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泽东主席

第1版()专栏： 斯大林大元帅

第1版()专栏： 周恩来总理

第1版()专栏： 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基斯

第1版()专栏： 北京天安门（上）

第1版()专栏： 莫斯科红场（下）

第2版()专栏：　　中苏两国政府发表公告 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同时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和旅大及贷款等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新华社莫斯科十四日电】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于莫斯科 最近时期内，在莫斯科，一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与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另一方面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部长举行了谈判，在谈判期间，曾经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双方有关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谈判是在恳切与友好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之中进行的，并确定了双方愿意多方巩固和发展他们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同样确定了他们为保证普遍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合作的愿望。 谈判业经于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下列文件而告结束：（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中国长春铁路将移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所有，而苏联军队则将自旅顺口撤退；（三）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 上述条约与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字，苏联方面由维辛斯基外长签字。 由于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互换照会，声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外长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 上述条约与协定的全文公布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第2版()专栏：　　毛主席偕陈伯达教授等参观莫斯科州集体农场 晚间并偕周总理等观看“天鹅湖” 【新华社北京十四日电】塔斯社莫斯科讯：二月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偕同陈伯达教授、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及随行人员，参观莫斯科州克拉斯诺哥尔斯克区的“光”集体农场。 集体农民们对毛泽东报以热诚的欢迎。 晚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陈伯达教授、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及其他人等在国立实验大戏院观看巴莱舞：“天鹅湖”。 与贵宾们同坐在中央包厢中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以及苏联外交部的高级官员。 当贵宾们出现于剧场时，受到长时间的鼓掌欢迎。 【新华社北京十四日电】塔斯社莫斯科讯：此间各报十四日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偕其所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州“光”集体农场并在大剧院观巴莱舞：“天鹅湖”的新闻。

第2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一九五零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第2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请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据此，双方政府议定本协定，其条文如左：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共为三万万美元；其计算法，系以三十五美元作为一盎斯纯金。 苏联政府鉴于中国因其境内长期军事行动而遭受的非常破坏，同意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第二条 第一条中所指的贷款，自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起，在五年期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五分之一交付之，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场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 机器设备与器材的品类、数量、价格及交付期限，由双方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 在一年期限中所未使用而剩余的款额，可移用于下一年期限内。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原料与茶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贷款的付还以十年为期，每年付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于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第一期的付还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而最后一次的付还，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贷款的利息系以使用贷款的实数并自其使用之日起实行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 第四条 为了对本协定所规定之贷款进行结算起见，苏联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建立特别账目，并共同规定对本协定的结算与计算的手续。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应经批准并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第3版()专栏：　　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签字式上的演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先生，政务院总理先生，各位先生： 今天，在苏中两国关系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显著的一页。今天，签订了几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这几个文件的签订的消息，不仅将得到全苏联的人民，同时也将得到所有和平、民主与进步的友人们的深深的满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上述的以尊重平等、国家独立与民族主权各原则为基础的协定，巩固了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关系。苏联的人民，对于中国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领导之下的反对封建与帝国主义压迫的英勇解放斗争，一向是怀着深深的友谊与敬意的。苏联人民对于这个斗争的始终不渝的同情，是从这一深刻的信念出发，这就是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远在一九二九年曾说的：“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中国革命的一方面。” 斯大林当时又说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在和将来都同情中国的革命，同情中国人民自帝国主义的枷锁之下争取解放的斗争和将中国团结成为一个整个的国家。” 苏联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不移地表现出自己的同情。今天所签订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正表现出了我们两国人民对于我们两个国家的永久的友好与合作，以及对于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所抱的愿望。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是具有巨大而重要的意义的。在协定中指出，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的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就提供了有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这种协定的每一条款，都证明了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与民族权益的尊重，也证明了苏联外交政策原则的伟大。 我们两国人民发展和巩固苏联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以及互相给予经济援助的决心，就成为苏联允许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长期经济贷款协定的基础。 今天所签订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条约及各项协定，对于巩固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的事业，是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主席先生及总理先生，请允许我在此地向你们祝贺这几个巩固我们的同盟与友好的历史文件的签订。 愿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同盟与友好将日益巩固和永远长存下去！

第3版()专栏：　　我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签字式上的演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先生，外交部部长先生，诸位先生： 中苏两国今天签订了新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并互换了照会。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政策指导之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毫无疑义，中苏两大国这样的亲密真诚合作，是具有极其深长的历史意义的，而对于东方与世界的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将不可免地形成重大的影响和结果。 我们两大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就已建立了的。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政府阻碍了我们之间的进一步合作。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已使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建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国家，这样也就使我们两国的真诚合作获得了可能。现在经过斯大林大元帅与毛泽东主席的会商，这种可能已变成了真实的东西，这种友好同盟互助已在具体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曾经千方百计，企图挑拨离间我们两国的友谊，现在这种无耻的企图已经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中苏这些条约和协定的意义，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无偿地移交在东北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在北京的过去所谓兵营的房产及中国政府的换文，无疑地将使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伟大友谊感到极大的兴奋。我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政府这种伟大友谊表示感谢。 由于中苏两国是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所以这种合作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我相信，拥护我们的条约和协定的将不只是中苏人民，而且将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不过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那些战争贩子。 近七万万人口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将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苏永久友好与永久合作万岁！

第3版()专栏：　　深情厚谊永志不忘 苏防疫队热爱中国人民 协助东北扑灭鼠疫 三年来已基本上遏止鼠疫的蔓延 帮助我政府培养了大批防疫人员 【新华社沈阳十三日电】苏联防疫队帮助东北人民政府扑灭各地鼠疫的工作，使三年来东北鼠疫的死亡率空前降低，基本上遏止了鼠疫的蔓延。该队工作人员在防疫工作中所表现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和忘我的服务热忱，留给东北人民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 在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前夕，日本战犯为企图掩盖其从事细菌战争的罪行而将他们在东北地区所建立的几处制造细菌工厂加以破坏的过程中，曾将各种疫病细菌散播各地，使东北人民连年遭受了鼠疫、伤寒、霍乱和牲畜炭疽病等传染病的灾害。特别是鼠疫，在一九四七年最为猖獗。当时鼠疫蔓延地区广达十八个市、县，共六百三十个村屯，被传染鼠疫而死亡者达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人。因此前东北行政委员会便邀请苏联防疫队前来协助扑灭鼠疫工作。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年中，苏联红军十字半月协会每年都派遣防疫队前来东北疫区工作。苏联的防疫队包括防疫专家、防疫员、消毒员、护士等数十人。他们应用的防疫器材、药品、化验仪器、病院设备和病人食物、接送病人专用的交通工具等以及其他与防疫有关的工具材料都是从苏联带来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在东北尚未发现鼠疫之前，该队即协助我人民政府卫生机关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防疫注射工作，并组织捕鼠队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发动人民捕鼠、堵洞、灭蚤以及消灭鼠疫繁殖媒介，因而显著地减少了鼠疫发生的现象。据统计，一九四七年全东北鼠疫患者共达三万零三百二十六人，一九四八年减少为五千九百四十七人，一九四九年更减至四百十七人，因患鼠疫死亡的人数也减低到只有二百五十人，其中经过苏联防疫队诊治的，其死亡率约为百分之二十，为历年所罕见。该队除进行防治工作以外，并帮助东北人民政府培养了大批防疫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现在都能够应用新的防疫治疗的方法。该队并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器材药品等二百六十多种，帮助解决了器材缺乏的困难。 忘我的服务热忱获得东北人民衷心的敬佩和感激 苏联防疫队在防治鼠疫的工作过程中，表现了高度的服务热忱。该队只要接到发现鼠疫的消息，即使疫区是在交通极端困难的乡村中，也立即赶往进行急救工作。通辽地区去年刚发生鼠疫时，该队总代表马意斯基迅即发动人民采取隔离和彻底消毒的步骤，使该地区已经发生的鼠疫只在有一、二人被传染后即告扑灭。该队对鼠疫病人表现了无比的爱护和关心。不论病人的病情轻重，医务工作人员都亲自诊查、治疗，替病人理发、洗澡、换衣以至喂饭，照顾极为周到；并经常用各种方法安慰病人，以减少其痛苦。他们对病人营养特别注意，每天都供给肉、鱼和水果等食物，有时候该队工作人员还把自己的食物送给病人吃。 该队工作人员这种高度的服务热忱，获得东北人民衷心的敬佩和感激。参加该队工作的中国医务人员和疫区人民，所受感动尤深。身受鼠疫传染的病人因为得到苏联防疫队的帮助而恢复了健康，更普遍地把该队防疫人员视为至亲的恩人。热河疫区人民都把该队的分队长赫赫洛娃称为“再生的母亲”。当苏联防疫队完成任务回国时，疫区人民都依依不舍，沿途成群结队相送。仅热河的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团体，给该队的慰问信即达八百多封，赠送礼品达六十多种。

第3版()专栏：　　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签字式上的演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先生，政务院总理先生，各位先生： 今天，在苏中两国关系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显著的一页。今天，签订了几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这几个文件的签订的消息，不仅将得到全苏联的人民，同时也将得到所有和平、民主与进步的友人们的深深的满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上述的以尊重平等、国家独立与民族主权各原则为基础的协定，巩固了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关系。苏联的人民，对于中国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领导之下的反对封建与帝国主义压迫的英勇解放斗争，一向是怀着深深的友谊与敬意的。苏联人民对于这个斗争的始终不渝的同情，是从这一深刻的信念出发，这就是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远在一九二九年曾说的：“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中国革命的一方面。” 斯大林当时又说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在和将来都同情中国的革命，同情中国人民自帝国主义的枷锁之下争取解放的斗争和将中国团结成为一个整个的国家。” 苏联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不移地表现出自己的同情。今天所签订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正表现出了我们两国人民对于我们两个国家的永久的友好与合作，以及对于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所抱的愿望。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是具有巨大而重要的意义的。在协定中指出，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的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就提供了有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这种协定的每一条款，都证明了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与民族权益的尊重，也证明了苏联外交政策原则的伟大。 我们两国人民发展和巩固苏联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以及互相给予经济援助的决心，就成为苏联允许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长期经济贷款协定的基础。 今天所签订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条约及各项协定，对于巩固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的事业，是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主席先生及总理先生，请允许我在此地向你们祝贺这几个巩固我们的同盟与友好的历史文件的签订。 愿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同盟与友好将日益巩固和永远长存下去！

