九五○年度粮食仓库，由于事前设计不周密，盲目施工，事后没有检查，又不研究和接受群众意见，完工后工程全部不适用，造成国家资财重大损失。该仓库工程由中国粮食公司浙江省公司设计，呈报上级备案后，委托浙江省建筑公司承办并订立合同，在今年三月六日正式开工。现在除附属工程外已基本完工。房屋部分六十间原计划五亿九千四百七十三万元，完工时人工与经费已超出原计划。按照计划平均每间容量为十六万六千余斤，开始收购后，才放九万斤。于八月六日下午五时就倒塌二间，七日上午九时又倒塌一间。其他大部分仓库未储粮，已储粮的在轧轧作响，有的仅储粮七万斤，“磉板”已破碎，工程全部不适用。仅房屋倒塌，粮食损坏（袋装）及搬运，损失即三千万元。今后补救改建，不但国家资财遭受一亿元重大损失；而且耽误了时间，影响新谷登场后大量收购的储藏任务。 检查损坏原因：一、主要是中国粮食公司浙江省公司没有周密设计。虽曾会同浙江省建筑公司设计，并经华东贸易部建仓督导组（驻中国粮食公司浙江省公司办公）审阅同意，但五、六个设计图样集中决定时，没有从设计中钻研基础部分的“横架斜撑”“磉板”荷重力如何，而是单纯考虑那一个“省钱”、那一个能“速成”，不问实效，贸然施工，终至倒塌。二、浙江省建筑公司承包了该计划的施工任务，就是表示对原计划的同意和支持。施工主任工程师盛建康自称：“事后从未拿出图研究检查设计问题。”这样既不拒绝不合理计划的施工，更不作检查，没有根据客观情况对原设计提出改进的建议。特别严重的是不关心政府法令。六月十九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严格检查基本建设工程设计的通知”，通令全国应在七月底讨论和检查完成。但双方从未进行讨论与检查。三、不走群众路线，对工人意见不采纳。在施工后，工人陈小加等对“磉板”“横架”荷重不够问题曾提出意见，建议做“地砻墙”。但当时浙江省建筑公司工程师及负责监工人员未能在遇到新的情况时进行研究和向上级提出改进原计划的建议。 这充分说明了设计和施工的有关人员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基本建设是采取了草率从事，使国家资财遭受重大损失。 八月八日，中央贸易部基本建设工程处华东分处已派工程师与中国粮食公司浙江省公司、浙江省建筑公司的设计、施工工程师会同当地有关机关检查，并初步讨论了补救办法，倒塌部分的粮食已于八月九日上午抢救完毕，现在正呈报处理中。 王慈　　牡丹江森林工业管理局绥阳分局对国家木材资源不负责任 订了合同不监督放任滥伐 编辑同志： 据东宁县林政科长王世卿谈：东北牡丹江森林工业管理局绥阳分局于去年三月间与东宁县第二区河北村张某订立采伐车立柱一万五千根的一份合同。在订立合同当时，既没有把车立柱的尺寸交代明确，嗣后也没有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指导，随他们的便盲目滥砍。结果，伐下的木材，多不合乎车立柱的规格要求。砍了三万多根，只有一万五千根合用。这次的经验教训，还没有引起该局领导干部的重视。在今年二月间，该局与第七区沙河子村订立采伐枕木（柞树）一万五千根的合同，仍然采取同样方式，仍然放任该村农民入山不按规格地滥砍，伐根留得很高，普遍超过三十公分以上，甚有到九十公分的。梢头木也没有合理利用，扔得满山遍野。这两次共约损失木材一千立方公尺以上，折合人民币三亿多元。该局这种对国家森林不加爱护不负责任的恶劣态度，使森林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该局应受到应得的处分。 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林政局护林科 武振达　　武训宣传者的谬论破产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证明了武训是一个忠实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历史罪人。武训宣传者的谬论，不能不在这种铁的事实面前破产了；那些对批评武训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再也不会有什么怀疑了吧！ 事实证明：武训所处的时代正是农民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发展的时代。据该调查记“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一节所载，离武训故乡很近的王二砦村即有六十多人参加了当时农民革命队伍黑旗军，差不多所有壮年人都参加了。这说明了：武训对当时的革命运动丝毫没有关系，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反革命的道路。 从武训的土地剥削与高利贷剥削二节中可以看出，武训对农民的剥削是极为残酷的，他取得了当时反动统治者所给予的特权。反动统治者为什么会给他的特权呢？正是因为他的行动直接对反动统治者有利。这从“崇贤义塾”学生的成份大部分是地主，而后来都成了秀才、童生、举人等事实，就可以充分证明。 从武训拜了许多所谓“干娘”，青年寡妇生出了“小豆沫”的事实，可以见到武训为人的下流，已经到了何等卑鄙无耻的程度。 李士钊说：武训是“被压迫农民阶级的先觉者”，孙瑜说武训“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为人民服务”。 事实胜于雄辩，这些谬论，在铁的事实的面前不能不完全破产了。 铁道部人民铁道报社 胡岩龙　　《武训历史调查记》揭露了武训“兴学”的真相 编辑同志： 武训其人其事，已由《武训历史调查记》进一步证实了。 对《武训传》问题，我一直有着这样的看法：“武训的确是不足为训的，更不值得歌颂，可是，他的兴学动机至少还是好的”。理由是我们今天不能用“马列主义”的尺去衡量历史人物。直到看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之后，我才认识到：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叛徒。 特别是看了他“兴学”的那段史实，才不折不扣地明白了。我了解到他的“兴学”不过是借此作进身之阶，爬上统治阶级的宝座，绝非为了穷孩子。 我以前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认识呢？正是由于我未能用马列主义去分析研究问题的结果，将动机与效果机械地分来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思想的混乱。我是一个受过师范教育的人，可是，对教育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估计是不足的；过去，我认为单凭教育就可以改造那吃人的社会。丝毫不懂得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我今后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 白福渭

第2版()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北京新民报总编室关于发表《清除旧文艺中的色情毒素》错误文字的检讨 八月十八日本报（北京《新民报》）第八版《文艺批评》上曾发表了流涌的《清除旧文艺中的色情毒素》的错误文字，引起了读者们的普遍不满，纷纷来电话或来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宝贵的，帮助了我们及时地发现了错误。 正如读者的来信所说，流涌的错误文字只引用了臭小调的一大堆猥亵的下流不堪的例句，而没有分析与批判，更没有指出如何清除的办法，这不但使作者的“清除”的“意图”完全落了空，反而恶劣地宣传了色情。 我们认为在旧文艺中的色情毒素，是应该予以严格批判，应该继续展开严肃的斗争，因为旧文艺在今天还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我们应该向这部分读者说清楚，使其了解旧文艺中的色情毒素是极端有害的。我报的《文艺批评》周刊，也应该作好这一件工作。但是，我们竟错误地发表了流涌的下流文字，把清除旧文艺中的色情毒素的严肃的斗争，庸俗化了，低级化了，我们认为这个错误是严重的。 造成这次错误的基本原因有下列两点： 一、严肃的认真的对读者负责任，我们还没有提到原则上来认识。半年来，较严重的错误在副刊上已出现了三次：一次是电影《武训传》的问题（我们连电影都还没有看，就盲目地作了宣传），另一次是报导新凤霞离婚的问题（很不恰当地作了渲染），因此，这一次在《文艺批评》上发表流涌的错误文字就决非偶然。我们还没有在思想上足够地重视我们的工作，没有足够地重视我们发表一篇文章将给读者带来什么影响。这是说：我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严重的，使得不应有的错误连续发生。 二、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工作中的混乱情况也是严重的，如像编辑送稿到总编室来，时有缺稿的情形，而编辑同志在补稿时，往往不经过总编室，就直接发排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和作风，就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与警惕。而这次《文艺批评》上的严重错误，就是在类似的情形下产生的。 我们成天忙忙碌碌，而又马马虎虎，这就有变为政治上的瞎子的危险。很明显，像发表流涌的下流文字，这样的错误，本来不是不能避免的！ 我们为了挽救这一个损失，作了如下的决定： （１）公开检讨，承认错误； （２）改进《文艺批评》的编辑状况，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来编； （３）加强对副刊工作的思想领导，提高编辑同志的思想水平； （４）坚决反对发稿的无政府状态，健全审稿制度。 这个错误对于我们是一个极重要的教育，我们决心改正错误，提高工作。

第3版()专栏：　　视察察哈尔省政权建设工作以后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芮沐 我们这次参加华北事务部所主持的建政及优抚工作的视察，往察哈尔省各县作调查研究，对于做学校教育工作的人说，这是一个最良好的实践机会，我们开始对建政及优抚工作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 从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察哈尔省各地目前都已经召开过不少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的县还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老百姓受了民主政治的教育，自己当起主人翁来了。 目前农村中的生产、水利、造林、增畜等工作，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正在大力开展推进中。群众靠着自己的组织，靠着自己的积极努力，推广了浸种、治虫、抗旱备荒的方法。人民银行的信贷工作，人民保险公司的牲口保险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和爱戴。在阳高县的某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政府认为追加公粮是没有把握的，但代表们说一定办得到，后来果然很快的补缴了缺额，因为他们知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影响了人民的财政。各地的镇压反革命工作，也很激烈，人民已经清楚了什么人是他们的敌人。察哈尔是一个十年九灾的省，但是人民已共同起来积极地完成自己应完成的任务。这些都是最令人兴奋的事实。我们感触到了新民主主义无限光明的前途。 在察哈尔省我们所考察的几个县中，代表会议所提出的任务，不论是临时性的，特殊性的工作，或是季节性、全年性的生产计划，可说都达到了目标。代表会议一般都有良好的成绩。 不过，在视察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关于代表会议的一些缺点。 第一，最主要的是，大家对于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尚没有深切的体会。我们觉得在人民方面一般已存在坚强的自觉，但在领导干部方面则尚没有敢大胆接受这种客观的现实，欢迎这种现实。甚至代表会议虽已起着很大的作用，而领导干部却不能充分领略它的重大意义。换言之，在主观上要更进一步努力启发群众，教育群众，让群众更明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主人翁，并行使其主人翁的权利，在各县领导同志的思想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其实什么叫做“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呢？这只不过说，中国国家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因此我们的政权也是属于人民的。这不是一句空话，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所以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有着根本区别的缘故也就在此。因此，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我们也必须做到能够认真把政权交给人民，然后大家团结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坚强地完成建设新中国的任务。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民主政权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 其次，对代表会议制度本身的规律，各县一般也还没捉摸清楚。例如代表会议的几个重要关键：代表的选举，会议的领导，提案和决议的处理，常务委员会等，在我们考察的察哈尔省各县中都还没有得到平衡的发展。这些重要关节的任何一个被忽略了，代表会议制度就显得不够健全。 关于代表的选举，包办代替、委派轮换的现象还很普遍。许多代表当选以后，老百姓还不知道他是代表。无疑的，人民必须能自己选出自己乐意选举的人来代表自己，这才是我们选举工作的真正理想。 关于会议的领导，很少县的代表会议能事前作充分的准备。有些会议中，报告和工作布置特别多，代表讨论少。有的连经常的主席团也不存在。有些会议则机关干部列席太多，会中民主作风不够。 关于提案和决议的处理，就我们看到的几县来说，偏差是在于县领导不注意人民的提案（宣化与天镇除外）。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内提到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的时候已经指出过。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当然，提案数量减少这一点，尚不足以说明代表会议的开得好坏。如果人民能逐渐注意全面的问题，而把个别的小问题放在区域性的组织内去解决，则提案可能减少；或则地方人民政府能经常地良好地解决人民自己迫切的问题，提案也可能减少。这都应该说是正常的现象。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提案数量的多少，而仍在于我们最后关心不关心人民的事务。 至于常务委员会，这是代表会议休会期间的一个经常机构。常务委员会工作的健全，也就是代表会议制度的健全。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我们考察的几个县中，除了宣化县代表会议的常务委员会效能较高以外，其余各县都忽略了这个重要制度。张北县把常务委员会看成政府的一科，怀来县则认为常务委员会“没有意思”。常务委员除了一人外，竟完全是政府委员。 再次，因为各县对于人民代表会议是国家基本制度一点认识不清，而对于这制度本身的运用又没有一个衡量标准或检查尺度，因此碰到代表会议有新的要求，例如需要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时候，县领导就不知从何着手，往往考虑过分，甚至替代行职权添加了条件。 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人民民主组织形式，从现在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展到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一个过渡形式。它不是完备的代表大会，但却代行着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央规定，凡各地军事形势结束，土地改革完成，人民觉悟提高，已具有健全组织的时候，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都应该立刻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任何其他条件的附加，必将影响人民基本权利的行使，这是很明显的事。 从我们调查的几个县看来，其中也有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例如怀来县。但在代行职权前后，就代表会议的精神说，没有显著的提高。这说明了什么呢？那就是：一方面，三个基本条件之上固不应再加其他条件，但另一方面，代表会议也必须有已经开好的经验作基础，才能使代行职权推动民主，而不妨碍民主。然而因为各县的领导干部一般都没有知道逐步地，有层次地，有过程地去利用经验进行总结，主动创造条件，发展这个制度，所以一部分县对于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一端即持着十分保守的态度，严重地存在着等待“上级催逼再办吧”的思想。 上面这些缺点，都是我们这次视察的各县中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存在着的现象。不过，这些缺点的产生，虽大部分是由于领导干部主观上对于客观形势认识不足，但一部分情形也是由于各县领导工作中还碰到许多客观困难的缘故。县区村各级地方干部都是些刻苦耐劳，不辞辛苦的忠实同志。他们的待遇是如此微薄，工作是如此繁重。遇到中心工作，他们经常下乡突击，县府因此无人，全面领导就受了重大影响。这说明了为什么干部们都喜欢形式比较简单的，指挥较直截的一揽子干部会，而认为人民代表会议都是婆婆妈妈的“不痛快”。因此，领导方法不能改善，往往就产生了“人民代表会议多少是一种负担”的感觉。 我们这次在察哈尔省视察建政的结果，我们认为把代表会议再提高一步，在察哈尔省各县是完全可能办到的。干部们都真诚愿意进一步把代表会议开好，不过多多少少还不知怎样去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并如何具体地着手去做。华北即将召开的县长会议，目的就在解决这些问题。

第3版()专栏：文化生活　　建议制止投机出版活动 许宗义 读了人民日报八月十六日文化生活栏《评投机出版商的投机出版物》一文后，我感到有必要把投机出版商的情况作一点补充。所谓投机出版商，它的特点主要是趋新、抢先和粗制滥造。目前具有这三个特点的出版商，可说并非“个别”的存在，而是有一个相当数量的存在。比如在解放前出版过“金瓶梅画册”、“保甲制度”等书，解放后又以偷窃手段出版过“政治常识学习小丛书”及“新名词辞典”等书的上海春明书店便是一家著名的投机出版商。今年七月间上海出版界曾经举行过一次一百四十多人的座谈会来批评他们的恶劣行为（见七月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这家投机书店的编辑部负责人、“新名词辞典”主编之一胡济涛，也在会上承认了他们的“单纯经济观点”及一贯只求“出货多”、“出货快”、不求出货好的事实。这家书店之为投机出版商，可以说是没有疑义的了。 又如出版“新名词综合大辞典”的大地书店，我虽然还没有看过它的其他出版物，但即以这部“新名词综合大辞典”而言，也就够称为投机出版商了。这部一千五百多页一百五十多万字的“大辞典”，只要稍微耐心翻查一下，就可以知道是瞎编出来的，随便制造“新名词”（举例：“周外长严正声明”、“美机屡次侵我领空”等等），又信口加以解释，观点错误，轻重倒置或根本没有说明什么，例子举不胜举。这位无聊透顶的编者，甚至还做出一副“虚心”的样子向读者讨教。有许多认真的读者也确乎给过他一些意见。于是在再版时才删掉许多岂有此理的“新名词”，如“干部派”、“老油条”等等，并作了一些修正。据说人民解放军中有位署名古极的同志曾去信指出这部辞典的军事部分有很多错误，就被编者钉住，要他“驾临北京本店与编者一谈”，以便委托他修改这一部分（见《再版修改工作总结报告》，又该书《三版的话》中尚以这位古极同志“神龙见首不见尾”而大表遗恨。）这是典型的跟读者开玩笑的投机商！ 再如出版《中国人民术语辞典》的太平洋出版社，以《新哲学典范》、《新经济学典范》及《社会主义》为书名抄印《反杜林论》（吴理屏译本）的上海文源出版社，出版《解放版高小升学指导》的北京昌益书局，出版《解放高小升学指导》的北京建业书店，出版《最新高小升学指导》的光华书店，出版《高小升学指导》的万国书店以及出版《初中投考指南》的上海教学出版社，上海新星书店，上海正气、育才书店，出版《最近大学入学试题详解》的上海宏文成记、东新洽记书局等等，也都以他们的投机出版物表明了他们的投机性。 目前经营投机的出版商大抵都没有编辑部，或有编辑部而实际只是有几个无聊文人为之抄剪和张罗而已，结果乃粗制滥造、鼠窃狗偷之事无所不为。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我以为加强报纸刊物的书评工作，指导读者并教育出版商改变他们的经营态度，固然非常重要，但是老是在批评检讨中跟投机出版商纠缠，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以为出版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出版事业的领导，一方面要使出版业有适当的分工和适当的出版计划，一方面要审查他们是否有经营出版业的条件，首先是否有一个合格的编辑部。凡是没有出版计划和没有合格的编辑部的出版社，都应当责令他们改营发行事业，不要让他们继续胡闹下去。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粗浅的意见，特提供关心出版界状况者参考。

