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08-07

第 1 版

1. 重要更正

第1版()专栏: 重要更正 本月六日本报有一部分一版头条第九行第个七字“钦”误为“欢”。第十一行第十七字,第十六行第廿七字及第二条新闻倒数第廿一行第八字“尤”误为“元”。头条新闻的第十三行第三字,第十六行倒数第七字及二条新闻的倒数第廿行第十字“楷”误为“锴”。特此更正。

2. 地主之家

第1版()专栏: 地主之家 这本书,是高尔基所推崇的世界名著之一。作者谢德林,以善于揭露和讽刺旧社会的罪恶与黑暗,著称于当时俄国的文坛。故事的内容,是叙述农奴制度废除前后(一八六一年前后),一家俄国地主——戈罗维略夫家的没落和毁灭。故事指明了,戈罗维略夫家(俄国地主阶级的代表),由于:一、家族成员,一般的缺乏生产能力;二、贪婪、怠惰和酗酒;注定了这个阶级除灭亡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在作者深沉的笔触下面,地主家庭的阴暗生活,是这样的刺人心目,以至使人觉得如果不把这个阶级——地主阶级,送进坟墓,简直就是人类的一种耻辱。 把这本书里的俄国,和今天的苏联,对比起来看,将更生动的告诉大家: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是有地主存在的地方),都必须灭亡,而且一定要灭亡。同时,当消灭了这个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级之后,人类社会,便将走进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华北新华书店

3. 获鹿牲口严重死亡 县委迟迟不加解决 死亡原因: 侵犯中农所有权 伙喂办法有毛病

第1版()专栏: 获鹿牲口严重死亡 县委迟迟不加解决 死亡原因: 侵犯中农所有权 伙喂办法有毛病 【本报讯】总分社记者报导:获鹿县自今年三月以来,死亡牲口很多,其中绝大部分是果实牲口。仅六区即死骡子六十一头,驴五十八头,牛十头,马一匹。据估计全县牲口死亡数至少在二百头以上。以每头牲口种地五十亩计,有一百顷地的畜力丧失了。这对生产的影响是很大的。记者访问了几个村庄,发现牲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大多是果实牲口没有及时分配,集中伙喂,管理不好死了,有的是强制中农的牲口与贫农共组互助组,没有等价交换,光使不喂,因而累死。 六区小于底村于三月间分完了地,工作组即主观的在全村组织了二十八个大互助组,每组合一顷多地,组内各阶层都有。大组内又分若干小组(三五户不等),把组员的牲口水车平均分配公用。开始讲的是人力与畜力变工,贫农给中农做活,中农叫贫农使牲口。组织好了,有些贫农不经中农允许就把他的牲口牵走,使完了不喂即送回去。这些中农人畜力均不缺乏,用不着或很少用着贫农干活。有的中农自己有活,不愿叫别人使牲口,有的贫农就说:“咱们是一个组,不叫使,到贫农团见”。中农郝不喜连租种地共四十余亩,喂两个骡子,他的地与骡子编到组里,骡子都累死了。中农郝志伦十口人,种廿多亩地。他组里牲口多,就把他一头骡拨到别的大组里去,这个牲口原很壮实,十余天后牲口使的要死了,吃了五六付药才治好。该村生产组织至四月十号左右才经区上解散,至此已死了三个牲口。 六区北郄马村(三六○户),分牲口时按填穷坑方式,根据地亩分,每个骡子合计种五十亩地,五户以上才能伙分一头骡子。这些伙分牲口的小组有些不是自愿结合的。分得牲口后,各户按地多少决定使用与喂养天数。喂一天用二升料十五斤草,日久喂不起,牲口吃不饱。各户均积活很多(人能办的事也给牲口留着),牲口得不到休息,今年天旱,牲口不分昼夜的拉水车,不久牲口就使坏了。各户互相埋怨,想卖了或换成小牲口,领导上又不许可,该村牲口就这样连累带饿死了十头。 城区东关有九个果实牲口,由农会雇长工喂着,因照顾不好死了四头,被偷走一头。曹庄农会雇了三个人专门喂牲口,每月每人六十斤米,日子一长,农会渐渐负担不起了。南关果实牲口没分,由群众(小商人多)轮流到农会去喂,农会买草料。草料用的也不少,牲口却喂的瘦弱不堪。六区方村是个集镇,有四百多户,商贩分了牲口,不会照顾,死了十头骡子五头驴。三区红山的商贩多不愿要牲口,分了后自然不会很好的喂养,已死了两个。 石桥村三户分一头骡子,两户分一头驴,开始是自由结组分的,大家很高兴。后来时间长了,“你说我使的多,我说你喂的草料少”,不在组的也任意借用。得牲口户认为这是果实牲口,不同自己买的,不让人家使不合适。慢慢的闹起蹩扭来。据说该村已累饿死了三头牲口。六区赵卜口村,三户分了一个牲口,他们错认为“牲口是白手得来的,死了拉倒”,于是有人使没人喂。有三户分了骡子一头,其中一户把骡子牵到井上拉了一夜水车,第二天清早喂了几把草,又套上拉到响午。其他两户也争着使。 对于这种死亡牲口的严重现象,该县领导上并未及时发现,以后发现了也未引起注意,立予纠正。据县农会主任郝老海同志谈:麦收时已发现这种现象,曾向县委书记曹同志建议设法纠正解决,但曹同志当时认为“这是免不了的”,没有十分注意,一直拖延到七月下旬,六区死亡牲口增加到一三二头的时候,县里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订出挽救的办法,规定喂养不起的果实牲口,可以变卖分款,或换成小牲口分养,或将牲口卖给本组一户喂养。(光明、杨青) 编者按:这种迟缓的作风,是十分有害于人民事业的,望能注意加以克服。这种现象不仅获鹿有,据各地来稿看,似乎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希望各县区领导上应立即进行普遍深入的检查,克服这种错误思想,坚决纠正强迫互助、侵犯中农牲口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左倾偏向,把互助组真正树立在自愿等价的原则上。果实牲口最好以公平合理的办法分配下去,使主权真正归于个人。若干户伙喂牲口,只能在他们自愿伙喂时实行;否则对生产有害无益。