第3版()专栏：　　我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签字式上的演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先生，外交部部长先生，诸位先生： 中苏两国今天签订了新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并互换了照会。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政策指导之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毫无疑义，中苏两大国这样的亲密真诚合作，是具有极其深长的历史意义的，而对于东方与世界的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将不可免地形成重大的影响和结果。 我们两大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就已建立了的。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政府阻碍了我们之间的进一步合作。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已使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建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国家，这样也就使我们两国的真诚合作获得了可能。现在经过斯大林大元帅与毛泽东主席的会商，这种可能已变成了真实的东西，这种友好同盟互助已在具体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曾经千方百计，企图挑拨离间我们两国的友谊，现在这种无耻的企图已经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中苏这些条约和协定的意义，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无偿地移交在东北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在北京的过去所谓兵营的房产及中国政府的换文，无疑地将使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伟大友谊感到极大的兴奋。我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政府这种伟大友谊表示感谢。 由于中苏两国是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所以这种合作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我相信，拥护我们的条约和协定的将不只是中苏人民，而且将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不过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那些战争贩子。 近七万万人口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将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苏永久友好与永久合作万岁！

第3版()专栏：　　深情厚谊永志不忘 苏防疫队热爱中国人民 协助东北扑灭鼠疫 三年来已基本上遏止鼠疫的蔓延 帮助我政府培养了大批防疫人员 【新华社沈阳十三日电】苏联防疫队帮助东北人民政府扑灭各地鼠疫的工作，使三年来东北鼠疫的死亡率空前降低，基本上遏止了鼠疫的蔓延。该队工作人员在防疫工作中所表现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和忘我的服务热忱，留给东北人民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 在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前夕，日本战犯为企图掩盖其从事细菌战争的罪行而将他们在东北地区所建立的几处制造细菌工厂加以破坏的过程中，曾将各种疫病细菌散播各地，使东北人民连年遭受了鼠疫、伤寒、霍乱和牲畜炭疽病等传染病的灾害。特别是鼠疫，在一九四七年最为猖獗。当时鼠疫蔓延地区广达十八个市、县，共六百三十个村屯，被传染鼠疫而死亡者达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人。因此前东北行政委员会便邀请苏联防疫队前来协助扑灭鼠疫工作。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年中，苏联红军十字半月协会每年都派遣防疫队前来东北疫区工作。苏联的防疫队包括防疫专家、防疫员、消毒员、护士等数十人。他们应用的防疫器材、药品、化验仪器、病院设备和病人食物、接送病人专用的交通工具等以及其他与防疫有关的工具材料都是从苏联带来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在东北尚未发现鼠疫之前，该队即协助我人民政府卫生机关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防疫注射工作，并组织捕鼠队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发动人民捕鼠、堵洞、灭蚤以及消灭鼠疫繁殖媒介，因而显著地减少了鼠疫发生的现象。据统计，一九四七年全东北鼠疫患者共达三万零三百二十六人，一九四八年减少为五千九百四十七人，一九四九年更减至四百十七人，因患鼠疫死亡的人数也减低到只有二百五十人，其中经过苏联防疫队诊治的，其死亡率约为百分之二十，为历年所罕见。该队除进行防治工作以外，并帮助东北人民政府培养了大批防疫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现在都能够应用新的防疫治疗的方法。该队并赠给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器材药品等二百六十多种，帮助解决了器材缺乏的困难。 忘我的服务热忱获得东北人民衷心的敬佩和感激 苏联防疫队在防治鼠疫的工作过程中，表现了高度的服务热忱。该队只要接到发现鼠疫的消息，即使疫区是在交通极端困难的乡村中，也立即赶往进行急救工作。通辽地区去年刚发生鼠疫时，该队总代表马意斯基迅即发动人民采取隔离和彻底消毒的步骤，使该地区已经发生的鼠疫只在有一、二人被传染后即告扑灭。该队对鼠疫病人表现了无比的爱护和关心。不论病人的病情轻重，医务工作人员都亲自诊查、治疗，替病人理发、洗澡、换衣以至喂饭，照顾极为周到；并经常用各种方法安慰病人，以减少其痛苦。他们对病人营养特别注意，每天都供给肉、鱼和水果等食物，有时候该队工作人员还把自己的食物送给病人吃。 该队工作人员这种高度的服务热忱，获得东北人民衷心的敬佩和感激。参加该队工作的中国医务人员和疫区人民，所受感动尤深。身受鼠疫传染的病人因为得到苏联防疫队的帮助而恢复了健康，更普遍地把该队防疫人员视为至亲的恩人。热河疫区人民都把该队的分队长赫赫洛娃称为“再生的母亲”。当苏联防疫队完成任务回国时，疫区人民都依依不舍，沿途成群结队相送。仅热河的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团体，给该队的慰问信即达八百多封，赠送礼品达六十多种。

第3版()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 筹建察蒙鼠疫防治所 切实预防内蒙察北鼠疫再起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为切实预防内蒙及察北鼠疫，决定在张家口市成立察蒙鼠疫防治所，已任命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内蒙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胡尔钦兼该所所长，察哈尔卫生局局长江涛兼副所长。该所下设流行病学科和检验科，及租银地、康保、绥远等三个防疫站（各附设隔离所、检验室、检诊队等），并设巡回防疫大队一队及隔离医院一所。该所工作范围为东起多伦、西至归绥，北起锡林郭勒盟南端，南至张家口市的广大地区。所内工作人员已于一月初分别在北京及张坦两地集中，进行技术及政治学习。并积极进行各种准备工作。预计三月起即可赴疫区进行防治及研究工作。为了更密切地与群众结合，该所除主要担任鼠疫预防外，并拟兼办其他急性疫病之预防及简易治疗、妇婴卫生等工作。（林洪）

第3版()专栏：　　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 中苏两国已经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还有商谈已有眉目不久即将签订的中苏贸易协定。所有这些条约和协定，除了贸易协定外，现在业已公布。这些乃是中苏两国政府当局最近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它使得中苏两大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对于整个东方和世界说来，都具有伟大的政治重要性，伟大的历史意义。 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表明：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业已用新的条约固定下来了。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即存在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二四年的中苏条约，一九三七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中苏两大国的友谊以及苏联援助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一九四五年八月间苏联政府并且根据同盟条约，直接出兵，援助中国人民在东北击溃了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苏联这一切友谊，是中国人民所永不会忘记的。 当旧的中苏条约，旧的中苏协定，即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协定公布的时候，曾经有些人们表示怀疑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历来就说：为了对付帝国主义以及当时中国是在反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统治之下，这个条约及其他协定，对于中苏两国人民说来，都是有利的。现在事实证明，当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即当帝国主义的日本已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而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的时候，中苏之间便即成立了新的条约，新的协定，我们的伟大盟邦苏联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政策，表现了伟大的道义，决定把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诸问题作了适合现时情况的解决。这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还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吗？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集团在援助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遭受了悲惨的失败之后，曾经千方百计企图从中国内部并在世界外交交易所里面，对于中苏关系实行挑拨离间，造谣诬蔑，企图由此而破坏中苏邦交，孤立中国革命，来损害苏联的荣誉。现在事实证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这一个阴谋，已经遭受了彻头彻尾的失败。中苏两大国已经在友好同盟互助的新条约及其他新协定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而不论从正义与力量上说来，中苏两大国这种团结乃是完全无敌的。 我们且看一下中苏这些新条约和新协定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中苏团结的总纲。这个条约关于中苏反对侵略的同盟，作了这样明确而有力的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同时对于中苏这种同盟的真诚无间，条约上又加以规定：“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这一切条款都说明了中苏同盟乃是兄弟的同盟。 中苏这种兄弟同盟不仅表现在反对侵略与保护和平的政治活动上，而且还进一步表现在经济与文化的互助上，例如条约内的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显然，这个条款对于现在革命后的中国是特别需要的。苏联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的协定，以及不久即将签订的中苏贸易协定，就正是这些关于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的条款之初步的具体实施。特别是在中国现在财政经济困难条件下，苏联这种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的贷款，大家知道，对于中国是极为有利的。 这次签订的两个协定中，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乃是一个重大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规定：第一，“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同时，在这一个条款上也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第三，“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如上所说，这个协定特别表现了苏联的伟大道义。这种伟大的道义，就是热情地无私地援助中国人民。 两国外长的换文，重新申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是表示中苏两大国尊重蒙古人民的真正的自由意志，而当现在美帝国主义穷极无聊、肆意造谣诽谤的时候，这种申明是很必要的。 毫无疑问：中苏的新条约、新协定，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一种很大的助力。它们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孤立的，并将有助于新中国的恢复和发展，有助于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和经济繁荣。这些条约和协定的公布，毫无疑义将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很大的兴奋，使大家进一步地了解苏联，了解中苏两大国坚固团结的利益所在，并给一切爱国的先进分子，爱国的人民以武器，使他们能够有力地去批判有些人们所抱的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那种对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对这些有害的错误的情绪和幻想给以打击和克服，将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挑拨和侵略，巩固自己的革命果实。 当然，中苏新条约所影响的，不只是中苏两国间的关系，也不只影响于中国的自身。 必须指出：中苏新条约极大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破坏远东和平的阴谋。人们共知：美帝国主义用各种方法扶持日本反动力量，拖延和破坏对日和约的缔结，策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再起。但是中苏两大国乃是在东方具有决定作用的国家，现在中苏两大国宣布重新缔结反对侵略的同盟，并将努力于尽可能的短时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这种行动就将在东方局势上起重大的影响，使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反动派陷于极端狼狈的地位，而巩固了东方的和平。 不仅如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的新条约，在巩固世界和平的事业上，也必将起伟大的作用。一个极其强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个具有坚强战斗意志的伟大的新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大国的人口将近七万万人，超过全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拥护人类和平正义事业，又是这样地坚定和一致，这就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与变更世界的局面，而使那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全世界所进行的侵略计划及其战争政策，碰到了沉重的打击。就是说，中苏两大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变化着世界上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线与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阵线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平阵线将更加强固，侵略阵线将更加削弱。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如上所说，这是兄弟同盟的条约，因此，这是真正的友好、真正的同盟和真正的互助的条约。造成这种真正的友好、同盟和互助之牢不可破的政治基础的，乃是两大国人民都是国家统治的主人，两大国的领导者都以人民的命运当成自己的命运。因此，可以断言：这种友好、同盟和互助，必将永久继续下去，而其对于全人类将来的影响，必将极其深远。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感谢斯大林大元帅与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 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又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奋斗，加上苏联援助这样一个有利条件，必将使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地成为强盛与工业化的国家。今后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一德一心，为消灭残余匪帮，为完成土地改革，为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为改善人民生活而奋勇前进，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让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凶手和战争贩子去啼泣和颤抖吧！我们欢呼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万岁！世界劳动人民领袖斯大林大元帅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 【新华社北京十四日电】