第3版()专栏：　　不能容忍的粗制滥造现象 邹可 最近我们读了新潮书店出版的许多新书，发现没有一本不是粗制滥造的。这证明人民日报八月十六日所载《评投机出版商的投机出版物》一文所批评的该店的投机作风，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以该店所出版的《列宁语录》（钱实甫编）为例，这本书就是随意抄摘列宁的个别词句，加上极不相称的章节标题。作者在序文中还要说“最科学的方法不外是最机械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最呆板的办法”，并自称他这种编书的方式：“古人早已在作，近人更其重视”。读之令人愤慨。又如《新财政学教程》一书（粟寄沧著），虽然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但其中内容有许多原则性的错误。如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是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以外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并谓资本家占有私人资本，也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表现。 该店出版的翻译作品，也极尽偷窃的能事。如该店出版的《斯大林论辩证法为革命行动的方法》（张新译），《联共（布）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确定方向的力量》（胡沙译）及《联共（布）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列主义》（胡沙译）三书，其中第一本书是完全从中华书局出版的潘朗译本抄来的。第二本是抄自《学习》杂志出版的《学习译丛》第一辑《联共（布）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列主义》（波斯别洛夫作），第三本是抄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政治学校教材之九《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与指导力量。》后两本书还故意换了个书名，把第一本书的内容，装在第二本里面，使内容与书名不一致。更可恶的是“译者”大概是为了使别人不易发觉起见吧，竟不惜把原作的内容一段一段的删去或随便更改。这样作法我们实在不能容忍！ 据说该店的投机书籍，居然很有销路。例如该店出版的《人民大宪章》一书（也是乱抄乱剪的东西），不到一年，便销行七万册，再版八次。这种出版商和“编著人”，实在是太对不起人民了。因此，我完全同意人民日报的批评，对这类投机出版商，有关机关应当加以干涉！

第3版()专栏：　　抄袭之风不可长 任云　李明 我看了新潮书店出版的《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书，我认为必须揭发该书作者的严重的抄袭行为，该书名义上是由吴民、萧枫两人合编，但实际上除该书末尾一小部分及其他极个别的地方以外，完全是抄自田家英编《民国以来大事年表》、新华书店出版的《从七七到八一五》及新华社编辑的《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三书，只是在有些地方作了个别字句及前后次序的变更。说《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书基本上是这三本书的合编本，是并不过分的。按理书店和编者在出版这本书时，是应该在书中对这种情形有所说明的，但他们不但未这样作，反而在前言中特别声明这本书是由编者根据三十多种图书、杂志、报纸的材料编成的，前三书也与其他书一样只是当作一般的“参考”，并批评这些书都缺乏“史实的确切”，很多“错乱”，以表示这本书是编者精心研究的结果。这种态度显然是很不老实的。我们认为这种偷窃别人的工作成果的办法是极端要不得的，不应该让这种作风在著作界流传下去。 编者按：《评投机出版商的投机出版物》一文发表以后，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赞成我们对于新潮书店的批评，并作了进一步的揭发。这里所发表的是从这些读者来稿和来信中选出来的。他们都以具体的材料说明了目前出版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现象。我们认为读者许宗义同志所提出意见是正确的，出版行政机关应当采取适当办法限制投机出版商的活动，整顿出版界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使出版界的力量运用得当，并以更多的优秀读物供给广大的热情学习的读者。

第3版()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第三讲） 吕叔湘　朱德熙 第九段 与否定有关的虚字 有没有。 现代口语里只有两个否定副词：“不”和“没”。“没”字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否定“有”，一个是否定行为的完成，除此以外都用“不”。反复式的问句里的格式是“有没有”“是不是”“去不去”。下面这句的“有否”是错的。 （一）自行车点灯的时间有否明确的规定？（信）如果依着口语，该用“有没有”；如果利用文言格式，该用“有无”。“否”也是文言字，它可以跟“有”字以外的一切动词连用，现在还常见的是“是否”“可否”“能否”，就是不能跟“有”字连用。 在底下这两句里，不但“可否”是错的，连“有没有”也不对。 （二）你过去有否参加过政治活动？（作） （三）她会拉着你问，中国妇女有没有参加生产。（期）这里不能用“有没有”，因为这里的“没”是否定行为的完成，不是否定有或无的“有”，习惯上只能说“中国妇女参加了生产没有？”不能用“有没有”，当然更不能用“有否”了。不过以（二）而论，可以用“曾否”，等于“曾经参加过没有”。 不是……就是。 这个格式表示二者必居其一，例如： （四）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毛）要注意的是，这二者必须互相排斥，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不能同时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反过来也是一样。底下这句不具备这个条件，也就不能用这个格式。 （五）在旧社会里许多搞科学工作的，不是做官僚的奴隶，便是用非所学，得不着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报）照原来的说法，倒像是“做了官僚的奴隶”就不是“用非所学”了，这不是不通之至吗？这句只能说“往往学非所用，甚至做官僚的奴隶”。 既不……又不。 这个格式也常常被人用错，因为他们误会这是“既…又”的否定，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的否定。例如“既不耐用，又不便宜”，含有“不耐用就得便宜，不便宜就得耐用”的意思。“既耐用又便宜”的反面是“不但不耐用，也不便宜”。（当然后者也可以说“既不耐用，又不便宜”，因为事实是一个，可是单说“既不耐用，又不便宜”，人家的联想是“不耐用就得便宜”。）因此，下面这两句就叫人感觉不合适。 （六）我的感情，我的精力，全用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既不甘心，又不满足。（期） （七）有一种人既没有勇气坚决反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又没有决心坚决加入到广大人民的营垒里来。（书）（七）应该用“不但没有……也没有”的格式。（六）的“甘心”和“满足”其实是一回事，应该去一个留一个，所以任何这类格式都不能用。 非……才。 表示必要的条件，我们的话里有两个格式：或是说“非组织起来不能发挥力量”，或是说“必得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把这两种说法混杂起来，就成了“非……才”的说法，如这两句： （八）非要去参考当时代表大会的记录，才能找出线索来。（期） （九）真理有时候非具体的摆在面前才有人相信。（作）这是近年来才有的格式，但是已经常常看见，并且常常听见。不过既有合理而又现成的格式可用，似乎不必再翻出新的花样来了。 否则。 “否则”是“要不然，就……”的意思。按这个意思说，下面两句讲不过去。 （十）就连美国的一些反动分子也认识到，美国侵略军除非赶紧从朝鲜撤退，否则只有被全部歼灭！（报） （十一）在这洪流中谁都不能被允许逆流彷徨，否则就是灭亡。（作）（十）前面用“除非”，已经有“要是不”的意思，后面再来个“要不然”，重复了。不过这个格式通用已久，因为“除非”久已不作“要是不”讲而作“只有”讲，底下自然要用“否则”来接下去。所以我们只能承认这个格式是对的。（十一）没什么可以辨解。照字面讲是“不彷徨就是灭亡”，跟作者意思正相反。应该改成“谁要彷徨谁就免不了灭亡”。（“逆流彷徨”也不通。） 除……外。 “除……外”也是很容易碰上的一块暗礁。“除……外”是文章里最常见的格式，口语里多半只说“除了”，有些方言里说“除过”。“除……外”的正确用法可以用这两句来代表： （十二）除了音乐，他哪门功课都很好。 （十三）除存有许多粉和小麦外，还拥有现金九、四四二、○○○元。（稿）（十二）的“音乐”本来在“功课”的范围以内，现在把它除外。（十三）的“粉和小麦”和“现金”是互不相属但是可以列举的两个项目。底下这些句子都跟这两句有点不同，里面的“除……外”就有问题。 （十四）黄花菜单独做菜，除了发甜发腻外，是没有什么好吃的。（稿） （十五）除了每天在田野操劳外，既不抽烟，又不喝酒。（稿） （十六）他们除了要冲破腐朽的文言文以外，在新的形式上也并不十分讲究。（教） （十七）然而当时资方信心仍然没有建立起来，除一再表示无力增资经营外，仅向职工提出两个消极的办法：第一，出租；第二，全体职工可变卖废铁与机器借以维持。（稿） （十八）在这短短的九个月中，除军事外，已做到物价趋于稳定，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作） （十九）如美国科学家的一切发明，除了这件发明可使独占资本家获得利润外，永远将被抹杀。（报）（十四）形式上像（十二），可是“发甜发腻”不在“好吃”的范围以内，就不能从那里面“除外”。应该说“只是发甜发腻，没什么好吃的”。（十五）的两项既不相属，也不能列举。照字面讲，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除了下地的时候，不抽烟不喝酒”，可是作者的本意是说他“只知道每天下地作活，既不抽烟，又不喝酒”。（十六）是互相补充的两件事，也不能用“除……外”，该说“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冲破腐朽的文言文，在新的形式上倒并不十分讲究”。（十七）倘若要用“除……外”，“仅”字应该改“还”字。可是这一句的两件事是相承而下的，根本不必用这个格式，应该把“除……外”和“仅”去掉。（十八）的“除军事外”意思不明白。一个可能是“除军事方面外，经济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假如作者的意思是“军事还没有结束”，那就不能用“除………外”。（十九）很明显，是应该说“除非……就要永远被埋没”的（“抹杀”不妥）。 否定句和疑问句不用“或”。 “或”字表示交替的关系。可是只有肯定的句子里用“或”，疑问和否定的句子里都不用。例如：“他们的菜里总要搁点酸或辣”。“今天的菜里搁了酸还是搁了辣？”“不知道他爱吃酸还是爱吃辣。”“他不爱吃酸，也不爱吃辣。”底下这两句里都不该用“或”。 （二十）我们不知道是钱在变化或者是人在变化。（稿） （二一）不过我们不是没有走弯路或没有失败的经验。（期）（二十）既然“不知道”，就是有疑问（这种格式语法里称为“间接问句”），只能用“还是”。（二一）是否定句，该说“不是没有走弯路的经验，也不是没有失败的经验”。要勉强合在一块，也只能说“不是没有走弯路和失败的经验”，因为如果“有”的时候二者只有其一，反过来变成“没有”的时候就是二者都没有了，所以习惯上只用“和”不用“或”。 第十段 其他虚字 “虽然”和“但是”。 “虽然”和“但是”配合起来用，表示两件事情似乎不相容，可是都是真实的，如“他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政治觉悟很高”。这两件事情之中前者是客，承认它，但是把它撇开，后者是主，是这句话的重点所在：前者用“虽然”，后者用“但是”，或“可是”，或“然而”，或“却”，或“而”（通用的程度照这里的次序）。底下这四句里的“虽然”和“然而”用的不妥。 （一）家里虽然多住了几个人，却反而比较平时来得不同一点。（稿） （二）假使一个连长丢掉一挺机关枪，那不消说是有罪的；然而一个医生对伤员的生命，可以这样忽视吗？（书）（一）的两件事并非不相容；正相反，家里多了人自然跟平时不同。用不上“虽然……却反而”。如果“不同”换成“静”，那就可以用了。（二）的下半句是问句，不能用“然而”，应该取消“然而”，在“可以”前面加个“就”字。 “既然”。 “既然”是推论之词，如“你既然不知道，就不应该乱说”。跟“既然”呼应的是“就”，不是“所以”。下面这两句不对。 （三）〔这些都〕不是某一个人所可占有的，应当全是国家的；自己既然是国家一分子，所以应当把他……交给公家收管。（期） （四）我当时认为组织上既然这样看重我，所以经过考虑后，从三月一日便到读者来信组工作了。（期）（三）只要把“所以”改做“就”。（四）如果在“既然这样看重我”之后加“我就应该接受”，底下可以不动。 “如果”和“即使”。 “如果”“假如”“倘若”这些都是假设之词，“即使”是假设兼撇开，等于“如果”加“虽然”。“如果下雨，我就不出去，”“即使下雨，我也要出去，”显然是不同的。这里有四个句子： （五）北京城内以及四郊〔的古迹文物〕，如果粗疏的作一踏查，因为过于丰富，不知该如何下手。（期） （六）在出版界的群众批评风气展开以后，出版业者即使不为读者的利益打算，如果还是想在“白纸上印黑字”，拿质量很差的书刊印出去搪塞读者，读者是不会接受的。（报） （七）民工自己用的工具要自己准备。个别真正困难无法购买的，政府即使先借给他用，但一定要从工资粮中扣除。（稿） （八）即使反动集团借其卑劣的阴谋在议会中多窃取了若干议席，但是法国人民在这次斗争中却更为觉悟了。（报）（五）如果“粗疏地”考查也会无从下手，“细细地”考查又将怎样呢？这里显然应该用“即使”（“因为”之前要加“也会”）。（六）用了“即使”又用“如果”，不能统一起来吗？能。用什么字呢？都可以。用“如果”，底下不必改动；用“即使”，把“读者是”改做“读者也”。其实这一句无论用“如果”还是用“即使”，只第一处用了就够了，假如不特别强调语气，第二处可以不用。（七）和（八）用“但是”跟“即使”呼应，这是不对的，应该改用“也”（例八用“也会”代“却”，“但是”当然去掉）。 又，“如果”“倘使”“即使”这些都不是时间连接词，底下不能加“的时候”，下面这两句犯了这个错误。 （九）倘使有比较重大的问题发生时，可以直接和中南区文化部文物处接洽。（期） （十）即使战争爆发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取得胜利的。（报） “只要”和“只有”。 “只要”和“只有”都用来表示条件。“只要”跟“如果”的意思一样，不过特别强调无须有别的条件。“只有”表示这是唯一的条件，除此以外都不成。跟“只要”呼应的是“就”，跟“只有”呼应的是“才”，如“只要下雨，我就不出去，”“只有下大雨，我才不出去。”底下这句用“只要……才”是不对的。 （十一）只要大量发动与组织劳动，才能恢复与提高工作的水平。（期）如果作者的意思是说这是唯一的条件，应该用“只有”。如果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条件，可以用“只要”，底下用“就能”。 “尽管”和“不管”。 这两个词常常用错。下面的句子就是把“尽管”当“不管”用，把“不管”当“尽管”用。 （十二）学校里的空气尽管是多么纷扰，我的心境总是宁静的。（作） （十三）但尽管〔这思想的实践与方法〕是怎样不同，而有这一条中心思想的脉络流贯着，是无可推动的事实。（教） （十四）不管艾奇逊喜欢重弹戈培尔博士的老调，在华盛顿的参议院绅士们却在招供。（期） （十五）五四时代的白话文是一个革命的运动，不管其中有部分的人是软弱妥协，但它却是要革文言文的命。（教）只要记住“尽管”等于“虽然”，“不管”等于“无论”，就不会用错了。（十二）和（十三）里面有“多么”和“怎样”，当然是“无论”的意思，该用“不管”。（十三例的“推动”应改为“动摇”。）（十四）如果是“怎样喜欢”，（十五）如果是“有多少人”，前面就可以用“不管”，否则只能用“尽管”。 “不但……而且”。 这是推进一层的说法。下面这两句不是推进一层，所以不能用“而且”和“非但……并且”。 （十六）第七个问题，是如何把翻译工作放到科学的基础上来进行，而且反对过去一套手工业的翻译方式。（期） （十七）同时，我们要善于使用工具书，非但不该以某图书馆所收藏的为满足，并且不能像图书馆工作人员一样的加以详细深刻的研究。（稿）（十六）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只能说“如何推翻过去的手工业的翻译方式，把翻译工作放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十七）是不同而且有点相反的两个方面，应该说“一方面不该……另一方面也不必……”。 “不但”底下有时候不用“而且”而用“就是……也”或“连……也”。这个格式可以说是推进一层，也可以说是退后一步；当然掉过方向来看，也还是推进一层。像底下这句就不该用“并且”，该用“就是”。 （十八）不但是革命干部应当重视，并且我们学生也应当重视。（作）这两个格式的不同，可以从这两句来体会：（甲）他不但识字，还会写信；（乙）他不但不会写信，连字也不识。 “有些”和“有的”。 这两个词许多人不加分别，其实是有点分别的。当做名词的附加语的时候，我们用“有些”，可以单用一个，也可以连用几个；底下没有名词的时候，可以用“有的”，也可以用“有些”，但是都要连用几个。底下这两句的“有的”都应该改做“有些”。 （十九）还有的个别农民，一听到村干部宣传生产，就有点不耐烦。（报） （二十）贵州剿匪部队有的则在经常穿不上鞋吃不到盐的情况下进行剿匪作战。（期）（十九）的“个别”也可以省；如果要表示这样的人不多，可以说“还有少数农民”。（二十）该说“贵州有些剿匪部队”。下面这一句的“有的”在形式上是用对了： （二一）著名的作曲家马思聪、贺绿汀、马可、张鲁等，有的采取民间形式，有的运用明朗愉快的旋律，都写出热情饱满的创作。（报）可是照意思说是不对的，因为这两件事情并不互相排斥，民间形式里头也可以有明朗愉快的旋律。（比较“有的身体好，有的是女性”，同样不妥。）必须把“运用”改做“自己创作”，两个“有的”才站的稳。 “越……越”。 凡是用“越”的时候，前后都用“越”。下面这句，前用“越”，后用“更”，不合一般说话的习惯。 （二二）这个斗争越坚强有力，就更能制止侵略战争扩大。（期） （本段完，全文未完）