4. 追求大队形式错了 四园村改组小型互助

第1版()专栏: 追求大队形式错了 四园村改组小型互助 【太岳电】沁源四园村著名的王永厚互助大队,经过深入检查,改变组织形式,以自然村为单位,改组成小型互助组。四园村系王家园、马家园等四个山庄合成,过去全村组织了一个大互助队,依靠领导上的周密计划,曾省了一些工,起过一些作用。今春经过深入检查,发现这种大规模互助形式很不适合分散的山庄。集中时耽误时间很多;统一拨工,既误时间,又不周到;虽然使用了工票制度,但因人数太多,结算帐不方便,也就有些工资拖欠不清,造成了不等价;加以大块地不多,人多了反倒费工,吃饭也不方便,总之,在小山庄用大队的形式,坏处多好处少,因此决定改变组织形式,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小型互助组,人数三五人到十来人不等(不但小山庄用大队形式是错误的,就是在大村庄平原追求大队形式也是错误的,对互助只能根据群众实际情况和要求,大就大,小就小,如果不组织为好,就不组织,追求固定的大队形式是形式主义,应纠正——编者)。这种小型组完全克服了上述缺点,并便于支前参战和吸收妇女参加生产。今年参战任务较过去繁重,但小组轮流倒换出去很方便,下种锄苗都按时完成了。谁家男人出去了,家里的妇女很自然的就会要求参加互助组。侯家园温官兰妇女互助组把家里谷子玉茭都锄了,还出外锄苗赚回两石一斗米,各组半月(也有一月的)算帐一次,计工办法采用过去的按活计分,按分记工,各组接受过去处理余工的好经验,严密计算地里生活,留下需要的人工,多余的劳力就出外卖晌。锄苗前组织牛工出外犁地,就购了十来石粮食,现又抽出十七人出外卖晌,全村近二千亩秋地,都及时锄过二遍,现已开始锄三遍。

5. 没有及时检查纠正偏向 建屏农贷半数未发

第1版()专栏: 没有及时检查纠正偏向 建屏农贷半数未发 【本报特讯】总分社记者报导:建屏县委工作会议中,对农贷工作经常论及,头次向各区分农贷数字时的讨论也很详尽,但由于没有认真注意具体领导,即韩县长所说“没有扭过劲来。”因而决议精神不能彻底贯彻,发生偏向未能很快的发现与纠正,所以现在真正贷到群众中去的数目尚不足全县总额的一半。县生产推进社是农贷工作的主要负责机关,但它以廿三个干部去做买卖,只有五个干部负责农贷。五个人中,除信用部部长会计各一人(尚兼有其他事务)外,一个干部专门负责兑换钞票,一个干部被调到县委举办的区村干部训练班管了伙食,一个干部与实业科在观音堂搞农贷示范村。这个示范村的经验,领导上没有注意总结推广,所以成绩虽然有,但在全县说来仍是孤立的一个点。县级各部门,除实业科下乡干部稍带检查一些农贷情况外(近日有两个干部在专门检查了),始终没有较普遍或较深入的检查过一次。据记者了解,区领导工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县分配的农贷数字,区主要负责干部共同讨论后,通过区代表会或村干部会分配到村,让村干部直接掌握发放,这样就发生了平均分配和分配不公的偏向。如三区共五十二个行政村,有四十七个村分到了牲畜贷粮,其中七个村每村八百斤,三十九个村每村七百五十斤,一个村三百五十斤。区里为防止村中发放的分散,曾“限定”了各村发放的户数,湾子村贷粮二千一百一十斤,区“限定”它最多贷给十六户,因为只是“限定”,没有打通思想,村干部在区登记了十六户,回村后实际上分给了四十来家。又因为分配时为少数干部掌握,不经群众公议,有些贷的很不恰当。如韩忽通在外边放着七斗玉茭的帐,又贷粮三十五斤,孔二活赌钱输了六十斤棉花,一头驴,村干部又贷给他二百五十斤牲畜贷粮。群众对这些很不满意。老坟沟四十三户人家,四十户分了贷粮,分十斤粮食的有十多户,好几户每个人只得二斤粮,闹的谁也解决不了问题。七区秋波洞头次贷粮,按人头分给了四十户。家里人口多的每人二斤,人口少的每人三斤。牲口贷粮一千斤,不经大伙商量,村长让四户有牲口的人领走了,没牲口的想贷贷不上。三区区委书记认为农贷没搞好的原因是:“没有典型示范,没有具体组织领导,也没有进行检查,区干部作了别的工作。”(驻各区的生产推进社办事处也是以供销为主。对农贷工作的领导,除主任与区委、区长共同向村分配数字外,就是专办手续),这类由于领导上的放任自流而发生上述偏向的村庄,据实业科对科长说,在三、七区是大部分。另外一种发放办法,是强调贷给组织起来的群众(县里开始是这样布置的,)组织不起来不发放。怎样进行组织起来,干部没有具体领导,六区这样工作的结果,今年分配贷粮六万五千九百二十斤,截至七月十日,只贷到户里四千三百七十余斤,广大要求贷粮的群众因为“组织”不起来,仍然贷不到手。此外,县向区分配贷粮中,分成了生产渡荒、牲畜、纺织、农具四种项目,各有具体数字,强调专款专用。四区分配牲畜贷粮一万九千二百斤,生产渡荒粮二万五千斤,结果生产渡荒粮用尽不够,牲畜贷粮发不下去。挪用需经县批准,也影响着农贷发放的迅速。贷往二区的粮食,存在一区下寨和马峪,往返一趟四十里至一百里,给二区贷粮群众增加困难不小。截至七月十日止,全县贷到各户的数目尚不足全县分配总额的二分之一。(柴夫)