第4版()专栏：　　全总、青年团、全国青联、学联、妇联发布联合通知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本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于本月十三日发布关于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联合通知，原文如下： 今年，中国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其意义之重大，远胜于过去任何一年。中国革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空前未有的伟大胜利，扫除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匪帮，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而且受到了全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竭诚欢迎。中国妇女已经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妇女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也有大大的提高，共同纲领上明文规定了保障妇女权利。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空前的强大，殖民地与附属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大规模的开展；随之而来的，国际民主妇女运动和亚洲妇女民族民主运动也正在向前发展。各地群众团体在纪念“三八”节的时候，必须向广大妇女群众说明这种胜利的伟大意义，并进而指出新中国的新妇女的重大责任。目前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中国人民要以很大的力量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全部国土，医治战争创伤，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使新中国转入生产建设；我们妇女必须继续支援人民解放军，努力参加工业、农业、副业生产，积极开展反匪、反霸、减租以及准备土地改革的工作。加强国内各阶层妇女的团结，加强和国际劳动妇女与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妇女的团结，以这些实际行动来迎接今年的“三八”节；而积极参加生产，尤为以上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 女工们要和男工团结一致，努力生产，面向机器，学习技术，积极加入工会组织，响应工会的一切号召，热烈参加各种生产节约运动，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而奋斗。农村妇女要积极参加农业和副业生产，学习生产技术，更加发挥和提高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与农民一起为增产粮食一百亿斤，棉花四百七十万担而奋斗；在目前更要集中力量准备并参加春耕生产。灾区的妇女尤应尽一切力量参加各种各样的生产，渡过灾荒，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城、乡的家庭妇女都要学习劳动，参加适当的生产事业，变消费者为生产者。 知识妇女——女学生及各种职业妇女们，在今年纪念“三八”节的时候，要彻底改造思想，培养和加强以劳动为光荣的观点，建立和巩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并提高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本领。女学生更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学习文化，学习科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纠正个人主义的学习态度。职业妇女应该以新的态度从事职业，安心工作，钻研业务，加强工作效率，提高业务技能，纠正雇佣观点及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为了上述目的，我们提议按照以下四项办法来进行“三八”节的纪念。 （一）在“三八”节以前和当日，各地群众团体应在妇女群众中适当地组织纪念会、座谈会等，根据本通知的中心意义及新华社发布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简史，结合当时当地妇女群众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使妇女群众对目前时局与今年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意义和任务有明确的认识。 至于纪念会的形式和规模，可以因地制宜，以能深入“三八”节的宣传动员与节省人力物力，不妨碍生产学习和工作为原则。一般来说，去年“三八”节前解放的城市，则以在工厂、学校、机关举行小型纪念会或座谈会为宜，去年“三八”节后解放的城市，召开当地可能举行的较大规模的群众性纪念会。农村则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纪念。 （二）根据当地生产恢复与发展的情况和劳动妇女觉悟的程度，在条件已经成熟的地区，可以适当的表扬和奖励各种生产事业中的劳动英雄、模范和优秀分子，护厂的模范和积极分子。 （三）在尚未传达去冬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决议的地区，可以在“三八”节纪念会上，进行简要的传达，以加强国际主义的教育。 （四）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为了加强与扩大对妇女群众的联系，首先应加强各团体之间的经常联系，以便互相配合，分工合作，更进一步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及群众运动。因此今年纪念“三八”节的时候，各城乡妇女联合会、工会、农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应共同协商，组织筹备会，进行筹备工作。在这一方面，各地妇联应采取积极的主动的方针和步骤，而工人、农民、青年的团体，亦应热烈地密切地配合，并通过纪念“三八”节的工作，来加强本团体的妇女工作，扩大本团体的群众基础。使“三八”节的纪念，成为更广泛和深入的群众运动。 二月十三日

第4版()专栏：　　反对美蒋轰炸 追悼死难同胞 上海各界人民举行大会 饶主席号召为死者复仇 【新华社上海十四日电】上海市各界人民于十二日晚六时举行反对美帝蒋匪轰炸暴行追悼死难同胞大会。到会者有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文教界、郊区农民、受难家属代表及党、政、军等各界代表二千人。大会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潘汉年副市长致开会词。他报告了二月六日匪机轰炸上海所造成损害情形和追悼会的意义后，他说：“我们相信勇敢的上海人民一定能够坚强地组织起来，有准备地对付美蒋轰炸暴行，坚决贯彻六大任务，特别是加紧支援前线，为最后消灭残余匪帮，建设新上海而奋斗！”潘副市长致词毕，全场起立静默三分钟后，在哀乐声中，由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代表向死难烈士灵位献花圈。继由华东军政委员会饶漱石主席致词，他首先对被难同胞表示哀悼，继指出美帝国主义过去对国民党匪帮的大量援助，对解放区的滥施轰炸，并不能挽救其失败，现在这种无耻的野蛮暴行也只能激起全上海人民、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更加愤恨并更加亲密团结起来，加速反动派的灭亡。最后饶主席号召大家为克服困难，彻底消灭敌人，为死难同胞复仇，为建设新上海、新中国而奋斗。接着，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市长致词。他指出：对获得解放和自由的人民发挥兽性仇恨的破坏，是美帝和蒋匪的天性，因此，美蒋轰炸还将继续。我们应加紧进行反轰炸工作。他提出了防空、防火、急救、疏散人口、善后等工作方针，责成全市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均应适当的改变，以适应防空疏散的要求。陈市长致词后，死难家属代表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认为二月六日的轰炸，是美帝和残匪在其死亡前最后的逞凶。他们表示要和全上海市民在一起，坚决努力克服任何困难，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为死难者复仇！继由上海总工会、工商界、民主妇联和民主青联等团体代表致词。代表们一致表示对死难同胞致哀悼，对烈士家属及受伤者致慰问。他们号召上海人民更团结一致，组织起来，加紧进行防空疏散，努力购买胜利公债，为支援前线，解放残匪最后盘据的台湾岛屿而斗争！大会最后通过致电毛主席、周总理暨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控诉美帝及残匪暴行。

第4版()专栏：　　沪防空治安委员会成立 【新华社上海十四日电】上海市于十一日成立防空治安委员会，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郭化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副局长杨帆、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曹漫之分任正副主任委员。