第3版()专栏： 和冰排搏斗的英雄 ——志愿军某部工兵班保护桥梁的故事 侯逸民 洪波作 （十三）这时王世荣和两位战士站着的冰排，发出一阵破裂声。冰排裂开了，三人一齐掉到江里；另外两个冰块上的同志，也掉在江里了。 （十四）王世荣爬上冰块高喊着：“同志们，我们决不让冰排冲坏桥梁！”他又跳到江中，八个人都被他救了上来，分站在小冰块上。 （十五）另外一块大冰块又冲下来。英雄王世荣在冰块前沉没了。抢救的同志沉痛地高呼着：“我们要为王世荣同志复仇！粉碎冰块就是粉碎美国侵略者！”

第4版()专栏：　　罗马尼亚热烈庆祝解放七周年 布加勒斯特举行盛大阅兵和游行 斯大林致电罗部长会议主席祝贺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据塔斯社布加勒斯特讯：布加勒斯特劳动人民于二十二日举行庆祝苏军解放罗马尼亚七周年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查、罗马尼亚工人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以及政府和党的其他领袖。出席大会的还有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代表团。他们都受到全场热烈的欢迎。 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卢加作了报告。伏罗希洛夫接着发表演说，他的演说屡次被热烈的欢呼声打断。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分别在会上致祝辞。大会最后通过向斯大林致敬电，全场一致起立，“苏联万岁”、“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罗马尼亚通讯社布加勒斯特二十三日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致电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查，祝贺罗马尼亚解放纪念日。电文如下： “际此罗马尼亚解放纪念日，请你——主席同志，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我个人的庆贺，并祝友好的罗马尼亚人民获得新的胜利。”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据塔斯社布加勒斯特二十四日讯：罗马尼亚劳动人民热烈地庆祝了苏军解放罗马尼亚七周年纪念日。二十三日布加勒斯特举行了阅兵和五十万劳动人民的示威大游行。 阅兵在斯大林广场举行。上午八时三十分，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巴洪，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查，罗马尼亚工人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及政府和工人党领袖波克、卢加、乔治斯库、契西尼夫斯奇和阿波斯托尔等人在雷动的欢呼声中，步上主席台。参加庆典的还有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代表。 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波德纳拉西上将检阅了雄壮的军队，并向受检阅的部队祝贺节日。 接着布加勒斯特劳动人民开始了节日大游行。走在前面的是武装的工人队伍，后面是少年先锋队和小学生的队伍，他们拿着成千上万的花束。在节日前的社会主义竞赛中获得优良成绩的“八·二三”区劳动人民的队伍通过主席台前，受到看台上全体人员的欢呼。这个队伍为首的一排人高举着巨大的金字：“光荣归于斯大林”。游行队伍里飘扬着无数红旗，和说明生产成就的图表，游行者高举着斯大林的画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画像，罗马尼亚政府和罗马尼亚工人党领袖的画像，和毛泽东、金日成、拉科西、多列士、托里亚蒂、胡志明的画像。人们热烈地为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伏罗希洛夫元帅欢呼。在劳动人民的队伍之后，运动员排成整齐的队伍通过广场。有一大队运动员在广场上停下来，组成了“光荣归于斯大林”的字样。其他小组排成了一个巨大的五角星，星的中央有“二十三”的字样。运动员们还表演了叠罗汉。组成罗马尼亚工人党缩写的字母。这些表演都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示威游行历时四小时。 罗马尼亚的许多城市和乡村，都举行了庆祝节日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第4版()专栏：　　日本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发表声明 反对日本在美英和约草案上签字 愿与亚洲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单独媾和 【新华社讯】据日本报纸《媾和新闻》消息：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于七月二十日召开主席团会议，对美英两国召开旧金山和会一事，通过了一项声明。出席会议的有：日本共产党的风早八十二、大泽久明，社会党再建派的足立梅市、和田敏明，劳农党的堀真琴，文化界代表平野义太郎、淡德三郎，日本农民协会主席久保田丰，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主席吉田资治等人。 声明在七月二十一日发表，摘要如下： 美英两国于七月二十日向有关各国发出了请柬，邀请出席九月四日在旧金山举行的对日和约签字式。准备签订的和约，正是七月间公布的美英共同对日和约草案。日本没有理由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亚洲各国几乎都反对这个草案。 新中国和苏联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早就表明意见，认为这种草案是无效的。这样，亚洲各国几乎都将不参加签字。只有西欧各国聚拢在一起来决定亚洲的首要重要问题——对日媾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媾和正如字面上的意思一样，是造成和平状态，约定各国人民都在和平之中繁荣。因此，和约应该是公正而妥当、为和平建设的条约。 美英共同草案是排除苏联和新中国在外而制订的，因此它违反波茨坦协定，既不公正也不妥当。特别是日本想谋致与中国友好，重开贸易，陆续发展和平工业，借使经济自立。所以我们坚决反对排斥中国的媾和。抛开中国来处理亚洲问题完全没有意义。 日本人民希望媾和，结束占领状态，一切外国军队撤退，获得完全的独立与自由。有着外国军队永远留驻的独立，是和“满洲国”的独立一样，空有其名而已。其内容是奴隶和隶属，我们不要这样的独立。 不仅如此，外国军队的留驻和建立军事基地，有使日本卷入战争、化为战场的危险。媾和的结果不是和平建设的状态而是危险的战时状态，这是要不得的。 日美驻兵协定将在和约签字前后签订。这样将可公开地在日本国内建立军事基地，把日本作为以亚洲为敌的兵工厂。据说，日美驻兵协定有一部分是秘密协定，双方已经成立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的秘密军事协定。这一军事协定有关军事基地和军事工厂，给予治外法权，并使日本将负有协助实行各种各样的外国军事政策的义务。关系民族百年命运的重要问题，竟不与国民磋商而秘密地决定，是非常不民主的做法。 像这样缔结和约，将使日本作为战争的舞台，军国主义再度抬头，这真是非常可怕的单独媾和。这不是媾和而是准备战争的宣言。不是料理战争的后事，而是准备新的战争。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旧金山会议的通知发出以后，日本人民都清楚地明白了单独媾和的真面目。假使单独媾和，日本是不能够独立的。因为日本将被卷入战争。所以工人、农民、中小企业者、文化人、宗教家等全体日本人民都起来了。人人都集结到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所揭橥的立即缔结全面和约、反对重新武装的旗帜下。要求全面媾和的签名已经超过了三百万，并且正在大量征集中。 此外，社会党所指导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系统的工会与宗教家团体也在展开全面媾和运动。我们将与这些团体合作，为日本的独立、结成坚强的民族战线而斗争到底。为了摧毁亚洲各民族所反对的单独媾和，将与全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携手并进。我们为了实现以波茨坦宣言为基础的公正、合理、和平、建设性的全面媾和，提出下列具体的口号：以与亚洲有关的大国——苏、中、美、英的意见一致和协调为中心，设法缔结全面和约。特别是必须有亚洲各国所要求的新中国的参加。 反对重新武装，粉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的复活。 不仅反对规定外国军队留驻日本的秘密协定，也绝对反对一切军事协定。 拒绝为美国扩军计划一部分的日美经济合作。 与中国友好，重开贸易关系，无限制发展和平工业。

第4版()专栏：　　祝贺中共三十周年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贺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庆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获致民族独立的三十年的英勇斗争。 对于我国人民以及盼望解放的其它殖民地全体人民，你们的斗争是充满了教训的榜样。 你们反对阴谋征服你们的美国战争挑拨者及其附庸的坚决态度，乃是对于神圣的和平事业的可贵的贡献。 我们庆贺给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朝鲜人民军以兄弟的援助的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庆贺你们在奠定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基础，以引导贵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中，每一天所取得的成功。 你们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以十月革命的榜样，遵照着伟大斯大林的英明教导，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紧密团结的基础上，战胜了巨大压迫的、战争和灾难的力量。 我们祝你们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援助之下，再度取得伟大的成功。 今天我们愈加认识到，我们爱国志士以及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加紧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作为进攻人民中国基地的罪恶战争。 新民主主义中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 拉比·布阿里 一九五一年七月八日 的里雅斯特共产党贺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欣逢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的里雅斯特自由港共产党谨向在英勇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为和平与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最好的愿望。 的里雅斯特共产党书记 维多里欧·维达里 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

第4版()专栏：　　日本推进和平国民会议成立 发起签名反对美日军事协定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东京消息：在和平运动在日本各阶层中广泛展开的影响下，日本保守的劳工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及其所属工会和宗教界和平运动协议会等团体，于七月二十八日举行了“日本推进和平国民会议”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决定该会的目的是：团结一切保卫规定日本非武装的宪法的力量，以期实现和平与独立的基本条件。成立大会发表声明书说：日本应该“不与任何国家签订军事协定，更应绝对避免缔结与一部分国家陷于敌对关系的片面和约。应该和一切交战国缔结平等的、和解的和约，坚决严守日本的非武装宪法。” 成立大会通过了该会当前活动的计划，并决议发起反对日本重新武装与签订美日军事协定的签名投票运动。决议指出：正在积极准备的单独对日和约，包括以某些国家为敌国的秘密军事协定在内，将要打开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这是非常严重的，不能不说是关系今后日本民族的兴亡”。 成立大会通过了一些口号，包括：保卫和平宪法；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整军备；反对军事协定；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第4版()专栏：　　奄美大岛居民绝食 反对美制对日和约 【新华社讯】据电通社伦敦二十二日讯：英国“工人日报”称：日本南面奄美大岛的居民二百二十人，在过去六个星期中曾经进行了三次全天绝食，表示反对美制对日和约草案。 奄美大岛在北纬二十九度以南，按照和约草案的规定，该岛将依然是美国的战争基地。

第4版()专栏：柏林通讯　　中国的少年儿童队员在“台尔曼少年先锋共和国”中 新华社驻柏林记者 林宁 当全世界一百零四个国家的青年在德国青年的热情招待下，在柏林市区举行盛大的和平联欢节的时候，在柏林郊外，德国少年先锋队也请了十九个国家的少年儿童与他们一起在一个美丽的国际少年先锋夏令营中欢度愉快的暑假。中国也有十一名少年儿童队队员参加了这个夏令营，他们受到了德国和其他各国小朋友的欢迎和热爱。 这个国际少年先锋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今年专门为少年儿童们度暑假而建造起来的一座少年城。它以已故的德国劳动人民伟大领袖台尔曼的名字命名，叫做“台尔曼少年先锋共和国”。它座落在柏林东南郊的乌尔海德森林中，占地三千多亩，里面有花园、林荫路、人造湖、露天戏院、电影院、运动场、邮局、合作社、诊疗所等等，正是一个儿童们理想的乐园。现在，十一名中国的少年儿童队员就在这里和德国以及另外十八国一共二万多七岁到十一岁的儿童一起过暑假。 参加“台尔曼少年先锋共和国”的少年儿童们分住在六个营里，其中五个是德国少年先锋营，一个是国际少年先锋营，中国的少年儿童队员在国际少年先锋营中扎下了自己的帐篷，帐篷前的一颗大柏树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帐篷旁的旗杆上飘扬着五星红旗。他们的左右邻居一面是法国的儿童，一面是罗马尼亚的儿童。 苏联的少年先锋队这次没有来。中国的少年儿童队员在夏令营中是最受人喜欢的。欧洲各国的小朋友们看到了他们就欢呼：“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帐篷前面常常被各国的小朋友包围着，他们都喜欢来和中国儿童交朋友。柏林的糖果厂、玩具厂和机器厂的工人差不多每天都到“台尔曼少年先锋共和国”中来给孩子们送礼物，他们替中国儿童送礼物来时，总喜欢特别多待一会儿仔细端详一下这些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孩子们。 当“台尔曼少年先锋共和国”在八月四日——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开幕的前夕——开幕时，七十五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满头银发的皮克向各国的少年儿童们祝福他们在柏林度过快乐的日子，勉励他们像台尔曼一样忘我地为争取和平而努力。在皮克讲话完了以后，十一个中国少年儿童队员全体走上主席台向他献礼献旗，代表中国儿童向他问候，并且把他们最心爱的红领巾和毛主席像送给他。 中国的少年儿童队员们和其他各国的小朋友们，在“台尔曼少年先锋共和国”中，每天都过着愉快的生活。清晨八点钟，树林里到处响起号声，孩子们都从自己的帐篷里跑出来，站在斯大林的像前和自己国家的领袖的像前，各自升起自己祖国的国旗。早饭以后是集体活动的时间，孩子们有的到湖上去划船，有的去打球，有的去看电影。下午午睡以后，他们可以跟着指导员一起到树林里去采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或者随自己的喜欢，参加唱歌小组，绘画小组，制造飞机模型小组以及诸如此类的兴趣小组在一起玩。孩子们都喜欢互相学习别国的孩子们的民族舞蹈。来访问“台尔曼少年先锋共和国”的人们，时时可以听到透过浓密的树林，飘来各种轻快的歌声、乐声。 这一届的夏令营将在八月二十七日结束。但是，“台尔曼少年先锋共和国”还要继续建设下去，德国的劳动人民打算在五年计划中，使这个“共和国”中的各项设备更加充实完善，使它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儿童的和平乐园。

第4版()专栏：　　美国指使吉田政府追拨巨款 扩充和武装警察后备队 美利用特务重光葵进行侵略 【新华社讯】东京消息：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日本吉田政府已初步决定在追加预算中拨款一百十亿日元，加紧扩充和武装日本警察后备队。后备队现正在公开招募新兵一万名，并准备将后备队实力扩充到十二万五千人。 警察后备队业已装备有轻重机枪、卡宾枪与装甲车辆。据说每一军营不久即可分配到许多坦克。在北海道带广地方的某军营，警察后备队正在受巷战、反坦克战、海岸战的训练，且已完成了营的训练。他们和驻在北海道的美军的训练保持同样的进程，一部分部队在受着夜袭、宿营以及团的训练。据说他们正准备在东京郊外的习志野阅兵广场举行大规模的演习。 【新华社讯】塔斯社巴黎二十三日讯：“解放报”登载一篇文章说：一九五零年十一月间被美国占领军当局非法释放的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是美国在日本的头号特务。关于准备在旧金山会议后予以实现的重组日本外务省的计划，就是归他办理的。这个计划规定在外务省之下特设一司，专门处理与南亚各国的关系，蓄意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共荣圈”，将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亚、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 该报继续说：重光葵与美国占领军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一般认为他可能就是未来的日本政府中的外相的候补人。该报指出：李奇微和吉田现在已责成重光葵从速拟订发给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日本代表团的训令的定稿。