6. 组织群众生产还帐 平顺达驮村合作社办法好

第1版()专栏: 组织群众生产还帐 平顺达驮村合作社办法好 【太行讯】平顺达驮村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讨论整顿合作社的问题。该社今年三月结算帐目时,只赚洋十万元,除家具及外欠(外欠共十五万元,都是本村群众借的)占有外,合作社流动股金就很少了,大大的影响了营业的开展。去年年底合作社即感到外欠过多,影响营业,曾叫群众清理帐目。那时只是单纯的要帐,群众还不起,有的准备以股金顶帐,有的抵抗不还。社员刘怀德说:“你给我算算帐,抽出股来还你吧”。路才说:“合作社要帐真急,不照顾群众的困难”。直到现在欠帐还未要清。这次讨论整顿合作社,决定首先清理外欠,组织群众生产,赚钱还帐。会后即组织大家刨药材,合作社负责收买出售。全村组织了全半劳力七十人。两天即刨白芝三千三百斤(每斤四十五元),高本三百斤(每斤一百五十元),还清欠合作社的十五万元,还余四万三千五百元。群众十分高兴,李贞则说:“我欠合作社四千元,费了一天工夫就还了帐,还余下五千元”。原拴则说:“我家早就没有吃的了,怎能还帐呢?刨药材除还了帐,余下钱还够买半月的糠菜吃”。刘拴戍没参加刨药材,很后悔的说:“我就没认为这还顶事,谁知人家都还了帐啦,可得赶快干哩”。 (张怀永)