第4版()专栏：　　陈毅号召上海人民依靠革命团结反对美蒋轰炸 【新华社上海十四日电】陈毅市长十二日晚在上海市各界人民反对美蒋轰炸暴行追悼死难同胞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各位同胞们！各位同志们！ 今晚上海各界代表举行追悼会，追悼“二六”轰炸被难的同胞。二月六日那天被炸死的同胞近五百人，受伤者六百余人。这是一个严重事件。我们对被难同胞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复仇。我们对受伤的同胞表示同情和慰问，希望他们迅速治好创伤，以便同我们一道去为死难同胞复仇。美蒋的炸弹落在被难同胞身上，正如落在我们身上一样。他们的伤和死，正如我们家里人的伤和死一样。沉痛和酸楚是共同的，我们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愤恨也是共同的。被难的工友和同胞们，他们是为了新上海的建设而牺牲。他们的牺牲永远在上海市民的纪念中。我们的追悼并不仅是表示悲伤、沉痛，而应该勇敢沉着。我们在此举行代表会，代表六百万市民，喊出一个口号。这口号就是：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迅速消灭蒋匪帮，为被难同胞复仇！ 美帝蒋匪的封锁轰炸，只有增加罪恶和加速残匪的灭亡。 上海解放到现在八个多月了。八个月的历史很值得回忆一下。上海去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到六月二十三日，敌人就开始海上武装封锁，想用武装封锁的办法，逼使我们向帝国主义低头，以恢复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统治，取消我们人民已获得的胜利。但是，我们坚决进行反封锁，提出了六大任务，我们决不向帝国主义低头，我们决不向敌人示弱。八个月的事实证明，敌人的封锁并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证明我们中国人民不依靠帝国主义也是可以生活的。而且我们在接管上海、建立上海的人民民主生活上有了相当成就。因此，美帝国主义就在二月六日开始采取了第二个步骤——轰炸。二月六日蒋匪对上海的轰炸是美帝国主义批准的，企图用轰炸来摧毁上海。从封锁到轰炸是美帝国主义对上海人民的具体政策。我们在此警告美国帝国主义，你们的封锁轰炸不仅达不到你们的目的，相反的只有增加你自己的罪恶和加速蒋匪帮的灭亡。 在二月六日的轰炸中，全上海党政军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努力作救护、灭火和修复工作，上海人民是沉得住气的，并不惊惶失措。例如：由于街灯失明，全市军警出动六万人，组成巡逻队，维持治安；工厂、学校、里弄居民组成自卫队、纠察队、协助军警巡查。各公用事业的工友、工程人员，昼夜努力抢修，不避风雨，使许多被炸毁的地方得到局部修复；医卫人员彻夜不停努力治救；各机关各团体迅速出动救济，使灾民初步获得食宿的达五万人。党政军首脑都彻夜办公，督导应变工作。这些，表现了上海人民的英勇气概，秩序井然。上海人民有革命的伟大团结，是经得起考验的。上海人民的革命团结是最伟大的革命动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美蒋的轰炸是吓不倒的。 同胞们同志们！对获得解放和自由的人民表示其仇恨，遇有机会能发挥其兽性的破坏时一定不放松，这本是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天性。二月六日的轰炸便是证明。美蒋轰炸还会继续，我们反轰炸的工作也应该加紧进行。我们应加强防空工作，考虑显著目标的伪装与疏散；妥善筹备水电供应的保持，万一水电断绝时，仍然有代替办法。我盼望各技术专家和各厂工友，在此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我们应加强防火灭火的准备，清查爆炸物，并将其埋藏和转移；对易燃的物品应有妥善处理。一切灭火器应重加检查。公安局消防队应更努力作充分准备。人民志愿消防队应立即组织起来。公私医院和全市医卫人员应有组织地动员起来，为防空反轰炸服务。对工友和贫苦人民的救护，更应特别关心。在上海无职业的人们应考虑疏散和向内地搬移。六百万人拥挤一团，这样大的城市，遭受轰炸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均应适当改变，以适防空疏散的要求。例如在街上结队游行、打腰鼓、扭秧歌、白天大的群众集会，均不得举行。夜间灯火管制和防空警报制度均应迅速建立起来。我们上海人民要更清楚记住，在台湾未解放之前，应随时准备反对美蒋轰炸。一切部署均应考虑适合防空疏散的要求。上述工作做得好，则完全可能做到少受损失，多得安全。 我相信，深具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依靠我们的革命团结，努力作各种克服轰炸破坏的准备，一定能在美蒋轰炸中经得起考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的！

第4版()专栏：　　川西北松潘县北 解放漳腊营 【新华社成都十四日电】人民解放军某部于本月十日解放松潘县北之漳腊营。伪松潘县长率五十余人企图向北逃窜，在途中被我全部歼灭。 又人民解放军解放松潘之战，歼匪一三四师大部，俘匪师政工主任以下八百四十三人。另在我政治攻势下投诚者五十余人。

第4版()专栏：　　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 欢宴我政府首长 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亦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十四日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李周渊，于十二日晚设宴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各首长、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等。应邀赴宴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张澜，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章汉夫，邮电部长朱学范，文化部长沈雁冰，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新闻总署副署长萨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等。朝鲜大使馆方面作陪者有参事崔一、崔英、金国辅，一等书记官姜锡桂，以及大使馆其他人员。宴会在充满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第4版()专栏：　　大会电毛主席周总理暨全国同胞 控诉美帝蒋匪暴行 【新华社上海十四日电】上海各界人民反对美帝蒋匪轰炸暴行追悼死难同胞大会，为控诉美帝国主义和蒋匪的轰炸暴行，致电毛主席周总理暨全国同胞。电文称：“我们代表上海六百万市民，以无比沉痛和愤怒的心情，提出美蒋暴行的严重控诉。万恶的蒋匪帮，在美帝的直接指使和日本侵略分子的参与之下，用大批美制飞机和美制炸弹，于二月六日向我们上海和平的市民进行疯狂的滥炸。无辜的上海工人和各界市民死伤达一千余人，受灾市民共达五万多人，毁坏民房一千余间，所有上海水电动力设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个野蛮无耻灭绝人性的罪恶暴行，是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对上海人民的又一笔血海深仇！我们上海人民充分认识：敌人这样垂死的绝望挣扎，只有加速其自身必然灭亡的过程，决不能阻止我们人民革命的胜利前进。我们上海人民从来没有为敌人的任何进攻和威胁所吓倒，从来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不管敌人如何轰炸破坏，我们将继续发扬过去上海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加强团结，在伟大人民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热诚支援下，坚决克服敌人所加给我们的暂时困难，并加紧支援前线，争取迅速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彻底肃清蒋匪残余势力，为死难同胞复仇，并为建设新上海而加倍努力。”大会同时通电全世界人民，内称：“我们代表上海六百万市民，以无比沉痛和愤恨，向全世界正义人民提出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的暴行的严重控诉！我们深信全世界正义人士，特别是美国人民，一定同样愤慨的。蒋匪帮这种绝望的垂死挣扎，只有加速其必然死亡的命运，决不能阻止我英勇人民的胜利前进。上海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正义的世界人民的支援下，决以最大努力，克服困难，支援前线，为解放台湾而斗争，为建设新上海和新中国而斗争！”

第4版()专栏：　　解放日报社论号召 紧急动员起来 反对美蒋轰炸 【新华社上海十四日电】上海解放日报十二日发表社论，号召上海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反对美蒋的轰炸。社论指出上海人民在反封锁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现在也决不会在轰炸破坏面前低头。 加强防空设备，克服任何困难，保持生产社论称：我们不仅要积极地加紧支援前线工作，以争取迅速解放台湾，而且要积极地加紧防空设备及有计划地进行疏散工作，以便克服任何严重的困难。为此必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组织形式、生产形式以适应防空疏散的要求。社论号召全上海人民积极进行下列工作：第一、加强电力管制和分配，在任何困难条件下能保持必要的生产。全市人民更应自觉地遵守电力分配管制的各种决定。第二、加紧准备贮水设备，加强对自流井的管理及普遍挖掘土井。第三、加强防空设备，全市市民应进行挖防空壕沟、修理地下室等防空准备工作。第四、加强消防救火工作。除公安局消防处必须充分准备外，同时普遍建立人民消防队、消防小组，并进行防火灭火的演习。第五、加强救护工作与善后救济工作。一切公私卫生机关、医院，对于因空袭受伤的人员，均应负责急救医治。里弄人民普遍组织救护队。第六、加强治安工作。由警备司令部、公安局、民政局统一制订和执行空袭时紧急维持治安的规则。加强人民自卫队、纠察队的组织和工作。第七、加强疏散工作。首先对于空袭主要目标附近的居民，帮助其有步骤地迁移疏散。凡因电力断绝而无法复工的工厂，应根据实际情况，由劳资双方协议，设法资助职工疏散还乡。对一切失业与无职业的居民，应迅速设法疏散还乡生产。

第5版()专栏：　　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 （一九一九年三月） （一）国内战争时期党的工作的一般削弱，最有害地影响了党报和苏维埃报纸的状况。差不多一切我们的党的和苏维埃的期刊之一般缺点——脱离地方的——而不少甚至脱离一般的政治生活。省的党报和苏维埃报差不多完全不报道地方生活，而一般问题的材料选择得极不确当。发表着冗长乏味的文章，而不以简短清楚的语言写的文章去反映一般生活和当地生活的最重要问题。有时整整几页印着文件，而不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叙述其中最重要之处。发表着各机关的指令决议的全文，而不从这些材料中去编成地方生活的生动的社会记事。 （二）所有这些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的最好的著作的力量去做国家工作了，而报纸在大多数情形下落于很少经验的工作人员手中。 （三）大会认为地方组织应立即采取方法来健全党报和苏维埃报纸，大会促使同志们记着：报纸是宣传、鼓动、组织的最有力的工具，不可代替的影响最广大群众的手段。 （四）为着改善党和苏维埃的报纸，必需：Ａ、指定最负责最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担任编辑，他们必须实际地在报馆中工作。Ｂ、党委应该给报纸编辑部以一般的指令和指示，可是不要干涉编辑部的日常工作琐事。Ｃ、军事检查应严格限于作战问题和军事组织性问题的范围内。 （五）党和苏维埃报纸，最重要任务之一——揭露在职人员和机关之各种犯罪行为，指出党和苏维埃组织的错误和缺点。所有这些，必须以严正的实事求是和同志的语调出之。 被报纸上说到其行动的人员和机关，必须在短时期由在同一报上加以实事求是的更正，或指出关于缺点与错误之改正。如果没有这种更正和承认，革命法庭即控诉被指明的人员和机关。 （六）省报应注意其极大的群众读者。因此：它第一、应该生动和通俗的报道。第二、应在报上反映工农和红军士兵的生活。报纸应对军队生活（包括前方和后方）、党的生活、以及妇女运动与青年运动加以极大的注意。 （七）中央机关报应该特别注意党的建设问题。它应该经常使全党知道整个党的生活，指导各省报纸等等。 （八）大会认为没有很好的报纸，就不能有健全的坚强的党和苏维埃建设。大会向一切党的组织提议，选拔最坚定努力和忠实的工作人员，来为报纸服务。