第4版()专栏：　　法国民主报纸著论 欢迎苏联参加旧金山会议 斥美国和约草案是战争条约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电通社巴黎二十一日讯：法国民主报纸在评论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时，对苏联决定参加此次会议表示欢迎。报纸指出：美国的建议是要签订“一个战争条约”，而苏联将提出一种真正的和平政策。 《人道报》写道：“某些国家的政府已对苏联参加此次会议事表示满意。因为，实际上苏联参加会议即是远东各国切身利益最可靠的支持。”该报指出：美国的建议是对亚洲各个民族的安全的直接威胁。 《新法兰西》周刊在评论美国的好战目的时说：“一个不考虑有关各国的意见的条约，一个不包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受难者——中国——在内的条约，一个蓄意破坏所有以前签订的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协定的条约，一个拒绝给予受难者以赔偿的条约，一个把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入美国而不考虑台湾是中国领土的条约，一个规定美国占领军留驻日本而对重新武装日本不加限制的条约，这样一种条约不是和平条约，而是战争条约。”

第4版()专栏：　　美进步党提出竞选共同纲领 决团结美国民主力量 争取和平及民主权利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美国进步党全国委员会最近开会，决定与全国一切主张和平民主的力量成立一九五二年选举竞选联盟，并提出了竞选的共同纲领。 据塔斯社纽约二十一日消息：进步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二年竞选政策的声明”。声明的主旨是争取和平。声明说：“美国人民对战争计划及其后果日益表示深切的不满与反抗。这种情形已经从人民之加紧要求停止朝鲜战争一事表现出来了。在争取和平的斗争遍及全世界的条件下，美国人民迫使美国政府进行停火谈判，他们不仅可以迫使政府停止战争行动，而且可以迫使政府采取新的步骤来进行关于保障真正和平的谈判。” 进步党的声明指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努力于制造战争经济，保持庞大军备，蹂躏公民权利和自由。它们都借恐怖与歇斯底里之助为垄断资本家牟利。它们的政策走向两个灾难：萧条与战争。因此，进步党认为，在一九五二年选举中，应该有捍卫和平事业的候选人，以保证美国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经济、要求改善生活、争取自由的愿望得以表示出来。 进步党的声明说，这样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及其纲领应该代表全国一切和平力量，因此，进步党主张提出一个得到由一切拥护真正和平政策的团体与个人组成的联盟支持的独立的候选人名单，并建议以下列四点作为这个选举联盟的名单的基础： 一、为了停止朝鲜战争，美国应该发起五大国的真诚谈判，以便和平解决争执的问题。 二、恢复平时经济；急剧削减军备支出；有效地管制物价与利润；停止冻结工资；根据这些原则编制保证人民幸福的预算。 三、停止对黑种居民的歧视，保证在立法上充分保障人民权利。 四、结束麦克锡主义、麦卡伦主义、麦格拉斯主义和塔夫脱——哈特莱主义。废除史密斯法，恢复权利法案。 进步党全国委员会并决定设立两个特别委员会分别负责总统及国会议员的竞选事宜。 进步党全国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关于民主权利的决议，其中号召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反对政府的迫害措施，特别是反对按照臭名远扬的史密斯法所进行的大规模逮捕。 进步党全国委员会决定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在朝鲜确立和平。

第4版()专栏：　　我国出版的《人民中国》杂志受到苏联广大社会人士赞扬 【新华社莫斯科二十三日电】苏联真理报于二十二日发表科瓦列夫所撰题为《人民中国》一文，评介我国外文出版社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并引据材料介绍新中国在工业、农业、对外贸易、文化和外交各方面的卓越成就。科瓦列夫在外交项内写道：“中苏两国人民的永恒友谊是不可摧毁的力量，这个力量打击着新战争挑拨者的狂妄计划。”科瓦列夫着重指出：《人民中国》杂志发表的材料，说明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正在高涨着。中国劳动人民面前已展开了建设新生活的广阔前途。美英侵略者想利用间谍、匪徒和特务来破坏中国民主建设的企图是一定要失败的。科瓦列夫指出《人民中国》的每一期都受到苏联广大的社会人士的赞扬。这本杂志所介绍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有助于中苏两大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永恒友谊更趋巩固。

第4版()专栏：　　布加勒斯特庆祝苏军解放罗马尼亚七周年纪念大会上 苏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的演说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据塔斯社布加勒斯特二十三日讯：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布加勒斯特庆祝苏军解放罗马尼亚七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摘要如下： 同志们！值此罗马尼亚解脱法西斯奴役的七周年纪念日，苏联代表团谨代表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苏联人民及苏联武装部队，并代表伟大的斯大林本人，向你们及罗马尼亚全体人民热烈致敬并衷心祝贺。 七年以前，苏联军队对法西斯德国匪帮的接二连三的光辉胜利，使罗马尼亚人民能在他们光荣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永远挣断了法西斯独裁的锁链，推翻了国内安东尼斯古的保皇法西斯独裁政权而获得解放。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保持兄弟般的合作，团结了一切进步分子，成为罗马尼亚人民的领导力量和新社会制度的创建者，创立了新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罗马尼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及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斗争，是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短短时期内，已在全国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坚固基础，把罗马尼亚变成了真正的人民国家。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实行了国民经济计划制度。因此，罗马尼亚工业生产量在过去两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大大地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与工人阶级一道充当新国家的支柱的罗马尼亚劳动农民，积极地支持政府和工人党，努力进行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罗马尼亚人民在民族文化、科学和艺术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他们恢复了，并且唤醒了人民中的创造力，并且恢复了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统治下受到忽视和践踏的宝贵文化事业。 同志们！在今年年初，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人民热情鼓舞地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和十年全国电气化计划。你们共和国的五年计划是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的巨大计划。 头六个月执行五年计划的情形已使我们有理由期望，由于罗马尼亚劳动人民的劳动热情和社会主义劳动方式的发展，第一年的计划，以至全部五年计划，都必然能够完成。 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好是永久不变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的。七年前这种友谊获得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两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 十五年来，国际关系上发生了特别紧张的形势。世界帝国主义现在已经变得更加猖狂、更加野蛮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它得势以来最困难的阶段。它正处在苦恼中，正处在神经错乱中，想“爬上一道墙”，希特勒就是从这里滚下去而遭到可耻覆灭的。 同志们！罗马尼亚人民与苏联及其他国家人民间的友谊，一定会逐步发展与壮大。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生动地证明了我们两国的相互了解与密切联系。 苏联人民和罗马尼亚人民之间在过去几年来所形成的这种新关系是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可以说是各国人民间及各个国家间的关系的新的典范。这些关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列宁——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这些国际关系的原则的出发点是承认一切大大小小的国家和民族完全平等。由于各国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胜利旗帜下，兄弟般互助，为实现社会主义、为争取人类的光明前途进行共同的斗争，这些原则是加强了。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定不移的原则，和那些决定帝国主义阵营各国关系的现代资产阶级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兽性思想，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和它的“盟国”的关系可以用肥头大耳的主人和贫穷潦倒的食客的关系来比拟，主人因有黄金与权势而骄横自大，食客则甘愿替主人服务，愿意从事任何卑鄙的行为。美国垄断资本家公开的掠夺、放肆的剥削马歇尔化各国的国家财富——这就是这种关系的例子和结果。 今日的南斯拉夫的命运是悲惨的。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出卖了他们极善良、极诚实的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阵营而投向了资本与最黑暗的反动的阵营。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可鄙的走狗——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及其同伙在南斯拉夫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逐渐取消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民主果实以后，为了它们外国主子的欢心及利益，铁托匪帮又实行了血腥的法西斯统治。但是铁托匪帮对南斯拉夫人民的野蛮暴行与恐怖，明目张胆地出卖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与鲜血——这些都不会太长久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会找到方法结束铁托的法西斯政权，会找到方法解放它们受尽苦难的祖国的。 同志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当无产阶级的团结及所有社会主义与民主力量的合作日趋巩固的时候，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及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更紧密的团结、友好及兄弟之谊，对和平事业及社会主义事业，是有莫大重要性的。英美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已经走上了大事扩张军备的道路，并且已经进而采取了直接侵略自由人民的行动。这从英美侵略者和杀人犯在朝鲜的血腥干涉可以看出。美英侵略者在朝鲜所做出的前所未闻的暴行，其野蛮与残酷程度在历史上实属空前未有。麦克阿瑟先生们、李奇微先生们与其他厚颜无耻的英美军事专家先生们，如果你们那样“勇猛地”向平壤以及英雄的朝鲜的其他城市与村庄的手无寸铁无家可归的小孩、妇女和老年人施展你们的空中“战略”和“战术”的话，那么你们的事情就糟糕了。 但是，豺狼般的帝国主义野兽并不满足于在远东的这种公开掠夺。他们不惜用一切方法来阻止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来破坏中国建设新生活，来危害各人民民主国家。但是，帝国主义在这方面漫无止境的妄想却受到了他们自己的薄弱的能力的限制。 在这种情形下，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特别是正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国家必须尽量提高它们的警觉性，以便避免和制止战争并保卫和维护和平。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伟大的列宁的话：“资产阶级随时准备用任何野蛮手段、残暴行动和罪恶来保卫垂死的资本主义奴役制度。”伟大的斯大林指出：“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遭受战争灾祸所引起的贫困。他们正在百折不挠地为巩固和平和安全而战斗。” 这方面的生动的例子就是国际间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运动。世界和平理事会新闻处最近发表的关于要求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的征集签名运动进展情形的报告，再度证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强大的运动——全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加强爱好和平的人民与国家的阵营，要求阻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火的运动——是不可战胜的。 和平的力量正在一天一天地壮大着、加强着。强大的苏维埃国家——一切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堡垒——站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斗争的最前列。人民民主国家在坚决地真诚地保卫着和平事业。 同志们！七年来，罗马尼亚人民在他们的工人党的领导之下一直沿着加强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关系的正确道路向前迈进，并一直和我们一起为和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苏联代表团谨再三衷诚地预祝罗马尼亚人民、政府和工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中，在争取全世界真正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伏罗希洛夫演说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到会者全体起立，为罗马尼亚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人斯大林而发出的欢呼声响遍全场。）