7.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

第1版()专栏:新华社信箱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 问:毛主席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应当批判这种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什么思想?它为什么是反动的? 答: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革命的与反动的两种性质。 从农民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这方面来说,这是革命的方面,正确的方面。因为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以封建主义的制法束缚农民、剥削农民,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平分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就是把封建的土地财产变成农业直接生产者——农民的土地财产,使广大农民获得改善生产条件的基础,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并为工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是一种伟大的最彻底地扫除封建制度遗迹的革命运动。因为农民的反封建的平均主义有这种革命性,所以我们共产党赞成并帮助农民实行了平分地主及封建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农民的平均主义,仅仅在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上,有其革命性,我们也仅仅在这种时候才去赞成并帮助农民们实行这种平均主义。除开这种场合以外,农民的平均主义,我们都是不能赞成和实行的。而且农民这种平分封建土地财产的革命,其性质,也只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如果把农民平分封建土地财产的革命,误解为是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也是完全错误的和极端有害的。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的反动方面、错误方面,就是它在主观上思想超越这个反封建主义的界限,不愿限制在平分封建与半封建的土地财产的范围以内,并且还要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一切阶层(例如中农和新式富农)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财产,还要平分工商业,并把这种一切平分称为“共产”,或称为“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这就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因为这样平均的结果,不独是要破坏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而且要破坏非封建的即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就是要平均主义地破坏工商业及一部分中农和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因而也要打击广大工业和农业生产者的向上积极性。这样,就不独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后退。因为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主观地希望把那在工业上和农业上已发展了的、和正在发展(这种发展在目前阶段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的社会经济,还原为封建时代那种孤立的小农式的社会经济,把那已发展了的和正在发展的工业,以及建立在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基础之上的商业,还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违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之后退的。所以这种想法和这种做法,乃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平人封建半封建的土地财产的土地改革,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因为土地改革只是废除封建阶级的私有财产,没有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在客观上还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因为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地曾有新的发展,并使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阶级分化,而绝不能永远保持平均的小农经济。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是作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他们的生产条件不可能完全相等,尤其不可能保持不变。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有利,又努力生产,善于经营,他们的经济就可能发展,而逐渐地富裕起来,其中有小部分就有可能进行剥削,而成为新的富农。而另外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不利,或者不努力生产,或者不善于经营,或者遇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打击,他们的经济就不能发展,而逐渐地穷困下来,其中有一部分就不能不受人剥削而变为新的贫农或雇农。这种竞争与新的阶级分化,即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不是可怕的。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只有允许这种竞争,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农业经济广大地发展起来;所以这种私有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有其一定的进步性。抱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看不见土地改革后这种可能的社会变化,看不见这种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而以为可以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及土地改革后,就能够造成全体农民在经济上与生活上的平等或划一,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 上述那种竞争和分化,如果是在旧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那可以因为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垄断的无限制的发展,而一直分化下去,以至太多数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得的利益,化为乌有,例如很久以前法国与美国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民那样。在那里,土地改革是由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不是由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所以,在土地改革后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其结果,农村和城市都有激烈的无限制的阶级分化,一方面造成了垄断全国财富的少数大富翁,另一方面,把大多数人民变成极端贫困,变成了大资本的奴隶。所以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如果不同时实行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的一系列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并在最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大多数农民的解放还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农民的贫困与破产,还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我们中国今天的土地改革,不会走到那种结果,因为中国今天的土地改革是在无产阶级及其领袖共产党领导之下实现的,并且已经实行以后还要系统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所以大多数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得的一切,只要自己努力生产与善于经营,就有可能发展起来,就有可能不至重新丧失自己的土地财产而穷困下来。因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内,自由竞争与阶级分化虽是仍然存在,但不是没有限制的,如资本主义各国所已有过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已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还必须容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中则须容许新式富农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恢复旧的半封建社会。我们经过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种道路,一方面,要在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政府的领导之下,根据农民自愿(不是强迫命令和矫揉造作)与等价(出劳动多的得多,出劳动少的得少)的两个原则,采取那种为农民群众认为有利与合理、能为群众自然而然地接受的一定步骤与各种可能形式,以发展农村中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变工合作,“在变工合作运动中,同样地要发展竞争与竞赛”;另方面,要经过我们新民主主义政府对于广大农民生产给以财政投资及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这样就使大多数努力生产的农民在从封建的压迫解放出来之后,可能保持中农的地位,避免因受垄断资本家的压迫而重新陷于破产,并且会使他们的生活步步向上。同时,我们的工业则可以利用农村因发展变工合作及提高技术而过剩出来的广大劳动力,获得广大的工业后备军。这种工业后备军,也就会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因资本压迫、而破产出来或被排挤出来、并更成为资本自由掠夺的对象的工业后备军,有所区别。我们在土地改革后,一定要走上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决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无产阶级的领导,保证我们走这样道路。但是,必须知道:要达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合理结果,决不是没有困难没有斗争的,而是一定会有困难,一定会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因为还有不少的资本家和富农要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一定要依靠共产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才可能步步克服旧资本主义的抵抗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 然而,即使如上所说,在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内,土地改革后农民中一定程度的阶级分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农业上绝对平均主义的发展,仍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与其他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这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与其他人民,经过另一个阶段的历史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农民解放的第二步。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的大生产来从事建设。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消灭一切的贫困,才可能最后来解放农民,才可能使阶级逐步归于消灭。但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制造大批供给农民使用的农业机器,并因此将农民的个体经济逐步的转变为集体农场经济之后,才有可能。没有工业的大量发展,没有大量的成千成万的农业机器供给农民使用,并使农民有可能团结于集体农场之中,而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农业,那只能是反动的思想。带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想在孤立的单个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企图实现社会主义,就正是这样一种反动的思想。其结果,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农业,而将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与倒退。当然,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使所有的人在生活上的完全划一,也和农业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观点完全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所能实现的原则,乃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在劳动中生产得更多更好的工人与农民,他们取得的报酬就必定较多,而生产得较差的,所得的报酬就一定较少。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容许不劳而获,也决不容许偷懒的人与积极劳动的人取得同样的报酬与享受同样的待遇。 只有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高度的发展,并使共产主义的制度得以建立起来之后,就是在建立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制度之后,社会上一切人们生活上的平等,才可能实现。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看成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人民的历史。重复地说,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是从发展生产力量这一个基本点出发的,是为的把不事生产的、寄生的、腐朽的、反动的封建阶级所霸占的生产条件交给直接生产者,是为的彻底破坏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利社会生产力的广大的发展,而绝不是为分配而分配。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一定份量的土地财产的贫农与雇农,此后必须努力生产,改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的竞赛,即依靠自己以及群众间变工互助的劳动,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情况,决不能还等待什么分配又分配,或只把希望寄托于民主政府的救济又救济。必须知道,如果不努力生产,广大的发展生产力,即使按照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采取冒险办法,而把社会上一切阶级一切阶层的土地财产按绝对平均的方法分配了,那也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长期吃用的。所得的结果,一定仍然是大家的一场贫困。所以,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巩固自己关于发展生产的观点,而在土地改革中的一定场合以及土地改革之后,必须特别对于贫农和雇农,认真的进行发展生产的教育,同时也对于中农及其他人们进行发展生产的教育,并继续实行对于提高生产的必要奖励。特别在土地改革之后,进行提高生产的教育,与进行生产互助组织,以保障大多数农民都能生产发家,都能过富裕生活,乃是共产党员在农村中的根本任务。必须用这些提高生产的教育和发展生产的活动,以扫除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并由此得以顺利地完成其他为当前革命所必需的工作。 (新华社陕北四日电)