第5版()专栏：　　给地方报纸以一切的帮助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社论 弗拉吉米尔·伊里奇·列宁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把报纸作为资本主义的企业，作为富人们发财致富，开心取乐，为他们通报消息的工具，而对劳动群众说来，则是欺骗他们和愚弄他们的工具”。 苏维埃报纸是新型的报纸。共产党、列宁和斯大林把报纸作为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的伟大的工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在反对陈腐事物的、为新的和前进的胜利斗争中，在劳动创造中，苏维埃人把报纸看作忠实可靠的朋友、顾问和助手。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中，以苏联各民族语言出版的地方报纸是我们的出版物中为数最多的一种。地方报纸产生于集体农庄群众运动时期，并在我党为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的斗争中起着重大作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苏维埃国家已经普遍地有了地方报纸。报纸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伟大号召，耐心地和顽强地解释了集体农庄道路的优越性，教育群众建设新的生活。苏联现在已经有了四千多种地方报纸，发行总数达好几百万份。 地方报纸是和地方生活直接联系着的。报纸用周围环境中的接近而明确的事实和例子来宣传列宁——斯大林的思想，解释党和政府的决议，并帮助劳动群众执行这些决议。报纸在各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显著的作用。 地方报纸帮助党组织培养和教育我国的爱国主义者，一切经济和文化建设部门中的勇敢的革新者。优秀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者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之成名首先是经过地方报纸介绍的。全国闻名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区米哈洛夫斯基拖拉机站的拖拉机工作队队长伊万·沙茨基就是最高质量的拖拉机工作队竞赛的发起者。我们乐于指出，古尔加尼斯基区委会与该地报纸《红旗公社》报是首先热烈地支持了这个建议的。 今天本报刊载了几封地方报纸编辑们的来信。在简短的报道中，他们叙述了关于创造性的报纸的主动性，关于联系读者，关于农村通讯员工作以及关于某些党组织在领导地方报纸中所产生的某些严重缺点的问题。 地方报纸已成长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并成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组织劳动群众的伟大工作。就是读者也不比十五——二十年以前的读者了。他们的知识领域扩大了，思想和文化水平提高了，他们的生活经验也丰富起来了。 现在的苏维埃农村是完全新的农村。目前我们这一时代的英雄，新生活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田地里的忠实和自觉的劳动者，斯达哈诺夫运动者，勇敢的革新者，为数众多的农村知识分子决定了农村的面貌。集体劳动和集体农庄的公共财产，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苏维埃的头等技术，电力站，无线电分站，电影院，学校，俱乐部和文化宫，课堂和图书馆决定了新农村的生活方式。多少新鲜的和值得注意的事物每天每天地在我们的生活中生长着啊！ 报纸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映新鲜事物，描述创造性的出现和劳动群众力量的空前未有的高潮。报纸应该依靠先进的事物以一切的力量和办法来支持工业和农业经济中的革新者，传播我们工作中的范例和先进的倡议，培养和苏维埃先进人类的成就同等重要的高尚意志。为了报纸本身的新鲜事物的保持，就必须向自高自大，安于现状和自满自足作斗争，反对旧习惯和停滞不前的现象，对缺点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许多地方报纸工作中的严重缺点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就是党的区委会和州委会方面的软弱的领导。还有的区委会至今没有深入地方报纸编辑工作，不注意经常地改善报纸的内容，不注意帮助报纸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例如，今年在沙玛尔加斯基州任何一个党的区委会也没有讨论过关于新闻工作的问题。 在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工作中，某些党的区委会显然对报纸的作用和意义估计不足。只有对新闻工作的不正确的态度，才能解释把报纸的编辑工作委托给一些不成熟的干部去做，或编辑本身在很长的时期脱离了他的基本工作的这些现象。例如，辽沙斯基州史洛夫斯基区和加卢斯基州乌格斯基工厂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那里的地方报纸编辑很长一个时期都以各种运动的全权代表的身分出现。 好的有威信的报纸在党的区委会手中是该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领导的最重要的支柱。然而好的报纸是不能没有编辑和党区委会的领导和帮助的。 一九四○年联共党（布）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地方报纸的决议”中说，区委和市委书记应当亲自领导地方报纸，每日检查报纸的内容，并将报纸用于解决该地区面临的一切迫切的政治和经济的任务，在政治上与文化上保证为报纸选择有学识的工作人员。然而某些党组织的领导者没有执行这些要求。 联共党（布）中央关于地方报纸的决议中给各州委会、各边区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改善地方报纸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有系统的讨论地方报纸中的一些问题，听取关于报纸工作以及区委会和市委会领导报纸的报告，在检查地方党组织工作的时候，细心地了解地方报纸的内容。然而某些党州委会，如奥尔洛夫斯基联共党（布）州委会，就很长一个时期没有研究过关于地方报纸工作的问题。 党领导地方报纸的灵活而有效力的方式就是各州和各共和国报纸中的报纸述评。在精到的述评的帮助之下能够传播各报的经验和成就，揭露报纸工作中的缺点，指出编辑工作的方向，以业务上的建议和指示来帮助报纸。 地方报纸的使命是解决具有重大性质的任务。这些报纸应该为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为经济和文化建设更进一步高涨的斗争中成为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但是只有在每日不停地扩大并巩固与劳动群众的联系，并在一切工作中依靠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中的积极的通讯员，才能胜利地完成报纸的这些光荣任务。 二十五年以前，斯大林同志在祝贺《农民报》的时候写道：“要爱护农村通讯员——你们的军队，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应该经常记得并顽强地执行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示。 党组织的任务是每天每天地领导自己的报纸，给报纸以一切的帮助，提高报纸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在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的斗争中提高其作用。 （徐炳译）

第5版()专栏：　　四个苏联地方报纸编辑 写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摘录） 一、农村通讯员是我们的支柱 每天有二十至三十个农村通讯员和访问者来到我们这里。 邮差每天来三次，农村通讯员常常打电话告诉我们消息。所有有意思的新闻都已见报。 给编辑部寄信的作者彼此经常交换经验，谈论缺点，批评粗心的工作人员。每个通讯员只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意志——达到最高标准，在社会主义竞赛中争取第一位。而要争取第一位和重要地位就要有完成向斯大林同志誓言过的任务的决心。 农村通讯员是我们的支柱。编辑部有系统地召开了农村通讯员的地方和小组会议，发出“帮助黑板报编辑小组”的信。 党的地方委员会与党书记领导报纸，经常地帮助编辑部。根据我们的请求，区委会讨论了关于报纸材料的作用的问题。区委会把许多对劳动群众的信和提议没有答复的负责干部都请来参加了会议。向他们提出了警告。现在编辑部不需要再提醒对方，就可以收到对批评的答复了。 基辅联共党（布）州委会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州委会常给我们写信和述评。今年州委会举行了书记与地方报纸编辑部指导员的研究会。（基辅州斯波亮斯克区地方报纸编辑依万·耶日里） 二、不倦地学习 我们区的每个角落里的生活都是热腾腾的。地方报纸“布尔什维克”在努力更完善地描述苏维埃人民的劳动创造。我们想使报纸的每句话都能为读者所了解并能启发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政治与生产的积极性。 许多内容都是读者暗示我们的。名为加里宁的集体农庄的主席奇格里诺夫告诉编辑部说，集体农庄庄员华西里耶夫的一家很努力劳动，并得到了可观的收入。奇格里诺夫同志要求以最好的语言来写这些忠实的劳动者。 研究了华西里耶夫的家庭预算，收入及开支以后，编辑部写了一篇以《集体农庄庄员华西里耶夫一家的年终收入》为题的有意思的文章。读者一看就知道苏维埃农民是怎样往前迈进了一步。爱好劳动的集体农庄庄员富裕地和文明地生活着。 编辑部每月召开农村作者积极分子会议，听取意见和读者的建议与情况。 党的区委员和区委书记经常帮助报纸。我们认为党员积极分子很少参加报纸为最大的缺点。 我党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工作。因而地方报纸的责任也增大了，必须提高报纸的思想政治水平。我们报纸工作人员必须不倦地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要学习布尔什维克政论家的艺术，向老的和新的干部学习，在生活中学习，以便确实地完成这些任务。（窝洛聂沙州白高里区《布尔什维克》报编辑齐托夫） 三、支持劳动者的倡议 报纸很注意三人小组，十人小组及集体农庄间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竞赛。报纸上登载了许多文章。 编辑部与检查所一同检查了机关工作和劳动者的来信与不满。 可惜党的区委会对报纸的作用估价不高。每当把编辑当作全权代表派赴任何一个村庄时，区委会的工作人员就用这样一些话来祝福他说： ——想想吧！报纸不过一张小纸片。这个工作两个人做两个钟头已经够了，而你们呢？一搞就是一个礼拜，还要小心翼翼…… 区委会工作人员很少给我们写稿子。 编辑部很少收到回答劳动者的信。区委会也不严格要求各工厂和机关的领导者及时回答报纸上所提出的警告。 近来报上登载了一系列的批评文章，然而区委会从来也没有讨论过。 弗拉基米尔斯基州联共党（布）州委会的宣传鼓动部很少帮助我们。当我们提出在集体农庄里应该节约和经济的时候，州委会并不支持报纸。 我们最高兴的是，读者对地方报纸很感兴趣。报纸发行三千六百份，都是订户。证明报纸在劳动者中是有威信的。（弗拉吉米尔斯基州尤里耶夫·波里斯基区《集体农庄呼声》报编辑诺沃雪里斯基） 四、编辑部要和先进的人商量 我们报纸的编辑部经常和本区优秀的人们与积极分子谈话。 编辑部组织了集体农庄庄员的小组调查队到本区先进的集体农庄以便研究与传播经验。这种调查研究经常是以热烈的讨论会来结束的。关于调查研究的总结都在报上发表。 春天，本区的一批集体农庄庄员和农业技师，按照报纸的提议组织调查团到沃罗涅斯科州的沙石地区去。 和进步群众的谈话以及编辑部与读者密切联系的结果，增加了经常的投稿者，报纸上读者的来信也增加了。 党的生活在报纸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党的课题都是党的区委书记、科长与区委会指导员、党组织书记以及几十个宣传鼓动员与普通共产党员来写的。 区委会领导报纸并支持它的倡议，区委书记暗示我一些新的课题。（亮赞斯基州白天鹅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报编辑苏洛夫若夫）