第5版()专栏：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布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经过反复缜密的侦查，最近继续清理出罪证确凿的反革命案四百一十八件；该局拟具处理意见，连同有关卷宗，于八月十一日提交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与北京市各界人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经该会议分组逐件审查，并详细研讨之后，公安局乃将全部案件移送本处，同时对各案罪犯提起公诉。现经本处审理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并按照本处五月二十三日布告的处刑原则，将四百一十八名反革命罪犯，分别罪行轻重，予以判处。计： 甲、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反革命罪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共二百三十七名。其中包括反动特务首恶分子“国防部第二厅”参谋温天和、“军统少将通讯员”关一非，汉奸“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杜锡钧，一贯道“八大代表”之一余德裕、“九宫道五大会头会”总领导人李才，恶霸赵振东、赵福臣，惯匪魏德琛、刘书元等。 乙、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的反革命罪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共二十五名。其中包括反动特务十四名，惯匪（匪首）十名，反动道会门头子一名。 丙、判处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罪犯共二十五名。 丁、判处有期徒刑的反革命罪犯共一百二十八名。 戊、罪恶较小，确有悔改表现的反革命罪犯，判处交保释放的共三名。 以上判决，均即日分别宣示，并立即执行。 此布 处长 王斐然计开： 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共二三七名关一非，男，四十四岁，吉林伊通。 汉奸，“军统”少将通讯员，国民党许昌先遣军第一军副军长。积极搜集八路军情报，曾命令“安阳警备指挥部”团长，“对八路军作战中，如有俘虏，重要者，当时枪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充匪“新社会革命党”“华北总部研究处”处长。一九四九年，与“军统”特务李英组织匪“河北保安司令部突击第一支队”，充副司令，企图武装暴乱。温天和，男，四十岁，江苏阜宁。 历充伪“国防部二厅”参谋。“国防部情报学校”，战斗情报班主任，训练情报人员二千人。解放后，受顾匪祝同面命，充“云贵特派员公署”少将参谋长，潜入云南蒙自，企图组织反动武装，勾结帝国主义，继续危害祖国。陈韬，男，五十二岁，北京。 “军统”特务，伪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官、伪北平警察局代理局长。曾主谋处死工人四名，逮捕学生一百六十余名，亲自刑讯秘密处死三十余人。在平乡县配合匪军，屠杀盐民三十余人。查封北平“新华通讯社”及八十余种民主报刊。陈敬斋，男，五十三岁，江西都昌。 曾为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党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一九三一年七月，密函蒋匪介石出卖该党领袖邓演达。经陈犯密报，致邓演达及该党干部十余人被捕。邓演达被杀害。成希超，男，四十二岁，湖南湘乡。 “保密局”第七处处长。曾充蒋匪介石警卫，跟随特务头子戴笠作特务工作，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达二十二年之久。一九四九年十月，赴日本横须贺为蒋匪筹运军火。陈亚平，男，二十九岁，河北香河。 “军统”特务，汉奸，日寇“苏淮鲁边区绥靖司令部政训处”上校处长。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京发展特务组织，建立“冀东别动队”，在通县一带搜罗特务、恶霸、流散匪徒三百多名，委派大队长、侦察队长，并拟在京建立潜伏联络据点，阴谋武装暴动。苏如森，男，五十二岁，河北任邱。 积极参与匪首陈亚平的武装暴动组织，在其家建立联络据点，窝藏陈亚平，制造派令，复写各种反革命表格；并保存陈亚平的伪派令、匪人名册，及反动经费。周善斋，男，六十二岁，北京。 日伪“维持会”副会长。国民党里十三村大乡长。组织反动武装三百六十余名，在冯村等地，杀害抗日游击队员二十八人。一九三八年，枪杀起义士兵周小有，逼死群众周二秋，收罗匪徒，抢掠面粉三千余袋。烧毁民房二十余间。杀害周小三及周玉厚之妻等四人。指使其匪徒捕杀村级干部姜永川、刘大肚子二人。王嘉楠，男，五十六岁，河北交河。 国民党军五十五师上校团长，少将旅长。在江西、安徽搜捕红军战士十八人，审讯后枪杀十七人。在安徽逮捕红色根据地干部两名，亲自审讯后枪杀。并在江西焚毁民房二千余间。吕逢周，男，四十八岁，河北高邑。 国民党高邑县党部执委，日伪高邑县“维持会复兴局”副局长。在高邑县为日寇强征民工三万余人，修筑公路，碉堡三十余处。在饶阳县任伪县长时，指挥汉奸部队，进攻解放区，烧毁民房，抢夺食粮。逮捕抗日人员九十多人，为日寇强抓群众六百余人充劳役，其中有二百余人冻饿致死。侯振洛，男，五十一岁，河北赵县。 “中统”专员，国民党唐滦矿区特别党部书记长，建立十三个“区党部”，积极搜集矿区工人运动等情报，供给“中统局”。徐耀庭，男，五十岁，安徽宿县。 “军统”督察，日伪南京政治警卫总署侦察科长。在安徽蚌埠侦查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捕去革命人员三人。向日寇密报杀害革命工作人员二名。在安徽积极搜集新四军情报，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三处。杨碧尘，男，四十岁，辽西兴城。 曾率土匪部队杀害阜新县村民六十余人，烧毁民房百余间。在沈阳充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第二处集中营副主任，残酷虐待被俘革命人员致死者达八百人。张贯英，男，三十五岁，热河兴隆。 “军统”上尉组长，汉奸。匪“华北剿匪总部”二处古北口分组长，突击队长。任伪满兴隆县四拨子村公所助理员时，拆毁民房五百余间，先后强奸妇女十二人，杀害革命工作人员二人，逮捕革命工作人员二人，并将一个被俘革命战士割下人头，悬挂城门。金鉴清，男，四十三岁，北京。 日寇特务。在日伪警务段充警务员时严刑拷打群众，送日寇宪兵队警务段被害者二人，生死不明者四人，送东北当劳工者二百余人。王鹤鸣，男，四十岁，河北抚宁。 日寇特务。充当日伪警务段警务员时，有二十余名群众受其残酷刑罚，至今生死不明者九人，致成残废者五人，并经常欺压人民，勒索民财。阎隆海，男，三十六岁，北京。 日寇特务。在日伪平绥铁路“北京警务段”曾使用酷刑杀害王大个等二人，被其逮捕交日寇或伪警务段残害者四人；受其酷刑致成残废者八人，强迫当劳工者八人，受其酷刑拷打者有周文寿等二十余人。马名大，男，三十三岁，河北蓟县。 逃亡地主。日降后，伙同匪首李普等组织蓟县“还乡团”。在裴村主谋杀害解放区村干三人，在徐各庄别山镇杀害革命工作人员二人。刘国钧，男，三十五岁，北京。 “中统”特务。霸占萧荣之妻刘氏，逼死萧荣，吓死萧荣之子，刘氏亦被虐待而死。枪杀曹玉海，并镇压学运，毒打群众。胡耀洲，男，四十岁，河北昌平。 日伪“皇协军”副军长，国民党“察南边区”少将副司令，“华北剿总青年戡乱救民先锋队”分队长，积极搜集人民解放军情报，曾指刘某有私通八路军嫌疑，将其枪杀，并打死解放军军属及群众二人。北京解放后，拒不登记。造谣破坏。丁义质，男四十一岁，湖北汉阳。 “军统”特务，重庆渣滓洞看守所所长，北平看守所所长，“军统”上校专员。在重庆监视民主人士活动。在北京伙同特务李效愚等伪造北海币，破坏解放区金融，积极镇压学生运动搜捕革命工作人员。张一庵，男，四十三岁，山东南皮。 “军统”上校组长，清苑沧县伪警察局长。搜集解放军情报六百余件，在保定逮捕革命人员及群众三百余人。后被杀害十余人。破坏解放区地道，逮捕革命干部六名。刘梦九，男，六十六岁，北京。 “军统”中校情报组长，“北平第二十区”区长。派遣特务，潜入解放区刺探情报二百余件，在北平逮捕革命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并施以非刑拷打，镇压“六二”学生运动，逮捕爱国青年三十余人。解放后，拒不登记，造谣破坏。陆鹏飞，男，五十八岁，山东昌邑。 “军统”特务，伪“张垣绥署二处”中校情报组长。指挥察东蔚县康庄等地特务组织，在西八里庄逮捕革命人员四人，伪造解放区察哈尔四海县第六区政府及区长图章路条，派遣特务潜入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携电台一部，赴南口布置潜伏特务组织，阴谋于解放后，继续破坏活动。江田，男，四十七岁，河北玉田。 “复兴社”特务，“威县公安局”局长，伪“国防部绥靖总队”中校指挥员。在涿县、良乡等地训练情报员，组织壮丁队滋扰解放区，逮捕革命工作人员二十名，其中二人被刑讯后，送王凤岗匪部枪杀。北京解放后，拒不登记，冒充人民政府公安人员，进行破坏活动。李丕森，男，三十八岁，山东峄县。 “军统”特务，匪“国防部二厅三处”中校组员，“华北剿总二处”中校组员，“华北剿总二处北平肃奸组”中校组长。在镇平县曾活埋革命工作人员一人，在保定、北平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及群众十余人。夏康民，男，四十四岁，山东济南。 汉奸，“军统”特务。主编“力行月刊”宣传反共。在章邱指挥汉奸伪军，搜捕民兵游击队员等一百多名，打死解放区章邱县科长一名。在永清县枪杀解放区村长一人，士兵三人。在涿县良乡等地抓捕群众三百余名当兵。盖连兴，男，三十二岁，山东济南。 “军统”北平特警班少校中队长。曾在山东活埋八路军战士及家属三人，又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及群众五人，拷问后，送伪军团部活埋四人。张士俊，男，三十九岁，河北新乐。 “军统”特务匪石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校副处长，天津“稽查处护航队”少校队长。一九四六年在石门逮捕革命人员高亮等二十六人，枪杀三人。并在天津镇压码头工人罢工运动。李世林，男，三十二岁，北京。 国民党“冷泉村自卫队”队长。曾枪杀农民李万龙。以手榴弹炸毁冷泉村水井，使六十多户村民断绝水源。李春贵，男，三十七岁，北京。 匪十六军三十七团谍报员。逮捕解放区村干部及村民四人，又逮捕革命干部贾万岐，被蒋军枪杀，抓夫派车，敲诈勒索群众。北京解放后，制造谣言、破坏土地改革运动。李保龄，男，二十五岁，北京。 日寇宪兵队特务，国民党警察局特务，王凤岗匪部保安团排长。在张家口密报边文治为革命工作人员，遭日寇枪杀。杀害革命战士一人。王斌，男，三十岁，浙江寿昌。 “军统”特务，国民党徐水县代军事科长，在漕河抓捕青壮年百余人，参与杀害村干部田老栋、周双喜二人。逮捕革命工作人员王树等四十余人，其中三人被枪杀。解放军包围徐水时，伙同伪县长将被捕之革命工作人员十一人枪杀。魏峰，男，三十八岁，河北束鹿。 “军统”华北交通站副站长。在河北静海县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及群众李靖等十余人。参与活埋革命工作人员李某等二人。李春贤，男，四十六岁，山西汾城。 “军统”北平站科长。曾掠夺商人布匹等大批财物逼死商人于某。因其密报致共产党员王悦被“军统”局逮捕。先后逮捕辅大、交大等校学生数十名。刑讯革命人员陈大亨送“青训队”枪杀。南华，男，三十一岁，甘肃天水。 “军统”特务。历充“军统”机要工作十余年，组织训练特务电讯人员四百余人。解放军进攻绥远、包头时，按置电台，化装潜伏；曾将电台密运张家口解放区，建立潜伏台，进行反革命活动。王桐林，男，五十岁，北京。 日伪保长。积极为日敌抓捕民工强征粮食。胁迫青年胡世林等十六名充当匪军，致胡世林之母急死。王道平，男，三十一岁，河北临城。 汉奸、土匪。“日伪临城县警察局特务系警官”，曾杀害村民翟庆福。在北京曾主谋结伙持枪抢劫三次。并计划伪造人民币，扰乱金融。张甫，男，三十七岁，河北新城。 王凤岗匪部便衣队员，特务班长。曾逮捕村干部张老嘎送“区队部”后被枪杀。伙同匪徒逮捕民兵队长一人，扔入河内淹死。又在乔国寺四庄一带，参与捕杀革命工作人员及群众共六人。北京解放后，隐匿枪枝，拒不登记。王仪亭，男，三十九岁，河北安次。 日伪“县警备队”中队长，王凤岗匪部大队副。在辛庄孟村二十里铺等村抓捕我村干及群众二十余人，破坏地道十处，在河间城内亲手枪杀八路军战士一名。又搜捕解放区村干及民兵十余名非刑拷打后将孙姓六人杀死。康俊才，男，三十二岁，北京。 国民党员，匪军“班长”，“炮长”，“特务长”。曾非刑拷打群众十余人，在南关山刺死群众一人，并取食心肝。到处抢劫奸淫，敲诈人民财物，在许昌参与抓捕青年五百余名充当匪军。冯致和，男，三十七岁，河北赞皇。 “军统”特务，在塘大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张根生等三人，审讯后将张等投入河中淹死。陈祺贤，男，四十二岁，河南荥阳。 “军统”北平青训四大队区队长，伪丰镇县政府军事科长。在丰镇曾审讯杀害解放区农会干部一人。策划建立情报网，组训保甲人员，建立反动武装。北京解放时，接受“中统”潜伏任务，刺探国家机密。袁俊卿，男，三十七岁，河北滦县。 日伪宪兵队特务，在西八庄协助日寇先后杀害革命军人、军属、农民及工人八人；非刑拷打被捕群众，在滦县奸淫妇女，割毁青苗，砸锅填井，制造“无人区”。刘制衡，男，四十岁，原辽宁金县。 日寇参谋本部特派员渡边清茂的秘书，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翻译官。“保密局”冀东军事联络组少校联络员。曾协助日寇刑讯抗日爱国人士案件三起，被杀死者二十三人。余贻超，男，三十五岁，湖南长沙。 匪“宪兵特高组”副组长，“突击大队第六大队”队长。在南京逮捕共产党浦口区委郭震。在重庆训练匪宪兵特务六十余名。在北平搜集解放军情报。逮捕大批革命工作人员及进步群众。解放后，烧毁“突击队”档案。李英奇，男，五十岁，河北威县。 国民党匪帮“军委会”上校专员，“中统”军事组长，“青训四大队”大队副。指使“河北省保安第一旅”旅长进攻八路军，并指使其投降日寇共同反共。又在北平建立特务组织“国民互助协会”进行反革命活动。王玉钧，男，二十八岁，河北沧县。 日本特务机关翻译，国民党“中统”与“军统”特务。勾结日寇“西琦部队”进攻解放区，逮捕群众百余名，搜集解放区情报，破坏长青县第十区地下革命组织。孟阔峰，男，五十一岁，北京。 匪“青训大队”上尉区队长。在马朴营审讯革命干部张文忠，将张用凉水灌死。解放后在管训期中抗拒管训。王冲和，男，四十六岁，河北徐水。 “国民党徐水县党部”委员、“还乡队”指导员。曾审讯解放区干部及群众十余人，在漕河车站附近捕杀大刘庄农会会员一人。邓少春，男，四十三岁，原辽宁抚顺。 “日本宪兵队少尉小队长”，“华北剿总军法处侦查组”中校副组长。曾在北京、太原、石门等地，先后枪杀爱国群众两人，在大沽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四人，枪杀三人。彭达，男，四十五岁，吉林九台。 “国民党山东省第十区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军统”特务。在山东密报处死进步教员一名，并积极扩充地方反动武装，对抗解放军。马之昆，男，五十岁，河北定县。 国民党“陕西镇巴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重庆行营军法官”，在镇巴县，镇压农民运动，枪杀农民领袖饶世明、校文律等，捕杀革命战士十六、七名。曾潜入定县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金志陶，男，三十岁，热河青龙。 