第 2 版

1. 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

第2版()专栏: 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 中共东北局于“八一”发表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决定,全文如下: (一)两年多来,我们接收了很多大规模的现代化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邮电、轻重工业、市政企业。当接收时,企业内的工人与职员有下列情况: (甲)企业内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工人与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用劳动者,但工人与各级职员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内劳动条件最苦,待遇最低。各职员的劳动条件与生活情况,接近于工人;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带有旧知识分子那些轻视工人的意识。其中一部分管理人员,则在日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挥和压迫制度下,是习惯于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管理工人的。“八·一五”前,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中级职员,是日本人。“八·一五”后,由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因此,“八·一五”后的中国高级职员,在“八·一五”前都是中级职员。当我们接收时,中国中、高级职员是企业的生产及业务管理人;一部分中级职员是职位较低的管理人,其地位接近于下级职员;其余的中级职员,及由“八·一五”前的中级职员提升的高级职员的一部分,其社会地位相当于自由职业者,但在企业内是较高和高级职位的管理人。不论“八·一五”前或后,接收时,中、高级职员对工人及下级职员都居于管理者的地位。工人对于一般管理人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对于少数为非作恶分子,则是痛恨的。 (乙)工人与职员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当时都是模糊的,但其模糊程度、性质有差别。工人对国民党,也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正统观念;但一给民主政府工作之后,工人的情绪是积极的,深怕我军撤退,盼望我军胜利;下级职员,虽然是接近工人的阶层,但在企业中工人群众尚未发动,中、高级职员仍占传统重要地位时,下级职员的多数是追随高、中级职员的。高、中级职员对国民党政权有浓厚的盲目正统观念,对民主政府抱冷淡、抵抗态度;一小部分职员参加了国民党地下军破坏活动。由于当时占工人群众尚未发动,原有的高、中级职员仍占企业的重要地位,因此当时许多企业内工人甚多,生产很低。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当时的方针是首先发动工人,同时又团结改造职员。其方法是:首先使工人认清自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是企业主人翁的一分子,过去是为日寇、国民党资本家创造利润而劳动,现在则为人民大众、为自己而劳动;同时洗刷撤换了一些为非作恶、为工人痛恨的人员,并恰当地解决了工人与一部分职员之间的矛盾,因此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工人在生产中采取了负责的态度。由于工人群众劳动态度的改变,生产力提高,企业的进步,又由于恰当地解决了工人与一部分职员之间的矛盾,因此也达到了团结职员的目的。 今天看来,工人与原有职员在工作中的积极性,虽然有若干差别,但应该指出,职员,连同中、高级职员在内,他们的政治认识及工作积极性,两年来有了很大进步。进步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企业内工人群众的发动和我们团结职员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东北战局的我胜敌败,又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反动腐败、排斥东北职员的恶劣行为,有了充分暴露,因此打破了职员对国民党的幻想。因此,应该指出,今天职员的情绪与一两年前比较,大有区别;同时,国民党政府企业的职员经过两年的亲身体验,也认识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腐败。因此,在我新接收或将接收的企业中,也具备着团结改造旧职员的有利条件。 两年来,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个别企业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依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因此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也难改造教育旧职员,使生产力的提高与企业的改造受到了阻碍。“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的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依照现有经验,处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必须根据两点: 第一、工人是企业中基本的生产力量,但职员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了提高生产、改造企业,必须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并发扬两者的劳动热情与工作积极性。 第二、必须根据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企业内各种职员与工人之间的不同关系,恰如其分的给以解决,既提高工人觉悟和劳动热忱,又团结改造职员,达到员工团结、员工互助的目的。为此,我们对各种职员应依下列原则处理: 1、职员中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是下级职员以及既不是生产业务的管理人,也不是人事的管理人。他们之中有很多一部分,虽然具有一般旧知识分子的意识,看不起工人,但他们的劳动条件与生活状况是接近工人的。因此,对于下级职员应该团结,大体上应该和工人一样待遇;同时应用教育的方法改变其轻视工人的错误认识。 2、技术人员、工程师、专门家、技师,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我们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以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扬专长,为人民服务。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能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予鼓励。 3、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专门压迫工人的特务,矿山中专以额外剥削工人为职业的把头(不是一般工厂中的工头),这些人与一般职员不同,他们与工人的矛盾最深,他们是工人至为痛恨的。在人民企业中,决不允许特务分子和把头制度的存在,决不能让原来把头担任生产领导工作,其罪大恶极而工人要求法办者,应允许工人要求送交法庭惩办及追偿损失。 4、总务、庶务各部门的主持人员,他们之中有不少曾经仗势凌人、克扣工人、职员的配给薪资,并且以公济私,贪污自肥。他们占有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肥缺”的原因,常常不是由于业务技能,而是依靠特殊势力。洗刷撤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人,不仅是工人的要求,也合乎多数职员的愿望。对于克扣贪污为数重大者,应由企业与职工依法追偿。但洗刷、撤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主持人员时,必须把这些部门中未曾作恶的主持人员及非主持人员、下级职员加以区别,不应一律对待。 5、生产及业务管理人员,如铁路的站长、段长、科长、厂长、处长,矿山的坑长、矿长,工厂的科长、部长、厂长等等,这些职员是企业内的中、高级职员,并占中、高级职员的最大部分。在日伪时期,这些职位的职员的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八·一五”后,由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员;在国民党政府企业中,当我接收时,上级职员的几乎全体,及中级职员的一部,已被国民党军携走。所有这些日伪和国民党政府企业内留下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一方面,他们有专门或业务技能,有组织生产、组织业务的经验,他们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多数是日寇、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企业中或大或小兼管人事的生产及业务管理人员,他们管理的性质及方式虽然不同于把头、特务,但与工人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因此,对于这些人员的使用及他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的处理,必须谨慎而恰当。 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是在剥削压迫的基础上,倚靠一部分组织生产及业务的职员来管理工人,而这种管理,又不能不是官僚主义的方法,所以在生产及业务管理上所发生的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其形式上虽然是职员与工人的矛盾,但实质上是日寇、官僚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被接收而变为人民企业时,这种矛盾已不存在。但由于上述原因,对于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由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工人对管理人员的不满,其解决办法不应该是“流血斗争”或杀打职员;但忽视工人对管理人员的不满,也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阻碍工人的劳动热忱。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工人群众的批评与管理人员的自我批评、赔礼、道歉。以便最后达到团结的目的。 这些管理人员,一般虽有思想上和作风上的毛病,但他们的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是需要的,我们许多共产党员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这些人员中,除了少数高级职员,或因本身是官僚,或因在旧社会有特殊地位,不愿为人民服务,或因作恶过多为工人痛恨不能留用者外,其余凡愿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者,都应给以工作。其职务的分配应该照顾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使用其长;另一方面,如果不调离原来职务即将妨碍企业中必须的民主活动和工人的劳动热忱时,则必须调离原职,给以其他适当工作。凡管理人员在人民企业内工作积极又与工人合作、生产业务上获得成绩者,应受奖励。 (二)一般职员,即下级职员、技术人员、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和中级职员,他们的劳动态度及对工人的态度与管理方法必须改变。为了改造他们的劳动态度,必须使职员认识:国民党政权必亡,人民解放运动必成;国民党政府企业变为人民企业是企业性质的根本改变。过去是企业属于官僚资本家,因此一切劳动者是为少数官僚资本家创造财富;现在是企业属于人民大众,劳动是为人民大众,也为了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企业中,用人唯私,在人民企业中,用人唯贤;在旧社会中,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毫无充分发展的机会,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有无限发展的前途。为了改变职员对工人的态度,必须使职员认识:工人是企业中最大量、最重要的劳动者。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是以皮鞭和饥饿来强迫工人为日寇和官僚资本家创造利润,这不但不能使工人有自已的高度生产情绪,恰恰是造成工人反抗的根本原因;在人民企业中,一切劳动者都是企业的主人翁。生产、业务管理的进行,一方面须有企业规则(即厂规、店规);同时主要的依赖工人群众自觉的劳动纪律和维护劳动纪律的舆论。因此,在人民企业中,不应也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压迫的方法来管理,而必须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方法来管理。 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与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的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采用讨论、座谈会、研究班、训练班等方式。 (三)为适应经济建设及企业发展的需要,除原有生产之业务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必须进行思想与作风的改造及培养提高外,一切经济企业同时必须十分注意提拔优秀的工人、职员,培养成为新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四)过去接收的日伪企业中,已有一些“八、一五”前后加入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现在新接收的企业中,有更多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三青团在企业中曾实行大量吸收党员、团员和集体入党、入团的办法。许多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职员及工人,其入党、入团目的是为了保障职业;但其中确有若干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是特务分子,过去负有监视工人、职员的职务,当企业被我接收后,则隐蔽、埋伏,从事破坏活动。因此,我们的政策对于不同情况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应加区别;对于为保障职业而加入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应令其登记,并报告入党经过,在保证不参加破坏活动的条件下,给以工作;但在短期内不可担任重要职务。对于负责党务、国务的人员,则必须分清其是否特务分子而决定去留。对于隐蔽的特务分子,则必须提高警惕,从企业中清除出去。 (五)解决工人与职员在生产、业务管理方面旧有矛盾,改变旧的管理方法之后,在人民企业内,依然必须有人民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与代表人民和国家的管理人员;否则,组织生产、组织业务是不可能的。管理人员中有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有新提升的工人、职员,但其中有许多是旧的管理人员,这些旧的管理人员,当着他们忠于业务、依照企业规则执行职务上的管理时,其所属的工人和职员,包括其所属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在内,必须服从。 (新华社东北四日电)