第5版()专栏：　　列宁怎样用报纸为集体的组织者？ 黎澍 一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是以报纸作为一个主要工具来创造党和领导革命的。从《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以至《真理》报，报纸始终是掌握在列宁手中的最有力的武器。十月革命以后，报纸仍然是联共建设党和国家的重要工具。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是贯串在列宁著作中的灿烂的新闻学说。按照列宁的计划，出版报纸是在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实际步骤，而首先是出版中央政治报。因为在一九○○年前后，俄国早已存在着许多细小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和组织，它们有自己的活动，有自己的地方报纸，但是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手工业方式、小组习气与思想上的分离是当时党内生活的特征。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涣散状态，要求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然而也反对以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这种统一“是不能根据什么代表会议的一纸决议来达到的”。他主张创办中央政治报，公开地和各方面地来讨论现代“经济派”，“培恩斯坦派”和“批评家”所提出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基本问题。列宁说：“在统一以前，并为统一起见，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列宁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为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创造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 列宁要求地方组织首先应当拿出力量来参加共同事业，关怀中央报纸，为中央报纸工作。只有有了中央报纸供给的全面的材料，地方工作才会更丰富更完备起来。他痛责地方刊物比中央刊物占优势的涣散状态。在“做什么”一书中，列宁写道：“地方刊物比中央刊物占优势，这不是贫乏的表现，便是奢华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充分力量来从事大生产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差不多还沉溺在‘工厂生活琐事’中间的时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已完全能执行各方面揭露工作和各方面鼓动工作的任务，因而除掉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就会是奢华的表现。现时我们地方报占优势，究竟是证明什么，让每个人自己去判断吧。……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至今都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是专为地方机关报而积极工作。这是不正常的情形。其实是应当恰巧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者首先应关怀全俄报纸，首先应为全俄报纸工作。在没有做到这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一个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鼓动来帮助运动的报纸。而当这一点已做到时，必要的中央机关报与必要的地方机关报间的正常关系，就会自然建立起来了”。 二 列宁认为报纸之为集体的组织者，可以譬喻为建筑房屋用的建筑架。“它指出建筑物的轮廓，便利各建筑匠间的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并考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达到的总成绩。在报纸的帮助和联系之下，自然可以形成经常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要做地方的工作，而且要做经常的一般的工作，来教导自己的组员留心考察政治事件，估计这些事件对于各人民阶层的意义和影响，规定革命党影响这些事件的妥当办法”。 这个经常的组织就是进行报纸推销工作的代办员网。这种代办员是经过选择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只在空暇的晚上才干革命的人，他们将是党组织的骨干。由他们所构成的全国代办员以及通讯员网，既与报纸联系着，又互相联系着，以严格而细密的分工，在全国各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慕尼黑出版的《火星》报，就是按照列宁这个计划进行工作的。 列宁不只是在《火星》报发表他的辉煌的论文，而且殷勤仔细地领导着《火星》报的代办员网。奋不顾身的《火星》报代办员用各种方法把报纸运过国界，在俄国境内各地冒着警察的高压散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并把各地方委员会团结在《火星》报周围。他们一遭破获，就得被流放、监禁或判处徒刑。列宁异常重视他们的工作，亲自主持《火星》报与各地代办员以及俄国境内各个组织间的通讯。他竭力保证与俄国各组织间有经常不断的联系，仔细地观察《火星》分子的每一步活动。他收到关于某一工作人员被捕，关于某个委员会或某次刊物转运遭受破获，关于丧失与某个组织间的联系的消息，往往通宵不能安睡。他细心地和那些来到国外的同志谈话，询问地方组织的工作情况。一九○一年到国外担任《火星》报编辑部秘书的克鲁普斯卡亚回忆说：“我们曾经很详细地知道每一个《火星》代办员所作的事情，曾经和他们讨论他们的全部工作；当他们中间的联系断绝时，我们就把他们彼此联系起来，把关于遭受破获的消息通知他们等等”。 经过《火星》报代办员的努力，《火星》报在俄国境内广泛地引起了各地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工人阶级的注意。在《火星》报思想的周围，在《火星》报本身的周围，逐渐团结起了绝大多数的地方组织，《火星》报把地方组织一个一个地从经济派手里夺了过来。这样，《火星》报就不仅成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上的斗争中心，而且成了实际上与组织上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心。 《火星》报为列宁组织计划的奋斗是成功的。一九○三年七月三十日，即《火星》报出版一年半以后，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来移往伦敦开会）。大会在国内的筹备工作主要地是由《火星》报代办员负责的。依靠列宁的领导，他们首次在建筑架上完成了任务。 三 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在彼得堡出版的《真理》报是完全按照列宁的图样，在斯大林主持下创办的。斯大林指出，《真理》报真正是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彼得堡工人阶级努力的结果。《真理》报的出版经费是从工人中募集起来的，工人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真理》报的必要的技术与物质的条件。 列宁从距国境不远的克拉科夫城不断地给《真理》报写稿，每天每天地注视着《真理》报的工作。他要求《真理》报准时寄给他，甚至几小时的迟误都使他焦虑不安，他在写给编辑部的信上说：“《真理》报总是比各资产阶级报纸迟到半日。难道不可以改变这种情形而经常按时寄送，使它能与各资产阶级报纸同时寄到么”？ 《真理》报在当时经常遭受着沙皇警察的取缔，被迫缴付罚款，而每一次罚款都是依靠工人捐助的。列宁非常重视这个事实。他再三考察究竟是那些工人组织给《真理》报捐款。因为这种捐款不仅能使《真理》报继续存在，而且具有极大的组织意义。克鲁普斯卡亚在她回忆列宁的著作中说，列宁甚至还计划过一种特别的捐款形式，名为“一个工人哥比”。按照这个计划，凡是同情《真理》报的工人，在领得工资的那一天都捐出一个哥比。看哥比的数目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工人是同情《真理》报的。仅仅由于一九一二年这一时期俄国职工会和党组织还比较薄弱，所以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然而工人一个哥比一个哥比的捐款还是非常踊跃的。当《真理》报出版两年的时候，列宁非常兴奋地指出，在两年之内，将近有六千个工人团体替《真理》报募捐。他说，这证明《真理》报是由工人们自己支持的，而孟塞维克报纸的经费主要是从知识分子与自由资产阶级那里得来的。 列宁特别注意《真理》报在工人中发行的情况。他曾经向《真理》报索取全部定户名册，细心地计算工人定户的数目，分析工人定户分布的情况，查明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工厂，在什么城市和什么工人村落定户最多等等。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七日《真理》报《论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刊物》一文中，对报纸的不正确的分配表示非常愤慨，因为报纸没有发行到群众中去，而停留在各种苏维埃时代的官僚手里。他建议要充分注意报纸的张贴工作，首先要供给工人农民阅览室和图书馆张贴用的报纸，使报纸能广泛地传布到工农群众中去。 四 列宁在编辑工作上，建立了十分严肃认真的布尔塞维克的作风，也同时体现了报纸之为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 《火星》报每一期的稿件，列宁都是用他的全部热情和一贯的彻底性去处理的。报纸内容以及个别的文章都要在编辑部会议上讨论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过细加以推敲。这是列宁的特性，他深入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他要亲自改正校样，虽然这个工作大可以委托其他同志去作，但他仍旧怕报纸上会要出现些微的错字、缺点或疏忽的地方。克鲁普斯卡亚说，总是首先由列宁亲自校阅一遍，然后交给她，以后他还要亲自审查一遍。列宁竭力吸收工人作者为《火星》报写作通讯和论文。在他准备出国创办《火星》报之前，列宁就和涅瓦卡附近的五金工人巴布石金约好，要他给《火星》写通讯，并征求工人通讯作者。在《火星》报快要出版时候，又写信给当时在伦敦准备回俄国去的染匠诺根，要他务必与《火星》保持密切的联系，组织通讯小组，给《火星》报传递消息。其他所有《火星》报代办员也都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列宁非常关心修改工人通讯的工作。他要求保存原作的精神、体裁和特点，使它们不致失掉本来的彩色、过分地知识分子化。曾经因为各地方的工作人员把工人通讯改得面目全非再行寄来，使得列宁非常生气，他坚持要与工人建立直接的联系。 列宁非常善于组织报纸的写稿工作。他曾经把党内著作人才大量收集在《真理》报周围，包括著名作家高尔基。列宁同时又十分注意撰稿人的成分，屡次关心地计算着《真理》报工人通讯员的数目。在这一点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是如此之不同。普列汉诺夫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总是以为他就是编辑部，编辑部就是他。而列宁则是集体主义者。一方面他有着对编辑工作的高度的责任心，一方面他能充分运用编辑人员的力量，取得他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列宁对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要求原则上的坚定性，而对年青的、初学写的作者却采取另一种注意的、关怀的态度，给他们许多改正错误的指示。一个年青的作者因缺乏经验，或因沉醉于什么而甚至犯了原则性错误，但能够学习，列宁就不惜任何时间帮助他。当他的文章没有修改到合乎要求的时候，列宁就决心不只一次地，而是两次三次地来修改它。 克鲁普斯卡亚对于列宁之善于组织写稿，有过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她说：“例如，要阐明某个新的主题。开始谁也没有表示愿意写作。于是依里奇就找他认为是最适于写作这一问题的文章的人谈话，开始宣传他。并不立刻提出要写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而首先来同他谈到这主题中所涉及的问题，引起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然后又把他引到一定的方向上去，看对方说什么。有时事成僵局再也不能进展时，那依里奇就另找旁人，又开始同他谈话。当看到对方‘上钩’时，他就更详详细细地来讨论问题。他根据回答和对话就能看出对方将怎样论述问题，那时他就向对方详细地叙述自己的意见，更详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然后他提议——‘你来写写这个问题罢，你是会写得好的’。于是这位被依里奇的谦诚态度所诱导的人就答应了，而且叙述出来常常简直就是列宁的意见”。 使报纸成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的中心，使全党环绕着它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组织报纸的推销工作，使报纸的代办员成为党组织的骨干；在工人中组织报纸的支持者和读者，使报纸广泛地传布到工农群众中去；最后，组织工人通讯员，组织著作人才写稿，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办好报纸。就是这样，列宁在各方面贯彻了他“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学说，建立了布尔塞维克报纸的优良的传统。