国民党员，“伪满四海堡宪兵团”团附，曾先后杀害八路军粮秣员二人及革命人员一人，积极搜集八路军军事情报，解放后隐匿枪枝不报。杨国杰，男，二十九岁，河北大名。 “军统”特务。在滑县逮捕革命工作人员一人送交伪军用石头砸死。在北京积极建议伪军团长将解放军三人活埋，又搜集解放军情报，在天津逮捕革命工作人员二人。袁伯五，男，五十二岁，河北新海。 日伪乡长，“军统”特务。勾结日敌，霸占民田，横征暴敛，曾抓捕乡民千余人为敌修路，暗设线枪于村外，致村民崔红被击毙。成立“还乡队”在其住宅内暗设地雷，击毙工人王顺祥。吴明林，男，五十岁，平原菏泽。 匪“青训第二大队长”曾参加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并得蒋匪奖状。于伪大队长任内，虐待被难革命工作人员，被饿死者即有五人。吊打刑讯并杀害中共党员倪震，又枪杀女革命工作人员一人。枪杀革命群众二十人。徐光星，男，三十四岁，原安徽来安。 阎匪特务，“民族革命同志会”第六兵站分监部政治指导员，“汾东政工队”秘书主任。多次受阎匪特务训练，组织特务武装进犯解放区，捕杀民兵村干部十余名，抢粮三千余石。曹泽民，男，五十八岁，河北任邱。 “军统”组长，便衣队分队长。一九三八年负责看押杨虎城将军。一九四七年，在保定先后参加刑讯，处死革命工作人员三十一名。吕瑞祥，男，三十六岁，热河隆化。 “军统”组长。做特务机关机要工作多年，曾在热河隆化组织“突击队”，侵扰解放区，抢劫烧杀。派遣特务潜入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充日寇农业合作社办事员时，为勒索财物，曾打死一老太太。高志，男，四十五岁，河北深县。 “军统”特务。刺探解放军情报多件。石家庄解放时，藏匿反动档案，并造假路条，潜逃来京。北京解放后，利用反动组织“正字普济会”造谣惑众，并极力扩大该反动组织。潘贞福，男，三十九岁，山东济宁。 黔阳、息烽、北平“特警班”及“国防部情报班”爆破教官，“军统”上校组长。参加特务工作十余年，先后训练特务五千多名。在息烽刑讯致死进步群众一人。王殿卿，男，三十六岁，山东乐陵。 日寇宪兵队特务排长，经常率队侵扰解放区。曾在三河杀死村长一人，在高楼镇刑讯村干部五人。一九四六年杀死解放区革命工作人员一人。王增，男，三十四岁，北京。 匪“戡乱”委员，“还乡团”中队副。亲自参加杀害栗元庄革命工作人员二人及村干部十余人。解放后，造谣破坏。梁世兴，男，三十五岁，北京。 “还乡团”分队副。在门头沟龙门村伙同匪徒艾如苓等将村干部姜永川、刘小柱二人勒死。伙同匪徒安越等杀死村干部李国全。又在房山县杀害革命工作人员一人。率队在王家坡村打死村民一人。并大肆抢劫、敲诈、强奸妇女。孟昭熹，男，三十七岁，山东济南。 日伪反动军官，经常率部袭击解放区，在高阳小王庄村，主使枪杀革命工作人员一人，在遵化铁厂镇，抓捕革命工作人员两人，并严刑拷打被捕群众三百余人。用辣椒面熏伤工人三人。杨世诚，男，四十三岁，北京。 日伪警长，宛平县“还乡队”第六大队副。曾逮捕村代表安德宽交日寇毒打致死。积极搜集解放军情报，枪杀革命工作人员李长林等六人，并纵容所属“还乡队”枪杀革命人员四十多人。梁鹏万，男，五十四岁，广东中山。 日寇特务、“中统”特务，先后充日特井上周文、古贺的联络员，为日寇刺探情报，勾结日寇在丰润县袭击解放区，捕走村民三十余人，打死村民及革命工作人员各一人，并刑讯妇女一名，后又为日寇左伯作特务，刑讯左少泉伤重身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化名朗月，加入“中统”潜伏组织，阴谋破坏。刘文玉，男，三十四岁，北京。 “还乡团”团员，密告彭致田之父给八路军送信，后被害。捕杀革命工作人员赵连州，数次逮捕稻地村农会主任吴文长，又逮捕东辛秤村农会主任张长禄，非刑拷打。阎松年，男，四十四岁，河北容城。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股长，竭力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拘捕革命工作人员无数。包括作家田汉、穆木天等。艾如苓，男，四十三岁，北京。 “还乡团”分队长，逮捕村干部李常祥交“大队部”活埋。又逮捕革命工作人员李国全，下令枪杀。在冯村逮捕革命工作人员杨三送“大队部”活埋，并下令勒毙村干部姜永川、刘小柱等二人。强奸妇女，抢劫民财。李煦，男，四十七岁，湖北荆门。 “军统上校课长”，曾参加国民党匪军进攻革命根据地，枪杀被俘红军二人，充军调部张垣组国民党代表，积极搜集解放区情报，要求进攻张家口，并建议以空军将下花园发电厂炸毁。北京解放时，烧毁档案。孙天章，男，四十一岁，平原清平。 “中统特务”，匪“山东保安司令部政治大队”中队长。在清平县馆陶县一带主谋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十名，其中王世义等六名被杀害，又密报地下革命人员四十余人，被杀者三十余人。北京解放后，烧毁反动证件，制造谣言。靳纪宣，男，三十七岁，河北安平。 “军统上校组长”。在冀县焦庄指挥活埋爱国学生聂克华等五人、革命工作人员王学文一人。在北平积极镇压工人、学生运动，并在门头沟横征暴敛，修筑碉堡。高泰琳，男，五十二岁，辽东本溪。 “军统”少校邮电检查员。曾在定县主谋杀死解放区干部二人，群众四人。生聿沣，男，四十二岁，山东平阴。 国民党山东馆陶县公安局长，日伪河北沙河县民政科长，“军统”通讯小组长。在五连山杀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七十余名。梁继先，男，三十九岁，河北滦南。 日伪宪兵中队长，“蒋匪保警队中队长”。协同日寇进攻解放区，在冀东马家沟逮捕革命工作人员三人，送伪军部枪杀。在北京搜查中法大学，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孟贵生，男，三十五岁，河北任县。 日伪“任县警备队”分队长，国民党昌黎县“自卫队”小队长。协助日寇进攻解放区，向地洞内放毒瓦斯，致革命工作人员四人被捕，其中一人被杀。在牛辛寨逮捕革命工作人员王成珍等四人，并在甄庄逮捕群众二十余人送日伪警备部，其中四人被杀害。又勾结日军抢劫北定村，枪杀村民一人。陈永祥，男，六十三岁，北京。 日伪保长，为敌抓兵派夫。殴打村民李贵致死。诬告李振德偷窃电线，被日寇杀害。密报村民苑祥自“劳工队”逃回，被日寇打死。朱德欣，男，三十六岁，河北良乡。 “中统”特务。在林县主谋捕杀革命工作人员王某及共产党员胡西来。先后逮捕毒打革命工作人员二十余人。长辛店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杨德福，男，四十八岁，北京。 日寇“葛滕部队”中队长，国民党华北先遣军参谋长。勾结匪徒，在门头沟八大处先后抢劫二十多次，逮捕群众三十多人，又率领匪军百余人打死革命干部一人，逮捕革命战士三人。翟世宏，男，三十三岁，河北宛平。 “军统”特务，惯匪。聚集匪徒在西郊一带，多次盗墓，持枪抢劫，伙同杨小辣子等将一韦姓者枪杀。曹矩武，男，五十一岁，山东沂水。 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课长。枪杀革命工作人员一人。并严刑拷打受难革命工作人员，致死者三人。赵三，男，四十三岁，河北房山。 日寇“一四二○部队”特务。曾密报日寇逮捕地下革命工作人员十余人，其中刘老等二名，被日寇杀死。又密报门头沟“还乡队”，逮捕地下革命工作人员张士祥等三人。邹永贵，男，三十三岁，天津。 “三青团”区队附。协同匪军杀害革命工作人员四人，其中由该犯亲手杀死一人。组织“纠察队”，逮捕工人高福喜等三人。成立“还乡队”组织“保甲”、积极推行“联保联坐”。萧景芳，男，四十四岁，北京。 “军统”小组长，“自卫团”团长。抓兵百余人。又逼走房客萧李氏母子，萧李氏因气病死。朱焕斗，男，四十六岁，山西崞县。 “中统”特务，特务头子郭紫峻的私人秘书。协助郭紫峻逮捕、刑讯、残杀革命工作人员共一百二十余名。王启麟，男，三十二岁，安徽怀宁。 “军统”特务，曾受特务训练两次。主谋编制黑名单，逮捕民主人士王之相等五百余人。参加破坏共产党在本市地下电台一部，逮捕民主人士谢士炎、余心清等多人。田桂山，男，三十三岁，张家口。 “军统”特务，“石门警局”调查股主任。在石家庄逮捕群众三十余人，残酷刑讯革命工作人员八十余名，将其中吴永祥、刘大祥等二人，送“军法处”杀害。管训期间，仍散布反动言论。李志轩，男，六十七岁，北京。 “军统”北平站运用员，“清共委员会”委员，“新民会”干事，曾仗日寇势力欺压群众，勒索民财。一九四七年在本市十区指控于宝贵等勾通八路军，致于宝贵被捕入狱后病死。郑元生，男，三十一岁，安徽蚌埠。 国民党“一○一军”情报科长，督导谍报组刑讯被捕革命工作人员二百余人，枪杀三十多人，曾亲自参加“军法会审”，枪杀革命工作人员王世昌、王泽民、黄登福等人。李仲池，男，四十七岁，山西临县。 “中统”组长，“调统室”科长。在河南鲁山逮捕共产党员鲁英俊等三人。在唐河县刑讯致死共产党员王敏，吴其荣二人。武瑞聚，男，三十九岁，山西汾阳 “军统”上校组长。一九四○年搜集陕甘宁区军事情报三百五十多件。周天喜，男，五十岁，北京 国民党“军警联合办事处”情报组长。曾伙同其父逼死周俊之母周李氏。又于一九四六年捕杀门头沟、圈门一带解放区村干部二人。用石头砸死张皮匠，将韩小宝捕交“还乡队”活埋。乔文祥，男，四十岁，河北宁晋 国民党自卫队小队长。一九四六年冬，率队伙同伪保长枪杀解放区大兴县科长张涛。翌年逮捕革命工作人员王满堂等四人，并将王满堂杀害。史文举，男，三十九岁，辽西北镇。 “中统”“北镇县情报组”组长。刺探解放区党政军情报，进行反动宣传，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因该犯密报，致使蒋匪军得以侵占北镇县，杀伤八路军战士十余人，烧毁民房二十余间。王名博，男，四十六岁，河北新城 王凤岗匪部中校训导主任。一九四七年带领匪军，强抓群众四十余人，车二十余辆，逮捕并杀死群众吴秉章。刘鸿仪，男，三十三岁，山东南皮。 “中统”中心小组长。一九四七年在北京安定门外逮捕村干部及群众李仲廉等五人。翌年，逮捕革命工作人员李惠泉等五人，将李惠泉等三人转送伪“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杀死。汪绍枋，男，四十七岁，北京 日伪新民会县事务局主任，“军统”中校秘书，一九四○年，为日寇强抓劳工一百余人。其中张富才被日寇抛入海中，张父因此气愤而死。又于同年同地将胡瑞仁送给日寇当枪靶刺死。吴庆澜，男，三十二岁，河北安平。 “军统”北平站第四组行动队长。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先后杀害革命工作人员李法来等五人，又窃取“军调部”中共方面情报，监视进步学生活动。捣毁中山公园陈瑾昆讲演会。刘桐华，男，六十岁，河北蠡县。 一贯道“坛主”，发展道徒八百多人。一九四七年加入“民社党”，充大兴县民社党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反共戡乱委员”。同年任“迁安保安纵队第一支队”副司令，大肆抓兵征粮，武装对抗解放军。胡士元，男，四十岁，山西五台。 阎匪锡山建军委员会办公室少将副主任。亲拟“与八路军作战计划”，配合阎匪积极反共。充阎匪团长时，在龙岩村一带下令逮捕杀死革命工作人员及民兵三人。谢子明，男，四十四岁，河北武邑。 阎匪特务，山西“汾南师管区”副司令，“汾南挺进纵队”司令。纵使部下抢劫群众粮食，残害人民。一九四二年充阎匪代表，参与日寇在汾南召开的会议，勾结日寇进攻解放区。日降后，在汾南实施阎匪“兵农合一”暴政，训练反动兵役干部千人，抓兵万人。张家兴，男，三十一岁，浙江宁海。 国民党九十四军第五师便衣分队长。一九四七年在高碑店等地捕杀解放区村级干部及民兵共三人。翌年在杨柳青捕杀革命干部三人。刘世彦，男，三十岁，河北景县。 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尉法官、上尉队附。非刑拷问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案件一千五百余起。一九四八年逮捕商人三十余名，交“技术总队”处理。在天津华安电影院逮捕与刑讯东北学生二十余人。李殿臣，男，四十四岁，河北宁河。 国民党区党部主任委员，“突击大队长”。在丰台解放前夕，指派特务田丰潜伏丰台机车厂，伺机破坏，一九四九年八月，田犯破坏“冖丂一五八六”机车一辆；丰台解放后，李犯到北京成立“突击大队部”，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及进步群众孙懋德等八人。冀曾善，男，二十六岁，河北涞水。 “中统”特务。一九四六年充“唐山军警联合纠查队”侦察员时，先后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及群众二十多人，将其中张玉芬、史培忠二人送交“军法处”枪杀，其余分别押送“北平行辕”与“青训大队”。赵维周，男，五十二岁，辽宁辽阳。 日伪教导团上校科长，国民党东北行辕情报联络组组长。抗日期间，训练大批日伪军官，危害祖国。日降后又积极搜集辽西解放军情况。一九四八年在沈阳逮捕进步群众三十余人，抓捕二百多青年当蒋军。秦潭，男，三十岁，河北新城。 “中统”特务。一九四六年在容城白沟镇逮捕并刑讯革命工作人员四人，其中三人被杀害。翌年在李庄村毒打革命工作人员家属及群众十九人，并杀害共产党员一人。一九四八年参与刑讯革命工作人员五人，除一人外，余均送容城伪县政府枪杀。王复成，男，四十三岁，山东昌邑。 伪县长兼保安团长，“山东挺进军第二十六纵队”司令，北京市警察局督察处专员。在山东曾枪杀八路军战士六名，在北平积极镇压学生运动。一九五○年又勾结特务阴谋组织反革命武装，一九五一年在京掩护特务王廉清密设电台，进行破坏。赵振东，男，三十九岁，北京。 日伪“矿警队长”，“中统局热河调统室行动科长”。先后曾于山东普集、博山等地、逮捕革命战士五人，枪杀一人。并积极搜集八路军情报。关印忱，男，四十三岁，辽西锦州。 伪县长。一九四七年组织庄河县保安大队警察及“自卫队”，强抓群众一千六百余名当兵。先后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及群众二十余人，杀害革命干部一人。将革命工作人员一人交匪军枪杀。田济民，男，四十四岁，山西洪洞。 “军统”上校大队长、总队副、“太原绥署二处”情报组长。一九四六年四月训练特务八百多名，刺探解放军情报。翌年一月指挥“特警班”学生参加北京户口大检查，又参与指挥特务在天津户口大检查，先后共逮捕群众一千余人。许牵，男，四十七岁，浙江黄岩。 历充国民党重庆市、北平市警察局专员，“特务大队”队长，“锄奸大队”分队长。一九四二年逮捕工人六名。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北平武装镇压学运，逮捕学生八名。并组织“防奸小组”施行户口大检查，搜捕革命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李秀，男，二十七岁，绥远萨县。 “军统”特务，蒋匪天津警备司令部巡察队长。一九四五年杀害为八路军领路的乡民一人，后又枪杀妇女一人，击伤男孩一人。一九四八年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四人，群众十七人，工人二人。杨久富，男，三十三岁，河北定兴。 日寇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中统”特务。一九四九年二月在北京充特务组织“新社会革命党”冀北总支部工商委员，作反革命活动。嗣又潜伏陕霸，充匪“河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陕霸交通站站长，指挥特务潜入北京建立特务组织。一九五一年潜来北京，秘密进行反革命活动。田盛齐，男，五十二岁，河北宛平。 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日伪时期曾毒打铁路工人刘连弟、李森致死。一九四八年四月密告逮捕工人苏印义等五人，又率其二子毒打工人李奇昏死数次。北京解放后，主使其子田诚才阴谋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刘秉智，男，三十六岁，河北新城。 王凤岗匪部突击队班长，曾与突击队队长刘子衡合谋杀害革命工作人员及群众李根、郭福成等十二人。土地改革时，亲率匪部捕杀群众中积极分子刘聚坡等二人。又烧毁民房四、五百间。