2. 北满四大公营矿区 突破困难恢复生产 走向有计划有组织大量发展

第2版()专栏: 北满四大公营矿区 突破困难恢复生产 走向有计划有组织大量发展 【新华社东北三日电】北满四大公营矿区两年来恢复生产的成绩卓著,正走向有组织有计划大量发展的新时期。今年四个矿区将争取产煤五百万吨。现各矿生产率已平均达每人每日产零点五吨,超过伪满时代零点三吨的三分之二;生产量方面,第二矿区已首先达到了“八一五”解放前的水平。四矿工人数目则较解放时已增加一倍多,出勤率(厂矿工人总数与实际上工人数的比率)在伪满时平均最高是百分之六十五,现在各矿则平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第一矿区则达百分之八十九。煤质方面,由于各矿领导部门装修机器及其他设备,并进行研究与检查的结果,煤内所含灰分已由过去的百分之三十减少至百分之十七。焦煤生产不仅超过原定任务(如第二矿区超过任务百分之一百七十六),且将炭内石头选出,炭皆用水洗过,色泽银白,每斤可熔生铁五斤以上。 恢复工作最艰巨成绩也最突出的是第三矿区第一矿。该矿解放时,遭国民党军破坏,损失最重。在全体员工的艰辛努力下,扫除马机道积泥和石头三九四八立方米;抽水三千余万立方米,修理各种机器九十余台,恢复和建筑电力、机械、翻砂、火锯等四个工厂,修建运煤铁路万米,修整煤车二八三九个,恢复气道、暖气管等七千八百余米,新架各种电线三万九千余米,并开始建立了工人医务所、图书馆及职工子弟学校以及澡堂理发店等。按全东北煤炭蕴藏量达二百万万吨以上,原有煤矿四十余个,现除抚顺、本溪等地六个矿以外,其余均归解放区所有。