第5版()专栏：　　新闻报道的时间性问题 成也竞 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仍然存在着迟缓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地发生在一部分由老解放区农村办报出身的新闻工作者身上。长期地处在经济分散、交通不便的农村环境工作，不免使我们有些同志缺乏时间观念。农村读者对于报纸的时间方面的要求本来不如城市读者强烈，而且那时即使要争取时间，也往往限于客观条件而无法作到，于是迟缓拖沓便积久成习。这种思想、作风和习惯是这样根深蒂固，以致今天到了一个完全两样的新环境，即进入集中而又复杂的城市中，面临着迅速发展的事物，我们的迟缓作风便不能与此新环境相适应。例如，我们往往不懂得怎样去争取、利用、支配和调节时间，不能善于掌握复杂多变的当前事物中的中心环节，不会很好地利用城市中相当便利的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电信设备，因此我们不能在一切场合把应该迅速报道的重要新闻及时地报道出去。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些“水土不服”。 这个“水土不服”的毛病是非解决不可的。当主观的思想作风与客观环境发生矛盾时，如果事实证明是前者落后于后者，那么我们就只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改进我们的思想作风。要知道，我们这种思想作风的弱点，已经阻碍了我们工作的发展，使我们的工作不能满足读者的希望和要求，有时甚至造成政治上的严重损失，影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某地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对于全国也有相当影响，许多读者都渴望知道这一事件。根据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要求，也必须把它迅速地传播到全中国全世界去，以扩大它的政治影响。然而，当地的新闻工作者却迟迟不把这一事件准确迅速地报道出来，一直耽误了十几天之久，等到最后发表的时候，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已经降低，它的政治影响也大为减弱。试问，这是多大的政治损失，是何等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又是怎样的失职！因此，散漫、迟缓、时间观念不强，这不像有些人所了解的是小问题，是技术问题，而正如新华通讯社所指出的：“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这是我们政治上不够敏锐，工作态度不够认真负责，在工作作风上疲蹋粗疏的结果。” 更进一步地探求新闻报道所以迟缓的原因，除了思想作风方面的基本问题以外，尚有如下各点： （一）由于长期农村环境所养成的缓慢松弛作风，使我们对于即使是重要紧急的事件，也缺乏当天发稿的能力与习惯。 （二）编辑、记者写稿，常常缺乏电报费和报纸篇幅观念，毫不节约字数，稿件冗长，译发费时。 （三）有些报社、通讯社和机关、团体之间，缺乏密切联系。各地有些机关团体缺乏主动地及时地供给新闻的习惯，不善于利用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进行业务的宣传。而后者也不善于及时地从机关团体取得日常消息。这样，有些应该公开发表的新闻就不免遗漏或延误了。 （四）在农村环境中形成的一套工作机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在进入城市以后，没有进行适当的合理的改革，使之适应新的环境。编辑部门机构庞大，层次重叠，手续繁多，工作效率低，办事不能敏捷有效。 （五）长期农村环境造成的不太注意争取时间的结果，使我们各个工作环节的工作人员——记者、编辑、译电人员、电务人员、校对及印刷工人普遍地缺乏准时完成工作的习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和新闻广播时间或报纸出版时间联系起来，不知道计算时间，也缺乏计时制度。 因此，各地新闻机关为了克服报道迟缓，保证新闻及时发出，首先，必须在全体新闻工作人员中，普遍地进行加强时间观念的教育。这种时间观念的教育，不要单纯地孤立地进行，因为那样容易发生偏向；而应该与整个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政治责任心的政治教育联系起来进行。要使每个工作人员了解，时间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与我们的新闻文稿、报纸、广播相联系，有着具体的政治内容的。我们决不是为争取时间而争取时间，从单纯的技术观点出发争取时间，而是为了提高新闻的政治效果，为了对实际斗争能起更大的推动作用，而争取时间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以要求我们某些新闻慢些发布，但大多数新闻必须及时发布，并且越早发布越好。我们要使工作人员——首先是负责干部和编辑记者——了解，新闻工作人员必须具有政治头脑，必须时刻关心时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变化、以便抓紧当前事变中的主要事件和问题，了解它的情况和意义，及时地组织报道。只有培养起这种政治上的敏感——这种敏感又是与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不可分离的——才能不耽误主要工作，并区别工作中的主要、次要、轻重、缓急，有条理地来安排自己的工作。要使每个工作人员了解，新闻工作是一种严重的政治工作，它和人民的全般革命斗争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以严肃的态度来从事这种工作，而决不应该有马虎疲蹋，不负责任的现象。 其次，记者、编辑和全体新闻工作人员都应该学会争取、利用和支配时间。新闻机关必须与其他工作机关、团体密切联系，了解每天和每一时期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重要事件，以便有计划地组织新闻报道，安排报纸和电台的节目与篇幅，而不致临事慌乱。必须学会利用社会力量帮助采访新闻，以免事事都要由记者自己参加或从头参加到底，以致忙不过来。必须学会在采访当时就把主要事实和关节之处调查清楚，并即采即写，交给当事的负责人看过，立即送出，以免事后再去调查或找人审核。必须学会写作简短新闻的能力，以简练的文笔来概述重要而复杂的事件；特别是在时间紧迫的场合，能够先写简要的消息，尽早发出，然后再作详细的报道。必须学会善于安排工作程序和新闻节目，把紧急的重要的稿件首先处理发出或留置篇幅。必须学会利用电信、电话和其他便利的交通工具，来尽速传递新闻。 再次，必须适当地调整和改善我们的机构和制度，使之更加适应城市环境，以便提高工作效率。新闻机关的组织宜简，层次宜少，尤其是处理新闻文稿的过程和手续应力求减缩。要使我们的组织简化到这样程度，就是记者编辑所写的重要与时间性强的稿件，能够直接送到社长、总编辑或编辑主任手中审核修改；在编写一般的稿件时，也能经常与新闻机关主要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做法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提高工作效能，缩短工作时间；二是领导人员和基本干部发生直接的工作关系，易于教育和提高记者编辑的采访写作水平，领导人员在业务上也不致疏旷；三是可以节省人力，使采访写作工作能有充足力量。凡是不适合于城市环境的制度应该废除或改变，必要的工作制度应该保持或建立。如稿件的登记、处理、收发、传递，必须有严格的制度，而且在通过每个环节时，都要计算时间，领导者要经常地抽查这种制度的执行情形，遇有紧急而又重要的新闻应该亲自监督发出。在我们全般的组织工作中，必须把时间的组织列为重要项目。 但是，在我们提倡克服迟缓，争取及时报道的时候，又应该注意防止另一方面的偏向，这就是无原则的竞争时间。例如，不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不问新闻是否真实准确，就胡乱发表。在思想上，把迅速和准确、真实相对立，认为时间第一，其他都可马虎。又例如，为着抢时间，而不照顾国家和人民利益，不问新闻是否合乎国家的纲领、政策和法令，也不管发表出去对于社会的影响怎样，听到一点消息，就随便出号外，发传单，耸人听闻。这种借口和做法都是不对的，不应该的。这是一种单纯技术观点，是旧式新闻记者的作风，是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办法。这种为了抢时间、争读者，而不择手段，不顾社会影响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正是由那个动荡不定的社会产生的。但是，在人民民主的社会中采取这种做法，就违反人民利益，不合乎新的道德标准，是不必要也不应该的事了。我们的新闻报道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应该对人民和国家负责，应该服从于人民和国家全般政治利益的要求。因此，我们的新闻首先就要真实准确，要合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政策，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力求迅速，争取时间，做到尽早发布。我们所以要争取尽先发布某一新闻，目的无非是希望更有效地教育人民，更能发挥它的政治影响和推动实际工作，使它更加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如果新闻本身是不真实的，不合乎政策的，那么它不但不能起这种积极的作用，而且反会造成不好的结果，并破坏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自身的信用。因此，对新闻的时间性问题树立正确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