屈新刚，男，三十一岁，陕西丹凤。 蒋匪“军警民联合办事处”便衣队班长、情报组长。一九四六年在门头沟捕杀革命工作人员一人，并亲手活埋傅金山。又在骆驼湾枪杀群众一人。继逮捕共产党员于国玉等六人。何涛，男，四十岁，陕西汉中。 伪“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日降后，逮捕刑讯革命工作人员四十余人，其中有瞿宝耕等四人被杀害。北京解放后，继续造谣破坏。李万庚，男，二十九岁，北京。 伪保长、“自卫队”中队长，“剿总第三分处情报组”组长。一九四八年在鲁谷村逮捕解放军连、排长各一人，送交“剿总”杀害。曾为国民党匪军抓兵十六名，征粮两万多斤。北京解放后，隐匿武器，拒不登记。孙宗奇，男，四十二岁，北京。 匪“自卫队”分队附，联保主任。日降后率部在龙泉雾村逮捕共产党员安瑞及群众共五人；安瑞被其枪杀。又逮捕并刑讯革命工作人员一人，后投入河内溺毙。北京解放后造谣破坏。张久成，男，三十八岁，北京。 蒋匪军情报组长。一九四七年七月在固安中黄岱村逮捕解放区农会主任、妇女会干事等五人，农会主任被枪杀。王世清，男，四十八岁，河北雄县。 伪联保长、县府情报员。一九四七年率队向农民进行“倒算”，活埋李小利，逮捕革命工作人员朱江等三人，送伪县府枪杀。王孝华，男，三十六岁，北京。 匪“清共义勇队”班长，蒋匪军副营长。一九四九年在归绥杀害解放区干部一人。许杰，男，三十三岁，河北通县。 匪“刑警队”队长。一九四八年逮捕革命工作人员林金声，送“警备司令部”枪杀。又因该犯密报致使革命干部王世昌被蒋匪枪杀。另审讯革命工作人员张弗飞，送“警备司令部”枪杀。先后逮捕群众马德耀等九人。（⑸⑹）灏，男，三十岁，绥远包头。 “军统”督察、联络组长，“北平行辕”督察。一九四七年，枪杀唐庆有等二人。翌年在天津逮捕进步学生百余人，并指挥特务，逮捕审讯革命工作人员。宋继尧，男，四十五岁，辽宁开原。 “军统”特务。一九三九年在安徽捕杀革命战士一人，又搜集八路军情报，两次袭击八路军。王金铭，男，三十四岁，北京。 蒋匪军情报员。一九四七年逮捕解放军人员一名，投入河中溺毙。逮捕解放区运布商人二名，其中一人，当场被枪杀。刘成羽，男，三十五岁，山东单县。 蒋匪军营长。建立情报组织，搜集解放军情报。一九四七年间，先后枪杀唐山双庙村革命干部九人及群众三人，翌年烧毁该村大部民房。贺万常，男，四十八岁，北京。 国民党宛平县军事科情报员，保长。组织“还乡队”侵扰解放区，劫夺民财。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在门头沟杀害革命工作人员三人。于兰亭，男，五十二岁，北京。 匪“还乡队”情报员。一九四六年在门头沟桑峪村杀害革命工作人员及群众共三人。王文平，男，四十岁，北京。 “中统”情报员。一九四六年杀死革命工作人员葛万有。在丰台一带欺压群众，无恶不作。卫定远，男，四十四岁，河南陕县。 日寇“治安军”中校团长，蒋匪军团政工室代理主任。一九四二年在迁安县先后枪杀解放区村干部三人。翌年又逮捕胶东群众百余人。李芳亭，男，六十四岁，热河朝阳。 “军统”特务、惯匪、汉奸李守信部少将参议。一九三五年，受蒋匪命令，策动李守信反共。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在东北沟帮子一带绑票四十多人，劫马数百匹，杀死事主一人。张俊秀，男，三十九岁，山东威海卫。 蒋匪军谍报组内勤副组长。日降后曾审讯革命人员二百余人，杀死七人。该犯前充日伪警官时，在密云等地，抓青年一百九十名。强征民工四千余人，协助日寇抓走解放区群众十余人。马玉麟，男，四十岁，山西大同。 匪“第八战区”“张垣绥署”纪律课行动组主任、“华北总部突击第九大队”大队长。日降后曾先后指挥特务逮捕革命工作人员、进步群众六十余人。一九四八年杀害革命工作人员田子贵等七人，虐待被捕的革命工作人员致死者三十余人。张立中，男，三十九岁，山东南皮。 “军统”上校副处长。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逮捕革命工作人员五人，群众十余人。宋向朴，男，三十六岁，山西应县。 阎匪特务。充阎匪军“保安第六团”团长时，枪杀群众二人；抓捕青、壮年一千余人，修筑碉堡百余个；强奸妇女四人。一九四八年被俘，经教育释放后，仍秘密与阎匪联络，与人民为敌。王伯淳，男，四十五岁，河北南宫。 日伪县长。曾多次指挥伪部与八路军作战。残酷刑讯并杀害被俘革命战士六人。为日敌强征民夫四千五百人，其中冻死三人。佟寿山，男，四十九岁，河北密云。 汉奸，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民社党北平市党部社会处秘书。北京将解放时，伙同匪首张荫梧组织反动武装“华北民众自救会”与“敌后策动委员会”充常委兼副主任委员，收罗蒋匪反动军官二十八名，并招集溃散匪军，伺机暴动。孔祥泰，男，四十八岁，山东曲阜。 日伪治安军少校营长。曾在迁安县撒河桥杀害解放区区长一人，一九五○年三月在包头参加匪“华北讨共联军”自充匪“第八纵队副司令”潜来北京，进行反革命活动。张文和，男，四十岁，河北三河。 国民党“北平行辕军法处”检查官，“青训大队”军法官，“军统”特务。一九四六年杀害革命工作人员张义等三人。汪凌云，男，三十六岁，安徽桐城。 “军统”特务，国民党“刑警队长”，“五十二军军部谍报队”中校队长。日降后，在东北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及群众三十余人，严刑拷打，杀害九人，余送匪军法处。孙克良，男，二十三岁，江苏宿迁。 “军统”特务，惯匪，北京解放前，充“剿总技术大队”组长。刺探解放区情报，一九四九年在本市结伙先后抢劫分司厅等五处。杨学经，男，三十四岁，湖北应城。 “军统”少校情报组长。组织谍报员，搜集解放军情报。北京解放时毁灭全部特务证件。在管训期间煽动犯人进行破坏并策划越狱。王旭，男，二十五岁，山西宁武。 “军统”情报组副组长。一九四七年在乐亭逮捕革命工作人员陈以胜等二人，乐亭解放时，焚毁全部证件。北京解放前后，勾结特务冒充革命工作人员，持械行抢十余次。隋裕民，男，三十五岁，热河朝阳。 “中统”热河区组长。一九四七年在承德冯营子杀害革命工作人员一人；翌年逮捕群众一人送热河省调统室，并曾勒索民财，强奸妇女。周士锐，男，三十七岁，河北滦县。 历充蒋匪“河北民政厅科长”“河北宛平县警察局局长”等职。日降后，扩充保安团队反动武装九个团，与解放军作战，并强迫被捕群众四十多人充当匪军。董英夫，男，四十三岁，辽宁盘山。 “军统”特务，历充日伪县长，“冀东特别区行政公署政务厅长”。曾于一九三九年逮捕抗日人员五人。翌年因其密报致使革命工作人员一人被日寇捕杀。又拆毁民房百余间。并随日军进扰解放区，伙同烧杀抢劫。于福赓，男，五十二岁，热河喀喇沁左翼旗人。 日伪“蒙政会”科长，国民党察蒙党部特派员。一九四六年在康保杀害革命工作人员关某，并派遣间谍刺探内蒙解放军情报。冯连章，男，四十二岁，河北高邑。 历充“军统”特务十多年。日降后充丰润伪警察局督察长期间，逮捕群众二百余人，将其中赵姓革命工作人员一人，送“县府”枪杀。在唐山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张金福，送“县府”枪杀。赵绍安，男，四十七岁，北京。 “军统”特务，蒋匪军谍报课课长。建立谍报网，派遣特务潜入绥德、兴县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一九四八年充北平市第七区兵役股股长时，抓丁一百多人。吴俊，男，五十七岁，北京。 日联保主任，“自卫团”团长，国民党保长，九个保的征兵委员，“防共委员会”主任，匪军谍报员。绰号“小霸王”。一九三八年，因组训“自卫团”逼死吴景贤，前后抓兵十余人，逼死金宝贵之父，并先后奸占妇女七人。为日寇强抓劳工一千四、五百人。刘嘉麟，男，四十七岁，天津。 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铁路党军警保联合办事处”副主任。日降后，在丰台先后逮捕共产党员及进步群众刘宝田等多人。两次武装镇压工人运动，并抓捕工人充当蒋匪军。北京围城时，烧毁反动证件，藏匿枪枝，参加匪“反共突击大队”，先后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仇方城等四人。汪登云，男，三十七岁，安徽舒城。 惯匪、国民党“华北剿总突击先锋队”准尉组长。一九三七年在福建枪杀民夫一人。一九四○年杀死事主三人。日降后在江苏亲自杀害被俘的革命战士一人。在沙河镇逮捕与杀死解放军工作人员与步哨共四名。萧凤岐，男，四十六岁，山西沁源。 “保密局”上校通讯员，“北平警局保警总队”副总队长。曾刺探解放军军事情报。北平解放时训练保警、抢运食粮、妄图与解放军巷战。牛国振，男，三十三岁，辽宁海城。 “军统”中校组长，鞍山、抚顺“指挥室指挥官”。日降后在抚顺逮捕刑讯革命工作人员及进步群众。指挥突击组袭击解放区，掠夺物资，打死革命战士六人，伤三十余人。王盛元，男，四十七岁，辽东营口。 日伪县新民会科长，保定“防共委员会”专员。一九四二年组织“乡村自卫队”八、九百人，配合日寇侵扰解放区达三十余次，逮捕群众二十余人，抢粮三万余斤。翌年，在段家岭逮捕村干部一人交日寇杀害，并轮奸妇女。梅春先，男，五十岁，沈阳。 历充日伪警察署长、督察长等职十四年，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一九三七年充开通县司法股长时，曾主审杀死抗日游击队队长郭顺等三人。干浚清，男，四十三岁，河北肃宁。 “军统”特务，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恶霸地主。枪杀解放区村干部于明勋。抓捕青年三十多人，非刑拷打周满俊等。陆捷音，男，三十二岁，河北迁安。 “军统”“北平站潜伏组”组长。曾协助日寇编练“保甲训练队”，强征粮食，构筑碉堡、炮楼。北平解放前夕，领得潜伏经费密码与电台，在本市按设电台，进行情报活动。苏泽东，男，三十一岁，四川三台。 “军统”情报副组长。一九四六年在本市破坏地下革命组织，逮捕三人。翌年又逮捕革命工作人员陈琏等四人。林逢达，男，三十二岁，浙江宁波。 “军统”组长，曾在贵州“息烽特警班”及“中美合作所特警班”受特务训练。一九四六年在北平逮捕革命工作人员一人，严刑拷打，致其自杀身死。并先后在本市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孟良玉及其妻子等共七人。马玉峰，男，三十六岁，河北易县。 容城县日伪警备队骑兵队书记。强征民工粮草，曾逮捕抗日游击队员三人，及革命战士三人，将其中战士二人送“总队部”枪杀。牛天富，男，三十一岁，河北容城。 日寇徐水宪兵队特务，王凤岗匪部班长。曾抓捕八路军三人，并枪杀革命战士一人，抓夫三千余人，勒索民粮三十余石，又曾刑讯革命干部一人，并将其枪杀。刘玉田，男，四十二岁，北京。 “军统”上尉外勤组长。破坏地下革命组织三处，审讯革命人员案件数十起。包围清华、北大等校，镇压学生运动。萧盖英，男，三十岁，河北新城。 王凤岗匪部警备队小队长，匪新城县“自卫队”及警察队队长。在高碑店亲手枪杀八路军工作人员王桂中等二人。北京解放后参加反革命武装特务组织“反共自卫师”，策划暴动。李成，男，三十九岁，北京。 蒋匪军情报员，“里十三村还乡队”副班长。在圭石村枪杀民兵周玉厚之妻女二人。伙同匪徒在东村杀死退伍革命军人刘泉。尹恒毓，男，二十九岁，北京。 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中统”特务。密告革命群众张书田、王殿臣及军属尹郗氏等六人，其中张书田、王殿臣、尹郗氏三人被活埋。协同伪保长特务在羊坊村活埋八路军工作人员一人。马新法，男，二十九岁，河北赵县。 蒋匪国防部“绥靖总队”副官，伪“冀察战区四纵队”连指导员。在磁县张儿庄，亲手枪杀革命工作人员一人，充日伪军旅部副官时，在河南汤阴枪杀民女苏洁冰。充保定“清剿队”队副，在保定附近逮捕革命工作人员五人。安惠民，男，四十五岁，河北武清。 日伪“治安军”连长，国民党“平汉路警务组警察大队”中队长，“军统”特务。协助日寇“扫荡”解放区，“见房就烧，见牲畜就杀”。周玉祥，男，三十七岁，北京。 日伪新民会青年团副班长，国民党自卫队分队长，“中统”特务。曾强奸妇女五人，烧死雇工老王，又先后逮捕革命工作人员王乃田、刘海等三人送匪丰台指挥部，其中王乃田被杀害。于建新，男，三十二岁，河北黄骅。 匪“还乡队”代中队长。主谋枪杀村干部王香安等三人，逮捕枪杀区干部王兴臣等二人。北京解放后抗拒登记，并窝藏杀人犯于霄峰。倪伯昌，男，三十三岁，江苏宿迁。 “军统”组长。勾引日寇在山东潍县袭击解放区。一九四六年在济南指挥伪军侵扰解放区，并搜集解放军军事情报数百件。南口解放前夕，烧毁档案，并企图将南口机厂重要机器加以破坏。杨季增，男，四十二岁，河北宁河。 匪“还乡队”中队附。在石厂村等地逮捕革命工作人员九人，非刑拷打后，活埋杜某二人，枪杀陈大麻子等二人，强迫其余五人当兵。杨永福，男，六十七岁，北京。 日伪“新民会”支会长，“中统”特务组长，为蒋匪发展特务、抓兵，为日寇搜刮铜铁。杜锡钧，男，七十岁，河北故城。 汉奸，日伪“治安总署”督办，“河北省长”、“华北绥靖军”上将总司令。积极组织反动武装，破坏人民抗日活动。栾乐山，男，四十一岁，辽宁开原。 汉奸，日伪“治安集团军”司令。曾在南京、广东等地，发表反共言论，积极向战犯宋子文提供“反共方策”。被捕后，越狱潜逃未逞。姜恩溥，男，四十二岁，山东黄县。 汉奸，日伪“治安军第四集团军”少将司令、“山东警务厅”厅长。曾率部在遵化鲁东一带进攻解放区，北京解放后，藏匿枪枝，造谣破坏。李少微，男，四十五岁，江西九江。 汉奸，日伪燕京、津海、真定道道尹。亲率伪军窜扰解放区，烧毁二十余个村庄，杀害抗日军民数百人，抓群众三万二千余人，送往日本及伪满等地做劳工，强征铜铁百余万斤资敌。邰中枢，男，四十六岁，吉林盘石。 汉奸，日伪烟台市长。一九四五年潜赴解放区，秘密进行破坏工作。刘裕如，男，五十岁，河北滦县。 汉奸，特务，日伪“剿共第一路军”上校参谋处长，“保密局”上校组长。策动日伪军捣毁临彰、内黄两抗日县政府。先后指挥日蒋匪军逮捕爱国志士及革命人员一百一十人。余德裕，男，四十八岁，北京市。 一贯道“点传师”，“八大代表”之一。发展道徒七百人，骗取黄金一千余两。李才，男，六十岁，黑龙江青岗。 汉奸，“九宫道”“五大会”总负责人，“普济佛教会”理事主任。勒索道费计银洋三十万元。勾结大汉奸齐爕元与日本特务前田德水、广岗良雄等倡导亡国论调，搜集八路军军政情报。北京解放后，藏匿“五大会头”卷宗，制造与散布谣言。赵四章，男，五十一岁，河北深县。 一贯道“点传师”，“外东组”负责人。指挥点传师一百余人，一百二十个坛，道徒四万八千人。骗取道费黄金三十余两。经常为张五福传递秘密信件。解放后，将道首张五福送到上海潜伏，强迫“点传师”，不准向政府登记。徐文宏，男，四十九岁，北京市。 恶霸地主，一贯道“点传师”“善长”。管辖十四个“坛”，发展道徒四千余人，勒索道徒玉米达一百多石，强奸妇女六人，诱奸妇女十余人。杨继才，男，三十三岁，辽宁盘山。 “五台山普济佛教会”会长，沈阳“普济佛教会”理事长。指挥“九宫道”理事百余人，道徒八万余人，骗取道费计高粱米二百四十万斤，美钞三千元。北京解放后，召集道首秘密集会，布置长期潜伏计划，潜逃青岛，进行反革命活动。赵永祥，男，四十九岁，北京市。 “九宫道”“元真都盘盘主”。亲自发展道徒六千余人，曾召集“九宫道”首要分子秘密聚会，训练道徒，阴谋暴动。王兴璞，男，五十五岁，原辽宁金州县。 汉奸。充日寇关东警察署司法警长时，强抓劳工二百五十余人，送交日本关东军。强征铜铁五万余斤资敌。勒索民财银圆三万五千余元。解放后，阴谋在河南九龙山组织八卦武道门，实行武装暴动。刘保善，男，二十八岁，北京市。 一贯道“坛主”“点传师”。北京解放后，有计划地制造谣言，抗拒登记。恫吓已登记之“坛主”高德海，致高自杀身死。苏世佐，男，三十五岁，北京市。 一贯道“点传师”。京西“阐一总坛”十八大“点传师”之一。骗群众千余人入道，举办“忏悔班”等十六次。北京解放后，继续活动。亲赴重庆，将黄金二十三两，人民币一千余万元，送交反动道首，充活动经费。卞文泉，男，五十二岁，北京市。 一贯道“点传师”。主办“忏悔班”，大量勒索道费。曾充日伪保长，甲长，为日寇搜刮铜铁，强派民夫。邢福海，男，四十二岁，北京市。 一贯道“坛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辖道徒三百多人，主使刘振坤借“抓八路”名义在西苑捕走范忠，施以毒刑。路铭尧，男，四十六岁，河北南宫。 一贯道“坛主”，“点传师”，“专一坛”总负责人，号称一贯道“四大天王”之一。先后创立“佛坛”百余处，发展反动组织，骗取大批财物。