3. 东北第二电力区发电量激增 负责人员深入职工了解实际 上下一心提高技术发展生产

第2版()专栏: 东北第二电力区发电量激增 负责人员深入职工了解实际 上下一心提高技术发展生产 【新华社东北三日电】东北解放区第二电力区第二电力局,发动行政、工会、支部及技术负责人员分别深入职工,了解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及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具体指导和及时解决;并正确提拔新干部,在工人中提拔了副厂长一名,科长三名,股长、班长及行政干部等四十余名。因此,职工劳动热忱、技术普遍提高,半年来发电量较去年同一时期增加三倍,较去年全年则提高百分之九十。材料的使用,由于很好的实行了经费预算制度,全局五个月内共节省煤一千五百吨。铁工厂等部门使用材料均较去年节省约三分之一。职工们并积极搜集破旧材料,制造代用品,半年中节约经费三万万元。此外私人自动献出的器材亦达万余斤。职工会工作半年来也得到很大发展,会员增加五倍以上,占全体职工百分之七十八强。职工福利大大加强,现已成立医务所、职工子弟学校及职工夜校,并组织职工合作社、单身职工食堂,保证了职工的衣食住等问题。该区第一电力局半年来发电量亦较去年全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发电设备容量增加近一倍,送电线路延长一万九千余米。新增电力大部用于发展工商业,如电力设备容量中,动力即占百分之八十二点六,电灯占百分之十六点九,半年来动力用户使用量已增加三分之二。全局职工工作热忱极高,半年来除完成原定修建计划外,并修好三千三百伏特的变压器九十三台,二万二千伏特的变压器两台。另在集体研究中完成了水车发电机、水压调整机等的试验。这种试验,在过去不仅工人中没人见过,就连技术人员也没有完全亲手做过。但由于发挥了全厂上下的力量,大家动手,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任务。

4. 蒋匪在潍坊时期霸占民营工厂 民主政府发还原主

第2版()专栏: 蒋匪在潍坊时期霸占民营工厂 民主政府发还原主 【新华社华东二十四日电】潍(县)坊(子)特别市民主政府,发还蒋匪盘踞期间所强占的民营厂商的大批机器厂房等资材,据华东财经办事处物资处理委员会工矿部六月九日公布,共计已发还二十五家厂商,重要物资一百五十余件(其中以机械铁工厂为最多)。发还机器中有马达六部,旋床四部,六点六千瓦发电机及十五马力柴油机各一部,厂房四十三间,另有其他大批工具、家具、物资等。 蒋匪盘踞潍坊时,曾以强借、低价强买与直接霸占等方式任意掠夺各厂。如东莱造纸厂刚筹办完好准备开工,就被蒋匪联勤总部兵工署第四十四兵工厂游动修理第二大队全部霸占。蚨丰、民光两铁工厂因蒋匪捐税奇重,被迫歇业时,即被蒋匪假“号”房子为名,连同厂房、器材,全部霸占。各厂商虽曾一再向蒋匪提出申诉,但蒋匪皆以“现在是总动员时期,不管你人力、物力、财力,国家要,你就得给!”为辞,拒绝退还。被蒋匪霸占的机器物资,皆耗损极大。如蚨丰厂原有拉动大轴的皮带二十余根,现仅剩一根是完好的。 潍坊解放后,工矿部即在工业界座谈会上一再宣布,“凡系蒋匪霸占的民营企业坚决发还”的政策,并通告各民营厂商迅速具报以便发还。但由于过去日寇投降后一般厂商向蒋匪索回日寇霸占之机器资材时,皆被蒋匪加上“汉奸嫌疑”的罪名,同时蒋匪所强借霸占之物资,从来是有去无还,被掠夺者早已绝望无心过问,故在宣布发还之初,反引起一般厂商疑惑不决,具报者无几。五月中旬政府首先发还谭作春被蒋匪保一师制弹所强占之房屋十六间及各种资财等以后,一般厂商疑虑顿释,具报者乃日益增多。截至五月底,工矿部即将三年来蒋匪强借霸占之私人物资,初步发还完毕。在发还中,手续极为简便迅速。首由厂商自报,提出证据,经政府调查属实,即行发还。自具报至发还一般仅需三天至一星期。因此此次仅三星期即将初步发还手续全部结束。发还中亦有少数企图假报、多报者,政府除予以揭发和批评外,对确属其私人部分亦予全部发还。 各厂商领回物资后,均兴奋异常。都说:“国民党来了霸占,共产党来了发还,真是变了世道了!”天成、德丰、孙桐、德盛泰等铁工厂及三光电料行、信丰染印公司等厂商,特在新潍坊报上联名登报鸣谢。现各厂商正积极复工中。 又讯:潍坊市最近又有八家铁工厂及六家翻砂厂全部复工。总计全市已复业之铁工厂、翻砂厂共达廿七家。前已复工之十三家机械铁工厂,月余来已制出大批切烟机、轧豆机,水车、弹花机、大车轴等,成交额达三千五百八十万元北币,推销于惠民、利津、平度、诸城、莒县、安邱、掖县、沂水等地。该市华丰铁工厂现正积极筹备制造棉子剥皮机。该厂战前出产之此种机器,每部可日剥棉子一万斤以上。规模最大之颜料制造厂裕鲁颜料公司战前出品畅销全国各地,现经月余努力修整,已于上月二十三日开工生产。厂方刻正设法添购机器。采办原料,扩大生产。