第5版()专栏：　　编者的话 目前我国各地的地方报纸，一般是有不少成绩的。但多数报纸对地方生活的反映不够，关于地方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作得较差，因此报纸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还不够大。这足以说明，没有关于地方生活的丰富的、生动的、有思想的报道，地方报纸就不可能为当地广大读者所欢迎。本刊本期译载的《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及真理报社论《给地方报纸以一切的帮助》，对于改进我国地方报纸情况有重要的意义。附载《四个苏联地方报纸编辑写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摘录》，也可以帮助我国新闻工作者学习和当地人民生活密切结合的工作方法。希望各地领导机关以及报社的负责同志加以注意，作为改善各地报纸工作的重要参考。

第6版()专栏：　　深切的友爱，共同的仇恨 ——一位小朋友捐款慰问被匪机炸伤的上海小朋友们的信 编者按：捐款我们已寄上海市人民政府转受伤的小朋友们。被匪机炸伤的上海小朋友们： 我听到了你们受难的消息，心里十分不安。除了痛恨美蒋匪帮的惨无人道之外，特向你们致亲切的慰问，希望你们好好的疗养，早日恢复健康，努力学习；并且牢牢记住，你们这次遭受的灾难，是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匪帮加给你们的。千万别忘掉复仇啊！不久台湾也将获得解放，再也不用担心匪机来滥炸你们了。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你们的小朋友自北京寄 二月十三日 附给本刊的信编辑同志： 我看到了本月六日美蒋匪机滥炸上海人民的消息，愤怒异常，对受难的同胞们十分挂念，尤其挂念着小朋友们，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悲伤。除了写信慰问之外，随信送上人民券二万元，请你们转交上海受难的小朋友们。我知道这一点钱太少，但也表示我们对美蒋匪帮的抗议和对上海小朋友们的慰问。此致敬礼！ 一个十五岁的读者上 二月十三日

第6版()专栏：　　内蒙的美术活动 尹瘦石 内蒙古人民接触新美术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由陈叔亮、焦心河、朱丹诸同志到三边内蒙地区工作之后开始的。他们反映了许多蒙古人民的生活，至今给内蒙人民还留下深刻的印象。 “八一五”内蒙解放后，一批爱好文艺的内蒙青年，热情的参加了内蒙文艺工作。少数爱好美术的青年同志，开始学习绘画。一九四六年七月，内蒙文工团往草地作巡回公演，就组织了一部分青年，专门负责展览解放区的木刻、年画及时事照片，同时使他们熟悉草地生活，开始画速写素描。一九四六年冬，我们已经走过了察哈尔、锡林格勒、抵达昭乌达盟的林束，那时正值蒙古草地严寒的季节，一切活动无法进行，大家围坐在炕上，开始了二个月比较正规的业务学习，对美术有了初步的认识。 一九四七年五月，内蒙人民自治政府成立，经过了土地改革运动，打垮了封建王公统治，和国民党的压迫。内蒙广大农牧民翻了身，分得了土地，因此在文化的要求很迫切。《内蒙画报》即在这种情况下创刊了。 《内蒙画报》创刊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内蒙党委直接领导下，根据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方针，通过了通俗的艺术形式，宣传党的各种政策，配合具体的政治任务，推动农村生产、支援前线、慰劳军队、优待军属，并及时地介绍生产经验，防疫卫生等常识，以求得适合于广大农牧民的要求。当刚开始筹备出版的时候，工作同志很少，要办好一个通俗的画报，无论在经验上，能力上，及当时的印刷条件上，都是很不够的。工作同志大都是新近参加这种工作，热情很高，但只凭热情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我们一面工作，一面不断学习，逐渐摸索研究，在画报出版后，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也就增强了我们工作的信心。 由于画报执行了党的政策，配合了每个阶段的具体工作，因此，它在广大的农牧民中起了它应有的作用。当画报发行到农村草地，是受到群众欢迎的，尤其是草地的牧民们，得到一张画报之后，即使画报上所画的是农业地区的生活，他们也欢喜地张贴起来。如有一个叫北山屯的小村子，一共只有七家人家，而有六家订阅了画报。此外，我们根据农村中当前存在的改造二流子及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问题所画的“宝音图大改造”及“婚姻应自主”等连环画，在农村中也曾起了一些作用。 除了画报以外，我们印了一些新年画。由于内蒙地区交通的闭塞，定期画报对于分散的游牧地区的牧民，发行上感到相当困难，因此我们利用年画的形式向草地进行宣传。去年所出的六种新年画，其中大部分为游牧区的题材，有时利用草地的庙会，画了许多有关繁殖牲畜、生理卫生等连环画进行宣传教育。 《内蒙画报》现在已出版到二十五期，每期发行的份数为三千份至三千五百份。新年画方面，去年印了六种，发行了四万五千份；今年已画好了十一种。最近，又出版了一本《内蒙年画集》。这些工作成绩是微不足道的，但群众对我们的工作却非常关切，当我们每次下乡采访的时候，都探问画报什么时候可以印出来，并经常提供了许多意见和要求，希望画报更多告诉他们一些新的生产方法，甚至于画报上某一点动作画得不对，或是某一件生产工具画错了，他们都很细致地提出来。从这些事实中，更使我们感到画报工作责任的重大，应该时刻的要求我们在工作上怎样改进和提高，才能使画报在群众中真正起指导的作用。 新的美术在内蒙仅是开弱的阶段，我们的能力很薄拓，还没有能够和蒙古民族固有的文化遗产相紧密的结合起来，创造出蒙古民族风格的新美术。我们恳切地希望美术工作的同志们给我们更多的帮助与指导，使新美术运动在内蒙生根长大起来。 （转载自《人民美术》创刊号）

第6版()专栏：　　我们作过冻伤试验品 方英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细菌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恶，我想，曾在日伪统治时的东北居住过的许多人，都会举出很多确凿的证据来的。以下便是我所身经目睹的事实。 记得一九四二年夏天，我正在日伪统治下东北的一个中学里念书，学校曾向同学们要过血粉和带毛的兽皮。为此，校内的日本教师对我们上了几堂专门课，讲解怎样把血粉制成块状，怎样把带毛的兽皮钉在木板上等方法。他佯言那是做什么“化学原料”、“电波器材”使用的。虽然同学们都不相信他的鬼话，但谁也不敢深问而感到莫明其妙。直到今天，我才恍然明白那原是他们用来培植细菌，做那屠杀人类的勾当的！ 那年冬季，有一天，学校里的日本人又迫令学生在零下三十几度的户外脱光上衣，在雪地里锻炼耐寒。就在这时，关东军部派来了一批军医人员，说要做什么“防冻实验”，大部分的同学都被做了实验品。他们带来一种长二尺宽尺许、盖子上钻有许多圆孔的特制冰箱。首先他们把被实验的人手指上缠以电线，再涂抹一层透明的软膏；然后命令大家把手指插进冰箱的圆孔；接着他们把缠在手指上的电线连结在另一个带转盘的机器上。他们依次转动转盘，你的手指便感到刺骨奇疼，以至完全麻木。他们按时问你感觉如何，在一张表上填写着符号。实验历时约三十分钟，拿出来的手指已变成僵死的白色了。对于他们这种实验，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最近报载伯力审判细菌战犯的供词中，提到日寇为了企图侵略苏联，使用特制冰箱强迫中国人实验冻伤，竟至冻死，才使我知道他们对我们所做的实验，实是与此同属一类的。虽然我们所受的迫害比较轻微，但对这血腥的暴行却是一个力证。

第6版()专栏：　　如此“美国生活方式” 塔斯社纽约消息：前些时候，前美国内政部长伊克斯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一篇专文，暴露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某些特点。 伊克斯说：“做国会议员真惬意”。 作者这句讽刺的话是针对约翰·巴奈尔·汤马斯而发的。大家都知道，由于当了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而恶名昭彰的汤马斯，人赃俱在，被人查获了——他把他的家属的姓名都“报进”联邦特务机关当职员，捏造虚假的发薪单，把这些“职员”应得的薪水都放进自己的口袋。这件丑事闹得满城风雨，汤马斯终于不得不上法庭了。然而，汤马斯倒也不能埋怨美国司法当局薄待了他。“假如这位政治上的无赖汉不是国会议员的话，法官就不会待他如此客气了，真是运气。” 汤马斯竭力使审判延宕时日，而他的妻子和媳妇继续从联邦财政部领到巨额薪水。伊克斯说，“这些薪水要一直支付到汤马斯辞呈生效……而在这以后，这个被判罪的人，可获得政府的退休金”。 而且，汤马斯已把他的家属的未来都照料好了。伊克斯说，“汤马斯在赴狱途中说过：他的妻子当成为候补人而在国会中继任他的国会议员”。 伊克斯进一步说：汤马斯之参加美国国会的“立法工作”，对这个流氓也有帮助，因为法官霍尔佐夫认为，非美活动委员会曾有“很多贡献”，而他把这一点认为是司法方面可以“减刑的条件”，因此从轻发落了。汤马斯本来应判三十二年监禁和四万美元罚款，结果只被判了六个月徒刑和一万美元罚款。 伊克斯指出，汤马斯的案件决非仅有的唯一案件。波斯顿市长詹姆斯·寇莱，当国会议员时，犯了欺诈罪，本当被判四十七年徒刑和罚款一万九千美元。而实际上，他只服了五年徒刑，而且就在他服徒刑期间，每年还领到二万美元的薪水。 还有一位安德烈·梅氏，他当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时，曾收受过约五万四千美元的贿赂。然而，伊克斯指出，法庭上受审的既然是位国会议员，就对他十分宽大，只判处两年徒刑。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宣判了。可是实际上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才入狱。伊克斯预言，梅氏不久就会出狱。 伊克斯在结语中说：“这些例子证明了，凡想攫取不属于自己的金钱、或收受贿赂的人…最好先使自己当选为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