北京解放后，仍积极活动，并散布谣言。邓德善，男，二十五岁，北京市。 一贯道“总坛乩手”、“点传师”、“中统”特务。利用特务身份，往来重庆、承德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杨清霖，男，三十三岁，北京市。 一贯道“点传师”，西郊一贯道创立人。发展“分坛”约一百三十处。北京解放后，布置隐蔽活动，秘密召集“点传师”传达“手谕”，骗取巨额黄金、银元，作反革命活动的经费。郭勤学，男，四十一岁，河北武强。 一贯道“点传师”。北京解放后，简化其组织，秘密活动，制造谣言，设置“佛坛”，供给反动道首活动经费。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逮捕，教育释放后，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张兰坡，男，四十九岁，河北新城。 日伪及国民党甲长，一贯道“点传师”“外西组”负责人之一，充匪首张五福“总坛”司账，保管敲诈所得的黄金三百八十余两。解放后拒不登记，并资助反动道首张五福黄金二十两，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刘永福，男，五十六岁，山西猗氏。 一贯道“点传师”，“外西组”负责人。辖“大坛”十余处，亲自吸收千余人入道。主持“忏悔班”“仙佛班”五十余次。王述，男，三十九岁，河北良乡。 一贯道道首张光璧亲自任命的“点传师”。发展“点传师”“三才”等三十三人，道徒一千五百多人。北京解放后，将所属道徒分编为九个小组抗拒登记，进行反革命活动。田玉祥，男，五十一岁，河北武清。 一贯道“点传师”。辖主要“大坛”三十处，“点传师”、“坛主”六十余名，道徒二千二百余人，向道徒骗取黄金四十两，开设中和皮革店，作为道务活动据点。苗长清，男，四十四岁，北京。 一贯道“点传师”。发展道徒四百余人，开办“忏悔班”七次，充日寇甲长时，为敌征兵，征铜，征粮，征夫。高凤祥，男，四十七岁，北京。 一贯道“点传师”，日伪保长，国民党”清共先锋队”特务。抓兵抓夫，指挥一贯道道徒三百余人，开办“研究班”、“仙佛班”等八十四次，骗取财物折合玉米一万三千多斤。刘润山，男，六十三岁，北京。 恶霸地主，伪保长。抓捕农民田永来充当劳工。充一贯道“坛主”时，强迫群众六十多人入道，勒索道徒财物，迫使道徒田田氏的婆母生活无着，气愤成疾而死。刘亚民，男，四十九岁，北京。 国民党“清共委员会”委员，一贯道“坛主”。辖五个“坛”，道徒约四百人。曾为国民党征兵派夫。解放后，将道徒化整为零，举办“仙佛班”，“研究班”，立十条“大愿”，阻止道徒退道，指示道徒破坏土地改革。柳锡纯，男，五十四岁，河北饶阳。 一贯道“点传师”“内西组”负责人之一。辖“大坛”八处，“点传师”七十五人，“坛主”四十人，道徒一千余人。北京解放后，训练“三才”十二名，派往汉口、沈阳等地，大量发展反动组织。王晋臣，男，五十八岁，河北通县。 “九宫道”“正字普济会”“头绪”，国民党保卫团团董，大乡长。横征暴敛，抓捕群众百余人。枪杀冯各庄村干部常某。指挥道徒百余人与匪首徐奎生阴谋进行暴动。马德芳，男，五十七岁，北京。 “一贯道坛主”，日伪甲长。霸占儿媳，勒死儿媳之母池孟氏。北京解放后，企图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并进行反革命宣传。祖鸿逵，男，三十八岁，河北定兴。 一贯道“点传师”，充浴堂业公会会长。勾结特务逮捕工人，又勾结国民党市党部委员郗殿甲组织定兴“还乡团”。赵振东，男，四十三岁，北京。 恶霸地主。绰号“小诸葛”，曾先后用皮带抽死村民祁大个子，用木棍打死农民李明，工人王昌春等三人。赵福臣，男，七十岁，北京。 恶霸地主。曾先后打死一邢姓商人，及毒打农民孙长河致吐血身死，逼死其次子赵振安，虐死其妻，霸占姜忠之妻、女、儿媳、侄女等二十余年，变卖姜姓房地，致姜家老幼六人被逼而死。刘纪元，男，四十一岁，北京。 恶霸、伪保长。先后抓捕青壮年七百余人，为日寇修筑碉堡，并搜集情报，供给敌军。打死董德林。勒死刘冉氏。村民被其逼迫逃亡者十余户，其中冉孝与、李德亮两家，都家破人亡。刘书元，男，三十九岁，北京。 恶霸，匪首。率领“西小帮”股匪，绑票抢劫，枪杀事主九人（刘犯亲手杀死四人），并向农民进行倒算，夺取土地、粮食。主使“还乡队”逮捕村干部王国才等四人。刘文元，男，三十三岁，北京。 恶霸，“还乡队”分队长。伙同匪首王二雨持械抢劫。勾结特务组织谍报组，伙同刘书元等向农民倒算，夺取农民土地、粮食。刘第元，男，三十一岁，北京。 恶霸，“还乡队”分队长，“保安十九团”排长。曾毒打村民董德林伤重身死。伙同其兄刘文元等领导“还乡队”夺取农民土地，并枪杀农民孙兰，逮捕解放区区干部李春来。金仲康，男，六十六岁，北京。 恶霸，日伪联保长，“中统”特务。曾霸占戴吉氏土地三十五亩，强逼刘文瑞将房折偿债务，致刘气愤成疾而死。牛清怀，男，四十一岁，北京。 恶霸地主，绰号“西霸天”，日伪保长。一九三八年，石景山钢铁厂一工人患病被其逼令投河淹死，并曾先后将小贩安玉贤及其堂姐牛花荣捆绑投入永定河淹死，一九四四年吊打池德安母子，致池父气愤而死。冯玉昆，男，四十八岁，北京。 恶霸地主，日伪便衣特务，为“东郊五虎”之一。曾逼死秃杨马全家三口和孙慧等五人。马文俊，男，五十岁，北京。 恶霸，外号“马阎王”，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曾为日寇抓劳工，为蒋匪抓壮丁，抓捕村民赵震，逼瞎赵震之父赵长顺，吓死赵震之姑妈赵马氏。解放后威胁群众，造谣破坏土地改革。张勤，男，四十岁，河北大兴。 恶霸地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军统”副组长，“突击队”分队副，大红门乡长。曾抓壮丁四十余名，逼死宋德才之父，非刑拷打于学增，霸占于海楼等三户财产，逼死连文臣。刘忠秀，男，四十六岁，北京。 恶霸，绰号“阎王爷”。曾伙同盗匪刘长禄抢劫，用杠子打死事主。充日伪特务时，逮捕群众三十二人，其中四人被日寇杀害。并霸占其内弟温志荣之妻，并杀害其子女。高法贤，男，三十二岁，河北新城。 恶霸地主，国民党员。曾伙同匪徒，枪杀干部高法修及农民韩天斗。一九五○年在京参加匪“河北省反共救国军”，阴谋袭击村政府。刘冠五，男，五十一岁，河北宛平。 恶霸地主，日伪和国民党镇长。曾霸占村民牛小臭之妻，逼死牛小臭之弟及弟妇，霸占刘吴氏土地二十五亩。捕青年一百余人补充匪军，及活埋八大处卖瓜果的群众三人。刘泰，男，五十九岁，北京。 恶霸地主，日伪“爱护村”长、联保长。霸占本村白云观庙产，为敌抓兵拉夫，强征粮草；又勾结蒋匪特务部队封锁解放区。一九四八年镇压清华大学学生运动。北京解放后，造谣破坏。野芝霖，男，四十八岁，河北景县。 恶霸地主，“中统”组长。霸占农民孙福顺土地，拷打工人冯小六。勾结伪法院借故扣押村民刘启贵等九人，将刘启贵之妻韩登苓之母，崔文生之母子等四人逼死。李玉堂，男，五十三岁，北京。 恶霸地主，一贯道“坛主”。先后杀害人命四条，并勾结日伪军大量制造毒品，强征兵役，敲诈群众。北京解放后，私藏枪弹，威胁村干部，破坏土地改革。张桐，男，五十四岁，北京。 恶霸地主，外号“伏地皇上”，“中统”情报小组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曾枪杀解放区村干部李全、并参加镇压清华大学学生运动。及奸占儿媳并将所生婴儿活埋。杨万全，男，四十九岁，北京。 恶霸，日伪联保长。抓兵抓夫，敲诈群众，并向匪军密报解放区区干部集会，将安宝玉枪杀，并将吴小吉子用电刑致死。李养泉，男，四十九岁，北京。 恶霸地主，绰号“小霸王”。霸占农民连高淑房地，奸占张淑英为妾，打死孟常年。赵庆临，男，三十三岁，河北涞水。 恶霸地主，国民党县党部代理书记长。组织地主武装，窜扰解放区，进行倒算，先后主谋杀害革命工作人员十四人，逮捕区村干部七十余人。魏德琛，男，五十六岁，北京。 惯匪。先后绑走毒打事主李厉氏等八人。将侯刘氏推下涸井用大石头砸死。其余事主均曾受其毒打。并放火焚毁卞文贵房屋及尚山小铺。李明义，男，二十六岁，北京。 惯匪。北京解放后，主谋在分司厅等处结伙持枪抢劫五次，并捆绑事主。白如彬，男，三十二岁，北京。 惯匪。日伪时期充日寇福田部队情报员，一九四四年夏与惯匪张文元等结伙行抢。北京解放后，先后在三家店等处持械抢劫九次。刘德禄，男，五十岁，北京。 惯匪。一九四九年旧历五月，伙同匪首李有仁（已枪决）等先后抢劫四次，捆打事主。又与惯匪李有仁等到彰仪门外小井村岳各庄抢劫。殷同，男，四十七岁，北京。 惯匪。解放前曾充“华北剿总”特务。北京解放后，与惯匪张文元等结伙持械先后在杨庄等地抢劫四次。张文元，男，三十四岁，北京。 惯匪。先后与惯匪白连明等结伙持枪抢劫十三次。北京解放后，主谋与惯匪白连明等人持械先后在麻桥等地抢劫十二次。 乙、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共二十五名于志信，男，二十二岁，河北沧县。 受其父于任之（“军统”特务）主使，于一九五○年混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窃取“全国钢铁统计表”等五种国家机密文件，先后共窃取机密文件二百余份。安玉麟，男，二十一岁，河北冀县。 “军统”特务，“国防部”第二厅察哈尔站康庄潜伏组台长。康庄解放时被俘，教育释放，复勾结“军统”潜伏特务倪树森在本市兴隆大院二号秘密架设电台。一九五○年四月混入北京电影局制片厂，阴谋潜伏活动。苏德惠，女，二十七岁，河北任邱。 日伪“苏淮鲁边区绥靖军司令部”宣抚组长。一九五一年三月协助其夫陈亚平（处死刑）组织武装暴乱。李沐霖，男，四十六岁，热河凌源。 “中统”特务，“皖北第四路军司令部”上校秘书长，国民党“安徽特训处”干事，监管被押革命工作人员。在大别山协助审讯革命工作人员詹通生等十人。邢东，男，三十岁，广东文昌。 “军统”特务，“北平行辕二处”热河组组长。领导各情报组织，搜集解放区军政重要情报报告战犯李宗仁。曾赴天津密云一带，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复员军”。李翰周，男，五十二岁，河北深泽。 “中统”特务。曾拟具“防奸”“防谍”组织办法，搜集解放军情报。解放前夕，焚毁一切特务证件，解放后潜逃绥远，接受中统特务张庆恩潜伏任务，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张焕然，男，三十一岁，河北唐山。 “军统”特务。在北平、唐山等地，专门刺探解放区情报，组织反动武装，逮捕解放区采买员张万筠等三人。北京解放后，将隐匿的枪枝交与佟宝功、王喜云等结伙抢劫。史浚，男，四十七岁，山西曲沃。 “中统”华北办事处交通组长。主谋逮捕革命工作人员董瑞，并将解放军调动情报报告南京“中统局”。北京解放后，焚毁特务证件档案。王春泽，男，三十四岁，河南郾城。 “军统”小组长，“北平刑警队”组长，在“兰州训练班”及“中美特训班”受训两次。协同逮捕北平《解放三日刊》工作人员二十余人，参加逮捕民主人士余心清，破坏地下革命组织电台一处，镇压学生运动，并搜集解放区情报。陈子新，男，二十九岁，原热河阜新。 “中统”特务。专与北平各大学内之特务联络，调查进步学生的活动情况，将进步学生一百余名的名单转送“中统”。北京解放前夕，焚毁全部反动档案；解放后，藏匿枪支，造谣破坏。邓汉振，男，三十岁，河南郏县。 “军统”特务。一九四○年在国立第十中学参加反动组织“护校团”，群殴进步学生，其中一人重伤，致死者一人；在北京参加镇压“六二”学生运动，监视北大等校学生，并逮捕革命工作人员六人。北京解放前夕，焚毁全部档案。任其刚，男，二十九岁，河北顺义。 “保密局”情报站副站长。一九四八年，调集“防护团”一百余名，镇压南京学生运动。张继鑫，男，三十四岁，河北宝坻。 “军统特务”，“唐山警察局”分局长。草拟“谍报训练计划”，搜集情报。逮捕群众二百余人。天津解放后勾结奸商，企图伪造人民币，扰乱金融。李芝，男，二十七岁，北京。 国民党军谍报员。纠合谍报特务，刺探解放区情报。杨生甫，男，四十二岁，河北新河。 一贯道“点传师”。诱奸龚姓寡妇及其长女，又强奸其幼女。被捕后，仍造谣破坏。刘有秀，男，二十八岁，北京。 惯匪。解放前，主谋伙同匪徒杨克勤等连续在本市三家店等地行抢。北京解放后，伙同匪徒张永忠（已处决）等在京西卧龙岗连续抢劫。白连明，男，三十一岁，北京。 惯匪。北京解放前，伙同惯匪张文元等先后在麻峪沟等地附近，结伙持枪抢劫七次。北京解放后，伙同惯匪张文元等在麻峪沟抢劫。苏文成，男，三十三岁，北京。 惯匪。北京解放后与惯匪王文光等持枪在小井马嵬营范家等四处抢劫。并捆绑殴打事主。王文光，男，二十六岁，北京。 惯匪。北京解放后伙同惯匪刘德禄等在德内大街五号董家等五处行抢，捆绑殴打事主。赵增禄，男，二十九岁，山东沂水县人。 惯匪。北京解放后伙同惯匪王文光等在小营村张家等四处行抢。孙森林，男，二十五岁，天津。 惯匪。北京解放前在西直门内华北中学附近行抢未遂。一九四九年正月初六日伙同李明义等五人抢劫三教寺十四号，并窝藏匪首孙克良。臧中玉，男，三十二岁，山东福山。 惯匪。北京解放后结伙持枪抢劫和平门内东中街五十八号万宅等三处，并为特务藏匿枪弹。周昆，男，三十九岁，河北昌平。 惯匪。北京解放后，伙同惯匪张文元等多人，先后在杨庄等地持械抢劫六次。张永升，男，五十八岁，北京。 惯匪。国民党青年军情报员。北京解放后伙同惯匪张文元，在麻峪沟等地，结伙抢劫四次。李诚，男，二十六岁，河北滦县。 惯匪。一九四六年组织反动武装“伙会”，抢劫农民粮食。 丙、判处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罪犯共二十五名 刘志宝，北京人。“中统特务”。 支彭英，河北定县人。“中统”特务。 彭大文，辽西铁岭人。“中长铁路第二大队谍报组”情报特务。 高松森，河北宁津人，汉奸。 崔凤武，黑龙江开通人，“军统”特务。 李连玺，北京人。“中统”组长。 孔思礼，北京人。国民党“清共委员会”新闻股长。 韩公达，辽东复县人。日伪“河北省专员公署”视察 冯世林，河北通县人。惯匪。 王太章，北京人。惯匪。 李馥萼，河北高阳人。一贯道“点传师”。 张贵祥，北京人。一贯道“点传师” 王富，北京人。一贯道“点传师”。 高德山，河北沧县人。一贯道“点传师”。 田文彬，平原濮阳人。一贯道“点传师”。 曹裕庭，北京人。一贯道“点传师”。 陈义，北京人。一贯道“点传师”。 徐德修，北京人。一贯道“点传师”。 白振元，北京人。一贯道“点传师”。 蔡文泉，北京人。一贯道“点传师”。 冯秀珊，山西忻县人。“军统”特务。 盖岳，黑龙江龙江人。日伪“警察署长”。 杜希陵，黑龙江绥化人。“中统”特务。 王培儒，河北文安人。“军统”特务。 杨树策，云南云龙人。“军统”特务。 丁、判处有期徒刑的共一二八名 十五年者四十五名康殿平 刘永衡 柳润清 田毓文 张承志 朱御贤张俊福 于家明 梁贵卿 孟广智 裴兴茂 关赵氏 苏翰臣 宋绍仁 孙文仲陈宝林 陈笃麟 冯振忠 何昌致 刘士钧 薛泉 章培勋 张澄元李自琇 滕家琰 周作义 黄杰臣 李海泉 周公员 苗玉春 邢坤润刘钧 任懋勋 贾振 张维新 张永朴 朱龙全 曹积全 沈长海 张健伟海英杰 郭宪廷 张玉廷 蒋卓 李潮 十三年者四名吴允中 翟世儒 刘华 翟玉昆 十二年者八名李西存 崔喜仲 陈清泉 刘紫元 高佩贤 苏继林 张元庆 王泽氏 十年者三○名李德明 林子华 苏进奎 张凤志 刘德旺 韩俊谦 苗长旺 李宝良 郭德元张丁氏 高生辰 刘恩瑞 刘魁章 张辅祥 傅忠 高廷选 常廷生 张淑贞戴立惠 陈岚坡 张乐山 李骏声 刘玉海 高志远 卜静波 于寿生 王长春　魏协浭 王文虎 赵和 九年者一名包崇杰 八年者五名韩宝恒 曹敬之 黄文琪 王占林 胡宁 七年者一九名吴瑞兴 吴世璋 曹松寿 张士奎 郜介斌杨廷元 杨金兰 关忠麟 徐麟阁 王中义景连生 王克贤 安玉成 尹国贤 刘宝钧舒德泰 樊广中 赵献夫 杨鸿昌 六年者一名刘本恒 五年者九名于祥 王永山 宋阔田 马丽珍 张华庭郭惠 刘永盛 高仙山 杨醴泉 三年者五名王福祥 黄文元 杜吉祥 刘文福 卢斌 一年者一名经普 戊、判处交保释放的反革命罪犯共三名 余永春，男，四十四岁，河北大兴人。“中统”特务，北京解放后，拒不登记，被捕后，真诚悔改。 赵印航，男，四十八岁，吉林榆树人。日伪天津警察局警官、股长。一九四六年充“国防部二厅”五十一情报组少校秘书。在日伪时期，曾掩护地下革命工作人员，帮助革命工作。 李金堂，男，四十九岁，天津人。“中统”组长，伪长辛店铁路工会主任，伪长辛店镇长，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一九四七年七月，曾以情报供给解放军并掩护革命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