5. 蒋匪统治下苛捐杂税多 门头沟民营煤窑倒闭了五百多家

第2版()专栏: 蒋匪统治下苛捐杂税多 门头沟民营煤窑倒闭了五百多家 【察哈尔电】华北著名煤矿之一的门头沟,在蒋匪统治压榨下,煤窑纷纷倒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门头沟原有大小煤窑六百多座,现仅余三十多家勉强开工,其他五百多家均因不堪苛捐杂税的压榨,官僚资本的排挤及物价飞速上涨而先后倒闭。宏顺矿是全门头沟较大的一个,蒋匪曾向该矿讹索黄金一百两,派壮丁二十五人,每天向该矿要民夫十八个(蒋匪规定每个壮丁可以三千万到七千万蒋币代替,每个民夫以十七万蒋币代替)。匪军一营经常驻在该矿坐吃,并将矿上所有木料拿去修了工事。该矿不堪压榨,被迫关门歇业。现仅有蒋家匪帮开设的中英矿在门头沟独自称霸,其他仅余的私营煤窑均叫苦连天。东辛房××窑窑主说:“我那个窑一昼夜共出煤十二、三吨,去年一年出兵出捐就花去五千五百多万元(蒋币,下同),这次又要六个壮丁,得用三万万元去代替,这样卖了孩子老婆也不够。开吧,贴不起!不开,又不让。真是老蒋不打倒,谁也好不了。” 当地群众在匪徒控制下完全失去了自由。自五月十二日开始,妇女们被逼到各街站岗,检查行人。人民行动必须带有“国民身份证”、“通行证”、“劳工证”、“难民证”等,没有的随时可能被逮捕。每到地里作活得花五千元买一个通行证,出村的通行证得一万元。无止境的抓丁更造成人民的恐怖和不安。从六月一日开始,蒋匪又向每甲要兵一名,不交人就交钱,每个人是三千万到七千五百万元。老百姓刚交齐了第一次,第二次又派下来了,结果闹得群众人财两空。不少外村来下煤窑的工人,多被特务出卖,三天中就有三百五十人被抓到集中营。

6. 日货倾销威胁香港工业 港工业界起而反对

第2版()专栏: 日货倾销威胁香港工业 港工业界起而反对 【新华社陕北四日电】香港工业及其南洋市场,正面临日货倾销之严重威胁。据五月二十三日上海申报载香港通讯称:“由于日货大量倾销的结果,香港各工厂大受影响,过去数月间因无法竞争被迫停业的绵织厂,竟达七十一家,占香港工厂总数九百八十八家的十四分之一弱。”该通讯引据香港官方材料称:今年第一季香港对日贸易入超已达四百三十万美元之巨,日货并冒充美货运港,港政府批准从事对日贸易的商行已由十余家增至四十余家。另据香港华商报消息:香港手织机业被迫停工者至六月底已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大工厂如锦纶、源兴等二十余家近亦宣告闭厂。此外,由于日本电灯泡源源输港,港九原有较大之电灯泡工厂二十家中,被迫停业者已有十二家,倒闭清盘者二家,准备出让者三家。自今年五月以来香港工业界即掀起紧张之反对日货倾销运动,五月十三日华商报曾描述香港工商界反日情形称:“其紧张情形,几若当年抵制日货前夕”。香港妇女织工总会又于六月二十一日召开大会,到会八百余人,一致认为日货又行倾销侵略远东为美国扶日政策之结果,当决议反对美帝国主义此种罪恶政策。

7. 洛阳工商业大发展 国民党统治时只有五百多户 现在已达一千九百二十三户

第2版()专栏: 洛阳工商业大发展 国民党统治时只有五百多户 现在已达一千九百二十三户 【新华社中原二日电】洛阳工商业已日渐恢复。据六月初旬不完全统计:商店复业者已达一千三百三十三户,手工业作坊恢复五百九十户,自国民党统治区各地返洛经营工商业者则达四百二十余户。而去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市工商业仅有五百余户,旧历春节后,更大批倒闭停业。各种必需品工商业现皆激增。肥皂工业较去春增加三十七户。土布业在国民党统治时只三户,现增至二十八户。粮业过去二十八户,现为六十六户。山货业较去春增加四十户左右。煤业由十二户增至四十六户。

8. 四平街民主政府 减轻营业税发放贷款 帮助工商业恢复元气

第2版()专栏: 四平街民主政府 减轻营业税发放贷款 帮助工商业恢复元气 【新华社东北一日电】解放四个多月的四平街,各种建设工作蒸蒸日上。该市解放后,民主政府即坚决执行保护工商业政策,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营业税。为照顾工商业受国民党统治摧残过重,并免征本年度上半年营业税额五亿元,另贷款一亿五千万元,以帮助迅速恢复元气,和鼓励发展。此外,民主政府又努力恢复交通和电力供应,尽量使工商业获得恢复和发展的便利条件。因此四个多月来,工商业发展极为迅速。目前全市已共有工商业一千六百五十四户,较国民党统治时最盛时期的一千三百户还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其中私营机械工厂共有二十三户,较伪满时增加了三倍。学校教育,该市除合并原有各中学成立辽北省立第十中学外,并恢复助产学校一所及小学十余所,创办辽北学院及辽北军区卫生学院各一所。现全市学生共有六千四百余名。市政建设也有很大成绩。恢复了交通邮电和保护了水电的供应。五月三日修复铁路后,煤源畅通,全市燃料问题完全解决。自来水也早已恢复,每日送水量一百八十吨。现正继续扩大与修复水电设备中。

9. 潍坊生产建设迅速恢复 四千工人复业

第2版()专栏: 潍坊生产建设迅速恢复 四千工人复业 【新华社华东二日电】潍坊市各种生产建设迅速恢复,各业工人纷纷就业。该市四十七行手工业中,原有工人四三四九名,现已复工者有三、九二○名。其中铁匠业因农民纷纷入城采购农具,出品供不应求,营业极为活跃,故原有之五百名铁匠工人有四百九十八名就业。木瓦工人原有七七三名,因各厂铺纷纷修建被国民党军烧毁的建筑,或新盖厂铺房屋,已有七五九名就业。运输工人全市原有一六七七名(包括人力车、小车、地排车、大粪工人)复业者已有一六三八名。许多人力车夫将洋车改为拖车,向四乡运出煤、盐、大粪、烟草,换回粮食、木料、蔬菜等,每人每日平均收入颇丰。上述各业在恢复中,民主政府曾发放小本贷款一亿元,帮助解决资金、工具、原料等困难。